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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理论转变论文 篇1：
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发展方式转变理论比较
摘 要：经济增长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在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理论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而经过一百多年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检验与洗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和解释力。
关键词：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一、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
从经济增长研究的出发点来看，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是为了关注人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是为了关注物的不断创生。
马克思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其关注点是价值创造能力的不断提高，是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及其背后人的不断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以其宗旨和主题也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1]。在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如果国民生产是C+V+M，那么剩余价值（M）就是国民生产中超过预支的增加部分。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围绕着这一增加部分的实质以及现实生产中资本家是如何提高生产这一增加部分展开论述的：其劳动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性质；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则分析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由此不难看出，对剩余价值的关注贯穿着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始终，而M作为完全由工人阶级的活劳动创造出来的，其经济增长理论以人的发展和自由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不难理解了。
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资源配置能力与效率的不断提高，是价值增值和利润创造。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增长理论，西方经济学在200多年间围绕着经济增长机制、源泉、动力和结果等问题展开研究。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大卫·李嘉图（1817）、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等奠定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弗兰克·拉姆齐（1928），此后哈罗德（1939、1948）、多马（1947）、索洛（1956）、斯旺（1956）、罗默（1986）、卢卡斯（1988）等人都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但这些经济学家大都集中于对经济增长数量的研究，而忽视了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即使是由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Uzawa，H）提出的，由阿罗（Arrow，K.J）、卢卡斯（Lucas，R）、杨小凯（Yang，X.K）、博兰德（Borland，J）、贝克尔（Backer，G）等经济学家发展并不断完善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2]，也只是将人作为一种用于配置的、能因“干中学”而不断增值的、有益于经济增长的资本和要素，而不是将其作为经济发展本身的出发点和目的。在这之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才开始反思“增长是否有意义”的命题，其中马耶夫（1997）、阿玛蒂亚·森（1998）、托马斯（2000）、罗伯特·巴罗（2002）等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他们的研究和马克思“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研究，从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上仍有一定差距。
二、研究方法不同
第一，动静态分析方法的异同。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把静态分析动态化、短期分析长期化并建立了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具体来说，这种研究方法是在马克思经济学扩大再生产理论中实现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假定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第I部类要求第II部类在满足第I部类扩大再生产所需消费资料的前提下进行积累，从而实现第II部类的扩大再生产。这种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条件下的分析实际就是静态分析方法。后来列宁把伴随技术进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引入扩大再生产理论，得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最快的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这种分析方法实际就是动态分析法。西方经济学家在半个世纪之后，才从马克思那里受到启示，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经历了从凯恩斯的静态分析到哈罗德-多马动态分析的变化，而新古典经济学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也采用了动态分析方法。
第二，研究微观基础不同。马克思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微观基础是价值，即从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两方面进行分析。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完全以价格为微观基础。马克思经济学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和价格，而西方经济学虽然区分了效用和均衡价格，但是却没有对价值与价格进行区分，把二者混为一谈，导致其研究经济增长模型时，只研究价格和总量问题，而不研究实物替换和结构转换问题[3]。
第三，对经济增长中经济主体的划分方法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方法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阶级分析法，他将整个社会人群分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工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工人进行生产活动，获取（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完成利润获取，实现经济增长；而工人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拥有双重自由，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而获得工资，以维持生存。而西方经济学不采用阶级分析，其主流派别也不承认阶级的存在，而是从个人、企业、政府三个经济主体的角度出发分析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经济问题，其前提是这三个主体在市场中是平等的。这样，西方经济学就用一种看似最平等的方式掩盖了阶级的存在，掩盖了市场中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将其经济增长研究引向物的创生、技术的进步等具体问题，而逃脱了对人的关怀。
三、研究内容不同
（一）经济增长来源不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劳动价值论”，这也是马克思经济学一切分析的逻辑起点。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厂房、机器、土地等要素只是作为生产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参与价值生产过程，它并不创造价值，更不会创造剩余价值。进一步，马克思还定义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认为劳动是经济生产中唯一的可变资本，具有一次投入、一次使用、通过商品销售一次性回收等特点。在资本生产公式C+V+M中，马克思认为其中的V是由资本家提供的，但是劳动力在随后的生产中不但创造了这部分V返还给资本家，还多创造了被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M。而资本家又通过把这剥削来的M的一部分继续投入到下一周期的生产中去，生产出更多的M，这样周而复始，不断循环，资本不断积累，价值不断增值，经济随之不断膨胀、增长。由此，马克思认为经济的不断扩张最终是归因于劳动者的劳动，唯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即劳动力要素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来源。
（三）对经济增长是否会引致经济危机的观点不同
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的分歧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与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的分歧上。马克思研究经济危机理论是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西方经济周期理论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出发，研究经济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企图寻找减少波动的方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源于其基本制度矛盾，不可避免；西方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周期来源于市场经济的传导机制出现错误，通过宏观调控可以缓解。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虽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篇章系统阐述经济危机理论，但我们如果将《资本论》三卷的相关内容加以综合，就可以得出一个完整而且自成系统的经济危机理论。胡钧等[6]也明确反对那种认为马克思没有系统全面经济危机理论的看法。下面就从《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总结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第一，《资本论》（第一卷）中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论述从分析商品流通形式开始。当物物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后，买卖在空间和时间上发生断层，使危机的产生有了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7]135-136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可能性才能转化为现实。在支付信用发达、经济运动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货币支付手段的矛盾使危机的可能性进一步向现实转化。“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7]161。一方面，在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只是观念上的价值尺度，即不需要现实的货币，可以采用各种观念的价值符号形式；另一方面，在实际支付时，人们又需要实实在在的货币。一旦有一个或几个债务人不能如期支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一系列支付不能实现，进而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破坏，引发经济危机。第二，《资本论》（第二卷）中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在分析资本流通过程的第二卷，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可以从两大部类生产的比例失调以及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消费和资本积累的比例失调得到说明。他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证明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两大部类必须保持一定比例，但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两大部类的比例并不协调，其结果只能是经常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发生。第三，《资本论》（第三卷）中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在阐述资本总流通过程的《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扩大和价值增值之间的矛盾冲突，指出这种大规模生产进行的两个条件：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最终，利润率趋于下降会“扰乱资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现有关系，从而引起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8]。
同时，此次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佐证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一是依赖扩大信贷消费延缓危机的特征对马克思关于危机形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二是危机起爆于虚拟经济领域并向实体经济领域传递的特征对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三是国家主动救市干预的特征对马克思关于危机应对和政府干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四是危机冲破意识形态和制度界限全球蔓延的特征对马克思关于危机后果（危机扩散）理论的丰富和发展[9]。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受阶级局限性的影响，实证分析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而其规范分析的结果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通过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达到供求平衡，从而可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西方经济学从最早的萨伊，到现在的主流学派如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等或不承认经济危机的存在，或不认为经济危机会对资本主义制度有本质性的影响。他们只是用中性的，不带有价值判断的经济周期、经济波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经济的“起落”现象。第一，以萨伊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不承认经济危机的存在。萨伊认为生产物是由生产物购买的，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10]142。萨伊根据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货币只是流通工具的说法，认为：“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10]144。这便是萨伊的销售原理。据此原理，萨伊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个卖主同时就是其他商品的买主，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从而供给一定等于需求。同时，当时已经存在的商品滞销现象又使得萨伊承认供需之间会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只发生在个别商品生产部门中，他认为一种货物过剩是因为它的生产过多或是别的产品生产过少。同样，李嘉图等也不承认经济危机的存在。第二，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也不承认经济危机的存在。新古典主义认为经济波动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的证明，而是个人最优化决策的产物，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在宏观上的表现形式。政府不应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经济波动，这类政策不仅不可能达到所期望的政策目标，甚至会加剧经济的波动，从而减少社会的福利[11]。凯恩斯主义试图用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他们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消费落后于生产，即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这是因为消费倾向的波动、流动性偏好，特别是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于是凯恩斯主义就用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来说明有效不足。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试图为价格黏性寻找微观基础，他们用菜单成本理论、近似理性模型等解释了价格保持不变的原因，并以价格黏性为基础论述了经济波动[12]。第三，新自由主义直接导致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最近发生的以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倒闭为开端的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而成为一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证实了危机的真实存在。危机所至国家和地区，国民财富严重缩水，实体经济大幅衰退。而导致这场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曾经为医治20世纪70年代“滞胀”做出贡献的“新自由主义”的误导所使然。①具体来说，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狭义新自由主义②对于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小政府和去政府论”、“私有产权有效论”和“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论”这三大“去政府”的理论主张与政策取向，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不无关系，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13]。
（四）对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识不同
第一，对经济增长中制度的认识不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制度更多地体现生产关系含义。制度在马克思经济学那里是经济增长对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具体形式或体制所做出的一种确认，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生产关系。在制度选择中，社会生产关系的选择对经济增长最为重要。马克思认为人类自身的发展只有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完全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之后，社会生产关系才能达到最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而也就最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二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方式。具体是指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在其所有者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14]。这种结合的任何一种社会方式对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增长都有一个从适应到不适应的变化过程，当这种结合不再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时，生产力将对其做出再次选择或调整，以一种新的结合方式来代替它原有的形式。
在西方经济学中，制度更多地体现规则的含义。西方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规定人们选择空间和相互关系、制约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它由非正式规则（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和正式规则（法律、法规、契约等）构成。他们对制度的定义比较宽泛，在其分析框架里，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脱离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现象。
第二，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同。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经济）的发展才是制度变化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框架内，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制度变化的原因。他认为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达到极端对抗时，新生产力的代表就必然会利用暴力这种形式来解决这些矛盾，为生产力的发展找到一种合适的社会形式。另一方面，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不同社会方式对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和研究了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几种不同的社会方式，并对未来社会做了预测：只有未来“自由人的联合”同生产资料的结合这种社会方式才最适合生产力的本性，因而也最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西方经济学如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在于制度系统，制度是生产力系统中的一个内生变量。这一思想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在诺斯的体系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因素中，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发展是制度变化的结果，如果没有制度的演变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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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迎秋.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反思[J].经济研究，2009（11）：12-21.
[1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4.
作者：胡若楠
马克思理论转变论文 篇2：
马克思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理论的模型及其分析
摘要：根据马克思有关思想建立增长方式转变理论模型，两种增长方式的界限可以通过一般产量或收入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之间比值及余值衡量或计量。而决定这种比值或余值的因素是固定资本投资时滞决定的投资乘数和加速系数的相互作用。投资乘数逐渐高于加速系数的过程，就是由商品市场价值下降和实际工资率提高决定的技术进步、固定资本更新的过程。
关键词：增长比值；增长余值；乘数与加速系数比例；市场价值；实际工资率
文献标识码：A
作者：李广平 高 园
马克思理论转变论文 篇3：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对我国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
摘 要：马克思在其重要著作《资本论》中，对社会再生产理论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虽然这一理论是一百多年前，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所提出的，但理论中所包含的一般社会再生产规律却完全符合大生产的条件，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状况，并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本文在紧密结合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十八大提出的有关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从而得出从理论到实践的启示。
关键词：社会再生产、创新、经济发展方式
一、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论述
（一）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综述
关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知网上，截止到2013年5月，按照关键词搜索，共有48篇文章。这一理论的前期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在农业产业化方面的推动和指导作用入手，继而延伸到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及资源环境协调统一等领域。
关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目前的主要观点包括：其一，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社会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生产规模下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规律；其二，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社会总资本T=C+V。其中C表示不变资本，V表示可变资本。技术的投入溶入两者之中，其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其三，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过程就是包括产品直接生产过程，到产品出卖结束的流通过程。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还指出：“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
围绕这些观点，目前已解决了很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提出了治理有效需求不足的两个建议：保持结构均衡和总量均衡同样重要；要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来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以刺激消费。同时分析出影响投资率大小的因素，并从多方面解决了我国投资率过高的问题。在农业产业化方面，我国借鉴和总结国内外成功经验，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基本原理更好地运用和体现在农业部门。
（二）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相关概念简述
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马克思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划分是以其规模作为标准的。简单地说，只用作消费资金，在周期内被消耗掉的称为简单再生产，而在周期内没被完全消耗，有剩余价值继续作为资本的，称为扩大再生产。
外延性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这两个概念是扩大再生产的两种不同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曾指出：“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内涵上扩大。”一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并不会单纯地只采取外延型或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而是要将二者其中一种为主，另一种为辅，进而谋求发展。
（三）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再研究
通过研究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相关的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和实践问题相联系方面，很多专家学者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随着中共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有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被着重提出，这让我们看到了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创新才是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因素。因此，本文将从深入探究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的再生产类型入手，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提出了新的观点。
二、我国倡导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依据
（一）劳动力供给不足使创新驱动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第一个特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也释放出了巨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有劳动力无限供给，有人口红利，以劳动力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发展是可行的，是廉价的，在这个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无必要也无法实现。
但是，目前我国的劳动力的供给状况正呈现着很大的转变，即劳动力供给不足现象日趋显。首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3%，较2000年上升了近3%，而0～14岁人口占比为16.6%，较1990年下降了11.19%。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以后进入零增长并开始下降。届时，我国的人口红利将变为人口负债，生产要素结构将发生变化，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其次，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证明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终结的趋势。2000年以来，城市劳动力市场每年都经历着两位数的工资上涨，这不仅发生在垄断行业，也发生在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制造业等行业。虽然有滞后反应，但农民工的工资也有了相应提高，2003年农民工工资提高了0.7%，2004年提高了2.8%，2005年提高了6.5%，2006年提高了11.5%，2007年提高了20%。因此，近几年我国很多城市出现的农民工短缺不是暂时现象，反映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即将终结的客观形势。
（二）充足的资本使创新驱动有了强大的物质准备。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虽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资本对于我国来说，已不再是稀缺资源。目前，我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多年来我国的储蓄率始终保持在40%左右。而我国在出口大量商品的同时，还不断输出储蓄和资本，最近几年我国的资本净流出每年平均在4000亿美元左右，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截至2011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一大债权国。
资本不再稀缺，说明了我国的资本积累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经济实力大幅增强，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将使得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大大增强。同时，资本不再稀缺暗示着需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的第二产业的比重在下降，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之，资本不再是稀缺资源使创新驱动有了强大的物质准备。
三、我国推进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重视的问题
（一）调整投资政策、投资机制和投资结构，更有效地为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服务
扩大再生产有赖投资，因此，从外延型为主转向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必须在投资政策上有根本的调整，并建立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投资机制。在保证重大项目投资比重的前提下，提高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资比重，进而把技术改造作为投资的重点，形成优化的投资结构，才能提高投资效益。同样，对经济项目的审定，不仅要重视其经济上的合理性，更要重视其科学技术上的先进性和适用性。
（二）加强和改进技术引进工作，更好地促进企业本身的创新技术改造
本着自力更生原则，我们应对现有的针对技术原则进行加强和改进。目前，国内企业盲目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生搬硬套，忽略自身科技创新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首先，加强技术引进的规划和审查，减少重复引进，制止引进落后的、御扶的技术迫在眉睫；其次，在技术引进后，要搞好消化、吸收和仿制、移植、创新工作，积极与国内的科技新成果相结合，逐步建立有自己特色的技术体系，并贯穿到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中去。最后，我们也要注重自主创新的环节。目前国家设立了许多科学创新及科学贡献奖项，也是基于鼓励创新这一出发点，因此，国内技术的自主创新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赋予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实力
在宏观调控的前提之下，国家应为企业创造一个竞争环境，优胜劣汰，使企业有通过技术改造来增强竟争能力的积极性，并把通过技术改造而提高的经济效益与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同时，使企业在掌握生产经营自主权时，对技术改造有较大的自主权，可能运用自有的人财物力，自主地进行技术改造，尽量减少这方面的外来千预，充分发挥企业自我改造的主动性。
（四）提高全民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质量
在创新驱动阶段，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趋于减弱，因而劳动力质量的重要程度越来越高。受过多年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可以成倍地提高生产效率，其劳动力质量几倍于普通劳动力。不仅如此，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其带来管理和技术创新的潜能就越大，因此，西方国家经常用人力资本投入来指代劳动力质量据估计，美国的人力资本大约为50万亿美元，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时间约为14年；我国的平均受教育时间为8.5年，接近美国上世纪初的记录。美国每年用于教育的支出约为1.5万亿美元，教育行业提供的就业超过全部就业的10%；我国每年的教育支出约为1.5万亿人民币，教育行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全社会的3%左右。日本从1947年开始教育立法，其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均等化的重视程度值得借鉴。如日本法律规定，全国的学校硬件投入和师资力量要尽可能统一，东京、大阪等中心城市最好的小学人均经费不能超过最偏远地区小学人均经费的2倍；老师在同一个学校任职最多5年，使最好的师资得以在不同地区流动。对照美国和日本，为迎接创新驱动时代的到来，我国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和制度安排都亟待改进。
四、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对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
（一）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对我国经济建设方针政策的启示
早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文件中，我国就已经提出了关于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其中要认真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坚决把建设重点切实转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走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路子”；提出了经济建设的主要方针，第五条是“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运用先进技术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略布局和方针，是针对长期以来停留于外延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局面，转向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准备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的重要理论指导。
（二）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对我国经济转型方向的启示
在“十二五”时期，我国进一步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将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指导思想。过去的30多年，在廉价的生产要素投入驱动下，我国经济主要依靠生产规模驱动来实现经济增长，通过加大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以低成本劳动力供应、高储蓄率支撑的资本来源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了比较优势。人均GDP水平在2010年已经达到44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显然难以长期持续。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即将终结，我国也开始进入了经济的转型时期。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依靠生产规模驱动经济发展的方式也必然发生变化，从而转向依靠创新驱动。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论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也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报告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过去企业所熟悉的投资驱动、规模扩张等发展模式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劳动力、资源、环境成本有都在提高，导致了旧的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单纯依靠规模扩张推动的发展有可能产生产能过剩，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中国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虽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但其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一般经济规律，抽掉资本主义本质，其一般的再生产原理同样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再生产，尤其是对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有着重要启示，是我国实践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起点和前进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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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社会在生产理论与推行农业产业化的理论思考》一文.
[4]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背景：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5]蔡昉《“刘易斯转折点”近在眼前》.《中国社会保障》2007（5）.
[6]李民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视野，2012（2）.
作者：谷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