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国际货币的政治经济学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由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相关货币观点剖析了货币的本质和根源，并揭示出货币自身矛盾运动规律及一系列后果，但以发展的眼光看，如今很有必要与时俱进。文章紧密结合现实世界的变化发展和客观状况，通过梳理货币发展历史相关资料，尝试采取科学性论证说明与中外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创新思考，进而探索有关货币形态、货币属性等若干货币基础理论问题的规律性认识。
国际货币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篇1：
学术观点
焦点
中国可持续发展模式
国际经济学会（IEA）圆桌会议“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等承办
伦敦经济学院副教授许成钢认为，中国的体制是经济上高度地方分权的体制，这创造了地区间竞争的巨大激励，促进了以地区为基础的改革实验或制度实验。但该体制推进改革的重要条件，是上级对下级考核指标的单一性和明确性。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增长不再是惟一目标，现行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激励机制就可能掣肘可持续发展。目前突出的土地产权、环保、地区差异、贫富分化等问题均与此相关。
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指标必须根据地方承担的新角色重新界定。需要调整地方政府的角色，兼顾社会保障、环保等。但许多角色相互间固有的深刻矛盾，使得设计从上至下的激励机制极其困难。因此，加强地方政府向辖区人民直接负责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与会者普遍认为，民粹倾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经济发展初期，一定的威权可以克服民粹倾向，也可以增强决策和执行力，从而启动经济发展。同时为了保障社会稳定，一定的补助性社会政策是必需的。
经济发展后，则须允许更多的社会参与，惟此才能防止特定利益集团对经济有过大影响。东亚、拉美、印度的经验都说明了这一点。
宏观
资本流入决定因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2007年9月24日
有一种普遍看法是，就中期而言，除了强劲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之外，如果国内金融市场运作良好，将会鼓励资本流入和降低资本流量的波动性。对一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1977 年至2006 年期间资本流入的考察显示，决定资本流入量和波动性的决定性因素，包括股市发展程度、市场流动性及金融开放度等。股市流动性和金融开放度对资本流入水平有正面影响。而随着金融开放度提高，资本流入量的波动将减弱。
此外，对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考察表明，很难找到一套统一的金融政策来协助处理资本流入问题。大体而言，如采取多项政策鼓励中期金融市场发展，包括建立良好的监管体系，提高透明度，改善体制质量，改进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而仅采取治标不治本的短期办法，则不能减弱资本突然外流的后果，使金融体系免遭破坏。
政策
中国扶贫政策亟需调整
“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07年9月25日
中国原有以维持生存为基本出发点的农村贫困线，已不足以反映农村居民在发展自身能力方面，主要是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基本需要，应研究并建立包括医疗和教育基本需要在内的有别于“生存贫困线”的“发展贫困线”。
开发式扶贫政策应更多从生产性开发转向人力资本开发，通过教育、就业培训、健康保障等措施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应在反贫困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中国当前扶贫工作采取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协调下的多部门协作机制，这种方式在资源动员上比较有效，但在资金和项目的管理上部门间的协作不足。今后应改善扶贫工作中的政府治理，可考虑把分散在政府各部门的扶贫资源整合起来统一规划、统一使用。
（详见《财经》网络版www.caijing.com.cn“每日特稿”）
金融
次贷并非金融危机肇因
復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等
“次级债风波与现代金融风险”
《比较》第32辑
次级按揭贷款模式并非当前金融风波的始作俑者。事实上，是金融中介机构在开展消费者信贷这一现代化金融业务时遇到的过度竞争和标准化的风险定价方法，使得它们无法根据消费者差异化的特征来制定出正确的风险价格，从而导致过度的贷款扩张行为，埋下金融风波的种子。监管部门虽然在风险管理理念上已经发生变化，但缺乏很好的事前监管方法，只能通过事后贷款机构财务状况的好坏来加以判断。此外，信用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很容易扩散到衍生品市场，形成十分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问题在于，监管当局如何要求市场参与者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令其有义务解释衍生品收益和风险形成的机理，并应尽快设计出一套有效激励机制来事前约束这一特殊信贷市场中金融创新所可能伴随的道德风险。否则，现代金融业务深化过程中，全球性金融危机就很难避免。
国际货币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篇2：
货币历史演变轨迹的若干规律性及其创新探索
摘要：由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相关货币观点剖析了货币的本质和根源，并揭示出货币自身矛盾运动规律及一系列后果，但以发展的眼光看，如今很有必要与时俱进。文章紧密结合现实世界的变化发展和客观状况，通过梳理货币发展历史相关资料，尝试采取科学性论证说明与中外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创新思考，进而探索有关货币形态、货币属性等若干货币基础理论问题的规律性认识。
关键词：货币；金银；货币历史；规律；创新
在我国货币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货币天然是金银”观点颇具代表性，作为经典的货币观，长期为学界所推崇。笔者认为，“货币天然是金银”或黄金是“金钱的唯一代言人”（寇玉琪，2013）的理论观点确有一定道理，但结合史实与逻辑分析，将货币的天然形态与具体的金银历史性固定起来，值得反思和商榷。现实而言，鉴于仅仅“金银”二字尚不足以充分体现出货币本身“天然”具备的社会公信力或是价值性归属，在当代有必要进一步结合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吸取有关货币思想的合理内核，对传统货币认识加以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以更好适应历史变化与正确反映客观事实。
根据经典货币理论，货币是一个历史范畴，当一般等价物固定在金银等贵重金属身上，代表了一定价值的货币就产生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材料必须具有以下特征之一或全部，即体积小、价值大、便于携带；色泽美丽，不锈不烂，易于保存；易于分割；易于保持价值稳定；产量供给充足。中国历史上以金属为币材者有铜、铁、铅、金、银等。尤其是黄金，因其“天然货币”材料之故，充当货币最合适。马克思多次提到他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作为货币商品的黄金。在马克思的时代，国内流通手段由贵金属货币、金属辅币与纸币共同承担，他对货币的理解建立在金属货币制度的基础上，认为货币自身应该是商品，从所处的当时社会背景及其对欧洲国家货币发展轨迹的理性思考，进而得出金银是具备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理想载体，符合唯物论的“存在决定意识”。又如，《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2011）认为：“黄金、白银与汽车、房子、粮食、石油、电器等等均为实体财富，它们中间谁最能代表财富呢？我看还是金银。它们永不腐烂、质地均匀、随意切割、方便储藏，正是这些特性使其在2000多种曾经的通货中脱颖而出，成为全人类公认的最佳的财富代表。”故“货币天然是金银”之说古来有之。但笔者认为，货币这些特征适用于金属货币或实物货币时期，已非现代信用经济下充当货币的必备条件。
对经典著作的理解要与时俱进，超越时代与认识的局限，走出金银的货币历史迷思，创造性地发展理论而非固步自封或罔顾事实。概言之，从商品市场实务层面上看，如今持币投资金银，无论出于投资、投机，还是逃避风险，实质上无异于一般性持币购物，用以转手牟利或者储物保值，金银作为货币的历史使命已然完结；从货币史研究层面看，纵观中外货币史发展，一定时期的货币流通有序或乱象可归结于物质基础、信用基础及法制基础等多方面原因，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公众心理认同和法律有效保障等“天然”核心要件的综合作用。由纸币等信用货币取代金银等商品货币是商品生产社会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能否表现其自身社会价值，关键不在于币材本身有无价值（尤其是信用基础上创造的信用货币均不具有价值），而在于作为社会财富价值的象征性存在，货币能否获得社会认可的公信力。主观上纠结于货币实体的商品属性或执迷于币材的“真材实料”，其症结在于未能厘清与切实把握货币发展轨迹及其客观规律性，未能理解古今货币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根本变化，未能前瞻性地洞察货币发挥职能作用业已脱离金银等金属货币时期用以大量现金支付的传统形式。
现今货币是从历史货币发展而来，至于何谓真正的货币及其起源则有不同见地。
从中国当代传统货币思想看，著名历史学家吴荣曾（2003）认为：真正的货币必须是金属铸造；要有一定成色；要有固定的形态；要有固定面额且有大有小。中国春秋末到战国时期出现的大量刀布符合这些要素，而且关键是有政府铸造的标志。笔者认为，该“金属铸币论”观点一方面执着于马克思经典论述有关货币本身价值内核的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将“货币天然是金银”及商品货币思想糅合后有所扬弃，对“货币之谜”面纱的揭示有所助益，但由此仍无法认同当今“钞”和“票”等本身没有价值的信用货币，故这种无异于“货币天然是金属货币”的观点对于诸多货币现象的现实解释乏力。
从中国货币史研究看，袁远福（2005）、姚遂（2007）等金融史专家认为：早在夏商时期，天然海贝充作货币，一直沿用到西周。商代后期，出现了铜仿贝即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这表明贝在当时已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执行货币职能。而云南贝币流通一直持续到清代道光年间。另外，汉字结构上也有证据可寻，如与价值有关的字有：货、财、贱、费、资、贾、货、贵、贱等；与财货有关的字有：贮、宝、赏、赐、财、资、买、责等。这些正好反映出在很早年代贝即货币的历史事实。而该“天然贝币论”的出发点肇始于“货币的特点是固定地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有助于对古代原始货币和现代信用货币的本质理解，明了当代市场经济下信用货币变化的历史渊源。
从中外货币与金银关系演变轨迹看，可分三方面阐明货币“霸主”的转变。
首先在金银用途及货币作用方面，早在殷商及西周时期，黄金最初只是珍贵的装饰品，《诗·大雅·域朴》有“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的记载。用黄金做货币主要始于战国时期，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巨额的支付手段。在博物馆常见的开元通宝和五铢就有金铸币，还有仿制的大观通宝等银铸币，但均属纪念币性质，并非流通货币。而在当前信用货币制度下，即使有人投资于金银，只能算作贵金属商品投资，不具货币作用。
其次在金银的货币制度或其金融属性方面，即便古代中国黄金一度法定为上等货币，亦非初始天成。据史籍记载，“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布”（《管子·国蓄篇》）；“及至秦……黄金以镒名，为上币”（《史记·平准书》）。纵观当今金银地位，尽管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基于历史习惯和资产储备原因，将“货币性黄金”视为一国国际储备资产组成部分，且有些专家认为金银仍具有“金融属性”，甚至认定“实体财富中最能代表财富的是金银”，但事实上，“黄金非货币化”的国际协议早有定论，金银贵金属只是一种实体财富资源，在国际市场归于普通商品。如美国经济学家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认为，黄金是一种贵金属，但不是货币，中央银行持有这种资产是一个长久以来的传统。而今所谓“金融属性”之所以看似“一息尚存”，源自金银作为“稀缺性”商品的价值存在，且相对“高贵”，同时具体依附于黄金市场上与信用货币的“等价”交换，易手较为便捷。若依此看法，稀缺性、高价值、不乏市场交易的其他商品资源亦可类似推定，不“独秀”于金银。历史上，金银曾作为货币的价值标准、交易媒介、支付工具和国际货币等职能作用，在现实中已然不复存在，金银的“金融属性”只是金银商品借助于信用货币交换得以间接呈现，并非直接出自货币的本能实现。故金银既未天然居于货币舞台的“上位”，其货币的法律定位及金融属性亦未始终天然“不渝”。
最后在货币形态与商品经济关系方面，货币产生于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货币形式的发展。这就决定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商品经济条件下会有不同货币出现，货币必须适应商品经济的要求。例如，不同于欧洲最早的金属货币是金币，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是铜铸币，根本不可能始终只由金银等商品货币“固定地”充当货币。况且，当代金银的供给与分布也远远跟不上世界经济发展需要。实践表明，作为价值符号的纸币与金属货币脱钩，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又如，人民币作为新中国法定货币，自诞生起便表明与金银不挂钩，人民币实际价值与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代表的名义价值及与其在不同商品市场中所呈现的交换价值相分离，完全脱离了商品属性，天然是没有内在价值的信用货币。
结合史料文献和归纳分析，笔者认为，中外货币形态的一般演变过程如图1所示。
相应地，货币属性的一般演变过程如下。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载体有形、有价值）→社会属性（载体有形、无价值）→ 社会属性（载体有形/无形 、无价值）。
由上述有关中外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及其规律性的深层次创新思考可以得出以下三方面的结论。
一是支撑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行无阻并持续扩展的基础，虽然从表面看，先是有形的足值载体，后是无形的信用承担，但信用的背后，实质上依托的始终是体现一国经济实力的社会总财富及其稳步增长，由此成为如今信用货币（狭义）、电子货币得以立足（指现代货币为社会公众接受和使用）的价值基石。
二是就信用货币而言，“纸币是价值的符号”较为符合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及规律性认识。陈友芳博士（2010）认为，现代生活中，纸币具有货币的一切职能。对于纸币有无价值的困惑问题，这取决于“价值”如何来定义。若将价值定义为购买力，就会视纸币具有价值；若将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则纸币无价值。笔者认为，应从货币历史发展及多维价值视角出发——纸币不具有内在价值（或曰可忽略不计其本身价值），但被国家强力赋予了外在价值（社会属性）。相较之下，经典著述有关“纸币是金的符号”抑或“纸币是货币的符号”之说囿于一定历史阶段所限，已与当今状况脱节。
三是在社会商品流通与货币交换的经济活动中，货币价值是货币信用及货币交换价值的基础。故只有遵循价值规律与货币流通规律，与社会财富相对应的货币供给数量保持大体适宜，货币价值、货币信誉才能根本上得以保障，进而才能从根本上有益于货币的交换价值及社会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
进入20世纪后，金银逐步退出货币舞台，信用货币成为了各国主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当今呈现出更具电子性、无形性特点及网络化、自动化常态。在当今经济生活中，观察与衡量货币价值变化应秉持多维视角而非单一视角，即其主要赖于货币购买力（物价指数的倒数）、汇率、利率及市场金价等经济指标变化状况。目前“货币天然是金银”虽然时有论争，但缺失了实质意义。如李翀教授（2013）指出，黄金早在约2600年前就充当了国内货币。当国际经济活动变得较广泛时，黄金又由于其国内货币的地位而成为国际货币。20世纪30年代，黄金失去了作为国内货币的功能，但它仍然作为国际货币存在。20世纪70年代，黄金最终失去国际货币的地位而演变为一种近似货币。在可预期的未来，黄金不可能恢复货币地位而仍将以近似货币的形式存在。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直言：为什么要用这种不是特别有用的金属作为价值的“黄金标准”？经济问题的处理需要用人类的智慧去解决，不需要诉诸一世纪前可能合理的手段去应付。
综上所述，结合货币历史与逻辑分析而论，“货币天然是金银”及后续拓展的“货币天然是金属货币”等学术观点有着历史局限性与逻辑矛盾性。笔者认为，“货币天然是社会公信的价值代表”当是货币本性的高度概括与集中表现，此表述透视了货币的本质——特定社会历史中人的社会关系，既符合逻辑分析，同时也符合历史与现状。
参考文献：
[1]寇玉琪.货币：统治世界的终极武器[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2]《北大讲座》编委会.北大讲座第三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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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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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9.
[7]凤凰网. 新闻背景：美元与金本位的兴废之路[EB/OL].http：//finance.ifeng.com/gold/jskxqb/20120905/6990600.shtml，2012-09-05.
[8]李翀.论黄金货币地位的演变与前景[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作者：朱智航
国际货币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篇3：
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政治学新兴学科的影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科；政治流派
[摘要]作为全面、科学地阐释人类社会现象与发展轨迹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自其产生以来就对人们的政治认识与政治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政治学新兴学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主导了比较政治学的两次研究范式的转型；直接促成了政治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深刻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式与主要流派。这种影响一方面证实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进程判断的科学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
实践生命力与理论影响力是评价任何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指标。这一指标不仅能够反映该理论体系的思想是否深刻、论证是否严谨，更能够集中体现其核心理念与人类终极价值目标的一致性程度。作为一种诞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却又全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与制度体系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理论立场，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核心价值目标，以批判性和实践性为内在学术品格。这些典型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西方的其他学派相比显得与众不同。尤其在政治层面，政治理想的差异以及现实政治制度设计的截然对立使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学理论看似水火不容。然而，实践主张的迥异并不代表思想理论的互不往来。正如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谁如若只把‘共产主义’看作‘党派’或者‘世界观’，他就想得过于短浅了。”本文仅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学新兴的分支学科为考察对象，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代西方政治学主要新兴分支学科的形成、发展、思想主张、理论逻辑等方面的影响，以期为科学评判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价值，把握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提供一点佐证。
二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古老的学科在学科分支、研究主题、思潮流派、研究范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学科分支方面，依照社会科学领域里学科分化与学科综合的基本演进逻辑，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学领域也产生了许多新兴分支学科，这些学科有些是以研究方法为核心特征，有些是以研究主题为核心特征，有些是以价值取向为核心特征。新兴学科分支的出现，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主题，改变了以往政治学的知识图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有些新兴的政治学分支学科逐渐衰落，远离了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阵地，有些却不断发展、成熟，日益成为政治学教学与研究中的核心领域。其中，比较政治学、政治社会学与新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以政治学理论为核心的新兴学科的典型代表。它们在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研究范式、清晰的学科边界、稳定的研究队伍以及良好的学术平台，呈现出日益蓬勃的发展势头。
一、马克思主义与比较政治学研究对象及范式
比较和鉴别是人类认识未知事物的主要方法之一。因此，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政治现象也是政治学中最常见的方法。实际上，政治学的起始就是缘于比较研究。虽然如此，作为政治学领域里十分重要的分支学科——比较政治学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并逐渐走向成熟的。纵观比较政治学形成、发展与成熟历程，马克思主义在比较政治学的形成，尤其是比较政治学形成之后的两次研究范式转型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述，比较的方法自政治学产生以来就被众多学者广泛运用，但是，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时期的主流思想家都是设定暗喻的参照物而展开比较研究的，这与作为一个学科分支的比较政治学有着显著的不同。直到19世纪中期，学者们开始从经验的维度对政治现象予以比较，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对比较政治学理论框架的确立意义非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强调比较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在他们深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他们广泛娴熟地使用了多种类型的比较，包括宏观比较、微观比较、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等。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比较研究视野显然超越了此前的思想家规范的理论基点，发展了实证的研究方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楚地论述道：“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对古往今来各个不同类型社会的比较拓展了比较研究的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文化理论、发展理论和阶级理论成为当代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范畴；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统治阶级、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问题的观点已经成为当今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研究假设与理论前提。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当代比较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形成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与韦伯一起被称为比较政治学的先驱者。
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比较政治学经历了两次研究范式的转型，第一次是由传统的、规范的比较向经验的、实证的比较转变；第二次是由经验实证的比较向历史的、循环的比较转变。比较政治学也正是在不断的转型中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动力。而这两次研究范式的转型也都与马克思主义对其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由传统规范的比较研究向经验实证的比较研究转化是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的第一次转型，也是比较政治学确立研究属性与学科地位的重大转折。从理论发展逻辑上看，经验实证的比较研究方法论与思想渊源是“哲学上的经验主义、早期的实证主义、早期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以及早期的行为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正是早期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奠基者。更为重要的是，经验实证的比较政治学形成的历史背景与重要的研究对象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政治实践。二战之后，许多东欧国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和支持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也在谋求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不仅对西方学术界提出了政策应对的需求，也刺激着学理知识的发展，丰富的政治实践模式更为比较政治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于是，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异同，探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同文化环境中不同制度得以确立发展的原因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不断发展的重要领域，进而也推动着比较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经验的实证的比较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80年代鼎盛，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种“替代的范式”——历史循环的比较逐渐兴起，并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所谓历史循环的研究范式是一种对历史变化所采取的动态的、相对的认识方法。历史循环研究的基本前提是，人的思想具有能动性，人所具有的经验不是单纯的对当前事实的机械描述，而是依据以往的经验和当前的状况有机形成的复合物。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观点与人们所隶属的时代与
特定的文化相关。按照奇尔科特的观点，历史循环论的比较政治学范式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等对于解释国家制度的历史发展、现实国家的政策选择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强大的解释力。
二、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社会学的理论预设及核心议题
作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政治社会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与其他新兴学科不同，政治社会学一经形成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声望和成就，引起了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蜂拥而至，很快在世界各国形成了一股政治社会学的研究热潮，并且经过短短的十几年发展，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日益拓展，其学术价值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家所认知。政治社会学已经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主要学科与研究议题，其学科地位不断巩固和提高。在1978年8月于瑞典召开的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政治社会学”作为社会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课题被与会者加以广泛讨论和研究。1985年7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政治社会学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重要课题。直到如今，学者们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热情也没有丝毫减退，政治社会学在研究主题、对象等方面不断发展、完善。
虽然，国内外学界关于政治社会学的界定并不统一，但是对其核心的研究领域、形成的理论与社会基础、理论模式与主要研究立场还是有着基本的共识。政治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李普赛特认为：“政治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与政治之间，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安东尼·奥勒姆认为，政治社会学致力于向人们介绍“政治是如何决定于以及如何决定着社会中的其他事件的”。把政治舞台及其活动家看作“与一切社会制度——如家庭和经济密切相关的东西。由这一特殊观点所囊括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社会学。”
chael Rush认为，“政治社会学试图探究和解释政治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将政治置于其社会脉络中来考察。”他将政治社会学的任务界定为“探究和解释政治和社会之间、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而福克斯(Keith Faulks)更是直接地将政治社会学界定为：“对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相互依赖的权力关系之研究。”可见，关注政治现象与社会现象的一般关系是政治社会学的公认研究主题。而这一主题的成立则是奠定在对政治与社会存在密切关系的特定理解基础之上的。而这一观点在政治社会学形成的一百年以前，就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分析、解释和改造社会的基本学术立场。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也是国内外学者公认的政治社会学理论奠基人之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也就是说，人们的交往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基本属性，而这种交往首先是一种在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的交往。经济交往建立其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别的交往类型的基础。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可见，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现象与政治现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当代政治社会学的吸收与继承，并成为政治社会学创立以及其所有思想、流派的理论前提。
政治社会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已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研究领域与丰富的研究内容。总体来看可以归纳为：从社会结构、社会矛盾出发研究政治权力；从社会关系和社会背景出发研究政治主体；从社会文化出发研究政治文化；从对社会现代化过程的比较分析出发研究政治秩序和稳定。其中，对于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的探讨便直接吸收了马克思、韦伯、帕森斯等人的权力观念，而马克思主义对于家庭、财产和所有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分析，对于法律的平等以及事实上不平等关系的分析显然深化了政治社会学对于政治权力的理解。政治社会学对于政治主体与政治行为的探讨无疑直接受益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利益对立的基本阶级进行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政治的最基本内容。不仅如此，在政治所标明的敌对阶级或社会集团之间斗争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另外一些政治关系，如本阶级或社会集团内部的关系，敌对阶级双方与中间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关系，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是政治领域的主要现象，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理论为政治社会学的阶级划分和社会分层理论奠定了基础。政治社会学的核心理论模式：多元主义、精英主义、法团主义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理论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近年来政治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冲突的分析，对于阶级对抗与表达的关注，对于团体结盟的探讨，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析都可以看出明显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思想痕迹。在关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研究中，政治社会学更加倾向于从经济模式的转型，社会结构的分化来看待社会与政治体制的转型。如艾森斯塔德在《官僚制与政治发展》中提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参与政治动机中意识形态的因素逐渐萎缩，转而注重“利益取向”。现代化过程并非仅仅表现为主要制度领域中的持续性的结构分化。随着现代化的演进，当各种群体和阶层被引向较为统一而共同的制度和社会中心，并且开始冲击中心制度及社会象征的领域时，他们的自给自足性和封闭性便土崩瓦解了。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和阶层分化的影子。
从研究取向上看，当代政治社会学可以大体划分为从社会到政治的“社会中心论”、从政治到社会的“国家中心论”以及政治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混合理论”。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不仅提出了政治社会学的理论预设，影响了政治社会学的基本学术主题，更是政治社会学的一种主要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模式。马克思主义在肯定了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同时，又进一步论证了社会是一种历史的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作为直接由社会中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时它又反作用于经济，给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可见，马克思已经深刻地预见到政治与社会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决定的关系，而这正是当代政治社会学看待政治与社会问题的主要思想走向。
综上，当代政治社会学在理论预设、核心议题
与主要流派方面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东尼·奥勒姆这样评价：“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之为社会学之父一样。”
三、马克思主义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特征及分支
新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一个新的交叉学科。顾名思义，它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整合研究的结果。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新政治经济学十分年轻，但是“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却是在400多年前的17世纪就已经出现并广泛使用了。因此，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新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突出地表现为二者都十分重视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具有不可分离的紧密互动关系。虽然新政治经济学仍在发展之中，其学科边界与研究内容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定位。但是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强烈的现实关怀使其一经产生就不同凡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作为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美国学者福格森和罗杰斯也曾提到：“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
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新政治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看法，国内学界却有着十分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有些学者却认为从学科上看，“新政治经济学属于现代经济学的分支，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两条完全不同的分析思路。”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新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政策、制度、法律等的分析，突出强调的是为什么这样。”从方法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规范分析；而新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实证分析。”因此，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两条完全不同的分析思路。在笔者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在学科目的、研究范式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二者的关系并不像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社会学那么密切，但是马克思主义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主题以及内部流派的观点、理念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可能是通过一定的中间媒介间接发生的。
首先，从学科兴起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自然影响了政治学与经济学本身的分分合合。如果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一个粗线条的梳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分为重商主义——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边际革命为标志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以及西方经济学的产生——西方经济学的危机以及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可见，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是新政治经济学形成的逻辑前提，而分离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视角等等被后来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地继承，这也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新”之所在。而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远离政治领域，集中研究经济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学的裂变有一定的作用。”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观点，从而揭示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作为集中反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资本论》被恩格斯称作是无产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斗争实践的研究旨趣使其后的西方学者纷纷远离“政治经济学”，随着人类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激烈，经济学就逐渐演化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大流派。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也间接影响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此外，新政治经济学产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西方左翼思潮——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轨迹。西方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在20世纪60年代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新左派的贡献，新左派的政治经济学有三方面含义：强调分配、而不是生产率和增长；强调社会阶级间的权力关系是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拒绝将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实证的社会科学，与政策倡导分离。这三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被新政治经济学所吸收，尤其是新政治经济学论及制度、历史、文化以及国际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的时候，新左派的主张以及分析视角几乎与新政治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从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和研究视角看，新政治经济学经由新制度经济学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学逐渐淡化了研究中的政治与政策的色彩，专注研究经济领域的现象，着眼于对经济现象的数理化、计量化、边际化的分析。这种趋势使得经济学在取得自身重大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重大的理论缺陷。这一根本缺陷即在于其抛弃了“将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融入研究和知识生活内涵的努力。”而造成了经济学不能充分理解社会、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以及文化实践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一经形成就力图在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基础上，融入上述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按照大多数学者的一般理解，新政治经济学可以划分为两个紧密联系、相互渗透的部分，即“经济的政治学”与“政治的经济学”，其中，在笔者看来，“经济的政治学”代表了新政治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是更有发展前景的理论方向。所谓“经济的政治学”源于制度主义的复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甚至可以说，“经济的政治学”本身就是新制度经济学。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以及理论旨趣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斯曾提到：“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新制度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得到了许多启发，他们认真看待并十分重视人类历史长期变迁中的制度分析，并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段划分的基础上把成本一效益分析引入了制度效率分析之中。马克思对于国家的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新制度经济学批判地继承。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是依靠暴力进行统治的。而诺斯也认为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而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就是国家理论与产权理论。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诺斯也深入地研究了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演变中的作用。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对于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二者的观点有着内在的契合。
最后，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在1996年3月创刊的《新政治经济学》杂志中，编委将新政治经济学看作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事业的拓宽与20世纪社会科学分析方法进步的融合。其中新政治经济学有四大研究主题：比较政治经济学、环境政治经济学、发展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支被提出并得到广泛承认。而在众多学者看来，国际政治经济学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大流派。可见，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早在19世纪40、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体系理论，而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中从未论及。此外，马克思主义在《资本论》中对世界市场、国际分工、对外贸易、国际货币和资本输出等一系列国际经济问题都有过精辟的阐述，这些理论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发展，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依附理论”的重要理论前提。
综上可见，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发展、理论主题与分支都有着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印记。虽然这种影响是间接发生的，但是其影响作用却是不容低估的。
比较政治学、政治社会学、新政治经济学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界最为重要的新兴学科。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都产生了重要而显著的影响。此外，20世纪70、80年代新兴的生态政治学、女权主义政治学等学科或学术研究领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的基本价值关怀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在生态政治学与女权主义政治学研究阵营中就存在着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分支，可见马克思主义对其的影响力非同一般。但由于这两个分支学科兴起时间较短，学科理论框架尚不成熟，因此这里不作详细探讨。
对于一个学科门类而言，分支学科的形成不仅意味着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大批的、理论情趣相近的学者集中研究此领域，更意味着它将作为一个重要方向列入正式的教学与研究体系当中，后续将有更多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在此领域耕耘。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仍然能够对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教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如此深刻的影响，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而这一理论生命力来源于其着眼于全人类的崇高价值关怀，广泛而深刻的理论主题以及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如此强大的学术影响力，符合人类知识发展的必然逻辑。
[责任编辑 刘蔚然]
作者：李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