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美社交禁忌比较
中美社交禁忌比较
中美社交禁忌文化比较之礼仪禁忌
【摘要】
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保留着各自的文化以及特色文化。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发生碰撞，会衍生出一种新的文化，但在两种甚至多种文化进行交流时，必然会有摩擦的部分，即“文化禁忌”的敏感触及。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美国是西方文化的一个融合体，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侵袭，中美文化的交流也越老越密切起来。将中美这两个最具典型代表性国家进行比较，能够使我们在审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同时，让我们更全面的了解美国文化，因此我们组就“中美社交禁忌文化比较”这一具象课题进行了讨论、分析及论述，而该篇就中美礼仪禁忌进行比较
【关键词】中美
社交礼仪
禁忌文化
一、中美社交禁忌文化产生的宏观背景
(一)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指的是一种强调集体和国家的重要性，强调集体利益应该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文化价值观念。
个体主义认为个人虽然离不开社会集体，但是正是由于个人对自我利益和幸福不断追求才最终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因此在社会事务中应首先考虑个人的幸福和需要。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中美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大的文化差异。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扬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接人待物、举止言谈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上进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表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而美国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时。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甚至被无情的淘汰。因此，美国文化体系出个体特征，从他们追求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表现出美国人的个体主义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二)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
中国人传统的宇宙观，对自然的态度是“天人合一”，人应当顺应自然规律和对大自然的膜拜，世间万物都是一个统一体，而且大自然有生命且有灵性。人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适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条件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去改造自然、破坏自然。而美国人则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自然与人类是相对立的，人是自然的主人，可以征服和改造大自然。
(三)“和”与“争”
中国人非常注重“和”字，“以和为贵”，追求中庸之道，“知足常乐”的乐天派思想，也培养出中国人即使处在危难中也不抱怨的民族特性。再加上儒家思想的人本主义思想和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人们追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而美国非常注重竞争和冒险、不满足现状。美国的“西进运动”就体现出美国的这一特性。
二、中美禁忌文化的微观表现之“社交礼仪禁忌比较”
(一) 礼仪禁忌的概述
1、 礼仪禁忌的涵义及意义
(1)涵义：礼仪禁忌是指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礼仪、习惯、风俗禁止的事物和犯忌讳的言行举止。它主要包括颜色、数字、交谈、动物与图案、饮食、送礼、行为等方面的禁忌。在英语中用“taboo”表示，在民俗学中称为“塔布”，其意是为了避免招致惩罚和危险，而在观念、语言和行为上对人们的约束。
(2)意义：禁忌就是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禁止人们做某种事情或说某种话，或忌讳人们做某种事情或说某种话。它不仅来源于人们对某种神秘力量的畏惧，而且也包含着人们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长期积累的经验，以及在长期的人际交往中所形成的社会礼俗。禁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存在和延续有着某些语言、器物或行为会招致厄运或灾难。为了保证平安幸福的生活，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护禁忌的权威，维持禁忌的实施。
2、 中美礼仪禁忌的来源 (1) 中文“礼仪”之源
郭沫若曾指出：礼之起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扩展而为对人，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礼仪制度。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礼，履也，所以事神致富也;度耶，宜也，匹也。 即：中国的“礼仪”起源于古人的敬神祭祖的活动，要求怀着虔诚的心理，认真履行，把握好分寸，
(2) 西方“礼仪”之源
世界语中的etiquette即礼仪、仪式、礼节、礼貌，还有“纸贴，标签”之意。这表明“礼仪”一词还蕴含着某种“标志”的意思。
Etiquette原意是一种长方形的纸板，上面书写着进入法庭所应遵守的规矩、秩序。因而这纸板就被视为“法庭上的通行证”。这etiquette进入英文以后就有了礼仪的涵义，有规矩、礼节、礼仪的意思，成为“人际交往的通行证”。 关于禁忌的由来，佛洛依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归结为三个方面：灵力、欲望、仪式。以后的研究者又增加一条：教训。
在宗教神权势力很大的西方社会，禁忌在18世纪之前就已经出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国家，禁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早就有出现。《汉书 艺文志》记载“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神鬼。”据此可以推断禁忌在中国应该出现在汉朝。
(二) 中美社交礼仪禁忌分类比较
1、 颜色禁忌
不同的文化赋予各种颜色不同的意义，颜色禁忌也有所差异。
红色，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喜庆的色彩，具有好运、吉祥、胜利等含义。体现这些褒义色彩的词很多，如红旗、红星、红双喜、大红人等。因此，中国人在办丧事时或丧服期间忌讳穿红色衣服，因为这是对死者大不敬的的表示。同时，用红笔写信也是很忌讳的，因为这是断交的表示。虽然在美国，红色也与喜庆节日有关，但多有贬义色彩，如：愤怒、危险、专横、傲慢等含义。美国人大多数不喜欢红色，因为人发怒时，脸上发红，很不好看。 白色在中英文中表示纯洁无暇，但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异。对于中国人来说，白色是与“哀悼”联系在一起的，丧事被称为“白事”，在办丧事或服丧期间，人们穿白色的衣服、鞋子、帽子以表示哀悼。但对美国来说，白色具有褒义色彩，象征婚姻幸福、美德、纯洁等。比如婚礼上新娘一般都穿白色婚纱，“white day”对美国人来说是吉祥日，甚至政府要地他们也喜欢用白色表示，如白宫(White House)。 黄色在中国文化中代表尊贵、庄严。例如在古代黄色是除了僧侣之外皇帝的专用色，因此也就成了一般人的禁忌色。但在美国，黄色代表这怯懦和背叛。在宗教故事里，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是身穿黄色衣服的。此外，黄色对美国人来说还具有思念的意思，比如有一首老歌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其中“yellow ribbon”就象征着对亲人的深深思念。在中文中黄色不但不代表思念，还有“淫秽、下流”的意思，人们宣扬色情的书籍和杂志为“黄色书刊”，但翻译成英文是“Yellow pages”是黄色电话号码薄的意思。
2、 送礼禁忌
在美国，送礼有很多忌讳。首先送礼要有原因，没有原因的接受礼物是很让美国人困惑尴尬的。另外，禁忌送重礼，这代表这行贿之嫌。同时，在美国直接送现金或支票不能代表情谊，钱和支票不过是责任和义务的象征。相反，一个小小的礼物却能表达送礼者的情谊。除了这些之外，美国人禁忌在业务交往中送礼，以避行贿之嫌：忌讳男士给女士送香水;忌讳在众人面前只有你一个人送礼，而使别人感到难堪。另外美国有鲜花送礼的习惯。关于送花也有一些禁忌。送花忌讳送双数，忌讳送白色的花，如果这样做会招来厄运。
在中国送礼有很多和美国不同。虽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但如果送礼者真的送个小礼物，会被人骂为“吝啬鬼”。给老人送礼物，不能送钟—送终;给夫妻或情人不能送梨—分离;不能给异性朋友送贴身的用品，如不能送领带和腰带给男士，不能送项链和戒指给女士。
3、 宴会禁忌
宴会禁忌也涉及到许多礼仪问题，在中国，如饭桌宴席上的长幼主宾座次、敬酒的规矩、男女是否同席、碗筷的摆放法;吃饭时不能敲碗，认为敲碗是咒骂做饭的人的行为，也被认为是叫花子的行为;不能把筷子插在饭碗中间，认为这是拜祭死人的行为，是不吉利的象征;做客时不能在自己的碗里剩食物;盛饭不能用勺子往外倒等等，都有严格讲究。
而在美国就有很多禁忌。首先时间观念要明确，上门作客不可早到，可迟到5到10分钟，迟到15分钟以上应该打电话给主人通报。夜间造访主人不能穿睡衣接待客人。而在中国则应该早到，穿睡衣接见客人也没什么太多忌讳。在美国，家宴客人比餐馆邀请更受美国人欢迎。家宴时，主人会带动全家人的热情来招待客人，但在餐馆等公共场合他们的热情就会消减很多。在餐桌上餐巾用来拭嘴，切记用来擦手或餐具。美国人吃西餐用刀叉，左手拿刀右手拿叉，还要注意用刀叉的顺序，刀叉斜放在盘缘表示用餐之中，若完全放在盘中则表示使用完毕。宴后三四天之内要寄一张感谢卡或邀请函给主人。而中国人用筷子。
4、 交往礼仪禁忌
在中国，以尊重、友好、平等、利人为原则，在称呼、馈赠、做客、待客等方面都有不少禁忌习俗。中国各民族几乎都忌讳对长辈、尊者直呼其名，而要使用亲属称谓或敬语。赠送礼品，给结婚的人送双不送单;给丧家不送绸子(与“臭子”的谐音)、缎子(与“断子”谐音);给商家不送茉莉(“没利”的谐音);给病人不送剑兰(与“见难”谐音)，要送苹果、桔子、桃、栗，表示平安吉利，逃离病灾;除丧事外，一般不送菊花，人们多以菊花为丧话。
在中国，平时的交际用语也很有讲究。初次见面应说：幸会;看望别人应说：拜访;等候别人应说：恭候;请人勿送应用：留步;对方来信应称：惠书;麻烦别人应说：打扰;请人帮忙应说：烦请;求给方便应说：借光;托人办事应说：拜托;请人指教应说：请教;他人指点应称：赐教;请人解答应用：请问;赞人见解应用：高见;归还原物应说：奉还;求人原谅应说：包涵;欢迎顾客应叫：光顾;老人年龄应叫：高寿;好久不见应说：久违;客人来到应用：光临;中途先走应说：失陪;与人分别应说：告辞;赠送作用应用：雅正
在英语中隐私的对应词是“privacy”，意思是“隐私，秘密，独处”。隐私观念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由于文化的不同，对于隐私也有不同的理解和重视程度。
在美国人眼里，隐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重视隐私，一般情况下，他们不愿意过问别人的隐私，当然也不希望别人过问和干涉自己的隐私。因此在交往中，除非本人乐意，他们一般不会涉及个人的年龄、财产、工资收入、婚姻甚至身体状况以及政治观念、宗教信仰等私人问题。如果触及以上个人隐私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和不快。 而对中国人来说，以上西方人看来属于隐私的问题都是极为平常的，没什么值得“保密”。在交往中，“你今年多大了?”“你有几个小孩?”“你父母是干什么的?”都是很平常的问题相反，由于双方有了更多个人“背景”的了解，谈话反而更加投机。中国人在形容二人关系亲密时，形容“亲密无间，无所不谈”。
三、中美禁忌差异的启示
1、 跨文化交际的启示
人们由于对本文化的熟悉，总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本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从而习惯于用本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判断、排挤其他文化。列宁曾指出：“每个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文化之间的差异不是绝对。同时，我们对文化的对比，并不是想分出孰高孰低，而在于更好地理解异文化与本文化的差异，从而促进跨文化交际的交流和发展。对中美禁忌进行对比，有助于增强跨文化交际的差异意识和敏感性，帮助我们预先引起一些注意，从而提高社交效率。
2、 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禁忌只是文化中的一部分，而且也主要通过语言表示出来，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只有理解语言了才能有途径去了解异文化，才能清楚中美语言文化的差异所在，以致在中美交际中减少文化的误解。因此，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在教授我们语言知识的同时，我们更要努力培养学生的文化习惯意识，使文化规范教学，让学生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障碍。
第二篇：中美写作比较
美国的写作训练文体大致分为：
(1)书信，包括正式书信和非正式书信、(2)计划、(3)梗概、(4)报告、
(5)评论、(6)创作。美国语文教学则倾向于从写作能力要素的角度对文体进行分类。对各文体的训练要求可以较明显地反映这一特点。例如“梗概”的写作要求是：“记下主要的事实，接着要用完整的句子写下来，用不同的方式将它们连接到一起，然后去掉一些不必要的形容词和材料。最后使文字比较简洁。”从这一段介绍来看，“梗概”的写作主要是训练学生的语言概括能力，相当于我国作文教学中的缩写。再如，对“创作”并没有严格的文体形式上的要求，而是把它定义为“创造性写作”，并提出了“真诚、感情、独特性”三点要求，指出：“说明性文章倾向于使读者思考，创造性的写作则是让读者感觉。创造性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和态度，没有哪两篇文章是完全相同的。”这里所说的“创作”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是指写作中的创造能力。美国语文教学中的“实用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体概念，而是突出各类文体中的“实用性”。这与我国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文”是有所区别的。我们所说的“应用文”是指实用功能很强的一类文体，可以划分出若干种具体的文体，每种文体都有形式上的特殊要求。从逻辑上看，美国语文教学对文体的分类显得不够严谨。但各种训练文体都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
中美实用写作教学比较研究：
我国的语文教学通常把写作训练文体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四大类。其中，应用文又分出若干小类。如属于生活类应用文的请假条、申请书、读书报告、书信、计划、总结等，此外还有公文类应用文。我国语文教学对写作训练文体的分类较为严密，强调对文体形式的把握。
第三篇：中美教育的比较
听过美国教师的题为Education in American的报告后，我学到了乐很多东西。虽然虽然这次报告只持续了不到一个半小时，有些内容也与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只要我们够虚心够细心，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首先老师向我们介绍了美国的学校对不同年级的划分，我认为美国孩子5岁就开始上学比较合理。在中国一些农村学校都要求八岁上小学一年级，导致有些上学早点的孩子连续读很多年的幼儿园。而且开始上学年纪大毕业的年纪就会较大，经济独立就会比较晚在以后的人生中就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所以我希望我们尤其是农村地区放宽一下多入学年龄的要求。
然后老师又介绍了一些不同类型的学校。主要有Public School, Private School, Charter School, Magnet School and Home School..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Home School. 父母可以在家里教育孩子而且还不影响工作。但是可能对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有很高要求。
以上是关于美国教育的理解，让我对美国的教育制度有了一个更好的而理解。但作为一名免费师范生，这次讲座让我受益最深的是后面同学们提问以及老师回答的关于教学的话题
1、 惩罚学生：听老师说美国的老师很少对学生实施体罚。如果学生只是犯了一点小错误 老师通常会制止他或者让他改正。如果情况比较严重可能会召开一个referral.
2、关于考试：根据同学们的问题美国学校大体的考试有两种，一种是纸质的试卷另一种是让同学们根据所学知识做一个项目或模型。这样的考察检测了学生的动手能力，避免了学生局限于书本上的死知识。
3、关于作弊：美国学校对作弊的处罚要比我们严厉得多。他们监考的人人也比我们多得多，一般像逸夫楼那种大考试都会有10多个监考老师。而我们在这方面我感觉就有点欠缺。监考老师的人数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是对作弊学生的处理。在美国作弊会在全校通报而且只能得0分。严重的还会令其退学。而就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同学每次考试都作弊却从老没有没抓住及时被发现也没有什么处分。我们考试的内容很多在书上作弊的人很容易得高分。这对那些认真学习的学生真的很不公平。
4、让我很欣赏的另一点是她说她不会把学生分成好学生和坏学生，因为如果一个同学不擅长写作他可能很擅长数学(原话)。
最后老师说了做一名好老师的秘诀：没有完美的学生，你自己也不是完美的。这句话我很认同，我们不能要求学生什么都能做得像我们要求的那样好，我们也要承认自己有时会犯错误。
虽然这次报告只持续了不到一个半小时，通过认真地观察和记录我收获了很多。不只是以上内容，还有很多潜移默化的熏陶，相信这都是我以后人生中值得仔细回味的宝贵财富。
第四篇：中美饮食习惯比较
中美饮食习惯比较:谁吃得更科学?
美国营养学家赫尔曼教授在对中美两大民族完全不同的饮食习惯作了长达一年的深入研究后指出：中美饮食习惯都各有其长处和短处。
中国饮食习惯的十大优点在于——
一、中国每天进食的新鲜蔬菜要比美国人多得多，而美国人虽每天摄入大量蛋白质，但肠胃功能却因进食纤维素太少而受到影响，因此消化系统的患病率及患癌率均大大超过中国。
二、中国人喜食粗粮，而美国人偏爱精白粉等细粮。而实际上，粗粮所含营养物质要比细粮多。
三、中国人爱吃植物油，而美国人做菜喜用含胆固醇较高的动物油，此外每天还摄入大量黄油。怪不得美国人心血管发病率特别高。
四、中国城乡居民都喜豆浆、豆腐、豆芽等豆制品，而美国人却往往“敬而远之”。
五、中国人饭后、迎客都沏一杯热茶。喝茶能减低血中胆固醇含量，相反，美国人喜喝的咖啡，却有可能提高血脂并刺激心脏。
六、餐毕，中国人爱吃点瓜果，而美国人往往再加一分甜食。瓜果自然要比甜食更利健康。
七、中国人大部分家庭习惯于每天买新鲜食品，而美国人喜从超级市场一次性大量购回，然后每天食用冷冻食品。美国人食用的罐头食品(含种种不利健康的化学添加剂)及腌腊食品(含有多种可能致癌的物质)分别为中国人的15倍和6倍。
八、中国菜名多富吉利色彩，席间互说祝福话，餐毕往往心情愉快、心弦放松。
九、中国人用筷时需动用数十条肌肉和10余根关节，因而称之为“健身活动”并不夸张。
十、中国人用餐时爱加醋、姜、蒜、葱、辣椒等佐料，能起杀菌、消脂、增进食欲、帮助消化等作用。
美国人的饮食习惯也有十大优点——
一、美国人做菜放盐量只及中国人的一半，而摄入太多食盐有可能在中老年期引发种种疾病。
二、美国人做菜不爱放味精——味精含钠，摄入过量有损健康。
三、美国人做菜放的食油比中国人少。
四、美国人的分餐制自然比中国人的合餐制卫生。
五、美国人不吃猪肝、腰子等内脏，因为动物内脏无一例外地含有高量胆固醇。
六、美国主妇不爱用大火炝锅，厨房通风条件也较好，因而避免了吸入大量易致肺癌的油烟。
七、美国人喜一日多餐，这比中国人的一日仅
二、三餐科学。
八、美国人喜清蒸食品(营养物破坏较少)，而中国则偏爱热炒(营养物破坏较多)。
九、美国人过节或请客不喜暴饮暴食，这与中国人的大吃大喝形成了鲜明对比。
十、要是把吸烟列入广义的饮食习惯，那么，美国人中的戒烟者与日俱增，相反中国人却仍把吸烟当作一种“时髦”。
第五篇：中美舆论监督比较
新闻舆论监督的有效程度如何，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一、舆论监督与政治环境
舆论监督能否有效进行，首先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专制独裁的政体下，往往没有舆论监督可言。只有在民主国家，舆论监督才能运行良好。从政治上看，中国和美国的舆论监督都受到法律的保障。中国关于舆论监督的相关法律条款存《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以及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样，美国的法律也保护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前提是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美国宪法不仅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和游行等自由，更通过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国会不得通过任何法令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不得通过任何法令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不得通过任何法令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伸冤请愿的权力。”只有在言论自由有法可依可循的条件下，舆论监督才能获得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中美两国的舆论监督，虽存在着有法可依的相同点，但也存在着实践效果不一样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上。就整体而言，美国新闻媒体对政府权力和社会不良现象的监督力度，要强于中国。这一点可以从新闻侵权案例的判决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在侵权诉讼中，美国传媒败诉率为8%，而中国传媒却达到70%。”
美国媒体在新闻侵权诉讼中的占绝对优势的胜诉率，使得舆论监督能够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美国媒体的胜诉，则与其法律条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所遵循的一些原则分不开的。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64年声明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即当政府公职官员因处理公众事务遭受批评和指责，使个人的名誉受到损害时，不能动辄以诽谤罪起诉和要求金钱赔偿，除非公职官员能拿出证据，证明这种指责是出于“真正的恶意”(aetualmaliee)。什么是“真正的恶意”呢?最高法院解释说，那就是“明知其言虚假，或满不在乎它是否虚假”。最高法院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公职官员一挨骂就以诽谤罪起诉并要求巨额赔偿，那做官招骂、上告索赔岂不成了政府头头脑脑们先富起来的捷径?如果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批评稍有失实，立马就招来巨额索赔，那还谈得上什么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干脆每天给政府歌功颂德算了。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原则，使得政府官员和其他公众人物(或机构)，几乎无法打赢起诉新闻媒体的官司。美国媒体在行使舆论报道职责时，被允许一定的报道失实空间。也就是说，即使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存在部分失实的情形，也不足以成为被起诉的证据和理由。
另外，中美两国舆论监督的差异性，还表现在舆论监督的主体和客体差异上。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喉舌，要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新闻舆论监督，必须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媒介监督在我国某种程度上是党政权力的引伸或对这种权力的补充。虽然批评者是媒介，但通常被视为是某一级政府或党组织的意见，权威性很大。”③鉴此，中国的新闻舆论监督矛头更多地指向非权力组织，特别是对经济领域、社会生活领域，或对基层单位的监督。从统计数据上看，目前中国新闻媒体更侧重于批评“拥有非行政权力的企业和权力较小的事业机构。‘焦点访谈’里关于对下面的弄虚作假的批评占的比例很大，主要是这一行为伤害到平民百姓，同时也挑战了国家权力。”④美国的舆论监督则不然。美国政治上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共和党和民主党竞争执政，媒体既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党派之外。由于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美国的新闻舆论监督锋芒往往直指政府权力机构。媒体拥有“第四权力”，可以不遗余力地挖掘政界丑闻，揭露官员违法行为。这种对权力的舆论监督，在美国新闻界风气颇盛，并威力强大。如20世纪70年代，新闻媒体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报道
和穷追不舍，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
二、舆论监督与经济环境
舆论监督能否有效展开，不仅与监督主体的政治地位有关，还与监督主体的经济地位相关。一般来说，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能够为媒体的舆论监督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
从媒体经营的角度看，新闻舆论监督既能给媒体带来经济赢利，也会给媒体带来经济风险。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媒体概末能外。由于舆论监督的对象是权力机构或官员的不法行为，以及社会上其它的丑恶现象，这与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公众对政府机构的意见，对社会问题的不满，需要有一种载体或中间渠道来帮助表达，形成声势，并达成愿望。大众传播媒体正是可以承担起这一使命的绝佳载体和渠道。如果媒体能够时时刻刻地关注公众的意见，大胆地揭露各类违法和腐败现象，那么，媒体就能赢得公众的信任。
公众的信任是媒体的一种无形资产，可以转化为经济收益。对报纸来说，主要的赢利途径是扩大发行量，从而吸引广告投放，而扩大发行量的关键是在赢得公众的信任和依赖。对电视和广播来说，主要的赢利途径是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和收听率，进而吸引广告商的广告投入。同样，提高收视率和收听率的关键也是赢得公众的信任和依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媒体经营者们都懂得这一道理。这就是中美两国媒体展开舆论监督的经济动力。如中国以舆论监督闻名的(南方周末)，其发行量和广告量高居全国同类报纸之首。同样，美国的许多财力雄厚的媒体，也无不以舆论监督为己任。
舆论监督，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给媒体带来经济风险。这种风险一方面体现在媒体与权力的较量中，另一方面体现在媒体与大企业大公司的较量中。具体地说，一些权力机构或官员，如果因违法乱纪而受到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他们往往会想尽办法掩饰罪过，并利用权力打压媒体。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不仅要承担政治风险，还要承担经济风险。如美国权力机构会想方设法封锁消息来源，使媒体得不到独家新闻，采写不到重大新闻。而媒体如果不能向受众提供必要的新闻，就会失去公众的信任，发行量和广告量就会下降，经济收益就会受到影响。另外，一些大企业大公司，如果因有产品质量问题或其它不法行为而受到媒体的新闻曝光，他们就会威胁媒体，撤回投放的广告。大企业大公司往往是媒体广告收入的主要来源，得罪了他们，无疑会影响到媒体的经济收益。
在舆论监督与经济环境的关系上，中美两国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上:美国媒体长期以来独立于政府之外，经济上自主经营，积累了雄厚的财力物力。中国媒体则长期以来依靠政府的拨款，80年代开始“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逐步走上了自负盈亏的道路。当今，我国媒体虽然已步入市场化大潮，但仍受到各种羁绊，特别是双重体制的捆扰。“中国传媒业作为事业单位，却得不到政府财政拨款;作为企业，中国传媒也必须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却享受不到企业的任何权利，不能自主经营、自主决策;它们的发展除了自我积累、银行借贷之外，不允许有业外资本注入。中国的传媒业就处在这样一个只有义务，没有权力的尴尬境地:它有事业单位的义务，却不能享受事业单位的权力:它有企业的义务，却不能享受企业的权利。”
舆论监督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揭露性新闻稿件的撰写，需要媒体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思。调查事实线索，挖掘隐藏的真相，寻找相关证据，无不耗时费力。如果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媒体就会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舆论监督也就无从谈起了。而且，舆论监督往往会给媒体招惹上官司的麻烦。媒体需要支付一笔可观的律师费口假如败诉，媒体还得付出巨额赔偿。所以，舆论监督不只是政治和道义上的话题，也是经济层面上的严肃话题。中美两国媒体，由于经济体制不同，经济实力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总体上来说，美国媒体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下，新闻舆论监督也相应地较为得心应手。中国的舆论监督力度则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舆论监督与文化环境
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舆论监督，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显性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对舆论监督起着或推进或制约的作用。从文化上看，中美两国的领导人都认识到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在中国，早有“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的古训。邓小平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提倡要“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美国是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深知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的道理，因此舆论监督历来倍受尊崇。美国第
三、四届总统杰弗逊有句名言:“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就是保持这一权力;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我宁愿要后者。”杰弗逊还认为，只有提供新闻自由和发表各种言论的自由，人民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政府才能听到人民的意见。根植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基础上的舆论监督，在美国公众和新闻界人士中，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然而，认识到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切切实实地开展舆论监督，如何使舆论监督开展得卓有成效。这里就涉及到了舆论监督所处文化环境中的一些具体因素。中美两国的舆论监督，之所以在力度和效度上存在着差异，除了受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外，还可以从一些具体的文化因素中寻找到根源。
从具体的文化因素上看，中美两国对舆论监督的态度不一样。美国的公众人物，包括政府官员、娱乐体育明星和工商界大亨等，在舆论监督面前，大多能平心静气，泰然处置。他们甚至习惯了“公众人物无隐私”这个不成条文的通则，在享受名声的同时，不得不牺牲个人的某些权利。美国司法界对舆论监督的阐释和态度，更是为新闻舆论监督提供了坚不可摧的保护。“美国上下普遍认同的一项原则是，对于公众事务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富有活力和完全公开的。它可以是针对政府和公职官员的一些言词激烈、语调尖刻，有时甚至令人极不愉快的尖锐抨击。即使它的个别细节失实，有损当事官员名誉，也不能成为压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理由，仍然应该得到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只有这样，言论自由才有存在所需的‘呼吸的空间’(BreathingSpace)o美国
最高法院认为，既无权又无势的民众在揭发批评官员滥用权力时怎么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呢?如果以法规强迫官方行为的批评者保证其所述全部情况属实，否则动辄即判有诽谤罪、处以不限量的赔偿，则可能导致‘新闻自我检查’(self一eensorship)。如果要求由被告负责举证，证明其所述情况属实，被禁锢的则将不仅仅是不实之词，更令官方行为的潜在批评者襟若寒蝉。即便他们相信自己的批判无不实之词，也会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自己在法庭上能否证明所述情况属实，或是担心付不起诉讼费用，而在发表言论时多半会‘远离非法禁区’。”美国各界对新闻舆论监督的这种宽容和鼓励的态度，使得被监督者不敢轻举妄动。
在中国，对舆论监督的态度则是另一番光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对尊长和权势的顺从，这种观念的一个极端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中国公众人物对不同见解和异己者的容忍度不大。在遭受舆论监督时，他们会想方设法掩饰自己，有的会利用权力打压和报复监督者，有的会怒气冲冲地诉上法庭。更有甚者，有的干脆现场谩骂和殴打。中国记者在进行舆论监督时的境遇令人堪忧，记者被打事件屡屡发生。另外，一些社会名人和实力人物，也会因媒体报道的部分失实，有时哪怕是并非恶意的细小情节出入，就动不动状告媒体侵权口而中国司法界，对新闻舆论监督的认识和所提供的保护，则还不足以使弱小的监督者获得充分发挥的空间。前述中国传媒高达70%的败诉率就是一个明证。这使得许多记者在舆论监督时
如履薄冰，也使得许多媒体对舆论监督望而却步。因此，对新闻舆论监督而言，社会各界的共同认可和正确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大家都能用法治的、理性的心态看待舆论监督，什么时候全社会都能意识到舆论监督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保证社会公正的不可缺少的手段，那时，我国的舆论监督便真正走上了正轨。”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新闻舆论监督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生态环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比如，中国正在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经济飞速发展，政治日趋文明，文化观念日益革新，新闻舆论监督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近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发实施，就是我国舆论监督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日臻完善的可喜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