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严复与传统文化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本文主要通过论述民国时期有关故宫博物院的经亨颐议案，探讨博物馆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下如何利用现代文明技术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社会作用，传承民族历史文化，教育民众，服务社会。
严复与传统文化论文 篇1：
严复中西文化会通研究
摘 要： 本文以严译《群学肄言》为研究对象，考查严复对西方社会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融会贯通，主要表现在文体、换例、增译、评注等方面。本文通过细读群学肄言，探讨严复通过翻译会通策略，以西方社会学思想反证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关键词： 传统经典 西学 文化会通 群学肄言
一、引言
作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第一人”，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学贯中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他的翻译思想及译著对中国翻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国内研究成果主要从解构主义、接受美学、目的论、生态翻译学等角度考查其翻译，译界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演论》上，而对于其他译著尤其是《群学肄言》的研究很少见。
作为国人学习社会学的启蒙读物，严复对《群学肄言》的翻译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译著不完全忠于原文，而是夹叙夹议甚或改写。在《群学肄言》中，严复是如何融会贯通中学和西学？会通中西学的目的是什么？这种处理方式有何意义？本文以严复的《群学肄言》为研究对象，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二、《群学肄言》的译作背景与目的
19世纪末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日趋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剧，魏源和李鸿章先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主张学习自然科学技术（器物）以改变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然而甲午战争及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国人认识到不仅要学习自然科学，还要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先驱，严复夹叙夹议地翻译了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中文译名《群学肄言》。
严复在“译余赘语”中指出《群学肄言》与中国传统经学宝典《大学》《中庸》有相通之处：“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1]当时严复已经了解sociology被日本学界译为社会学，而他使用“群”代替“社会”的翻译是他在中华文化元典中找到的最能对应sociology一词的比较结果。
群，有聚集、会合、组织之意，源于《荀子·王制》：“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2]社会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社”和“会”的结合。“社”指土地神，“会”指代器物的盖子。“社会”这一概念合用古义多指迎接土神的祭祀和集会，并非斯宾塞所指的社会概念。荀子学说论述民群的成立，分工与以礼法防争、君群关系等确有特色，为严复理解近代西方的“社会”观念提供了重要基础[3]。正如他在“译余赘语”里写道：“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严复明确把该词的词源及其意义，与儒家中一重要学派荀子联系起来，其目的在于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融会贯通，从而促进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的创建与发展。
三、《群学肄言》译著中的会通表现手段
1.先秦文风，华丽文辞，以汉语文体承载西学思想。
任何翻译活动都要受到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严复当时所处的社会主流诗学仍是以曾国藩、吴汝纶为代表的桐城派古文。严复想在译著中阐发的政治诉求被上层知识分子所重视则必须迎合他们的审美习惯。只有模仿先秦文风而作的古雅美文，才能使上层知识分子在吟哦传颂中渐渐熟悉并最终认可严复想要表达的观点。他的《群学肄言》文字极富美感，讲究对偶，与原文朴实无华的行文风格大相径庭。
如原文第七章[4]：“This emotion which is excited by the forms of governmental power，and makes governmental power possible，is the root of a faith that springs up afresh however of ten cut down.”
译文：然则彼之所以为此者，徒怵于上之权势而已，怵权势而心习成焉，其发现也如蔓草之荣枯，虽经霜雪，根株自若，春阳既融，甲乇斯见，上固无如民何，民亦无如其心习何也。
原文用语朴素，简洁明了，严谨平实，说明这种情绪无论怎样频繁地消除都會重新涌现。作者旨在对上文所举的例子做总结，陈述一个客观事实。严复的译文则要生动华丽得多，增加了形象化的比喻和描述。遣词造句方面四字一组，对仗工整，说理的同时在读者的脑海中展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不仅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还强调了国民怵权势之心习根深蒂固的普遍心态，以致出现即便“上固无如民何”，而“民亦无如其心习何”的典型的封建社会现象，增强读者的认同感。
再如同一章中这样一句：“水浑则不可以鉴物，情瞀则不可与议是非。”实际上斯宾塞的原著仅仅提及情感强烈会使人们难以均衡地认识政治事务。严复却以原文没有的比喻开头，先言他物，以彼物比此物，这是典型的“比兴”手法。这种语言特点在《荀子》《庄子》中比比皆是，尤以《庄子》为最，“引物连类，取相深厚”。严复的译文虽然增加了原文没有的比喻，却丝毫没有突兀之感，反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和谐美感，读起来朗朗上口。笔者认为严复在翻译中采用古雅文体不仅仅是为了迎合士大夫的阅读习惯，还说明严复深深认同汉语在思想表达上的审美观，认为这种语言上的美学应该得以传承。
2.换例。
中国古典诗学观强调“文以载道”重理而轻文，在文辞方面不重视近代西方翻译理论中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等关系。严复认为信于西学的关键是历史通达而不仅仅是形式逻辑的连贯。因此，他找出传统经典著作中能对应的词汇，采用换例加入国人熟知的事例。如《喻术第三》中有这样一句：“其见于动物者，如陂塘之蛭，海中之鰂，苟横分之为数段，而因段成形，悉如其本具。”严复把原文里国人不熟悉的珊瑚虫的例子换成了蛭和鰂。《智絯第六》里“任其蜉蝣之智，而以为不变焉”。这里的“蜉蝣之智”是严复自己加上去的，取自《诗经·曹风·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情暓第七》里，严复把原文的“The conquering chief”具象化，加上了国人熟知的典故译为“不世出之英君，若蒙兀之成吉思”。可以看出严复的译作大量使用古典文化对比斯宾塞的思想，拉近译本与初涉西学的士大夫们之间的距离，打破读者的接受隔膜，加快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
3.增译。
原文第七章有这样一段话[4]：“The individual citizen，imbedded in the social organic mansion of its units，moulded by its influences， and aiding reciprocally tore-mould it， furthering its life while enabled by itto live，cannot so emancipate himself as to see things around him in their real relations.”
譯文：民生在群，为拓都中之么匿，拓都么匿，势常相需，民受范于群者也，而群亦受范于民，民资于群而得生，而群亦倚民以为进。是故言圣人铸世运者固非，而言世运铸圣人者，亦未尽也。惟知二者相为消息，而后得之。
斯宾塞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单个公民是其中一个组成单位，二者相互影响制约。严复以拓都代指总会，以么匿代指单个，清晰地论述了二者关系。他深为认同斯宾塞的观点，有感而发假借斯宾塞之口驳斥了世人对时势与英雄之间关系的狭隘的一成不变的僵化理解，实际上是在译著中汇入自己的解读思路与批判思想，开拓国人认知世界的视角。
4.注评。
《群学肄言》共184145字，其中注评四千余字。作为严复话语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注评是他会通中西学术的另一重要手段。《群学肄言》注评的内容层面，除去部分解释国外专有人名、地名之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将该书相关内容与中国类似历史案例相联系，发表自己的评判见解。在《物蔽第五》有一脚注：“王介甫（王安石—笔者注）所云新法，坐不知此，遂为天下后世所诟病。”严复从原文中举出的英国议员的案例联想到王安石变法，说明当权者们提出政治动议时即便不是存心也常会忽略某些种类社会问题的根据，从而造成法案不切实情，损害绝大多数国人的权益，而这种社会研究上的失误乃古今中外世人所共有。《喻术第三》反复出现类似的评注：“呜呼！此吾国变法之所以难也。”“呜呼！观于此，而知吾国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也”。借注评表明他对当前维新变法的看法。
（2）对译文里出现的名词进行解释，或点明中西学术的相通之处，或提醒读者注意中西学术语言对应的相异之处。为了更易被国人接受，严复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表达从西学中接受过来的思想。正像冯契先生所言：“严复在这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他在翻译西方名著时，精心选取甚至创造概念，用心良苦，表明了一位学者的严肃的科学态度。”[5]
如《物蔽第五》有一案语：“以下言物蔽之起于以谟知为接知者。案接知、谟知出《庄子》，接知者直接之知，谟知者间接之知。”严复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术语，帮助国人理解观察结果不能与推论相混淆。他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有共同的义理，可以相互沟通和发明，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认识可以增进对西方学术的认识[6]。与此同时他通过肯定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学相通的观点，借宣扬西学肯定中学精髓。另外提醒读者注意中西学的区别。如《成章第十六》一段注评，严复从西学术语定义之精确联想到中学汉字一字多义：“谨案中国所谓天字，乃名学所谓歧义之名，最病思理而起争端。以神理言之上帝，以形下言之苍昊，至于无所为作而有因果之形气，虽有因果而不可得言之，适偶西文各有异字，而中国常语皆谓之天。如此书天意，天字则第一义也；天演，天字则第三义也。皆绝不相谋，必不可混者也。”严复把原文中的evolution译作天演，super natural interpositions译作天意。不同语境下，天字作不同解。
（3）概括下文大意，对原作者的论点做清晰的推理。这类注评出现的次数最多，通常出现在段首。如《喻术第三》：“以下言读史而但现古人之事迹，虽考之綦密，必不足以得盛衰治乱之由。惟知求群学，籀其公例者，乃能据往事知来者耳。”这段话告诫读者，不仅要熟悉考据史实，了解文明历史，更要从社会经历的结构与职能的变化中找出规律（公例），这样才能判断应支持建立什么样的机构，应反对什么样的立法变更，政治机构的发展是否合理。这一注评能够帮助读者认同，群学确实是一门科学，必有其规律可循，认识规律才能获得对政治行为的合理指导。斯宾塞研究社会学的目的在于解释社会，严复翻译该书，更在于借群学肄言的翻译提供一个改造社会的方案。严复高明的会通翻译手段将斯宾塞的思想和中国儒家的观念在译本中近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原作中对社会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及其研究方法探讨的重点变成了严复笔下的讲解社会天演进化公理的政治学教科书，表达了严复强烈的政治诉求。
四，《群学肄言》中翻译会通的意义
会通是我国重要的传统学术范式。一指会合变通，即会和疏通异说异义而调和其矛盾，以呈现其间真正之意义。一指融会贯通，如《文心雕龙·物色》：“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餘者，晓会通也。”翻译会通是指译者通过翻译把中学和西学融会贯通，以求超胜[7]。译者对于异域文化进行理解、消化与吸收，通过类比和对比中西文化异同找到共通点，增进对异域文化认知的同时反观本土文化，从而领悟并重新挖掘本土文化的精髓所在。
严复会通翻译的目的是吸取异域文化为中华文化所用，取长补短[8]。严复对于中西文化的会通，既不是用西方文化代替本国传统文化，又不是把两者简单地糅合。他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提出了会通思想：“阔视远想，统新旧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9]他承认古人的“精义微言”与西方思想有“暗合”之处，认为需要借助新的意识形态重新发现和理解固有文化的魅力。“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后能之”[10]。“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11]。可见他倡导的是将西方的思想学说和科学的方法论导入中国的儒家框架，求同存异，以实现传统思想的自我改良。严复力图以相对平等的态度与西学对话，认为“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12]。先秦语言美学应该得以传承，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也是具有现代意义的。
五、结语
严复是第一位尝试从学科全局引进西学，是在融合中西的基础上建设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第一人，开创了此后中西文化交流，促使以传统经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向近代转化。前人在研究严复及其译著时，总是称赞严复在介绍和翻译西学以启蒙大众，却忽略了在学术的发展问题上，他其实是想通过对中西学术的会通继承和发展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严复立足于找到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通过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取舍，以及与中华文化的融合实现中国传统经学的自我更新，以求超胜西学。一国的政治文明的成熟，固然需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成果，但根本还是要把这棵大树栽培在本国历史的土壤之上。中华文化的基因何在，不正是这些传统经典吗？从这个角度而言，严复《群学肄言》的翻译会通在堆砌文化认同感，增加民族凝聚力方面值得国人深思。
参考文献：
[1][4]斯宾塞，著.严复，译.群学肄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2]荀子.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王宪明.严译名著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J].福州大学学报，2008（24）.
[5]冯契.中国近代哲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23.
[6]韩江洪.严复翻译中的误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1）：60.
[7]张德让.翻译会通论[J].外国语，2010（68）.
[8]熊辛格.严复翻译会通研究——以《社会通诠》为例[J].长沙大学学报，2013（88）.
[9][10][11][12]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740018）《严复会通式翻译之研究——以西方社会学变身群学的过程为例》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柴孙乐子 韩江洪
严复与传统文化论文 篇2：
论经亨颐议案之谈博物馆的社会作用
[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论述民国时期有关故宫博物院的经亨颐议案，探讨博物馆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下如何利用现代文明技术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社会作用，传承民族历史文化，教育民众，服务社会。
[关键词]经亨颐议案；故宫博物院；博物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社会作用
1927年6月8日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一项议案，认为故宫为逆产，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院内一切物品。6月29日，国民政府召开会议，讨论经亨颐的提案，竟通过了这一荒谬提案。同时决定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组织条例”送回中央政治会议，要求中政会重新复议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决定及有关法令。关于这一议案的通过，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无不为之愤怒。
在他的议案中，认为故宫及其里面的文物都是封建旧文化的代表，随时为下一个可能当皇帝的人准备着，因此理应废弃故宫，拍卖文物。他的行为不仅令当时的人们愤慨，而且令现在的我们也为之一颤，试想一下如果当初这一议案真的通过了，恐怕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今天让人为之感叹的文化遗产了。
经亨颐，浙江上虞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书画家。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倡“自动、自由、自治、自律”，提出“训育之第一要义，须将教师本位之原状，改为学生本位”，主张成立学生自治机构。要求教师必须有“高尚之品性”，反对那些“因循敷衍，全无理想，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身之传舍”的平庸之辈。他还力主活跃学术氛围，丰富课余生活，注意培养和陶冶学生的人格及情操。经亨颐创办的浙江一师和春晖中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学者和教育家会如此地“厌弃”故宫这一伟大的人类遗产呢？究其原因，其实是和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的。在1928年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大事，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相继爆发，社会动荡不安，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倡导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新思想，他们主张“批孔”，“打倒孔家店”，抵制一切旧的文化和传统，视中国传统文化为新社会的洪水猛兽，惟恐其蒙蔽了新青年的思想和视野。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单单是经亨颐先生，吴稚晖、严复、胡适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都认为要反对一切旧文化和旧传统。在当时激进、变革的社会环境下，我们似乎又可以理解经亨颐先生的行为和想法了。正如在经亨颐先生30多年教育工作中，一贯主张“与时俱进”“适应新潮流”的办学方针，提出的“反对旧势力，建立新学风”的教学主张，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致力于对传统教育事业的改革中。
最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在评价以往的历史事件时，我们必须对过去的历史做一个公正的判断，但是我们却可以试着去理解当时一些人的愚蠢或残忍的行为，那是因为文化具有相对性，并且社会在不断的发展进步，我们要站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中看待人们的做法。因此对于经亨颐先生的提案，我们只能说他的提案是不合理，但又确实是符合时代背景的，他仍然不失为一位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和伟大的教育家。
直到现在，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还是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该如何定位传统文化？一直都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必须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发挥其积极作用，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服务。正如博物馆里展出的就有很多中国古代的书画作品和手工制品，这些文物，对于民众来说，是增加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的最好的教科书。哪个民族能没有自己的历史？哪个民族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应当把传统文化和文物作为我们民族的骄傲，是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
而如何将传统的民族文化发挥最大的作用，博物馆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博物馆学概论》中提到：博物馆的三E功能：教育国民、提供娱乐、充实人生，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把本馆的职能标志画在馆徽上：Education（教育）、Expedition（探索）、Research（研究）。博物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1收集、保藏文物、标本和其他实物资料。2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3思想品德教育。4科学研究5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博物馆具有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如何通过现代的文化技术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作用来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呢？
通过现代的文化技术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作用来到传统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新媒体技术的应用。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被誉为是开辟“创新型观众互动”新媒体运用的先驱。史密森学会率先在博物馆展示与传播领域引入新媒体技术，不仅建立了适用于不同年龄和兴趣的网站、多种网络社交平台，还开发了多款手机应用程序，开辟传播博物馆文化的新途径。当然国内的博物馆也不甘落后，国家博物馆也推出了国博手机导览中、英文服务，以便游客更好的参观。通过新媒体交流方式，博物馆人员可以和公众进行更加积极的交流沟通，改进自身的不足，及时修正错误，使博物馆本身有一个健康良好的发展，为博物馆社会功能的实现拓展更大的空间。博物馆还可以通过各种新媒体，使越来越多的公众了解认识到他们身边的博物馆，愿意去参观去学习，以扩大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
这样一来，博物馆可以更好的激发民众创造力，博物馆的英文为Museum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Muse，Muse是科学、艺术女神的总称。西方的Museum以Muse为词干，强调的就是人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我看来，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巨大的艺术品，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集合体。奠基者用包含着历史、自然、科技、艺术的藏品和独特的展厅来塑造人类最美的教育殿堂，来启发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对美和艺术的追求，对真理的探索，对大自然万千事物的热爱和对人类历史的思考。博物馆里的所有似乎与人们的思想融为了一体，理性与感性，科学与艺术，客观与主观，记忆与想象，过去与未来，尽在于此。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在博物馆中实现了完美的碰撞与交融。
作者：孙怡杰
严复与传统文化论文 篇3：
严复翻译出版的实践框架与历史价值
【摘 要】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文章回顾了严复主要的翻译出版实践活动，提出严译的翻译出版实践框架反映了翻译时的创造性与翻译标准“信”之间的矛盾，以及翻译体现的思想性与翻译标准“达”之间的统一。这种创造性和思想性是现代翻译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关 键 词】严复;翻译;出版实践;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王娟，信阳学院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信阳学院教育教学改革一般项目（2018YJG07）阶段性研究成果。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也是新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在英国留学，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回国后曾担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编订名词馆总编辑。严复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是清末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是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严复翻译了《天演论》，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之后他翻译了多部著作。严复翻译出版的实践框架自成体系，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严复主要的翻譯实践活动框架
严复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成回国后，并没有立即从事翻译工作，而是在海军学院执教十五载。在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后，他陷入痛苦之中，亡国之危让从来述而不作的严复决定用文章来呐喊。于是，严复开始执笔进行大量的翻译活动，把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广泛阅读的反映西方先进思想的书籍译成中文，给当时封闭愚昧的国民开了一剂思想上的良药。从1895年到1909年，严复陆续进行西方名著的翻译，这一时期是他翻译实践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亦是他翻译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奠定了他作为近现代中国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的地位。
1898年，严复完成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和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的翻译，中文取名《天演论》。他是根据赫胥黎在牛津大学的演讲来译述的，中国人在这本书中读到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新词。在甲午战争失败的背景下，这些来自西方的字眼戳到了民族的痛处，同时也让国人看到了出路和希望。严复翻译《天演论》，不是逐字逐句把赫胥黎的书翻译完了就了事，他还在书中写下了大量的旁注，用他自己的理解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了一番解释和论述。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这样评论：“严复翻译《天演论》，其实并不是翻译，而是根据原书的意思重写一遍。文字的详略轻重之间大有不同，而且严复还有他自己的按语，发表他自己的看法”[1] 。
1902年，严复翻译了《原富》，《原富》原名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在《原富》中，他重点介绍经济上的自由政策，多处加按语，反对清政府干涉，主张听民自为。严复所主张的不是“农本商末”，而是“工商立国”。他提出了“利己”的观点，主张发展工商业，追求利润，在竞争中追求经济利益，这与中国传统提倡的“克己”思想形成对立。实质上，严复欲通过这种“利己”的改变来实现“利国”，即走强国之路。这些在当时是切中时弊的进步思想。同年，严复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名著《群学肆言》（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1903年，严复翻译了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1904年，翻译了甄克斯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1905年，翻译了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1909年，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The Spirit Of the Laws）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
从严复翻译出版的实践框架来看，八部英文译著主要介绍了当时西方的先进思想，包括进化论、经济学、逻辑学、民主自由思想、社会学等，通过严复的翻译，这些著作第一次以中文的形式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严复的旷世译著既反映了其灵活的翻译技巧和丰富的翻译思想，又体现了他作为民族思想启蒙家的深厚爱国主义情怀。
二、严复翻译实践活动框架的特点
1.创造性与“信”之间的矛盾
严复的伟大翻译事业始于《天演论》。在此之前，一些传教士翻译了诸多反映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的书籍，然而都没有把准中国人当时“闭关锁国、麻痹无知”之脉。严复在对当时中国现状和中国人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借赫胥黎之名，“做”了一部《天演论》，介绍当时最先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通篇考察《天演论》，可以发现严复对原文多有增删， 有时还加入自己的话来发挥原文之意，甚至对原书‘所引喻设譬。多用己意更易’”[2]。故大多数学者认为，严复不是原原本本地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而是在改变原书章节和原意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表达严复思想的《天演论》。《天演论》中有严复撰写的30多条按语，约占全书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且有些按语比译文还长，这在翻译史上实属罕见。此外，严复在翻译《进化论和伦理学》时，完全赞同赫胥黎“生物自古以来是不变的，生物发展的基本现象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是物竞和天择”的进化论观点。但是，严复不同意赫胥黎“自然界没有什么道德标准，而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人类不同于自然，能够做到相亲相爱”的伦理学观点，他认为中国被欧洲列强侵略的现实已经强有力地证明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亦是“强则生，弱则亡”，所以严复的《天演论》只用了原书名的一半。从表面上看，严复的“做”与其翻译原则中的“信”貌似是矛盾的，但严复如是翻译的目的绝非仅仅让国人熟悉它，而是希望通过按语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家国情怀，给当时盲目焦虑的中国人敲响亡国警钟，从译作《天演论》中，我们足见严复翻译的用意之深。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严复翻译的“做”和“信”实属“貌离神合”。
除了著名译作《天演论》，严复1902年翻译的《原富》，亦在文中多处添加按语，共为译文添加三百多条、六万多字的按语。这些按语体现了严复在翻译《原富》时产生的共鸣，体现了他个人的经济思想，更重要的是，与《天演论》类似，他在深刻理解原著的基础上，把原著“做”成符合中国国情、充满经济思想的救国富强之作——《原富》。如“economy”一词，音译为“叶柯诺密”，源自希腊语，即我们现在普遍接受的“经济”。实际上，“经济”是日本人对“economy”概念的翻译，中国人当时的翻译是“理财”，严复对“经济”和“理财”的翻译都不满意，他认为“经济”太广阔，古语中经世济民才为“经济”，而“理财”又显得狭隘了。于是，严复将其译为“计学”，他认为这才与“economy”完全吻合。这看似违背民意的创造性翻译，实则是他对翻译标准“信”的追求。
2.思想性与“达”之间的统一
严复在45岁时决定专心译书，不问他事。从《天演论》开始及之后的八部译著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译著体现了其思想性与“达”之间的统一，尤其投射出严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经济和社会科学思想。
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认为“朝堂内外的大多人或是懵懂无知，或如无头苍蝇”，他感慨京城里士大夫不识时务，头痛说头脚痛说脚，绝不知病根所在。于是，他决定用文字表达思想，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他认为无论中国的文化多么源远流长，都无助于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民族危机，必须进行启蒙。美国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认为，“严复这四部醒世长文是表达他政治见解的纲领性文件，且其之后的翻译实践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3]。严复翻译《天演论》是在甲午战争失败的背景下进行的，他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残酷道理介绍给中国。《天演论》融汇了东西方的学术思想，是反省中国历史文化与现状的结果，这部著作以恢宏的气势，将国人带入世界的版图、时光的坐标，鲁迅因此称严复是开启民智的窃火者。译著《天演论》的完成，确定了严复百年中国启蒙思想家的地位，成为他救国之路的开始。
严复之后的译著《原富》，“和他翻译赫胥黎《天演论》、撰写《论世变之亟》等政治论文一样， 都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怀， 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原富》研究的主要对象虽然是英国，但是介绍外国的情况， 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而且书中对英国当局的指责，切中中国时弊， 深引他的同感，他通过译作表达他对中国现状的见解和批评，更是深刻体现他的经济思想”[4]。
严复留学英国期间，广览英国的各种社会科学著作，与西方思想家晤面，进入了达尔文、斯宾塞、穆勒和孟德斯鸠等人的世界，这一时期他开始思考“西方何以事事胜出”。他已看到，西方之所以走在中国的前面，并不表现在“西方拥有先进的武器”这一器物层面，而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差距和价值观的天壤之别”。在英国，他观察并体会英国社会的各种状况，比如法庭，严复在法庭旁听时发现英国犯人有辩护的权利，而且还不用下跪，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为他后期翻译《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法意》奠定了思想基础。“严译虽然没有完全背离原著，却明显体现出他最关心的还是国家政治，是国家当下的处境，这是他看待各种事物以及理解各种西方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按照严复自己的观念，中西各有体用，无法强同，所谓‘分之则并立， 合之则两亡’”[5]。1904年，严复翻译了一部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政治学》，中文名为《社会通诠》，此作品亦是表达严复政治思想的窗口，“为了达到翻译目的，严复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大胆采用‘非正法’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改写，达到了‘借人之口，达己之旨’的效果，传播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6]。
从早期的《天演论》到后期的《法意》，这些译著无不体现了严复比较中西方思想文化的结果。严复把反映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思想的经典之作通过创作与译作结合的方式带到中国，深刻体现了他融合个人思想与译作之中的独到之美，实现了思想性与“达”的统一。事实证明，严复的目的达到了，毛泽东评价“他是近代引进西学的第一人”。
三、严复翻译出版实践的历史价值
1.严译的衍生效应
严译的创造性不仅激发了翻译界多数学者探讨他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让他的翻译实践活动成为翻译界源源不断讨论的话题，而且衍生了其他领域的话题。严复的翻译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他从一个词一个词“做”起，今天我们熟悉的“逻辑（logic）”“逻各斯（logos）”“数学（Maths）”“乌托邦（Utopia）”“群学（Sociology）”“心学（Psychology）”“生物学（Bilology）”等词语，就是严译带给我们的，这种开创性是严译翻译岁月筚路蓝缕的例证。严复完成译著《天演论》后，一时间，“物竞”“天择”“竞存”“适之”“优胜劣汰”等新词让很多年轻人和革命者如沐春风。
2.翻译出版实践要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严译的思想性启迪后人翻译应当是顺应社会发展的。严复早年在福建马尾学堂的学习经历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留学经历，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家的地位，使他在译介西学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又反哺了他的翻译实践活动。严复的译著，未必是西方最新的学说，但却是当时他认为的西方成功的法宝，也是当时他认为的中国富强的必需。他翻译的所有的书，都是当时的中國社会最需要的，“严复的激情、睿智、学识、才情全聚于译作，溢于文字，是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对国外思想的完整性输入，是文化交流的主体，有时甚至是主流”[7]。严复把译书作为“开民智”的重要途径，他真真实实地把西方富强的原理一步步通过译著介绍给国民，成为当时中国人寻求救国富强之路的理论源泉。
严复阐释“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所以翻译《国富论》，并取名《原富》，其核心“利己”主义虽然与当时中国社会“克己”的家天下主流不符，却与当时国人内心摆脱帝国、封建，谋求强国的强烈愿望相吻合，这亦与译著《天演论》的翻译目的相吻合。严复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为传统文化引入新内涵，开出新生命，为现代中国的建设构筑了融合古今东西的学术理论基础。从总体上看，严复的译著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能够抓住当时中国人的需求，及时地给求强求发展的中国人指明了方向。
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和思想家，严复的翻译出版活动和思想自成体系。严复一生共有八部译著，其译著的过程亦是循序渐进、自成脉络、立志救国的过程。从严译中，我们看到严复谋求的不是修修补补式地“拿来”西方的先进思想，他主张的是根本上的变革，他谋求的不是西方先进的技术，而是探寻真正能引领中国人救国富强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冯友兰. 从赫胥黎到严复[C]//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论严复与严译名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01-102.
[2]王克非. 论严复《天演论》的翻译[J]. 中国翻译，1992（3）：6-10.
[3][美]本杰明·史华兹.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 叶凤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4]陈绛. 严译《原富》的时代意义[J]. 历史教学问题，2008（4）：4-7.
[5]叶雨薇. 严复《群己权界论》的翻译及其纠结[J]. 学术研究， 2015（3）：119-128.
[6]林淑熠. 严复翻译操纵与改写研究——以《社会通诠》为例[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115-117.
[7]黄忠廉，陈元飞. 从达旨术到变译理论[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1）：98-106.
作者：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