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和谐社会哲学思考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二元性，并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但我国的农村仍能保持一定的安定、团结、发展和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建设。
和谐社会哲学思考管理论文 篇1：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
摘要：从社会哲学层面来讲，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经由需要、技术、交往和分工等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约着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的现实状况同时也制约着社会发展，这种双向制约关系是必须予以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当前条件下，应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进社会整体领域不断发展，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客体条件;同时，还应着力提升人的素质和能力，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创造适宜的主体条件，更好促进人的发展。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不少学者基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对此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对“社会”这个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或者由于对人的发展规律的把握不够深刻，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仍有待提升。鉴于此，本文拟在社会哲学的层面上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人的全面发展等相关问题做些探讨，以深化对该问题的理论研究。
一、内在逻辑：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辨析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到了一个重要概念，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但仅从这个概念本身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主词是谁，无法确定是谁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一般会认为，这里的主词应是“社会”，但对“社会”这个概念却又有多种理解。笔者以为，这里的主词确实意指“社会”，但这里的“社会”应是指社会哲学层面的社会，即“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构成领域在内的完整的社会结构体系”[1]，而人是生存于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现实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与人的关系，就是社会客体与社会主体的关系;社会发展就是指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人的发展则是指社会主体的发展[2]。正如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本来就是相互联结着的一样，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也处于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社会发展能够促进人的发展，即促进人的生活状态的改善与人的素质能力的提升;人的发展也同样可以促进社会发展，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条件，具有更高素质和能力的人能够更好更快地促进社会发展，但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同时，人的发展的现实状况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都正如各自构成自身发展的现实基础一样，也都成为了对方发展的基础、前提甚至限度。而要透彻把握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还必须从现实的人的需要谈起。
人的发展主要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现实的人的现实的生活状态的不断改善和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3]，而人的需要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4]531。我们从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不仅可以理解人的需要是无限发展的，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会不断引起新的需要，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得知人的需要的发展必须以原先的需要为基础，同时还要受技术与人的活动的决定和制约。其中，“工具”即技术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满足需要的活动”要想进一步激发和满足新的需要，必然会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活动，这就意味着分工的发展。换言之，正是技术和分工的发展推动着新的需要的产生，也决定着新的需要的满足状况。如果我们从更为直接的意义上或者说直接从主体意义上去理解“满足需要的活动”，则这种“满足需要的活动”就是交往活动，推动人的需要发展的因素就变成了技术和交往活动（及其所形成的交往关系与形式），技术和交往活动、交往关系、交往形式同样也构成了新的需要产生和发展的限度。而无论是技术与分工之间的关系，还是技术与交往活动、交往形式之间的关系，其实质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早就阐明了分工与所有制的紧密联系：“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4]521因此，人的需要与技术和分工之间的关系，或与技术和交往活动、交往形式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的需要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同时由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之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这样，人的需要与社会（社会结构体系）之间的关系就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了。人的需要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就体现为人的需要与社会发展相互影响，人的需要推动人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促进人的需要水平不断提升并规定了提升的限度;二者相互作用的中介从客体来看是技术和分工，从主体来看则主要是人的交往活动及其所形成的交往关系与形式。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比后来某些西方学者仅仅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人的需要所得出的结论要深刻得多。
同样依据马克思的这个论断，进而言之，人的需要还是人的发展的环节和状态，需要的满足也是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表征和归宿。“需要—需要的满足—新的需要产生”的不断更替，无疑蕴含在这个论断之中。一方面，单就“需要的满足”来讲，需要的满足其实就是人的生活状态的改善和素质能力的提升，就是人的发展;如果把“需要的满足”放在“需要—需要的满足—新的需要产生”的不断更替中来理解，需要的满足则又構成了人的发展的中间环节。另一方面，无论怎样来理解“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都必须经由社会发展来实现，如果我们把“社会发展”嵌入“需要—需要的满足—新的需要产生”之中，即“需要—社会发展—需要的满足—新的需要产生—社会发展”，就可以立刻直观到社会发展之于“需要的满足”的重要性，“社会发展”首先是需要的满足即人的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社会发展而空谈人的发展是毫无意义的。同时，从这个嵌入了“社会发展”的不断演替中，亦不难理解需要的满足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人的生活状态才能不断得到改善，人的素质和能力才能不断得到提升，新的需要才能产生，社会发展也才能获得适宜的主体条件。当然，正如我们前面已经阐明的，在人的需要与社会发展之间还必须以技术和交往活动来作为中介。可见，考察人的发展、社会发展及两者之间相关作用的原理与机制，只有从现实的人的需要出发，经由技术与交往活动，才能获得更为全面而透彻的理解。
现实的人无时无刻不处于种种关系之中，正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人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人才能生存和发展。自然界是人类社会须臾离不开的物质和能量条件，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最基本源泉。“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4]194人们通过技术和交往活动与周围的自然界发生着具体的历史的对象性关系，不断进行着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进而满足人的需要，在制造劳动工具、获得技术的基础上，现实的个人之间还必须结成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只能通过生产中的交往活动才能建立，这种在生产中结成的经济交往关系或经济联系构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结构体系的基础即社会的经济领域;在经济关系之上，人们之间又通过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等活动结成了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种种社会联系，从而构成了社会的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等各种领域。现实的人不仅无法摆脱物质关系的纠缠，而且无时无刻不处在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社会关系之中，这种在技术发展基础上经由人的各种交往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交织起来的画面总体上构成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体系。现实的个人基于自身的需要，必然要从总体上面对和处理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以及与种种共同体的关系，只有通过技术、分工和交往活動，个人在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中，才能突破现有社会关系与社会发展条件所规定的满足自身需要的限度，获得不断发展。个人的这种发展不仅意味着自身生活状态的改善和素质能力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发展获得了更好的主体条件。从社会哲学层面来看，总体上讲，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就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交织、协同演进的漫长过程。
二、时代境遇：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状况的双向制约
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双方同步转化的辩证运动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演进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社会客体即社会发展状况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社会生产状况是“落后的社会生产”。由于技术和生产力落后，分工不发达，以及受纯而又纯公有制的影响，社会经济领域发展状况很不理想;同时，由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以及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文化领域发展状况也较为单一，社会整体仍呈现出以政治领域为中心的“领域合一”[6]状态。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展开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影响的逐渐淡去，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大大提高，纯而又纯的公有制逐渐被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经济活力不断释放出来，连续几十年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政治领域，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明显提升，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维护;在文化领域，文化日益多样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迅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更加巩固。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我国原有社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贯彻和落实新发展理念，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明显，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一带一路”建设发展迅速，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深入推进，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权力监督体系改革取得新进展;文化更加繁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取得一定效果，文化软实力有了较大提升;等等。
在这些辉煌成就面前，我们很难再说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仍是改革之初“落后的社会生产”了，现实状况则是社会整体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种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社会整体领域发展不充分。在经济领域，科技创新明显加快，但与创新型国家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如有学者指出，目前世界上二十多个创新型国家，这些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大都超过了2%，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七成，对外技术依存度低于30%，而我国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足四成，对外技术依存度却高于40%[7];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仍任务艰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仍有较大空间，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进一步完善。在政治领域，党的领导需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需进一步发展，公众参与机制需进一步完善，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水平仍有待提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文化领域，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任务艰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需大力传播和培育，中华文化影响力仍需提升。其二，社会整体领域发展不平衡。在经济领域，三次产业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调整和升级，有些地方农业占比过高，而有些地方虽然农业占比不高，但工业发展仍很落后;同一产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也需要调整，如农业中发展养殖业还是种植业的问题、发展种植业种什么的问题等。在政治领域，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仍需加强，中央和地方关系有待进一步协调。在文化领域，各种文化资源需要进一步整合，处理好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关系也需下大气力。民生问题成为突出短板，生态安全形势严峻。与此同时，社会各领域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和平衡，如政府、市场、法治三者之间的关系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社会发展的这种不平衡与不充分往往相互交织，从而使得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此外，发展的不平衡还体现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从城乡之间来看，城市与农村作为同一个社会结构体系内部的两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结的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都具有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领域和其他领域。当前的状况是农村无论哪个领域和城市相比，发展都显得比较滞后。在经济领域，由于城市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农村以农业为主，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农业属于赢利能力比较低的产业，天然的产业部门收入差距自然会导致城乡差距。然而，问题是我国当前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自2002年始几乎都在3倍以上，且差额仍在不断拉大。原因一方面在于农业生产成本逐年提高而农产品价格由于受国际市场影响不升反降;另一方面则在于农村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滞后，第一、二、三产业难以融合。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滞后，乡村治理亟待加强，文化凋敝现象严重。从区域之间来看，我国明显存在着东部、中部、西部三种区分，每个区域自身也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等在内的社会整体领域，东部与西部社会整体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就经济领域而言，区域之间由于自然禀赋不同，经济发展各有特点或存在些许差异本属正常，但区位优势、地理环境、条块分割、政策安排等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导致了东部地区已经进入较高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会滞留在先前的发展阶段上。如果我们拿西部地区的农村与东部地区的城市比较一下，这种差距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如同城乡差距一样，区域之间经济领域的巨大差距也必然会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反映出来。
从社会主体即人的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与整个社会发展状况决定了人的需要只能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规定了人的发展限度。由于受技术发展水平、苏联模式、人民公社和单位制的影响，整体而言，生产仍是发生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个人多局限于血缘、地缘与职缘共同体内部。落后的生产技术和不发达的分工使“多方面的需要”和“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无法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无法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来。人的需要多是基本的物质需要，人的交往仅仅是在狭小共同体内部的交往，且多是局限于经济层面的简单交往。这种低水平的需要和被满足程度，以及低层次和狭窄范围内的交往，极大地抑制了人的生活状态的改善与各方面素质和能力的提升。人的这种发展状况迫切要求推进社会发展并通过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客体条件。1978年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了通过发展生产力破除阻碍人的发展的各种社会体制机制，促进人的不断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日益加快，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阻碍人的发展的体制机制逐步被打破，生产不再局限于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迅速突破了血缘、地缘特别是職缘共同体限制，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被组织起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全社会甚至全球范围内得以建立。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分工的日益深化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使全体社会成员的交往活动日益频繁、层次不断提升、范围不断拓展，“物质文化需要”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满足，素质能力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生活状态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更高水平的物质文化生活”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新的多方面的需要随之被激发出来。这些新的多方面的需要综合起来就是“美好生活需要”，它的产生既标志着人的发展程度的提升，同时也构成了人的进一步发展的内容。然而，当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却成为了这些新的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需要满足的主要制约因素，阻碍了人的发展;而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又需要社会主体具备更高的素质和能力，但社会成员现有的素质和能力状况（比如民主素质、法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与政治交往能力、文化交往能力等亟待提升）同样也成为了社会平衡充分发展的制约因素。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约着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的现实状况同时也制约着社会发展，这种双向制约关系，是必须予以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
三、实践超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虽然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但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从社会主体和社会客体两方面同时发力，既要通过促进社会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客体条件，又要通过提升人的素质和能力，促进人的发展从而为社会发展创造适宜的主体条件。
1.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客体条件
首先，应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科技与经济领域的关系最为直接，但其涉及面却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严格来讲，它是关涉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因此，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德国政府提出了“工业4.0”战略，强调加强网络虚拟系统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创造新兴业态，对传统行业、企业与生产系统进行流程再造，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美国2009年至今已发布了几个版本的《美国创新战略》，提出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3D打印技术、机器人等重塑制造业;日本和韩国分别推出了《数字日本创新计划》和《韩国科技发展长远规划2025年构想》，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导向;欧盟也早就出台了《欧洲2020战略》，旨在加强成员国在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投入与合作。新一代的技术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先进科技引进难度加大，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进科技创新，应加大研发投入，强化基础研究，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打造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体系;应着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市场为导向，切实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应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把先进科技成果融入到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生态等领域在内的社会整体领域，着力提升科技创新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其次，应推进社会整体领域不断发展。在经济领域，应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实体经济相融合，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打造和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健全和完善产权制度，优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充分保障各种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鼓励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市场竞争。在政治领域，应继续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解决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既要加强中央权威，又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增进上下联动和统筹协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增强政治吸纳能力，拓宽公众合法有序参与渠道;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强化法治保障，创造良好法治环境。在文化领域，应强化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大力传播和弘扬内含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等要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抵制各种外来不良文化侵蚀，处理好文化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的关系。在民生领域，应加大对教育事业投入，推进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公平;坚持就业优先，大力开展职业培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促进收入分配更公平更合理，缩小收入差距;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在生态领域，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注重对资本和技术的合理使用，健全促进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在国际关系领域，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反对霸凌主义，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与此同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还应更加重视社会各领域特别是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协调平衡问题，比如，经济领域里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领域里党的领导、文化领域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一定要一致起来，经济领域里的市场功能、政治领域里的政府职能、文化领域里的法治意识也要协调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社会整体领域平衡充分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再次，应促进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促进城乡之间协调发展，应合理做好城镇化布局，推动中心城市发展，建设和培育城市集群，发挥其集聚和辐射效应，与此同时还应着重大力建设和发展中小城镇，充分发挥其城乡协调发展的桥梁作用;城乡资源要素的顺畅流动是城乡之间协调发展的关键，应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通过推进三权分置、户籍和就业制度改革等，使农村中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要素与城市中的资金、科技、管理、信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按照市场机制充分流动、合理配置、优化组合。鉴于当前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还必须大力推动乡村振兴。乡村也是一个“五位一体”结构，因此推进乡村振兴应坚持乡村各个领域协同推进。应大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培育多种经营主体，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作用，调整好种植业、养殖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乡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强乡村治理，坚持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加乡村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投入，进一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农村环境治理，禁止城市垃圾向农村转移，着力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加大对农村工业污染的治理力度。在推进城乡之间协调发展的同时，还应大力促进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促进区域之间协调发展，需要中央政府、先富地区、欠发达地区形成合力。中央不仅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还应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人才、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做出更加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先富地区应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和帮扶力度，目前在这方面已有很好的实践案例，如浙江一些城市对贵州某些城市的对口帮扶就取得了较好效果;欠发达地区应积极向先富地区学习，加强交流与合作，根据本地区实际，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总之，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进社会整体领域不断发展，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等这些举措，直接来讲是在促进社会结构体系发展，但从根本上来讲，其实质是基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设法通过技术和分工的发展，拓展和提升社会成员的交往层次和交往范围，进而满足其多方面的需要，促进其全面发展。
2.提升人的素质和能力，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创造适宜的主体条件
人的发展包括人的生活状态的改善和人的素质能力的提升，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承担者，社会发展是由人来推动的。如果说，人的生活状态的改善更为显著地标志着主体需要的满足和人的发展，那么，人的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则是在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现实可能性，人正是通过提升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为推动社会发展准备着适宜的主体条件，继而也提供着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只有通过不懈努力推动社会发展，才能实现自身不断发展。而要更好推动社会发展，人就需要具备更高的素质和能力。人的素质包括生理素质、心理素质、情感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民主素质、法治素质、审美素质等，任何一项素质的缺失，都意味着人的发展的不全面，也都会影响到社会发展。例如，情感素质和心理素质的缺失或不足，会影响到个体心理承受能力和交往能力;思想道德素质的缺失或不足，可能导致社会失范、丧失凝聚力;民主和法治素质低下，社会的政治发展进程就会受阻;等等。
如前所述，作为社会主体，无论是社会成员个体的综合素质提升，还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素质提升，都需要社会整体领域更加平衡充分的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客体条件。但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社会成员素质的提升还是从接受教育开始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教育是一个更为宏观的概念，教育者是指所有传道、授业、解惑者，受教育者则是通过接受教育使自身素質获得提升的社会成员。教育者本身也是受教育的，提升社会成员的素质，要求教育者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的素质。教育者应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提升自身的各种素质，提升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同时，教育内容必须是全方位的，其指向应是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此外，在现代科技和信息化日新月异的时代条件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均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切实培养和掌握更加高效的学习方法，不能使自己的学习更为有效的人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发展对自身的要求了。
如果说接受教育是提升人的素质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实践则是提升人的素质的根本途径。实践是主客体相统一的基础，从而把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联结在一起;同时，作为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的素质也只有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才能展现出来，从隐性走向显性，经由“素质—能力—素质”之间的不断转化，从而获得提升。在实践中，人的素质通过具体的对象化活动，转化为人的本质力量（能力），并在自身积累沉淀下来，进而又转化为人的素质，这时人的素质就获得了一次提升;已经获得提升的人的素质，再通过主体新的实践活动，又显示出主体自身的能动力量。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不断实现着主体素质与能力之间的转化与提升[8]。要使这种转化与提升达到更好效果，必须在实践中充分彰显人的主体性。但由于历史惯性，社会成员主体性受压抑的状况仍未根本消除，这就必然要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快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素质和能力，唯有如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有更适宜的主体承担者，才能蓬勃向前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才能更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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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红松
和谐社会哲学思考管理论文 篇2：
论家族主义与农村社会保障
摘 要：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二元性，并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但我国的农村仍能保持一定的安定、团结、发展和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这是由于中国“家族主义”为特征的传统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它的富有对家庭、家族及社会的保障功能，以及制度本身的“路径依赖”，使得这种非正式制度不但没有弱化，而且人们沿着这种既定的路径延续，把“家族主义”与保障功能有效地结合并达到一种良性循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种正式制度安排，应考虑到创立新制度的“连锁反应”，考虑其所处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即“家族主义”一非正式制度，并与“以资产为基础的政策”和有效的法律制度结合。
关键词：家族主义；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农村社会保障
1 家族主义及其保障功能
家族主义，从不同的视角其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含义，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家族或家庭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持社会哲学意义上的家族主义观点的学者主张以家族为核心来建构社会生产生活和管理的各种制度和组织；第二种含义，从家族的角度出发，认为是指一种家族利益或家庭利益至上的价值观；第三种含义，杨国枢从人格及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出发，将家族主义视为“个人作为家族的一分子对自己的家族、家人及其相关事物所持有的一套复杂的态度系统”。
这些观点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家族主义的内涵并且都在家族对家庭的安定、团结、保障等功能上持相同的态度，即家族主义具有对家庭、家族及社会的保障功能。而笔者认为从家族主义的保障功能来看，对于家族主义的定义应该是这些观点的综合或扩展。
家族主义之所以能保障家族和谐、延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家族主义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业经济形态密切相关，并且能够很好地融和。对传统中国人而言，家族主义的主要功能即在于能够促进家族的和谐、团结、延续及昌荣并能有效适存于直接或间接以农耕为主的生态及环境。这些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经济特征：表现在家族内部以“族产”来维系家族的生存，从而保障家族的延续。②互助精神：这种互助精神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部分在家族主义的内部教化可以得到了很好的发扬，从而能够在社会上推而广之，使得家族的和谐及延续并有了精神上的无形保障。③敬老养老：敬老养老的传统道德规范在维持社会的和谐及稳定上起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
2 从“家族主义”及其“路径依赖”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活保障主要依赖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是建立集体经济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很明显后者经济实践证明其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方式却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它的保障依赖于家族或家庭，所以它仍是一种家族、家庭保障的范围内进行的调整，而且在保障农村人口的生活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就农村社会保障而言，在农村还在着不少问题：部分农村贫困人口还没有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或是纳入保障的农村贫困人口享受的保障待遇水平还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其保障发展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投入较少等等。
可见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非常不完善的，或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不存在的。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在社会保障方面城镇与乡村分别实行不同的、相互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的社会保障主要是以社会救助为主体，对传统的家庭保障的依赖程度不减，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由于缺乏有效的金融制度的支持，而农民为发展农村经济或是为生计，以家族为网络核心的“金融圈”的作用就突显出来，这种维系家庭生活、保障经济资金支持中起重要作用的家族主义观，从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它所具有的功能就得到突现。从而使得这种传统“家族主义”为依托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沿着这种制度本身所具有“路径依赖”继承和延续。
从“路径依赖”的角度分析，这种具有的以家族为生活的核心，拥有保护、和谐及团结家族的功能，而且由于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管理、教化等方面的作用，以家族利益或家庭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以及由此推而广之的泛家族主义在农村保障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传统家族主义，因为它在促进家族的和谐、团结、延续及昌荣有重要作用，而且在我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没有转变为一种合理的或较为合理经济、社会结构的情况下“家族主义”的保障功能在家族、家庭仍至社会上沿着它原有的路径有延续，并且几千年来的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它能有效适存于直接或间接以农耕为主的生态及环境。而家族主义这种非正式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二者在很在程度上拥有一致性，并且可以说我国这种传统的以“家族主义”为依托的“家庭保障”是社会保障制度未建立前的一种最有效的保障制度。正是这种延续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由于这种制度安排本身所具有保障功能，人们才会依然朝着这种制度安排的路径的既定方向前进，而且在某些方面强化，产生良性循环。因此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远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我国的农村仍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3 我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思考
当前，面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政府责任不到位，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城乡二元性更是突显，农村和城市二者不公平的程度在不断提高，那么建立一种有效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就更加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因此，我国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时，应考虑到创立一种制度必然会产生“连锁反应”，应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从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出发，从公平的原则出发，应充分重视文化传统“家族主义”的功能作用，立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丰富农村家庭养老内涵和外延，将我国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我国文化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相结合，在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将“家族主义”与“以资产为基础的政策”和有效的法律制度结合形成一种合力社会保障制度模式。
（1）重视“家族主义”的“路径依赖”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上的基础作用。“家族主义”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种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在我国农村深深根植于人们心中，而且“家族主义”在经济特征、互助精神、敬老养老的保障功能说明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起着保障家庭延续、家族延续，达到家庭、家族和谐广之社会和谐的作用。因此，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及泛家族主义结合我国农村的宜农生态环境能够给予农村在生活上以基本保障，从而也能够为建立有效的法律制度及增加农民收入的正式制度给予非正式制度去支持。
（2）建立“以资产为基础的政策”。“以资产为基础的政策”是迈克尔•史乐山教授提出的，从一种发展的角度，“以资产为本”。因为这种政策能够保障农民的收入的来源、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而我国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上最主要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建立“以资产为基础的政策”就能够给予农民以自我保障能力，同时我国的农村在“家族主义”的作用功能上具有充分的理性。因为在中国，农民已经把“家庭主义”这种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观念与农村保障有效地结合一起，因此稳定的收入对于农民来说才是基础，因为这种低成本的保障方式下，社会所获得的收益是最大化的。从西方经济学关于效用论分析，在这种成本很小的情况下，农民的收入能够得到提高，农民的满意程度就会得到提高或保障能力就会得到增强，因此可以说这种设计是符合国情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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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游发渊
和谐社会哲学思考管理论文 篇3：
查尔斯.汉迪:新秩序的预言者(一)
查尔斯·汉迪是新秩序的预言者，这不仅表现在管理方面，在社会新秩序的建立上也散发着他的光辉思想。他具有极强的想象力，看问题全面广泛，这也是他的书如此畅销的主要原因。他书中的“组合式职业”(Portfolio Career)，“油炸国饼的内外理论”(The Inside-out Doughnut)和“i叶草式组织”(the，Shamrock Organi-zation)都渗透着管理思想，它们描绘出了组织和个人工作方法变革的一些主要发展方向。汉迪书中介绍的知识代表着组织发展的方向，具有渗透性、应用性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他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它使得人们在阅读过程中会思考组织为什么要进行变革，又应该怎样进行变革，他的道德哲学观不仅准确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变化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关系到伦理道德因素。汉迪认为(正如他自己所做的那样)问题的完美解决是可能的，当然，他也认为组织和个人要学会在妥协、不连续、不协调和似是而非中生活。他的预言宣告了传统组织、工作、生活方式的衰落，社会的发展还将继续证实汉迪预言的正确性。
大师小传
查尔斯·汉迪1932年出生于爱尔兰启耳达(Kildare)的一个教会家庭，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副主教。汉迪一生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从事商业管理活动。然而他受宗教式家庭教育的影响很大，从他的相关著作中可以看出存在着明显的道义情结。
汉迪的著作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但他的职业生涯并非特别成功，虽然他的主要理论以此为基础。在牛津建筑学院以一流的成绩毕业后，汉迪来到了大西洋彼岸的波士顿，在马萨诸塞州科技学院下属的斯洛恩(sloan)管理学校学习。回国后，汉迪先后在两家颇具实力的国际公司工作：在荷兰皇家壳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负责市场开发和人事管理工作，后来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另一家英裔美国人开办的石油公司工作。他涉足学术领域，并于1967年任教于新成立的伦敦商学院，1972年被提升为教授，1994年出任主席。
正如汉迪自己所说的那样，尽管在壳牌公司的任职并不成功，但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在那里的经历虽然令人失望，但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他从壳牌辞职的理由很简单——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他发现该公司存在诸多弊端。从1976年出版《通晓组织》一书开始到1995年为止，汉迪已经出版了十部书；也就在1995年，他的著作《突破常规》问世了。
他的第一部著作主要讲述了一些基本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在1978年出版的《管理之神》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汉迪的书籍的命名很有特点，晦涩而又富有典故色彩。1994年出版的《空雨衣》和1995年出版的《等待山动》使得读者只能去猜测这些书名的内在含义，但他的书内容却从来不含糊，包含了时事、社会洞察、道德观念、伦理论断等方面，他的著作在大西洋两岸的读者中都极受欢迎。
汉迪对商业管理和宗教都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在英格兰温莎城(WindsorCasde)的乔治圣屋(sHouse)担任委员一职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他从1977年到1981年一直担任该职，由于当时人们在信奉上帝和获取钱财方面存在矛盾，这个圣屋的成立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给人们提供一个学习和研讨的场所。当时英国广播电台(BBC)4台“今天”这个栏目中有个有关宗教和哲学的节目，名叫“想想今天”，汉迪定期主持该节目。如今，他已把相关方面的感想整理成文。
汉迪关于管理方面的思想通常是通过揄和他自己的实践得出的，也包括一些别人的间接经验和前人的研究成果。1987年，汉迪受命主持一个有关管理方面的全球性测试，涉及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和欧洲其他国家。汉迪认为有些测试内容应该作为长期储备的知识而将它写人了他的著作中。这在《通晓管理》一书中有大量的描述。另外，汉迪作为行政和学术方面的负责人参与和组织了许多有关组织管理方面的咨询工作，其中的一些经验也被汉迪写入书中。有些这样的工作通常是无偿的，主要是为教育、卫生、政府机关及志愿者组织等部门提供服务。
当汉迪将有关管理与组织的自然属性和具体操作整理成系统的理论时，他以前的丰富经历对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理论集中体现了人的基本思想及需要。和许多管理学者不同，汉迪对个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显示了极大的关心，他认为这同商业经济的发展同等重要。如果说汉迪是一个乐于奉献的个人主义者，许多人并不会感到惊奇，汉迪自己也喜欢被称作自由作家、教师和广播工作者。
身体力行者
汉迪并不仅仅是空谈理论，他很注意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理论。他提出了一个将个人工作和休息组织协调好的新方法，并且将自己的生活实践作为自己提出的理论的试验温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可以说是他事业的最佳搭档，他们于1962年结婚，现有一儿一女。她是一，名摄影师。为了每个人都能够从事自己的事业，他们一共搬了三次家，在伦敦、诺福克(Norfolk)和意大利的基安帝(Chianti)分别住了一段时间，过着有规律而又幸福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汉迪总是尽力确保他的妻子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创作。
组合式的职业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汉迪首先对此进行了描绘。在职业生涯中，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职业问题；汉迪在努力探索使各种问题都完善解决的途径，不仅仅从经济角度考虑，而且要考虑个人的满意度及对社会的贡献。通过这些方式，汉迪对他所宣传的理论加以检验。当然，预言并不总是正确的，绝大多数经过检验证明是错误的，必须修正。
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汉迪说：“在我的书中，我总是劝说人们在超过50岁之后，就应该放弃组织管理工作，但我现在还在从事组织管理工作，而我已经49岁了。”
于是不久后，汉迪离开了乔治圣屋，开始了自己经营的职业生涯。
从1986年到1988年，他担任了为鼓励艺术、制造和贸易业发展而成立的画家协会的主席。另一方面他又不循规蹈矩，他认为生活遵循的一个“s”线，对每个人每件事都是如此。许多组织工作、甚至自己的婚姻也验证了这种理论。汉迪认为婚姻之所以破裂，是因为夫妇们在等到“s”曲线中转弯处的B点后才去挽救。
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通常来说，夫妇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固有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在工作中他们只得寻找其他的搭档。如实说，现在是我的第二次婚姻，同时也找到了一个好搭档。这样做省事多了，当然我并不能否认，在与新妻子共同生活时要使一切都达到过去最好的境界是很困难的。
他们婚姻的试验结果产生了一种
值得注意的生活方式!汉迪将各自的工作分开，并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共同的时间。正如他们的儿子斯科特描绘的那样：“我爸和我妈每年花100天的时间工作，100天的时间从事写作，100天的时间参与慈善活动，65天的时间休息。一年里的6个月中，由我妈妈决定将做什么，另一半时间由我爸爸决定。他们结婚这么多年来只分开过9天。”
汉迪自己补充道：“我们将各自的工作分开，时间分开，地点分开，我们也得花特别的时间去从事某些特别的工作。”比如说汉迪只能在冬季接受社会上的邀请，而他妻子从3月到10月间都可以从事摄影工作。《纽约时报》的评论说汉迪谈论这些时好像是在谈论自己的一个管理计划，而不是在谈论婚姻。但是婚姻其实也是一种工作安排。丽莎·汉迪陪她丈夫旅游，替他安排日常工作，接听电话，讨论各种契约，甚至决定去接见谁。
汉迪认为许多人很有必要学习这种自我管理的艺术。如果我们早点儿离开组织，我们将很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30年时间，所以我认为50岁以后，任何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学会管理自己的生活。
汉迪的自我管理技能中并不包括挣钱。在家中当他妻子掌管钱财时，他们的经济状态就会得到显著改善。尽管1997年汉迪给自己以后的生活定的目标是年收入5万美元，那只相当于国际地位并不比汉迪高的专家两到三次讲座的费用。但少挣点钱可以给他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工作之外的更有趣的事。他可以去戏院看戏，去烧烤，也可以去旅游。他强调说，他的生活方式是50岁或50岁以上的人所能享有的最好的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需要像对待工作那样计划好，并认真付诸实践。
社会哲学家
虽然汉迪对组合式职业的谈论比较多，但他自己的工作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作为一名社会哲学家，可以自由发表一些有关社会问题的独特性的言论，包括商业管理和宗教方面的问题；能够像普通市民那样同别人相处。在他的书籍、讲座、广播节日和论文中，汉迪都用哲学家式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
汉迪的理论和他的生活凝成了一个天农无缝的整体，但他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不是来自他的理论而是来自他的个性。
举例说，汉迪坚决反对独裁，这正好说明了他自己不是一个独裁主义者。正如斯科特-汉迪(Scott Handy)所说的那样，“我妈妈希望爸爸成为全体员工无愧的领袖、哲学之王，但爸爸有时有点淘气，是一个反独裁的自由主义者。”斯科特又补充道：“然而爸爸这种反对大男子主义的态度意味着我自己的事只能由自己决定了。”对于自由的选择和为争取自由采取的行动，汉迪是颇感欣慰的，这也是他教学的主要内容。
通晓管理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汉迪担任了6年的大学管理课程教师。在这期间，汉迪开始撰写第一部书，取名为《通晓组织》，该书的出版很快弥补了市场上该类书的空白。
用汉迪的话说：“当时市场上管理方面的书很少，英国出版的几乎没有。”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是为学术研究而作，而是为从事实际管理工作的经理们提供的一个参考资料。
汉迪有一句名言讲到了这种情况：“有三种职业的人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即：父母亲、政治家和管理者，而这三种人却都是最重要的。”《通晓组织》一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三方面教育的空白。汉迪后来回忆道：“普通学校是管理者接受正规教育的唯一场所，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他并不喜欢只传授科学管理方面的系统理论，他希望领导者懂得下属的需要和动机，管理时做到不僵化死板，而是采取一种生动和谐的管理方式。
在新的千年里，汉迪所批评的现象已经成为了过去。他回忆道：“当我开始写第一部书的时候，英国的MBA课程只有两门课，如今已超过200门。汉迪对管理科学的高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理论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并得到发展。在书中。汉迪还着重告诉读者应怎样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汉迪的著作凝集了他的思想精华，现在通常被精心印制成基础管理教材，尽管这违背了他的写作初衷。
不过，1976年出版的《通晓组织》一书，为后来的管理奠定了基础。当然后来在管理学的发展中也有持不同意见者。
汉迪发现书店的书架上常常堆满了介绍最新管理技巧的各种类型的书，但是他认为新的管理技巧并不能完全代替以前的管理方法。管理者应该学习一些能够实际运用的知识。
1998年，汉迪很自信地宣称，他的书仍然是热衷于管理事业的人士的必读书目。有用的理论必须应用于实践。汉迪还设法使他的著作读起来不至于乏味，“有时甚至让读者觉得很有趣”。他的书不仅记载了他对管理的杰出贡献，而且反映了他那种通俗易懂而又富于变化的写作风格。
“如果能够懂得如何去调动个人积极性， 我们就可以采取措施来激励他。”
——《通晓组织》
1、组织文化类别
●世界大型组织为何都像古希腊文庙?
■通宵组织工作的方法
克服角色压力四法
■管理组织的八大误区
组织结构必须根植于文化
■区分四种类型的文化——权利、角色、任务和个性
■为什么现在采用的大多数组织方法将被淘汰?
■工作和组织方法变革
查尔斯·汉迪被给予很高评价的理论大多源自他1976年出版的《通晓组织》一书。这部书既不是对传统理论的简单继承，也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部学术著作。正如多数著作一样，这部书直到出版两三年后才被人们认可。在其他的管理理论被人们认为不够充分以前，汉迪只能遵从传统管理理论，并撰写一些其他的理论著作。
同其他知识一样，一段时间内占壳治地位但并非科学的管理理论发展到了顶峰后会被实践证明存在缺陷，但是《通晓组织》一书却不同。汉迪的初衷是找到一种“引导和控制个人和组织行为的法则，如同自然科学的法则一样”。他努力地探求，然而，令他感到沮丧和失望的是，他所追寻的主题与他的预期相差甚远，似乎毫无意义。
面对不同的情况，汉迪采取了不同的管理策略，他认为，“人们通常无法克服自身经历的影响”，不管怎么说，《通晓组织》一书将具有很高的地位，如下几点可以说明一切：
■许多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经受住了考验。
■大多数情况下，个人都无法克服外界因素的影响。
●大多数理论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都将是正确的。
■所有的预测通常都是对大量的个人行为进行研究后提出的。
在《通晓组织》一书，汉迪至少描述了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咀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iek Winslow TayIor，1856--1915)提出的七种主要管理思想的构成。他首先是从科学管理开始阐述的，然后提到了组织中的人际关系
其他的五项分别为行政、权利、技术、系统、制度。它们中的每一种都没有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每一种也都不完全正确，于是汉迪打算编辑一种对管理有用的“实用手册”。
弗雷德里克·泰勒
泰勒在19世纪80年代创立了管理科学，被成为“科学管理之父”，他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应该怎样管理，并倡导将计划作为管理的一部分。
个人动机
编辑这样一种实用手册，做起来并不容易，它比想象的要难得多。当汉迪开始关注动机与激励因素时，他发现那与他当初的想法(动机理论将揭示出我生活的真正目的)相去甚远，这使他的写作变得异常痛苦。通常，理论家们只是按照某种预定的方式来进行管理，没有发挥个人潜能。这种情况在汉迪的同事中大量存在，但汉迪认为自己不是这样的。
管理中懂得个人行为的动机很重要，但具体怎样去做到这一点呢?汉迪认为要回答这类问题，必须明确以下因素：
■个人的自我意识
■个人在组织中的角色
■组织中个人之间的心理协调
■个人对形势的领悟
汉迪很快发现他的动机分析理论并不充分。他总结“我们需要在组织中进一步观察人们的行为。”要给，这还是一个值得人们在组织中的角色和人际关系定位，这还是一个值得人们去探讨的新领域。当汉迪正专心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时。他很快发现人们在组织中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例如：位置不确定、彼此间矛盾重重、常常超负荷地工作，或无所事事、个人压力大、道德低下、相互沟通。
在组织中，个人存在压力是很自然的，如果的每一个人丝毫感觉不到压力的存在，那将是十分危险而可怕的，因为有压力才有动力，但对于个人来说，可以分为健康和不健康的两种。汉迪觉得角色理论提供了一个正视压力、了解压力及认识产生压力源的途径。他提供了四种减轻压力的办法：
■正确划分角色，尽量将家庭和工作分开(夫妻双方在同一单位者除外)。
■随时做好角色变换的心理准备(平时注意对其他职务的学习)。
■在无所事事时可以考虑寻求第二职业。
■时刻记住，组织里面的很多问题都是由角色压力、对角色的误解、无所事事及恶劣的人际沟通引起的。
领导角色
大概组织中最“轻松”而又最重要的角色可能是领导者。在汉迪后来的著作中，他认为领导者在组织各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1970年的时候，他还认为“领导只是一个话题而不是一种具体行为”。20年过去了，“领导”这个话题越来越时髦，但《通晓组织》一书中对领导下的定义却并不令人倩服，书中认为：“领导是组织中并不具体的独一无二的矛盾体。”
这种解释似乎等于什么都没说。汉迪对领导的要求确定了一个具体模式，但其内容又并非很有说服力。例如，“领导必须对自己的属下及时确立一个较高的标准，并随时得到个人行为的反馈信息”。按照这种理论，汉迪认为领导活动应集中根据一定的要求有目的地进行，个人和组织只是建立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
这种理论用以概括人类的发展也显然是正确的，并不仅仅局限于领导活动。汉迪对这种理论的试验方法意味着他对角色理论的探讨并未达到很高的程度，但对个人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他认为与其说个人存在领导气质，倒不如说职位赋予了他这种气质。同时，汉迪认为权力来自于领导岗位，影响来自于权威。
汉迪认为共同管理，是指各种专业管理人才通过讨论做出决策。如果能够拂作好，效果是很好的。但一般来说往往难以取得理想效果，这主要是因为组织内部难以协调好，造成这种情形的影响因素很多，既有管理机制等方面的相对客观的因素，也有来自于人际关系之类的主观因素。汉迪认为，对下属进行更多的控制是获取权力的一种方式，但同大公司的管理模式不相符，同现在和今后的管理要求也有出人。
在汉迪后来的著作中，他对今后管理的发展比较悲观。对管理集团的发展前景同样难言乐观。他认为如果这样下去，许多事情将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任务常常被错误下达。
■强制管理变得盛行。
■组织将会误入歧途。
■管理将会变得无效。
■人们将不知所措。
■组织需要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多。
■权力将被削弱。
■各种需要将难以得到满足。
如果组织的某一部分严重违规，结果将会使权力得到削弱，管理变得无效。汉迪认为，无效的群体必然会浪费人们的时间和精力，而这种群体的任何变化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管理者50％的时间都花在组织之中，时间的浪费十分惊人，更不用说权力滥用所造成的负作用了。汉迪认为，管理者必须学会时间管理。学会管理时间的好处很多，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普遍性的好处
■在工作、家庭生活及个人爱好方面获得更多的成果。
■拥有一种协调的生活状态。
■减轻生活中的压力。
■拥有更多的精力。
■变得更加自律。
■拥有更多的努力方向。
■拥有更多的动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个人生涯中获得更多的成功。
■增强自尊和自信感。
■获得更大的动力——认为自己“能做”而不是“不能做”。
2、职业上的好处。上面列举的是一般化的好处。现在让我们看看在职业领域你能获得的好处。如果你善于管理自己的时间的话，你将获得以下好处：
■更加让人信赖。
■更有生产能力。
■有能力把握各种机遇。
■工作方法更系统化。
■更能代理别人办事。
■更能工作在点子上。
■更能应付各种干扰。
■更能避免办事拖沓。
■更能举行有效率的会议。
■更能发展优秀的团队精神。
3、对其他人的好处。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时间不仅自己有益(比如上面看到的那些)，同时，它还能给别人带来很多好处。这些好处包括：
■每一个人的时间管理都会得到优化。
■集体纪律性的提高。
■其他人时间的有效利用。
■树立好的榜样。
■经过代理使受代理人工作责任心和技能都得到增长。
■对人们所处的位置和他们相应的要求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在汉造后来和现在的著作中，组织中的情感因素谈得比较少。对组织中管理的开展，汉迪还是保持低调。但当谈及企业文化时，汉迪认为企业与企业之间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文化差别比较大。
汉迪在《通晓组织》一书中提到许多组织的结构和文化并不协调，他试着解决这一点，他认为任何一个组织需要用不同的文化处理不同的事情，包括惯例的形成、创新的进行、危机的处理和政策的制定。汉迪认为，“单一的文化只会使组织陷入困
境”，文化之间必须注意融合。
文化的四种形态
汉迪认为，要取得成功必须注意不同事情之间的协调。他列出了七种完整的方案，将单个的管理方案拧成一体，但这种做法并未达到汉迪所预期的效果。经过不断的探索后，他把著作的重点放在了其他的主题上，有些在《通晓组织》中已有了零星的涉及。其中有一种提法蕴涵的思想极为丰富，这就是组织文化的四种不同类型的初步思想：
■权力文化
■角色文化
■任务文化
■个性文化
权力文化在小型组织中十分常见、特别是在19世纪的一些公司中。今天，权力文化在一些贸易组织及济贸易公司中仍然存在。这种文化通常以个人集权为心。
角色文化通常用来描绘政治机关固定不变的组织模式，就像古希腊的神殿一样，各个柱子代表不同的职能。各样的柱子在企业中通常指经贸部门、销售部门、生产门等等，各者的职能及相互问的关系通常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角色定位过程：如工作分配和权限划分等。
■角色沟通所必需的相关材料：如备忘录等。
■解决角色矛盾的规则。对于任务文化来说，与其说像殿宇倒不如说像一张网，整个组织的核心在任务的完成上。也就是适当的组织、适当的人群利用一定的物质来开展工作，任务的完成中可能会牵涉到个人文化。汉迪认为：“如果说团体中存在独立的组织结构，那只会有利于组织中个人任务的完成。”
至于个性文化，则是汉迪的伟大发现。他以为组织中的个性文化对于个人行为影响极大，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传统组织中的这种文化也在发生变化。如同部落和家庭一样，组织同样有自己独特的处事方式。
汉迪描绘了四种基本的文化模式，并试图用希腊神话中的神仙来对应他们：宵斯(zeus)代表权力，阿波罗(Apollo)象征角色，雅典娜(Athena)代表任务，狄俄尼索斯(Dionysus)代表个性。汉迪用这种比喻将1978年出版的一本书取名为《管理之神》。同他的许多书名一样，这本书的书名看起来很深奥，然而书的内容却都是最基本的知识。
完成《通晓组织》一书后，汉迪深信不懂得四种文化的内涵就不可能真正懂得管理。然而，文化并非科学管理的产物，相反，一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和传统将会对组织管理产生巨大的影响，下面分述各种管理文化。
阿波罗式管理文化
在《管理之神》一书中，汉迪拓展了四种组织文化模式的内涵。宙斯是众神之父，权利最大，但生性多变。在宙斯式的管理中，领导者具有很大的权力。
推理式文化主要是逻辑和推理，有别于阿波罗式的文化。阿波罗神在众神中负责诸神分工授权。汉迪认为这种模式与世界大型组织中的分权很相似，于是阿波罗与角色文化相对应。
雅典娜是众神中的勇士，最适合担任完成任务的角色。在雅典娜式的组织中，主要围绕是角色，其目的是解决问题。为了解决某一问题，人们在一起制定规则，然后分工协作，直到任务完成或被放弃为止。
经营一个巧克力公司的模式同经营一个创意公司、一所小学校以及一个建筑工地的模式显然不同的事情不同，管理文化也必然有所区别。
——《管理之神》
理论总要经过实践检验。在实际工作中，汉迪的理论得到了检验，他以前所工作过的壳牌石油公司采用的就是阿波罗式的管理文化。企业员工被企业主牢牢地掌控就是宙斯式的文化，而广告代理商采用的则是雅典娜式文化。
被称为自我管理的狄俄尼索斯式文化则是更复杂的一种。这种独来独往、似乎与组织毫不相干的管理模式，很容易演变成宙斯式的管理模式。汉迪认为，这种管理文化不能存在。至少不能像其他管理文化一样独立存在。
宙斯、阿波罗、雅典娜这三种不同的管理模式在不同的组织中发挥作用。对于狄俄尼索斯式的管理，汉迪认为组织将为少数个人控制。而损害多数人的利益，这主要是因为缺乏组织授权的有效控制。实际上，管理者们大可不必担心，实际中狄俄尼索斯式的管理方式在哪儿又能见到呢?
人们实际上并不期望出现这种狄俄尼索斯式管理的组织、特别是在商业企业组织和工业企业组织中，当企业员工超过所需要的人数时。
但这种狄俄尼索斯式的非组织管理理论对于汉迪的组织理论却是极为重要的。他将此称为“文化得体论”(Theory of culturaI Propriety)。汉迪认为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目的，应采用不同的文化，虽然这看起来十分普通，但意义深远。汉迪甚至称之为“还未被发掘的理论”。实际上，汉迪准备将四种管理之神的理论发展为一种清晰而又系统的理论。他觉得管理组织中经常错误地运用管理文化。
单一文化或多种文化的融合性文化，其本身都没有错误，只是同环境不相适应。
——《管理之神》
汉迪认为，组织应该在尊重个人价值的情况下恰当开展工作。他十分在意工作的最终结果。在狄俄尼索斯式的文化中，组织似乎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对此并不赞同。他从不在组织中对少数天才给予特殊的。“对天才的过分崇拜只会毁了他”。
另一方面，管理过程中必将产生问题，可以说狄俄罗狄斯式的管理只会使组织更加混乱。汉迪并不认同这个预言，但在《管理之神》中的确提到了这一点。像在罗马基督教堂所倡导的改革那样，汉迪坚决反对统组织改革中的错误做法：
通过集权和专业化将导致多层管理，这种做法只使组织走向死胡同。
规模不经济
汉迪认为，传统管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组织规模太大，所产生的规模不经济。虽然通常来说收益总是大于支出，然而正如大多数人知道的那样，组织太大、不够灵活还会加重管理的负担。但并不是因此而反对大组织，“更主要的是因为大组织找到与其相匹配的指导文化。”
这种更广泛的文化(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汉迪认为，大多数人指的是雅典娜式或狄俄尼索斯式管理文化中的人。然而他写道：如果阿波罗管理方式被用于雅典娜式或狄俄尼索斯式的管理，将会产生巨大的灾难。不管其是否正确，这都意味着汉迪不赞同以个人意志来选择管理方式存一次颇具启迪意义的谈话中，汉迪谈道：“由于人们总是设法永久性采用阿波罗式的管理方式，许多组织并不能有效地工作。”
大部分人在工作中是选择奉献，还是追求自由自在，能发挥自我潜能呢?汉迪在谈话中否定了个人特殊的才能，这种思想通常是雅典娜式、狄俄尼索斯式管理中常见的观点。他们认为工人、普通职员、售货员甚至中层管理人员都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脑力劳动胜过体力劳动，人的思维在工作中显得更重要。
但规则、角色、秩序——这些阿波罗式管理的特点，决不会对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不利影响。
工作方式的改变
汉迪在著作中也较多地论述了阿波罗式的管理。他在文章中提出或者说预测到“以工作和办公室为中心的组织将被一个更加集中的联邦式组织所代替”。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引发了汉迪的兴趣：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型服务公司。
■在制度范围内将会有很多业余工作。
■人们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把工作与兴趣结合起来。
■工作地点离人们的住处越来越近。
汉迪认为，人们之间的沟通将变得越来越容易。灵活的工作方式，同时进行多种多样的工作将会越来越普遍，换句话说。人们将来的工作将变得同汉迪现在的情况一样，愿意选择也可以选择的方式很多。汉迪担心原劳资分工将被取代，在新情况下，“各种职业将具有的安全和利益保障，从事第二职业和自由职业将越容易。”
上面所预料到的各种情况，不论受不受欢迎，都已为了现实。但另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即整个世界和各国经济都被一些大型组织所控制。而汉迪曾这些组织将走向消亡。这些组织已大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包括雇用人数方面)。不同于那些顽固不化的事物，这些组织很注意调整。汉迪对于这些组织的发展难以发表更多的评论，他所能做的是放弃阿波罗式的管理，以适应未来的变化。
付诸实践的理念
■将你的公司组织好，适应现实情况而不是某种理想模式。
■记住许多公司的组织问题源自角色误区。
■记往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管理文化。
■不要让阿波罗式的管理即规章和角色控制了组织。
■对某一事项急需完成时采用雅典娜式管理。
■不要忽视狄俄尼索斯式的管理，让天才发挥特长。
■使人们能在住家附近工作，有更多的自由时间。
——摘自《财富首脑译丛》
作者：罗伯特.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