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近年来的建设成就
如何认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如何认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新疆尼勒克县加哈乌拉斯台乡阔克阿尕什村的村民，一提起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生活的变化，就有说不完的开心事： “过去住的是土坯房，走的是黄土路，烧的是柴火，喝的是涝坝水„„现在我们住上了宽敞舒适的安居房，出门就是柏油路，蓝色火焰做饭既干净又省事，喝上了甘甜的自来水，晚上不是看电视上网就是去村图书室‘充电’„„”他们质朴的话语道出了新疆各族群众生活的变迁，折射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新疆的发展成就。今天，绵延千里的天山、辽阔无垠的草原、生机盎然的绿洲，都在向人们深情诉说着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新疆地区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约7.91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4203.41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166元，提高到2008年的19893元。如今新疆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棉、啤酒花、番茄酱生产基地和畜牧业、甜菜生产基地，成为全国石油、天然气主产区和重要的石油战略基地、煤炭基地。在曾经“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的克拉玛依，崛起了现代化的石油之城;发达便捷的交通把边疆与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截至2008年年底，新疆公路里程达14.7万公里，铁路运营里程近3000公里，民航机场15个，通航里程14.8万公里;西气东输工程宛如一条巨龙绵延数千公里，从塔里木盆地直抵东海之滨，二线工程也在加紧建设;独特的自然景观、浓郁的民族风情一年吸引着2000多万海内外游客来此观光旅游，使新疆成为西部旅游胜地„„
民生不断改善。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78年到2008年，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19元增加到11432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19元增加到3503元。扶贫开发深入推进，全区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初的532万减少到253万;医疗卫生服务显著改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城乡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普九”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全面推进，率先对贫困地区中小学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内地新疆高中班和疆内初中班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实施抗震安居工程5年来，新建和改造抗震安居房180多万户，890多万群众受益„„新疆各族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得到切实贯彻，各民族团结和睦、共同发展。新疆作为民族自治区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各族人民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都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无论是司法、行政、教育等领域还是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都得到广泛使用。充分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新疆现有信教群1000多万人，有宗教场所2.4万余座，其中伊斯兰清真寺2.39万座。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
文化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少数民族文化得到有力保护。新中国成立前，新疆没有一个专业文艺团体，没有一座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如今，全区共有艺术表演团体120多个，艺术馆和文化馆100多座，公共图书馆近百座。大力实施“西新工程”，全区广播人口覆盖率、电视人口覆盖率已达93.5%。大力保护少数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曾经湮没于民间，几近失传的维吾尔族“音乐之母”十二木卡姆，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重新焕发出艺术的活力;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哈萨克族的“阿依特斯”等一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项目被列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可以说，新疆60年来的发展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党中央亲切关怀、全国人民大力支援的结果，是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党和国家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新疆的发展，每年给新疆巨大的财力支持，现在中央的财政补助超过新疆财政支出的2/3。加大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并源源不断地为新疆输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赴石河子大学支教、病倒在支教讲台上的北京大学教授孟二冬;扎根新疆43年，在昆仑之巅、90万亩牧场默默行医的姜万富，就是广大援疆干部和支医、支教人员的杰出代表。各兄弟省市也在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予新疆无私援助，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等省市对口支援新疆的各地州市，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历史启迪未来。新疆的发展成就深刻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祖国温暖的大家庭里，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兄弟民族团结一心、共同奋斗，新疆才有繁荣发展的今天，才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第二篇：新中国成立70年来谷城工业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伴随着新中国前进的脚步，谷城县工业走过了波澜壮阔的70年。70年来，勤劳智慧、坚毅执着的谷城人民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克难奋进，更新观念，抢抓机遇，工业经济在发展中实现蝶变，获得新生，步入了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轨道，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做出了重大贡献。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伴随着新中国前进的脚步，谷城县工业走过了波澜壮阔的70年。
70年来，勤劳智慧、坚毅执着的谷城人民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克难奋进，更新观念，抢抓机遇，工业经济在发展中实现蝶变，获得新生，步入了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轨道，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做出了重大贡献。
70年非凡的光辉历程
70年风雨无阻，70年奋楫前行，谷城县工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从国有企业逐渐退出到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谷城县工业发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发展轨迹上看，大体分为起步加快发展、改革加速发展和转型协调发展三个阶段。
工业经济建设起步加快发展阶段(1949-1977年)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谷城工业经济恢复建设，生产开始起步，先后投资兴办了砖瓦厂、造纸厂、酒厂、粮油加工厂、工具厂和水电站等企业。
1949-1977年，工业企业数量由157家增加到419家，年平均增长9.1%。主要产品在最初的饮料酒、中小农具、铁锅等6种产品的基础上增加了发电量、木材、粗铜水泥、磷肥氮肥、布、酒、日用陶瓷和食用植物油等产品，工业门类不断增加。
1953-1977年，是谷城县执行“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计划时期。
1966年是“文化革命”十年**时期开始，工业发展受到冲击。
1967-1968年，工业生产急剧回落，但经过全县上下共同努力，工业经济在波动中仍得到一定发展。
1970年工业生产开始加速，到1977年，谷城县发电量、砖、粗铜和布等产品产量分别为28.81万度、2519万块、45.5吨和129.68万米，全县工业总产值24年间年平均增长32.15%，尤其是水力发电、冶金工业、机械工业等产业的发展较快，为谷城县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工业经济改革加速发展阶段(1978-2000年)
1978年，国家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以来，谷城县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的发展方向，先后实施技改扩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工业经济实现快速发展。
1986-2000年，是谷城县执行“七五”“八五”“九五”计划的时期。“九五”时期，谷城县以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加快了对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加大了资产重组力度，将有效存量资产向优势产业、特色支柱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仅1988年就有“石花大曲”等六种产品获得省级以上“优质产品”称号，在市场上享有盛誉。自改革开放十年来，乡镇工业“五个轮子”并转，发展迅猛，1988年工业总产值21573万元。
工业经济转型协调发展阶段(2001年-现在)
进入“十五”时期，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10年间，谷城县工业进入结构调整、转型发展阶段。
全县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各项政策措施，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绿色生态工业，全县工业经济得到历史性跨越发展。
“十五”期末，谷城县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以上的企业41家，企业数量、工业总产值和利润总额与2000年相比，年均分别增长25.5%、48.7%和35.8%。
“十一五”以来，谷城县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实施“工业强县”这一发展战略，积极大力招商引资，以经济转型为主线，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产业为依托，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工业生产全面提速，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经济效益大幅提高。到“十一五”末期的2010年，全县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到165家;
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25倍。
“十二五”是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具有鲜明里程碑意义的时期。谷城县积极应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下行压力，结合工业发展特点，多措并举加快企业发展与转型升级，工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2015年，谷城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利润总额与2011年相比，年均分别增长41%和70%。
2018年，是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谷城县抢抓经济发展新机遇，上下齐心，聚力发展，工业经济转型取得了明显效果。工业企业数量扩张和结构转型并存，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发展动力正从传统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一组组数据，承载着谷城县工业快速发展的成就。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一系列工业发展利好政策纷至沓来，如春风化雨，沐浴着谷城县这块热土，使得工业各行业枝繁叶茂，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成为谷城县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
70年瞩目的辉煌成就
七十年来，谷城县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推进工业化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业经济实现跨越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经过70年的艰苦创业，谷城县工业在不断满足生产生活需求中谋发展，在探索中求跨越，工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主要指标大幅增长。
从企业情况看，骨干龙头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多年来，谷城县在汽车零部件、纺织、农副食品加工等工业重点领域，培育了一批主业突出、创新能力强、带动作用大的龙头企业。2018年，谷城县工业大型企业3家，分布在汽车制造和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两个行业;
中型企业27家，分别分布在汽车制造、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酒、饮料及精制茶制造业。尤其是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我县第一家成功上市的集团公司，年生产铅酸蓄电池产量全国占比11%。骨干龙头企业综合实力的增强，使工业在新旧动力转换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传统行业不景气对经济的冲击，成为支撑工业整体平稳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
行业结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成效明显
新中国成立初期，谷城县工业结构单一，生产设备落后，产品粗糙。“十五”以来，谷城县坚决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总体部署要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正确处理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着力抓好工业绿色转型，工业结构和布局不断调整，一批工业企业相继被淘汰，行业结构逐步调整优化，绿色生态产业拉动作用逐年增强，产业升级效果显现。
生产能力迅速扩张，产品种类不断丰富
70年来，谷城县积极适应市场需求，不断增强自主创新意识，对产品进行改革创新，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以提升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品种种类，努力打造“名、特、优”产品，提高产品竞争力，逐步提高市场占有率，使得工业产品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竞争力不断增强。
产品品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6种产品增加到今天的涵盖三大门类11个小门类的工业行业产品体系。其中汽车制造、纺织业等重点行业，每个行业产品都极为丰富，多达几十个品种。以汽车制造业为例，从汽车前桥、后桥到转向节，从商用车铸造件到火车、飞机铸造件。
70年来，工业产品不断丰富的同时，产品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产品产量突飞猛进。2018年，谷城县规模以上工业产品统计目录中蓄电池、铸铁件、水泥、布、纱、食用植物油、瓶装矿泉水、人造板、塑料制品和水泥等主要产品产量分别为2324万千瓦时，2万吨、127万吨、54676万米、135400吨、16042吨。
质量不断提升，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70年来，谷城县工业在保持生产快速增长的同时，运行质量不断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幅度提高。2018年，谷城县规模以上工业资产总计、利润总额和税金总额与1970年相比，年均增长分别为1.19倍、1.15倍和1.2倍。尤其是作为谷城县工业主力军的制造业在满足市场需求、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保持质效双增的发展态势。2005-2016年，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1.59倍;
利润总额年均增长1.33倍;
平均用工人数年均增长1.08倍。制造业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生产规模都逐步扩大，企业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效益凸显，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进一步提升。
经济成分多元齐全，经济结构稳步调整
新中国成立初期，谷城县仅有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后，谷城县按照国家国企改制精神加大力度对县域内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改革，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
如今谷城县工业已形成了多元化所有制成分竞相发展的经济格局。2018年，谷城县规模以上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为28家、9家、2家和128家，工业总产值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总量的16.03%、28.8%、0.88%、54.28%;
资产总计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总量的30.85%、0.39%和49.62%;
利税总额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总量的32.07%、0.76%和53.89%。多种经济成份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壮大，使得工业经济整体活力增强。
70年沧桑巨变，70年辉煌成就。
一路走来的艰辛岁月，是谷城县工业的发展之路，是崛起之路。
如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虽然谷城县工业经济发展还存在创新能力不足，替代产业支撑力不强等一系列问题和困难，但历经岁月沉淀，谷城县工业未来发展基础坚固、充满希望。
回望来路，我们砥砺奋进、步履坚实;
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斗志昂扬。
新的起点召唤使命与担当，伟大梦想凝聚信心和力量。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谷城县人民仍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将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作为不竭的精神动力，在谷城县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携手并进，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实施战略转型，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坚持建设全省工业强县战略不动摇，全力开启谷城县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在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中续写谷城县工业发展盛世华章!
第三篇：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
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中国的经济出现了过热，投资急剧膨胀，价格迅猛上涨。从一九九三年七月起中国政府实行经济的“治理整顿”，也即紧缩政策。在实行这种政策的过程中，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渐减慢，价格逐渐走低。至一九九七年，紧缩的目标已经实现，但同时也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市场清淡，商品积压，企业开工不足，从该年的的四季度起，价格出现负增长。从一九九八年起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作了大的调整，转而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文对各项政策措施作了分析，对其效果作了评价。在实行这种政策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与实行扩张政策相配合，在一些方面进行了改革，本文对一些改革作了简要的叙述和分析。
一本文将谈一谈一九九八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
从一九九八年起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了巨大的调整，要了解这种调整，要从一九九三年七月以后的宏观经济政策谈起。
一九八八年，中国发生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与上一年相比，这一年零售商品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十八点五，居民消费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十八点八。这是中国改革以来，除一九九四年外，价格上升最快的一年，各地发生了抢购商品潮。中国政府从一九八八年的第四季度起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利用各种手段紧缩投资和货币投放。“治理整顿”的结果使得价格的上升速度迅速下降，一九九○年零售商品价格降到只比上年上升百分之二点一，居民消费价格上升百分之三点一。严厉的紧缩也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下滑，一九八九和一九九○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只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一和百分之三点八。这是改革以来最慢的增长率。为了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宏观经济政策随即放松。从一九九一年开始经济又加快增长，一九九二年经济又逐渐走向过热。到一九九三年上半年，由於投资急剧膨胀，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迅猛增加，各地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又发生了比一九八八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九九三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百分之六十一点八，商品零售价格上升百分之十三点二，居民消费价格上升百分之十四点七)。从一九九三年七月起政府又一次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称为“加强宏观调控”，严格控制投资，基建项目要经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提高利率，实行保值储蓄;不仅控制资金的供给总量，而且控制资金的流动，严禁资金流向房地产，实行由中央直接将资金贷给重点企业和重点工程，甚至连银行间的正常拆借也一度停止。经过四年多的紧缩，从一九九五年起价格逐年回落，与一九九六年相比，一九九七年商品零售价格只上升百分之零点八，居民消费价格只上升百分之二点八，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逐年下降，一九九七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由一九九三年的百分之十三点五降到百分之八点八。总的看来，经济的状况仍然良好，但已经潜伏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出现了通货紧缩，有些现象已经渐渐显露出来。一九九七年七月泰国发生金融风暴并扩大到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又加剧了这些困难和问题。
通货紧缩是较长时间实行紧缩政策的结果。从一九九七年十月起，零售商品价格出现了负增长(在那之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等已经出现负增长)，并一直延续至今;大量企业开工不足，企业大面积亏损，一九九七年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亏损企业数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五点六八，国有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更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二，企业亏损额增加，一九九七年全国工业的税后利润总额为一千六百二十六点七一亿元，亏损额为一千三百四十一点三六亿元(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一点○六)，二者相减后，仅有利润二百八十五点三五亿元(全国工业总产值为七万一千○二十七点六亿元)，而国有工业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更比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多二百九十三点五一亿元，即发生了净亏损;市场销售不旺，产品库存增加，一九九七年工业产品的销售率下降，国内生产总值中存货增加额为二千八百六十六亿元，占百分之三点七五;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放慢，一九九七年仅增长百分之十点一(一九九六年为百分之十四点八);货币供给的增长放慢，M0、M1和M2的增长率一九九六年为百分之十一点
六、百分之十八点九和百分之二十五点三，一九九七年为百分之十五点
六、百分之十六点五和百分之十七点一。经济数据表明，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
二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从一九九八年起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由以往的紧缩政策转变为扩张的政策。但由於对当时的经济形势的认识有不同，一九九八年上半年政策的调整力度不足。根据年初制定的计划，一九九八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仅为百分之十。一九九八年第一季度贷款净额仅三百五十亿元，而一九九六年第一季度为九百八十亿元(因一九九七年的统计口径不同，故与一九九六年比)，即比一九九六年减少大约三分之二。一九九八年计划出口增加百分之十，这表明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预计不足。与一九九七年同期相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九九八年元月为百分之七点二，二月降到百分之六点八。出口形势更为严峻，第一季度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二，第二季度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三点三，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明显减弱。夏季又发生特大洪涝灾害。鉴於经济加速下滑，到一九九八年下半年政府加强了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一九九八年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九九八年初确定的中央预算仍不是扩张性的，预算赤字减少一百亿元。但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为了制止并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了预算，以扩大国内需求。一九九八年八月向商业银行增加发行一千零八十亿元特种国债，将大量沉淀於银行的存款转化为投资，投资於基础设施建设，并增发八十亿元人民币的外债。中央财政赤字达到九百六十亿元，比年初预算赤字四百六十亿元增加五百亿元(增发的一千零八十亿元国债中，当年只使用五百亿元，故预算赤字只增加了五百亿元，另有五百八十亿元一九九九转贷给地方政府用於基础设施建设，未计入中央财政预算赤字)。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起了一些作用，对调整经济结构也有作用。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加快，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七点六，比第二季度快零点八个百分点，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九。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七点八，接近百分之八的预定目标。但是，由於是在下半年才加强实施这项政策的力度，所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在一九九九年才能充分显露出来。
一九九八年投资的增长，主要是靠政府财政投入实现的，一九九八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一，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五，表现民间的投资增长很慢。为了使经济开始加快增长的势头得以保持下去，在民间投资和消费还未启动的情况下，一九九九年必须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还要靠政府的投资。一九九九年预期经济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百分之十二左右。中央财政支出将增加九百四十六亿元，中央财政赤字将达一千五百零三亿元。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实行下去，否则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为了减轻财政负担，防止今后通货膨胀再起，需要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民间增加投资。
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除了增加出口退税外，政府没有在减少税收方面采取更多措施。但为了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政府正在取消一些不合理的政府性的基金和收费。
第二、实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方面，采用了下面一些政策和措施：
(一)增加贷款和货币供应量。一九九八年为配合财政增发一千亿元特种国债，银行相应地增加一千亿元贷款与其配套。各项贷款馀额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七。一九九九年第一季度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馀额增加百分之十五点七，增幅比去年底高零点二个百分点，各项存款馀额增加百分之十八，比去年底高一点九个百分点。中央银行运用再贷款等手段，增加货币供给。一九九八年末MO比上年末增长百分之十点一，M1和M2则分别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九和百分之十五点三，仍比一九九七年慢，但比六月末加快，M1快三点二个百分点，M2快零点七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下半年货币供给的增长加快。到一九九九年三月末，与去年同期相比，M0、M
1、M2分别增长百分之十一点
二、百分之十四点九和百分之十七点八，都比去年同期快。预期一九九九年货币发行量一千五百亿元，M1和M2分别增长百分之十四和百分之十四至十五。国家银行将新增贷款一万亿元，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
(二)降低利率。一九九八年三次降低利率，金融机构法定一年期存款年利率由一九九七年的百分之五点七六降至百分之三点七八，但实际利率仅由一九九七年的百分之七点二降至百分之五点七，一九九八年第二季度为百分之七点四，仍高於一九九七年，之后实际利率才低於一九九七年，由於实际利率仍高，利率下降对刺激投资和消费的作用不明显，不过对减轻企业利息负担、降低成本还是有作用的。
(三)推广消费信贷，增加消费需求。一九九八年在住房和汽车等方面开展了消费信贷。一九九九年中国人民银行又对扩大消费信贷提出了意见。消费信贷将有助於增加消费需求。中国的商业银行推出消费信贷只是近几年的事。受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的影响，许多居民尚不愿意用向银行借钱的办法消费，因此推广消费对增加消费需求的作用短期内还有限，对此不应指望太高。
(四)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增加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对於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作用。为增加外汇储备，除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等政策外，还开展了严厉打击走私和骗汇、逃汇、套汇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五)商业银行开展对小企业的贷款。
从一九九八年全年的情况看，扩张的货币政策从第二季度后才逐渐有所到位，但增加货币供给的渠道仍不大畅通。因为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占其资金来源总量的比重下降，它们已很少依靠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因此中央银行难以利用再贷款扩大货币供给;由於出口下降，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大量减少;由於各商业银行资金充裕，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投放资金也遇到了困难。此外，商业银行增加贷款也有困难，因为企业和居民对利率的变化不敏感和实际利率仍高，降低利率并未使贷款有明显增加，而存款却继续快速增长;由於中央银行加强了对风险的防范，各商业银行对贷款也更加谨慎;为防范流动性风险，各商业银行提高了备付金率，从而又降低了货币派生能力。
第三、增加出口。亚洲金融风暴以及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中国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一九九八年出口仅增加百分之○点五。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出口额/国民生产总值×100%)已超过百分之二十(一九九五年为百分之二十一点七)，一九九七年净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百分之三点六。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不小的作用。为了增加出口，加强了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的力度，一九九八年扩大了实行出口退税的商品种类，提高了退税率。中国的增值税率为百分之十七，出口退税率不低於此。一九九九年将继续提高二十类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综合退税率将平均提高二点五六个百分点。
第四、增加就业，安置失业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企业亏损和倒闭增加、国有企业加快改革，都使得失业人数大量增加。一九九八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百分之三点一，一九九九年预计为百分之三点五。就业问题已成为政府和公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政府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行了基本生活保障政策和实施再就业工程，在企业中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一九九八年有六百多万下岗职工重新就业。
第五、在供给方面，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和措施。例如采取了一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等。一些城市建立了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有些银行设立了中小企业贷款部门。此外，对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产业如纺织、煤炭、钢铁等进行调整，压缩其生产能力。
总之，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由紧缩转向扩张，政策的目标也由抑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转向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有效需求特别是国内市场需求、增加就业以及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同时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政策调整的结果已开始显现。一九九八年第四季度，经济的增长有所加快。与去年同期相比，一九九九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约增长百分之八点三，即快一点一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百分之十点一，即快一点九个百分点，一至四月增加百分之九点七，情况似乎还不错。但如果按月来看，则不容乐观。一至二月工业增加值增长百分之十点六，三月增长百分之九，四月增长百分之九点一，也就是说，从三月起速度在减慢。一至四月国家和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八点一，比一季度回落四点六个百分点;一至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比一季度降低零点四个百分点;一至四月进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一点二，其中出口下降百分之七点八，进口增加百分之十三点六;价格仍继续下降，三月份商品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点二，比上月下降百分之零点九，居民消费价格分别下降百分之一点八和百分之零点八，四月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比上月下降百分之一，比去年同期二者分别下降百分之三点五和百分之二点二，一至四月二者分别下降百分之三点一和百分之一点六。这就是说，价格仍在继续下降。四月末，M0、M1和M2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点
四、百分之十四点一和百分之十七点九，M1和M2比去年底分别高二点二个百分点和二点六个百分点;一至三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百分之八，比去年同期提高二点八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百分之五点二，比去年同期提高三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表明，经济情况尚未好转，通货紧缩仍在继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资的增长速度三月以来也下降了。须知目前主要靠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政府已经在增加投资方面作了巨大努力，原来预期在大量投资后经济的增长会加快，但只在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一至二月增长加快了，三月起又开始放慢，而且投资大幅度放慢，这不能不令人担心，由於民间投资没有启动，单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是不能保持长久的，今后将如何发展有待观察。
三对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些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目前经济的不景气究竟是什麽原因引起的?有各种不同意见。主要有两种分歧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目前经济的不景气主要是长期实行紧缩政策，没有及时调整政策的结果。亚洲金融风暴只不过加剧了经济的下滑。一九九三年七月实行紧缩政策是必要的。但长期实行紧缩政策，虽然使得通货膨胀抑制了，价格的上升率降到了零以下，但也使得经济过冷了，产生了有效需求不足，商品销售困难，几乎所有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企业亏损。因此必须实现扩张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既然是有效需求不足，自然应主要从增加有效需求方面拉动经济的增长。我从一九九三年七月起就指出，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一直紧，也不能一直松，而应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紧一紧，松一松，再紧一紧，再松一松，把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为长期的政策是不恰当的，那必定会导致经济的衰退。一九九五年我就提出货币政策应有所放松，应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使企业的生产能继续进行。从一九九六年起我又进一步建议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防止经济的下滑和衰退。当时，这种意见不被人们赞同。
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经济的不景气不是长期紧缩的结果，不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是供给过剩造成的，是实行紧缩政策前大量重复建设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的结果。例如，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经济时报》第五版有一篇题为《断言“中国当前已经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没有根据》的文章说：“近来，经济学界和经济界普遍认为，我国当前已经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困境，„„出路在於放弃『适度从紧』的政策，放松银根，刺激需求。这种观点对我国当前经济状况的判断是不正确的，提出的对策是不适当的。”又说：“大量企业生产能力闲置和失业增加，并非由於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紧缩银根所致。而是由於重复建设，企业改制减员。这是绝对生产过剩，而非相对生产过剩”。按照这种意见，当前的经济不景气是经济结构问题造成的。解决的办法不是增加有效需求，而是调整经济结构，压缩和淘汰过剩的生产能力，减少供给，使供求平衡，这样，商品滞销、价格下降、企业亏损、失业增多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种意见直到一九九八年初占了主导地位，妨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调整。至今仍有一些人持这种意见。
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造成的商品供给短缺给企业以发展的巨大机遇，许多产业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而当短缺问题基本过去以后，有些部门的生产能力出现了过剩，需要调整，这是不错的。但商品普遍过剩，那就主要不是经济结构的问题，供给过剩的问题了，而是长期紧缩导致的需求不足的问题了。其实，经济结构问题也只能在增加有效需求中结合着解决，不增加需求而一味压缩供给只能使经济更加萧条。这是易明的道理。
为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除主要应增加有效需求外，自然也要在供给方面努力，那就是，企业应加强技术改造，加强创新，开发能适应并刺激需求的商品，降低成本。目前，企业在这方面的努力很不够，财政和金融给予企业的支持也不够。
第二、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应从宏观经济方面入手还是应从微观经济方面入手?这也是有争论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当前的问题是微观经济的问题，靠从宏观经济方面实行扩张的政策来解决是无效的。理由是：国有企业仍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企仍然不分，企业负债率高，管理混乱，亏损严重，在微观经济的这种状况下，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例如，财政增加投资，银行降低利率，增加贷款)，对刺激经济，增加需求，是无效的。因为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信用不好，拖欠银行的贷款，不愿归还，或无力归还。在此情况下，即使中央银行实行松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也不愿意增加贷款或难以增加贷款，贷款后企业不能有效使用，不仅对拉动经济无补於事，还会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又如，财政增加投资，由於实施投资的主体对投资缺少责任，常常发生投资失误，胡乱花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投资很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很有限，还会给今后的财政造成困难。因此，这些人认为，为解决当前的经济困难，不应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应该从微观上改革国有企业入手，国有企业的效益好了，国民经济也就好了。
这种意见有其道理，但那是要在中长期去做的。当前的经济问题既有中长期的问题，更有短期的问题。解决中长期的问题是必要的，但远水不救近火。如果不及时对着重从宏观经济入手，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消费不旺、市场清淡、销售困难、企业开工不足、亏损严重、失业增加等问题，经济就会进一步走向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企业无法生存，哪里谈得上改革?这些问题又怎能解决?虽然国有企业的问题严重，但在财政和金融紧缩、市场不振的情况下，其困难就更大。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增加了有效需求，市场状况好转，经济加快增长，国有企业的问题虽然不会自然解决，但它们的状况会有所好转，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可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这当然不是说当前可以不顾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是应该在实施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时结合微观基础的改革，改革国有企业、发展非国有企业，并为此创造宽松的环境。
第三、当前为增加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应以运用财政政策为主还是运用货币政策为主?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进行多的讨论，但却是必须解决的。从去年和今年的情况看，运用扩张的财政政策更容易，运用松的货币政策则不容易，因为，中国的银行制度很不完善，金融市场很不发达和完善，企业和居民对货币政策的变化不敏感，银行可以运用的调节金融的手段不多，运用的效果也有限。一九九八年三次降低利率，市场没有明显反应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当然运用财政政策必须有货币政策与其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一九九八年为与财政增发的一千亿元国债相配套，曾决定银行增发一千亿元贷款，但实际上没有完成，全年货币发行比年初计划少了近五百亿元。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之初，为尽快扭转经济的下滑，主要运用扩张的财政政策，这是必要的，但扩张的财政政策的运用是有限度的，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实行的时间长了会产生严重后果。今后应更多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第四、为拉动经济增长，在增加需求中应主要增加投资需求还是增加消费需求?从一九九八年的情况看，增加投资需求比增加消费需求容易。增加投资需求可以直接地拉动投资品的生产，进而间接地拉动与投资品生产有关的产品的生产，同时增加投资需求也可以增加消费需求，因为投资中大约有百分之四十会转化为对消费的需求。但是也应看到，增加投资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的大小，取决於投资项目的选择。目前投资主要用於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必要的，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小，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链短，其所能带动的工业大约只占制造业的百分之十五。此外，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如何最终要看消费能否启动，如果消费没有启动，其拉动经济的作用就有限，其拉动经济的链条在消费启动前就中断了。消费需求不启动，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最终也不能扭转。因此，目前增加需求的重点应转移到增加消费需求上。增加消费需求不容易，除扩大消费信贷等办法外，增加消费需求的实际可行的办法还不多。增加消费需求主要是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近年来，由於经济增长放慢，企业亏损增加，下岗失业者增多，农产品价格下降，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放慢，同时城市居民要为社会保险、购买住房、支付子女学费而积蓄，使得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不佳，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要刺激消费还应采取更多的措施。
第五、当前，在增加有效需求中，增加出口与扩大内需何者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很快，一九九七年，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百分之三点七，一九九七年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百分之八点八)中出口的贡献约占二点二个百分点。增加出口曾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但一九九八年以来，出口遇到巨大困难，一九九九年不能指望出口增加。因此要靠增加出口来拉动经济已不大可能。同时，中国作为大国，出口依存度已相当高，今后不大可能大幅度提高。虽然增加出口仍是重要的，但当前以至今后为促进经济的增长应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面临的是计划经济遗留的严重短缺市场，几乎没有什麽产品不是短缺的，对企业来说，不必为产品销不出去而发愁，因此人们并不重视扩大国内市场问题。同时，那时正值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是其转移的国家之一。那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在国际上有广大的市场，这给中国出口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当前国内外的市场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国外市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较低档次的商品遇到了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同类商品的激烈竞争，中国商品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已经不可能主要依靠这类商品大幅度地增加出口。中国需要调整出口商品的结构，更多地出口质量更高的、科技含量更多的、附加值更大的商品。这就要求中国的产业结构有大的调整，企业的技术有大的提高。为了使中国的经济保持高的增长率，除继续努力扩大出口外，必须以扩大国内市场的需求为主。这是中国经济的一次大的调整。扩大国内需求，不仅是当前的重要课题，更是今后的重要课题。由於中国国内市场对商品的需求的档次已经大大提高，必须生产适应国内市场需求这种变化的商品，而这也有利於增加出口。
四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加快向市场经济转变，各种改革也在深入进行。在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中，以及在经济增长下滑中，市场的约束加强，使得还未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为了扭转经济增长的下滑，除了从各方面增加需求和调整供给以外，还必须深化改革，而且只有改革的配合，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收到好的成效。这里只就当前需要改革并正在改革的几个方面谈一谈。
第一、金融制度的改革。经济紧缩和不景气，使得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增加，风险加大，同时也更加暴露出它们及其主要客户--国有企业存在的体制和管理方面的问题。改革金融制度，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成为迫切而又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近来进行的改革不少。主要有：
撤销了按各级行政设置的中央银行分支机构，设立了九个地区性分行，以加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信贷的集中管理，防止地方政府对中央银行业务的干扰。
一九九八年取消了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指标的行政控制，实行限额管理下的资产负债比率管理，这不仅使商业银行在贷款方面更有自主权，而且增强其自我约束，使其更注意贷款的安全性、流动性和增加收益。
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推进按经济区划和业务量设置分支机构，强化内部控制。推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法，以便更准确地反映银行的风险状况，加强风险控制。正在建设银行试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处理商业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对不良信贷资产进行重组。从一九九六年起，正通过提取逐年增加的呆帐准备金用於冲销银行的坏帐。一九九八年财政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二千七百亿特别国债，并将所得资金注入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其资本金，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尔协议》要求的百分之八。
降低再贷款利率，取消对再贴现额度的行政控制，发展再贴现业务，改变再贴现馀额逐年减少的状况。增加证券交易品种，扩大公开市场业务。建立贷款担保基金，开展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贷款，促进其发展。开展存款的再保险。
在我看来，在改革金融制度中，不仅要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而且要疏通资金流通的渠道，解决渠道堵塞的问题，否则中央银行想增加基础货币，商业银行想增加贷款也不大可能，实行松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会打折扣。
第二、改革财政体制。主要是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推进税费改革，清理整顿和取消不合理收费，将合理的收费规范为法定税收和规费，取消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收取的管理费，将政府的经营性服务收费改为经营收费，其收入纳税，将政府设立的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改为税收等。税费改革可以减轻企业、居民的负担，也有助於增加其投资需求或消费需求。
第三、改革国有企业。紧缩政策和经济增长的放慢以及市场约束的加强，使国有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要改变这种困境，一方面必须扭转经济下滑的局面，使经济更快增长，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中国政府提出在三年(一九九八至二○○○)内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也即扭亏为盈。这是很艰巨的任务。小国有企业的改革较为容易，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加快改革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关系到它们在市场经济中能否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地增长。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情况如不根本改变，国家财政就将遇到更大困难。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扩大，政府的大量投资将难以收回，大量的债务难以偿还。也就是说目前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拉动的作用不仅会减弱，而且会给今后的财政以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困难。同时，不通过改革改变国有企业效益不佳、亏损严重的状况，在实施的货币政策中，商业银行或者不愿意多贷款，或者其不良贷款难以减少甚至会增加，风险难以减小甚至会增大。所以在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如何改革，这里不讨论。
第四、增加就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近几年，由於向市场经济转变加快，为适应市场的竞争，国有企业不得不将多馀的职工精减下来，同时，经济增长的放慢和市场约束的加强又引起一些企业停业和倒闭，造成大量人员下岗、失业。增加就业和保障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就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中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正在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再就业工程，实行保障下岗、失业者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支持和鼓励发展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增加就业。从根本上说，要增加就业必须扭转经济的下滑，加快经济的增长。
第五、改革住房制度。当前，在许多商品难以销售的情况下，居民购买住房是启动消费、增加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房地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是很强的。但是要使居民愿意并有能力购买住房，必须对住房制度、对银行的经营进行改革。目前正在对住房制度进行改革，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停止作为福利给职工分配住房、提高住房租金、建立住房基金、建立和发展住房的二级市场、去除住房建设和销售中的各种不合理收费以降低住房价格等，同时，商业银行也开展了住房信贷。在这些措施下，住房市场正开始启动，但还不快，还需进一步改革。
第四篇：近年来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
近年来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新农村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新农村建设依然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谈一下我的看法或者说建议。
一整体布局统一规划。新农村的建设目前都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国家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乡结构也在发生着悄然变化，许多农村招商引资建立了自己的乡村企业，乡村服务业也随之诞生，但却缺乏整体合理的布局，容易在农村建设用地方面形成无序的开发，同时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建立在经济薄弱的基础上，许多问题也逐渐浮出，如农村道路的建设，我们是实现了村村通工程以及路面硬化，但在道路管护方面还没有好理想的常效运行机制，这其中既有资金方面的原因，也有管理机制方面的制约等，这些都需要我们通盘考虑，整体布局。 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新农村的建设要因地制宜，每个农村都有自己的独特实际，所以新农村建设不可能一刀切，要充分考虑本村的实际情况，但同时也要遵循国家的政策，不能违法建设，这几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一些农村的土地、生态环境却遭到的破坏，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不能仅考虑到经济建设，同时也要统筹考虑自然、社会的发展。做到统筹兼顾。
开拓创新，科学发展，新农村建设体现在一个“新”字上，即，我们的发展要不断与时俱进，跟上新的时代，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开拓创新以适应新的发展。目前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在许多方面还很滞后，甚至有些地方在阻碍着发展，如我们的农业生产，许多地方还是传统的农作方式，许多地方秸秆处理方式还是焚烧，既污染环境又容易导致火灾，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其中既有思想观念的题，也有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事经济上的问题，秸秆还田技术的不成熟导致经济成本相对较高，在丘陵等地带则法施展，即使在平原上也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些在一点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守旧观念，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从而也影响到新农村的快速发展。
前面我就新农村建设谈了我的几点看法，我想这几点建议都遵循一个思想，那就是必须统筹兼顾、科学发展。我想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我们新农村具体建设当中的必然要求。
第五篇：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教训
作家狄更斯曾经这样描写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这是
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春天，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前面什么也没有，我们前面什么都有。”狄更斯的哲言也正可以用来描述改革开放的中国。 从好的方面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有上层的决心、全民的支持，也因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和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创的法治;给人民带来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以及初步的信仰自由;如今，宪政民主、权力分立制衡、独立监督、新闻自由、公民社会、民众问责、行政公开、阳光财产、民主财政、人权及公民权力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从坏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战略，没有理论，没有精心设计，没有失误矫正机制，除了经济之外也不主动学习发达国家的其他东西，所谓“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放任制度化的特权、腐败与道德堕落;尽管也反腐败，也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但都是治标不治本，鲜有从制度出发解决问题的，有关方面也从来没提出过反特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实践中，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
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越来越强，正因为如此快速的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问题和教训。
70多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在我国，唯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用这句话来来理解当前的中国也是恰如其分的。在过去3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真正没做好的，就是在自然资源、环境和劳动群众的权利和福利方面，索取的过多，给予的太少。
首先是环境污染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代价太大，资源过度消耗，为了谋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提高，不惜破坏人民的生存基础和生态环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发展是要有代价的，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它对世界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其代价就是中国资源与环境的严重损坏。
2007年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特别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涝;长城内外，沙暴连连。现有森林系统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和服务功能，正是因为质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采伐并转化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屡遭破坏，大面积人工化和单一化，加之森林总体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因此无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的势头。
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2001
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
了16个。中国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 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
中国还是粗放型的生产方式，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企业的高消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污染。 我国城市缺水的状况日趋严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质量有较大的下降，大面积的水污染已对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源构成严重的威胁。一份报告表明，全国532条主要河流中，有436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大江河流经的15个主要城市河段中，有13个河段水质严重污染。
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目前已有62.3%的城市SO2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由于SO2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增加，我国酸雨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目前已覆盖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
其次是贫富差距问题。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纯收入79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1，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保持“3”倍以上的差距。然而，据中国经济网记者统计，3.10:1已经是10年来的最低值。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赵人伟和李实领导的收入分
配课题组在18年时间里所做的三次大范围收入分配调查结果显示，从1988年到2002年，无论是农村和城市的基尼系数，差距都在拉大。有关统计也表明，近30年来，内、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除垄断国企外的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这些情况都说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同比增长。 如果把福利、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一般估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6倍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赤贫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
2001年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递增0.1个百分点的速度测算，以及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的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的危险值;中国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之比)竟高达33倍(《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6月26日)，而发达国家仅8—9倍。
再次是社会道德问题。理直气壮地说我国社会道德的主流积极、进步、向善，这是基于事实作出的总体判断。但这
决不意味着看不到当前道德状况的复杂性以及一些道德问题的严重性。 以腐败问题为例。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风气的败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有的不读书、不看报却忙于庸俗的交际应酬;有的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专给上级看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上，群众的困难、诉求却长期得不到解决和回应;有的地方、单位，正直廉洁、洁身自好已成“落伍者”，胆大妄为却成了“流行风”;极少数干部甚至堕落到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贪污受贿、腐败犯罪的地步。这些年各级纪委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力度越来越大，贪腐分子越来越难以藏身。中央纪委的数据表明，被查处的贪腐分子，只占党员人数的极小比例。例如，2009年1—11月，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1.1‰，而其中因贪污贿赂被查处的，仅占受党纪处分人数的2.6%。 以诚信问题为例。商业欺诈等现象屡禁不止，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等，让一些群众发出了“还能放心吃什么”的责问。这种情况，严重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人们对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 以公德问题为例。“小悦悦”事件中，司机的凶残、路人的拒救，交织成了面色冷漠的众生相，似乎颠覆了不少国人的道德观念，要不要救助不相识的人，成为一些人心中纠结不清的问题。灾祸与“冷漠围观”结伴而行，已是当下尴尬的情景。每次“老人倒地无人扶”，都会被作为道德滑坡
的“标本”;频仍的“助人为祸”，总能激起“好人难做”的嗟叹。究其症结，不过是“行善有风险”，出手不得不谨慎。将道德流失归咎于“世态使然”，是公众一贯的逻辑转化。“彭宇案”殷鉴在前，“做好事遭恶报”，谁还敢冒险救人?理由看似铿锵，其实是伪命题——真正道德，理应跳出物化的代价考量。 虽然改革开放成就与问题同样突出、经验与教训刻骨铭心，但只要我们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勇于纠错，改正缺点，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让上述的压力、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