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渔业资源论文范文
舟山沿岸渔业资源修复舟山沿岸渔业资源修复
摘要 主要分析了舟山沿岸渔场渔业资源衰退的现状，通过分析得出导致其资源衰退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合理利用舟山沿岸渔场资源、真正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舟山市的海洋战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 沿岸渔场;渔业资源;修复
舟山渔场位于29.30°～31.00° N、121.30°～125.00° E，东侧为舟外渔场，南连鱼山渔场，北接长江口渔场，面积约5.3万 km2，属于东海的一部分[1]。受长江、钱塘江等大型淡水河流的径流作用，以及沿岸流、台湾暖流和黄海冷水团交汇作用，舟山沿岸渔场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是我国最重要的渔场之一[2]，素有“东海鱼仓”和“中国渔都”之美誉，拥有鱼类365种，是传统4大鱼类的主产区，有虾类60种，蟹类11种，海栖哺乳动物20余种，贝类134种，海藻类154种，是我国海洋生物重要基因库，是我国目前海洋渔业生产力最高、渔业资源最丰富的海域[3]。但近年来，一方面由于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是人口的不断增长，人们物质生活需求不断增加，渔业捕捞力度严重过度，导致近岸生物生活的环境和栖息地受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渔获种类组成低质化，鱼类种群数量衰减，种群密度减小，造成了舟山近岸渔业资源供给形势严峻，这些都已经成为制约舟山渔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这种前提下开展舟山沿岸渔场渔业资源修复工作不仅可以修复舟山沿岸海域的生态环境，同时也是为了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为舟山市以及浙江省的海洋战略提供参考。为此，笔者从舟山沿岸渔业现状、影响舟山沿岸渔业资源衰退的原因以及加强渔业资源修复工作对策3个方面对舟山沿岸渔业修复进行讨论。
1 舟山沿岸渔业现状
舟山渔场曾是世界渔业产量最高的海区之一，素有渔仓之称，是我国传统4大海鱼的主产区，包括最著名的带鱼汛嵊山渔场、大黄鱼汛岱巨洋渔场、墨鱼汛中街山渔场等。作为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舟山沿岸渔业在舟山市经济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是舟山沿岸大部分渔民主要的经济来源。近年来，舟山渔业产值虽然有所增长，但这个增长主要是依靠开辟大洋性远洋渔业、扩大海水养殖规模、狠抓大宗产品精深加工等所带来的，而舟山所依赖的沿岸渔业资源和沿岸海域生态环境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改善。舟山海域的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系统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水域生态荒漠化现象日益严重，珍贵水生野生动植物资源急剧衰退。目前，舟山海域底层的生物资源已少于20世纪50年代的1/3，同时原盛产于舟山的一些珍贵的鱼、蟹、虾、贝等特色水产，相继出现了减少或断档，甚至是绝种的现象，诸如大黄鱼、鲅鱼、鱿鱼等特色水产，不得不依靠远洋或人工养殖来供给市场。因而根据舟山渔场利用现状，保护与恢复舟山渔场资源和生态环境，重新打造昔日辉煌的舟山渔场，是舟山海洋经济建设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2 导致舟山沿岸渔业资源衰退的原因
从舟山渔业发展过程来看，1985年正式发展远洋渔业，由此舟山渔业重点逐渐由沿岸渔场向远洋渔业转移，虽然沿岸渔业一直存在，但其沿岸渔场资源衰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2.1 渔业资源的过度利用 舟山沿岸渔业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最初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渔业生产主要依靠一些简单的滩涂采捕等形式，这种轻度的捕捞是对于渔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而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由于机动渔船以及新兴渔业捕捞工具的产生，渔业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直到90年代，捕捞产量达到最高值，不加节制的捕捞导致舟山沿岸渔场渔业资源被严重破坏，甚至部分经济鱼类遭到灭绝，尽管近些年渔业产量波动不大，但这些都是牺牲大量幼鱼、虾蟹类资源来达到平衡的。“鱼越捕越少，越捕越小”这句话真切地反映了渔民的无奈。
2.2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近十几年来，舟山渔场附近城市(包括宁波、上海等)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各种港口建设、养殖业发展以及生活污水的排放是其沿岸渔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港口与码头的建设带来了大量的船舶，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重金属污染，许多海洋动植物资源生活机制遭到破坏。养殖业的发展与生活污水的排放是海水污染的主要元凶，这会向海水中排放大量营养物质，尤其是会引发赤潮的氮磷类物质，其中大部分都会影响海水水质，导致传统的渔业产卵场、索饵场、育肥场生态环境不断遭到严重破坏，生物资源数量减少、种类减少，天然生物资源又由于其有限性和幼体成活率低等原因而得不到有效补充，在这种条件下，渔业资源很难得到有效恢复。
2.3 缺少科学的统筹规划 由于舟山沿岸渔场曾经是我国资源最为丰富的渔场之一，渔业起步也较早，大部分舟山渔民以及部分渔业公司均各自为战、急功近利、无序无度地开发渔业资源，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追求产量而忽视民众需求导致的渔业产量过剩的现象。缺少科学的统筹规划引起渔业资源不能被合理利用的现象，也是舟山沿岸渔场资源衰退的重要原因。
2.4 综合治理工作不到位 渔业资源修复是涉及财政、环保、渔业、交通水利和省、市、县等多系统、多部门的综合性庞大工程，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往往因为不能协调配合，致使无法快速、有效地推进渔业资源修复的相关工作。同时，由于舟山对于沿岸渔业管理的法律不够完善，执法力量不足，其法制管理体系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无疑增加了渔业资源修复的难度。
3 渔业资源修复工作对策
舟山沿岸渔场虽然由于长期来的过度开发，使渔业资源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由于舟山渔场地处长江口、钱塘江口等入海处，大量的径流带来了大量的浮游生物以及营养盐类，使舟山渔场仍保持着较高的初级水产力水平[4]。因此，只要做好关于舟山沿岸渔业的修复工作，以生态修复为主要手段，真正做到严格管理、严格执行，舟山渔场还是有望重塑辉煌的。
3.1 严格控制捕捞力度 对渔业资源威胁最大的因素主要是过度捕捞与环境污染[5]。其中，过度捕捞主要体现在渔船大型化机械化、渔船功率不断上升、网具网目尺寸变小等方面。控制捕捞力度主要从渔船、网具、禁渔期3个方面来加以控制：①控制渔船的数量，这对于世代靠船靠海吃饭的舟山渔民是一项较为艰难的任务，但可以帮助渔民转产专业，以缓解渔业资源的捕捞压力。②规定适当的网目尺寸，要保证渔业资源幼体的存活率，让“断子绝孙”网远离美丽的海洋。③延长禁渔期是比较有效的渔业资源保护方法，渔民普遍反映禁渔期之后渔业产量会有很大提升，但这毕竟只是短时间内的提升，不能真正地解决渔业困境，因此控制捕捞力度应主要集中在渔船与网具方面。
3.2 强化沿岸海域环境整治力度 随着工农业和水产养殖业的高速发展，水域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在污水的作用下，渔业资源的发展被压制到了极低的水平，因此，需要加强综合治理、合理布局，需要更多科学支撑和相关保障技术。①要加强环境监测管理，构建完善的监测网络，设置监测点对重要渔业水域进行环境质量常规监测。②要加强沿岸渔场污染排放标准的定制与执行，严格控制污水、废水的排放。③实施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将海洋开发同环境保护纳入统一规划，开展污染物在海洋中扩散情况的研究，只有真正了解海洋才能更好地利用海洋。
3.3 加强渔业管理工作 渔业管理工作是需要渔政部门与渔民相互配合的工作，做好渔业管理工作的重点在于渔民的意识。政府部门应充分做好依法捕鱼的宣传工作，大力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全民保护环境、修复资源意识，尤其是对于渔民，让他们认识到渔业资源衰退对他们本身的影响，这样才能让他们重视海洋渔业资源的修复工作。同时，还应该建立完善的海洋捕捞产量监测系统，及时掌握渔业资源利用情况，以对资源作出及时的评估和高效的管理。
3.4 建立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区 建立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区可降低某海域的捕捞强度，按照该海域的鱼类特点休渔，确保幼鱼能长大，以“以捕养护”的思想确保海洋渔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修复[6]。海洋保护区中如何协调好渔民收入与资源保护的关系，这就有赖于管理机制的创新。在发展海洋渔业的同时，渔民可以开发休闲渔业、旅游业等其他产业维持收入，还能促进转产转业。当然建设好保护区，最终还有赖于政府的规范和引导，并且还要落实好群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和加强。
参考文献
[1] 翁源昌.论舟山海鲜饮食文化形成发展之因素[J].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3)：35-39.
[2] 刘舜斌.我国沿岸渔场管理改革的探讨[R].上海：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8.
[3] 产业地产网.舟山海洋渔业产业发展定位分析[EB/OL].http：//www.zf1000.com/zhaoshang/views.php?id=561.
[4] 刘琴，祝银，王范盛，等.舟山渔场海域冬季海洋渔业环境质量评价[J].广州化工，2013(15)：153-154.
[5] 新华网.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近海渔业资源衰退或现亏损[EB/OL].http：//news.xinhuanet.com/energy/2012-09/24/c_123752219.htm.
[6] 殷文伟.论舟山海洋渔业困境及其破解[J].中国渔业经济，2007( 5)：56-59.
作者：程郡 臧迎亮 闫丽娜
第二篇：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的多元协调
摘要：基于粤西渔村的调查对渔业资源基层治理冲突问题进行分析，运用SWOT理论分析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的优劣势，以多元治理的研究视角刻画了基层渔业资源治理主体间的动态互动关系，认为应该采用增量利益协调、内外信任协调及刚柔结合组织协调三种协调方式去搅动基层渔区固封的发展格局，构建将渔业资源管理政策介入到基层渔民“圈子”中的治理路径，推动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的有效落实。
关键词：渔业资源;基层治理;多元协调;融合机制
过度捕捞、环境污染造成全球海洋渔业资源持续衰退，探索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治理模式成为沿海各国重要的实践取向，多元参与的治理模式已在欧盟、美国、日本、荷兰、智利等国家取得了明显的绩效，这些地区成功案例的核心是渔业资源基层治理中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治理，并建立了良好的协调机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和各级政府出台和实施了“双控”、“双转”、人工渔礁投放、增殖放流等多种海洋渔业资源管理措施，但资源衰退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这意味着，单一自上而下的管控不能解决多元主体利用渔业资源的矛盾冲突，已不适应资源衰退的复杂渔情。渔业资源衰退治理是一个涉及主体国、利益冲突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寻求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是一个有效的突破口。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社会权利结构的变化以及人们对渔业资源的认识不断深入，很多渔区呈现出现代社区所具备的特征和一定的治理能力。这些特征契合了转型社会下的渔业资源管理创新需要，为单一式的政府“统治”管理模式向治理迈进提供一种改进的可能。本文探讨渔业资源管理措施在基层“落地”引发的冲突，基于粤西渔区的走访调查，分析了渔业资源基层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针对基层渔区的“柔性”社会“垢层”现象构建一种能够介入到基层渔民“圈子”中的渔业资源基层治理路径，推进基层渔业资源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1渔业资源管理在基层落实的多元冲突
1.1控制近海作业强度和渔民个体增加捕捞努力行为之间存在冲突
长期的过度捕捞加上近海污染，使中国的渔业资源呈现严重的衰退趋势。据统计数据表明，1986-1996年，近海捕捞量从430万t增长至1 153万t，年均增长10.4%，此后产量逐年递减[1]。这一方面是由于海洋渔业资源的可再生能力下降[2]，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实施了大量控制近海作业强度的措施，代表性的有1999年出台的捕捞量“零增长”政策、2000年实施的“双控”制度、禁海、禁渔区作业控制措施。然而，这一系列涵盖了作业范围、作业强度以及作业方式的近海作业控制体系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核心管控制度——控制捕捞船功率和控制渔船总数现实与预期差距甚远。调查发现，捕捞程度、近岸作业小船的数量并没有降低或减少，无证渔船的数量反而增多，各种随意或过度捕捞行为仍存在。在资源产权不明确的情况下，个体渔民均有增加努力捕捞量的冲动，最典型个体行为为小船改大船、木船改钢船。在湛江市某渔村的调查显示，70%的渔民都希望能够改造大船，如大户船主J所言：
“想拿船改大点(增加船的马力)，但是上面(政府)管得严……只能想方设法看看怎样行得通，肯定不能大胆犯共产党的政策。”(JCK2015-09-25访谈)
访谈记录表明，关于控制近海作业强度的措施，大部分基层渔民难以理性看待。基层渔民的想法普遍是：碍于国家政策的“明面”阻拦，私下想尽办法到处“钻”，运用各种“藏着来”的方式去捕捞。
1.2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和渔民个体不愿为公共物品付费之间存在冲突
增殖放流在一定程度上可恢复特定资源的种群数量，改善生物多样性，保证渔业发展。2003年渔业主管部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渔业资源增殖研究和放流活动，以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参见：《关于加强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工作的通知》(农渔发[2003]6号)。实质上，增殖放流活动在基层渔区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调研发现，95%渔民的资源保护意识比较薄弱，无法立足于长远的发展角度去体会渔业生态系统保護的重要性，认为是政府分内工作，无关自身责任，甚至有渔民认为政府管理上的“条条框框”是没有“走心”对待他们的体现。有渔民如是说：“上面(政府)保护生态(渔业生态系统保护)就行了，这个本身就是他(政府)的工作嘛。”(YM2015-09-25访谈)
接受采访的80%渔民认为，政府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并没有直接让他们享受到渔业资源保护所带来的成果，渔获捕捞收益并无明显增加，为此不愿参与增殖放流，更不愿为之付费。主要原因是捕捞个体之间资源争夺剧烈，增殖放流的种苗属于公共物品，其在一定限度内有着明确的边际拥挤成本和边际供给成本[3]。在政府投入为主的情形下，渔民的理性选择就是搭便车[4]。加之增殖放流后的种苗具有溯游性，捕获收益无法具体到个体渔民，即便是希望通过行政村中介对渔民进行收费，难度也非常大，况且渔村跨行政村的多层治理机构和结构混乱，层层代理之间的界限和责任模糊，管理沟通存在障碍，这更为加剧渔民个体为公共物品付费的难度，引发公共资源悲剧[5]。
1.3渔业生产组织化和渔民单个生产协调之间存在冲突
现代渔业生产组织化要求涉渔利益主体能够通过一种协同方式实现传统渔业生产向新型合作的方式转变，实现各主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某种程度而言，现代渔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对沿袭着传统生产方式和使用落后生产工具的“糊口”渔业来说收效甚微，大部分“被边缘化”个体渔民仍难以融入组织化、规模化的合作社生产作业方式。然而在走访调研的过程中得知，很多“被边缘化”个体渔民也希望融入组织化、规模化的合作社生产方式，适应现代渔业发展所需，可因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的因素而受限制，尤其是接受“新事物”、“新做法”所带来的风险。访谈中这句话出现颇为频繁：
“万一(渔业生产组织化)搞不起，我们一家老老小小可怎么过，我们可以去冒险，但是失败的后果我们承担不了。”(WTG2015-09-25访谈)
从渔民回应的态度可知，这揭示的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改变，更是真实反映了粤西基层个体渔户为何“坚守”传统渔业生产方式的无奈。正如折晓叶在其文中基于村庄视角分析村庄规避“项目进村”所带来的种种明显的和潜在的风险的应对逻辑[6]。
1.4维护渔业生产秩序和涉渔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冲突
近年来，由于渔业资源日益匮乏、渔民数量不断增加，涉渔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带来渔业生产秩序的混乱、渔区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和资源争夺战也日趋增多，例如2012年12月广东省徐闻县的一起“祖宗海”使用权登记管理纠纷案广东省徐闻县西连镇金土村北部的北栋湾，有2.85 hm2海域，自清朝嘉庆二十年起，村民的黄氏先祖在此筑堤捕捞，成为子孙们的“祖宗海”。200多年后，围绕这片“祖宗海”的使用权登记管理产生一起纠纷案，案情的详细报道：http：//www.xn-fiqs8sdls7c.net/news/2012/1206/41501.html.中，金土村民秉持“我打捞，我所有”的理念，认为作业海域理应归己所有，刘某本按法律程序取得海域使用权是合法行为，却引发本地渔民不满，交叉利益碰撞导致事态的严重发展，引发当地渔区社会冲突。
粤西渔村存在类似的案例颇多，从与当地渔民的访谈中，其用词为“偷偷”、“容忍”、“不对”等，可看出祖宗海的观念仍然很深厚，本地渔民抗拒非本村渔民的捕捞行为，若处理不妥，易滋生群体事件。如有渔民说：
“隔壁村有(人)偷偷来我们这里(本村)打渔，都不够我们自己(本村民)打(渔)，怎么可能容忍他们(隔壁村民)打(渔)……虽说(海域使用范围)很难分得清，但是我们的祖宗几世代早就在这打渔，这片(海域)就是我们村的，他们(隔壁村民)来打(渔)就是他们(隔壁村民)不对。”(CF2015-09-25访谈)
此外，對于“三无”渔船的捕捞行为，有证的渔民认为无证渔民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希望政府大力打击无证渔船，以示公平。至于访谈谈及关于渔民与政府、企业之间的涉渔冲突时，大户渔民与小户渔民的说法不一。
2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的多元主体及其互动分析
2.1渔业资源基层治理主体的SWOT分析
在治理语境下，基层渔业资源治理涉及到渔业行政管理部门、渔业合作经济组织、渔村村民自治委员会、渔民、渔村经济能人等多个主体，其在治理中的作用各不相同，需要对以下治理主体进行优劣势分析，具体分析见表1。
渔村能人这一特殊的群体在渔村中拥有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本，政府开展基层治理工作时，应重视发挥渔村能人的“内应”作用，合理整合，权衡利弊，以服务于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的协调工作，有效地将渔业政策落实到基层个体渔户。
2.2渔业资源基层治理主体间的多元互动模式
本文依据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的相关主体的特征、优势以及行为特征，刻画了渔业资源基层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模式图(见图1)。
图1表示，政府即渔业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处于互动模式的中央(圆心处)，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其他参与主体的互动方式。对整个渔业领域的来说，渔民、村委、渔业合作经济组织等其他利益主体均围绕着政府展开多元参与，它们之间的互动类似于椭圆的运转轨道，便于各个主体之间的动态沟通与合作，确保每个行为主体所发射出的信息流能够在运转的轨道内传开，以保证信息流的畅通。据Pinkerton[7]的研究表明，信息的及时共享能够在渔业共同管理的大环境中获得信任基础，排除主体之间进行利益合作的猜忌，进而和谐共处。除了单边或双边的互动之外，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呈网状式展开，政府需要发挥好主心骨的作用，通过科学管理、利益整合、信任建设、委托代理、实施惠渔政策等方式协调好与渔民、村委、渔业合作经济组织等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落实好与各个利益主体的沟通与合作。在实施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的过程中，需要发挥好“渔村能人”所具备的社会特质、社会资本，协助渔业行政管理部门融入到各个利益主体，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调剂”[8]，是协调好渔民、村委、渔业合作经济组织等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的“软动力”。诚如某组织的负责人表示：
表2反映出各个利益相关者在利益诉求方面基本一致。但又同时存在利益诉求增多且交叉明显，利益分化导致利益结构失衡、利益关系失序、利益表达渠道受阻和利益机制缺失，且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和结果的不公平等问题，难以逃离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结构所带来的影响。作为基层自治的主要参与主体——渔民，相较于其他涉渔主体而言，所拥有的主体地位、能力、知识、资源、资金、“关系”等均处弱势，在面对争取自身利益或是利益竞争时，其利益诉求的表达通畅度、“讨价还价”的能力和资本最低，自然最终获得的“好处”最少。
3.2渔业资源基层治理所面临的信任协调挑战
研究表明，中国人所信任的其他人仍以自己具有血缘家庭关系的家庭成员和各类亲属为主，对他人的信任既受到双方之间所存在的血缘家族关系的影响制约，同时也受到双方之间所形成的亲近密切的交往和情感关系所影响[9]。粤西渔区内部的信任关系的形成和维系亦是如此，渔民与渔民之间的血缘家庭关系或交往亲近度直接决定着彼此之间的信任值。
表3揭示了渔业行政管理部门、村民自治委员会和渔业合作经济组织都希望在行为、情感等方面得到渔民的信任和支持，借助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将自身治理诉求在渔区扩散，得到渔民的认可。在粤西渔村，熟人社会中的信任依赖的是社群的习俗和道德约束机制，而不是契约和法律的约束机制[10]。渔民之间的人际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交往所形成的，但在新渔情下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的信任结构与信任需求中均呈现遭受削弱态势。调研中发现，渔区渔民之间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受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或分布、收入差距日渐扩大等因素的影响，造成社会相似度的参差不齐以及以往依赖习惯和俗成约束的道德机制逐渐瓦解。
3.3渔业资源基层治理所面临的组织协调挑战
改革开放后，我国现行的渔业基层管理体制是以行业条条管理为主[11-12]，这种刚性管理结构易造成地方渔政工作人员管理的职能过杂、过多，渔民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利益诉求得不到很好的回应。一般情况下，对于国家政策和资源难以兼顾的偏远渔村，会自然衍生一种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填补国家让渡出来的空间，能够合法、有序地表达不同群体的意愿，代表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制度需求，还能够有力弥补渔业行政管理部门与渔业资源治理上的刚性不足。但在单中心管理的行政环境下，即便已有的民间组织、渔业组织类型很多，其自身的发育程度、功能、运转及规模不一，难以发挥在渔业基层治理过程中的社会作用，在当今民主协商合作的治理大环境中，多中心管理能够有效地缓解和弥补单中心管理结构的种种不足。如何为渔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刚性组织增加柔性元素，减轻渔业行政管理部门工作负担成为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的组织协调挑战。
4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的多元协调机制
4.1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的增量利益协调机制
渔业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资源配置中多元主体的冲突与矛盾比较突出，多年的历史传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利益格局。为搅动原有的利益格局，通常的做法是改变增量利益的分配模式，利用增量利益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冲突，使其在原有的利益格局下增加调整弹性。管理部门亦清楚地意识到需要借助这种外部利益协调的驱动，为原有停滞不前的渔业资源治理增加额外的“马力”，搅动整个利益资源以便重新整合。
国内不乏有利益协调创新的治理案例。如大亚湾地区，除渔业体系资金(省市安排的惠渔资金以外)，另外当地财政额外增加了支持渔业资源的管理资金[13]，在原有固封的利益格局下，通过“输血”与“造血”工程，以壮大渔村集体经济，合理协调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再如深圳利用社会资本进行增殖放流案例，为了治理渔业资源的衰退，除了政府直接利用財政干预之外，还积极引导各方社会资本共同参与[14]。这一创新举动以增量利益协调的形式将既保护人们追求利益的积极性，又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关系，促进各种社会力量良性互动。像大亚湾、深圳这种利用外部增量协调渔业资源基层管理的创新举动，值得我国其他渔区的重视和借鉴。
4.2渔业资源基层治理中的互惠信任协调机制
在乡村社会中，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和向度的力量：一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和行政控制力量;二是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15]。渔村与生俱来拥有乡村社会这样外在和内在的控制力量。如今，社区信任正在一种新的治理体系和话语体系中获得广泛的关注，渔业资源基层治理需要社区信任的支撑，其信任支持建设对巩固渔业资源基层治理有着重要的映射作用。
在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的互动实践中，资源使用者的交往关系存在着互惠信任，随着对渔业资源治理共同体认可度的加深，各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任支持也就更为透明，渔区群体间的互惠规范演化成为一种群体意识，且这种意识强大才足以凝聚大部分渔民个体，使其面临预期损失大于预期得益的不可预料事件时，做出符合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行为，遵循整个渔区渔业资源治理的互惠规范。
4.3渔业资源基层治理中刚柔性结合的组织协调机制
我国基层渔业资源治理是以单中心管理结构为主，然而渔业协会、渔村自治委员会等柔性组织所注入的活力不在于刚性组织的线条管理，而在于社会各方柔性资本的融入，其各方力量的参与更多响应的是一种多中心主体的管理结构[16]。多中心管理结构具有较高密度和连接强度的网状管理结构，政府在组织的核心地位得到保证的同时，倡导其他多元主体在围绕核心组织的运转下，各自相互有联系，发挥各自所能。相较于单中心管理结构而言，多中心组织协调能力强，能够兼顾和弥补各种协调问题，如组织规模小、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这种灵活性在Goodlad的研究中得到证明)[17-18]。并且，在所形成的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化、技术化、资金化、人力化等协作的基础上整合渔区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以各种方式多维度的介入进渔业资源基层治理，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渔业资源基层治理而言，我们更希望建立一种刚性少点、柔性多点的管理机制，搭建一种信息交流、利益共享、相互监督的合作协商平台，激励各个利益主体，尤其是鼓励基层渔民真正的参与到渔业资源的治理当中，能够解决渔业资源共同管理框架内所遇到的各种问题[19-21]，实现人们对渔业资源管理行政部门的组织信赖。
4.4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的创新协调模型
当然，渔业资源基层治理中的利益、信任、组织这三个方面的协调机制并不能一概囊括渔业资源管理与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相协调中的所有问题。但是，恰恰这三个维度牵动着渔业资源管理与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相协调的核心问题，在此，我们根据实地调研的社会背景和问题，构建一种动态合作的协调机制去运转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的运行机制，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基层人民的稳定和谐发展(如图2)。
图2立体展示了渔业资源基层治理机制运行中的利益协调机制、信任协调机制、组织协调机制三者的有机融合。在操作层面，这三者的有机融合运用主要体现在渔业资源管理主体着力解决基层渔民在实际生产关系中所反映的各种具体问题，不断在解决问题中抓住渔业资源基层治理中的主要矛盾，带着问题导向深入到基层渔区的资源治理中，解决基层渔民反映的具体问题，借此契机拉近基层民心，提高渔民对管理者的信任度和依赖度。在当今的治理环境中，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各个利益相关者，为此，在解决问题时管理者要把握好迂回战术问题，恰当地运用刚柔相结合的战术与各个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谈判或协调，把握好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积极响应国家渔业资源治理的战略布局，实现人与资源和谐发展的科学管理目标。显然，渔业资源基层治理仅仅依靠管理者内部的力量难以达到预期的管理目标，往往需要依靠外部的力量来驱动内部力量所无法搅动的利益格局，实现操作层、战术层与战略层之间的各种资源的层级流动，使这三种协调机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运转整个渔业资源与渔区社会管理的协调动态系统，实现渔业资源基层治理。
5總结与讨论
渔业资源衰退是个多因性难题，统治型管理方式已难以适应新兴渔情的发展需要，亟需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渔业资源治理机制。在基层渔区，当前的渔业资源治理僵局，主要表现为政府渔业资源管理措施在基层落实存在多种冲突，难以得到基层渔业主体的配合与回应。本文主要从治理的视角分析了渔业资源基层治理存在的各种挑战，运用SWOT理论分析了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的各个参与主体的优劣势，刻画渔业资源基层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模式图，透视渔业资源基层治理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认为有效融合增量利益协调机制、互惠信任协调机制及刚柔结合的组织协调机制，是基层渔业资源有效治理的协调机制。增量利益协调机制有利于建立起一个相对公平的博弈权利和义务环境，激发各个利益主体的经济理性，互惠信任协调机制和刚柔结合的组织协调有助于政府部门将渔业资源管理政策介入到基层渔民“圈子”中的治理路径，使政府的“刚性管理”更好地借助乡土渔村民间力量的“柔性驱动”，从基层渔区中汲取多种治理能量，推进渔业资源基层治理目标的落实，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农业部渔业管理局.中国渔业统计年鉴[J].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7-1997
[2] 刘劲科，卢伙胜.我国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J].河北渔业，2005(6)：3-5
[3] 沈满洪，谢慧明.公共物品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公共物品理论文献综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9(6)：133-144
[4] Olson.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 and theTheory of Group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1965
[5] Hardin.G.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Science， 1968， V-ol.162：1234-1248
[6] 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4)：126-148
[7] Pinkerton，E. Introduction： attaining better fisheries management through co-management prospects， problems and propositios[A].In：Pinkerton E.editor. Cooperative Management of Local Fisheries：new directions for improved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C].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9：3-33
[8] Singleton.S. and Taylor.M. Common property， collective action and community[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992， 4(3)：309-324
[9] 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J].社会，2006，26(6)：45-45
[10] 汪小红，朱力.“离土”时代的乡村信任危机及其生成机制--基于熟人信任的比较[J].人文杂志，2013(08)：98-104
[11] 戴振铎.舟山群岛新区背景下现代渔业发展问题研究[D]. 浙江海洋学院，2013
[12] 崔旺来，钟丹丹，李有绪.我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多维度审视[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26(4)：6-11
[13] 林岚，袁书琪，叶群，等.惠州大亚湾区海洋休闲渔业发展战略探讨[J].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28-34
[14] 陈石娟.深圳创新增殖放流模式企业和市民认捐鱼虾苗，社会参与，统一放生[J].海洋与渔业，2015，08：18-19
[15] 李强彬.乡村“能人”变迁视角下的村社治理[J].经济体制改革，2006(05)：89-92
[16] 赵小平，刘程程.业主维权与社区维稳能否兼得?——一个社会资本视角的考察[J].新视野，2015，05：83-90
[17] Goodlad，J.H.， Shetland fisheries-conservation and deveopment[J].Marine Policy， 1979，4(3)：244-245
[18] Goodlad，J.H.，1993， Sea fisheries management： the Shetland position[J]. Marine Policy， 1993， 17(5)：350-351
[19] Jentoft，S. Fisheries co-management： delegating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to fishermen’s organizations[J]. Marine Policy，13(2)(1989)137-54
[20] Berkes，F.， George，P.& Preston，R.J.， Co-management： the evolu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joint administration of living resources[J]. Alternatives， 18(2)(1991)12-8
[21] Pomery，R.S.& Williams， M.J.， Fisheries Co-management and Small-Scale Fisheries： A Policy Paper[J]. ICLARM， Manila， Philippines， 1994
(收稿日期：2017-01-05)
作者：魏春煌 乔俊果 李莹 游凌翔
第三篇：刍议淡水渔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摘要：本文对淡水渔业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并从发展动力和市场前景等方面，分析了对淡水渔业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可行性，然后在建设渔业生态系统、开发渔业产业、发展休闲渔业等基础上，对淡水渔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措施进行详细分析和阐述，以供相关人员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淡水渔业;资源;开发利用;发展现状
我国水域面积广阔，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之下，水生生物资源逐渐多样化。同时也拥有最大规模的淡水渔业资源。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淡水渔业资源是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是水产养殖的基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导致我国渔业资源面积减少。在可持续战略实施下，淡水渔业资源需要寻求更多有效的方式进行开发与利用，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满足更多人的需求，进而确保淡水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1 淡水渔业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疆土辽阔，内陆江河交错纵横，湖泊与水库众多，是世界上淡水资源面积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发展淡水渔业最早的国家。我国淡水渔业的发展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对世界渔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淡水渔业就进入了新纪元，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从事渔业产业的人员有了更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技术指导和政策的引导下，淡水渔业进入正轨，并且踏上了新的台阶，取得了理想的成绩。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淡水渔业也面临更多的发展机遇。
我国淡水渔业包含了内陆所有工厂化的养鱼池、普通池塘、湖泊、水库、河渠以及部分稻田，这些都是适合养殖和捕捞水产品的淡水水体。我国内陆水域总面积约1838万hm2，淡水湖泊面积为3.6万km2，水库有200万hm2，这些水域基本都可以进行渔业的开发。随着我国养殖技术的更新和进步，鲢鱼、鳙鱼人工繁殖获得成功，青鱼和草鱼进行了人工繁殖，池塘养殖中的水、种、饵、混以及防等精养法是我国水产养殖中的一个里程碑。这项技术对水产苗种依靠天然的状态进行了改善。当前，我国的淡水渔业已经进入了承包制的状态中，在技术、资源以及政策上的支持，让我国的淡水渔业稳定发展。
2 开发与利用的可行性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渔业发展中，我国的淡水渔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淡水渔业总产量占据了渔业总产量的40%左右。而在社会发展、人口数量增多的大背景之下，生态环境恶化和渔业资源逐渐衰退，使人们生存环境逐渐严峻。淡水渔业作为人们衣食住行中的食材，有必要对其进行合理开发与利用，以此解决粮食危机，对水环境进行改良，优化人们膳食结构，提供更多的劳动岗位。这些是淡水渔业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意义，而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之下，我国淡水渔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可行性更高，其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1 发展动力和机遇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淡水渔业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在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下，我国淡水渔业有了更多的发展动力。在实施农业供给性结构调整中，中央以及地方政府都对水产养殖业高度重视，将其作为促使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关键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淡水渔业的开发与利用就有了更多政策上的支持，同时还会有资金上的支持，这些都为淡水渔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因为我国大力实施地区开展战略，对一些经济贫困的地区加大了开发力度。比如我国西部地区，国家给予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支持，让淡水渔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获得了发展与进步，同时也迎来更多发展机遇。
2.2 优质产品的市场前景
当前我国渔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渔业发展正从数量效益转为质量效益。水产品市场问题，实际上是质量上的问题。在养殖产业中，传统养殖中很多水产品价格都持续降低，但是名优特水产品价格比较稳定，很多优质的水产品有着很好的市场优势，同时也具备一定的区域资源优势。比较常见的罗非鱼、鳗鱼等都是优质水产品，这些水产品不仅在国内有很大的市场，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一定的竞争力。我国已经加入WTO，再加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我国淡水渔业推向国际市场。在进口商品关税下降后，需要进口的各种鱼类需求物资和原料价格也逐步下降，这让渔业生产成本也相应的降低，对提升淡水鱼产品市场竞争力有很大的意义，同时也会有效提高淡水渔业生产经济效益。所以，淡水渔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经过对优质水产品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对水产品进行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其附加值。通过这种方式来促使市场流通，解决卖鱼难的问题，在此基礎上可促进淡水渔业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顺利开展。
3 淡水渔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措施
淡水渔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每年总产量都在提升。但是在市场过剩与饱和、产品单一、养殖成本提升以及流通不畅等情况下，广大渔民养殖水产品的积极性遭受打击，这也让淡水渔业的发展面临了瓶颈。为促使淡水渔业产业的稳定发展，需要加大对淡水渔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其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3.1 建设平衡的生态系统
构建平衡的生态系统，可以对淡水渔业资源进行可持续发展与利用。在实际工作中，一是要建设多样性的渔业生态系统，构成能够适应水库、湖泊、淡水水体层等综合性的生态工程，以此提升鱼类对水域和饲料的利用率。在淡水渔业地区可广泛构建鱼草、鱼畜以及鱼藕等相关生态渔业基地，让水域和陆地之间可以形成一套完整的食物链，以此构成循环生态系统;二是加强对淡水渔业资源的保护，要对淡水水域氧气、光照以及生物饵料构成进行分析，使用水生饵料生物资源和科学配置的水生动植物，保持水域雌雄比例，以此保护鱼类资源;三是可以采取合理的引种驯化和人工放流增殖方式，对渔业资源进行保护，进而平衡渔业生态资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发展生态渔业，生态渔业是我国独有的，传统生态渔业有桑树基鱼塘、甘蔗基鱼塘及鱼鸭混养等。这些模式都能够对水体生态环境进行优化，将不同产业结合在一起，以此提升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现代生态渔业更加重视产业可持续发展，重视水体生态系统的循环。在对淡水渔业资源进行开发时，要依据各个地区的特点，运用生态学原理，例如生态学中的食物链原理、生物分布和增长模型等。
3.2 合理开发渔业产业
我国渔业产业规模相对较大，但是从养殖技术和渔业企业规模上来看，还处于初期阶段。开发与利用的淡水资渔业源占据的比例较少。要想对淡水渔业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利用，需要对传统渔业生产方式进行改革与优化，使其向现代化的生产模式转变和发展。比如水产品的加工，一直都是我国渔业生产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其对我国渔业的开发与利用形成了阻碍。因此，在对淡水渔业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时，可以从水产品加工方面入手，促使加工方式的多样化。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將传统加工中的大块冻鱼、盐鱼、干鱼进行改善，将其向鱼糕、鱼香肠以及方便的小包装发展，在此基础上促使淡水渔业产品加工的多元化发展。经过对渔业产业的开发，可以带动渔业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除此之外，还需要对现有的淡水渔业资源进行开发，优化产业结构，构建生态环保型与资源节约型的生态环境，以转变渔业增长方式，促使我国渔业产业的现代化发展。
3.3 合理开发休闲渔业
淡水渔业的开发和利用不仅是为了生产更多水产品，满足人们的食用需求，同时还能够丰富与充实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除了对鱼类资源本身进行开发之外，还可以在淡水渔业资源基础上实施休闲渔业形式，比如旅游观光、垂钓、饮食文化以及农家乐等。在实际开发与利用中，将淡水渔业中的所有环节结合成一体，将游、钓鱼业设计成系列性的服务。同时还可以在各省、市地区建设钓鱼协会和游钓中心，定期举办钓鱼的休闲比赛，让人们的休闲方式更丰富。还可以在城郊地区开发大规模的观赏鱼生产技术，加强对特色渔业营养滋补与鱼类小吃的生产，对渔区生态景观进行美化和完善。在人们生活品质不断提升之下，淡水渔业的休闲项目开展将受到更多人的欢迎和喜爱，让更多的人选择到淡水水域地区观光、垂钓以及娱乐。当前我国的游钓人口将近1亿人，在国民经济逐渐发展之下，这个群体将逐渐扩大，可见淡水渔业休闲模式的开发与利用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
3.4 发展技术型渔业
使用鱼类中的生物技术主要是培养或是选出品质好的鱼类种类。经过对克隆或是分离等相关技术的运用，可以制备出更高效疫苗的目的基因。经过外援基因的转移，可以对淡水渔业养殖状况进行改良，提升鱼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为了提升淡水渔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率，还可以加强对淡水水生动植物基因工程的运用和研究。比如建设水生动植物基因，以此培养出多种转基因鱼，创造出更多的新鱼种。除此之外，还可以对淡水动植物细胞工程进行研究，对细胞融合、个体培养以及定向培养等方面进行研究。经过对雌雄发育进行完善，对淡水水生生物的性别进行控制。在目前的发展中，我国关于鱼类的基因工程还有基因的喂养、转移以及免疫等相关方面。经过对鱼类生物技术的研究，可以提升淡水渔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效率，在此基础上保障水生生物的多样性。除了生物技术之外，还有信息技术、电子技术等，都已较为广泛地使用在淡水渔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将自动化技术使用在渔业中，可以自动控制增氧机的启动与关闭，同时还可以对淡水区域的环境与生物因子进行自动监测。使用技术对淡水鱼进行饲料、设备和技术上的管理。总之，在经济发展和渔民增收的情况下，将各种先进技术使用在淡水渔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使用自动投饲机、挖塘机以及清淤机等，以此为淡水渔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打下基础。
4 结语
淡水渔业是我国基础产业中最关键的构成部分，在渔业产业不断发展之下，市场接近饱和状态，随即也伴随着鱼产品流通等问题的出现，这些问题阻碍了我国渔业的发展。为了促使淡水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淡水渔业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在实际工作中，可以经过对渔业生态系统的建设，促使渔业产业的多样化发展，开发休闲渔业模式以及技术性渔业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升淡水渔业产业的经济效益，对淡水渔业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进而促使我国基础渔业产业的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宋开明.浅议淡水渔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J].经济视野.
[2]鲁统赢，陈梦霞.我国淡水渔业生产现状及发展策略[J].南方农业，2016，10（15）：146.
[3]农新.让渔业“休闲”起来[J].农村新技术，2016（08）：4-7.
[4]周井娟.我国水产品加工业的演变轨迹及发展预测[J]. 中国渔业经济，2017，35（03）：42-47.
[5]赵梦.自然资源约束下的最优利用原则分析[J].环球人文地理，2016，（16）.
[6]翁重光.浅谈淡水渔业养殖生产对水库水域的影响[J]. 中国农资，2013，（12）.
作者简介：董琳，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与渔业经济。
作者：董琳，李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