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国际视角下外汇市场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本文运用各时期的历史数据分析不同国际货币体系下英镑与美元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其成因，利用GIS方法描述英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空间分布状况，发现无论在国际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的相互依存格局是国际货币实现空间拓展的主要原因，而在位货币的网络外部性效应将延缓在位国际货币的空间收缩。
国际视角下外汇市场论文 篇1：
浅谈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成因及其控制策略
摘 要:在跨国资本流动日趋活跃的国际背景下,由于连续多年出现巨额贸易顺差､境外热钱大量涌入,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凸现｡本文在充分剖析影响我国流动性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当前央行治理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措施及其成效,并按照短期､中期和长期提出了分阶段控制流动性过剩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外汇占款;货币政策
自2005年以来,随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关键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目前,价格持续上涨的楼市和火爆的股市,正为流动性过剩提供很好的注脚,流动性管理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货币当局进行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基本表象
(一) 商业银行存贷差持续扩大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仍以存贷款业务为主,流动性过剩主要体现在存贷款之间的差额及超额准备金率等指标上｡2000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存贷差不断扩大,银行资金日渐充裕,到2006年末,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人民币存贷差达到11万亿元,占存款余额的32..8%｡从存贷比指标来看,在2003年以前,尽管存差不断增加,但各年度存贷比都高于75%,流动性短缺是银行业面临的主要矛盾｡但是,自2004年以来,商业银行存贷比连续三年迅速走低,2006年下降到67.16%｡与之相对应,商业银行超额准备率不断走高,截至2006年年底,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为4.78%,较05年末提高了0.56个百分点,约2万亿资金因找不到合适的运用渠道而转存中央银行,流动性过剩现象明显｡
(二) 资产价格快速上升
过剩流动性的另一个必然表现,就是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尤以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上涨最为典型｡2002年以来,我国商品房销售额大幅持续攀升,虽然2005年和2006年中央连续两轮出台了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部分地区的房地产价格有所回落,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地产价格仍然呈现明显上升的势头｡与此同时,2006年股票市场迅速回暖,呈现历史性的大转折和大发展,市场持续走牛,全年上证指数增长130.43%,涨幅居全球首位｡
二､ 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
(一) 我国流动性过剩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局部反映
从2001年开始,为了对冲“9.11”恐怖袭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美联储持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1%的地位,并维持了长达3年的时间｡同时,日本央行为了应对长期通货紧缩和低迷的经济,实施了超宽松货币政策,将利率下降到0｡虽然从2004年开始,美联储逐步加息,但是超宽松货币环境的总体格局仍然没有发生质变｡2006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比上年增长了8.2%,达到8566亿美元,占美国国内总产值的6.5%｡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使得外国投资者的信心逐步降低｡同时,当前美国经济正处于加息周期的尾声,而中国等亚洲国家及欧元区受经济复苏加快的影响,普遍进入加息周期初期,美元资产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资产投资收益率利差将逐步缩小｡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元资产的投资吸引力明显减弱,导致全球资金逐步从美元资产转移到未来投资回报率更高的亚洲国家及其他新兴地区的资产,我国流动性充裕局面的形成正是这种全球资金流向趋势的局部反映｡
(二) 国内经济结构性失衡是流动性过剩的根源
客观来说,国内经济结构性失衡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根本原因,主要表现为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与贸易结构的失衡｡近年来,我国消费增长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但是相对于投资而言,消费增速又远落后于后者的增速,正是消费相对落后,致使大量资金沉淀于银行体系｡此外,就贸易结构而言,我国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也存在严重的失衡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增长显著高于非加工贸易,2006年我国加工贸易实现顺差1888.8亿美元,与加工贸易不同,我国非加工贸易基本保持逆差,2006年逆差仅为114.2亿美元｡正是由于这种贸易结构的不均衡性,导致我国连续多年实现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快速增加｡
(三) 外汇储备快速增加是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原因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三元悖论”,任何一个国家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三者之间不可能同时兼得,最多可得其二｡我国1994年对汇率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确立了强制结售汇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一政策的实施,表明我国选择了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对资本流动严格控制｡尽管2005年7月21日我国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这样做可以避免国际资本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排除货币大规模投机冲击的可能｡但在现实中,我国的结售汇制度使资本流动呈现单向自由化,并且外汇储备的增长是以人民币等值投放为代价的,外汇储备增长已成为人民币投放的主要闸门｡
此外,从2002年下半年起,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境外热钱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驱动下不断涌入,进一步加剧了外汇储备增长｡截至2006年末,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由2000年底的1656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0663亿美元,增幅达544%,外汇储备量位居全球第一,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也相应大幅增加,再通过乘数效应的加大,流动性过剩现象的出现已不难理解｡
三､当前央行治理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措施及其效果
一般而言,对于抑制流动性过剩,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有三种:加息､公开市场操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其中,最常用的公开市场操作,即,通过大量发行央行票据回收多余的流动性｡最严厉的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是通过提高金融机构按规定向央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率,来降低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从而减少市场上的货币供应｡近两年,为了有效控制我国的流动性过剩,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人民银行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措施包括:
一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调节货币流通量｡2006年全年通过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6913亿元,对冲了大量的市场流动性｡同时分别于2006年5月､6月､7月和12月发行了总量达3700亿元的定向央行票据,2007年3月､5月发行了约2000亿元定向央行票据,有效抑制了金融机构贷款过快增长｡
二是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发挥利率杠杆作用｡2006年4月､8月和2007年3月､5月,人民银行已连续四次上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两次上调存款基准利率｡通过提高利率使得全社会使用资金的成本提高,降低贷款需求,从而减少货币信贷投放总量｡
三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强流动性管理｡从2006年7月至2007年6月,人民银行连续八次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由06年之前的7.5%上调至目前的11.5%,达到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共抽走商业银行资金约14400亿元｡
此外,自2006年以来,人民银行还多次对金融机构进行窗口指导,传达宏观调控意图,要求商业银行严格执行有关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考虑到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格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延续这一现实,部分专家认为,为了对冲流动性,除了增大央行票据发行这一常规动作外,调整准备金率和利率将是今后货币调控的主要手段｡诚然,发行央行票据,具有操作灵活,对商业银行利润影响较小的特点,但是却有一定的期限限制,并且央行的调控成本较高｡加息虽然可以抑制投资冲动,但是由于受汇率改革的影响,人民币利率需要与美元利率保持一定的利差空间,利率手段的调控潜力十分有限｡因此,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见效快､成本低的货币政策工具受到不少人的认可和推崇｡
但是,提高准备金率的负面影响同样需要引起货币当局的重视｡众所周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将对商业银行利润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若按照2007年6月初1年期央行票据3.0928%的收益率水平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89%的水平粗略估算,每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按照冻结1800亿元资金计算)将影响商业银行利润约为21.65亿元｡随着市场利率的逐步走高,调整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机会收益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大｡然而,近年来随着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逐步完成,为股东提供较高回报的利润压力逐年增加,倘若过度使用存款准备金率这一严厉工具,大幅影响商业银行的机会收益,很可能迫使商业银行为了完成既定的股东回报率而进行逆向选择,将大量的资金投向高收益高风险的产品或领域,从而导致未来一定时期内新一轮不良资产的大量涌现,对金融稳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四､ 几点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在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仍然较为狭小､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利率政策受制于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局面下,央行利用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虽然可以在短期内适当缓解流动性过剩,但由于剩余流动性产生的主要机制(经济结构失衡和外汇政策导致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巨额增长,外汇占款居高不下,流动性不断积累)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在此情况下,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三种货币政策工具很难实现对流动性过剩的标本兼治｡基于此,特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 继续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适度减少过剩的流动性
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外汇政策的调整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需要一个渐进过程,因而当前缓解流动性过剩的手段仍将主要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然而,诚如前述分析所言,利率工具受制于汇率改革,为防止大量热钱投机性流入,在美元利率停止上涨的情况下,人民币利率进一步调整的空间有限｡而存款准备金率自2006年至2007年6月已经连续上调8次,对商业银行利润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若继续过度频繁使用这一政策工具,不仅其边际效应将发生递减,对市场的冲击力和影响力将逐步退减,而且还很可能促使商业银行发生逆向选择,将大量资金投向高风险领域,不利于金融稳定｡因此,短期内缓解流动性过剩宜以公开市场操作为主,该工具既可有效紧缩市场货币总量,又可避免对商业银行造成过大冲击｡
(二) 加快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减少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
由于不断增加的巨额外汇储备是导致央行不得不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直接原因,而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投放之间的联系纽带则是当前的外汇管理制度｡
根据“三元悖论”原理,只有浮动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才能具有独立性,否则只能被动适应和救急｡然而,对于我国来说,要求短时期内实现汇率完全浮动是不现实的,但汇率的浮动幅度能够更为灵活｡因此,我国首先应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通过汇率浮动区间的逐步扩大,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市场供求,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而被动地增发大量的基础货币｡其次,应逐步放宽企业和个人用汇自由度,由强制结售汇制向自愿结售汇制转变,由国家集中储备外汇向民间分散外汇转变,由吸引外资进入国内向有条件的对外投资转变｡强制结售汇实际上改变了传统的央行基础货币投入理论,使得央行无法主动管理和调剂基础货币投放量,很容易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针对性和前瞻性｡从客观政策效果看,当前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体现为“重流入､轻流出”的格局,外汇供给压力被放大,也相应放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需要从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管制进行相应的放松｡例如在国家外汇使用方面,加快筹建外汇投资公司,积极探索和拓宽外汇储备的使用渠道和方式,实现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在企业与居民外汇使用方面,应赋予企业和居民更多的自主权,逐步实现从“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过渡｡
(三) 积极调整经济结构,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由于经济结构的失衡是导致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国在加快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同时,还应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包括投资消费结构和贸易结构｡从投资与消费关系角度看,如果不能从结构调整上扩大内需,仅通过人为控制投资规模的手段调节,其效力将十分有限｡目前过高的投资消费比背后是国内过高的储蓄率,因此,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储蓄率以扩大内需,缓解投资增长规模｡从贸易结构看,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的比例结构,那么加工贸易所形成的贸易顺差将继续扩大,而非加工贸易的逆差却难以增加,全国的贸易顺差总量将继续扩大,因此,应尽快调整贸易结构,大力压缩高耗能､高污染的简单加工贸易,努力扶持非加工贸易,积极推行绿色贸易,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四) 加强国际货币合作
我国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局部表现,在这样的大格局之下,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不仅需要依靠自身的内部调整,还需要通过寻求合作,通过国际货币合作和协调机制的建立来完成｡在目前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我国可考虑会同亚洲诸国加快货币合作,逐步考虑实施“去美元化”问题,尽可能减少美元汇率过度波动对亚洲各国经济稳定增长以及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在具体的合作中应加强对外汇市场干预的协调机制和各国货币之间的稳定机制建设,缓解投机资本流入的压力,化解国际收支不平衡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成,姜柳.从汇率制度视角看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过剩[J].金融论坛.2006.9
[2]王自力,叶贸.流动性过剩难题及破解[J].中国金融.2007,4
[3]胡晔.如何化解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J].银行家.2006.11
[4]张会清,王剑.中央银行视角下的流动性[J].上海金融.2007,3
(责任编辑 李西江)
作者：蒋东明
国际视角下外汇市场论文 篇2：
国际货币的空间分布及其成因
摘要：本文运用各时期的历史数据分析不同国际货币体系下英镑与美元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其成因，利用GIS方法描述英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空间分布状况，发现无论在国际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的相互依存格局是国际货币实现空间拓展的主要原因，而在位货币的网络外部性效应将延缓在位国际货币的空间收缩。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在于现阶段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得不偿失，人民币国际化应走谨慎、渐进的国际区域化之路。
关键词：国际货币；空间分布；国际货币体系；人民币区域化与国际化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实施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政策，美联储开动印钞机，美元不断地贬值，这实际上是美国将危机成本分摊给世界各国的过程。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2005年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已超过20%。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同样对美国有着巨额贸易顺差从而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其货币被迫对美元升值，这使得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经历了失去的20年。主导货币为什么会成为危机传递的载体？其带给世界各国经济负外部性却无法变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原因何在？明确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货币国际化和区域化的历史成因及一般规律深入考察。
科恩（Cohen，1971）对于货币国际化的定义是：货币职能跨越国境扩展到国外，被官方机构和私人部门所使用的过程［1］。哈特曼（Hartmann，1998)根据货币的三方面职能并考虑私人和官方使用，进一步细化了科恩对于货币国际化的定义。他指出，作为支付手段：在私人方面，衡量直接和间接的货币交换；在官方，平衡国际收支和干预外汇市场；作为记账单位：在私人，用于商品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计价；在官方，用于确定汇率平价；作为价值储藏手段：在私人部门，用于选择金融资产；在官方，以国际货币及其计价的金融资产作为储备资产［2］。塔拉斯（Tavlas，1997)从Hartmann阐述的三方面职能上考虑是否有货币发行国参与来判断一国货币是否达到国际化。他指出，只有没有发行国参与的交易中，货币执行三方面职能时，才是货币国际化［3］。蒙代尔（Mundell,2003）则从货币地域扩展及影响力的角度考虑货币国际化含义。他认为当货币流通跨越政治联盟边界或被其他地区货币模仿时，才是货币国际化［4］。货币区域化有两种含义：第一是在某一特定区域引入一种新的货币，从而形成某一货币区域的过程；第二是非国际货币在其国际化进程中被某一特定区域认可、接受，从而成为国际货币的过程（商务部课题组等，2003）［5］。
以往关于货币国际化与区域化界定的文献主要依据这样几个因素，即地域边界、基本职能以及影响力。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相关文献从时空演化视角—国际货币体系与主导货币空间分布演化探讨货币国际化和区域化的决定因素。另外，以往的文献也并没有将货币的投资功能作为重要因素与货币的基本职能联系在一起，结合地域边界，去界定货币区域化与国际化。本文认为，货币国际化与区域化应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记账单位、价值储藏的职能与投资功能跨越国境扩展至国外，被官方机构和私人部门所使用的过程［6］。同时，货币区域化与国际化不可分割来看，货币区域国际化和货币国际区域化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趋势：英镑、美元和日元是货币区域国际化的典型事例，它们都是在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之后实现了特定区域的货币替代，如英镑区英镑化、拉美地区美元化；欧元则是货币国际区域化的代表，这个新兴区域化货币从诞生伊始就完成了国际化进程。
二、国际货币的空间分布
（一） 背景-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从国际金本位到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制度经历了由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的演变。具体说来，国际金本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固定汇率制度下国际金本位到国际汇兑金本位，实质是以固定汇率为基础的伴有一定幅度汇率浮动的汇率制度；牙买加体系实际上是以浮动汇率为基础的有一定范围固定汇率存在的汇率制度。如国际金本位制下各国货币浮动范围在黄金的输出入点之内、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到史密森协定，汇率允许波动幅度从±2.5%到±15%。牙买加体系中有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的单独浮动、欧盟地区的联合浮动，也有人民币、港元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货币盯住美元或其他主要国际货币。完全的浮动汇率与完全的固定汇率理论上有之，但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各国在经济周期上，在特定的时期无法达到一致，必然要求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不同程度、比例的组合。
国际金本位经历了金块本位与金币本位，具体区间应是从1873年到1914年，理由是前一个时间段为主要工业化国家都实施了金本位作为其货币制度，后一个时间段是一战开始。国际金本位有着良好的制度安排，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际货币制度设计最好的典范。各国货币含金量作为国际汇率确定的依据，且比价固定；各国国内货币发行量受其黄金储备的制约：黄金流入则货币供应量增大、黄金流出则货币供应量减少。黄金作为各国国际结算的最后手段，各国汇率比值在黄金输出入点范围之内上下波动。这样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各国国内货币的发行量在世界货币总发行量的比率完全取决于各国产出在世界总产出的比重。一战与二战之间的1914年到1944年，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可以说当时世界并无国际货币制度，这段时期不予考虑。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成立，其真正的运行应该说是在50年代末，即1959年，理由是这一年正是各国尤其是西欧和日本等国在战争中受到摧毁的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基本恢复、且各国国内货币与美元可自由兑换之时。1959年到1971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运行的十几年，期间西欧和日本主要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美国也继续其国际经济贸易霸主地位，若不是越南战争耗费了相当一部分的美国国力，打破了国际经济相对平衡的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可能还会持续。布雷顿森林体系采用双挂钩的制度安排，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各国家货币按固定比价与美元兑换，各国持有的美元储备可以向美国兑换黄金。这样的安排保证了美元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因而可以称之为国际货币制度的美元本位。
由于持续的军费开支加之黄金储量限制使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3年彻底崩溃，各国陆续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牙买加会议召开也标志着国际货币制度进入到了浮动汇率的新纪元。欧元的诞生成为牙买加体系演进的分水岭。牙买加体系可以说是没有制度的国际货币制度，各国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或采取单独浮动，或采取联合浮动，或盯住关键货币和一揽子货币，使得国际货币体系更为多样化和复杂。汇率波动的频繁、不确定使国际经济与贸易往来的风险、成本加大，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也成为牙买加体系的一种趋势，而资本管制、贸易保护则成为这个时期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经贸往来的另一种趋势。
（二） 事实——不同国际货币体系时期主导货币空间分布的演化
1.国际金本位时期英镑的国际地位与空间分布。虽然在20世纪初形成了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所有国家的货币安排不尽相同。采取纯金本位的国家只有四个：英国、德国、法国以及美国。在1860年后，甚至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趋向于统一的全球金本位，英镑作为交易和投资目的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可以被接受（cohen,Benjamin,1971）［7］。除了这四个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也都陆续采用金本位制，它们流通中的货币主要采取纸币、银币以及符号硬币，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或者私人机构的国民银行保有一定数量的黄金储备，以备居民团体等兑换黄金的需要。在1913年末，官方机构的外汇储备总额中，英镑占了约40%，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加起来也是约占40%，英镑、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三者加总占据了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80%。其余的20%主要由比利时和瑞士法郎、丹麦克郎和美元以及其它的货币组成。因此可以看出，在国际金本位时期，英镑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居第二行列，美元、比利时和瑞士法郎以及丹麦克郎可以列为第三等级。
本文从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英镑在该时期的空间分布状况。第一，从储备资产形式角度；第二，从世界各国尤其是英镑区国家中央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关系角度。首先， 1880年以后世界各国储备资产的形式，像德、法这样的国家其主要国际储备是黄金，而菲律宾、印度以及拉美国家，它们的国际储备完全是外汇；其次，从银行体制看，德国中央银行实行的是信用体系和比例体系均有的混合体系；法国包括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比例体系。所谓信用体系指的是中央银行可以发行有限数量的且没有黄金储备作为其支持的货币，但需以政府债券作为担保，如果进一步扩大其货币供应量，需以相应的英镑作为支持。比例体系则是指一国的黄金储备可以下降到该国流通中货币量的一定比例之下，通常为35%或40%。
1885年以后，各国中央银行更多依赖信用货币调节货币供应，处于国际主导地位的英镑，其调控世界货币供应的地位超越了黄金；并且，各国中央银行采取的政策与合作的方式，进一步决定了英镑的势力范围。德国、法国与欧洲一些主要国家与英国英格兰银行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往往与英格兰银行的行动保持一致；与此相似的是英镑区国家中央银行，可分为核心层和外围层。核心层保持与英镑十分密切的联系，它们或持有英国的财政部债券，或存款在英格兰银行或伦敦的银行。外围层国家为保护本国的货币而与英格兰银行密切合作，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波罗的海国家，甚至葡萄牙、伊拉克和埃及都是采取了紧盯英镑的货币政策；而希腊、日本、阿根廷这些国家则是将英镑作为其最主要的政策干预货币；当时，占国际外汇储备总额近2/3的国家，如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它们的共同做法是当国内居民要求将其负债兑换黄金时，这些国家的政府或者是中央银行，将其作为储备的英镑兑换成在英格兰银行存放的黄金。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国际金本位时期英镑空间分布的一个轮廓①。
2.布雷顿森林和牙买加体系时期美元的国际地位与空间分布。
(1)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的国际地位。为节省黄金促进世界各国贸易的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了双挂钩的制度。事实上，在战后初期的几年内，该制度的确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且同时也节省了原本稀缺的黄金。当时，一国拥有多少黄金储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经济实力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在战后初期，布雷顿森林条约签署的第一个年头，美国拥有的黄金储备占据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60%，而到1948年，美国即拥有了总量的2/3，这充分说明了美国在当时世界经济中的绝对统治地位。虽然随着欧洲主要工业化国家及日本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美国黄金储备从1948年总量的2/3到十年后降至总量的1/2，也并不影响美元的支配地位。
195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运行以来，西方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加速恢复和发展，美国的黄金储备占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比率在持续地下降， 1961年美国黄金储备占世界黄金储备总量超过40%，60年代这一比例每年在减少，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停止运行的1971年，该比例下降到不到30%。但是，即便是不足30%的比率，美国也仍然是黄金储备量的世界之首，这也可以保证美元仍然居于国际货币的支配地位②。
（2）牙买加体系时期美元的国际地位。虽然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美元国际地位有所下降，但到牙买加体系至今美元仍是国际货币体系中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国际大宗交易商品、原材料直至石油的定价依然是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标准。表1为按发展程度划分的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所有国家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例情况。虽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时各国中央银行纷纷用手中的美元兑换黄金使美元遭遇大幅贬值，以至于在牙买加体系初期之时美元地位有所下降，但经过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美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强势，即使无法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的绝对统治地位，其影响力依然得以保持。
以下仅以地区官方储备比例，即各地区的使用美元作为官方储备的比例的角度予以简要分析。在拉美地区美元作为官方储备货币使用有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80年的50%左右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70%。实际上在这一区域美元超过了许多国家本地的货币的使用比例，甚至在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以及巴拿马，美元完全取代了这些国家的货币。在亚洲，美元作为官方储备货币的情况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50%左右。从1980年到1984年，该地区使用美元仅是小幅的上涨；在欧洲，1988年到1994年，使用美元的比例基本保持在60%左右。整体上看，无论欧洲地区、亚洲地区还是拉美地区，美元作为官方储备货币的比例都超过了50%，并且在小幅地上涨。牙买加体系时期由于汇率风险和不确定性造成了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趋势，因而各国都将美元作为首选的储备货币。尽管这一比例可能不及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但从一侧面说明各国出于保值和交易等方面考虑，依旧使美元延续着其分布的地域范围。
（3）布雷顿森林和牙买加体系时期美元的空间分布。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基本明确两点：第一，美元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牙买加体系时期均居于国际主导货币地位；第二，牙买加体系时期美元保持了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地域分布，因而在两个时期美元有着大体相似的空间分布状况。进一步考察：其一，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其储备货币和干预货币必然首选美元，在牙买加体系时期由于路径锁定引致的网络外部性效应使得这些国家不能退出美元的流通网络，只是将储备货币及其衍生出的投资货币的部分比例分给了欧元和日元等国际货币；其二，未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但其汇率安排事实上采取紧盯或盯住美元以及用美元替代本国货币政策的国家和地区，这样区分的依据在于这些国家都是承认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的，且在这些国家美元被官方和私人使用的比例最高。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并签署协定的国家都承认美元作为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即美元的超发，带来的是各成员国国际储备的增加，而这种国际储备除去黄金只有美元。美元依靠人为协定的方式成为了国际主导货币，该制度保证了美元比起以往的国际货币有着更大范围的空间分布。除了签署协议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的国家以美元作为其国际储备货币，其它未加入的国家事实上也采取紧盯或盯住美元的政策。像原苏联地区的东欧各国，虽然没有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实际上都采取大致相同的盯住美元的政策。表2是美元在布雷顿森林和牙买加体系时期的空间分布状况，在主要国家中除去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但未签署协议的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该时期后进的成员国以及事实上采取盯住美元或以美元替代本国货币的国家。
三、国际货币空间分布的成因
英镑在国际金本位时期、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时期的空间分布状况具有以下两方面特征：第一，英镑和美元的势力范围都扩展到了本国、本地区、历史上一直以来有着密切经贸往来的区域以外的全球大部分地区，且其中包含着具有不同经济实力以及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工业化国家、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第二，即便英镑在国际金本位后期、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期，其币值对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币值有较长期、大幅度下降，但英镑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时、美元至今仍保持着其势力空间④。
形成英镑和美元的这种空间分布的原因在于：第一，不同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并由此所形成的双向互补的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格局，而该格局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二，国际货币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可以归因于在位货币的网络外部性效应，即加入该国际货币所在网络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而退出网络则意味着经济成本的负担。以下将从这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国际贸易资本流的相互依存格局
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格局的相互依存性是货币国际化与区域化的一般性成因，不同的国际货币体制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以下将英镑在国际金本位时期、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时期的不同表现分别。
1.国际金本位时期国际贸易资本流的相互依存格局。图1是国际金本位时期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格局的简单示意图，它说明了当时英国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及殖民地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关系。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承担几个职能：其一，高附加值制成品的出口国；其二，初级产品及原材料的市场；其三，在发展中国家及其殖民地兴建工厂开发原材料及初级产品的投资国和货款国。图1所示的循环结构还说明当英国等发达国家持续经济增长，不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市场，还为其提供充足的英镑以保证它们偿还债务和进口制成品发展经济的需要。再考虑资本输出，表3清楚地表明了当时主要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状况，英国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它提供了当时长期对外投资的超过40%。即使这样，英国也不因长期发放大量贷款而流失其黄金储备，因为正如图1所示的贸易、投资的良性循环结构，英国大量贷款换来的是更大规模的制成品出口。由于黄金在1880年以后基本只是结算后的金额在国际间进行转移，英镑是最广泛贸易支付工具，因而在这一过程中，英镑是当然的载体。至1913年，英国当时的殖民地面积已相当于本土面积的100多倍，在殖民地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投资和贷款主要运用的是英镑。国际金本位时期的这种国际贸易资本流的相互依存格局保证了英镑有着广阔的空间版图。
2.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贸易资本流的相互依存格局。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较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此时二战刚刚结束，西方各国都处于战后经济的重建和发展时期，而且美国也经历着冷战与越南战争，因而这段时期的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格局主要表现为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向西方各国实施援助以及不断增发美元以满足自身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加，西方各国由于战后初期的经济重建对美元有着巨额需求以及经济发展之初能够承受较高的由美元超发带来的通货膨胀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从1948年到1952年，即布雷顿森林协定签订之初的四年里，美国持续地以援助和贷款的方式向欧洲国家提从了约130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这个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举措支持了欧洲国家经济重建，并大大满足了西方各工业国家重建之初对于美元的大量需求。表4为1946年到1958年美国的国际收支结构，表中清晰地表明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伊始即从1946年到1950年美国拥有持续的贸易顺差，且黄金储备一直增加，从而在1949年美元对英镑以及其他主要国际货币均有一定幅度升值，其中，对英镑就升值了30%，而这期间美国每年保持着近50亿美元的政府援助，即表中的政府援助项。虽然从1950年开始美国的援助有所下降，并且其贸易收支首次出现了逆差，但是由于美国仍有充足的黄金储备，并且官方负债与黄金储备量之比率远未达到1，因而美元可以大量超发以满足自身和西方工业化国家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需求。
同时，由于在相对落后的技术水平上进行建设，当战后的经济重建完成之后，原本较落后的欧洲和日本比美国经济增长得更快。从低收入水平变成增长率很高的国家，能够承受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欧洲和日本在该期间即是如此。以日本为例，从其完成经济重建的1959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基本停止运行的1971年，以其国内价格水平除以11个OECD国家国内美元物价水平的几何平均作为真实汇率同其国内名义汇率相比可看出，以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当时的物价水平是很高的（见图2）。
虽然当时欧洲和日本能够承受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从而能够吸收更多的超发美元，使美元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国际势力范围，但通胀的承受力不是无限大的。一旦美元过度超发，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通胀率容忍度可承受范围，便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之时的情况。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格局保证了美元唯一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稳固和持续，而且这种格局在牙买加体系还有着极为相似的延续，只是能够承受美元超发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国家由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欧洲和日本变成了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和地区。
3.牙买加体系时期国际贸易资本流的相互依存格局。美国作为最大的逆差国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等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等存在巨额贸易收支顺差国之间有着很强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国际贸易资本流的依存关系表现在像中国、日本、韩国等顺差国出口制成品，而美国出口其具有深度和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双方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以中美之间的贸易资本流动为例，中国通过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制成品获得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与此对应的美方则是巨额逆差。拥有持续不断增长的巨额外汇储备可以平抑国内经济的波动，同时稳固经济增长的潜在基础。然而这对顺差国尤其是中国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顺差数额越大，引起国内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为防止人民币大幅升值侵蚀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投放基础货币对冲也就成为无奈之举。截止到2010年底，我国因对冲而投放的基础货币达到了20万亿人民币。为收回流动性，避免通货膨胀大幅，就要尽可能多地收购出口商所得外汇，发行央行人民币债券，但这种方法承担的利息成本也较大。拥有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如何实现其收益就成为中国和亚洲等有着巨额贸易顺差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善、发达的金融市场，其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是贸易顺差国盈余外汇的较好投资和保值的场所，用巨额顺差购买美国国债也就成为较优的选择，而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满足了美国为其财政赤字融资的需求。图3说明了从1990年到2008年美国与中国、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的变动趋势。在这十几年中，美国的逆差是不断加大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其顺差是不断增加的，同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包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这十几年里的中期其顺差也处于一直上升的状态。中国模式自然值得其他几个国家、地区的效仿。最贫穷的国家借钱给最富裕的国家是这种国际贸易资本流相互依存格局的真实写照。
（二）在位货币的网络外部性效应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货币惰性的概念（1992）［8］，他指出在英国早已不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之时，英镑仍然延续其国际货币霸主地位达半个世纪，这就是货币惰性。美元的情况与英镑有所不同，迄今为止美国仍然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和英镑情形有所类似的是以美元作为唯一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之后美元持续大幅贬值且其稳定性备受置疑的情况下美元依然保持着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
这种在位货币衰落的滞后性现象并不是偶然，西方货币史中曾经的拜占廷、墨西哥货币都出现过与英镑十分类似的情形。可以说这种在位货币的滞后已成为一种必然、一种规律。所谓网络外部性是针对于规模经济而言，类似于电话、手机网络与互联网的道理，即使用对象的庞大促使交易成本的节约，而且这种网络外部性还会促进更多的使用对象加入该特定的流动网络。
交易成本之节约是从正面考虑的，即加入该网络的好处，如果从另一角度如退出该货币网络而进入其他货币网络的成本角度考虑，将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较长期、复杂的金融适应过程可能会造成较大的机会成本。如果退出在位货币的流通网络，可能会失去原有的客户和潜在的新的客户。第二，创建成本和学习成本。如果用一种新的货币取代原有在位货币，则必须创建一套完整的制度，这涉及到创建成本，而且必须学习如何使用新的货币来计价、核算以及新货币流通网络的运行规则，这涉及到学习成本。第三，使用新货币的未来不确定性。使用新货币存在着汇率变动风险以及价值稳定性、是否存在盈利性等多方面不确定性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旦一种货币成为了在位货币，即国际主导货币，就自然占据了先入为主的优势，由于使用该种货币有节约交易成本、放弃该货币会面临创建费用、学习费用以及各种不确定性，因而即使该种货币有了持续大幅贬值或者支撑该货币之国家经济实力不再强大，新的货币取代原有在位货币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四、结论与启示
英镑在国际金本位运行之时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其版图跨越国境及英镑区扩展到了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之初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美元版图比国际金本位时期的英镑版图有着更广泛、更深层次的空间分布，不但涵盖英镑版图的五大洲还包括南美、东欧和亚洲部分国家地区的美元化国家和地区；不同国际货币体制下形成英镑和美元的这种空间格局的原因在于外部国际经济秩序。具体说来，是国际贸易资本流的相互依存结构以及在位货币的网络外部性效应。
以上结论对于人民币区域化与国际化的进程同样具有启示意义：从外部经济环境角度考察，中美之间形成了贸易资本流的相互依存格局，中国目前是美国的世界第一大债权国也是最大的能为美国财政赤字融资的国家。这种格局如果短期内打破对中美双方甚至世界都是有害无益的；从货币惰性即在位货币的网络外部性效应来看，无论是作为官方储备货币、干预货币还是全球外汇交易市场交易货币的使用，目前美元、欧元和日元都有特定的空间布局，在这些空间上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短时期难以取代。因此，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之路应该谨慎从事：首先，人民币区域化与国际化的进程应该是渐进式的，走国际区域化之路，即先区域化后国际化，这与以往大多数研究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货币惰性因素的存在使得人民币不能走美元的区域国际化之路，也不可能整合区域内货币走欧元的国际区域化之路，只能在特定区域内走自己的国际区域化之路；其次，人民币区域化与国际化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经济总量并不是推动这个过程的唯一因素，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人民币远未成为国际货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以人均GDP来粗略衡量生产率，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时，生产率只是日本的1/10；即便超过美国时，生产率也只是美国的1/7。在经济总量和生产率的基础上还要有具有深度和流动性的金融市场才能使货币区域化与国际化具备必须的前提条件。总之，人民币应该走国际区域化的渐进发展之路，且将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
注释：
① 表3中按是否为英镑区以及各大州作为划分依据仅列出部分国家和地区。
② 在这里，仅以黄金储备状况作为衡量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地位的依据。
③ 表2亦仅列出部分国家和地区；货币惰性使得美元在两个时期有着大致相同的空间分布。
④ 国际金本位的解体时间是1913年，英镑直到1925年以后才从全球逐步退回原英镑区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从二十世纪初英国已不是世界第一经济体，但英镑作为全球第一货币一直持续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初，长达半个世纪。这样的情形在金本位前的拜占廷、墨西哥货币等国际货币的历史中都曾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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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ohen B J.The Future of Sterling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M］．London: Macmillan, 1971.
［8］ Krugman P R.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Dollar［C］．In: Krugman P R,Currencies and crises. chap.10.Cambridge and London:MIT Press,1992.
（责任编辑：李江）
作者：李智 黎鹏 方晓萍
国际视角下外汇市场论文 篇3：
金融危机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性及对策分析
[摘要]文章针对正在不断深化的全球新型金融危机，从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角色转变视角来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效应和现实可行性，指出近年来相关方面的发展已经为人民币将来走向国际化奠定了有利的基础，但人民币国际化仍处在初级阶段，仍然存在一些有待突破的困境，并就此提出了对策建议，以顺势适当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关键词]金融危机；人民币国际化；经济效应；可行性分析
[文献标识码]A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令所有持有巨额美元储备或大量美元债务的国家和地区都遭受到了巨大损失。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正通过大量的货币发行进行金融危机的救援，为未来美元泛滥留下了极大的隐患。这引发了各国对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多种弊端的深刻反思。鉴于这种单极国际货币体系的利己性、缺乏约束制衡机制、权利义务不对称等内在缺陷，各国在不断比较与衡量打破美元惯性的收益和成本，要求重构世界货币体系的呼声空前高涨。当打破现有货币体系的收益大于成本成为一种持续预期，美元将无法再维持其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地位。世界贸易呈现出的多元化开放格局，以及世界金融储备体系和世界贸易结算体系的变化趋势，促使全球货币体系必将作根本性调整(Eichen-green B.2007)。
当然，世界经济格局短期内很难因一次危机而彻底改变，短期内美元仍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但从单极到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必然发展趋势。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增长大国，在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中，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整合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加快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成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之重要一元。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效应
从狭义角度看，货币国际化是指一种货币的部分职能或者全部职能(包括计价、流通、支付、储备等职能)，从一国的适用区域扩张至周边国家、国际区域乃至全球范围，最终演化为全球通用货币的动态过程。从广义角度看，货币国际化不仅包括货币职能的国际化，还包括货币作为资本的信贷、投资职能的国际化，即货币作为资本获得利润的投资职能从一国的适用区域或原使用区域扩张至周边国家、国际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的动态过程(蒙代尔，2003)。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及必要性
1.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获得铸币税收益。当一国货币国际化后，其国际意义在于国际货币发行国实际上拥有了一种获取国际资源的手段、一种变相负债的权利，同时，对国际资源的配置有了相当的影响力。长期以来，美国正是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通过美元负债来弥补国际收支赤字，从而形成持有美元储备的国家的实际资源向美国转移，而我国增加美元外汇储备、用美元等外汇做结算工具的过程也就是向这些国家缴纳铸币税。据美联储统计，美国因此而每年获取的铸币税高达150亿美元。可见，人民币只有走出国门实现国际化，才能摆脱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利地位，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中变劣势为优势，取得铸币税收益。
2.计价及结算等金融性收益。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为国外的央行持有成为境外储备资产，且主要以存款形式和国债形式存在。这意味着一方面，作为货币发行国必须向境外央行支付存款利息和国债利息，这部分成本减少了发行国的国际铸币税收入；另一方面，也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银行体系和政府提供了巨额资金来源。这部分资金通过货币发行国的银行体系和政府财政机构转换为可贷资金并创造收益，同时，国际货币的交易必须要通过发行国银行体系的结算和支付来完成，这就为提供结算服务的发行国金融机构带来了佣金收入。南此可见，除了铸币税收入之外，货币国际化还为发行国带来了额外的金融性净收益(FN)，其大小取决于发行国运用境外储备资产的收益(R)和成本(c)，FN=R－C。因此，可计量的货币国际化收益(G)为：G=S+FN，S为国际铸币税。
3.降低交易成本和规避汇率风险，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首先，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企业加强成本利润的核算，一方面能使进出口商免去对外汇收支进行套期保值的成本支出，另一方面便于对国外进口商提供本币的出口信贷，从而进一步提升出口竞争力，扩大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其次，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海外直接投资的扩大。国内投资商可以直接利用人民币对外投资，投资能力将大大加强，也降低了汇率变动导致的投资风险，从而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4.有助于缩减中国当前的巨额外汇储备，达到政策内外均衡。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国之一，中国因为拥有最多美元储备而在国际货币秩序的动荡中风险最大，并令国内经济政策非常被动(刘光灿，2003)。如果人民币跻身成为国际货币，那么其自身既是一种计价货币又是一种储备货币，通过人民币国际化逆差融资的能力，可以增发货币而自我取得融资。另外，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强的融通资金能力，降低持有外汇储备的规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外汇储备过多而导致外汇占款过多造成的被动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有助于内外均衡。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及风险
1.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产生一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使中国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货币国际化后如果本币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出现偏离，或是即期汇率、利率与预期汇率、利率出现偏离，都将给国际投资者以套利的机会，刺激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并可能出现“群羊效应”，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产生一定影响。
2.产生贸易逆差与债务负担。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被世界其他国家所持有，必须输出本国的货币(陈雨露，2008)。从理论上说，输出本币的途径无非是贸易逆差和资本外流。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依靠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过大量的贸易逆差来继续输出美元，大量贸易逆差形成的对外债务和债务利息使美国背上沉重的负担。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货币，必然也会大量输出，这就可能使中国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3.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使政策偏离成本。人民币国际化后，国际金融市场上将流通一定量的人民币，其在国际间的流动可能会削弱中央银行对国内人民币的控制能力，影响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比如，当国内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而提高利率时，国际上流通的人民币则会择机而入，增加人民币的供应量，从而削弱货币政策的实施效应。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可行性
根据IMF对世界主要国家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认为，某一货币的国际化应具备四个条件：(1)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调控；(2)经济的发展规模和开放程度；(3)充足的国际清偿手段；(4)合理的汇率和汇率体制。
(一)人民币国际化已具备的现实基础条件
1.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基础和综合国力的强弱是关系到一国货币能否顺利流通，币值是否稳定以及在国际货币结构中的地位的决定性因素。美元、欧元等货币之所以能够长期发挥世界货币作用，其发行国经济实力雄厚是最基本的原因(陈雨露，2005)。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 8％的高速增长(见图-1)。2009年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第三，外汇储备接近2万亿元，居世界第一。充足的国际储备为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动态平衡，维护外汇市场和汇率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同时人民币价值相对稳定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可靠的信誉保障。近年我国政局稳定，综合国力大大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这些非经济因素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2.金融体系不断开放，金融深化程度持续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化，必然要求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具有足够大的规模和均衡的结构与此相匹配。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改革不断深化，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如果从传统的金融深化程度的量化指标(M2／GDP)来看，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也在日益提高。图-2刻画了1998—2008年中国M2／GDP的动态时序图。从图-2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M2／GDP的水平自2000年开始出现较快的上升趋势，虽然在2005年经历了短暂的回调，但在最近10年内保持相对稳步增长的态势。
3.稳定的汇率和充足的国际储备。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中长期稳定的基础条件(周林，2001)。从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一直以其坚挺，部分地担当了亚洲指点货币的作用。另外，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兑换要求，要求一国政府必须有充足的国际储备，尤其是外汇储备。根据通行的国际储备需求理论，充足的外汇储备一般应维持在30％左右。我国近年来外汇储备稳步上升，达到并远远超过了同期进口额的30％，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见表-1)。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困境
从当前看人民币的国际化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需要突破，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还很漫长。
1.贸易逆差是对外输出本币的主要途径，这客观上要求宏观经济结构必须做出重大调整：一是产业结构调整，二是消费结构调整，大幅度扩大内需，摆脱对外部消费的依赖。尽管这是我们一直倡导的，也是我们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却不是朝夕之举所能完成的。
2.对一国货币的需要也与其相关的金融交易活跃程度相关。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金融自由化程度相对较低，仍然缺乏具备本币国际化的一些支撑条件，除了资本项目尚未实现可兑换之外，金融市场对外联系程度已落后于整个改革开放进程，而且也缺乏支持交易活跃的金融工具。同时也面临境外人民币回流的问题，如果人民币没有畅通渠道回流到我国，周边国家或地区难以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对策建议
各国货币国际化的过程采取了不同的模式。例如，英镑和美元是通过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心货币演变为国际货币，其国际化首先是由内部经济实力所决定，然后凭借大国在政治经济上的优势，以国际协议的形式确定下来。再比如，欧元模式的典型特点，是在推动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培养区域内货币，然后发展为国际货币。日元模式则是通过渐进式的货币可兑换成为国际货币。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模式，其间都离不开政府政策推动与市场选择同时并进。为了使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的进程顺利进行，减少在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中国必须要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并做好过渡性的安排措施，以渐进方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胡智，2003)。
(一)利用贸易作为突破口，加快区域化进程
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主要是通过贸易和投资两个渠道实现的。近年来，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已经在边境贸易中用人民币作计价和结算货币，目前我国已与俄罗斯、蒙古、越南、缅甸等在内的周边八国，签订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积极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内贸易结算工具，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在这个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快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双边协议为手段，以边境贸易为突破口，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结算、投资使用范围。
(二)健全资本市场，扩大金融开放与完善国内金融体系
首先，要通过与周边国家的银行建立人民币业务代理和清算业务，把以实质交易为基础的人民币的出境和回流纳入银行体系，减少人民币“体外”循环给交易者带来的风险。其次，要完善结构，不仅注重股市，还要注重债市与金融衍生产品及市场的发展培育。在产品创新上把握尺度，加强产品设计各环节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最后，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建设，把中国资本市场培育成国际金融中心主体和世界金融资源配置中心。
(三)加强监管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将对该国宏观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金融市场的风险因素显著增加(戴小平，2003)。在当前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情况下，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风险更大。我们唯有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保持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形成完善的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同时不断强化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从而有效控制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
[责任编辑：唐玉萍]
作者：王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