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歌剧的发展历程
论中国歌剧发展的复兴之路论中国歌剧之发展
论中国歌剧发展的复兴之路
摘要：中国歌剧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萌芽和发展起来的。在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歌剧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其艺术魅力影响和感动了几代人。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飞速发展，各种新的文艺形式不断涌现，人们开始选择多元化的精神生活，歌剧也面临着新的困境和挑战，甚至一步步跌入低谷。进入21世纪后中国歌剧应该如何发展?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歌剧 民族歌剧 多元化 复兴
引言
歌剧是音乐、戏剧、舞蹈、美术等结合的综合艺术，是以歌唱为主的一种戏剧形式。歌剧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大型艺术体裁，具有巨大的审美魅力，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歌剧也是衡量一个国家音乐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歌剧从20世纪初诞生以来，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发展之路，同欧洲歌剧艺术发展已有400多年的历程相比，中国的歌剧事业还很年轻。中国歌剧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萌芽探索期，四十年代的诞生时期,
五、六十年代的繁荣时期，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歌剧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歌剧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也经历了许
1 多曲折与坎坷，甚至跌入了让发展的低谷。在当前形势下，中国歌剧正面临种种困惑，怎样去把握发展机遇和迎接挑战，让中国歌剧重新走向繁荣，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沿着中国歌剧的发展轨迹，认真反思和总结，去探寻中国歌剧发展的复兴之路。
一、中国歌剧的发展概况
(一)中国歌剧的萌芽和探索时期(20世纪二
十、三十年代) 在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国文化界掀起了一场探求新思想、新知识的热潮。各种文化事业的兴办，各式各样新的文化学术社团的建立以及各种报刊和出版物的大量发行，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气，这种新的社会风气对新文艺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黎锦晖(1891—1967)的儿童歌舞剧，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这种儿童歌舞剧往往采用童话或者神话做题材编成剧本，有故事情节、有人物，以歌唱为主(用音乐贯穿全剧)，并有表演和舞蹈，还有小型乐队伴奏。这种歌舞剧洋溢着“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采用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情节适合儿童理解，符合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特点，故而在当时深受欢迎。如1921年创作演出了《麻雀与小孩》，1928年创作演出了《小小画家》等等。黎锦晖先生一共创作了十二部儿童歌舞剧，在创作中经过不断地探索，终于在《小小画家》中，成功地用音乐刻画了剧中人物的不同性格。并赋予音乐以一定的戏剧性。这些因素都是歌剧所必备的，在当时的儿童歌舞剧中还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但却向人们展示了借鉴西方歌剧的可能性，创造了一种与我国传统音乐艺术大相径庭的新音乐
2 形式。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形式称为中国歌剧的雏形或者中国歌剧的萌芽。3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专业音乐队伍的不断发展，一些作曲家进一步对歌剧的创作进行了可贵的探索。1935年演出了陈弘辛创作的歌剧《西施》。1938年向隅等人集体创作了歌剧《农村曲》;冼星海创作了歌剧《军民进行曲》，1939年陈田鹤创作了歌剧《桃花源》;1939年张昊创作并演出了歌剧《上海之歌》;1940年钱仁康创作并演出了歌剧《大地之歌》等等。虽然这些歌剧创作进行了一系列可贵的探索，而且也适应了当时反帝斗争的时代需要，或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精神，艺术上也进行了非常有益和大胆的尝试，遗憾的是在当时未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第一部中国歌剧的诞生(20世纪四十年代)
中国歌剧在经历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萌芽期和三十年代的探索期之后，积累了一定的创作经验。到了四十年代，特别是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开始意识到只有更加深入工农群众的火热的斗争生活，使歌剧这种艺术体裁同我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同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的民族音乐相结合;和群众的欣赏习惯相结合，才能得以正确发展。音乐家们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理想，深入群众生活，采集改编民间音乐，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创作了歌剧《白毛女》(贺敬之编剧,马可作曲)，并于1945年首演于延安，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白毛女》以歌剧的形式描述了农村姑娘喜儿被地主肆意压迫，污辱后逃入深山，从而变成满头白发的“白毛女”;后在新社会对获
3 得了新生的传奇故事。此剧反映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
《白毛女》作为一部歌剧，在音乐创作上一方面借鉴西洋歌剧的经验，一方面采用了各种民间音调作为歌剧音乐的基础，成功地解决了在大型歌剧中，用音乐刻画剧中人物的问题，几乎每个人物都具有个性鲜明的音乐形象;成功地借鉴了西洋歌剧中的主导主题的技法，以及和声、复调、合唱、伴唱、重唱、管弦乐配器等技术，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我国戏曲中唱、白相间的形式，赋予新歌剧以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白毛女》是我国新歌剧的奠基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歌剧，对中国歌剧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民族歌剧发展的高峰时期(20世纪五
十、六十年代) 新中国建立后的
五、六十年代，是我国民族歌剧创作的高峰时期，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成立了十多个歌剧演出团体。拥有整齐强大的演出阵容。中央戏剧学院也以培养高水平歌剧人才为目标成立了歌剧系。艺术家们怀着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喜悦之情，创作了《王贵与李香香》(1950年，梁寒光曲，根据李季同名长诗改编剧本)、《小二黑结婚》(1953年，马可、齐谷、贺飞、张佩衡曲，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剧本，田川、杨兰春执笔)、《刘胡兰》(1954年，陈紫、茅三元、葛光锐曲，于村、海啸、卢肃等编剧)、《草原之歌》(1955年，罗宗贤作曲、任萍编剧)、《红霞》(1957年，张锐曲，石汉编剧)、《洪湖赤卫队》(1959年，张敬安、欧阳谦叔曲，梅少山等编剧)、《江姐》
4 (1964年，羊鸣、姜春阳、金砂曲、阎肃编剧)、《刘三姐》(1960年，由柳州市《刘三姐》剧本创作组创编，广西壮族自治区《刘三姐》会演大会改编)等等，其中这几部歌剧艺术成就最为突出，社会影响最为广泛。歌剧中的经典唱段，不仅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旋律，也是音乐会和声乐比赛中经常选用的经典曲目。这些歌剧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歌剧本身的艺术范畴，深入人们的思想、行为，具有生动的艺术感染力和渗透力，极大的鼓舞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在中国歌剧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光辉灿烂的一页，使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
(四)新时期的歌剧创作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无情地摧毁了中国歌剧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在这十年**中，歌剧团被解散，人员被下放，创作处于完全停止状态，中国歌剧遭受了重创。“四人帮”被粉碎后，虽然恢复了生机，但随着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文化需求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同层次的观众的审美情趣也产生了较大的差异。电影、电视的蓬勃发展以及港台流行音乐的涌入，向歌剧艺术的继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制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通过“实践是一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又一次促进了全党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我国的歌剧工作者也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针对歌剧艺术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打破了某些歌剧观念的约束，对不
5 同的歌剧形式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因而在进入八十年代后，歌剧舞台上出现了一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新歌剧。这些歌剧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完全向西洋歌剧学习并按照西洋歌剧的模式进行创作，如《伤逝》、《原野》、《马可.波罗》、《仰天长啸》等，这种严肃歌剧，使歌剧的综合美感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体现，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第二类：以美国百老汇音乐剧为参照系，用轻歌剧、喜歌剧、音乐剧的形式，探索在中国发展我们自己的通俗音乐剧的途径，这类探索贯穿于整个八九十年代，公演过的新剧目不下百部，如《我们现代的年轻人》、《芳草心》、《风流年华》等，由于这类歌剧面向的观众主要是城市群体，在音乐创作上又追求时尚化，成熟的作品不多，在全国影响较大的作品很少。第三类：继续沿用民族歌剧的形式，在音乐创作上有了更大发展的新民族歌剧。如《沂蒙儿女》、《火把节》、《深宫欲海》、《党的女儿》等，其中以《党的女儿》艺术成就最高，社会影响最大。该剧基本继承了《白毛女》的优良传统，大胆吸收传统戏曲和民间音乐,选用板腔体和歌谣体相结合的音乐构成方式,将江西民歌和山西蒲剧完美结合,使歌剧产生委婉细腻与气势恢弘的双重效果,彰显了我国民族歌剧的艺术特色。
总之，新时期的中国歌剧呈现了一种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走的是一条探索发展之路。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但面临商品经济社会的生存压力和众多艺术门类的竞争，也经历了曲折和坎坷。这一时期的歌剧发展群龙无首，缺少力作，远离老百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歌剧向何处去?成为困扰在人们心头的最大问题。
二、对中国歌剧发展的反思
中国歌剧事业在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歌剧的诞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歌剧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开辟了中国现代歌剧发展之先河，使歌剧这种新的文艺形式，在借鉴欧洲歌剧经验和结合中国民间音乐、戏曲音乐的基础上，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在创作和演出的近二百部歌剧中，有一部分歌剧已经成为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宝贵财富。
二、造就了两代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郭兰英、王玉珍、王昆、胡松华、李光羲等。他们主要活跃在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歌剧舞台上。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彭丽媛、万山红、金曼 、魏松、戴玉强、袁晨野 、廖昌咏等。他们主要活跃在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歌剧舞台上，这些艺术家们精湛的演唱和塑造的歌剧人物形象，为中国歌剧增光添彩，让人们久久不能忘怀。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歌剧在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中，加强了对外交流，中国的歌剧团体多次组织出国巡演和代表国家进行访问演出，向各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歌剧艺术。同时也排练上演了一大批世界著名歌剧，如《图兰朵》、《茶花女》、《卡门》、《阿依达》、《塞维利亚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艺术家生涯》等，展示了我国歌剧表演的整体实力。中国歌剧走出国门，对加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歌剧的发展由于时间比较短，经历的曲折比较多，也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
一、剧本创作
7 质量有待提高。歌剧虽然是“用音乐展开的戏剧”(瓦格纳语)。在歌剧中，剧情和人物的矛盾冲突依然是歌剧的核心内容。现在很多歌剧剧本，人物的描写缺乏个性，矛盾的冲突缺乏逻辑，剧情的发展毫无悬念，人们看了开头就能猜到是怎样的结局。一些作曲家缺乏对宣叙调和咏叹调的准确把握，写出的音乐不能给剧情的发展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反而取得让观众昏昏欲睡之功效。
二、中国歌剧缺少如歌旋律。咏叹调是一部歌剧中最出彩，最富于美感，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是人们欣赏歌剧的核心部分。很多时候，人们是先喜欢上了某部歌剧的咏叹调，才产生去观看某部歌剧的内在驱动力。现在的作曲家大多数毕业于音乐院校，他们对作曲理论的理解和对作曲技术的运用应该不成问题，不像过去时代的某些歌剧多是“旋律加伴奏”;但也普遍暴露出一个致命弱点即写不好咏叹调，写不出动听的歌唱旋律，创作出的作品缺乏特点和个性。作曲家们普遍患上了“如歌旋律失语症”。当人们来到剧场竟然听不到几句如歌的旋律和优美的歌唱，而到处“咏叹”着、“抒情”着的竟是一些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听过立马就忘掉的唱段时，观众怎么会对这样的歌剧音乐产生兴趣呢?从中国人欣赏音乐的习惯来分析，旋律不但是中国音乐的灵魂，而且也是中国歌剧的灵魂。歌剧如果抛弃了旋律的歌唱性，就等于失去可生命，必然会被观众所抛弃。
三、作曲家主体地位不明确。世界上著名的歌剧作品，都是以作曲家为中心，使其艺术才华、创作能力和审美观念在歌剧创作中不受拘束，充分得以展现。中国歌剧之所以缺失优秀的作品，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对作曲家的尊重不够。在中国歌剧的创作中，
8 作曲家仅仅被当做技术人员使用，甚至被理解为旋律配和声、写伴奏的“匠人”。在这种思维定式下，作曲家创作的主观能动性受到限制，社会责任感受到削弱，创作热情受到影响，必然写不出好的作品。所以，尊重作曲家在歌剧创作中的主体地位，是未来中国歌剧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歌剧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不平衡。中国歌剧和外国歌剧相比较，最突出的一大特征就是思想性偏重于艺术性。这固然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历史有直接的关系，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阶级斗争使歌剧原本就偏重艺术性和人性的特点，被人为的淡化了。这样就使得本来不够成熟的中国歌剧形式在思想与艺术性上出现了严重失衡。中国的歌剧往往为了突出政治思想而无暇尊重歌剧的基本规律。如今，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尊重人性和歌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应当重新成为歌剧创作的主要原则。
三、 对中国歌剧发展的展望
纵观中国歌剧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哪个发展阶段，民族歌剧的生命力都是最强的，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大的。中国的歌剧事业要走向复兴，必须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再走民族歌剧的发展之路。中国致力于民族歌剧的发展，具有三大优势：第一，发展民族歌剧有光荣的历史和成功的经验，四十年代《白毛女》创作和演出的巨大成功，开辟了民族歌剧发展之先河。到了
五、六十年代，一批优秀的民族歌剧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使我国民族歌剧的创作和演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到了
八、九十年代，虽然创作和上演了一百多部各种风格的歌剧，但影
9 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要数由总政歌剧团创作和演出的民族歌剧《党的女儿》。第二，发展民族歌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民族歌剧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它的音乐素材取自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我国的民间音乐有几千年的历史，而戏曲音乐从宋代诞生至今也有八百多年的历史，这些音乐伴随着我们的祖祖辈辈流传下来，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音乐之魂。以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为素材创作出来的歌剧音乐，人们听着亲切，会由内心产生出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加上戏剧化的情节跌宕起伏，歌剧中的人物鲜活真实(如喜儿、韩英、江姐等)人们对民族歌剧产生了喜爱之情也不足为奇了。相反，我们照搬欧洲歌剧模式创作的一些歌剧在音乐创作上抛弃了传统音乐风格，追求“西洋化”，在唱腔上也推崇“美声化”这类歌剧虽然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但它远离了广大群众的审美情趣，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长久发展下去，必定会走向衰败。另一类通俗化了的轻歌剧，则显得不土不洋，不伦不类，成为了一种商品化了的城市音乐剧，无论在创作质量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还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文艺品种。第
三、发展民族歌剧才能形成中国独特的歌剧优势，事实证明，一味模仿，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走，中国歌剧要走向复兴，只有走发展民族歌剧这条特色之路，才能做到人无我有，才能在世界歌剧的大舞台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发展民族歌剧也是对世界歌剧的丰富和发展。有朝一日，当世界各国都在竞相演出中国的民族歌剧，那才是中国歌剧节的自豪之时。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发展民族歌剧既要走多元化道路，也要百花齐放，不要拘泥于以某种民族歌剧为样板去进行效仿
10 和重复。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流传悠久的动人音乐，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民族歌剧的创作应该借鉴各民族的艺术表演形式，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风俗与国际歌剧艺术有机结合，一定可以创作出风格迥异的新民族歌剧。中国歌剧只有深深地扎根于民族音乐这块沃土，才能不断开出绚丽的奇葩!
在社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今天，民族歌剧要得到好的发展，一方面还要有赖于政府对高雅音乐文化的宏扬和重视，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在经费上给予支持，能给民族歌剧的发展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还要多利用网络、电影、电视等传媒手段来推广、宣传民族歌剧，使民族歌剧能重新走进千家万户，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当中，这对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主旋律将产生重大作用。另一方面，歌剧界人士也要自强不息，自己培育市场，要继承民族歌剧创编的优良传统，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写出好的剧本，好的音乐，创作出雅俗共赏，人民群众爱看爱听的新民族歌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要我们达成共识，共同努力，中国民族歌剧发展的复兴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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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简述中国歌剧发展的历史
一、中国歌剧产生的独特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欧洲大歌剧是在16世纪末形成于意大利，从18世纪到19世纪，歌剧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意大利、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而我们中国的歌剧，却是到20世纪20年代才处于萌芽状态，并且是从一种儿童歌舞剧的模式开始的。
20世纪初，在中国也曾有过欧洲大歌剧的演出，后来也有中国的艺术家试着创作过欧洲模式的大歌剧。但是，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都不具备发展欧洲大歌剧的土壤，更缺乏观众基础。所以当时欧洲模式的大歌剧，在中国仅仅是昙花一现。
中国歌剧的萌生和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变迁和群众的需要而产生的。20世纪初，为了宣传白话文，音乐家黎锦晖创作演出了一种儿童歌舞剧，这就是中国歌剧的萌芽。到
三、四十年代，那时为了宣传抗战，中国的艺术家们创造了许多载歌载舞的音乐戏剧演出，例如秧歌剧的盛行。一直到1945年大型歌剧《白毛女》问世，才开始被称为中国歌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被称之为“民族新歌剧”的音乐戏剧模式。
实际上，“民族新歌剧”是在群众运动中诞生的，更确切的说是为了宣传的需要而产生的。因为中国传统戏曲，不适合现实内容的表达，而中国观众又最喜爱并习惯于载歌载舞的戏剧形式，艺术家们才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音乐戏剧形式“民族新歌剧”。“民族新歌剧”既不是西方传统歌剧在中国的翻版，也不是中国戏曲的延续。
“民族新歌剧”的特点，首先是以戏剧为主体，有了剧本之后再配以音乐。其次是不但注重歌唱，更加注重道白和表演。它的演唱是基于自然的发声方法。继承民族艺术传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同时又借鉴欧洲大歌剧的创作技法，来创造一种新的音乐戏剧模式。所以称它为“民族新歌剧”，又主要是为了区别于“旧戏曲”。
歌剧《白毛女》的成功，在于当时它以全新的内容、全新的形式、全新的视角、全新的音乐以及全新的演唱，创造了一种为广大群众非常喜闻乐见的音乐戏剧品种。特别是由于它的大众性，与群众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它的演出效果在当时恐怕是任何音乐戏剧所难以比拟的。其演出场次和观众不计其数。 以上就是“民族新歌剧”诞生的历史背景。
二、中国歌剧曾有过一个繁荣的时代
歌剧《白毛女》一问世，“民族新歌剧”便如雨后春笋，接连涌现出大量新剧目，诸如《血泪仇》、《赤叶河》、《王贵与李香香》、《长征》、《打击侵略者》等等。从而《白毛女》便成了民族新歌剧的代表作品，不但在中国广泛演出，还到东欧和前苏联巡回演出，也曾被蒙古国家音乐剧话剧院翻译演出，后来又被日本改编为芭蕾舞剧，成为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舞台剧目之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保留剧目之一。
然而，中国的艺术家是清醒的，深知“民族新歌剧”的产生，仅仅是中国歌剧道路的起步，所以在1953年，成立新中国第一个最大的歌剧院时，就取名“中央实验歌剧院”。这“实验”两个字意味着，歌剧《白毛女》模式不应该是中国歌剧唯一的模式，中国歌剧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新。
建国后许多从国外归来的音乐家参加了歌剧队伍，艺术家们对中国歌剧发展的方
向曾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歌剧，中央实验歌剧院于1956年分为两个歌剧团，歌剧一团是坚持“民族新歌剧”的道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二团是更多地以学习西方传统歌剧的模式和演唱方法为主，来创演中国歌剧，也就是现在的中央歌剧院。
当时的中央实验歌剧院虽然基本是沿着“民族新歌剧”的道路发展的，但创作题材开始大大的拓宽，不但有现实题材，也有历史题材、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题材的。特别是音乐创作和声乐训练，也越来越多地吸取西方传统歌剧的技巧和方法。 中央实验歌剧院除多次加工演出歌剧《白毛女》外，还曾经创作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草原之歌》、《槐荫记》、《窦娥冤》、《春雷》、《红霞》、《红云崖》、《嘎达梅林》、《望夫云》、《阿伊古丽》等一大批歌剧新作，还引进了《茶花女》、《奥涅金》、《蝴蝶夫人》等欧洲经典歌剧，使50年代的中国的歌剧舞台十分繁荣。
1958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带着《刘胡兰》、《草原之歌》、《槐荫记》三部中国大歌剧，赴前苏联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和伊尔库斯克等城市访问演出，均受到热烈的欢迎。
1964年，中国文化部领导认识到，中国歌剧需要进一步拓宽自己的发展道路，决定把中央实验歌剧院的两个歌剧团彻底分成两个大歌剧院，即现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和中央歌剧院。并希望两个歌剧院“分别发展，殊途同归”。
现在看来，这种分头以实践和发展为指导思想的决定是有道理的。即使是西方模式的歌剧，也是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当时，其他各省市和部队歌剧院团也推出了一大批非常受欢迎的大歌剧，诸如影响较大的《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等，所以那时中国歌剧的发展非常之快。
那时候我院有自己的剧场，每当剧院有新的歌剧上演，观众便在剧场前排起长队争先购票，为能观赏歌剧，人们无论严冬还是酷夏，彻夜排队守侯在售票处前，剧场经常出现爆满现象。据有人统计，当时的歌剧是北京上座率最高的舞台演出剧种。不只是在北京，剧院每年到其他省市的巡回演出，无不场场爆满。建国后十七年，几乎走遍了全国所有的大中城市，甚至还到了边疆和农村，引起各地观众的极大关注。那时候不只是各省市的歌舞剧院上演歌剧，连许多县城也有自己的歌剧团。可以这样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空前繁荣的歌剧时代。
三、中国歌剧的断层与复苏
文化大革命经过了整整十个年头，中国歌剧的发展完全中断了。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中国文艺才得以复苏。但是歌剧人才已经严重流失，歌剧队伍也逐显老化。歌剧工作者们毫不气馁，重整旗鼓。
剧院先是恢复过去的一些保留歌剧剧目，接着便启动歌剧新作品的创作工作。特别是80年代接连不断的全国歌剧汇演，催生了歌剧新作品的涌现。仅我们中国歌剧舞剧院，便接连推出了一大批歌剧新作品。诸如《星光啊星光》、《韦拔群》、《救救她》、《贺龙之死》、《月娘歌》、《古兰丹姆》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歌剧《伤逝》和《原野》的问世，开始突破了民族新歌剧原有的模式，翻开了中国歌剧新的一页。
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敞开了久久封闭的国门，港台文艺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展开，使歌剧艺术家们打开了眼界。无论是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以及审美取向，都有了极大的改变。特别是轻歌剧和音乐剧的引进，使新创演的剧目均在原有的
艺术模式上迅速突破，这就自然地使“民族新歌剧”的称谓不再被沿用。当时所创演的歌剧新作，无论是《白毛女》模式，或西方歌剧模式，或轻歌剧模式，以及音乐剧或歌舞剧模式的作品，统统被称之为中国歌剧。当然，这种“中国歌剧”的概念，还只是一种相对的统称。不过这种发展，已经是十分可喜的了。
如大型歌剧《原野》，就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当代中国原创歌剧。《原野》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民族新歌剧”。作曲家以宏观全剧的庞大气魄和完整的音乐结构，使戏剧冲突一层层展现。如序幕坟场的“原野大合唱”，是管弦乐与人声的交响组合，合唱没有剧诗，甚至没有明显的旋律，却是痛苦、悲愤的呼号与狞笑的交响。使观众感受到一种毛骨悚然的震撼，把人吃人的黑暗时代表现得入骨三分。特别是“阎王殿”一场戏前的大段独立乐章，为仇虎复仇前后的心理巨变作了生动的描述。剧中无论是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以及道白，都严密而有机地组合在戏剧矛盾发展的完整交响结构中，整个歌剧一气呵成。因此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歌剧音乐创作的一大收获。该剧主要演员赴美国参加奥尼尔戏剧中心“歌剧、音乐剧年会”，进行了三场“舞台阅读”演唱，引起那里艺术家们的瞩目。歌剧《原野》还获得慕尼黑第三届国际研究会“特别荣誉证书奖”。1991至1992年由美国肯尼迪中心华盛顿歌剧院完整地上演歌剧《原野》共11场。1993年在台北由台湾省立交响乐团排练上演10场。1997年歌剧《原野》首演于欧洲。 《原野》在国外演出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德国评论界称“作曲家写出了人类共同的感情，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渴望”、美国《今日美国》称“《原野》是20世纪以来，世界歌剧史上最主要的事件之一”、美国《华盛顿邮报》称“《原野》将成为在国际保留剧目占有一席之地的第一部中国歌剧”、美国《纽约时报》称“金湘先生曲折的创作道路，使他正好立足于当今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新浪漫主义的主流中”、瑞士古典音乐节主席阿兰奇称“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原野》的音乐让我们的心灵相通。《原野》征服了瑞士”等等。此后，《原野》便成为我们剧院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并被誉为“世纪经典歌剧”。1999年，歌剧《原野》在国庆50周年展演中获优秀演出奖。2000年，歌剧《原野》荣获文化部第九届“文华大奖”。
至今，《原野》仍在不断演出，特别是在政府举办的“歌剧进校园”的活动中，歌剧《原野》在各地高等院校的大量演出深受师生们的欢迎。
第三篇：中国期货的发展历程
最佳答案 1990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该批发市场以现货交易起步，逐渐引入期货交易机制，迈出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第一步，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的诞生。
1991年5月28日上海金属商品交易所开业
1991年6月10日，深圳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宣告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以期货交易所形式进行期货交易的交易所，同年9月28日推出的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标准合约——特级铝期货合约。
1992年9月，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广东万通期货经纪公司成立，同年底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开业。标志中国期货市场中断了40多年后重新在中国恢复。
1993年5月28日，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标准化期货合约，实现由现货到期货的过渡。
1993年11月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要求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中国期货市场规范整顿工作由此开始。
1994年3月30日，国务院发文，禁止境外期货代理业务，并将期货经纪公司的审批权由国家工商局转移到中国证监会，从严控制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
1994年4月6日，国务院开始关停一些大品种，停止钢材、食糖、煤炭期货交易。同年9月29日暂停粳米、菜籽油期货交易。
1994年4月28日，第一部地方期货法规——《河南省期货市场管理条例》出台。
1994年5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国务院证券委《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若干意见的请示》，开始了对期货交易所的全面审核、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的严格控制、对各种非法期货经纪活动有严格查处。
1994年10月，国务院授权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11家期货试点交易所。1995年1月，天津、长春两家联合试点期货交易所诞生。1995年4月19日，上海商品交易所成为第14家试点交易所。
1995年5月，国债期货“3·27事件”和“3·19风波”导致国债期货交易被暂停。
1995年4月，上海物贸因在上海商交所9505和9507胶板合约中严重违规成为第一个被中国证监会处罚的会员单位。
1995年9月，中国证监会要求各期货交易所着手进行会员制改造。
1995年10月24日，中国证监会要求各期货交易所控制风险，禁止资金T+0结算。
1995年10月31日，中国证监会责令长春联合期货交易所停业整顿半年。
1996年2月23日，国务院发文加强期市监管，金融机构退出期市。
1997年2月底，中国证监会严厉查处天津红期货操纵案。
1997年3月1日，李鹏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规范证券、期货市场，增强风险意识”。由此1997年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证券期货市场防范风险年”。
1997年7月上旬，中国证监会对期货经纪公司开始进行年检工作，并公布第一批不予通过1996年度年检的11家期货经纪公司名单。
1998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要求中国证监会对期货市场再次进行力度较大的治理整顿，对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进行了数量、质量上的调整，改变了整个期货市场的格局，将原来的14家期货交易所合并为大连、郑州、上海三家。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中国证监会《证券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确立中国证监会统一负责对全国证券、期货业的监管，一个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初步形成。1998年11月24日，中国证监会批准重新修订后的大豆、小麦、绿豆、铜、铝、天然橡胶等六个合约，11月27日新修订后的小麦、绿豆合约上市交易。
1999年6月2日，国务院颁布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与之相配套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期货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也相继发布实施，从而加强了对期货市场的监管，为期货市场的进一步清理整顿和规范运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期货市场由此进入了试点新阶段。
1999年12月，大连、郑州、上海三家期货交易所分别召开会员大会。
第四篇：中国PPP的发展历程
大岳咨询公司 金永祥
十八大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PPP(即公商合作)模式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财政部楼部长指出：“在当前创新城镇化投融资体制、着力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推广使用PPP模式,不仅是一次微观层面的操作方式升级,更是一次宏观层面的体制机制变革。”
当前PPP成为了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重要的历史时刻，回顾PPP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将能对吸收PPP适于中国国情的知识积累并推动PPP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引入中国，PPP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现在进入了第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探索阶段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1993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探索阶段。 探索阶段的出现有两个背景：第一，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吸引了很多境外资金进入我国，其中有一部分资金尝试性的进入了基础设施领域。第二，80年代中期中等发达国家出现了债务危机，为了推动经济继续发展，土耳其首先出现了BOT模式，然后被其它发展中国家效仿，香港商人也把这个概念带入了我国。
此阶段，我国没有与BOT直接相关的法规，也没有规范的审批程序，地方往往向中央主要领导汇报并获得首肯后执行。
探索阶段的代表项目有深圳沙角B电厂BOT项目、广州白天鹅饭店和北京国际饭店等。沙角B项目作为BOT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并已在15年特许经营期满后于2000年成功移交给当地政府。由于项目时间较早，文件较简单只有几页纸。项目的外商是广东华侨，其在商业因素外还有回报家乡的意思，这也是在合同简单条件下项目能顺利执行的原因。当然，项目也留下了一些教训。比如，投资商是按照特许经营期限进行项目设计的，很多设施在移交给政府后需要重新建设，这个经验在1994年北京做BOT研究时被写进了报告，后期大岳咨询公司做的BOT项目中对移交时项目设施的状态都做出了明确且严格的规定。
探索阶段的项目都是投资人发起、通过谈判和政府达成一致的，没有招标过程。这些项目也是地方政府自发进行的，没有中央政府的关注、总结和大规模推广。
第二阶段—试点阶段
1994年到2002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二阶段—试点阶段。本人是在这个阶段开始研究和从事PPP工作的，迄今20年。国内学术界较早研究PPP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试点阶段的工作是国家计委有组织地推动的，这点与探索阶段不同。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以及当年底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设施市场化投融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199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国家计委开始研究投融资体制改革，包括BOT可行性问题。1993年底国家计委官员下海成立了博拓投资公司，其英文就是BOT。博拓公司成立后开始运作北京的京通快速路BOT项目，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成功，最后首创公司代表政府投资建设。1994年国家计委选择了五个BOT试点项目—广西来宾B电厂项目、成都第六水厂项目、广东电白高速公路项目、武汉军山长江大桥项目和长沙望城电厂项目。当年底又有一批国家计委官员下海成立了大地桥基础设施投资咨询公司，其英文名Bridge Of Trust的缩写也是BOT。大地桥成立后开始为来宾B电厂项目做准备，1995年5月来宾B获得了国家计委的批准。由此可以确定1994年是BOT试点项目的起点，可以称为中国PPP元年。
1995年8月国家计委、电力部、交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为试点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个通知是试点项目启动之后颁布的，从通知中可以看出，第一，试点的重点是电力和交通项目;第二，以外资为主。后来地方政府推出自己的BOT项目时，无论水务、燃气和区域开发等领域的项目，还是内资参与的项目，也是以这个《通知》为法律依据。在试点期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曾帮助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法制办准备了一份《BOT法》草案，但最终不了了之。
1994年北京市计委立了一个课题研究BOT，本人有幸担任这个课题组的组长。当时经费有限、专家缺乏、资料少，但研究还是取得了较好成果，出版了《BOT项目指南》一书。应该说，当时取得的认识非常重要，对北京市投融资体制改革有启发和参考作用。1996年本人到大地桥公司担任了半年时间的顾问，当时正值来宾B电厂BOT项目的谈判，我全程参与了谈判，在和项目国际顾问及国际投资人的接触中，做课题研究期间的很多谜团逐步解开了。
除了国家的试点项目外，各地政府也推出了一些PPP项目，比较典型的有上海黄浦江大桥BOT项目、北京第十水厂BOT项目、北京西红门经济适用房PPP项目、北京肖家河污水项目等。大岳咨询公司1996年底成立后，作为英国泰晤士水务和日本三井物产联合体的投标顾问参加了成都第六水厂BOT项目的竞标，后来较多参与了地方BOT项目的咨询。严格讲，这期间的地方BOT项目也是试点性质的，BOT没有成为地方常规的投融资方式。1997年大岳咨询联合国家计委投资司副司长戴公兴，结合北京BOT课题研究成果和国家计委BOT试点项目经验编写出版了《BOT项目运作手册》，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郭树言担任名誉主编并题词，这本书成为了后期各地运作BOT项目的指南。
国家和地方的BOT试点项目涉及的行业很多，包括电力、自来水、污水、燃气、大桥、区域开发等。这些试点项目有的成功执行了，有的在运作或执行时失败了。无论成败，都为后来的BOT项目运作积累了重要的知识。我国PPP文件形成的脉络基本是：来宾B电厂—成都第六水厂—北京第十水厂—肖家河污水处理厂—西红门经济适用房。其中前两个项目侧重的是国际经验的引进，后三个项目的重点是国际经验的消化和本土化，其中第十水厂项目相当于从引进向消化的过渡，这些本土化项目的合同文本直到现在仍被广泛参考，起到了准标准文本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第十水厂BOT项目。尽管它后来经历了工业企业外迁、密云水库没水、申奥成功引起引水管道改线、南水北调上马、欧盟成立导致英国企业回防、法律变更等历史事件，但在我国BOT发展史上这是改变历史的支点项目。该项目是汪光焘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时主持的，前期非常规范顺利，招标效果非常好，水价只有预测水价的三分之一，这个结果使汪市长强烈意识到公用事业改革势在必行。在第十水厂草签协议后，汪市长主张对第九水厂进行市场化改革，大岳继续担任项目顾问。在第九水厂项目方案完成但没有实施时，汪市长调任建设部部长并很快启动了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工作，我们协助建设部城建司于2002年底完成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该文件的发布使BOT从2003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推广阶段
2003年到2008年是PPP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推广阶段。
2002年十六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为PPP的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十六大精神是建设部2002年底出台《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的大背景，汪部长个人因素是这个文件由建设部而不是其它部委出台的原因。随着PPP项目的推进，建设部又陆续出台了一些文件，包括2004年出台的126号文——《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该办法及各地出台的特许经营条例是这一时期开展PPP项目的基本法律依据。
借指导意见的东风，2003年全国各主要城市掀起了PPP的高潮。2003年春天发生了SARS，为了完成当年的经济指标各地又临时推出了一批PPP项目。从大岳咨询公司提供PPP咨询业务的发展情况能够感受到当时市场的火热程度。2003年大岳进入了七八个省会或者副省级城市，同时进行的PPP项目从以前每年3个左右直接超过了10个，项目经理出现短缺，大岳现在的总监有一半是从03年开始担任PPP项目经理并成为中国PPP咨询领域领军人物的。此后大岳的客户范围每年都会增加三四个中心城市，到2008年同时进行的PPP项目在30个左右。推广阶段PPP项目最多的是污水，当时正赶上全国各地建设污水处理厂的高峰，自来水、地铁、新城、开发区、燃气、路桥项目也都有。比较著名的PPP项目有合肥王小郢污水TOT项目、兰州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北京亦庄燃气BOT项目、北京房山长阳新城项目等。用目前PPP的概念来看，当时PPP项目很多，但第一个官方称PPP的是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
在此阶段，市场经济特征非常明显：第一，外企、民企、国企同台竞争;第二，项目竞标过程公开透明，竞争达到白热化;第三，溢价频出，效率提高的改革效果开始显现;第四，传统企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主动改革的积极性提高。尽管多数项目是成功的，但由于PPP项目数量增加很快，有些地区思想不够开放、项目运作方法不够科学，也出现了一些失败案例。
2007年开始国内出现了一股思潮对改革进行反思，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很大争论。由于PPP领域的失败项目，市政公用行业的个别老同志也开始反思市政公用的市场化改革并提出了质疑，在“铁证”面前主管部门也开始犹豫，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开始降温，甚至“市场化”这个词汇变得非常敏感，西安自来水市场化改革终止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受兰州自来水改制成功的影响，2007年西安自来水公司管理层开始积极谋划市场化改革，大岳咨询被聘为顾问。业内个别同志认为应该阻止西安自来水的市场化改革，否则整个自来水行业的国有体制将会受到冲击。他们一方面指责威立雅等国际水务公司，另一方面以供水安全为由影响当地主要领导，最后西安自来水改革终止。尽管没有威立雅等国际公司在中国严重违约的记录，而且兰州、深圳等自来水市场化改革的效果很显著，但西安自来水终止改革以后，市场化在水务行业被认为是行不通的，甚至有一次在国家发改委开会时一位行业人士提出如果威立雅投毒谁负责。
应该说，在PPP推广阶段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大规模的改革出现几个失败项目是正常的，业内人士反思改革也是可以理解的。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进行比较，市政公用行业这个期间的改革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比任何其它行业的改革都规范。业内的研讨会层出不穷，媒体高度关注，大部分中心城市的PPP项目在运作时都会聘请咨询公司以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竞争公开透明。曾经一度人们对高溢价出现过担忧，回头看在市场启动初期出现一定过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重新定位市场不可缺少的阶段，从结果看王小郢等项目的溢价并没有影响投资人的回报水平，兰州自来水的溢价虽然没有达到投资人的预期回报，但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改革滞后。只要兰州自来水价调至省会城市中等偏下的水平，投资回报就能满足要求，溢价完全是效率提高的体现。后来国内一直提“转换发展方式”，让我看，市政公用行业转换发展方式就是应该回归到这一阶段的发展方式上来。 第四阶段—反复阶段
2009年到2012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反复阶段。这段时间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几年，鬼城、市政不配套等问题也是在这个阶段暴露出来的。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年底我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成为PPP受冲击最严重的一年，大岳提供咨询的很多PPP项目都停止了。比如中部一个省会城市的地铁项目完成了PPP方案，本来需要100亿资金，后来国内三家国有银行自担风险给项目贷款100亿元;沿海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引水项目当时正在准备PPP方案，忽然我们项目组找不到客户了，他们全都到北京来等大馅饼了，资金轻松解决。银行无条件提供贷款，有的为了放贷甚至送礼，像一场洪水淹死了所有农作物一样，社会投资主体彻底失去了讲条件的资本，PPP生态遭到了破坏，有些执行中的PPP项目被政府提前终止了。
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政府再次开始重视民间投资，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新国36条。而2009年以来外资受金融危机影响投资能力减弱，银行担心私人老板跑路等原因导致私人资本也很难得到银行授信，私人资本和外资犹犹豫豫，新36条的效果不明显。
这个时期，国企尤其是央企拿到了银行大量授信，据说有些企业的授信额度超过了1000亿，其中一部分用于向私企放贷。渐渐的地方与央企对接开始流行，央企成为了如火如荼城市化运动的重要角色，央企参与的很多项目都是以PPP方式进行的。央企成为主角改变了PPP的规则，既然是对接，那么地方书记、市长和央企董事长、总经理吃饭时定的调子就是PPP的准则，竞争、透明等市场规则退居二线。以前做项目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这个阶段开发一个新城或一个新区写几页纸说明就行了。
当然，这个阶段有些地区还是比较规范的，继续推出了一些竞争性PPP项目，私人资本、外资和国资同台竞争。如大连垃圾处理PPP项目经过充分竞争，垃圾处理费每吨只有50多元。央企的新做法对私人资本和外资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一方面向央企学习寻求规避竞争，另一方面也寻求与国有资本的合作以利用其优势。这个时期的PPP市场没有出现充分竞争、溢价频发的火爆场面。
尽管没有政策禁止私人资本和外资的进入，但由于国企特别是央企在强大政府资源支持下的做法，使私人资本和外资无法参与竞争，社会上出现了玻璃门、弹簧门和国进民退等说法。为了促进民间投资，2012年国务院各部委出台了20多个落实新国36条的细则，客观评价这些细则没有太多新意，PPP市场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这个阶段PPP项目是很多的，前提是把包括央企在内的国企也视同为社会投资人(Private一方)。我们粗略估计到2013年全国PPP项目有7000到8000个，其中很多项目没有公开招标，不被外界了解。大岳的业务也随着市场进行了调整，这段时间我们和所有参与城市投资建设的央企、很多地方融资平台都有过交集。大岳累计完成的PPP项目超过了400个，进行中的项目超过了100个，服务地域达到120个城市，包括30多个省会和副省级城市。
反复阶段的后期PPP市场出现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不少并购整合的案例，这完全符合市场规律，并购整合在下阶段应该还会有较大的发展。 第五阶段—普及阶段
2013年开始我国PPP发展进入了第五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故事正在发生。很多人对这个阶段都有很高的期待，我们暂且把这个阶段叫作普及阶段，希望PPP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种常态模式。
十八大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为PPP的普及提供了理论基础。据传，2013年财政工作会议结束后，楼继伟部长做了关于PPP的专题报告，对PPP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现代财政体制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高度期待。进入2014年财政系统组织了多次官方PPP培训，地方财政厅局的PPP培训也接连不断。住建部和财政部结合财政体制改革开始准备有关指导意见，同时地方政府积极上报PPP试点项目。国家发改委启动了特许经营立法工作，学术界、咨询界也热闹起来，各种研讨、沙龙层出不穷，各种文章著作不断问世，最近财政部还专门成立了PPP中心。
实际上，这次推动PPP有着很强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国城市化经过十年高速发展，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出现了大量问题。房价见顶，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债超过20万亿，还在快速增长。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治理需要大量资金。国有体制可以调动大量资源但浪费惊人，投资效率越来越低。参与城市建设的央企负债率快速攀升，融资和抗风险能力快速减弱。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少走弯路一定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PPP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可以带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带来解决当前问题的有益帮助。
咨询公司处于PPP产业链的上游，可以比较早的感受到行业的发展变化。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大岳咨询的PPP咨询业务量明显增加，从平均每个月签四五个合同增加到差不多八个。本人作为PPP咨询专家，参加的各种研讨会、审查会明显增多。各地政府、各种机构委托大岳咨询起草政策文件、合同范本的情况也在增加。接下来，投资机构、设计建设机构、材料设备供应机构、运营机构都会逐步感受到PPP热潮的影响。我相信，PPP在很多行业会越来越普及。 在普及阶段，PPP会出现新特点。第一，并购机会增多。国家要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并购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第二，多个PPP项目同时推进会增加。多个相关项目综合考虑可以减少浪费，提高效益。第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做PPP的情况会增加。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必然的，走出去做自己熟悉的，传播中国经验对己对人都有好处。第四，总结经验教训并进行推广会受到新一届领导的重视，只有傻子才会允许同一种错误重复发生。
站在普及阶段的起点上，我们对PPP的大发展有所期待，比如：中国会出现一批世界级的公用事业企业、PPP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使我国不仅没有掉进中等发达陷阱反而还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无法对特许经营立法有过高期待，因为那需要太多时日，做好PPP的当务之急是规范、规范再规范。选择投资主体要公开、竞争，政府在严格监管社会主体的同时自己也要守信，要充分发挥中介的作用少交学费，要千方百计扫除阻碍国36条落实的种种弊端。从PPP近30年来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看，做好PPP工作，前景美好、任重道远，切忌一厢情愿。
第五篇：中国梦的发展历程
内容摘要：
中国梦，记录着中华民族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历程，从古自今，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梦，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不仅是国家的梦，更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就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梦，要想实现这个中国梦，光靠国家的努力、政府的宏观调控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每个人踏踏实实地足印。回顾历史，有许多的事件、许多朝代的发展，都体现了对实现中国梦的努力和奋斗。 关键词：中国梦 发展历程
“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以下就是中国梦发展的历程;
一、秦始皇的统一六国。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他是中国第一位皇帝，也是皇帝尊号的创立者，同时也是中国皇帝制度创立者，使中国进入了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制时代的人。他也使中国第一次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局面，为其后各朝代谋求统一奠定了基础。
1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这主要表现在他统一六国上面.战国末年,从诸侯割据向全国统一的趋势已日益明显.当时,秦国实力最强,已具备统一东方六国的条件。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2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延续到清朝末期.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
3他在经济和文化思想方面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措施.这进一步巩固了统一的局势.
4秦始皇为维护国家疆域统一,稳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秦始皇即位后,派蒙恬率兵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迫使其退往阴山以北;为防其进一步侵扰,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征服百越地区后,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
统一中国，结束战国的战乱，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统一文字，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文化基础，从此，中国人不论说何种语言，但均可借助统一的文字进行交流。统一度量衡及货币，在全中国奠定了交易的标准，促进了南北交流，有利商业的发展。统一驿道，要想福，先修路，纵横全国的规范道路，有利于国内的物资交流。立郡县，先进的行政区划，避免了藩国制征战不休的弊端。这些都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二、贞观之治。唐太宗引隋之苛政为戒，调整统治政策，纠正前朝之弊端，认识到皇帝要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洁奉公，政府要轻徭薄赋。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善于用人，勇于纳谏，不断调整统治政策，他的个人作用也是“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
1.政治清明。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2.经济发展。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3.社会安定。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 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贞观之治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空前稳定的国家，把中国梦的实现又推进了一大步。
三、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
1.综合国力大大增强。1980年～1996 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平均每年增长约10.1%，粮食、棉花、煤炭、钢铁等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位居世界各国之首，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
2.产业结构得到很大改善。 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短缺”现象基本消除，能源、交通、通讯、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得到快速发展，农业持续稳定增长，“瓶颈”制约得到缓解，
一、
二、三次产业发展比例协调。
3.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提高，据我所课题组的测算，1978年～1995年，生产率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已由改革前的负值上升到占39.85%， 仅次于资本投入增长的贡献(46.84%)，产业装备水平不断提高。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初步形成。 市场开始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方式与手段得到加强与改善，各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取得很大进展，金融、劳力、技术、信息等市场正在发展与完善，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正逐步形成。
5.对外开放日益广泛深入。199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已达2899亿美元，相当于1980年的7.6倍，从1978年的世界第32位跃升到第11 位，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 就业形式的变化。过去国家实行的是分配制，不管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毕业后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衰退和人口的急剧增加，就业矛盾日益突出，政府也不堪重负，不得已采取“上山下乡”的方式来缓解就业压力。尽管如此，人们宁肯呆在家里无所事事，也不愿意自己去想办法。改革开放后，随着各项改革开放措施的实施和经济状况的日益好转，人们就业的渠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取消分配制的同时，政府逐步建立和完善就业指导体系，设立劳动力市场、就业中心等，各种民办就业中介机构也应运而生，通过报刊、电视、因特网发布招聘信息，网上就业已成为一种时尚。现在的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和用人单位签定劳动合同，真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自谋职业形式已被广泛接受，人们承受失业压力的能力也不断增强。
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极大改善人民生活、是我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从现实上来说，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
“中国梦”为探索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道路开辟了更加光明的前景。成就“中国梦”，既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也是中国人民开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一条康庄大道，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民族的“人间正道”。中国既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又在推动世界经济摆脱危机、走出低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实现“中国梦”也是世界的重大“利好”。在我们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已经与国际社会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崭新实践，为人类社会向更高级的文明形式演进提供了新范式。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