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 现代语言学主要发源于西方, 逐渐形成的完备的理论体系, 而素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为何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形体系的语言学理论呢?笔者试以历史的角度梳理一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各家各派迥异的语言观, 对这些问题作出简要的分析和解答。
中国文化的主脉可以被归结为“释道儒”三教合一, 我们不妨看一下这三大教派分别对待语言的态度。
1 道家的语言观
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符号形式”之一。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 多数哲学家都意识到语言功能的局限性, 《老子》讲:“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还有《庄子·齐物论》中讲:“夫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其所言者, 特未定也。”言语有表述的对象, 而对象不确定, 则语言与对象无法相符。庄子后学则为语言设定了界限, 庄子后学的方法是“得意忘言”。《外物》讲:“荃者所以在鱼, 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 得意而妄言。”要消解语言的束缚, 必须给予主体自由的空间来体悟“意”。
2 儒家的语言观
孔子认为, 做人有三种境界:一为立德, 二为立功, 三为立言。它的意思是: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为天地 (万民) 立心, 开圣世绝学”, 如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所为。第二等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辅佐帝王建立一番功业, 如古代的姜子牙、张良、萧何、范蠡等人所为。而著书立说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讥讽写书的人“著书只为稻梁谋。”这大概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知行合一”这一哲学命题中更为重视“行”的一种体现。
儒家的比类联想是体悟言外之意的方法。孔子读《诗》, 通过比喻联想, 体会诗中的道德意义, 《论语·八佾》中的“绘事后素”是这一方法的生动体现。竹简《五行》篇讲:“目而知之, 谓之进之;喻而知之, 谓之进之;譬而知之, 谓之进之。”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 “目”、“喻”、“譬”虽有差别, 但均将一事与另一事相联系, 这样所把握的必然是“言外之意”。
3 佛家的语言观
素有“空门”之称的佛家对语言摒弃的态度更为彻底。作为其重要经典的《金刚经》有一句“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语言只是处于“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的五浊恶世而不自知的世俗之徒认为的虚妄的相的反映, “法应尚舍, 何况非法?”作为佛经的“文字般若”只不过是载人渡河之“舟”, 当行者过河之后, 船就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知识太多反会成为“所知障”, 最后应达到“人空、法空”物我两忘的境界。
南北朝时期从印度来中国传法的达摩祖师所创立的中国古代禅宗更是留下了“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的名言, 崇尚“顿悟”, 完全摆脱语言对“真如本性”的羁绊。即使存世众多的禅宗公案也只是为暂时充当“文字般若”的权宜之举。
4 结语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 语言的功能一直受到限制。哲学家们多认为语言的表达功能有局限性, 执著于语言文字, 则离真意愈远。哲学家提出了多种方法来克服语言的局限。《系辞》提出“立象以尽意”, 《庄子·外物》强调“得意忘言”, 儒家的比类联想也是体悟言外之意的方法。
这种语言观对语言理论发展有着重大直接的影响:语言从未被视作独立的个体更谈不上缺乏客体化的研究, 再加上中国人重视悟性思维, 轻逻辑思维, 具象思维对语言的研究呈现出可有可无的状态, 即使是近代著名的《马氏文通》也只不过是作者马建忠借鉴了西方的语言体系建立汉语的语法理论。
可见, 中国传统哲学因为认识到语言表达功能的局限性而重视超越语言文字本身去体悟言外之意, 与西方哲学重视语言的逻辑, 追求语言表达的确定性不同。正是由于这样的语言观, 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一种不重视清晰严密的逻辑推理现象, 因为逻辑推理的严密并不能够突破语言功能的局限, 因而, 中国文化最终呈现出重视体悟的特色, 即重视关于语言的言外之意的体悟。
摘要：针对现如今出现的语言现象, 本文以历史为脉络梳理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不同门派的语言观, 以对中西文化中之所以呈现不同的语言理论发展走向作初步的解答。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语言,语言观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华东大学出版社, 2001.
[2] 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M].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9.
[3]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