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柏林墙的倒塌观后感
柏林墙建立和倒塌的原因
柏林墙建于1961年11月20日。二次大战以后，德国和柏林被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分成四区。1949年，苏联占领区包括东柏林在内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东德或民主德国)，首都定在东柏林，而美英法占领区则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或联邦德国)，首都设在波恩，一直到两德统一为止。美英法苏的占领协定保证西德和西柏林之间的空中走廊。西柏林在西德法律和西柏林基本法都规定是西德的领土，由于西柏林的领土完全在东德境内，苏联为迫使西德放弃西柏林，强迫西柏林断水断粮，此举让西方国家团结一致，每日有多班飞机把物资由西德运到西柏林，1949年4月更成立北约，而苏联于1949年5月解除封锁。然而，美英法三国认为规定和现状相牴触而推迟实施，所以西柏林一直都不是西德的领土，直至冷战结束、两德统一。最初柏林市民是能在各区之间自由活动的，但随著冷战紧张气氛的提升，为了防止东德人逃到西德，造成东德严重缺少工人，1952年东西柏林的边界开始关闭。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冒著被东德边防射杀的危险逃入西柏林。
第二篇：《柏林日记》读后感
读史书，可以了解最轰轰烈烈的战事和一系列的事件。但有些细节，从史书中是无法了解到的。《柏林日记》中的许多情节，可以称作二战密闻，或者二战轶事。(世人不知道的史事，多指未经史书记载的事迹。)
《柏林日记》的作者，二战期间美国驻柏林记者威廉·L.夏伊勒，同时也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的作者。前者详实地记录了战争期间的见闻，后者则取材于前者。日记真实，细腻，全面而具体，并配有大量的老照片，这更增加了它的可读性。日记中，有举世皆知的大事件的经过，也有鲜为人知的生活小事。
对于日记，许多人感兴趣的是它的真实性，隐秘性。而对于二战如此隐密的事件，在当时，这种日记是为纳粹所忌讳的，因为它披露了最真实的情感和事件。夏伊勒在战争中不平凡的日子里，记下了他所闻所感。所幸的是，这本书在今天得以流传于世。
通过日记，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当时战区消息封锁之严密，对统治者来说，是统治之需，称霸的必要，而对人民来说，则是被牵着鼻子走的不知情人。市民们被希特勒别有用心的宣传所鼓舞着，对和平充满着信心，对希特勒的战争名目深信不疑。日记中多处记录了消息过滤的“愚民”过程，只播想让你知道的，不播不想让你知道的。这是作为记者的夏伊勒所亲眼目睹的一幕幕事件。
犹太人在那个年代所受的非人的迫害，在日记中随处可见。无疑，通过日记，可以看出作者的政治倾向，反战，反纳粹，象所有的平民一样，渴望和平。对希特勒的勃勃野心，作者是毋庸讳言的。同时，又对战争中英、法、俄等领导者的软弱的做法感到惋惜，对希特勒非同一般的领导才华和战争策略也投以了赞许的眼光。
作者是幸运的，因为他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战地记者，有幸亲身体验那场举世瞩目的战争。并且记录了这一战争的过程，用他敏锐的眼光分析这一战争的实质。而我，也是幸运的，经朋友介绍，读到了这本书
第三篇：搭车去柏林读后感（推荐）
《搭车去柏林》读后感
花了大部分时间看完了《搭车去柏林》这旅行小说，心里有着无限的激动，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和坚持。一个美国籍的中国小伙子和一个纪录片导演刘畅，在2009年夏天一路只靠这陌生人的帮助，从北京到德国柏林，用招手搭车的方式前进，共搭车88次，途径13个亚洲与欧洲国家，穿越中国，中亚和欧洲，耗时3个半月，行进16000多公里，最终抵达柏林。我多么想放下一切念头，背上行囊，带上朋友，通过自己的努力踏平高山，游过海洋。
我真的无法想像只有少的可怜的钱可以去旅行。我无法想像如果真的只要背一个包去旅行。我无法想像搭车的几率是多少。有太多的惊讶给了我。其中有一句话“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我很认同。有些事情现在不去做，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观的改变，生存的压力等等会让我们在想做的时候却力不从心。我认为，人在每一个阶段都应该有最应该做的事情，不要被当时的物质诱惑所俘虏。
在路上的收获，就是重新 认识和发现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的过程。其实换个方式想一想，我们的路和他们非常相似，一定要精心努力，靠着自己的双脚踏踏实实的走出一条路。但在这个路途中每一天都是未知的，这样充满未知的旅途才是这旅途最精彩的部分。旅途是经历着幸运与不幸运，当你还在埋怨前一分钟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或许后一分钟就能遇到转机，体会这样的落差感是人生的一种领悟。
我们快要毕业，我们的旅途才刚刚开始。生活中，就是不断有人离开或进入的。于是，看见的看不见了;记住的遗忘了。 生命中，也是不断有得到和失去的。 于是，看不见的看见了;遗忘的记住了。回忆是没有任何力量的，但是它可以温暖我们的心，就让这三年的一切，剪辑成一部黑白电影，永远保留下来，在落寞的时候供我们回忆、取暖。我很喜欢朋友常说的一句话：“我们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互相拥抱才能飞翔。”
一部书让我联想很多，也让我有了不少的冲动去面对未来的日子。我想也会找到一个同伴陪伴着我飞翔，在旅途上展现出美丽一道彩虹，留给后人无限的激情，和敢去拼搏的动力。我爱这本书，我爱身边的人。
第四篇：柏林墙：民主德国阻止自己国民出逃的高墙
1945年5月9日
要把柏林墙的故事说清楚，我们得把时间的指针拨回1945年5月9日的那个夜晚。在柏林近郊卡尔斯霍斯特军事学院的食堂里，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凯特尔元帅分别向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递交了投降书。
根据4个战胜国随后签署的协定，德国被分成4个占领区，东部由苏军进驻，西部分为三块，分别由美、英、法三国军队接管。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柏林，也同样被分为4块。这一协定使美、英、法控制下的柏林地区成为苏占区中的一块“飞地”，距离西方三国所辖占领区最近的边界也有180多公里的路程。当盟军和苏军因为非纳粹化和如何惩治德国等问题上的分歧关系开始恶化时，西柏林独特的地理位置就使问题复杂起来。
1947年夏天，对欧洲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被提出。这是那一年3月杜鲁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时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杜鲁门说，贫穷是独裁制度的温床，人们一旦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希望，独裁制度就会蔓延。从1948年到1952年，西方三国占领区一共从马歇尔计划中得到了15亿美元的援助。这直接促成了1948年6月20日西占区的货币改革。每个公民可以1∶1的兑换率换取60西马克，其余的银行存款和现金则按100∶6.5的比率兑换。直到今天，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原西德人还津津乐道于“60马克白手起家”的故事。
西马克发行3天后，苏占区也实行了货币改革，发行了东马克。因为苏占区商品供应不足，东马克的价值远远低于西马克，在1948年10月，两者的兑换率达到了4∶1。 东、西马克引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因为“整个柏林使用东马克”的要求遭到西方拒绝，并且认为西柏林位于苏占区中心，整个柏林是被苏联红军解放的，苏联在发行东马克的次日对西柏林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封锁。其间西柏林与西占区之间所有水陆交通均被切断，水、电、煤和食品的供应中断，西柏林几乎成为一座死城。
这之后，出现了被西方人士广为称颂的动人壮举:柏林空运。从1948年6月25日到1949年9月30日间，西方3国共出动266644架次飞机，在一个仅有3公里宽的“空中走廊”中穿梭往返。粮食、药品、服装、煤炭甚至整个大型发电厂的全套设备均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柏林。美驻德军事长官克莱后来回忆道，“当1949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和英国同僚使空运量达到了每天平均8000吨，这是(柏林)封锁前经由铁路和水路能够运到柏林的数字。” “摇翅膀叔叔”的故事是柏林空运中最富人情味的细节。除了生活必需品，美军飞行员霍尔沃森还给西柏林的孩子带去了泡泡糖。为了在短暂的停留期间让孩子们尽快赶到机场，他约定了暗号，在无数的飞机中，摇晃着翅膀的那一架就是带来糖果的飞机。
西方各国不惜代价的空运使苏联将西方力量逼出柏林的计划落了空，而柏林封锁也使冷战双方的对立达到了高峰，至此，两德分裂已成定局，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相继成立，不过是随后的余音绕梁罢了。 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向西方三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在6个月的期限内将西柏林变成“解除武装的自由城市”，苏联将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平条约。苏联和西方各国先后在日内瓦、巴黎和维也纳举行的柏林问题谈判均告失败。
而此时，阿登纳和艾哈德一手创造的“经济奇迹”使西德对东德人的吸引力急剧增加。尽管1957年通过的东德法律规定，未经允许逃离东德者将被处以3年的监禁，但截止到1961年，陆续有近300万东德人逃亡西方，占东德总人口的18%，其中大多数是医生、教授、工程师和政府官员。为了制止外逃趋势，当时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瓦尔特·乌布里希(Walter Ulbricht)请求赫鲁晓夫允许其采取激进手段。1961年8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首脑会议上，乌布里希获得许可，可以关闭东西柏林之间的边境。两天后，他在广播中发表讲话，宣布这条“便利的逃亡路线”将被完全切断。这个讲话引发了8月12日的逃亡高潮。仅在那一天，据官方统计，就有4000东德人越过边境逃往西柏林。 1961年8月13日
1961年8月13日，一个阴郁的星期天。东柏林人一觉醒来，听到的第一条新闻是:“华沙条约国请求东德政府对柏林内部和周边地区建立有效的控制。”一个小时内，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81个路口均被封锁，剩下的也随即关闭。东德与西柏林间所有的交通路线全部切断，地铁和有轨电车也不再通行。
这一行动早在前一天下午4点便在有条不紊的计划当中。乌布里希签署了关闭边境的命令，交由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办理。长达40公里的铁丝网和上千张宣传单被储存在军营的仓库中，从午夜开始，东柏林进入军管状态，25000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和警察在边境线上组成间隔6英尺的人墙。在军警的监视下，铁丝网和加固装置在几个小时内封锁了通往西柏林的所有路口。第二天，勃兰登堡门也被堵死。
到了8月23日，没有居住许可的西柏林人已经不可能再踏入东柏林一步。8月24日，君特·李特文(Guenter Litwin)成为倒在柏林墙下的第一个东德牺牲者。从1961年到1989年11月9日，一共有171人因为试图翻越柏林墙而丧生。
尽管东德领导人表示柏林墙的建立是为了防止西方势力的侵入，但实际上，它最大的功用却是阻止东德人的外逃。1963年6月21日，东德国防部长签署了一条命令，对居住在距离边境线30到100米范围内的东德居民进行严密控制。任何人企图进入这一区域都需要特殊许可，否则就要接受严厉的惩罚。作为对这一举动的回应，当年6月26日访问柏林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振臂高呼，“我是柏林人”。 此外，自动扫射武器装置也被安装在边境上，直到1984年，当时的西德政府以两笔巨额贷款为交换条件，才使这些装置被清除掉。
随着时间的过去，经过4次加固的柏林墙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逾越。最开始的时候，构成柏林墙的原料包括12公里混凝土板，137公里铁丝网，116个 望塔。到了1964年10月，建筑材料已经加倍。在1979年到1980年间，柏林墙最终变成我们所熟悉的形式，一个现代的“长城”。第4代柏林墙由45000块新式墙体构成，高3.6米，宽1.2米，每块重2750公斤，总造价为1615.5万东德马克。而在当时的东德，一块面包的价格是1.04马克。
决定启用被称为“界墙75”的第4代柏林墙的东德领导人并没有想到，它会成为80年代西方绘画艺术的一个亮点，“世界上最长的画布”。虽然朝向东德一面的墙体因为禁令而保持着白色或灰色的初始状态，朝向西柏林的一面却成了以特里·诺尔(Thierry Noir)和凯斯·哈灵(Keith Haring)为代表的艺术家创作的天地。任何人都可以在柏林墙上绘画，在1989年之后，它们中的许多成了商人手中待价而沽的珍贵纪念品。
从1961年到1989年，尽管一墙分隔东西，但除了最初十年关系极为紧张的阶段，东柏林和西柏林人仍可以在有限制的条件下相通。1963年12月，东德议会批准西柏林人持通行证在圣诞或新年期间拜访东德亲友。1966年后，家庭成员的出生、婚礼、疾病或死亡也成为许可探访的理由。在东德，从1964年11月起，退休人员可以去西德探访亲友。在1961年到1988年间，一共有383181东德人通过此种途径出国。1968年6月，西德旅游者可以持护照获取签证，进入东德，一时间Dreilinden和Helmstedt检查站的门口排起了长队。此后，东德西德之间的关防日益放松，直至1989年柏林墙的倒掉。人们常常对被一堵柏林墙隔绝在西方大门之外的东德人的生存境况有一种远胜于现实的悲凉想象，以各种方式偷越柏林墙的人们被描写为自由的斗士和英雄。然而相对的，一堵封锁的高墙给西柏林人带来的阴影，却一直被忽视。实际上，在两德统一后，这些遗留问题成了东西德矛盾和德国排外情绪高涨的主要根源之一。 从1961年到1983年，由于对身陷重围的境地绝望，34万西柏林居民迁往西德其他城市，西柏林只能依靠国家援助度日。为了缓解人口短缺的问题，西柏林引进了大量外来劳动力，包括13.1万土耳其人，3.5万南斯拉夫人，2.2万波兰人。这些人大量聚居在被原西柏林人废弃的紧邻柏林墙的社区中，形成一种独特的外来文化。在这些地区，正是新纳粹势力排外活动最猖獗的地区。 1989年11月9日
1989年是一个发生了太多事情的年份。从这一年的5月开始，种种迹象已经显示，柏林墙的基础正在动摇之中。 一切是从戈尔巴乔夫5月首次正式访问西德开始的。他给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带去了后者意料之外的信息:莫斯科将不再使用武力阻止其“卫星国”的民主改革。 这一年的9月11日，匈牙利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境。东德人犹如被困了多年的洪水，借这一道小口，大批涌向联邦德国。在布拉格和华沙的联邦德国使馆中，也挤满了申请避难的东德居民。6个月内，超过22万东德人移入西德。 在东德内部，变革的力量一触即发。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的居民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戈尔巴乔夫也在此时表明了他对昂纳克的不满。10月10日，在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纪念日的3天后，内外交困的昂纳克以“健康原因”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接替上台。迫于压力，克伦茨授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的一项，意外地导致了柏林墙的最终倒掉。 1989年11月9日发生的事情充满偶然。这天下午，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沙波夫签发了一项“迁徙自由的新旅行法”，在一片混乱中，人们将这项法律理解为边境开放法。傍晚6点53分，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这项法律何时生效时，沙波夫回答道:“嗯，就我所知，现在，马上。” 上千名欣喜万分的东柏林人像潮水一样涌向了柏林墙。在伯恩霍莫大街(Bornholmer Strasse)，人们激烈的要求开放边界，并动手拆除柏林墙。到了晚上10点半，横亘在东西柏林间长达29年的这道现代“长城”被凿出了一个大洞，人们心中的柏林墙就此倒掉。莱比锡大学的一位校长向北外教授刘芳本回忆那一刻的情景:没人被杀害，没人受伤，没有砸碎一块玻璃，人潮如涛涌，但看到的只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秩序，拆除铁丝网和钢筋混凝土的情景，如同为护送一位天使过路而从事的一桩圣事。西柏林政府向涌入的东德兄弟奉上了丰厚的见面礼，除了泪水、拥抱、亲吻和鲜花水果，还有每人100马克的欢迎费。
然而，并不是所有东德人都赞同这种闪电式的告别。作家海姆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纵使国人全都离去，我决意独自留下”。 11月9日的意外举动打断了科尔在波兰的访问。他立即返回柏林，并在11月28日就公布了实现德国统一的“十点纲领”。当时，无论是东、西德还是周边国家都怀疑，这一纲领过于激进，并不适合已经分隔了40年之久的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
但事态的发展比科尔想象的更为急迫。要求立即统一的游行示威在莱比锡等地爆发。随着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人民议会选举中德国联盟、自由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获胜，原统一社会党变为在野党，大联合政府的组成已经使民主德国名存实亡。5月18日，新当选的民主德国总理德梅齐艾与科尔签订协议，建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条约，从7月1日起将东马克以1∶1的比率兑换成西马克，引进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私有化，建立保险和福利制度。到了1990年8月31日“实现国家统一的条约”签订，德国统一已成事实。10月3日，正式成为两德统一的纪念日。 从1990年6月13日起，300名东德边境卫兵和600名西德工兵借助13台推土机、55台挖掘机、66台起重机和175辆重型卡车的力量，从Bernauer大街开始彻底铲除已被民众大面积捣毁的柏林墙。到这一年的11月30日，除了6段留作纪念的柏林墙，其余的全被铲平。混凝土被粉碎再生，铺设道路，250块柏林墙碎片以10000马克到150000马克的价格被拍卖。 如今，在柏林，柏林墙的遗迹变成了一道贯穿旧城20公里长的鹅卵石小径。尽管外国游客将它当作新的旅游景观，但对于柏林人来说，这是一道他们宁愿视若无睹的疼痛疤痕。德国作家彼得·施奈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清除大脑中的柏林墙将花上比清除实体上的柏林墙长得多的时间。”不知这道大脑中的墙，是不是也包括了15年后，1/5的德国人宁愿依旧存在的柏林墙。
第五篇：柏林的街灯
夜色中，柏林的街灯典雅的站着，光色温柔，蕴满诗般的朦胧。 我凝望着它们。
“它们是煤气灯。”一个德国人告诉我。
我不相信，怕听错了，也怕他说错，我们都在讲英语，我们都不讲自己的母语。
“gas，”他重复了这个字。
煤气灯于中国好像是世纪初的事情。“柏林还用煤气灯?”
“煤气灯比电便宜呀!”
“柏林街上为什么还用煤气灯?”我问第二个德国人。
“煤气便宜。”
德国人将移都柏林，整个柏林在大兴土木，财气十足。于是我问：“柏林不会缺这点钱吧?”我亲眼看见一幢好端端的市政大楼被伤筋动骨的翻造，说是其隔热材料石棉有碍健康。
“柏林市开支一向很紧，总有更需要花钱的地方，”他像是个当家的，说着柴米油盐的难处，“这些街灯是很老了，可还能用，挺结实，煤气又比电便宜。去年市政府总算有了钱换这些街灯，可是百姓不同意，说是它们像古董了，不让换。于是，还用它们。”
德国未来的首都街上点的还是煤气灯。
不怕寒碜。
回来了。白天街上一道道刷刷冒出来的崭亮屏幕墙让人神满气足，有一日千里追上欧美之感。
晚上，柏林的街灯却叫我惕然。
星星点灯：
把金子贴在脸上是傻瓜而不是大方，大度雍容，大家胸怀襟度，是一种内在的素质，不是摆出来给人看的。北京年轻人开玩笑的“四大傻”中的一傻就是“吃饭点龙虾”：小馆中请老朋友坐坐，也要点道龙虾，好气派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