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时空观研究论文

2022-04-25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马克思时空观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本文以高中必修I《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教学为例,论述将时空观念的学科核心素养培育贯彻落实到历史课堂教学中,提出宏观把握细微切入,于时空细节觅缘由;主线牵引历史进程,于时空纵横明主线;时空转换观照现实,于时空深处悟情怀等策略,通过知识的小切口、思维的大空间实现历史时空建构。

马克思时空观研究论文 篇1:

生态虚无主义的多维审视

摘 要:生态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颠倒的生态价值观,代表着对科学的生态价值观的否定与解构。这种思潮遮蔽生态恶化的事实,混淆生态问题的根源,颠倒解决生态问题的治本之方与改善之法。实质上生态问题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生态虚无主义却刻意掩盖和弱化这一因素。我们需要把握当今生态事件的特质,透视生态问题的症因,对生态虚无主义造成的颠倒再颠倒,形成敬畏自然的生态观,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从制度层面探寻根本出路。

关键词:生态虚无主义;生态问题;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虚无主义”的最早来源是拉丁文“nihil”,意思是“什么都没有”。虚无主义代表着否定性精神,解构现存的价值目标、原理法则、理想规范并与之对立。一般认为,海德格尔和尼采开启了对虚无主义的完整研究,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學导论》中指出,虚无主义是否定的、非科学的,并摧毁了一切文化和信仰的根基。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是“最高价值自行贬值”[1]。马克思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曾鲜明地指出,固定的关系、等级的东西、新形成的关系、尊崇的观念、神圣的东西都被消解或亵渎了,一切具有超越性和神圣性的东西都已被摈弃。简而言之,虚无主义意味着扭曲与颠倒,美与丑、善与恶、对与错之间的界限已被模糊,卑鄙、低劣、丑陋的东西被神圣化,而高贵、美好、崇高的东西被丑化,虚无主义的世界由此产生。马克思形象地揭示道,自大工业出现以来,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之后,人化世界便出现虚无的征兆。现今,虚无主义向诸多领域渗透,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同样在生态领域,也出现了生态虚无主义,需要人们警惕与批判。

一、生态虚无主义的主体表征

生态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颠倒的生态价值观,代表着对科学的生态价值观的否定与解构。基于虚无主义的概念界定,笔者认为,生态虚无主义主要指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受西方消极负面价值理念及相关社会思潮的影响,惯于否定科学的生态价值观,集哲学、伦理学、传播学、生态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社会思潮的总称。这种颠倒的生态价值观无视生态恶化的事实,混淆生态问题的根源,误导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

1.评估当前生态状况时,遮蔽或弱化生态恶化的事实。生态虚无主义对于当今世界生态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采取刻意掩盖或弱化的态度,主要表现为:(1)当今西方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统治者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否认生态问题或低估生态问题严重性的情况,他们以“地球状态安好”为幌子,攻击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关于生态问题评估的预言是“投机者预言”乃至“妖言惑众”。例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其著作《我们的选择:一个解决气候危机的计划》中否认危机的存在及其严重性,提出只要创建一个“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就可以解决生态问题。针对这种观点,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福斯特从生物多样性减少、地下水耗竭、农用地损失等层面揭露生态问题的表现形式,并分析道,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积累与生态问题密切相关,只要把两者联系起来理解,就能明显地发现“全球生态危机的真实程度”[2]25。(2)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同样存在生态问题,生态问题并非当今时代才有的问题。这种观点遮蔽了生态问题的社会性与历史性,既看不到不同社会形态下生态问题的差异性,也看不到不同历史阶段下生态问题严重程度的区别,掩盖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灾难性破坏,把生态问题产生、恶化的过程解释成自然现象。如,以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为代表的学者将生态问题分析成同人类活动无关的自然现象,认为全球变暖是一种自然发生的、并非因人类活动带来的生态问题。这种理解表面看似温和,实质上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2.分析生态问题的原因时,混淆根源或颠倒主次。在对生态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中,生态虚无主义或者将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相互颠倒,或者混淆生态问题的内在根源:(1)将原因归结为人的贪婪本性。认为在人的本性的驱动下,人们崇尚消费主义或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同时在企业所营造的消费文化的刺激下,人们为显示或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以愈加贪婪的方式消费商品,以致生态问题愈演愈烈。对于这种归结于个人原因而忽视社会制度或生产方式原因的观点,福斯特反驳道,“人们的消费需求都是以社会环境为条件的”,个人满足自身内在欲望的行为并不是环境的主要敌人,而是“每个人都依附其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3]45-47。(2)将原因归结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过剩。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将第三世界国家的过剩人口比作“转移的肿瘤”,认为他们造成了饥饿问题同时也是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因为过剩的人口导致地球资源被过度开发或掠夺。福斯特驳斥道,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过剩问题究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些不发达国家过去曾经受到殖民主义的剥削,如今又受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竞争的威胁,无力发展经济以实现人口转型。他进一步指出,并非“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而是资本积累最高的地区”,“构成了对生物圈完整性的最大威胁”[2]16。(3)将原因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陷。以福山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态是对立的,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说,将社会主义制度视为缺乏管理、粗放型的、效率低下的社会制度。福山认为,只有富裕的国家才能够享有健康的环境。换言之,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贫穷,资本主义制度等同于富裕,而贫穷意味着环境恶化不可避免。这种观点带有迷惑性和欺骗性,它错误地将某种模式下社会主义制度的挫败夸大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失败,将历史阶段中某一特殊现象夸大为普遍现象,忽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就。

3.提出生态问题的应对策略时,颠倒治本之方与改善之法。在探讨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法时,生态虚无主义掩盖了治本的方法,却将细节末节的改善提升到治本的高度,这种本末倒置有以下几重表现:(1)提出自然资本论——为环境估算成本。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只要把自然资源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将环境从生态系统中分离出来,转化为如同其他商品一样可以估算计价的商品,那么环境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福斯特对这一做法提出质疑,认为自然资本化实则摒弃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简化为经济利益关系,人类一旦从获利的角度而非生态的角度对待自然,那么,自然环境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奥康纳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然资本”的修辞实则暴露出资本主义无限度追逐利润的贪婪本性[4]。(2)提出“科技万能论”——认为科技无所不能。“科技万能论”者鼓吹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能够通过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逐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最终解救生态危机。福斯特借用“杰文斯悖论”的解释驳斥了科技万能论,他认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必然会导致资本家利润的提高,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刺激民众对自然资源的需求,生态问题因此愈加严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生产目的下,科技进步对生态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治标不治本。(3)提出道德革命论——将个人道德变革视为根本出路。有西方学者呼吁开展一场人与自然关系上的“道德革命”,把拯救自然环境完全寄托在个人思想观念和道德素质的提升上。福斯特采用抽丝剥茧的方式揭露了这种观点的表面性和虚伪性,他承认民众确实存在有对自然环境的不道德观念,然而在个体不道德观念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更高的不道德”(higher immorality),这种社会制度的“结构性不道德”才是道德革命的指向对象,并且资本主义的“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treadmill of production)决定着“更高的不道德”,它是道德背后的真正动因[3]47。由此,道德革命最终应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命”。

总之,生态虚无主义将人们引入对生态问题的颠倒的价值观中,以致人们对生态问题的现状、根本动因、解决路径认识不清或本末颠倒,误导生态问题的真相。事实上,生态问题的产生与恶化同资本主义制度、生态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方世界观息息相关,生态虚无主义却刻意回避或弱化这些因素,将生态问题推卸到第三世界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人的本性等因素上,以至生态领域中的是非、曲直、对错被离奇地颠倒,生态虚无主义不断滋生与蔓延。

二、当今生态问题的内在机理透析

生态虚无主义为当今时代的生态修复与重建埋下了重大思想隐患,我们需要透过生态虚无主义的表征剖析当今生态问题的内在机理,审视当今生态问题的症因,厘清把握当今生态问题的几重特质。既不能将古代的生态问题与当今生态事件混为一谈,也不能混淆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

第一,当今生态事件的产生、表现和后果呈现出同质性。古代的生态事件呈现出个案性、局部性、地区性,从生态事件的产生、表现与后果上都有着异质性或差异性,与当今生态事件截然不同。当今生态事件从产生来看,呈现为相同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大量利用可能降低成本的公共产品,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并且制造出廉价的化学产品造成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其动因都是无限度追逐利润、获取更高的利润。当今生态事件从表现来看,具有相同的表征形式。有毒物质富集以及“三废”倾弃导致全球温室效应加剧、臭氧层遭到破坏;掠夺性开发、无节制浪费导致物种灭绝、能源枯竭;重金属废弃导致土壤、水质、空气污染等生态问题呈现出相同的症候。而在古代时期,人类滥猎滥渔、砍伐烧荒,生态问题只在局部地区表现出来,形式也不尽相同。当今事件从后果来看,危害着全人类的利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大师吉登斯指出,“风险环境”潜在地影响着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生态灾变或核战争便是如此[5]31。相较而言,古代的生态问题对自然的整体破坏性较小,影响的地域和人群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普遍。生态虚无主义混淆模糊了古今生态问题的界线,没有从古代和当今生态问题的产生、表现和后果等层面具体分析两者的根本差异性,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吉登斯分析道,雖然表面上看前现代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今天的生态危机相类似,然而仔细比较会发现,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来自于人为的风险,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性蔓延、工业主义和技术主义带来的。

第二,当今生态事件在时空维度上呈现出复制性和弥散性。当今生态事件在产生、表现和后果上呈现出同质性,究其根源在于生态事件的发生过程具有复制性。这种复制性表现为:在时间维度上,以往出现的生态问题今后依然会发生;在空间维度上,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的生态问题在其他地区或国家同样会发生,甚至会成为一种全球普遍性问题。相较而言,古代的生态问题不具有复制性,它的产生动因有着深厚的特殊背景。古代的生态事件表现出个案性的特质,在时空维度上大都不会重演,即使重演,也只会在局域性范围内重演,不会如当今生态事件一样大范围地重演以致扩展为全球性生态事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所有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情况。地理损耗——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美国和法国也是如此。”[6]生态问题正从个别地区和国家逐渐演变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当今生态事件在时空渗透上还呈现出无限弥散性的特性,即在空间的扩张上“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这一特性显著区别于古代的生态事件,古代生态事件受到疆域限制,难以无限扩张,表现出界限性与疆域性的特征。当今生态事件不断往两个层面弥散扩张:一个层面是在空间领域向外弥散扩张,从社区到城市到国家到世界范围,甚至于大气层和外空领域,扩张的领域愈加广泛,扩张的速度愈加迅猛,后果也是人类在短时间难以消弥的。例如,大气层面临的臭氧层损耗问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即使到2000年全部产生CFCs生产都停止了,今后100年间大气中的CFCs的水平还将增加3倍。”[2]27另一个层面是在微观领域向内渗透,从地表外界的污染延伸至地下、深海水域、空气以至人类自身。福斯特举例指出,随着有毒化学品与杀虫剂的普遍使用,环境的污染问题正由“可见的危害”向“微型毒性”(microtoxicity)扩展。

第三,当今生态事件受到资本逻辑的驱使。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现代性,正是资本逻辑不断展开、不断社会化的产物,并持续围绕着资本逻辑运转。”[7]资本逻辑的本性在于追求利润,这种逻辑与生态是完全对立的。一方面,资本逻辑的运转会造成自然的异化。资本主义为了扩大资本积累无限度地生产,在经济发展层面没有限定性,而自然的发展周期与节奏是有自我限定性的,自然无法满足资本运行的周期与节奏。由此,自然生态系统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有限的自然生态系统无法支撑无限的资本积累与增长。正像福斯特指出的,“资本主义是几何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原材料迅速消耗使环境问题日趋恶化。”另一方面,资本逻辑的运转会造成人的异化消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既反映在生产上,又体现在消费定向上。在“虚假消费需求”的导向下,商品的使用价值被遮蔽或弱化,交换价值被强调和凸显。资本主义生产已不仅是实现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还转化为满足商品交换价值的生产,造成了自然资源有限性与消费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扩张本性的揭示,认为需要“变革当前的生产方式及整个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堵住危机的源头。“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8]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与增长尽管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却将公共的自然生态环境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第四,当今生态事件以科技主义为背景支撑。马克思指出,“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在这里同样表现为直接包含在资本中的东西。”[9]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科学技术变成资本家为追逐最大利润而破坏自然生态的工具,即使作为“精神产品”也被异化为资本的内在要素,成为推动资本积累和增值的工具性价值存在。所以,当今生态事件具有科技主义的背景支撑。17世纪以前,科学技术依然从属于宗教,人们抱有对自然与宗教神学的崇拜,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处于比较原始与粗糙的水平,人们使用技术工具不会对自然造成整体性灾难性的破坏。然而17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推进,科学技术被纳入资本逻辑中,“科学与技术的联盟所构筑起来的现代工业,以过去世世代代所不能想象的方式改变着自然界”[5]53。一方面,在科技理性的导向下,人类制造着科技主义带来的神话,即借助于科学技术,人类能够控制自然并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颠覆了17世纪以前崇敬自然、尊重自然的观念。人类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身上的“佩剑”,科学技术的功能是帮助人类对自然发起掠夺和进攻,人类通过控制自然、破坏自然原貌及肆意挖掘自然资源来实现对自然的统治权力。另一方面,在经济理性的思维方式中,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是经济指标的提升和物质财富的增长,体现出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在这种物质幸福观的指引下,自然的内在价值被遮蔽,科技手段被用于开采自然资源以获取经济利益。由此,人类运用科技的现代实践方式“正在终结着自然”,人类获得物质财富极大涌流时,也承受着自然所产生的反主体效应,步入越陷越深的生态危机中。

三、生态虚无主义的矫治路径

面对当今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我们需要对生态虚无主义所造成的是非颠倒进行再颠倒,探索生态虚无主义的矫治路径,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设生态文明,逐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首先,打破西方文明为中心的逻辑,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以其巨大的物质力量在全球蔓延、扩张,西方文明中心论代表着西方社会对其文明的自信与认同。然而,马克思早就断言西方文明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不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人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重重矛盾,以及西方文明对于重重矛盾难以解决的尖锐冲突,沃勒斯坦、汤因比、斯宾格勒等学者一方面为西方文明辩护,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间接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制度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事实上,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工业革命仅仅三百多年,地球生态就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对象客体化(objectification)的思维方式主导下,自然被作为满足人的无限度欲望的对象来理解和操控,人们既反对消耗自然的消费方式,又难以舍弃破坏和掠夺自然资源所带来的生活便利性。同时,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拆分碎片化(fragmentation)思维方式中,自然作为人类改造的客体对象被无情地拆解,并运用于工业生产。可见,西方文明为中心的逻辑不仅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反而会加速并放任生态危机的恶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西方工业文明不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运行机制与基本结构的根本超越,这种超越源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扬弃了西方工业文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倡导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生产和适度消费,着力推动人类社会共同体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源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理念注入人们的思维模式,使人们秉持具有生态内涵的发展理念,引导人们遵循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规律,在自然的可承受限度内发展经济;源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内在统一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整体历史进程科学理论的实践,能够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范式的整体性生态转型。

其次,摒弃征服自然的世界观,形成敬畏自然的世界观。近代以来机械论世界观将人类引向征服自然、漠视生命、分解整体的价值取向,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强化的进程中实现对自然的祛魅化,改变了传统的整体论、有机论世界观。唐纳德·沃斯特指出:“达尔文和其他科学家们所揭示的那个无目的、机械论世界的‘广泛冷漠’早已遗弃了人类精神这个孤儿。”[10]传统精神在这个时代的颠覆和遗弃,意味着世界观的彻底颠覆。17世纪以前,人类将人与自然视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整体,人类对于自然所表现出的神秘性抱有敬畏之情,西方将自然称为“nature”,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天机”,即自然具有本来的内在天性。然而,自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科技主义兴起以来,人类开始用理性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构建起机械论世界观下的实践方式。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人与自然是主客二分的,自然是外在于人类的物质客体存在,人是唯一的精神主体,人可以用控制机械的方式对待自然。培根则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控制自然。在这种征服、控制自然的世界观指引下,全球化逐渐同化了具有差异性的乡土文化,自然界作为经济的外壳被设计并控制,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日趋蔓延,人类破坏自然的进程不断加剧。因此,在世界观的树立上,人类必须摒弃征服、控制自然的世界观,形成敬畏、尊重、善待自然的世界观,回归于人类对自然持有的“初心”,回归于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描述的状态:人类对头上星空凝神思索,从而内心产生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11]。正如《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提出的:地球,我们的家园,是生机勃勃的生命共同体。人类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只有放在人类所生存的整体环境中,才会有意义,从而建构一个互利共生的和谐的爱的整体。人类需要将自然视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在敬畏、呵护、热爱自然中复自然之魅,形成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荣共生的价值理念。

再次,颠倒机械论的时空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近代以来,世界观的改变主要以时空观的改变体现出来,正如海德格尔所分析的,这种改变表现为机械论时空观的传播。机械论时空观是一种超社会历史的抽象的时空观,以抽象的自然界或抽象的物质作为载体,从横向维度上把时间解读成无差别的同时性,从纵向维度上把时间解读成同质的连续性,把空间理解为与地点相分离的虚化空间,既掩蔽了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形态下时空内涵的质的差异性,抽离了时空内涵的社会性与历史性,又掩盖了不同场域下时空内涵的地域性。这种机械论时空观的流行必然导致生态问题的恶化,人们生活在如吉登斯所言的“脱域”(disembedding)的社会情境下,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不可避免地处于疏离的境地,人类进入了与实体自然相分离的“人为世界”中,主体化得以无限扩张。一方面,具体的空间与具体的时间相分离,出现了虚化的抽象的时间。机械钟表的发明与使用让人们建立起标准化的时间概念,人们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依靠自然地点或自然现象来分辨时间。另一方面,具体的空间与具体的地点相分离,出现了虚化的抽象的空间。世界地图的使用让人们具有了标准化的空间概念,不必像传统社会那样受具体的地点支配。时间与空间的虚化导致社会的虚化、自然的虚化,人们可以不受“在场”(presence)的支配,按照主观的想法来设计“人化的自然环境”,甚至于“再造地球”。在再造地球理念的影响下,人类打造出脱离实体自然环境的人化世界,尽其所能地改造、冒犯、干扰自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控制、设计、拆解自然,生态危机由此产生。我们应当对机械论时空观进行颠倒,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以改变人们虚化自然的观念和行为。“马克思从来不以超历史、抽象的態度来谈论时空问题”,“马克思的历史时间是复杂的,非线性的,不能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均匀流逝的时间”,并且空间与时间存在着“即时的统一”。由此,“马克思既不把时空理解为纯粹主观的意念,也不把时空理解为完全与人的意识和实践活动相分离的纯粹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从主客体统一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并论述时空问题的。”[12]

最后,打破科技、市场、道德解决生态危机的神话,从制度层面探寻根本出路。当前,人們提出了种种方案以解决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其中,受生态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人寄希望于道德、市场、科技等方法与途径,将之视为解救生态危机的万能法宝。事实上,生态问题的根源并非工具方面的原因,而是本体论方面的原因,将生态问题的解决放在道德、市场、科技等工具层面的手段上,难以治本。正如福斯特分析的,这些流行于西方世界的方法只是人类企图消除生态危机的幻想,由于它们回避了资本主义制度,都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针对道德革命论,福斯特认为将解决环境问题寄托在道德领域、思想观念方面,是不可能达到消除生态危机的目的的,因为“将生态文化和价值相融合的道德革命”撇开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核心的变革。针对自然资本论,福斯特指出这种理论只是乌托邦神话,它建立在自然环境可以成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理论上,是一种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界简化为市场产品的荒谬思路。针对科技万能论,福斯特强调指出,生态问题的核心在于自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而非科学技术。可见,在不触动本体论层面的制度的前提下,试图从工具层面的举措入手来消除生态危机是无济于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和扩张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当前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其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是物质资料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统一,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是公有制基础上的互助合作关系,能从根本上遏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以及生产的无序扩大,也不会将发展建立在掠夺他国资源的基础之上。其二,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的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生产的科学性能够避免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消费,从根本上反对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发展。其三,社会主义制度秉持自然资源社会公有的理念,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界和资本之间的对立关系,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总之,社会主义制度符合自然发展的规律,符合世界公正公平的生态新秩序,是消除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尼采.权力意志[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80.

[2]J.B.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99.

[3]J.B.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2.

[4]岩佐茂.环境的思想[M].冯雷,李欣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69.

[5]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21.

[7]郗戈.从资本逻辑看现代性逻辑的生成与发展[J].社会科学辑刊,2010(1)∶30.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1.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1.

[10]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36.

[11]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20.

[12]俞吾金.马克思时空观新论[J].哲学研究,2006(3)∶14-19.

【责任编辑:黎 峰】

作者:汪馨兰 秦亚君

马克思时空观研究论文 篇2: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培养时空观念的策略

【摘 要】本文以高中必修 I《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教学为例,论述将时空观念的学科核心素养培育贯彻落实到历史课堂教学中,提出宏观把握细微切入,于时空细节觅缘由;主线牵引历史进程,于时空纵横明主线;时空转换观照现实,于时空深处悟情怀等策略,通过知识的小切口、思维的大空间实现历史时空建构。

【关键词】高中历史  核心素养  时空观念  家国情怀  培养策略

新颁布的 2017 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历史学科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等五大学科核心素养。其中,时空观念是诸素养中学科本质的体现。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任何历史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发生的,只有在特定的时空框架当中,才可能对史事有准确的理解。”时空观念就是要培养学生通过历史学习“能够运用各种时间术语描述过去,能够按照历史时间顺序和地理因素,建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理解历史上的变迁、延续、发展、进步等的意义,并对史事作出合理的解释,进而在认识现实社会时能够将认识的对象置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进行考察和分析”。本文以南宁市第四中学董莹莹老师在南宁市高中课程改革总结样本学校展示研讨活动中展示的研讨课为例,探索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本次课以人教版高一必修 I《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作为教学内容,老师通过合理的教学设计和恰当的教学策略引领学生穿越历史的时空,回到历史的现场,探寻历史的奥秘与真谛,同时关注现实问题,实现了教育服务于国家、社会的育人价值,符合新的历史课程标准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

一、宏观背景,细微切口—— 于时空细节觅缘由

讲授一个历史事件都必然要从历史背景开始,让学生了解历史事件在特定时空下发生的原因,从宏观角度把握历史,但部分教师在教学中常会简单地就教材知识讲背景,而教材的背景知识往往是比较宽泛的总结性描述,学生因此对事件的发生背景缺乏直观的感受。如何从细微的切口呈现宏大的背景,用细节的历史来说明宏观的问题呢?《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一课的开篇,老师用“Who is Marx?—— 从贵族女婿到无产阶级代言人”这一标题导入。这里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但是老师没有直接进行直白的设计,而是以疑问句的方式带出了一个悬念,从学生虽然名字烂熟于心却对其并不真正了解的伟人的家庭出生和经历入手,通过材料及教师的解读向学生展示了一幅美好的画卷,这幅画卷描绘了一个家庭出生优越、努力向上、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可以预见的美好未来。这时,教师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年轻人后来却离经叛道,创立马克思主义,成了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这个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探究兴趣。教师接着向学生展示了一系列材料,把学生的思绪拉回到 19 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和欧洲,通过材料的解读,学生直观感受到了工业革命背景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剥削、工人的贫困、革命浪潮的兴起以及马克思对广大无产阶级命运的关注与同情。按照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要求,高中历史学业质量水平中学生时空观念的培养需要达到四个水平等级,其中第四个水平等级是“在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独立探究的过程中,能将其置于具体的时空框架下;能够选择恰当的时空尺度对其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在此基础上作出合理的解释”。在本内容教学中,教师把问题放到历史的时空当中,用塑造立体、饱满的细节人物形象的办法,帮助学生通过细微切口去触摸大历史的脉搏,于细节之处探寻马克思主義诞生的背景,对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条件做出合理的解释。通过时空的穿梭,学生理解了马克思思想逐渐转变的原因,领悟到了为什么一个家庭背景很不错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这样的设计使遥远的历史变得不再是乏味无趣的,而是有血有肉地展现在学生眼前。

所有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的发生都是一个又一个小事件不断发生并交错影响、步步推进的结果,而学生现有的阅历和知识水平决定了他们很难从学术和理论的高度去准确把握历史事件的起因。“历史思维必须让学习者接触真相(材料),历史‘故事’不是讲出来的,而是用真相(材料)建构的”。客观丰富的历史细节材料、生动细腻的人物刻画能给学生提供亲切直观、富于意义的史料,使学生摆脱知识和思维的局限与束缚,激起学生探索研究的兴趣,带领学生回到历史的现场,通过蕴含生动历史细节、描述性而非结论性的史料引导学生经过分析、综合、比较的思维互动后,得出个人判断与历史结论,培养学生准确通达的历史时空观念,回到现场的历史思维特征。

二、历史进程,主线牵引—— 于时空纵横明主线

教材中本目的两个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以及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巴黎公社。老师在教学设计中打破教材的束缚,用了“Where is Marxism?—— 从布鲁塞尔到北京”这样一个标题来带领学生从整个中外近代史的时空长河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它在全世界范围产生的影响。老师首先把学生带到 1845—1848 年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带领学生探寻《共产党宣言》是如何从酝酿到发表的,从相关史料引导学生总结出《共产党宣言》内容中的三个关键点:“人类社会发展的光明前途: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光明前途的方式: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无产阶级走向光明前途的力量:无产阶级政党。”从而使学生在求真求实的历史证据意识中理解了为什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部纲领性文件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接着老师用“一次悲壮的尝试”为标题,把学生的思绪拉到了 1871 年的巴黎,通过教材知识和史料的解读,带领学生去探究巴黎公社的“壮”与“悲”,去切身体会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是如何为争取平等的权利和美好的未来而顽强斗争,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及无产阶级自身的局限又是如何导致斗争失败的。至此,教材中的两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巴黎公社”已经得到解决。但是,老师此时打出了本目的第三个主题“一个不灭的标志”,把学生的视线带到了 1918—1919 年的中国,结合初中时学生已经学习过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带领学生回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相关史实,进而去探寻马克思主义为何能从欧洲传到中国,从西方传到东方,成为人类近现代发展进程中一盏永恒的明灯、一个不灭的标志。在教授历史事件的过程时,教师没有按照教材内容的编排照本宣科地展开,而是用了三个空间地点:布鲁塞尔、巴黎、北京,再通过时间顺序,教师把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传播以及影响以不同时空的切换让学生能俯瞰历史的全局,而不是只能体会其中散落的星星点点。历史的主线在老师的提升串联中变得清晰而明朗。

“一般说来,教科书是教学内容的主体,但仅仅依据教科书来安排全部教学内容是不够的。教学内容广义上讲是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应该获得的思想、观点,以及良好行为习惯形成的总和”。如何用教材教历史,而不是简单地教教材,这要求教师对教材内容进行重新整合选取,提炼出明确的教学主线。明确的教学主线在历史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没有明确的教学主线,课程学习的线索就不凸显,课堂就缺乏清晰的脉络,教学过程必会形散神亦散。新课程标准中的学业水平等级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将某项史事定位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下;能够利用历史年表、历史地图等方式对相关史事加以描述;能够认识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在本节课的教学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通过纵横的几个重要史实加以贯穿,再结合地图的方位,在时空的转换中,这个教学主线一直牵引着学生的学习过程及思维过程,教学做到了形散神不散。学生于清晰的历史發展时空主线中感悟了知识,提升了能力。

三、时空转换,观照现实—— 于时空深处悟情怀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不仅需要学生具有准确通达的历史时空观念、合乎逻辑的历史推理意识、求真求实的历史证据意识,更要有观照现实的历史价值引领。历史教学没有对现实的引领,就是一节没有“灵魂”的课,如一个人缺乏了脊梁的支撑,就不能顶天立地。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新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历史课程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科学的阐释,将正确的思想导向和价值判断融入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中。”历史学习的能力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学习使学生能理解过去,解释现实,预测未来。在本课的最后环节,老师用了“Marx is back!”这样一个大气而震撼的主题把学生从历史拉回到了现实。教师通过史料向学生展示了当今世界发展遇到的种种现实问题,进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中的价值所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发展进程中的现实意义。正如加拿大学者帕尼奇在《完全现代的马克思》一文中写道:“如果当下的危机已经证明了什么,那就是,马克思才是更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美国学者马特·伊格雷斯亚也说:“这是一个向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习的时代,没有其他的时代能与之相比。”通过时空的转换,学生的视线回到了现实,用历史观照现实的价值得以实现。不少学生脑海中“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观念得到了及时纠正。“历史教育皆体现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意志。”历史学科的育人价值在这样的教学设计中得到了有效落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不论是从国家意志的层面还是从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层面,引导学生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从历史时空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历史教学所应达到的一个基本学习要求。而作为一项伟大的科学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传播及影响涉及许多较深奥的理论层面知识及较复杂的历史时空跨度,因此绝大多数老师在这节课的教授上很难把握,往往容易上成一节枯燥无味的历史理论课。而老师的教学设计中充分发挥了历史时空的作用,经过老师的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的诞生、传播过程以及对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影响在历史时空的转换中清晰可见,落地有声。

这一教学案例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思考,“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已经是一线教师所共知的道理,但真正在课堂教学实施中,不少教师还是就教书而教书,缺少对新课标的领悟、对教材的挖掘与思考,更缺少对历史教育价值的思考。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一课的教学中,教师根据新课标要求确立了本课的大主线与小切口,精选了教材相关知识并结合教师自己的课外阅读收获,把马克思主义诞生及影响这条主线放在大的时空背景之下,给学生从高处俯瞰历史的整个宏观时空。同时,老师又没有忘记发挥历史细节的作用,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出生、《共产党宣言》的内容、现实世界的危机及马克思主义的回归等历史小切口带领学生走进历史深处,探究历史的因缘,再把学生从历史带回现实,用历史照亮现实,培养学生良好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一节高质量的课堂教学需要教师对新课标的领悟和教材的挖掘,更需要教师在提升自身专业化水平基础上对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真正领会与贯彻。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领悟,在领悟中提升,进而实现课堂教学的转变。只有教师改变了,课堂才会改变,学生才能改变。

【参考文献】

[1]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2]朱汉国.历史学科核心素养释义[J].历史教学,2018(3)

[3]盛群力,等.试论系统设计教学中的备课程序[J].教育研究,2001(5)

[4]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5]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文森特·莫斯可.马克思归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黄小娜,南宁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历史学科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

(责编 江月阳)

作者:黄小娜

马克思时空观研究论文 篇3:

“马克思主义与网络”研究综述

摘 要:文章归纳了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网络”的相干文献,指出现有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网络文化之间的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比较宽泛,对具体的网络文化现象研究得不够深入,大部分还是将网络文化视为“他者”,缺乏鞭辟入里的切入;二来大部分处于“以论证史”的阶段,多集中于以现象来印证理论的层次,缺乏理论与现实互相激发、互相促进的立体层递式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网络文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把握时代脉搏,解决最新问题,探索时代大势,回应时代发展进步要求和方向。而对当代世界来说,网络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新的时代大势和时代问题。如何在新的网络语境下来把握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解放个体的哲学语境中来具体剖析、解释、把握、吸纳新的网络文化现象,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的重要使命。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网络的关系,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方面,对网络语境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机遇、新视角等方面问题的研究。这一方面的论著如朱朝阳《论个体、社会与网络的关系问题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题中之义的必然性》提出,网络已经成为个体实现自身发展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途径,在网络社会,新兴事物层出不穷,新问题不断出现,这正好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材料和机遇。刘莉《Inter网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蕴涵》、李晓炜《多元网络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适用》等文章提出,Inter网作为新的信息技术和“虚拟空间”两方面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存在方式,拓展着人们的交往空间、扩大着人们的实践领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实现着人的个性和自由;同时也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客体关系、物质观时空观、唯物史观的内容。

第二方面,在交往理论框架下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网络的关系。例如张诗曼《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下的网络交往初探》提出,在网络交往的关系中,网络空间是一个没有现实社会的背景的虚拟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阶级划分,社会成员消除了现实社会的背景、身份和限制。网络交往的这种虚拟性,彻底颠覆了理性主体的确定身份,人类个体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改变。所以说网络交往学说不同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学说,但是又离不开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延伸。相关文章还有孙剑秋《网络交往主体性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角》等。

第三方面,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视域来解析网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代表文章有陆俊、段祥伟的《评网络行为的“绝对自由观”——基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的网络行为分析》,其指出,网络行为自由不是摆脱目前网络行为所受到的各种技术、政治、法律等限制而为所欲为,网络只是在人们实现自由的过程中为其提供达到自由目标的一种工具或平台。因此只有现实的、历史的网络行为自由,没有无条件的、绝对的网络行为自由。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为我们充分认识网络行为自由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这类文章还有高文苗的《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网络社会人的发展研究》、甘再清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视野下的网络交往自由研究》等。

第四方面,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网络失范和网络暴力研究。该类研究在2008年和2011到2012年间,受相关网络事件的影响,有两次较为明显的研究热潮,出现的相关论著有李勇《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看网络异化与网络伦理》、祝娟《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看网络失范现象》等。本类较为全面的研究有浙江大学方益权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下的网络危机事件研究》,该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和本质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导向。围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逻辑起点和本质目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追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权力、权利等具体价值目标,通过追求这些具体价值目标保障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权力、权利是保障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的必要工具和手段。

第五方面,网络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相关的重要论著有刘基、苏星鸿的专著《网络境遇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问题研究》,谭可可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网络传播研究》等,文章有张燕国《“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出了哪些新要求》、王健《新大众与马克思主义的新大众化》、吴毅君《网络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邓国峰《网络传媒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问题》等,该类文章主要观点是,网络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环境、口标、管理、方法提出新挑战。加强网络文化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正确处理全球化和民族化、主导性和多样化、虚拟和现实的关系。

第六方面,其他角度。王璨《从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看网络经济》使用《资本论》中关于经济的相关知识,指出了网络经济的积极与消极方面。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文化诗学》等相关文章,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的角度来谈网络文学。张昆《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新发展》指出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马庆《“一般的公正”——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温》提出在以新媒体为主导的网络时代,信息与意见的多元正逐渐成为新闻传播中的常态,这恰好符合了马克思“一般的公正”的新闻思想。

这六个部分的研究各有特点,就马克思主义与网络文化之间的某些关联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富有启发的研究。但总体来说,现有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网络文化之间的研究,一来比较宽泛,对具体的网络文化现象研究得不够深入,大部分还是将网络文化视为“他者”,站在网络文化外部观望,缺乏鞭辟入里的切入;二来大部分处于“以论证史”的阶段,多集中于以现象来印证理论的层次,缺乏理論与现实互相激发、互相促进的立体层递式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晓炜:多元网络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适用[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2)

作者简介:

戴绿红,女,福建泉州人,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网络新文化。

作者:戴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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