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200多年前, 《吕氏春秋》就对语言哲学和语境进行过极有深度的思考, 论及了与语境相关的诸多问题, 体现了丰富的语境学思想。
1 广义的语境观和各个语境要素的重要性
《不屈》篇中对语境进行了论述:白圭与惠子初次相见后, 白圭打了一个比方:新妇“宜安矜烟视媚行”, 但有个新妇甫进夫家就指出诸多应改进的问题, 对此白圭说“此非不便之家氏也, 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 其说我有大甚者。”白圭并不否认惠子话语的正确性, 但是他不满的是两人刚刚认识惠子就说了这样的话。即使批评、指正别人的出发点是好的, 对对方是有益处的, 但如果不顾时机与场合, 也是不能产生效果的, 甚至会让人反感。也就是说, 要选择合适的时间与场合进行言语交际。显然, 这段话谈的是语境问题, 而且他们所说的语境是广义的语境。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吕书是如何认识和把握广义的语境因素的。
1.1 实际情景因素
时间是言语交际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言语交际一定要注意时机。这是语境理论的基本要求。如上例, 在“交际双方初次相见”这一特定时机中, 惠子显然违背了这一要求。《首时》篇中列举了一系列能够利用时机, 功成名就的贤人。比如伍子胥在谒见王子光时因相貌不佳被拒。所以伍子胥想出了再谒见时遮住面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办法, 获得了认同。相貌对他构成了障碍, 但他却对稍纵即逝的时机把握得巧妙, 因此效果是明显的。可见, 能否把握时机对于交际的有效与否有着很大的影响, 因为“天不再与, 时不久留, 能不两工事在当之”。
地点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亦可理解为“场合”。因为只有加上语用主体的活动时某一地点才能成为语境学意义上的言语交际的具体场合。《精谕》篇中周公旦在“廷小人众”的情况下选择“徐言”, 在这种特殊场合中反而更为合适。这就告诉我们, 交际方式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 而是要考虑具体情形, 注意场合, 根据不同的场合采用不同的交际手段。
交际目的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语境因素, 它其实是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的内在动力。如上文所说的伍子胥的故事, 他把握了言语交际的目的和听话人的交际心理, 及时地调整了表达方式, 使得听话人消除了抵制情绪, 对他的话语产生了认同感。我们可以看出, 吕书对于言语交际中交际目的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 如果不能调整好交际目的和表达方式、表达技巧之间的关系, 一味地强调目的而忽略过程与方式, 其结果当然是南辕北辙的。
1.2 社会背景因素
《当染》篇以染丝为喻说明语言环境, 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对语用主体的影响:“染于苍则苍, 染于黄则黄”, 大至“国亦有染”, 小至人亦有染, 从正反两方面来说明“所染当”和“所染不当”所造成的两种有云泥之别的结果, 它从一个侧面间接地反映了语用环境对语用主体的巨大影响。因为整个社会的、大的政治环境是影响语用交际的因素之一, 而且在战国时期, 谋臣策士们总是依靠纵横捭阖的说辞和高超的交际策略来影响甚至决定国家的政治行为, 所以从中可以推知编著者们对语用环境的重视程度。
2 语境的功能
关于语境的具体功能, 《吕氏春秋》也从不同的角度和标准进行了简单的讨论。它的许多交际理论都涉及到了语境的功能和作用问题。
2.1 准确理解言辞的真实含意要依靠语境
言语交际涉及到的因素繁多, 当交换的信息不对等的时候, 可能就无法实行成功的交际。《察传》篇意识到了:“辞多类非而是, 多类是而非。”那么究竟如何准确地理解言辞的真实含义呢?《察传》篇给出的建议是:“缘物之情及人之情, 以为所闻, 则得之矣。”这个“物之情及人之情”就是语用学上所说的语境中的背景知识因素。如果传闻与常识不相符合, 那么我们就应该慎重考虑其话语意图和真假对错。如宋国之丁氏“穿井得一人”的故事, 许多人信以为真, 就是没有考虑常识这种语境因素, 把“穿井得一人”孤立起来, 推出了挖井挖出一个人的荒谬结论。
《吕氏春秋》还较早地提出了语境推理的观点, 它在《别类》篇中提出了“类固不必”的著名命题:“类固不必, 可推知也?”文中举了颇多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如莘和藟、万和堇、漆和水、金和锡。同种物质的叠加并不必然导致其性质的叠加, 也就是说, 同类相推的结论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小马”为“大马之类”, 而“小智”绝非“大智之类”。具体的情况应当具体分析, 同理, 人们在交际时也应当根据具体的语境进行推理, 以保障交际的顺利进行。
汉语由于多音、多义语词的存在、语法结构的层次不同、脱离语境的断章取义、比喻、双关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交际双方的主观意图等复杂的因素都会导致歧义或曲解的发生。较为著名的例子有《察传》篇中记载的鲁哀公问孔子“夔一足”之事。“足”分别有“脚”和“足够”的意思, 鲁哀公片面地理解为夔只有一只脚, 孔子则结合夔用音乐帮助舜教化天下的背景得出结论:像夔这样的人有一个就足够了。语境在这里起了解释和过滤的作用。接受者在接收有岐义的话语之后, 应该根据语境对多义进行筛选, 对岐义进行消解, 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理解。鲁哀公所依据的语境和这句话的表达者所依据的语境不一样, 就造成了信息的损耗, 导致他做出了错误的理解。对于这种情况, 吕书的态度是“得言不可以不察”、“辞多类非而是, 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 不可不分” (《察传》) , 这个“察”就是要求交际者考察语境。
2.2 辩论要依靠语境
关于辩论, 《吕氏春秋》同样着眼于语境。编著者们有时提倡辩论, 有时又反对辩论, 提倡或反对, 都有具体的分析。《用众》中说:“辩议不可不为。辩议而苟可为, 是教也。教, 大议也。辩议而不可为, 是被褐而出, 衣锦而入。”辩议或不可辩议, 是要分情况对待的。显然, 吕书并不是一味反对辩论, 认为辩论是国家大害的。针对交际双方不同的身份和交际目的, 吕书给出了宜辩或不宜辩的建议, 都考虑到了语境的制约或影响。
3 结语
吕书中有许多篇幅触及和分析了语境因素, 还用精辟的例证证明了言语交际时技巧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整理和保存这些宝贵的语用思想, 并希望能从中得到启示, 使之为现实服务。
摘要：《吕氏春秋》从语言实际应用的目的出发, 提到了广义的语境观, 谈到了诸多语境因素, 如实际情景因素、社会背景因素等, 并分析了它们各自的语用功能。
关键词：《吕氏春秋》,语境,语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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