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社会主义理论缺陷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伊藤诚从克服凯恩斯主义、苏联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出发，提出了民主、分权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尽管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重大挫折．但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改革以及欧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中．伊藤诚看到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社会主义理论缺陷论文 篇1：
作为建构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刘长军(1976- ),男,河南商丘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秦国伟(1978- ),男,山东日照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存在,具备三种相互关联的结构形态: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描述结构。任何一种结构的塑成与稳定,都与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息息相关。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将其三种结构根植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联系中。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描述结构;辩证统一
在大量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教科书或者学术专著中,其逻辑体系几乎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一国两制与和平发展等板块形式来建构的。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能够将这一理论体系具体结构的实体性内容以感性的直观突显出来,但同时也存在着没能将感性的直观升华至理性的思维、过多地囿于具体结构而较少关注分析结构、缺少对描述结构的科学运用等缺陷。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存在,具备三种相互关联的结构形态,即: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描述结构,每种结构的塑成与稳定,都与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息息相关。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将这三种结构根植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联系中。
一、具体结构
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大都具有直观上的具体结构特征。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思想、观点,同样可以从梳理外部特征入手找出其具体结构。从直观思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进入理论视域的不是它那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和环环相扣的推理,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构成性因素。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它们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同时也塑成了该理论体系的骨架性内容。
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该理论体系本身的实体性内容,而是基于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这一基本的道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结构形态都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涵盖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基本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大理论成果,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现实。因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要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掌握其具体结构的内容,否则就谈不上“研究”或者“分析”。但是,认识事物的目的是从规律和本质的高度来把握其发展的客观趋势,以实现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愿望。显然,具体结构是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奠基性工程。但是,具体结构又不可避免地内生出直观、感性、肤浅的缺陷。现有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书籍之所以有“众口一味”的感觉,其原因正在于此。所以,我们需要从感性的直观进一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机理,梳理出该理论体系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从理性深度进一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形态。
二、分析结构
从具体结构出发,经过分析、综合、判断等逻辑过程,就可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领域和分析结构。相对于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是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把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其分析结构的历史使命是暂时抛开具体结构的外在形式而找出其深层次的、本质的东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结构,可以分成以下三层相互关联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
第一层,核心结构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由于这一层级地位的特殊性和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就需要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核心的概念,该概念既是整个理论体系最基本的范畴,又可以合乎逻辑地导出理论体系的其他范畴、命题、结论。换言之,从这个概念的简单规定性开始而递次塑成的一系列后概念的规定性,则从简单发展为复杂、丰富、具体和感性。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应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改革开放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围绕上述两大矛盾而展开的。其后所有的范畴、命题和结论,都基于这两大矛盾的辩证运动及其解决,并遵循一定的方式而有系统、有层级、有结构地展开为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从而确证和支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矛盾”这一概念的统领性和建构力,也恰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
第二层,亚核心结构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亚核心结构圈虽然不具有核心结构圈的统领功能,但它却是连接核心结构圈和第三层的结构外围圈的中介,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将核心结构圈的功能继续向外辐射、传送,输入结构外围圈;另一方面,它又将结构外围圈的信息反馈至核心结构圈。在核心信息流和外围信息流的不断交换中,亚核心结构圈同时吸取双方的优点,并剔除异于自己的概念和范畴,从而既强化了自身的功能,又弱化了侵蚀自己的信息。这一层级的功能,主要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哲学奠基,夯实理论体系质的规定性,把握理论体系正确的发展方向,正视理论体系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本质、发展战略、发展阶段、发展动力等,成为亚核心结构圈的主要内容;而道路、主题、主线、旗帜、方向、理想等重要概念,也成为这一层级不可或缺的探讨对象。
第三层,结构外围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为了保障核心结构圈和亚核心结构圈功能的顺利实现,结构外围圈的内容必须基于社会稳定和政局安全的基本考虑,以如何和怎样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己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国防、军队、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政党建设、祖国统一等,便成为这一层级的主要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联结核心结构圈、亚核心结构圈和结构外围圈的生命线,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观形态就是“人民性”。群众利益无小事,人民冷暖系生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主线,必须彻底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分析结构的体例安排上,将“全民共享”的价值取向作为理论红线贯穿其中,将民生、共享、共富、人民利益等充分展现在理论体系的描述结构中。与“以人为本”紧密联系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体中,生产力又成为重点研究对象。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其本身就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重点关注。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出发,衍生出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渴求,进而推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政党建设等上层建筑的发展。
三、描述结构
描述结构的历史使命,不是深化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研究,而是运用自己的思维、采用恰当的形式来表现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在机理。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在构建这种理论体系时,既要根据事物本身的内在要求,科学地安排其概念群和范式谱系的排列次序,又要考虑人们主观因素的影响,比如认知度和接受度的超前性或滞后性。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范畴、命题、逻辑起点等并非绝对服从其形成和发展的时间序列;它们之间的联系方式和前后位置,允许在描述结构中出现符合历史的差异。
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曾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18这两条道路分别论述的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第一条道路指研究方法,从感性的具体和客观现象(包括研究起点)进入理性思维,进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第二条道路指叙述方法和逻辑方法,它是以逻辑起点为基础来说明具体的、感性的现象,采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过程。研究起点虽然不完全等同于逻辑起点,但是两者并非风马牛不相及。研究起点必须能够从逻辑起点得到合乎理性的解释,逻辑起点也应当得到研究起点的现实支撑,两者的异同性在描述结构的运用中更为突出。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111描述结构的科学运用,可以使玄奥的分析充满理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例如,即便是当年与马克思的观点完全对立的《星期六评论》,也不得不承认《资本论》的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108。可见,科学的描述结构决不是流水账式的线性记录,而是力图将研究的焦点和中心要旨汇集于简约和凝练的逻辑安排中。这样,描述结构必须在实现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辩证统一的同时,努力实现叙述方式上的科学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与构建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过程应当是辩证的统一,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重合,即两者是“经过修正”的一致。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是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其中,既充满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真相,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和前进方向,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掺杂着非本质的、偶然的假相,扰乱甚至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用描述结构来安排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就必须适当“修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自发形态,屏蔽大量次要的和非本质的现象,从而将逻辑重点和研究重点在描述结构中前后一贯地联系起来。因此,描述结构的科学运用,决不等同于它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如影随行的反映,而是经过选择、筛选、过滤等逻辑过程,力求揭示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规定性。因此,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在描述结构中出现的差异,不仅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背离,恰恰反映了该理论体系内在的规律性,是更深层次的科学把握。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曾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43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充分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辩证统一和有机联系,充满了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若以此为据,则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用纵向历史和横向比较的方式较为理想。原因有二:
一是从时间序列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第二大理论成果,而作为其构成内容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无一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速度和质量,各个理论成果之间的代际传承,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必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也符合“论从史出”的基本要求。
二是从空间比较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形成的,其概念、问题、论域等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借鉴了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成果,还大胆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描述结构就不能不采用空间比较的方式,将自身与他者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对比,在甄别比较中真实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面貌。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描述结构,既要体现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也要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同时还应当具有理论的前瞻性,科学地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在建构理论体系整体性的同时,合理安排其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
四、三种结构的辩证关系
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往往较多地关注其具体结构的实体性内容,而缺少对分析结构和描述结构理性的条分缕析。有论者甚至认为,掌握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就可以科学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这是明显的误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成内容丰富而完备,其问题范式鲜明而独特,各阶段性成果都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政党等内容。因此,若不用恰当的描述结构梳理出同质内容的关系,就难以说明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实际上,在三种结构中,具体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骨架性内容,它支撑着整个理论体系的框架和发展方向。没有具体结构的实体性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结构就缺少研究的对象,而描述结构也将因缺少基础性质料的支撑而丧失科学方法的运用。
分析结构是在具体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规律性和本质性的东西。通过对具体结构的科学分析,可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些重要的范式谱系,如矛盾、规律、动力、政党、人民等。科学地研究这些范式的涵义、内容、表现形式等,既可深度拓展分析结构的功能,又为描述结构的科学建构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同时,在正确理解诸多概念群的基础上,还可以厘清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合理安排它们的理论位置和逻辑次序,避免因过多地关注具体结构而产生对分析结构认识上的断裂。
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维反映,而采用恰当的方式将之具体地展现出来,则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描述结构。描述结构好似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背后的影子,是内化于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之中的。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安排配置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其结果都是论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某种描述结构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描述结构的方法运用得是否科学,不是由论者的“名气”决定的,而是看描述结构是否遵从了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因而,描述结构是以另外两种结构为基础的。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掌握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会直接影响描述结构的质量和效率。不能正确掌握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容,就无法形成科学的描述结构。但是,正确掌握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容,并不等于就一定能用恰当的形式将它们的逻辑关系和概念体系科学合理地描述出来。实际上,科学的描述结构是依据自身的属性,采用独特的方法,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以合乎历史和逻辑的原则表现出来。它既不因具体结构先入为主的感性作用而缺少适当的逻辑安排,也不因分析结构深邃严谨的理性影响而丧失理论的历史感,这也正是描述结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王清明
作者：刘长军 秦国伟
社会主义理论缺陷论文 篇2：
伊藤诚民主分权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启示
摘要：伊藤诚从克服凯恩斯主义、苏联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出发，提出了民主、分权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尽管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重大挫折．但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改革以及欧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中．伊藤诚看到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民主、分权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对于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信心，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义重大，但这一理论也存在著误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路径虚幻等缺陷。
关键词：伊藤诚；市场社会主义；民主；分权
作者：刘明明 谢鸿昆
社会主义理论缺陷论文 篇3：
中国公众的理论自信指数调查报告（2017）
重要发现
2017年中国公众的理论自信指数为83.27分。公众的理论自信，体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性（83.95分）、科学性（83.55分）和实践性（82.54分）三方面的重要认知。
超八成受访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新飞跃、行动新指南、斗争新武器，坚定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心。
坚定理论自信，有助于牢牢把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78.6%），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应对各种困难风险挑战（75.9%），有力回应当前全球文化相互激荡、复杂多变的现实（65.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化和拓展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80.3%）。坚定理论自信，需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不足（79.8%）。
“四个自信”相辅相成，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于提高理论自信水平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是坚定理论自信的应有之义。
调查说明
调查时间：2017年4月中旬至下旬。
调查方式：通过两轮问卷调查，采取线上和线下两种途径进行问卷发放，共回收有效问卷11956份，有效回收率为95.7%。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在党情、国情、世情深刻变化的今天，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前进；另一方面，理论自信也面临着西方价值观和媒体舆论的干扰，以及党所面临的“四大危险”“四大考验”的现实挑战。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围绕中国公众理论自信现状，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途径，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中国公众理论自信指数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中国公众理论自信的表现，以及理论自信的意义与作用；理论自信在创新性、科学性与实践性三个方面的表现程度；影响理论自信的因素与树立理论自信的途径。本次调查旨在呈现当前中国公众理论自信状况，摸清影响公众理论自信的可能因素，并有針对性地提出增强公众理论自信的对策建议。
我国公众的理论自信指数为83.27分，处于较高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表现在理论的创新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
对于理论自信的研究，我们从理论的创新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加以开展。首先，理论具有创新性。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为时代服务。本次调查显示，84.1%的受访者认为理论自信表现在“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仍然处在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中”。
其次，理论具有科学性。科学的理论能够准确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思想方法上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能够准确地反映客观规律。本次调查显示，72.2%的受访者认为理论自信表现在“认可并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最后，理论具有实践性。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密不可分。本次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理论自信表现在“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行动指南”；88.6%的受访者认为，“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理论自信最坚实的实践基础”。
我们采用里克特五点量表，从创新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三个维度对我国公众的理论自信水平进行了调查。为了便于分析呈现，我们将调查结果转变为百分制，以50分为界，得分越高，表明理论自信的水平越高。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的理论自信指数为83.27分。其中，创新性得分最高（83.95分），科学性次之（83.55分），实践性排在第三位（82.54分）（见上图）。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优势，受访者表示，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立足现实、着眼实际的鲜明导向”，“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质”，“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等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有显著优势。
超八成受访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进一步坚定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心
科学理论是时代发展的精华，先进政党的灵魂，人民实践的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本次调查显示，82.4%的受访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彰显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实践品格与时代品格，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新飞跃、行动新指南、斗争新武器”；82.9%的受访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发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展开，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本次调查显示，85.1%的受访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观点、新论断，深化了我们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83.2%的受访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以科学的理论逻辑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时代课题与实践挑战”。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深刻回答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次调查显示，83.8%的受访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本次调查显示，82.4%的受访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典范，极大地坚定了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心”。
公众普遍认为，理论的创新性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的发展与丰富，以及理论的开放性与时代精神
继承和创新是统一的。本次调查显示，82.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81.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引领时代进步、并在实践探索与社会发展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理论体系”。
理论的创新性还表现在它的开放性。自信不等于自满、自信不等于自负、自信不等于自封。本次调查显示，80.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了人类社会优秀的文明成果，并将这些成果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73.0%的受访者认为，理论自信的一个表现就是“对其他理论体系采取开放态度，批判性地吸收其长处”。
本次调查还显示，81.5%的受访者认为，“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丰富与深化，形成了每个历史发展时期最为宝贵的思想结晶，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成果”。
公众普遍认为，理论的科学性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传承性，以及理论和中国各阶段国情的统一性
理论必有所宗、有所依，理论自信的科学性首先表现在其思想的传承性。本次调查显示，80.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是科学理论的继承和延续”。
80.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在尊重社会规律基础上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80.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深化和拓展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理论的科学性还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特征。本次调查显示，80.5%的受访者表示，“坚持理论自信，就是坚持对科学社会主义一般理论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自信”；79.8%的受访者认为，“坚定理论自信，就需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不足”。
理论的实践性表现在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对于理论实践性的自信，源于它满足了国家改革发展的实践需要
我们党根植于人民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根植于人民群众。本次调查显示，78.7%的受訪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使人民群众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反映的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
公众对于理论实践性的自信，源于它满足了国家改革发展的实践需要。本次调查显示，78.9%的受访者认为，“坚持理论自信，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用理论去指导实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何能有效指导实践，85.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于党和国家工作的要求”；69.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集中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58.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准确把握了时代特征和时代发展主题”。
“四个自信”相辅相成，公众普遍认为，坚持理论自信，有助于牢牢把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特殊时期为凝聚社会共识奠定坚实基础
本次调查显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紧密相连。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受访者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水平越高，其理论自信的水平也相对越高。调查结果显示，越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历经90多年奋斗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其理论自信水平越高；越赞同“几十年来，我国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的制度体系”，其理论自信水平越高；越赞同“一个民族应充分肯定自身所拥有的文化价值，并对其文化生命力保持坚定的信心和发展的希望”，其理论自信水平越高。因此，要注重“四个自信”的共同促进，实现“四轮驱动”，避免出现短板。
理论自信既来自于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历史沉淀，也源自于在创造性实践中的提升。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坚持理论自信的意义，78.6%的受访者认为，“有助于避免落入意识形态话语陷阱，牢牢把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75.9%的受访者认为，“能够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应对各种困难风险挑战”；65.7%的受访者认为，“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坚持理论自信能够充分回应当前全球文化相互激荡、复杂多变的现实”。
本次调查显示，坚持理论自信，“能够在思想观念深刻变动期统一全党思想、凝聚社会共识，为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发展提供思想理论基础”（80.0%）；“有助于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72.2%）；“有助于在新时期新阶段着眼于新的实践和发展，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70.6%）。此外，面对复杂多变、差异性显著的各类社会思潮，有近四成受访者也认识到，坚持理论自信，“有助于揭穿错误思潮的本质，排除西方意识形态对改革的误导和质疑”。
本次调查显示，对于坚持理论自信的重要性，80.2%的受访者认同“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攻坚期，要确保科学地回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离不开对理论自信的坚持”这一观点；78.8%的受访者认为，“没有高度的理论自信，就不可能实现党内思想的统一，就不可能有效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此外，大多数受访者赞同，“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只有具备高度理论自信，才能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充分的发展活力”。
进一步坚定理论自信的几点建议
首先，本次调查显示，74.9%的受访者认为，我国公民应“在回应西方理论挑战的过程中体现理论自信”。如何应对社会思潮带来的冲击，是公众理论自信的影响因素之一。本次调查显示，越赞同“我们应在把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上，主动应对各种思潮所带来的挑战”，其理论自信的得分越高。因此，牢牢把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直面各类思潮的挑战，有助于提升理论自信。对于来自西方的理论挑战，一是要通过对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美新社会主义国家等国家发展的过程，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更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二是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方式和本质保持清醒认识，牢牢把握住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增强意识形态领导力和控制力。62.1%的受访者赞同，“能否加深对资本主义缺陷的认识，坚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关系到公众理论自信水平的培养。
其次，本次调查显示，73.2%的受访者表示，我国公民应“在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中提升理论自信”。理论自信离不开对理论的宣传教育。具体来说，一是要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过程中，注重打造民间话语体系，创新傳播形式，注重传播效果，在进行理论传播的过程中强调“接地气”，把高深的理论知识在不曲解本义的基础上通俗化；二是要以时事政策宣传为抓手，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为载体，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和理论支撑。
再次，本次调查显示，61.8%的受访者表示，我国公民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彰显理论自信”。一方面，坚持理论自信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在实践中坚持理论的指导，并推进理论创新。本次调查显示，“能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用科学理论来正确指导实践”（79.4%），是影响公众理论自信的首要因素。另一方面，用理论指导实践取得丰富成果，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理论内容。本次调查显示，68.3%的受访者认为，“能否加强制度建设，发挥好反腐倡廉功能”，是影响理论自信水平的重要条件。
此外，还有近半数受访者表示，应“通过培育健全的国民心态来提升理论自信”。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屈辱和新中国成立后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形成了自卑和自大并存的国民心态。为此，一是要厘清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防止出现妄自菲薄的社会心态，同时警惕民族主义的狭隘化和狂热化，防范妄自尊大、盲目乐观的情绪；二是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正视当前社会发展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想法设法回应并解决广大公众关注的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责编/杨鹏峰 美编/李祥峰
作者：人民论坛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