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的心情范文（精选9篇）
变量的心情 第1篇
变量的心情
横坐标，纵坐标，变幻莫测;自变量，因变量，无法琢磨;已知的，未知的，无法预料……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都在逐渐成长，此刻的你，情绪是坐标，函数，还是变量呢?
宁静的冬夜，窗外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犬吠。
烦恼地丢掉手中的笔，呆呆地望着桌子上那一整摞的文件，还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这就意味着我又要挑灯夜战了。
“汪”，“汪”，“汪”，窗外又传来了那可恶的犬吠声，我深吸了一口气，脸上露出很不耐烦的神情，情绪很抓狂，正准备大叫的时候——
那可恶又令人烦躁的犬吠声突然停止了。
而我的笔，却还安静地躺在冰冷的地面上。
我真的.感觉这天的情绪太变幻莫测了，早上刚醒来的时候，和煦的阳光照射在舒坦的床上，伸伸懒腰，快乐地像一只自由翱翔的小鸟，可到了晚上，因为白天工作上的事情而变得烦躁不安。
上班路上，遇到认识的人，我会不时向他们打招呼问好，情绪也是愉悦，来到办公室也会跟同事们相互问候说早安。午后，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消息，被通知本该属于我的荣誉要让出来给别人，早上那愉悦的情绪突然间就不翼而飞了，情绪很糟糕，上班也心不在焉的。
情绪，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也许有吧!它真的能够严重影响到一个人的喜怒哀乐。
在生活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情绪是那个能够操纵你一切喜怒哀乐的主使者，它能够在一瞬间将你的情绪升至最高点，也能够在一刹那将你的情绪拉至最低谷，它所组成的图形能够不断拉长，也能够不断翻转……
我在日记本的首页写下这样一句话：“决心就是力量，信心就是成功，灰心就是衰弱，死心就是失败。”可主宰着决心、信心、灰心、死心的，竟然也是情绪!
在数学中，对函数的定义是这样的：在某个变化的过程中，两个变量X和Y，如果给定一个X值，相应地就确定了一个Y值，那么我们称Y是X的函数。在我看来，这两个变量延伸到生活中，自变量就是情绪，因变量就是喜怒哀乐，我们的每一个表情都在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也许这就是情绪的函数吧!
可情绪，它又不能像函数那样简单地去定义。
它是一只诡异的精灵，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幽魂。
我找不到一个适宜的词语来描述情绪，它是一个变幻莫测的自变量。
我以前站在三亚的天涯海角，在那海天相接的地方，大声怒吼——情绪，我不要一向受制于你，我要控制你。
当纵坐标改变的时候，横坐标也不必须改变。
情绪是坐标、函数还是变量?我想，此刻能够清楚地给出答案了：
我迷茫了。我困惑了。我混沌了。我不解了。
对于那些稀奇古怪的情绪，我再也不去研究了。研究不透的，就不再那么劳神费力地去浪费时间了。
那什么是我当下最该做的事情呢?那就是不断地学习，充实自己，提升自己。
也许在许多年后的某天晚上，我还是会像这天这样坐在电脑前敲打着文字，然后摸摸胸膛，问自己一句：“这天，你快乐吗?”但愿那时的我是快乐的吧!
变量的心情 第2篇
进程状态变量
1、$$获取当前shell的进程号(PID)
2、$!执行上一个指令的PID
3、$?获取执行上一个命令的返回值(0为成功，非零为失败，这个很常用)
4、$_在此之前执行的命令或脚本的最后一个参数
代码如下:
cat> test$.sh
echo‘$$=‘$$
echo‘$!=‘$!
echo‘$?=‘$?
echo‘$@=‘$@
echo‘$_=‘$_
#输出如下
sh test$.sh 1 2 3
$$=2556
$!=
$?=0
$@=1 2 3
$*和$@的区别
$*将所有的参数视为单个字符串，相当于“$1$2$3”
$@将每个参数视为单个的字符串，保留命令行中的任何空白字符
代码如下:
set-- ‘I am‘jane lee
fori in$*; doecho$i; done;
I
am
jane
lee
fori in$@; doecho$i; done;
I
am
jane
lee
fori in”$@“; doecho$i; done;
I am
jane
lee
fori in”$*“; doecho$i; done;
变量的心情 第3篇
关键词：多变量系统,时滞,关联分析,变量配对
对于多变量时滞控制系统的设计,尽管上层的先进控制已经得到了成功应用,但是底层的常规控制还是很重要。在实际工业中,分散控制在底层常规控制中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分散常规控制系统设计,工程人员都是将MIMO系统进行关联分析后分解成多个SISO系统,然后分别设计PID控制器对其进行控制。
对于回路间的关联分析,最早由Bristol E H于1966年提出了相对增益阵(RGA)的关联分析方法[1]。由于RGA只利用了系统的稳态信息,没有结合系统的动态特性,所以有时不能得到正确的配对方案。因此,人们为了克服RGA的缺陷,充分利用系统的动态信息,提出了不少改进的配对方法[2,3,4,5,6,7]。其中,HeMJ等提出了相对正则化增益阵(RNGA)的变量配对方法[8],这种配对方法充分结合了稳态和动态特性,但是RNGA中的平均停留时间(AST)只关注滞后与时间常数的和,而不考虑AST一定时滞后对变量配对的影响,从而对于相对大滞后的过程就可能得不到正确的配对结果。
笔者在时域内基于开环传递函数的阶跃响应,得到一种新的关联分析方法来衡量回路间的关联程度。这种方法充分结合了增益和响应速度,考虑了稳态和动态特性,物理意义明确,能快速得到最优配对结果。最后通过两个实例分析并与其他方法比较,说明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
1 问题的提出
下面先介绍几种比较常见的关联分析方法,最后具体介绍RNGA方法和存在的问题。
RGA变量配对方法是根据传递函数阵的稳态增益来定义的:
其中K=G(j0),表示两个矩阵对应位置的元素相乘。
Niederlinski指数NI是变量配对完成后判断闭环系统是否稳定的准则[9]。如果NI值小于0,说明系统不稳定[10],具体计算式为:
其中分子表示的是稳态增益阵G(0)的行列式,分母表示的是G(0)的对角线上元素之积。
有效相对增益阵(ERGA)关联分析方法是在频域内利用稳态增益和频率来定义一个有效增益[11]。这种方法对于频率的选择有两种:带宽频率和穿越频率。这种方法选择不同的频率将会得到不同的矩阵,从而产生不同的配对结果。具体的定义式如下:
其中
衡量一个输出对一个输入的敏感程度,有两个主要因素:增益和响应速度[12]。RNGA变量配对方法就对这两个因素进行了很好的诠释。RN-GA是在时域内基于传递函数的阶跃响应定义的。它综合考虑了过程的稳态信息和动态特性,所以能较好地衡量回路间的关联程度。
令gij(s)=gij(j0)·g'ij(s),其中gij(j0)是稳态增益,g'ij(s)是gij(s)的正则化的传递函数。假设过程g'ij(s)开环稳定并且输出y'i=g'ij(s)uj,uj为单位阶跃输入信号,则:
其中Aij的数值等于AST的值,记作Tar,ij。从而结合稳态增益定义一个正则化的增益:
与RGA的定义方法类似,定义一个RNGA阵列为:
其中
RNGA变量配对方法的稳态信息通过稳态增益来体现,而动态特性通过平均停留时间来表示。AST越小说明过程响应速度越快。但是,平均停留时间只是时滞和时间常数的加和,而没有考虑时滞大小对变量配对的影响。从控制器设计的角度来看,对于多个对象的控制而言,不希望去控制时滞比较大的对象。以经典的一阶时滞系统为例,平均停留时间Tar等于时滞T和时间常数T。当Tar数值一定时,适当地增大时滞而减小时间常数也不会影响配对的结果。但是从控制的角度来看,对于时滞比较大的对象,就不能有效地对其控制。所以对于这种情况,RNGA得到的配对方案是不可取的。
基于以上对RNGA存在问题的分析,笔者通过增强滞后大小对配对的影响程度,提出一种新的关联分析方法。笔者认为式(5)的分母的形式应为f=aT+T,其中a小于1。下面就分母的形式进行推导论证。
2 能量消耗性能指标
假设系统的模型可以得到,被控对象的传递函数阵如下[13]:
对于传递函数矩阵G(s)的各个单元,一般可以取为一阶时滞系统:
或二阶时滞系统:
式(8)、(9)可以描述工业过程中的大部分过程。
在时域内,表示系统性能的指标有很多,一般来说通常主要采用两类性能指标:以阶跃响应曲线的几个特征参数作为性能指标和偏差积分性能指标。笔者利用偏差积分性能指标中的平方偏差积分(ISE)指标来衡量系统响应过程中能量消耗的大小。笔者所用的偏差是开环时操纵变量给定值与被控变量输出值的差值。ISE描述的是整个响应过程中输入值与输出响应偏差平方的积分,这个积分过程覆盖了整个时域,所以这个指标能更加全面地描述整个动态过程。
令gij(s)=gij(j0)·g'ij(s),其中gij(j0)是稳态增益。假设过程g'ij(s)开环稳定且输出y'i=g'ij(s)uj,uj为单位阶跃输入信号。笔者采用ISE指标来表示输入通道uj到输出通道y'i的能量消耗大小:
于是定义:
其中eij=y'i(∞)-y'i(t)。通过推导,对于过程工业中常见的一阶时滞系统:
二阶时滞系统:
显然,式(12)的值小于τij+Tij,式(13)的值小于τij+a1,ij,验证了前面推断的分母形式。
3 相对能量增益矩阵(REGA)
对于一个多变量控制系统,进行回路间关联分析时,不仅要看稳态增益的影响,还要利用动态因素的作用。本文中,动态特性是通过能量消耗大小来衡量的。能量消耗值越小,说明系统响应速度越快,这一回路受其他回路的关联作用就越小。
影响回路配对的两个参数分别为:稳态增益gij (j0)——操纵变量uj到被控变量yi通道的增益,稳态增益值越大,说明输入uj对输出yi通道的影响越大;能量消耗Eij——操纵变量uj到被控变量yi通道的反应速度,能量消耗值越小,说明输入uj到输出yi通道的响应速度越快。
这种新的关联分析方法是利用上面两个参数来定义一个能量增益(EG)kE,ij:
所以得到了一个能量增益阵:
其中☉表示两个矩阵中对应的元素相除,E=[Eij]n×n。
与定义相对增益矩阵类似,用式(15)中的能量增益阵KE来代替稳态增益阵,可以得到一个相对能量增益:
其中k'E,ij表示当其他回路都闭合时,输入变量uj与输出变量yi间的有效增益。从而,得到了一个相对能量增益矩阵(REGA)Γ=[γij]n×n:
新的变量配对方法在选择配对方案时应遵照以下规则:
a.所有的被选择配对的REGA元素必须是正数;
b.NI指数必须是正数;
c.被选择配对的REGA元素必须接近于1;
d.太大的REGA元素应避免选择配对。
实例分析与讨论
考虑如下2×2过程:
分别计算RGA、ERGA、RNGA和REGA阵列如下:
对于这个例子,RGA和RNGA都不能得到配对结果。ERGA给出的配对结果是1-2/2-1(NI=2),而笔者的方法REGA给出的配对方案是1-1/2-2(NI=2)。为了验证笔者方法的配对结果,依据不同的配对方案,优化各回路的PID控制器参数。控制仿真曲线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对角线元素配对表现的闭环性能要比非对角线元素好,所以对角线元素配对方案更合理。
考虑如下3×3过程:
分别计算RGA、ERGA、RNGA和REGA阵列如下:
通过以上矩阵,RGA和RNGA的配对方案是1-2/2-1/3-3 (NI=0.4375)和1-1/2-3/3-2 (NI=0.4375)。而笔者方法和ERGA给出的配对方案为1-1/2-3/3-2(NI=0.4375)。为了验证笔者方法的配对结果,依据不同的配对方案,优化各回路的PID控制器参数。控制仿真曲线如图2所示。
从图2的仿真曲线可以看出,1-1/2-3/3-2配对表现的闭环性能要比1-2/2-1/3-3配对好,所以1-1/2-3/3-2配对方案更合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笔者提出的REGA能够得到最优的配对结果。RGA只考虑了系统的稳态信息,所以就可能会得到错误的配对结果。ERGA频率计算选择为带宽频率时,不考虑过程的时滞大小,从而可能产生错误的配对结果。RNGA这种方法虽然能够结合系统的稳态信息和动态特性。对于AST一定,滞后相对大的系统,这种方法就不能得到合理的配对结果。
5 结束语
变量的心情 第4篇
最近的几十年,老龄人口的空前增加使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进入退休阶级。退休被定义为一个人停止他的主要工作,开始接受政府或者私人的养老金(ORand & Henretta, 1999)。退休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包含为退休做准备的每一个程序,同时,包括何时何地退休的决策。尽管退休常常被认为是这一刻还在工作下一刻就停止工作的突然转变,但是有证据表明退休是一个复杂的、逐渐的转变(Pinquart & Schindler, 2007; Wang, 2007)。然而,在决定退休时有一个关键时刻,需要人们考虑退休时行动的自由,另一方面,还有其他外力的作用导致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退休(Szinovacz, 2003)。
一、退休计划与退休决策
有时,很难对退休这样复杂的现象做出单一明确的定义。事实上,退休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过程或者一种行动(Beehr, 1986)。有许多因素会导致人们考虑退休(计划或者偏好),这种计划的偏好对决定退休有影响(退休意图)。正如Beehr 和Adams(2003)所说,“退休是多元的”。
第一个理论观点分析只强调退休的一个方面——退休决策。这个观点关注决定离开工作的那个特定时刻。因此,他们强调由于退休带来的损失和对个人幸福感的消极影响(OBrien, 1981)。但是这种观点受到Atchley(1976, 1989)的挑战。Atchley(1976, 1989)认为更应该强调退休过程的连续性,并且收集到有力的经验证据(Calasanti, 1996; Ekerdt, Vinick, & Bossé, 1989; Reitzes, Mutran, & Fernandez, 1996b)。
接着,是退休的第二方面——退休计划。研究强调存在导致退休的多种路径。路径的概念强调了退休决策包含了人生中的一个长时间连续的过程(Settersten, 2003)。这个关于退休的更加复杂的观点使用了四个关键概念理解退休后的个人幸福感:个人背景过程的联系,退休关键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考虑时刻的重要性和不同路径的存在或可能路径的存在。
在组织心理学中,Beehr (1986)对退休过程的概念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模型区分出各种相联系的方面:喜好或退休计划和意图或退休决定,以及退休的每一步行动。尽管在他的模型中,退休计划和退休决定毋容置疑地相联系,但是有理论的原因假定偏好或者计划和决策是不能简单等同或互换的(Beehr, 1986)。例如,一些前因变量可能可以更好地解释退休计划相比退休决定。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退休计划——与改变工作相比较——更容易被年长的工作者所接受。相反,另一些前因变量可能可以更好地解释退休计划,正如Beehr (1986)所提到的。
这个观点与判断与决策的理论传统一致。理论认为计划行动与决策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当呈现出一个问题情境时,人们应当计划行动的过程,他们从确定问题的某些关键点开始,从记忆中还原相关的信息,通过发展一个能降低不确定因素的问题陈述,创造出有意义的信息组织(Berkeley & Humphreys, 1982; Hastie, 2001; Pitz & Sachs, 1984)。这些认知操作与决策不同,尽管二者相联系。为了决策,人们分析成本与收益,将他们的愿望或者偏好与对情境的期望结合(Camerer, 1995; Luce, 2000; Savage, 1954; von Neumann & Morgenstern, 1947),或者甚至避免这些分析而基于谨慎规则做决定,这些谨慎规则包含道德考虑,涉及自我控制 (Prelec & Herrnstein, 1991)。这些过程的负复杂性不允许对它们有一个固定的描述(Mellers, Schwartz, & Cooke, 1998),但是很清楚,理论已经揭示了计划行动过程与对这一行动过程做决策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二、影响退休计划与退休决策的因素
有关探究退休经历的不同的理论日益增多地扩展了前因变量的范围。特别是,前人的研究指出境遇的中断与角色的缺失与幸福感的恶化相联系,当角色与个人身份相关时,恶化更为显著。因此,他们提出对工作投入很多,非常满意自己工作的人在退休后更难适应。连续理论强调退休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从退休前就发生,先前的态度对后续的结果有影响 (Atchley, 1976; Pinquart & Schindler, 2007)。
尽管在理论上对前因变量的预测值相同,但是经验发现却不总是一致。根据组织退出模型(organizational withdrawal modal)概念,离职与退休受工作相关态度的影响。期中最突出的就是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Hulin, 1991)。
1.工作满意度
尽管早期研究 (Hanisch & Hulin, 1991; Schmitt & McCune, 1981)表明工作满意度预测退休年龄,最近的证据使Beehr, Glazer, Nielson, Farmer (2000)推断出工作满意度并不是一个显著的预测指标。Adams 和Beehr(1998)指出尽管工作满意度与退休无关,但是它与离职意图相联系。他们提出之所以会发生不同的预测是因为退休相比离职是一项更影响生活的决策。因此退休受对当前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较少。Topa, Moriano, Depolo, Alcover, & Morales(2009)研究指出工作满意度是退休计划最好的预测指标。同时,工作满意度对退休决策是最差的预测指标。这可能是因为退休的强制限制,退休决策是法律的要求而不是个人决策。
2.工作投入度
大量的研究支持对工作不满意,对组织投入度不高的人更可能离职( Hom & Griffeth, 1995; Mathieu & Zajac, 1990)。组织退出理论提出退休也应该出现同样的关系。但是,经验的研究数据却很混乱(Hanisch & Hulin, 1991; Taylor & Shore, 1995)。Topa等人(2009)研究显示工作投入度与退休计划和退休决策负相关,工作投入高的工作者越不愿意退休。
3.健康状况差和消极的工作条件
Kim和feldman(1997, pp. 69-70)使用logit模型预测加州大学教员早期退休动机,发现健康状况差与成员的早期退休动机相联系。LaRock(1987)发现健康状况是影响退休决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Topa等人(2009)指出,退休之前健康的恶化能成为简化退休计划的因素,同时导致退休决策。正如Szinovacz(2003)提到的。健康与退休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健康问题能导致永久退休,因为长期患病,这样就破坏了退休者的个人幸福感。另一方面,从不健康工作的岗位退休可能促使人提前退休,这样就增加了退休者的幸福感。
Bidewell和同事(2006)指出,消极的工作条件与退休决策正相关。退休为休闲活动和社会活动提供了充足的时间。Beehr等人(2000)提出假设,认为那些期望从事这类活动的人被提前退休吸引。在一个更加概括的水平上,有对积极的退休态度和广泛的能力的一致支持(Feldman, 1994; Hansson, DeKoekkoek, Neece, & Patterson, 1997)。渴望享受退休的人相比认为退休很无聊的人更可能提前退休。Topa等人(2009)研究指出对退休积极的态度与退休计划和退休决策正相关。
Topa等人(2009)指出,退休计划主要由工作相关态度决定(例如,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然而退休决策受到健康状况差和消极的工作条件的影响,而这两者不影响退休计划。根据这个观点,在没有先前退休计划的情况下,差的条件(健康、工作条件和财富)能导致退休决定。
三、退休对个体的影响
社会调查者关注人们对退休的适应。尽管理论的模型已经用公式表明(例如Atchley, 1974, 1976),但是经验的研究高度不一致,有许多研究只关注于一个或者几个部分的变量,这使他们的结果不能普遍化。尽管这样,还是有许多关于退休人员幸福感的研究。退休角色转换的理论方法也采取这些角色去解释后续的调整。根据连续理论,可供选择的其他角色是退休后的期望,因为这样能降低对幸福感的消极影响(Atchley, 1989)。所以,退休决策可能常常与寻找过渡工作或者参加志愿者活动相联系。这些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工作角色的替代,使人们减少对社会接触的缺失感,提高了个人幸福感。
1.过渡工作
尽管有许多人选择提前退休,但是研究显示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都从事过过渡工作——兼职、个体户或者临时工作。这样的过渡工作在个人正式工作之后,在永久性退休之前(Feldman, 1994)。为了更好地理解从工作到永久退休,研究人员提高了对过渡工作价值的重视。对退休人员来说,这种价值在于能保持或维持退休前个人经历的结构和路线(Atchley, 1989)。换句话说,过渡工作减轻了个人伴随着退休产生的社会孤立、收入减少和缺失感的消极影响 (Doeringer, 1990; Feldman, 1994; Richardson & Kilty, 1991)。Davis(2003)证明退休决策与参与过渡性工作负相关。
2.健康
幸福感最直接的指数就是健康。一些研究试图去评估健康与退休二者的关系,但是发现了积极的和消极的结果(例如, Mein, Martikainen, Hemingway, Stansfeld, & Marmot, 2003; Dave, Rashad, & Spasojevic, 2008)。研究的不足与相反的结果是因为很难确定退休对健康的影响。首先,无法观察到的因素可能影响一个人的退休决策和健康。例如,不同的贴现率会影响对健康的投资,同时不同的贴现率也与劳动力相关。其次,无法观察到的因素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不同。例如,伴侣严重的疾病会同时影响自己的精神健康与退休地位。Gallo同合作者发现在工作者和退休者在精神健康、运动机能、酒精消费和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Gallo, Bradley, Siegel, & Kasl, 2000, 2001; Gallo et al, 2006)。
3.生活满意度和退休满意度
社会角色理论指出职业作为最基本的角色对个人身份很重要(Kim & Moen, 2001)。因此,退休被认为会使人们觉得失去了一个重要角色,这种感觉可能导致抑郁。类似地,连续理论认为退休可能产生压力,因为中心角色的中断或因为个人感受无角色感,如果他们不能通过新的活动代替旧的工作角色 (Richardson & Kilty, 1991)。因此,连续理论认为退休后幸福感会减少。但是其他社会角色的继续可以缓冲退休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Reitzes & Mutran, 2002)。个人可以依靠与家庭成员一起,发展新的兴趣或者爱好,学习新东西或者当志愿者维持或者增加幸福感(Wu, Tang, & Yan, 2005)。另外,退休也赋予人们一些权利,例如得到经济支援和自己管理时间,这些可能增加个人幸福感(Atchley, 1976)。最后,个人特质,例如高水平的情绪稳定,也许会在退休时使个人幸福感处于一个稳定的水平。
[作者单位:辛亚、田梅、施俊琦,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类的全局变量 第5篇
计算1+2+3+4+......+100
计算这种方法有多种，可以直接是用公式，也可以是用循环，现在我们使用一种更加新颖的方法：使用构造函数和static变量
变量之间的关系教学反思 第6篇
3、这节课学生上课思维活跃、讨论热烈、发言积极，一些平时不发言的同学也兴奋地举起了小手，他们真正成了数学学习的主人。作为他们的老师，我为我的学生高兴。
4、部分学生语言表达欠缺，举生活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的例子，并且画出大致图象，学生有一定的困难。
1、本设计教师有针对性地创设情境，让学生在观察、语言表达中进一步发展学生从图象中获得信息及有条理地进行语言表达的能力。通过给图形设计现实情境，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培养了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和逆向思维能力。
2、面向全体学生。为了满足所有学生学习数学的愿望，教学中采用了从简单到复杂、由易到难、层层递进的方式进行。如在理解了活动一的一组图形后，再看活动二的一组图形，学生就容易理解，进而看教材上的问题就水到渠成了。应用部分具有一定的梯度，使不同的学生都得到不同的发展。
Shell中的变量使用小结 第7篇
变量的定义,只能以字母和下划线开始,区分大小写,可以包含数字 字母下划线.详见官方手册
代码如下:
[root@svn shell_example]# yourname=‘Linux‘
[root@svn shell_example]# echo $yourname
Linux
[root@svn shell_example]# YourName=“linux”
[root@svn shell_example]# echo “The variable is $YourName”
The variable is linux
获取当前日期的脚本,常用在日志切割中,为了区分每天的日志文件
如下生成4月27日
代码如下:
[root@svn shell_example]# echo `date +%Y%m%d`
0427
[root@svn shell_example]# cat today.sh
#!/bin/bash
TODAY=`date +%A`
YEAR=`date +%Y年%m月%d日`
echo “今天是 $YEAR, $TODAY”
[root@svn shell_example]# sh today.sh
今天是 月27日, 星期一
从键盘获取用户的输入,如下脚本执行后脚本直接等待用过户输入,直到用户输入完成 并回车,脚本获取到用户的输入并将结果打印出来.
代码如下:
[root@svn shell_example]# cat var.sh
#!/bin/bash
read myvar
echo “myvar is $myvar
执行结果如下
[root@svn shell_example]# sh var.sh
Linux
myvar is Linux
[/code]
带提示信息的从键盘获取用户输入
代码如下:
#!/bin/bash
#从键盘获取用户信息,并打印出来.
echo -n‘Enter Your Name:‘#-n 选项表示不换行.
read name
echo ”Hi $name“
sh name.sh
Enter Your Name:linux
Hi linux
升级版脚本,此脚本成功的接受了用户的2个参数 姓和名字,并将输入打印在屏幕上
代码内容如下
代码如下:
[root@svn shell_example]# cat firstname.sh
#!/bin/bash
pw=”123“
echo
echo ”+========用户登录=========+“
echo
echo -n”请输入您的用户名: “
read fname lname
echo -n”请输入您的密码: “
read passwd
echo ”尊敬的会员$fname $lname,您好!您已登录成功“
[root@svn shell_example]# sh firstname.sh
+========用户登录=========+
请输入您的用户名: 纳斯 李
请输入您的密码: 123
变量的心情 第8篇
在过程控制系统中主要分为简单过程控制系统和复杂过程控制系统。简单过程控制系统之所以简单, 是因为它主要是单输入和单输入的系统, 被控变量受单一控制量影响, 不存在变量耦合, 控制方案简单, 主要是反馈控制, 前馈控制和复合控制;对于一些需要满足特殊工艺要求的系统, 可以采用串级控制, 均匀控制, 分程控制, 比值控制等等。
复杂过程控制系统之所以复杂, 在于它主要是由多输入和多输出系统组成, 而且被控量往往受到多个控制量的影响, 即存在变量耦合, 对于这种存在耦合的多变量系统的被控量和控制量的参数选取就要比简单过程控制系统复杂的多。对于多变量耦合系统, 找出合适的被控量和控制量已经不是主要目标, 更重要的是如何对这些被控量和控制量进行配对, 即用哪一个控制参量去主控制哪一个被控参量才能使系统的被控过程得到较好的控制效果。对于耦合程度不高的控制系统可以采取选择合适的变量对来达到较好的控制效果, 削弱耦合作用;而对于耦合程度很强的控制系统, 则需要进行解耦控制系统的设计才能达到较好的控制效果。
本文主要讨论在耦合程度不高的控制系统中, 如何通过选取合适的变量对以达到较好的控制效果。
1 多变量系统耦合过程及问题提出
如图所示:Q为抽水泵的总流量, Q2为排水量, Q1为旁路管道的流量, 调节器1 (PC) 为正作用, 调节器2 (FT) 为反作用, 调节阀1和调节阀2均选用气开。当检测排水管道的P1受扰动增加时, 调节器1输出增大, 调节阀1开赌增大, 旁路管道流量Q1增大, 因为Q不变, 所以Q2减小, 使压力P1减小;与此同时, 由于干扰作用使P1增大, 所以调节阀2在开度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使Q2增大, 这样, 通过检测变送, 调节器2输出减小, 调节阀2开度减小, 反而使P1增大, 如此循环、恶化。
由此看来, 系统一旦受扰动, 不但不能克服扰动反而不能正常工作。产生此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被控量P1和Q2不仅仅受到单一控制量的影响, 而是相互, 交叉影响, 存在耦合, 如果还是采用简单过程控制中的控制方法进行一对一控制, 在加之一对一控制对的选取不当, 不但不能达到控制效果反而会使系统性能恶化, 所以为了克服多变量耦合系统带来的变量对选取的困难, E.H.Bristol提出了相对增益和相对增益矩阵的概念, 通过相对增益矩阵的各项元素的特定意义来判定变量对的选取是否合理, 是否可以达到较好的控制效果。
2 变量配对的方法与判定
所谓相对增益就是系统的开环增益和闭环增益的比值, 以λ表示。我们知道多变量系统往往是耦合的, 被控量受多个控制量的影响, 所以增益就是被控量对某一控制量的偏导数。开环增益是断开耦合回路获得的, 闭环增益是接入耦合回路获得的。
相对增益矩阵顾名思义, 就是相对增益所构成的矩阵。主要有两种方法获取, 一种是偏微分方法;另一种是通过构建系统的开环增益矩阵 (K) , 通过矩阵变换得到的。
偏微分方法较为简单, 只介绍第二种方法, 通过构建开环增益矩阵K来求取相对增益矩阵。
假设Yi为被控量, Ui为控制量, i=1, 2.....n;根据定义可得:
K是可逆矩阵, 相对增益矩阵λ中的每个元素等于K中的对应元素与K的逆矩阵对应元素的乘积, 即:
由λ的表达式可以看出λij是被控量Yi, 受控制量Uj控制的相对增益。
以二阶系统为例:当λ11=1时, 说明通道一和通道二无耦合作用, 此时Y1和U1配对最适合;当λ11=0时, 说明U1对Y1不产生任何控制, 不能配对;当0<λ11<1时, 通道一和通道二存在耦合, 且当λ11=0.5时, 表明两通道存在相同耦合, 无论怎样选取变量对都无法解耦, 在这种情况下, 就必须采用解耦控制系统的设计来消除耦合作用了;当λ11>1时, 耦合作用将随λ11的增大而增大;当λ11<0时, 通道二将对通道一产生反作用, 偏离控制, 所以不能将U1和Y1配对。综上所述, 对于二阶相对增益矩阵来说只有当0.5#m11#1时, Y1才能与U1配对。对于任意阶相对增益矩阵来说, 被控量和控制量的相对增益尽可能接近1, 控制效果最好, 因为当相对增益为1时, 系统的开环增益等于闭环增益, 说明无耦合回路对被控量施加作用。
3 结论
通过以上方法, 可以得到较为理想的变量对, 通过这个变量对来构建的控制系统的控制效果会有明显的提高, 其本质原因是削弱甚至消除了耦合作用, 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是耦合程度不高的系统才能应用, 对于耦合程度高的系统只好进行解耦系统的设计来提高控制质量。
参考文献
[1]潘永湘, 杨延西, 赵跃.过程控制与自动化仪表.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2]蔡自兴.智能控制.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4.
变量的心情 第9篇
关键词：工伤风险；农民工；风险保障
中图分类号：Ｆ323．89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7）12－0055－04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目前已有近1．1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中国工人队伍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进城务工农民工中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生产企业技术水平低、工艺落后、工作环境差、缺乏职业防护设施等不利因素加剧了农民工工伤风险。有相关资料显示，脚手架高空作业、拆除井字架、电梯安装、临边、平台施工等建筑业作业场所以及空调安装、外墙清洗等高风险工作多由农民工承担。安全生产事故和职业危害集中的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行业工伤事故频发，农民工死亡占比高达80％以上[1]。诸多事实均表明，农民工工伤事故居高不下已成为当前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建立和健全农民工工伤风险保障体系势在必行。
一、影响农民工工伤风险保障实现的外生变量
（一）政府责任缺损
1．制度安排的责任缺损。城乡二元体制是由政府政策、制度安排形成的城乡经济社会关系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阻断了农民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就业和迁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成为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身份不平等的反映，政策壁垒使农民工这个特殊阶层无法享受正常国民待遇，工伤风险保障上存在不可避免的政府失灵。第一，尽管目前国家正在按照市场经济、城乡统筹的原则调整革除那些农民工国民待遇不公的相关政策，但地方和管理部门并没有响应政策转变观念，仍片面强调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速度，在清楚地方招商引资企业属危险及有害工序生产转移时，会因地方税收、财政和ＧＤＰ指标绝对份额的诱惑力默许纵容其合法存在；在企业不执行或消极执行《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忽视农民工劳动安全保护时，地方卫生和安全部门本应当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实行监控，很多却以职责不明而相互推诿责任，使伤残农民工不得不遭遇维权成本的“合法”恶性扩张，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因此被剥夺[2]。第二，劳动力市场是劳动者与企业的双向选择，达成协议进入企业就业，则是人力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合约，农民工进入城市后，这种反应了人力资本与产业资本关系的劳动合同签订率相当低，工伤保险参保率更低[3]。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工弱势地位不可能短期内得到根本上的改观，高危风险行业的从业特征还会在很长时间里继续，在缺乏规范的劳动合同，缺乏明确劳资责任的前提下，农民工遭遇的工伤风险或职业病患将因无法提交具法律效率材料依据而不能得到补偿。综上所述，这些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履约率更低、工伤风险预防为地方经济利益所忽略诸多不良现状都表明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的不良变通已形成制度性障碍，表明目前的制度安排并没有从实质上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工伤风险保障环境，表明政府责任的缺损导致了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因资本与地方政府力量的联合被牺牲，农民工安全保障权正在以一种更隐蔽更合法方式被剥夺。
2．政策立法的责任缺损。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遭遇非国民待遇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政策立法的责任缺损，缺乏合理的处罚标准，缺乏相应的刚性法规，对企业行为规范缺乏足够威慑力。第一，农民工工伤事故政策归属不明。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很多从经济利益出发，利用工伤事故病况特别是慢性职业病具有迟发性和潜伏性的特点，将合同终止在病状显现之前，农民工因无法收集到相关证据材料而无法进行工伤认定，无法享受工伤待遇。并且，尽管工伤保险条例已列明赔偿标准，而实际赔付中却视业主支付能力大小，不同地区或不同行业随意调整，甚至只要能拖过申请工伤期限便可合法逃避事故赔偿。第二，农民工合同签订缺乏政策强制性。目前的就业压力使农民工在劳动关系中弱势地位更为明显，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既得利益集团势力过强，如果没有政策性立法约束，农民工不敢坚持签订劳动合同，不敢提出工伤风险防范及其事故发生的责任承担归属，更不敢涉及工伤风险防护相关劳保条件与待遇。显而易见，在政策立法不明和缺乏执法具有强制性时，业主必然选择风险自留以降低用工成本。
3．财政支持的责任缺损。目前，建筑、矿山和危险化学品三大高危行业的从业主体大多是农民工，要充分保障他们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需要健全的安全工程系统，需要劳动技能培训、安全意识管理以及安全法规监督等机制的正常运行，生产设备安全维护特有的周期性也需要充足的后备资金。换言之，农民工工伤风险抑制保障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支撑，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工伤风险抑制资本投入仅占ＧＤＰ的0．7％多一点，而发达国家工伤风险预防性投入已占到3．3％，且多投入国营企业，农民工大量聚集于非公有制企业，资金投入的贡献率相当有限。由此可见，国家财政支持的责任缺位使农民工工伤风险资金无法得到充分保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安全系统工程的建立，也是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不能普及、安全意识安全管理以及安全法规监督机制无法正常运作的重要原因。
（二）相关司法制度不适当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与农民工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不断出台，仅就工伤而言，就涉及《工伤认定办法》、《工伤保险条例》、《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当多的事实证明，如此完备的权益保护体系在实践运作过程中并没有使农民工获得完善的工伤风险保障。
1．工伤索赔程序复杂。目前劳动关系确认难、时间长，造成了农民工工伤待遇索赔程序复杂，不利于工伤农民工的及时治疗和生活保障。（1）工伤认定主体确定困难。农民工发生事故伤害或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有权申请工伤认定，这种规定充分体现了工伤保险实现保障权益的目的，也是工伤保险承担社会责任宗旨的体现[4]。一般而言，农民工申请工伤认定必须提交合法劳动合同，多数情况下被要求先确认劳动关系，事实上，农民工所处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很难从用人单位取得证明材料，尤其是用人单位面临高额赔偿的危险时。由此可见，仅索赔的第一个环节就力不从心，维权之路困难重重。（2）工伤认定时效具有制约性。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农民工申请工伤认定时限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不存在延长申请时限问题。农民工要启动工伤风险保障程序，可能需要面对的是厂方或地方政府部门对于劳动争议发生时效条款的利用，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以及对证据所列条款的利用。有数据显示，当程序进入劳动仲裁和诉讼后，从工伤认定到诉讼结束和整个程序持续时间最少在360～510天之间。资方或地方权力体系会利用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上的顺序和程序采取恶意诉讼，以拖延时间来增大工人取证难度，迫使农民工因维权时间与经济成本过高而放弃合法索賠。（3）仲裁诉讼制度不当。目前劳动争议实行“一调一裁二审”仲裁诉讼制度，其初始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解决劳动争议方式，加快处理劳动纠纷以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但诸多事实表明现实与此相悖，目前农民工多属“迁徙式”流动就业，赴外地施工企业（特别是建筑企业）聘用农民工出现工伤后必须回到企业注册地办理工伤认定等手续，这种制度繁杂的索赔手续无形中增加了诉讼成本，农民工因返乡费用无法承担不得不放弃合法补偿权。
2．赔偿金支付方式弊端明显。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统筹，伤残事故发生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得到及时救助，但对于用工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则存在一次性支付与定期金赔偿问题。目前，各地实行的工伤事故赔偿多属一次性支付，它在很大程度上的确能尽快地解决纠纷，平息争端，但赔偿数额巨大，未来经济大环境的变动发生赔偿有可能无法与实际费用相吻和，且病况的长期性和反复性也将导致后续治疗费巨大，以农民工聚集的中小私营企业的支付能力，一次性支付很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农民工损失补偿很难真正实现。相形之下，如果采取定期金赔偿方式，虽避免了一次性赔偿的缺陷，但由于赔偿时间持续长，用工企业未来的经济条件与支付能力变数太大，若发生逃避债务或破产，农民工的赔偿更是空谈。
（三）工伤保险保障局限性明显
1．工伤保险实际覆盖率低下。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工伤保险法规，将农民工列入了社会保障范畴，平等享受国民待遇，但由于农民工多从业于人力资本专用性弱、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替代性强特征决定了用工企业拒保违约成本较低，即企业为农民工参保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在没有政策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企业从经济利润最大化目标出发的理性结果就是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低下，原因很简单，即使在建筑、化学这些高危行业，工伤事故的发生也只是小概率事件，雇主自行了结的成本支出一般低于全体农民工参保保费总和；与此同时，流动性大，劳动关系确认难、时间长，工伤待遇索赔程序复杂等诸多问题也决定了农民工工伤保险实际覆盖率低于名义覆盖率。有数据显示，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自2005年9月8日成立到2007年3月15日共办理了152件农民工工伤案件，只有12人参加了工伤保险，参保率为7．89％，超过90％的农民工没有工伤保险，没有一个用人单位主动申请工伤认定、主动支付工伤待遇（2007年5月25日《中国青年报》）。
2．工伤保险实际保障功能不全。工伤保险参保，只是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保障实现的第一个环节，能否将各项权益落到实处才是保障功能的真实反映。换言之，工伤保险必须在已充分实现“医疗救治良好，工伤认定高效，劳动能力鉴定合理，保障待遇落实完全”后，才可以说发挥了作为准公共物品的社会保障职能。现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应自行承担农民工工伤责任，这意味着工伤事故发生后，救治费用和相关补偿均要依赖于用人单位。诸多事实证明，农民工属社会弱势群体，在企业、医院、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及工伤认定机构职能部门不愿提供良性配合的前提下，工伤保险的相关待遇很难落实，基本不可能实现工伤保险所应具有的统筹资金、共担风险的功能。
（四）医疗系统市场机制改革弱化了工伤医疗救助功能
国民享有卫生保健权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从此意义上而言，医疗系统的准公共物品特性是农民工职业与健康保障的支撑，也正因为它提供的是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市场不能有效供给，要求政府作为主体来承担责任。从目前状况看来，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已经被日趋淡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形成的市场化模式使经济地位低下的农民工不能得到起码的康复与治疗。根据各地现行《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农民工享受的伤残津贴、护理费按期支付到丧失领取条件为止，如果选择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后即终止工伤保险关系。这意味着即使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也不可能终身享受免费医疗，必须承担旧伤复发医疗费及生活护理费、职业病病情加重治疗费等后续医治费用。并且，如果用人单位没有缴纳工伤保险费，未参保农民工，虽然法令法规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相关费用，在强制执行未果时工伤医疗费用仍须个人支付。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医疗服务已受到经济收入的限制，医疗系统的商业化、市场化加重了农民工的经济负担，医院职工收入与服务挂钩，自由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方式更弱化了农民工工伤医疗救助功能[5]。
二、影响农民工工伤风险保障实现的内生变量
（一）工伤风险预警机制尚未形成
目前，建筑、矿山和化学品行业的从业主体大多是农民工，这种从业特征决定了农民工是工伤事故和职业危害的主要受害者，职业病危害也正从城市向农村、从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和扩散，现状不容乐观。究其根源，一是目前安全生产法规、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及安全生产标准方面尚未形成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制度，无法对企业生产操作进行安全分析和评估，危险源监控与事故隐患整改不能得到有效实施；二是农民工职业健康保护缺乏制度性的医疗服务，没有定期健康检查也没有职业健康专业培训，近2亿众多农民工正在成为工伤风险的高危人群。由此可见，在通过经济、法制、技术、管理等手段对企业安全生产进行有效约束，运用安全监督的外部压力促使企业采取措施及时消除隐患的工伤风险预警机制尚未形成之前，工伤风险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二）工会维权组织“缺位”严重
农民工工伤风险保障不健全既有经济、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和制度方面的原因。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的基本手段是组织力量和谈判机制，这种制度安排和思想文化意识的缺乏使农民工在劳动关系中多处于弱势与被动地位。目前，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实更强化了这种趋势。诸多事实表明，农民工在社会经济矛盾对恃中，由于团结合作经验不足很容易受控于资方，即使建立工会也因组织化程度低下而不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6]。有资料显示，目前珠江三角洲有外资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对农民工实施劳役式封闭管理；违反《劳动法》有关规定，在电子厂、印刷厂、鞋和橡胶厂使用的一些国际禁用的化工有毒有害原料；农民工每天工作8小时或以下者仅占30％，12～14小时者占46％，没有休息日者占47％，超负荷劳动已成为普遍现象。由此可见，在以利益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中，农民工单个与企业谈判的博弈基本不可能取胜，企业在缺乏来自外部压力的状况下不可能致力于提高工艺、技术及设备的科技水平，也不可能提供法制教育和基础培训。换言之，目前基层工会体制与机制的“缺位”导致经济发展利益极大的偏向资本利益集团，农民工因此失去了接受劳动安全卫生教育培训的权利，失去了合法工伤补偿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获得职业健康保障的基本公民权。
（三）农民工雇佣双方均消极回避工伤风险
农村劳动力流动制度性障碍正在逐步消除，未来很长时期内农民工流动就业规模将呈扩张趋势，劳动力的卖方市场决定了企业不会提供技术知识及安全培训。因设计或设置防护设施认识不足、不按照设计要求施工或随意拆卸，或对施工机具性能、工作原理、适用环境不了解违规操作而发生安全事故的现象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将存在。这种风险对于刚成为产业工人还不具备现代生产常识的农民工而言在所难免，农民工所处的社会弱势地位决定了其工伤风险规避不具主动性。与此同时，企业工伤事故处置的“义务软约束”也导致了工伤风险防范的消极。农民工多聚集于非公有制企業，企业因安全劳动保护的配套投入差，租用简陋厂房、购买陈旧过时机器，机械制备设计缺陷或安全不当，有毒气体聚集等人为因素增大了工伤事故发生的频率。并且，即使发生事故，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偏坦下赔偿额也很低，企业合法将农民工劳保防护费用转变成隐性利润，这种相对较低的事故成本使企业疏于防范，消极回避工伤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