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论文

中国思想史论文（精选6篇）

中国思想史论文 第1篇

中国思想史论文

——浅析中国人的信仰

班级姓名学历

摘要：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里,自然扮演着双重角色,迫使他们思考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也逐渐形成了他们的信仰体系。宋儒的成就理解为从一个放大了思维参照来理解。这其中也牵涉到中国思想家对宇宙自然的看法。一个民族的信仰体系既有赖于理性和哲学又有赖于情感和宗教的维系,只不过根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某些时候、有某些人、在某些层次会强调我们信仰体系的某些方面,而在其他情况下却强调另一方面。

关键词：信仰；中国人信仰；自然信仰

引言: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里,自然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恩惠于他们的衣食住行又对他们的生命形成严峻的挑战,迫使他们思考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思考过程中,他们一直在努力回答诸如人从哪里来的、周遭的世界是怎么回事、人怎样与自然相处、人的最终归属、活着的意义等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也逐渐形成了他们的信仰体系。

一、自然的“自生”与人的亲和性

中国古代文化有一个稳定的传统,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一种严肃的思考。在他们生活的整个世界里通常也被解释成“天下”存在着无限多的物质实体,从花草林木、飞禽走兽、山河大地、人间男女、到上天列星等⋯⋯,这些都是他们朝夕相处的物质世界,也是激发他们精神生活的直接泉源。人于其中不仅遭遇有来自自然灾难的挑战,也时刻蒙惠大自然无私的奉献,更有他们对周遭世界或赏心悦目或惊遽恐怖的自然现象的不解和思考,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对自然的感悟。

在人与各种自然现象包括人类自身的繁衍生息发生联系的过程中,他们习惯将周遭世界中大大小小的事物视为一整体世界即“天下”中的一种“存在物”,这些存在物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弱肉强食”、“相生相克”的现象。怎样理解这些自然现象,势必呈现出不同的精神生活特色。要按道家学者的理解,这些现象都是“自然”的、非目的论的,因而不大可能追溯这些现象背后的超自然安排者。但是,这些现象毕竟是一种存在,人们总要回答它们是怎么产生并存在的？这就无可避免地要回答宇宙生成的问题。基于宇宙的“自生”论,而非“创生”论,由此而发展出来的人文关怀基本上也是亲和的,而非为异化的造物主所主宰的。虽然中国人关于自然、宇宙的观点有相当 高的抽象性和人文价值设定,但这些观点都没有达到本体论的逻辑高度和天体物理学的科学高度,也就免不了会为人们对自然的非理性崇拜或万物有灵论留下精神空间。

二、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

在没有形成系统的宇宙或天地“自生”论之前,中国人对自然界中许多不能充分解释的现象,都有一种超自然的解释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崇拜。这是原始文化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如对自然物中精灵和人类中灵魂的解释和崇拜。在古老的文献资料或在现在对中国某些仍保留有原始文化的少数民族所做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万物有灵论是他们崇拜自然的信仰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由山神、地公、水鬼、树精、花妖等物魅与人的鬼魂组成一生活中人的崇拜世界,以满足人赐福灭灾、操纵自然的意愿。

但是,由于天地“自生”的观念在原始巫术迷信向系统化的宗教文化转型时处于主流地位,也就是说,中国早期的思想系统道家和儒家都接受了天地万物自生并相互联系的理论,实际上中国人对自然的崇拜并没有导致一个异己的造物主的出现,也没有把自然界中那些可能对人类产生灾害的现象当作造物主对人的精神堕落的惩罚。相反,在系统化的中国思想传统里,自然界中的万物和人都有一种亲缘关系,人可以将自己的伦理感受延伸至天地万物。所以,中国人对自然的崇拜可以看成是一个宇宙大家庭中一成员对其他成员的一种感情表露,对施恩惠者始终抱有虔敬之心和敬畏之感。

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惠及我们生命的自然界里,天地或更抽象的阴阳之道是造就一切生命的根本源泉,犹如人类的父母给予人类生命一样,所以也是对自然界诸物崇拜之最高者和至尊者,中国传统宗教中的“敬天祭祖”的行为就是要表达感谢自己生命的最大恩惠者之意。

尽管儒道两家的人对自然的理解有一些不同的立场,但是他们都承认自然对人类生命的滋养、恩惠以及神秘力量对人类心智的启迪。所以,当中国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替天行道”、“为天地立心”、“吾心便是宇宙”时,他们所要表达的就是对自然万物的崇拜和敬畏。方东美说:“富有心智的中国人,都认为自然是神圣的、幸福的境遇。在那里,圣人贤士都以顺应感召的方法,散布着生命的福音;而不是以恐吓诅咒的手段,斥责人间的罪戾。很多中国的经典古籍,都充满了这种生命自然的赞歌。”中国人认为自然与人类是亲缘而和谐的,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其情感当如对待孕育了自己生命的祖先。

三、自然崇拜的宗教哲学意味

中国人以为自然能够生成万物、滋养万物,单纯:自然崇拜在中国人信仰体系中的意义125必然有其神秘的精神。道家的人认为只要安时而处顺地适应自然界的事物,也就算体会了自然界的神秘力量了。儒家的人却坚持要对自己所崇拜并敬畏的自然界加以伦理的解释,确立“天人合一”的架构,俾人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具有哲学意味。

四、自然崇拜与终极关怀

因为宋儒特别是程朱一派在解释自然时达到了客观化、系统化、逻辑化的很高程度,所以我们也不妨说宋儒将传统儒家的思想从西汉的宗教化转回了哲学化。但是,我认为宋儒的成就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即从一个放大了思维参照来理解。这其中也牵涉到中国思想家对宇宙自然的看法。

珍惜生命的价值到崇敬直接赋予其生命的父母、祖先,再扩大至崇拜养育天地万物的自然,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形成了持久的“天人关系”。“天”所体现的价值是博爱、普遍原则、“绝对命令”“, 人”所体现的价值是呈现“天”的博爱、普遍原则、“绝对命令”。“天”是自然的最高象征,人对它的崇拜、敬畏和认识会演化出一系列的文化行为,如宗教、哲学、科学等。我们最初接触的自然物包括给予我们生命的父母,都会因为恩惠于我们而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又因整个自然界在中国人看来是生命的大化流

行,自然就会有个最高的崇拜对象,中国人名之曰“天”,并赋予它人格、主宰、意志、义理等特性。常燕生先生解释说:“因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是近于唯物的;其所崇奉之每一神祗,就代表一件有利于民生的实物(如天地山川等)。上帝于是乃成了自然界一个最大物质的代表。”在“天”之外,要塑造一个人格神的上帝是很难立于中国人的信仰里的,中国人已经把自然界的最高代表“天”视为上帝了。

中国人在这种崇拜自然的传统里既解决了安身立命的信仰问题,也不妨碍他们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由于崇拜、敬畏和理解大自然,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里,既有宗教情怀,又有哲学理性;参照西方宗教内涵的变迁,我们过去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的而非宗教的,一如我们今天说它具有宗教性的终极关怀,都是可以成立的。也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表述:一个民族的信仰体系既有赖于理性和哲学又有赖于情感和宗教的维系,只不过根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某些时候、有某些人、在某些层次会强调我们信仰体系的某些方面,而在其他情况下却强调另一方面。这大约是维系一个民族的信仰体系、强化民族精神所应顾及的。

一个民族的信仰体系既有赖于理性和哲学又有赖于情感和宗教的维系,只不过根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某些时候、有某些人、在某些层次会强调我们信仰体系的某些方面,而在其他情况下却强调另一方面。这大约是维系一个民族的信仰体系、强化民族精神所应顾及的。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2）：281

[2]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6）：223

中国思想史论文 第2篇

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儒家以其独特的思想，凸显了其对中国政治的独特价值。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学说“仁政”，以及以德治国的方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处世原则，对中国古代的社稷安稳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体系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政治思想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本文通过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儒家政治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探索儒家政治思想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发，以求得社会进步、时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

儒家政治思想的产生：

儒家学派诞生在战火纷飞、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其创始人为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教育家孔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反对任意刑杀和苛政，提倡广泛理解和体贴他人，以此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持

续。提出“克己复礼”，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礼”的准则。其中的“礼”，专指西周时候的等级名分制度。为了能够实现“礼”，孔子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按照周礼的制度把当时已经混淆的社会等级秩序矫正过来。另外，孔子还提倡“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用“德”教化百姓。在百家争鸣的大社会背景下，儒家思想成为当时影响力较大的一派，儒家政治思想产生于儒家思想之中。孔子奠定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孟子对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

战国中期，生产力迅速发展；各国为争霸竞相改革，政治变革大为得势，思想阵地极为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方兴未艾，以捍卫孔学的孟子，著书立说，批判各家，参与争鸣。孟子对孔子的政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继承了孔子的仁政与德治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仁政说、民为贵、性善论。义利观。在仁政说方面上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要订立制度，使百姓有固定资产。主张均平赋税，减轻百姓负担。孟子还主张保护工商业。孟子提出民为贵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体现了国家可变，君可变，而百姓不可变的思想，这是时代的卓见，也是继承和发扬了民本思想。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仁政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在义利观方面，孟子强调先义后利，舍生取义。孟子要求百姓应该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这样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成为当时的显学。

荀子对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

战国时期儒学的另外一位重要代表荀子将儒学发展到了另一种高度，是战国时期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生于孟子之后，不仅继承了儒家传统，更融合了其它哲学传统，如道家、法家和墨家（庄子，商鞅，墨子等）的思

想，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使之为己所用。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以礼为本、德法并举、德主刑辅、礼义教化与法律强制相辅相成，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创新发展。确立正统地位：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他提出“天人感应”学说，这是董仲舒儒学的基础。他宣扬“君权神授”，为君王统治天下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为人伦道德标准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王道之纲”。这些理论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新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汉代粗糙的儒学已经不能再控制人心了。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吸引了许多信徒，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为了振兴儒学，唐宋儒学家不断进行思考与探究，吸收了佛教和道家的思想，是儒学体系得到了丰富和更新。到了宋代，出现了实质为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他们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理”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那么应该如何把握“礼”呢？方法是“格物致知”。就是通过接触世间万事万物，在体会到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先天存在的“理”的体验。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治者的欢心，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南宋时期，一些理学家对程朱探究真理的繁琐方式表示不满，由此诞生了实质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陆九渊的主要观点是“心即理也”，认为心就是天地万物的渊源。他提出了“发明本心”的求理方法，认为求“理”就是进行内心的反省，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方法产生矛盾。王守仁的核心思想是“致良知”，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人天生具有良知，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这就强调了自我的主动作用、激励了人们奋发立志。陆王心学是天理与人道的和谐统一，是儒学的社会化生活化，是发展是弘扬，由士大夫阶层走向了民间，所以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儒家哲学的生活社会中的落实。

明清时期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批判：

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使思想界出现因循守旧、陈腐不化的风气。

在商品经济下社会拜金风气盛行，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明末清初的思想界有识之士发起了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李贽提反对孔孟学说和极力鞭笞程朱理学，反对绝对思想权威，倡导个性的自由发展，认为“万物皆生于二”，批判理学的“天理”学说，摇撼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基础。李贽的思想冲破了封建统治秩序，有利于人民思想解放。王夫之系统的批判了宋明理学，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颠覆了程朱理学“道在气先”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理论根基。黄宗羲从根本上否定了沉浮的伦理纲常，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并提出了种种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包括言论自由。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明清时期的批判，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近现代儒学的开端 ：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国内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不少仁人志士认为，中国应当采取变法以图强国。然而，传统的被统治者改造的儒家思想又成了变法图强的一大障碍。在当时，要进行变法，就必须从思想上破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打击“恪守祖训”的封建政治势力，辩明变法的合理性，解放人的思想。近代儒学最终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发展为近现代新儒学。戊戌时期维新派开始对孔子和儒家政治思想作正面的清理和公开的批判，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为中介，论证儒家的仁政、王政、不忍人之政，与“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治制度近之”。对孔子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作了公开批判，在维新派的笔下孔子成了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蟊贼。他们认为

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在于维护封建政治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推到了一个新阶段。

打倒孔家店：

北洋军阀统治前期, 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登上政治舞台，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 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北洋军阀（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推行尊孔复古的逆流, 面对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却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同时，对以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维护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树立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的大旗。

“打倒孔家店”实质上是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的全面清算。

如何正确对待儒家政治思想

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1）对那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

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儒家政治思想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演变史中，儒家思想一直居于核心位置。在当下传统文化复兴热潮，尤其是儒学复兴热中，能充分的认识儒家政治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统一性与斗争性，对于文化传统的扬弃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明传承了几千年没有中断，它的政治思想、道德、政治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受传统的影响。民本思想在专制统治下虽然重在治民、用民有时甚至是愚民，但其合理内核是不容抹杀的。无论统治者出于哪种目的，最终的受益的都是人民。儒家所主张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个人气节观；以及“未知生，焉知死”、“不语乱力怪神”现世主义态度下的“志于道”，“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

老之将至”的好学精神，在道德修养，人生信仰两个层面上为人类提供了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资源。这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应该学习和发扬的。

作为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政治伦理，它与现代民主法制理论的尖锐冲突是非常明显的。按照儒家政治伦理传统，“有德者宜高位”，“有德者王”，执国家权柄之人都是“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的德高望重的人。在专制制度下，权力越大，他受到的限制就越少，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也越大。官场之人之所以“欲望横流”、“欲壑难填”，其原因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为统治者提供了不断扩张欲望的空间。儒家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主张“性善说”，相信为政者应该具有廉洁的美德，所以对于统治者，尤其是皇帝的要求，便是以圣贤为榜样，注重于自我的修养。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从未出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并非偶然。但是，也从来没有建立起预防腐败的制度。但从历史上看，作为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本身的欲望也是无限的，皇帝的腐败也是绝对的；而整个官僚体系出现腐败现象也是必然的。因此，儒家思想家“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理想一旦付诸于政治实践，大多面临碰壁的窘境。这样，在专制制度下，权力越大，欲望所受约束越少，对社会造成危害就越大。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皇帝本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权力系统能否顺利运行，所以皇权腐败往往成为整个权力腐败的起点。儒家最求的最高政治境界是“圣人之治”。当皇帝的行为越出儒家设想的政治轨道而恣意妄为，并与他们发生冲突时，代表道义力量的儒生则往往首先成为掌握至上权力的专制君主杀戮的对象。于是，一幕幕焚书坑儒和文字狱的悲剧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不断的上演。

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缺乏法制与民主意识。在两千年的封建

中国思想史论文 第3篇

一、对该时期发表学术论文的统计分析

根据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所编辑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索引(1900~1999)》一书的统计,1900~1949年共发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论文457篇,下面笔者将按不同的分类标准对其作相关统计分析。

(一)按发表年代划分

注:不包括统计资料中未注明发表时间的论文约50余篇,下列各表同此。

表1为发表论文按时间段所作的统计结果。我们将20世纪上半叶的50年划分为三个时间段:1900~1930、1931~1945、1946~1949。如此划分有以下两原因。第一,和当前历史学界普遍接受的历史分期相接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1928年,它的成立从客观上对学术繁荣有一定推动作用。而1945年抗战胜利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这一事件对学术界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的转变也起到了或多或少的外部作用。第二,从发表文章数来看,1931~1945年发表的文章数大大超过了其他两个时间段,且主题丰富,涉及领域众多,很多文章紧密联系当时实际,古为今用的写作意图十分明显。反观前30年,因该学科尚处于开创和摸索阶段,因此不仅文章数量不多,而且大多浅尝辄止,缺乏一定的深度和理论性。1945年后,由于国民党政权发动内战,时局维艰,学术研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其表现在于发表论文数量锐减,学科发展停滞不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研究成果的数量和种类都远远超出解放前的水平。

(二)按研究对象年代划分

对研究对象年代的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中统计可以看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关注的重点时期是中国古代,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学者受历史时间限制所致,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历史积淀方能进行总结、归纳、分析、评判,而上世纪前半期距离晚清为时尚短,众多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尚未来得及做系统梳理,因此有关近代的论文数量较少。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关中国近代的论文为数不多,而这110余篇当中,研究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就占了几乎一半,这就更显得前50年中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力度薄弱且范围狭窄。

(三)按研究人物划分

表3为这50年中论文研究对象按人物的归类统计,从研究的人物划分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涉及具体的研究人物数量较多。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论文共涉及到的人物达47位之多,这些历史人物所处的年代上起春秋,下至民国,时间跨度大,基本涵盖了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第二,研究对象范围广泛,身份各异。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些人物中,既有从事理论著述的学者,如先秦诸子,也有从事实际管理的高官,如王安石、张居正,甚至还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如汉武帝、王莽。第三,在对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时,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得出了不同的观点,显示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气象,如李证刚的《孔子大同小康说之现实价值》一文从正面肯定了孔子的经济思想,而蔡尚思的《最反动的韩非经济思想》和郭沫若的《韩非子批判》则对韩非子的经济思想加以批判。第四,在选取研究人物时学者们不仅研究公认的成功人物的经济思想,对于失败的典型他们也加以探讨,引以为鉴。比如对王莽新政失败原因的分析,就有于润泽的《王莽新政之改革及其失败》(1935~1936)、王斐烈的《新莽改革与失败之原理》(1944)以及张觉人的《王莽平价政策的教训》(1947)等。

(四)按研究专题划分

表4是以研究专题为对象所做的分类统计,从专题分类来看,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农业思想的论文数量占了绝对多数,这是由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靠天吃饭的薄弱农业基础、支撑国家运行的农业赋税体系迫使历代人物把农业当作论述的重点,这为近代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这些宏观的农业思想当中包含了若干的微观内容,如重农抑商、土地制度、农业政策、乡村组织、农村救济、仓储制度、农业设施、农业生产等等,这些都成为了近代学者的研究内容。第二,有关财政和税收思想的论文数量紧随其后,显示了在封建社会中赋税问题不仅为各级官员所关注,同时也是学者们探讨的热点。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始出现新的研究领域,如余肇池的《民生主义下之银行制度》一文就涉及到银行这一西方引进事物。

二、对该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特点的考察

尽管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学者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体系等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综观本时期发表的论文可以发现,早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该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领域颇广。其中既有对古代经济思想的整体综述,如阴子浚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考察》(1931)、王海波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1932)、林静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1940)等,也有对某一专题的深度闸述,如研究土地政策的有李三无的《中国古来之限田说》(1922)、陶希圣的《土地兼并与井田思想》(1930)、叔人的《我国土地政策研究》(1935),研究货币政策的有唐庆增的《中国历代货币学说概说》(1935)、张道渊的《中国传统之货币思想》(1935)等等。对于具体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当时学者也挖掘颇深,从发表的论文看,基本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而这些人物的经济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说,20世纪前50年的研究基本圈定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主要研究人物对象。以胡寄窗先生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为例,这套书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书中所研究的人物和前半世纪学者的研究对象有高度的重合性,尽管后者研究的内容更细,视角更新,结论更科学,但可以看出,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在筛选和提炼历史人物方面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第二,该时期学者已经开始注重比较研究。这其中不仅有古今对比研究,还包括中外对比研究。典型的如沈文辅的《论古今中外之常平仓政策》(1945)、唐庆增的《中国儒家经济思想与希腊经济学说》(1934)、萨孟武的《亚当斯密之经济思想与儒家经济思想之差异》(1923)等。

第三,该时期的很多研究开始注重古为今用的原则。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很多学者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战时经济思想来为抗战提供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典型的如刘不同的《汉武帝战时财政论》(1942)、叶乐群的《王安石的新法与统制经济》、马非百的《桑弘羊之战时经济政策》(1940)等。

第四,该时期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作者具有不同的身份背景,尽管职业不同,接受的教育也各异,但是他们都注意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中汲取养分。他们当中既有专门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大家,如复旦大学的唐庆增,也有其他学科的著名学者,如法学家萨孟武、历史学家钱穆、企业家穆藕初、革命家廖仲恺、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如果撇开政治立场,周佛海、梅思平等也曾经发文探讨过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此时也开始注重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从发表的论文看,代表性的有穗积文雄的《史记货殖传论稿》(1937)、服部宇之的《李悝之经济政策及其刑法之制定》(1941)等。

第五,该时期尚未出现专门以发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论文为主的学术杂志。此阶段的论文发表载体数量虽多却略显杂乱,刊登论文的杂志既有经济学期刊,如《经济学季刊》、《财政评刊》,也有历史学期刊,如《史学述林》、《史地丛刊》,还有综合性杂志,如《东方杂志》。此外,很多文章甚至发表在当时的官方报纸《南京中央日报》上。可以看出,该时期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性质界定是不清晰的,其交叉学科的特点决定了该学科尚未有统一公约的研究范式。

三、对该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评价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和开拓阶段,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该学科在这50年中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从学术影响看,它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先河,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学科,这期间研究过程中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研究体系、研究方法等为后来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社会影响看,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为当时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资源,而且鼓舞和教育了普通民众,改变了历来所认为的中国古代无经济思想的错误观点。当然,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该时期的学者在挖掘和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遗产方面尚做的不够深入,研究手段也显单一,缺乏统一的研究技术,从而制约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如此,其开创性的研究却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

摘要：本文从20世纪上半叶发表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论文入手,按不同标准对其进行了分类分析,揭示了该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特点及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论文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索引(1900-1999)[M].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品(未公开出版),2000.

《中国编辑思想史》出版 第4篇

2014年10月，《中国编辑思想史》（History of Chinese Editing Thoughts）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吴平教授和南通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钱荣贵教授主编，由胡程立、芦珊珊、段乐川、李乐、徐媛、向敏等多位作者在潜心治学、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历时八年写作完成，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的研究成果。

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是编辑出版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编辑思想史》是国内首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编辑思想发展历史的专著，是中国书籍出版研究领域的重要作品。该书分上、中、下三册，共167万字，作者从问题研究、时代研究、学派划分等研究角度，系统阐述了自先秦至民国时期的编辑思想发展脉络，对于每一个朝代、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不同类别书籍的编辑思想进行了梳理和系统论述。该书有利于读者对编辑思想的内涵与特质、编辑思想形成的内部因素和外部作用、编辑思想研究的意义、内容与方法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编辑思想的发展概况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有利于读者更深刻、更透彻地了解和发展当代中国编辑思想，有利于健全和完善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这是一部集编辑思想史大成之作，填补了我国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中编辑思想史研究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nlc202309032026

中国思想史论文 第5篇

思想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人的思想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而思想的不断发展又在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思想与社会在相互作用与影响中不断向前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近代思想。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其余还有墨家，道家，法家等等诸子百家。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代史学家将它们分为十家，即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其中儒墨道法影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汉代史学家将它们分为十家，即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其中儒墨道法影响力最大响力最大。

七国争雄，天下纷扰，各国皆千方百计谋求富国强兵之策。社会的变革使文化走向民间，游说之士面对剧烈动荡的社会，莫不以匡君救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或游说列国，干谒君主；或课徒讲学，着书立说；或放浪形骸，以批判的形式表达对世俗的关注；或辅政秉国，以求治世。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除孔学儒家外，还有墨、道、法、阴阳、名诸家。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大多具有独立思考的学风，绝不苟同别人的见解，做到了思想上的大解放。所谓“百家”，只是对当时学派众多的现象的一种概括。在众多学派中，比较重要的也只有儒、墨、道、法、阴阳等数家。社会的**使各家的思想有了产生和发展的空间，而各家思想的发展又密切的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到了汉武帝时期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实施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各家思想的发展有了不同的境遇。儒家以外的各种思想逐渐没落，而儒家思想得到了中国正统思想的地位。由此可见统治者的选择与各家思想的兴盛和没落有着很大的关系。得到统治地位的思想又影响着统治者的选择继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影响着正统思想的发展，如此循环，周而复始。

平心而论，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各有优缺点，同时并存于一个社会，有取长补短的作用，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利。这种局面在中国的汉武帝时期宣告结束，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遗憾。

儒家的创始者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仁。主张仁爱，提倡入世并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教育传播的是知识，传播的是思想，它也受到社会思想的约束，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在儒家思想的约束下，偏重儒学教育，在政治、经济、科学各方面的教育是它的缺陷，无力培养出社各方面所需要的人才，这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所在。反观欧洲的社会发展，在新的科学技术传入欧洲之前，与中国相似，上帝也曾约束过欧洲人的思想，造纸术等科学技术的传入，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人们能够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与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之是：欧洲的封建社会没有儒家思想的约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思想与知识能够进入他们的教室，所以他们的教育，能培养出大批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思想与知识的人才，这些人才正是他们的社会所需要的。

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在儒家思想的约束下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无力培养出知识面比较宽广的社会各方面所需要的人才。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在速度上打了一个打折扣。

教育培养出了大批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这些人才进入他们的社会，欧洲的社会，步入了发展的辉煌时期。从此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思想，资产阶级革命，地理大发现，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许多世界近代史有重大深远影响的事件，在欧洲这块土地上，接二连三的发生了。

在新的世界前，中国盛世的辉煌神话，已成昨日的故事，从十二世纪起步发展的欧洲，到十九世纪时超出了中国，中国需要为他当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错误决定付出代价。百年近代史，百年耻辱，教训不可谓不大。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这种伦理思想上升到中华民族精神意志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握及创造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功。当前苏联的解体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当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面临危机和矛盾让世人困惑迷茫时，智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胡锦涛已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全世界社会发展在理论上指明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和谐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的创建和社会实践在构键和谐社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是儒家思想精髓的发展是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它是东西方人类最进步思想意识的结晶。它的诞生和实践应用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健康快速发展保证，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引。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能动性---社会意识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上的成功应用。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中国哲学“和”思想浅析论文 第6篇

《说文解字》中对“和”的解释：“和，相应也”。“和”最初的本意是单纯声音或指音乐相和。到后来演逐渐演变成儒家重要的“中和”思想。“和”体现在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万物中。孔子主张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孟子“父子不责善，责善则离”，是为了维护家庭的和睦;《孟子·公孙丑下》中表达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表达的是如何得人心治理国家;“天人合一”则强调了人与天之间的和谐。现代社会我们提出和谐发展的概念，不仅要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更进一步强调了与世界上各类不同文明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和”本身来看，一方面是儒家伦理道德之一，另一方面却又代表着儒家所提出的理想“大同”社会的最高目标。

一、“和同之辩”“因中致和”

“和”并非简单的同一，而是不同事物的辩证统一，儒家所讲的“和”乃是“中和”之意，即“因中致和”。

《国语·郑语》中洪范的“五行说”以“和”与“同”对举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以“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同样的事物相结合，只能得到原来一样的东西，从现代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还不利于优育，且不会产生新的事物;只有将不同的事物相结合才能传承下去，不断产生新的事物。

《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至自由，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梁丘据，字子犹)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就是“和之”的要旨所在了。

“中和”法则适用于协调天下一切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不同关系，都应该遵循“中和”这一协调法则。如在《中庸》中这样的表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在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焉”。

“和为贵”的思想运用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上，如物我之间，物物之间乃至人与自然界，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时，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中和”，那么天下万物就都会各得其所，并且能够生生不息了。在《论语·学而篇》中记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礼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仪节，也是以“和”为贵的。于是，我们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中和”绝对不是毫无原则的为和而和，而是在一定的原则下达到协调和谐。那么在总体“和”的前提下，万事万物得以保持各自本身的特征，并且能够求同存异，和睦相处。《论语》《子路篇》所记载：“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正是孔子提炼的著名“和而不同”理论。

《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子路篇》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周”是指君子以当时的道义来团结人的行为;“比”是以暂时共同利益互相勾结的小人行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同样是与人交往，君子是团结而不是勾结，小人是勾结而不是团结(杨伯峻注释)。由于一个出自公义，一个出自私心，一为小人拉拢人结党营私互为勾结，一为君子和以处众，群而不党。

“同”是人云亦云，是非不分，完全盲从于他人的看法，毫无个人观点，彻底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和主见，完全取消个性和差异的绝对同一状态。“和”则意味着在整体和谐的大前提下，允许保持不同的看法和个性的一种共同存在状态。《孝经》中孔子曰：“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孔子注重礼法，提倡“亲亲互隐，父慈子孝”的封建礼法。他在这里用：“争之”。也从侧面反映所谓“从父之令”，就是“同”;而“当不义，则争之”才是君子行事所应该遵循的“和”，符合孔子对于“和”与“礼”二者即“礼之用，和为贵”的态度。

三、“天下为公”的社会大同

实践性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一大显著特点。被奉为最高理想来追求的“和”，其现实的指导意义在于以“和”为原则，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来最终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和”是最高的社会道德理想，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天人之间，一个“和”字，揭示了天下事物遵循的普遍规律并描绘了天下万物最佳的共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