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习瓮安事件的心得体会

2024-09-10

关于学习瓮安事件的心得体会（精选9篇）

关于学习瓮安事件的心得体会第1篇

学习《在痛定思痛中浴火重生——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警示录》的心得体会

石堡乡社事办陈家驹

通过对《在痛定思痛中浴火重生——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警示录》一文的学习，深刻认识到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与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工作是迷不可分的，瓮安事件发生后，他们不回避矛盾，深入分析事件发生的的原因。把这项事件结合工作实际，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要与时俱进，干部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在学习上，要加强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执政能力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学习，要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在思想上，必须提升境界，摆正心态，找准位置，认真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激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干部要深入基层一线，了解社情民意，发挥好桥梁作用，通过“开展干部下基层开展社会调查活动”,把工作落实在群众一线，认真化解群众矛盾纠纷，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在作风上，要“实”字当头，要实事求是地为人民群众办事，讲究办事效率，实行限时办结制度；同事要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二、大力加强党员教育，激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内在大力，让党员的教育与时代的步伐一致，形成有效的教育机制，创新教育形式，更新教育理念，找准群众的出发点和群众的利益

问题，把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放在我们一切工作的首要位置，认真强化“忠实践行宗旨，勤政廉政为民”学习实践活动。找准一定的形式和载体，提高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关于学习瓮安事件的心得体会第2篇

学习瓮安事件心得体会，瓮安事件是2016年6月28日一名贵州女学生死因鉴定不清而导致的打砸抢烧事件，这里第一公文网整理学习瓮安事件心得体会

学习瓮安事件心得体会

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3月29日，我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赴瓮安开展警示教育和红色教育活动，活动参观了瓮安县警示教育基地和猴场会址，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我们了解了瓮安经历“6·28”事件后从“大乱到大治”的蜕变之路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的事业奋斗的艰辛历程，没参观一个地方都令人震撼，催人静思，让人警示，通过观看学习，得到如下体会：

一、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密切联系群众。在参观中我们了解到，“6·28”事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党员干部队伍在作风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紧张，致使群众对党政机关和干部缺乏基本的信任，最终导致事件发生”，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真心实意同群众拉近距离。密切联系群众，不只是认识问题和方法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世界观问题，是能否树立和发扬优良作风、牢记根本宗旨的问题。

二、转变干部作风，推动基层工作发展。瓮安事件之后，当地政府吸取事件经验教训，积极转变干部作风，真抓实干，推动了瓮安经济快速发展。在开发区当前的形势下，转变干部作风的关键在于抓好落实，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开发区领导要做好带头示范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正扑下身子开展调查研究。通过走访开发区企业、走访村民，特别是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最多的地方去开展问题调查研究活动，对发现的问题要明确责任，盯住不放，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同时要指导帮助和监督问题的解决，要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有效预防和减少问题的发生。要坚持少说多做，坚持群众路线，依靠广大群众解决难题、求发展

三、要以史为鉴，痛定思痛，以“六好”意识推动作风转变。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瓮安在经历了此次“6·28”惨痛事件后，以史为鉴，深刻吸取教训，痛定思痛，以狠抓“六个好”，实现了从大乱到大治的蜕变之路，百姓满意度从2016年的59.9%跃升至2016年的99.62%，位列全省第一。瓮安的“美丽转身”发人深省。

四、主抓民生保障，推动社会和谐。瓮安事件发生之后，当地政府认真总结事件的经验教训，以民生工程为抓手，加强社会管理，推动瓮安和谐稳定。

关于学习瓮安事件的心得体会第3篇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群体性事件频发。2005年社科院发表《社会蓝皮书》指出, 从1993年到2003年间, 国内“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 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8年社科院发表《国情报告》指出:“2006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体事件6万余起, 2007年上升到8万余起。2008年的形势仍不容乐观。”[1]近年来, 群体性事件呈现新特征:事件由偶然意外事件 (突发性事件) 引发, 且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事件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2008年6月28日, 贵州瓮安发生近万人大规模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的群体性事件, 缘于一初二女生意外溺水身亡。09年6月17日, 湖北石首一青年厨师“非正常死亡”, 引发数万人聚集、近万警力涉入。

纵观此类事件, 在突发性事件出现至群体性事件爆发期间, 传统媒体通常未能及时介入, 信息在事发地主要以人际传播的形式进行。其传播流程、特点以及受众心理接受机制如何, 信息传播对事态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文献综述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人际传播。作为一种传播行为, 它具有与人类一样悠远的历史;作为一门学科, 它形成于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 成熟于八十-九十年代。因学者学理背景和研究视角的不同, 人际传播的研究重点不尽相同。麦克罗斯基强调人际传播关心的不是讯息的传递, 而是意义的生发。当传播服务于交换信息时, 传播具有工具性质。而意义, 则是心灵受到刺激后做出的反应。人际传播的本质规定性是人与人之间意义的创造和意义的交往, 它是深达精神的, 这是人际传播与其他传播样式的本质区别所在。杰拉尔德·米勒 (Gerald Miller) 等人关注的是人际传播的情境。传播总是发生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中, 传播发生的处所就是传播情景, 传播情景有4个衡量指标:交往者的人数、相互间身体的距离及亲密程度、交往者使用的感官渠道的数量、反馈的及时性与直接性。[2]莎拉·特伦霍姆 (Sarah Trenhdm) 认为:与交往者的数量相比, 传播渠道显得更为重要。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区别就在于人际传播的交往者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感官渠道。感官渠道被使用的程度, 实际上关乎人际传播的直接性。英国学者哈特利 (Hartley) 强调的是人际传播的社会化特征。传播是一个社会过程, 人际传播的交往者围绕社会身份、社会观念编码, 完成叙述与再叙述的双向传播过程, 其重点是“人际的”而不是“事际的”, 它与最大限度地展示人性的特点有关。约翰·斯图尔特在《桥, 不是墙——人际传播论》中指出:人可以凭借传播的现实, 表现自己生命的个性。他给出的定义是:“人际传播是两个或更多的人愿意, 并能够作为人相遇, 发挥他们那些独一无二的、不可测量的特性、选择、反思和言说的能力。同时意识到其他的在者, 并与人发生共鸣时所出现的那种交往样式、交往类型或交往质量。”[3]《人际传播》的作者约瑟夫·德维托 (Joseph A.DeVito) 则特别强调文化背景对人际传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国内人际传播研究尚未形成理论体系, 译介的西方论著也不多见, 现有《人际传播》 (约瑟夫·德维托) 、《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 (罗洛夫) 和《人际传播新论》 (泰勒) 等。研究专著有王怡红《人与人相遇:人际传播论》, 从人际关系、理解、对话的角度论述人际传播的特征和魅力。至于关注群体性事件中信息的传播模式的, 曹英的论述对本文有启发, 但并非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入手。

三、群体性事件中信息的人际传播分析

“所谓群体性事件, 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群众或团体、组织, 在利益受损或不能满足时, 受人策动, 经过酝酿, 或者在某一细小事件的刺激下, 最终采取集会、游行, 集体上访、罢课、罢市、罢工, 集体围攻冲击党政机关、重点建设工程和其他要害部门, 集体阻断交通, 集体械斗甚至集体采取打、砸、抢、烧、杀等方式, 以求解决问题, 并造成甚至引发某种治安后果的非法的集体活动。”[4]考察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过程, 一般经历突发事件引发, 聚集围观酝酿, 群体性事件爆发三个阶段, 期间, 酝酿的时间短则几小时长则几天。从突发性事件凸现至群体性事件爆发, 现场信息主要以人际传播的方式进行, 即便借助手机等新媒体, 也主要以人际的方式传播。与事件发展历程相对应, 现场信息的人际传播亦经历三个阶段:传言四起, 谣言流串, 从舆论到行动形成暴力冲击。期间, 信息传播的背景、流程、幅度及传受双方的心理机制均呈现不同的特征:

(一) 传言四起:信息流动的无序与传受双方的心理机制

为了论述的准确, 首先有必要对传言 (hearsay) 、流言 (gossip) 、谣言 (rumor) 进行辨析。《谣言》作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认为:谣言和传言的“根源都是非官方的”, 但传播幅度不同, “前者的传播过程是连贯的, 具有一种迅速蔓延的气势, 而且幅度很大, 其结果是所有人声汇集起来形成了可以听得见的音响, 人们可以循声追踪:谣言在流窜。”而后者的“传播过程是间断的”、“涉及面有限”, 因而“传闻毫无意义。”至于流言, 则是“针对某人流传的种种低俗故事, 近乎诽谤中伤。”[5]本文按卡普费雷的界定, 关注的是传播内容和传播力度, 而非价值判断, 故流言不列入论述范畴。

传播作为一个过程永远发生在给定的社会环境中。突发事件发生时, “现场群众是偶然‘碰见’, 为自发的、或然的鏖集”[6]。以“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为例, 首先到达现场的是偶遇少女/厨师非正常死亡的场面或事发附近闻讯赶来的民众, 人们逐渐聚集, 人数越来越多。在这一临时聚合彼此陌生的群体中, 个体的社会身份是模糊的, 人际关系是临时的松散的, 信息的传播者无需对信息的真假优劣承担连带责任。以记者报道“石首事件”为例:“几乎全城的人都来看了。其实靠眼睛是没用的, 在这时候, 耳朵才最厉害。……因为消息传得太快了, 不时就会出现新情况。哪个老板联络哪个官员, 谁准备掏钱收买家属, 谁打涂高远的哪个部位, 这些详细的故事简直有如在眼前上演。至于出处是哪里, 根本就不在在场群众的考虑范围之内。”[7]考察现场状况, 信息传播呈现如下特征:1.信息繁杂且出处不明;2.信息流传速度快内容变化也快;3.信息的创造、接受、反馈在同一时空中进行, 信息的创造者、接受者和反馈者无明确界限;4.信息“把关人”缺失;5.信息的传播方式是面对面的、交叉的、重复进行的。

从表面上看, 传言似乎只陈述事实, 实际上“事实背后暗示人们的态度, 隐晦地表达贬责的意图。”[8]如前所述, 人际传播中交换信息仅仅是表层需求, 对意义的追寻才是深层目标。“意义”强调的是心灵的碰撞和人性的沟通。当人群中口口相传少女被奸杀, 厨师因撞破毒品交易内幕而被杀, 其引发的深层意义是:民众对社会环境的败坏和治安环境的恶劣以及政府、警察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强烈不满。据死者涂高远的哥哥陈述:“后来我旁边的人说, 怎么现场也不保护起来?起码要有个调查的样子”, “于是对警察产生了不满和怀疑”。[9]李树芬的父亲见到女儿死时在其身旁的那两个男青年, “强奸的念头开始在他脑子里盘旋不去。而警察的不作为, 成为了这种不安情绪的催化剂。”[10]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考察, 人们对事态瞬间作出何种反应, 是基于此前累积的生活阅历和经验。纷扰的传言何以出现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些传言何以能够迅速传播并得到传受双方的认同?现场聚集的民众, 其共同的生活背景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处于“从‘结构断裂’到‘权利失衡’”的中国社会, 社会学家孙立平进一步指出:“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 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2001、2002年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 情况并没有出现好转, 反而出现三种情况:“劳动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贫富悬殊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 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以及“社会治安的情况在恶化”。[11]社会转型期公平正义缺失的现实, 是个体在瞬间作出反应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基础。这一点在瓮安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自此, 河边已经不仅仅是个看热闹的案发点, 而是一个失意者的阵营, 县城里真正的市民广场。……那些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那些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那些为治安忧心忡忡的市民, 再就是那些狂热的年轻人。他们在河边找到了共鸣。”[12]这客观上也解释了为何“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事件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 最终却成为群体事件的中坚力量的主要原因。

“人在孤立的环境中是不能传播的。”偶然鏖集的人群, 分享共同的传播行为引发的意义所带来的痛感和快感。繁杂的来历不明的信息, 在一个关系松散的群体中, 不受任何“把关人”的限制, 在颇具挫折感的人群中肆意地传播, 其激发的意义是蕴含丰富的、强烈的、以非理性居多的。传言四起, 是突发性事件发生后群体人际传播产生的自然现象, 其后续发展如何, 视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定。

(二) 谣言流串:事件的模糊性与目标指向的明确性

群体事件中, 间断的、涉及面有限的传言, 是如何上升为连贯的且传播幅度很大的谣言的?卡普费雷关于谣言的公式可以说明这一变化的原因和过程:

谣言= (事件的) 重要性× (事件的) 含糊不清

在这个乘法关系中, “假如重要性等于零, 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 谣言就不会产生。将人们动员起来的力量根本不存在。”“在任何一个地区, 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 谣言便会甚嚣尘上。这是信息的黑市。”[13]当突发事件凸现并引起民众高度关注时, 该事件已然上升为当地的重要事件。此时, 发布信息的政府与生产和传播信息的媒体若不及时公布信息, 事件真相被遮蔽, 模糊度增大。当正常的信息渠道被人为阻塞, “信息的黑市”——谣言, 作为“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自然而然起而代之。“瓮安事件”中, 从李树芬22日意外死亡到28日爆发大规模群体事件, 政府和媒体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石首事件”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 “政府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 (《人民日报》6.24) 。政府和媒体不恰当的沉默, 为谣言的迅速传播腾出了通道。

传播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环境中。人际传播中人际沟通的直接性和及时性, 为传言迅速升级为谣言提供了可能的传播情景和传播渠道。无论是瓮安县还是石首市, 与发达的大城市相比, 至今依然处于传统的人情社会之中, “正因为没有发达的经济体, 大部分人没有进入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生活, 却保留了原始人际之间的情感联系。……他们不仅热衷于身边的八卦, 并且毫不吝啬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投入参与。”[14]密切的人际关系推动传言的流速和力度, 信息在近距离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中得到及时、直接的反馈, 传受双方互相探询、回应、整合, 其结果是庞杂的传言中无关紧要的信息被无意识地遗漏或有意识地剔除, 核心信息被保留、集中, “所有人声汇集起来形成了可以听得见的音响”。其中最具意义的一点是, 从对案件表层原因的探寻转向对深层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拷问。

以“瓮安事件”为例, 从初二女生离奇自杀到近万人冲击县政府、县公安局, 前后有6天时间, 庞杂的信息最终被打磨成3个要点:1.少女被奸杀;2.凶手是县委书记的亲属;3.少女的叔叔教师李秀忠在讨公道时被打死。从事后的调查结果看, 三次尸检确证少女死前无性行为;县委书记是外地人, 在当地没有亲属;少女叔叔被打确有其事, 所幸无生命之虞。其实, 问题的要点不在于流传的信息是否符合事实真相, 而在于这些信息呈现的意义集中且目标指向相当明确, 那就是:对当地治安的强烈不满, 对强者欺压弱者的强烈抗议, 对政府官员和警方的高度不信任。

人际关系越密切, 信息的可信度越高且流动的速度越快;政府和媒体遮蔽信息, 信息越是不全, 传受双方越去斟酌其含义。信息流动和斟酌的过程乃信息隐含的意义呈现的过程, 当碎片化、片段化的传言逐渐转化为中心意识清晰传播幅度宽广的谣言时, 说明:1.群体中的意见领袖已然出现, 他们左右信息的内容和传播的流向;2.繁杂的传言经过意见领袖的锻造, 去繁就简目标指向明确;3.被层层磨尖的信息携带着信息加工者对社会的怀疑和不满, 填补了主流媒体空缺的信息渠道, 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和杀伤力;4.明确的目标指向与强烈的煽动性形成的合力, 具有极强的裹携性, 营造出传播学上“沉默的螺旋”现象, 说明谣言已然具备操纵他者的力量。在一个偶然鏖集的群体中, 目标指向明确的谣言, 以意义共享的模式快速地传播, 促使群体能量聚集与发酵, 成为事件升级的催化剂。

(三) 从舆论到行动:感官渠道的使用与人际传播的独特性

从围观到抗议, 从谣传到付诸暴力行动, 现场信息的人际传播模式加速了负面信息爆发节点的来临, 这与感官渠道的使用及人际传播的独特性密切相关。

在杰拉尔德·米勒为传播情景划出的四个衡量指标中, 交往者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感官渠道是人际传播与其他类型的传播最大的区别所在。“所谓感官渠道, 是指交往者双方能够最大限度地相互观看、倾听、言说、触摸、品味。”[15]其实质是近距离面对面的语言传播和非语言传播。群体中, 信息以口头交流、传单、标语等语言传播的方式进行, 也以表情、肢体语言、动作、沉默等非语言方式传播。受众不仅直接聆听传播内容, 且同时感受语调、节奏、情感和现场氛围, 并即时反馈, 交流是直接的。与此同时, 是非语言符号的普遍使用。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莎丕尔指出, 非语言符号是一种不见诸文字, 无人知晓, 但大家全都理解的微妙代码, 传播学者宣·伟伯也认为, 尽管非语言的符号不容易系统地编成准确的语言, 但是大量不同的信息正是通过它们传给我们的。很多传播学者认同:在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中, 大约65%的“社会含义”是通过非语言符号表达的。[16]非语言传播, 除了常见的视觉性、听觉性非语言符号外, 时间和空间也是其重要因素。

“石首事件”中, 当武警开进时有人拿起了砖头和啤酒瓶, 现场其他人马上明白了抵抗的含义, 无言的“声音”甚至比语言更具力量。处于同一时空的群体, 不仅以语言而且以彼此能够理解的“微妙代码”进行交流, 加快了信息流通的速度。特别是感官渠道的使用显示了默契的存在, 容易形成一呼百应的现象。此时, 一旦有人无意地放纵抑或有意地引导, 就极易引爆群体过激行为, 从而将事件引向暴力对抗的形式。“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 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 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 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 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 (1841-1931) 对群体心理有深刻的洞悉:“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 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孤立的个人很清楚, 在孤身一人时, 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 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 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 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 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 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17]事实确实如此, “瓮安事件”中, 县公安局47间办公室被毁, 县政府104间办公室被烧。“石首事件”中, 民众与武警公然对抗, 公安武警62人受伤, 16台警车遭到不同程度毁坏, 永隆大酒店、笔架山派出所被打砸焚烧, 互联网上打出震撼性标题:“石首战争”!

如果说, 语言传播和非语言传播是群体现场可见的表层要素, 那么, 其深层要素则是决定群体根本走向的人际传播的个人性与社会性。人际传播毕竟是个体之间“人际地”互动, 其理想状态是“我与你” (马丁·布伯) 的传播行为。“人际传播作为人的精神交往活动, 是以人的心灵的自由对话为旨归的, 它必然带有个人的独特性。”但是, “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 (哈贝马斯) , 个体间的交往行为总是在与社会的联系之中进行的, 人际传播必然具有社会性。因此, “人际传播除了可以自由地选择关系, 自由选择表达之外, 还有非自由选择与非自由表达的内涵。”[18]人际传播的个人性和社会性彰显了人际传播质的规定性。由于个体的心理基础和行为模式是以自身的意识框架为背景的, 而意识框架的建构是以社会现实和生活经验为基础的, 社会急剧转型造成的断裂和失衡, 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带来诸多困惑和失望。当突发事件中的事主和亲属蒙冤受屈的感觉契合了群体的经验感受, 引发群体的共鸣, 就极易形成共同的心理基础和认知结构, 并在群体心理的裹挟下, 将观念和倾向付诸行动。可见, 人际传播虽然是个体的独特的, 同时又是被社会和文化的规范所制约的。

群体性事件中, 信息的传播以多种方式同时进行。手机短信、网络等新媒体正以全新的方式迅捷地介入事件并左右其进展, 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和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也必然对事态产生影响。但无论如何, 在一个聚合的群体中, 各类信息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入现场, 依然以人际传播为主要的传播方式展开其传播之旅, 且必然遵循其内在理路表现其独特本质。了解这一点, 无疑将有助于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管理和主流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

摘要：当前, 中国正处于危机高发期, 群体性事件频发。群体性事件中, 现场信息主要以人际传播的方式进行。从突发性事件凸现到群体性事件爆发, 信息的传播依次经历了传言四起、谣言流串、从舆论转化为行动三个阶段。期间, 群体的聚合呈现不同的特征, 信息的流动亦呈现不同的传播流程, 且均受制于当下的社会现实及传受双方的心理机制, 显示了人际传播的独特性。

瓮安事件的教训第4篇

当地政府目前认定这其中有受黑恶实力煽动、利用不明真相的民众，并正在查处这些黑恶势力；另一方面，地方高级官员也承认，不明真相的民众之所以聚集起来参与冲击政府，乃是事出有因。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称，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

专贵处理瓮安事件的中共省委副书记王富玉的分析更为詳尽。近年来，瓮安县经济确实在高速增长，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革改制中，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二十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导致官民关系紧张，民众中出现了仇官、仇富心理。

另一方面，石宗源又指出，一旦发生官民纠纷、冲突，政府机关又相当随意地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动用警力进行强力压制。可能也正是因为公安机关在这方面投入太多力量，导致其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无所作为，加上自身又存在严重腐败，因而，警民关系紧张，民众对公安机关也缺乏最基本的信任，甚至出现仇警心理。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民众会集中起来冲击当地公安机关。

应当说，贵州省高层对瓮安事件根源的分析是相当到住的。但其实，贵州省高层提及的这些现象，并不仅限于瓮安一县，整个贵州、乃至全国各地，程度不等地存在上述种种现象。

过去十几年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是各地政府官员追求的主要政绩目标，地方政府成了经济增长的主体，地方官员几乎成为商人。为追求这一政绩目标，地方政府官员积极地利用其所掌握的巨大、并且始终没有受到有效限制的权力，比如，随意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者，给予那些能够增加官员政绩的企业以不受环保、劳工权利，社会保障等法规管制的特权。当然，地方政府也利用权力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经营各种自然资源。由此迅速获得大量财政收入，也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少数地方政府的手伸得太长，直接介入资源的商业交易过程，或为了经济增长政绩而过分保护某个群体、甚至毫无顾忌地损害普通民众的权利和利益，固然可以在中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长期来看，必然导致严重后果。这种后果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最近一年来，这种失衡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工业衰退、出口下滑、企业大量倒闭等现象已表明，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陷入困境。

不过，以权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最严重的负面后果表现在社会与政治方面。最近几年人们一直在谈论中国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的根源则是不同群体、不同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与权利的不平等，导致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正是权力支配经济过程，人为地授予某些人以特权，以限制乃至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正当权利。

在贵州省高官所提及的征地、拆迁、矿权分配等领域，权力制造权利之不平等的情形是严重的。由此或可获得一种异乎寻常的效率，但这种效率缺乏正当性基础。由此形成的财富配置结果，不可能得到人们的认可。

事实上，由此创造出来的财富越多，群体间的敌视就越深。其中最尖锐的是官民、贫富之问的敌意。这种敌意不断积聚，最后就会在无人能够预料到的时间、因为一件无人能够预防的小事件，而演变成具有极大社会和政治冲击力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这样的事件已经频繁发生。

如贵州省高官所说，瓮安事件这样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事出偶然，却具有必然性。不过，不论是对执政党和政府，还是对负责任的公民来说，当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是阻止这种必然性变成现实。因为，在宣泄愤怒的情绪推动下、具有严重破坏性的这类群体性事件，无助于从根本上化解民众的怨恨，增进民众的权利。

人们普遍承认，这一目标的实现有待于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而建立这种制度需要的是理性、建设性，需要的是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妥协与合作。

学习瓮安之变心得体会第5篇

瓮洞计生站杨小红

通过观看《瓮安之变》警示影片的学习，深刻认识到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与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工作是迷不可分的事件发生后，该县不回避社会矛盾，深入剖析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能认真吸取“6.28”事件的经验教训，切实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建设、干部作风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较好成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对此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杜绝官僚主义，强化服务宗旨

赵克志书记在瓮安警示基地视察时指出，瓮安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作风出了问题，官僚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干群关系对立。这告诫我们，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各项工作各个环节都细心研究群众的利益，关心群众疾苦，体察群众情绪，努力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这条根本的生命线和工作路线，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性和宗旨。一旦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和事业也就无从谈起。从开发区的具体情况来讲，干部职工要坚决杜绝官僚主义，牢记开发区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服务宗旨。做好日常接访工作，及时疏导、积极化解政府拆迁、企业欠薪等工作中存在的矛盾。避免矛盾僵化。

二、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要与时俱进，干部要不断学习提高自

身的素质和能力。在学习上，要加强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执政能力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学习，要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在思想上，必须提升境界，摆正心态，找准位置，认真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激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干部要深入基层一线，了解社情民意，发挥好桥梁作用，通过“开展干部下基层开展社会调查活动”,把工作落实在群众一线，认真化解群众矛盾纠纷，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在作风上，要“实”字当头，要实事求是地为人民群众办事，讲究办事效率，实行限时办结制度；同事要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三、要爱岗敬业，警钟长鸣，做新时期勤廉好组工干部。我们的这个岗位是群众赋予的，我们应当珍惜自己的工作，做到爱岗敬业，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自觉遵守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和局机关各项规章制度，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各项任务，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种执着的追求精神，践行自己在会址做出的承诺，切实加强学习，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多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以一名组工干部应有的带头作用，做好表率，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

四、大力加强党员教育，激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内在大力，让党员的教育与时代的步伐一致，形成有效的教育机制，创新教育形式，更新教育理念，找准群众的出发点和群众的利益问题，把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放在我们一切工作的首要位置，认

真强化“忠实践行宗旨，勤政廉政为民”学习实践活动。找准一定的形式和载体，提高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省委书记谈瓮安事件第6篇

三条经验值得总结

石宗源说，瓮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是主要领导干部没有在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呼声。他提出，瓮安事件至少有3条最主要经验留给日后参考。

第一条，要在第一时间把真实、准确的信息全面地让媒体知道，并借助媒体力量披露事件真相和细节，这样做是大有益处的。石宗源说，瓮安事件发生之初，网上有许多谣言，群众也认为官方是自圆其说。但是通过媒体披露事件真相后，群众的质疑得到了回应。因此，坚持信息透明是迅速平息瓮安事件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条是启动舆论监督系统。石宗源说，瓮安事件发生之初，网上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死者的叔叔被人打了，是谁打的？“当时我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情况。通过调查，发现确有其事，是一个基层民警指使别人所为。到网友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立即在网上回答了这些疑问，平息了民愤。说到底，舆论监督就是人民的监督，我至今仍然这么认为。”

第三条就是启动问责制。石宗源说，过去，对这类事件的说法已经形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这样的公式，我们打破了这样的公式，实事求是地公开真相，问责不作为的干部，这正是对我党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继承和发扬。

谈瓮安治安

群众安全感升至89%

瓮安事件处理后，石宗源给自己打了不及格的50分，有媒体认为这是一个官员自我评价罕见的低分。昨天，石宗源对这个50分首度给予了解释。

“瓮安事件惊动了境内外，对贵州的形象，对我们国家的形象，都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作为贵州省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

“2007年，瓮安群众的安全感是59%。为什么觉得不安全？因为确实有好几个黑恶势力存在。“黑”到什么程度呢？瓮安妇女不敢戴耳坠。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戴了以后耳朵就不存在了。一般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大街上，哪怕熙熙攘攘的时候，几个人，也不慌，围上来，就把你的耳坠摘下，然后扬长而去。所以我们现在贵州公安搞侦破黑恶势力的骨干都去那儿了。一个县，有300多人从事黑恶活动，所以群众的安全感只有59%。”

“你说，我及格吗？”石宗源反问。

“后来由于媒体的支持、舆论的监督，事态得到了平息。我也希望记者现在到瓮安县城去采访，不要通过我们官方，而是偷偷摸摸去，走家串户。2008年底，瓮安群众的安全感，已经变成了89%。”

石宗源其人

曾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一职的石宗源，2005年调任贵州省任省委书记。他对记者笑称，“长期以来，我和你们是一个战壕的，一般不愿意上镜，也不愿意接受采访，就是想干点活。结果，瓮安让我出了名了。”

在去年年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的50大魅力人物中，石宗源榜上有名，被称为“开明之魅”。颁奖词称赞他以自己的良知，展现了面对群体性事件的另外一种可能。面对瓮安突发的群体性事件，打破了官场潜规则，3次向民众道歉，当众严厉批评瓮安干部，让事件得以公开透明报道，阻止了谣言进一步传播。

对此，石宗源称，南方人物周刊搞这个评奖，没征求他的意见，不民主。如果集体也可以算作一个人物，那么他认为，2008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你看看汶川地震后，炎黄子孙的那种凝聚力，包括奥运，包括瓮安。你只要把真相告诉他，广大群众都是通情达理的。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的民族精神成了我们的精神支柱，我们真正看到了中国人的脊梁。所以，我不足挂齿。”

关于三起质量事件的学习心得第7篇

2018年上半年，公司所属项目部发生了三起质量事件，其中两起锚杆施工质量举报事件，一起原材料“飞检”不合格事件。三起事件的发生，反映了相关项目部对施工质量的管控不严格，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质量声誉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此我也进行深刻的思考，针对XXX我单位承建的施工项目是否也存在着类似或者其他质量隐患，今后是否可能会有较大质量问题的发生对公司带来负面影响进行仔细地思索。从整体上看，XXX混凝土施工项目质量保持平稳，在2018年上半年经过可再生能源质量监督站、三峡集团质量检查组以及公司检查组的检查，未发生较大质量问题，工程实体质量检验成果合格。与此同时，我们也深刻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体系运行方面：一是“三检制”落实情况不理想，部分作业单位或工点的初检和复检人员履职能力偏低，对待工程质量的态度不够端正。

二是专职质量管理人员的数量和能力存在不足，面对大面积的混凝土施工任务，部分质检员表现出了疲于应付的状态，质量精细化管控出现缺位。

三是新进场职工和作业班组培训力度不足，培训效果不够理想，新进场职工对专业技能的掌握还需要通过时间的锤炼，部分新进场作业班组的施工工艺水平亟待提高，个别队伍人员流失情况较为严重，对质量保证造成了不利影响。

四是质量记录管理不到位，记录填写随意性较大，记录不真实、不完整、不及时、不规范的情况依然严峻。

五是个别工点单元评定工作落实不理想，验收资料长期拖欠或是周期性拖欠，积重难返，形成恶性循环。

现场管控方面：一是大坝工程、二道坝工程在混凝土备仓和浇筑环节的细部把控存在不足，质量监督检查提出的问题较多，且整改落实情况不太理想，部分问题尚未的到根本性解决。

二是地厂一线个别工点出现了结构错项的问题，通过层层把关依然出现了结构错项的问题，令人警醒。一方面反映了施工质量管理人员对设计文件掌握不充分，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施工过程检查不够仔细，出现了盲区。

三是在大坝和地厂一线分别出现了几起混凝土拌合料擅自加水的恶性事件，导致监理对施工局进行了处罚，这说明我们部分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缺乏质量底线意识，对工程质量的态度不够端正，抱有侥幸心理。

四是止水带保护工作落实不到位，多数部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止水带破损或未保护的情况，给后期处理和工程防水留下了隐患。

五是混凝土外观质量缺陷频发，突出表现在大坝、尾水洞、泄洪洞水垫塘混凝土错台、蜂窝、架空以及大面积气泡等问题，在增加修补工作量的同时给施工局的质量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六是混凝土温控通水管控力度不足，大坝和地厂一线均有发生混凝土冷却通水过程中被人为中断的情况，造成混凝土内部温升值超标。

针对以上问题，XXX我单位分别组织召开了质量系统会和质量提升专题会，对问题症结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总结经验教训，制定相应的对策，并将在2018年下半年中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落实主体责任，通过签署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等管理手段强化作业班组的质量意识，严守质量底线，坚决杜绝偷工减料和混凝土擅自加水等不良行为的发生。

二是加强领导和组织，发挥干部带头作用，身先士卒讲质量、管质量、学质量，传播质量文化，发扬工匠精神，树立良好的榜样，为全体职工根植质量是企业生命线的意识。

三是对混凝土各施工工序和管理环节进行分解，厘定控制重点，并采取定人定岗的方式进行管控责任的划分，确保每一项质量重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抓落实。

四是强化“三检制”管理，进一步明确初检、复检人员的质量控制重点和责任，对岗位责任范围内的问题要严格予以追责、问责，避免因责任不清而造成互相推诿。

五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质量监督检查提出的问题建立管理清单，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认真对待和处理质量问题，并定期组织检查复验，避免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六是深入开展质量培训教育，将质量系统职工培训教育作为重点，开展以识图能力、规范学习、制度学习、案例学习为主题的专业培训，让职工充分掌握质量控制标准，学会运用管理工具，提高对质量隐患的辨识能力，培养对质量过程管控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同时，坚持开展以作业班组为主要对象的施工工艺培训和总结活动，不断提高施工作业水平，切实提升工程实体质量。

七是加大考核奖惩力度，按照相关制度文件的标准要求，定期组织对作业单位、工点和质检员的考核，并及时申报兑现奖惩，提升各级人员质量管控的积极性。

八是扎实做好劳务分包实名制管理，安排专职劳务员进行专业管控，确保各劳务单位农民工工资发放到位，避免因劳资纠纷而导致恶性举报事件的发生。

九是严格原材料进场复验管控，落实相应的原材料检验规程规范，履行对应的检测程序，坚决杜绝不合格材料用于混凝土工程施工，确保实体工程质量合格。

十是完善质量信息化管理流程，做好施工影像资料收集，特别是对隐蔽工序的质量验收要进行专门建档，相应的施工图像进行序列管理，保证后期追溯有理有据。

关于学习瓮安事件的心得体会第8篇

“拎包入住”就是生活化精装修时代的要求，是房地产开发的一种新形式的产品，住户无需装修、购买家具等，从而实现拎包直接居住。但是“拎包入住”不仅仅是简单的装修设计，而是通过合理的规划设计让住户更好的享受生活。为了实现这一个概念，早在2015年9月，我们恒大集团就与全友家私等15家龙头家具家纺签订战略协议，而且在2016年6月再继续与海尔集团等四家知名家电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形成了恒大家居全联盟，为业主实现“拎包入住”提供了无限可能。

为了完成公寓拎包入住这一集团董事局部署的重要工作，各级领导均高度重视，但仍然有部分领导及员工对工作流于形式，其中地产集团装修设计院未站在集团战略高度狠抓落实，未严格执行审批通过的设计方案，不按制度规定组织研发样板评审，审核流于形式，导致样板颜色与设计方案明显不符，在现场实物样板评审过程中，参评领导亦未发现该问题，反映出各级领导对集团重大专项工作敏感性不足，推进不力；反映出相关责任人重视程度不够，责任心不足，存在严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为惩前毖后，严格管理，经董事局研究决定，已对相关负责人进行处分，但是该事件的发生证明了我们集团内部已有众多领导及员工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对公司制度的执行流于形式，为矫正该股不良作风，集团在近期开展“两打一整顿一强化”运动，即全面打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整顿作风，强化责任，促进集团系统管理大上台阶。

为积极响应集团“两打一整顿一强化”，为狠刹这股歪风，各级领导及员工需认真的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刻反省，查摆剖析自身“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落实整改，积极解决推诿扯皮、不负责任、浮夸空谈、不做实事等突出问题，才能保证运动取得实效，避免工作中出现形式主义，避免团队出现作风问题，个人对于治理官僚主义作风的体会如下：

一、加强高度理论学习，通过学习理论知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认真学习许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员工修身准则》，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将个人作风与其素质和境界密切相关，认真的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刻反省，查摆剖析自身“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落实整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摒弃“官本位”意识和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以工作为重，以企业的根本利益为重，为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加强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有效监督，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企业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尤其是不负责任、推诿扯皮、只讲不干等恶劣风气，增加成本、降低效率、消弱企业竞争力，也极大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氛围，是阻碍公司发展的巨大障碍。必须坚持打击官僚主义，打击个别部门、个别人身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不良作风，对其工企业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尤其是不负责任、推诿扯皮、只讲不干等恶劣风气，增加成本、降低效率、消弱企业竞争力，也极大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氛围，是阻碍公司发展的巨大障碍。必须坚持打击官僚主义，打击个别部门、个别人身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不良作风，对其工作及权利进行监督。通过归纳总结各职能部门之间工作配合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行为，查摆剖析自身“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落实整改，积极解决推诿扯皮、不负责任、浮夸空谈、不做实事等突出问题，才能保证运动取得实效。对权力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有效监督，是这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

三、将打击官僚主义的运动作为公司发展的长久机制。恒大发展到今天，是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结果，让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阻碍公司发展、让个别腐败分子侵占集团利益，都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官僚主义给企业带来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轻则使企业缺乏凝聚力，造成组织涣散，员工积极性受到压抑，不能人尽其力物尽其用，各项管理措施难以落实到位;重则使企业缺乏创新力和生命力，长期徘徊不前，乃至被市场所淘汰。只有坚持不懈的开展打击官僚主义运动，将打击官僚主义运动作为公司发展的长久机制，才能全面提升干部员工精神面貌、改进工作作风、勇于承担管理责任，提高工作效率，加强服务意识，确保集团总体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