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间礼貌称呼

2024-07-12

朋友间礼貌称呼（精选5篇）

朋友间礼貌称呼第1篇

朋友间礼貌称呼

父母同称：高堂、椿萱、双亲、膝下。父母单称：家父、家严；家母、家慈。

父去世称：先父、先严、先考。母去世称：先母、先慈、先妣。兄弟姐妹称：家兄、家弟、舍姐、舍妹。兄弟代称昆仲、手足。夫妻称：伉俪、配偶、伴侣。

亡妻。

别人父母称：令尊、令堂。

别人儿女称：令郎、令媛。

别人家庭称：府上、尊府。

男女统称：男称须眉、女称巾帼。

老师称：恩师、夫子。

学校称：寒窗、鸡窗。

同辈去世称：亡兄、亡弟、亡妹、别人兄妹称：令兄、令妹。妻父称：丈人、岳父、泰山。自己家庭称：寒舍、舍下、草堂。夫妻五方去世称：丧偶。学生称：门生、受业。同学称：同窗。

朋友间礼貌称呼第2篇

作为过来人，严佩璐对于时下部分新同事“扮嫩”式的称呼方法颇有点意见，她认为，既然在一起共事，如果不是上下级，大家都是同事，有名字叫名字，有职位就叫职位，没必要一定要“哥哥、姐姐”的叫个没完，

“何况是工作时间的来往，还是第一次见面，张口就来句姐姐，拜托，我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个妹妹!”

跨文化交际中称呼语的礼貌规范第3篇

称呼语 (address form) 是指用来称呼别人和自己的词语。人际间的相互称呼语是日常交往最经常发生的沟通人际关系的信号和桥梁, 最能反映出说话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

对称呼语研究和解释最多的是社会语言学。Brown和Gilman (1960) 把称呼语划分为两个范畴:对等式称呼 (reciprocal/symmetrical) 和非对等式称呼 (Nonreciprocal/asymmetrical) 。这两种类型称呼语的使用分别受制于“权势关系” (power) 和“同等关系” (solidarity) 这两种因素。“权势关系”通过社会地位来显示, 只要交际一方在年龄, 辈分, 资格, 财富, 地位, 力量等方面优于另一方, 就对另一方具有“权势”;“同等关系”是指交际双方在某些方面, 如经历, 年龄, 性别, 职业, 兴趣等方面具有共同性。

Sapir (1921) 指出, 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 它们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人们的言语表现形式总是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 语言系统内的诸要素无一不与社会文化因素发生错综复杂的联系。作为语言重要组成部分的称呼语折射出语言与文化复杂的关系, 本文拟从东西方文化所各自遵循的礼貌原则来说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以及这种差异对称呼语影响。

2 Leech的礼貌原则与顾曰国的礼貌原则

礼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对于建立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有效地进行交际至关重要。礼貌现象的普遍性有助于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而礼貌现象的文化差异性则常常成为跨文化交际的障碍。礼貌原则就是那些制约言语行为的礼貌规范。英国语言学家Leech (1983) 在研究礼貌现象的基础上, 效仿Grice的合作原则, 提出了著名的礼貌原则。

2.1 得体准则 (tact maxim) :尽量缩小对别人的损失;尽量增加对别人的利益。

2.2 慷慨准则 (Generosity maxim) :尽量缩小对别人的贬低;加强对别人的赞扬。

2.3 赞扬准则 (Approbation maxim) :尽量缩小对别人的贬低;尽量表扬别人。

2.4 谦逊准则 (Modesty maxim) :尽量缩小对自己的表扬;尽量贬低自己。

2.5 赞同准则 (Agreement maxim) :尽量缩小自己与别人的分歧;增加自己与别人的共识。

2.6 同情准则 (Sympathy maxim) :尽量减少自己对别人的厌恶;增加对别人的同情。

Leech提出的礼貌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不同程度上在各种文化中都适应, 这也是其获得普遍认可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它毕竟是Leech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其在不同文化中的适应程度不容忽视。作为一种进入言语行为的文化准则, 礼貌原则具有鲜明的文化特点。礼貌乃至其涵盖的原则和实施方略都会因文化而异。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 中国式的礼貌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礼”的形成与发展, 以及它对人们言语行为方式的制约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语言学家顾曰国 (1990) 吸收和借鉴了里奇的礼貌原则, 对比分析了英汉文化上的差异, 归纳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礼貌原则。

a.贬己尊人准则:指谓自己或自己相关的事物时要“贬”, 要“谦”, 指谓听者与听者有关联的事物要“抬”, 要“尊”。

b.称呼准则:指人们出于礼貌, 在相互称呼时按“上下, 贵贱, 长幼”有别的传统来体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关系。

c.文雅准则:即选用雅言, 禁用秽语:多用委婉, 少用直言。

d.求同准则:即说, 听者在诸多方面力求和谐一致, 尽量满足对方的欲望。

e.德言行准则: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尽量增大对他人的利益, 在言辞上, 尽量夸大别人对自己的好处, 尽量少说自己付出的代价。

3 中英称呼语比较

“贬己尊人准则”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礼貌现象。中国式礼貌的最大特点是“夫礼者, 自卑而尊人”。这与里奇提出的“谦虚准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西方文化也推崇“尊人”, 但并不通过“贬己”;而在中国文化中“贬己”是达到“尊人”目的的重要手段。中国文化被称为“无我文化” (I-less culture) , 中国人提倡凡事以家庭, 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 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可以忽略, 可以牺牲。这条礼貌准则到了现代, “卑”的成分逐渐被“自贬”和“自谦”的成分取代。在语言中集中表现在自称和他称上。在指谓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人与物时要“贬”要“谦”, 即“谦称”;指谓听者或与听者有关联的人或事物时要“抬”要“尊”, 即是“敬称”。常见的谦称有“吾”“余”“鄙人”“卑”“卑职”“晚生”“拙作”“愚见”“拙见”“蔽公司”“蔽厂”等等;与此对应的敬称是“您”“阁下”“尊职”“大作”“高见”“贵厂”等等。

“上下有义, 贵贱有分, 长幼有序”的称呼准则。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伦理和道德, 伦理是中国社会关系的规范。“伦”就是等级, 类别之间的次序。“理”就是这种等级次序遵循的规律。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差序格局”, 它以维护“上下有序”的秩序为根本。在这种社会格局中, 人们服从权威和长上, 各守本分, 遵守严密的等级制度。 (贾玉新, 2002) 这种“差序格局”与以个人为中心, 以平行或平等的关系为取向的西方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对西方人来说, 个人利益, 个人权利, 个人自由, 个性解放, 都被当作是不可侵犯的。在英文中, 以self (自我) 为前缀的合成词要超过100多个, 这种现象在其他语言词典中是少见的。

汉语称呼语纷繁复杂地体现了“上下有义, 贵贱有分, 长幼有序”的“差序格局”。汉语中非对等式称呼更为盛行。如中国人惯用头衔+姓来称呼对方, 汉语称谓中的职务, 部分职业和职称均可被列为头衔;头衔不仅体现敬意, 而且还传递着权威, 顺从;而在英语中头衔只用于总统, 牧师, 医生, 教授等少数职业。人们更倾向于使用“对等式称呼”即直呼姓名, 从而体现人们之间平等的社会地位。

细致繁杂的亲属称谓语是中国称呼语的另一个特点。相比之下, 而英语的亲属称谓语则简单的多, 如“aunt”可以对应汉语中的“姑”“姨”“婶婶”“舅妈”等。中国人还习惯将亲属称谓扩大化, 去称呼非亲属甚至陌生人, 如中年妇女常被称为“大姐”, 儿童将素不相识的老人称为“爷爷”“奶奶”。

4 结论

从Leech和顾曰国的礼貌原则出发, 分析了中英文化的主要差异, 对比汉英称呼语各自特点, 得出以下结论。首先, “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使得中国人倾向于使用“非对等式称呼”;受西方“个人本位”思想的影响, 西方人更青睐“对等式称呼”。其次, “贬己尊人”的礼貌准则使得汉语称呼语出现纷繁复杂的“谦称”和“敬称”;而英语称呼语中鲜有这种现象。最后, 汉语的亲属称谓语细致繁杂, 并且其用途常被扩大;英语的亲属称谓简单, 且仅限于亲属之间。

参考文献

[1]Leech, G..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London:Longman, 1983.

[2]Sapir, E.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M].New York:Harcout Brace of Jovanovich, 1921.

[3]顾曰国.礼貌, 语用与文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 (4) :11-17.

[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5]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朋友间礼貌称呼第4篇

关键词:礼貌称呼语文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在英汉两种文化中,礼貌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具有相似的社会功能,而且两种语言中常用的礼貌用语也基本对应,但是这些意义相对应的礼貌用语却具有语用上的差异,这一点在称呼语上体现最为明显,而这些差异常常成为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的根源。因此,为了避免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失误,本文对基于礼貌原则的称呼语的中西文化差异做了初步分析。

一礼貌原则的文化共性

礼貌是各社会各群体共有的普遍现象。世界上任何社会或群体,人们的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都由“礼貌”来制约,由“面子”或“面子的工夫”来维系。在英汉两种文化中,礼貌都是普遍存在并受到高度重视的现象。著名语言学家何自然(1997)指出,在言语交际中人们首先考虑的不一定是合作,而是话语的合适与否、得体与否,即礼貌问题。由此看来,在跨文化交际中,言行是否礼貌得体已成为影响人们交际是否成功的关键问题。语言学家Lakoff (1973)认为,在某些类型的会话如非正式的交谈中,肯定并加强双方的关系比真正思想的交谈显得更为重要,因此礼貌的因素在会话的有效性中占了上风。

国际著名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教授(1983:132)根据英美等西方国家人群的言语习惯,提出了指导交际成功的礼貌原则。作为一个重要的语用原则,该礼貌原则包括6个准则:得体准则(tact maxim):减少言语表达中有损于他人的观点,做到尽量少让别人吃亏,多让别人受益。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减少言语表达中利己的观点,做到尽量少让自己受益,多让自己吃亏。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减少言语表达中对他人的贬损,做到尽量少贬低别人,多赞誉别人。谦逊准则(modesty maxim):减少言语表达中自己对自己的表扬,做到尽量少赞誉自己,多贬低自己。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减少言语表达中自己与别人观点上的不同,做到尽量减少双方的分歧,增加双方的一致。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减少言语表达中自己与别人在感情上的对立,做到尽量减少对对方的反感,增加对对方的同情。

结合Leech 的理论,顾曰国(1990)根据汉语文化的源与流,提出了汉语文化中礼貌规范的四大特点:尊重(respect)、谦逊(modesty)、态度热情(attitudinal warmth)、文雅(refinement)。并在此基础上,效法Leech 提出了与汉语文化有关的五大礼貌准则:

贬己尊人准则:指称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人或事物时要“贬”、要“谦”,指称听者或与听者有关联的事物时要“抬”、要“尊”。称呼准则:指人们出于礼貌,在相互称呼时按“上下、贵贱、长幼”有别的传统来体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关系。文雅准则:出言高雅,文质彬彬,往往被认为是懂礼貌、“有教养”。求同原则:这与“脸”和“面子”有关,就是注意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要保持相称,说话双方要力求和谐一致。德、言、行准则: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尽量增大他人的益处,在言辞上尽量夸大别人给自己的好处,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

由以上两种礼貌原则可以看出,虽然它们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为目的的,都是以贬己尊人,求同存异为核心的。

而对于礼貌的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有不同的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有不同的礼貌规范,即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国度中,人们有自己的礼貌方式。我国一向被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比其他民族更讲礼貌。礼貌是普遍现象,是各民族都讲究的,只是各民族有各自的礼貌表达方式罢了。

二礼貌原则与称呼语

礼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苏联符号学家Juri Lotman 所说的,“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礼貌制约了语言的使用,反过来语言又是表达礼貌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英语和汉语是世界上两种重要的语言,分别代表着东西两种不同的文化。由于英汉历史文化背景、地理环境和思维方法的不同,反映在语言表达上就有很大的差异。这种语言表达的差异可以从许多方面介定,但最能体现“礼貌”的行为是对人的“称呼”。

人际间的相互称呼语是日常交往最经常发生的沟通人际关系的信号和桥梁,也是最容易被观察和记录的,能明显地反映出说话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社会学者们一致认为,和其他社会言语行为一样,“称呼”这一言语行为有其独特的规律性和系统性。著名学者Philipsen和 Huspek(1985)在谈到“称呼”言语行为的规律性时曾说,“人们的称呼语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语言学题目。在每一种语言和每一个社会中,每当人们相互交往,就会出现要不要或如何称呼别人的问题,围绕如何使用姓与名涌现出一大堆可供选择的方式。在一定的情景中,说话人所做的选择以及他们对所进行的选择意义的解释都是有系统的,不是杂乱无章的。因此,称呼言语行为的系统性——不管是对其使用还是对其解释——是普遍的,尽管组成称呼的系统之要素或系统的规则可能因环境而异。”

正因为“称呼”言语行为的规律性和系统性,称呼语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礼貌习惯,中西文化中的礼貌规则在称呼行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就是说,作为礼貌原则的最佳载体——称呼语,在不同文化交际中虽然都以交际合作、礼貌得体为总的指导原则,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语言的每一个层面都包含文化因素,各民族在地域、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文学、历史、宗教、发展等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从而形成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使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另外一个民族文化,因此与文化休戚相关的称呼语在礼貌总原则的指导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又有其差异。

三称呼语的中西文化差异

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称呼语,既要承认礼貌原则作为交际的普遍性,又要区别不同语言以及不同的语言变体在称呼方式的使用方面存在着差异。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多层次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如设想在最深的思维层次上,称呼语主要遵守普遍的礼貌原则,而仅在较浅的层次或在具体语言表达方面显示出差异。浅层差异的产生和存在,一是受到不同文化中人的经验、信仰等因素的影响,有时似乎并无逻辑性或理性思维可言,二是在语言使用时这些差异会影响言语的质和量。

正是由于中西社会与文化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称呼语的语用也存在很大不同。在称呼上中国习惯于非对等式称呼类型,而西方偏重于对等式;中国非对等式称呼语的使用表现出一种权势、尊卑取向,它是垂直式社会关系的标志,而西方社会,由于受平行社会关系、个人本位取向的影响,人们所崇尚的对等式较充分地表现出平等的文化取向,是一种平等式社会关系的标志。

中国社会的称呼方略极为复杂,因为它既受传统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上下有异,贵贱有分,长幼有序”的封建社会的宗法血亲关系,以及差序格局的社会现象合为其服务的伦理道德的影响,又受血亲关系(长幼尊卑及疏密程度)、社会地位、职位高低、职业、性别、年龄乃至场合等因素制约。一般来讲西方人际交往相互“称呼”时,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地位及交际双方是“权势”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如果是“平等”关系,双方将会采用“对等”交流(reciprocal pattern),即双方都用名字称呼对方(first name)。但当交际双方关系是一种“权势关系”,即双方社会地位有距离,或双方属于初次交往,那么双方将采取一种“非对等交往式”(nonreciprocal pattern)。其中地位较高者可能使用名字(FN)称呼对方,而地位较低者会用“头衔加姓”(TLN)称呼对方。同样,在“非对等式交流”中,地位较高者所使用的称呼语是表示尊敬的一种手段,地位相当、背景相类似的人们相互交往,“称呼”时直呼其名是为了与对方建立平等关系或一种非正式关系。

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要求人们在称呼亲属时要遵循“长幼有序”、“长尊幼卑”的宗法秩序,年龄长幼、辈分高低是非常重要的称呼语尺度,这也是为什么在汉语中所有亲属的称谓被区分得清清楚楚。另外,对于非亲属,为了表达亲近和尊敬,晚辈对长辈往往被要求用亲属称谓词来称呼非亲属或陌生人,即称谓的泛化,如:儿童称呼非亲属老年人常用“爷爷”、“奶奶”,称呼非亲属成年人常用“叔叔”、“阿姨”,这种泛化现象反映了中国文化非常注重群体观念和归属、依附关系,以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为行为准则。而西方文化中却没有将非亲属成员纳入亲属成员关系网的习惯,他们更注重个体的独立性、独立的地位,既不以辈分、年龄、资历为等级标准,也不希望“归属”、“依附”和“群聚”,是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为行为的原则。除直系亲属的晚辈要以亲属称号称呼长辈外(这也不是绝对的,不少子女会用First Name 称呼父母),对姻亲(如岳父、岳母)则可直呼其名。子女对父母的兄弟姐妹有时回以Uncle 或Aunt+First Name相称,或单称Uncle或Aunt(ie),但从不以 Uncle或Aunt(ie)称呼父母的挚友或来访者。

在跨文化交际中,要首先了解双方的文化特点、民族心理和习惯的差异,以避免语用失误。比如:如果中国孩子为表示礼貌与尊敬而称西方上了年纪的女士为“grandma”,会让她们感到迷惑或难以接受,她们宁愿被直呼其名,而不愿领受“奶奶”这一在中国人观念中对年长者的尊称。在中国“老”常常和经验、丰富的阅历及足智多谋等联系在一起,对长者的称呼是尊敬的表示,对方会感到高兴。而在西方文化中,“老”意味着不中用,遭人嫌弃,因而人们都忌讳“老”,怕“老”。如果将中国的尊老观念和习俗套用到西方人身上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由此可见,我们在跨文化交际时要首先了解双方的文化特点、民族心理和习惯,对不同的或相同的语言形式及其使用所持的礼貌规范,要“入国问禁,入门问俗”,使双方交际成功,避免语用失误。当在非母语的国家进行交际时,作为外族人,我们要服从“入乡随俗”的社会制约,处处以当地文化为准绳,行为和言语都要尽量得体,少出现或不出现语用方面的失误。

四结论

我们在承认礼貌原则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不能忘记礼貌原则在内涵、方略以及侧重点因文化不同而存在的差异,这是由不同社会对不同准则的侧重,是不同社会间的文化取向、价值观之差异所造成的。我们在研究文化交际时,应以辨证关系考虑问题:既要看到文化之间的差异,又要承认文化之间的共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结果,才能充分解释某一文化中的某种话语现象。

参考文献:

[1] Nessa Wolfson,Sociolinguistics and TESOL,Newbury House Publshers,1989.

[2] 顾曰国:《礼貌、语用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4期。

[3] 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外国语》,1998年第2期。

[4] 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 熊学亮:《语言使用中的推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