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美国的阴谋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美国的阴谋（精选5篇）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美国的阴谋 第1篇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美国的阴谋

2016年中国决定实施全面二孩的政策，引发了全国上下对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单在知乎“政府为什么要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问题下就有848个回答，浏览量超过两百一十万。一方面，主流舆论认为，“全面二孩”是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结构性人口难题开出的药方；另一方面，在人口问题争论中部分网友涌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阴谋论思想。其中以知乎网友“臧大为”所撰写的文章为代表。臧文在分析中国的计划生育史时，将中国的计生政策归咎于“国际计生谎言”的一部分，认为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通过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从而将控制第三世界的人口作为一项国家外交政策来执行，最终导致中国领导人接受了计划生育的思想并将之付诸实践，以至于产生了现在的人口问题。其代表性的论据为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第200号文件（简称为NSSM-200）以及中国政府在1979年接受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5，000万美金的资助的事实。此文在知乎问题下的848个回答中有将近5，000个赞同数，远远超过其他答案。那么，在中国的人口政策这个问题上，臧文提供的到底是一个真相还是一个惊悚故事呢？笔者为此查阅了学术界的研究文献并核实了臧文的两个核心论据，笔者认为，臧文是一锅巧妙地结合了似是而非的历史论据与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阴谋论浓汤，其意在证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错误的，是美国政府特别是洛克菲勒财团国际阴谋的一部分。而事实上，臧文所用的论据基本上都站不住脚。NSSM-200文件都说了什么？NSSM-200文件全称为“世界人口增长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Implications of Worldwide Population Growth for U.S.Security and Overseas Interests）。该文件由亨利·基辛格领导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于1974年10月，并于1975年11月成为美国福特政府的官方政策之一。90年代初期，文件得以解密，任何人都可以很轻松的从网络上获取。文件内容有问题分析与政策建议两大部分。问题分析部分探讨的重点是世界人口在统计学上的发展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于世界食物、矿物和燃料供应的影响。除此之外，该报告还审视了美国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并调查了世界人口压力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政策建议部分主要谈及美国的人口战略和美国为了使欠发达地区人口生育率下降所采取的行动。其中，报告中被反复强调的核心人群就是那些因饥荒而陷入苦难的人。这份报告的问题意识来源于当时联合国所做的人口预测。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1974年时全球人口有39亿，而到2000年时将会有64亿人口，至2050年时则将会有将近110亿人口，这还是“最乐观的预测”。而在人口增量之中，有着严重的地区不平衡现象，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总量和增长率远高于发达地区。在当时的美国政府眼中，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有史以来在人道主义和国家利益这两个层面上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就是“发展中国家将在人口压力下面对食物供应的短缺和在土地、水、资本和进口资源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因为农业的不确定性，一旦发生歉收，会“极大地提升大范围饥荒在欠发达地区发生的可能性”。而大范围饥荒带来的人群恐慌和政局变动，“最终会威胁到经济增长和世界秩序”。美国为何关心其他国家的人口问题？文件的起草者认为，在当时的人口和经济情况下，“全世界范围内每年仍然有一千万到两千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如果不对欠发达地区的高生育率加以控制，其后果不堪设想。美国的决策者是基于人道主义对世界人口问题进行分析。他们以当时的经验和理论看到了世界人口盲目增长对于生命的戕害、经济的破坏以及对世界秩序的威胁。这种思考体现的正是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自我意识以及一种全球化的视野格局。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人道主义立场，或许在基辛格自己写给报告撰写小组的要求里表现的更为明显：“这份报告应该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即总统对于人口政策的关注也是一个普通人的关注，这种关注与人类个体的尊严紧密相关。还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目标是要与其他国家进行密切的合作，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行加之于人。”当然，人道主义并不是美国决策者的唯一考量，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另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报告书中坦言“美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来自海外的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矿物资源”，而大范围饥荒的发生无疑会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影响到美国的利益。从这一点上来说，因为国际贸易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们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利益共同体”，欠发达地区的高生育率问题成了美国这个世界领袖不得不承受的一种负担。但这实在很难被概括为一种“阴谋”。除了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的安全利益也被纳入到了考察的范围之中。在报告的第五章，起草人特别提到了由人口增长与教育、经济发展失调而带来的年轻人暴力化倾向与人口流动问题：“在高生育率的情况下。年轻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年轻人，会表现的性格多变，情绪不稳定，思想态度更倾向于极端化，并具有较老年人更强的疏离感和暴力倾向。……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会陷入较大程度上的混乱和失序。向相邻国家输出的移民（特别是向那些富裕和人口稀少之地），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会挑起消极的政治反应或军事行动。”限于篇幅，笔者无法一一详细介绍报告的全部内容。但经过上文的简要概述，相信读者也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这份报告是美国政府以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的一份研究性报告，其基本立场为美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1970年代的美国，不再是北美洲的蕞尔小国，而是一个对国际事务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美国影响着世界秩序的走向，但同样美国也无法脱离国际社会而单独生存。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相互交融，美国政府在制订对外关系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多重因素，而这并非是用一个“洛克菲勒家族的阴谋”就能简单解释的。事实上，在报告开头，起草者就提到了“四口之家应该成为欠发达地区未来家庭生活的典范”，而不是无休止地给发展中国家妇女做绝育手术。而且，整份报告所重点点名的十三个欠发达国家分别是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埃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其中并不包含中国。因为即便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国的人口生育率也并不是很高，只是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人口增量多。值得一提的是，臧文为了反对网友指责其“阴谋论”，特别引用了报告第一章第33条“我们必须小心我们的行为，不能表现出这是一个工业国家直接反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政策”这句话来证明“阴谋”的存在。而第33条全段话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活动，不能让欠发达国家注意到这是一个发达工业国家针对他们的政策。当我们支援欠发达地区时，任何所使用的支援方法我们都应该小心谨慎。第三世界的国家领导人应该是我们首要考虑的对象，应该设法获取他们对于成功的项目（人口控制项目）的信任。在这种语境下，非常重要的是要向这些国家领导人证明家庭生育计划项目是有效的，并且我们可以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段内共同工作。”不应忽视的是，这份文件的撰写的国际背景，当时的全球大部分国家都被卷入“冷战”。1970年代，冷战恰恰处于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后“苏攻美守”的阶段，美国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更为小心谨慎，在高度敏感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尝试谋求国际合作。所以，臧文所引用并强调的第一句话，其表达的真实意图是：美国政府希望在糟糕的国际关系状态中谋求有限度的国际合作，以达成“拯救世界”（解决欠发达地区因人口过量增长可能带来的饥荒问题）和“拯救美国”（因欠发达地区的饥荒问题可能引发的对美国的经济、安全利益以及世界秩序的破坏）的目的。联合国人口基金对华援助是怎么回事儿关于臧文所强调的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79年对华援助一事，事实上中国政府对此问题有过公开而全面的介绍，商务部网站上明确而详细地解释了“联合国人口基金对华无偿援助简况”：“自1969年成立以来，人口基金已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近60亿美元的援助。其主要任务是：促进各国执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和提供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推动解决人口与发展、生殖健康、性别平等以及妇女赋权等问题。”而其活动经费则“主要来自各国政府的自愿捐款”。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面向未来20年的《行动纲领》，要求“所有夫妇和个人有权自由、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并希望到2015年，在生育、教育、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和人均寿命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就。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和人口基金已经有了七次较大的合作，中国的受援助金额已达到两亿一千七百五十万。但中国与人口基金的合作是双向的，中国也需要向人口基金捐款以维持人口基金的正常运营，根据人口基金官方网站显示，中国位居联合国人口基金捐款排名前二十位。而且，在2016至2020年，中国政府还将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开展第八周期国别方案的合作。事实表明，中国与人口基金是正式的国际合作关系，并非中国政府被人口基金所收买，被他们的阴谋骗的团团转。若真是如此，已经意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并开始推行全面二胎政策的中国政府为何还要继续与之合作呢？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中国不同时期的人口政策和其历史演变？限于篇幅，笔者自然无法在这样一篇短文中给出完整的答案。但至少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主要还是中国的决策者根据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的判断和选择，而非是美国少数银行家的“惊天阴谋”。生育这项活动本身既是国计，也是民生。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政府一号召，民众就迅速地生或不生。如在建国初期，计划生育的要求恰恰是自下而上传达的。时任中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率先察觉到了因为社会状况变化而导致的民众节育诉求。1954年5月27日，她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其中特别提到了“关于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以及避孕的问题……确是带普遍性的。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为了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导及适宜的药物工具等而被迫自行盲目解决……。”由此，国家领导人在建国初期就考虑过人口发展和节育问题。刘少奇曾在1954年国务院第二办公室第一次节育问题座谈会上称：“关于节育问题，我们党、我们的卫生机关和宣传机关，是提倡还是反对？有些人是反对的，有的人还写了反对文章。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为什么要赞成而不反对？……中国大概不会因为节育闹人口恐慌……。”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上说：“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民族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1957年，毛泽东在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表示：“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建议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中国人口增加很快，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 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想要探讨某一时期的人口政策，我们需要深入地进入当时的历史时空与历史语境，用冷静、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来仔细分析遇到的问题，而不是捕风捉影，用预设好的偏见之网将历史事实泥塑成自己想看的模型。（责编：昀舒）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美国的阴谋 第2篇

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化成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细究这场危机的发生, 不难发现它与美国近些年的住房政策有着直接联系, 可以说是美国失败的住房政策把这个国家乃至全世界都拖入了一场灾难深重的危机之中。作为正致力于解决百姓住房问题和实现住有所居目标的中国来说, 应当以美国次贷危机为镜鉴, 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住房政策体系, 从而解决好我国的住房问题。

一、“房产梦”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渊薮

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仅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 也让许多低收入人群无家可归, 于是“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适宜的环境里拥有一个家”成为这个国家住房政策的基本目标, 并写进了1949年通过的《住房法案》序言中。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 美国联邦及州政府不仅通过住房信贷、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人们购房, 通过公共住房、住房券等方式让中低收入人群能够租得起房子, 甚至还通过合作建房和共有住房等途径来解决百姓的住房问题。在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过程中, 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 如公共住房和住房券几乎完全依靠政府, 而其他则主要依靠市场调节, 或者依靠营利或非营利机构的合作得以实现。尽管直到本世纪初, 在美国仍有上千万户家庭依旧住房困难, 但是通过这些政策措施已经缓解了困难程度。可以说, 这一时期美国政府解决住房问题的方向是健康的, 政策措施也是可行的。

但是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小布什担任总统后, 美国政府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方向和思路, 以及政策选择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 由以往售、租以及合作和共有住房等多种政策措施并举, 转向了以售为主的政策取向。2007年7月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来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就任时布什总统曾让我减少美国的无房人口比例”, 还表示他所领导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主要职责就是“让人民有房子住”, 并提供“人民买得起的房子”。美国人大多是不攒钱的, 为了让那些没有积蓄的人也能有钱买房子, 政府不但放任金融机构向他们发放零首付的次级按揭贷款, 甚至向全世界发行包括次债在内的高风险债券。那位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当时来华的目的, 就是游说中国购买美国的住房债券。凭借发行高风险债券从全世界筹来的资金, 一时间在美国至少有220万个家庭圆了他们的“房产梦”。然而, 当那些原本就充斥着风险的金融工具终于引发了次贷危机, 继而又演化成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时, 不仅让许多美国人又失去了他们的房产, 也让美国和全世界都再次体验了如同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灾难。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人们多从金融视角查找原因, 将其归结为金融过度创新和放弃监管的结果。其实, 金融在这场危机中只不过是起到了一种工具的作用, 而美国政府鼓励人们买房子、去圆房产梦的住房政策, 不但是这场危机的真正渊薮, 而且自始至终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再进一步追问,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改变以往的住房政策, 竭力去鼓励老百姓买房子?答案是为了避免上世纪末的网络泡沫可能带来的经济衰退, 而且也正是通过刺激住房消费, 一段时间里美国才继续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可是, 由于网络泡沫的旧病未除又在金融工具的作用下促成了更大的房地产泡沫, 当这些泡沫破灭时, 就是危机降临之时。美国的教训再次警告人们, 房地产对于医治经济失调和拉动增长, 犹如一味治表不治本的止痛药, 长时期过度地依赖于它, 不但会引致泡沫经济, 甚至还会危及经济安全。

二、中国不可重复美国人的“房产梦”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 住房是作为一种福利实行计划分配的, 这种住房制度及其相应政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住房供给的长期短缺, 缺少房子住成为当时一大社会难题。始于1978年的改革让中国逐步走上了市场经济轨道, 城市住房也由原来的福利分房开始走上商品化、货币化的改革道路。1982年《国务院关于城市出售住宅试点问题的复函》出台, 标志着住房商品化改革在我国进入试点阶段, 也表明私人拥有房产在中国开始再度合法化。但是由于福利分房制度依然存在, 处于这种双轨制格局中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不可能取得较快进展。直至1998年的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停止了福利分房, 住房商品化、货币化乃至社会化的改革才开始进入快车道。

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改革之所以在1998年推开, 与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不无联系。为了避免那场危机可能带来的出口下降和经济下滑, 中国适时启动了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并带动了房地产业的扩张性发展, 这对于当时实现保增长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保增长的思路和做法, 与美国为了避免网络泡沫破灭可能招致经济衰退, 从而鼓励美国人都去圆“房产梦”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中国的房地产业还缺少像美国那样的金融工具来为其融资, 所以还不可能招致像次贷危机那样的严重后果。

但是必须看到, 始于1998年的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在扩大了住房需求、拉动了经济增长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房地产业的非理性扩张和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如同小布什政府试图圆美国人的“房产梦”一样, 我国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初期, 许多地方也出台了鼓励市民买房子的各种优惠政策, 甚至奉行“只售不租”的改革取向, 不仅新建的住房只售不租, 就连许多市民长期租住的旧房也要买下变为个人产权, 从而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城市住房的私有化率就超过了80%。而小布什执政近8年, 美国的住房私有化率才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 还不到70%。再从我国目前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看, 多数城市都是以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为主, 这两种保障方式其实也是在鼓励人们买房子, 并通过政策优惠去帮助一些中低收入人群拥有产权房或部分产权房。要知道, 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20多倍, 而且房价也不比目前中国高多少, 尚且无法去圆人人有房产的梦, 作为人均收入根本就无法与美国相比的中国, 那就更不可以去重复美国人的“房产梦”了。

三、解决中国住房问题的政策考量

住房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住有所居是社会和谐与文明的标志, 当代中国要解决好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并实现住有所居目标, 必须吸取美国政府在住房政策上的经验教训, 并从国情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相关政策。

公共政策是保障基本人权、通过资源的再分配维护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稳定的政策。为了维护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 社会必须通过公共政策帮助那些依靠自身能力无法解决住房问题的低收入人群, 让他们也能住有所居。但也要看到, 在任何私有物权受到保护的社会, 住房都是重要的私人财富, 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低收入人群, 实际上是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和财富积累能力的群体。因此, 也就不该通过“买”这种交易方式来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 他们的住房需求应当通过住房保障体系下的救助、援助, 通过非竞争的社会再分配得以实现。这就决定了我国基于公共政策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应该是廉租房、贴租房和租金补贴等方式。而不可以像美国小布什政府那样, 不切实际地去鼓励低收入人群买房子。如果要想得到属于私人所有的房产, 就应当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去获取, 政府没有责任满足个人对于房产的占有欲望, 否则对于那些依靠个人能力和奋斗取得财富的人就是不公平。不错, 在新加坡和香港有些低收入人群就是依靠政府帮助而取得了房产。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 依靠政府帮助才得到房产的低收入人群已经是最穷的穷人了。中国则不然, 那些在政府帮助下取得房产的并不是最穷的人, 且不说我国还有2亿多农村家庭, 即使在城市也还有许多依靠政府帮助都无法买得起房子的人, 难道我们的公共政策不应该首先去帮助这些最穷的和最需要帮助的人们吗?政策的制定不可以脱离一个国家的国情, 尤其是公共政策。

产业政策是从产业性质出发确立的保证产业健康发展的战略方针及措施。但直到目前我国不但缺少房地产完整的产业政策, 也没有关于房地产准确的产业定位。按照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完全垄断的市场和产业划分理论, 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与民生的密切相关性, 都决定了房地产不应该成为完全竞争型产业。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却是, 仅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就超过上千家之多, 这岂不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竞争型产业了?可如果从价格决定看, 它又似乎完全垄断型产业, 即使上千家企业之间居然也可以做到价格上的垄断联盟。至于说近些年来对于房地产业一忽儿“鼓励”一忽儿“限制”, 都与产业定位不清、产业政策不明、产业战略迷失有关。所以,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房地产的产业定位, 在此基础上形成包括企业规模起点、工艺设备提高、房屋节能标准、金融信贷支持、外资进入限制等一系列相关的产业政策体系, 已成为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解决群众住房问题的迫切需要。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美国的阴谋 第3篇

关键词：量化宽松,人民币汇率,出口贸易

1 量化宽松的概念

量化宽松 ( Quantitative Easing,QE) 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意义为增发流通中的钞票。美国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通过持续地购买机构债和MBS以扩大基础货币的供给,同时维持接近于零的基准利率。美联储此次的货币政策所增发的机构债和MBS数量庞大,周期长达五年甚至更久。而通常情况下,除非利率等常规手段不再起作用,中央银行不会采取这种极端手段。

2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的影响

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对其国内的金融机构打击严重,因而相继陷入困境。国内市场的流动性遭到史无前例的考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市场飞快地低迷,继而美国经济跌入危机之中。为了缓解市场的流动性危机,提高就业率与刺激GDP增长,美联储启动了超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政府在没有考虑其他各国人民利益的情况下,只为自身快速脱离次贷危机后的不良影响,挽救本国的经济,启动量化宽松政策的货币政策,才引发了世界流动性不断地泛滥,而中国也面临着通货膨胀的考验。

而美国对我国的主要影响方面为以下几点: 对净出口影响。由于人民币的升值会导致本国的商品价格相对的上涨,这一结果导致本国的出口额减少以及进口额的增加,为此量化宽松政策所导致的美元贬值对美国贸易逆差以及抑制我国净出口具有重要意义。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美国通过主动性的贬值行为促进国内的流动性充裕,致使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的走软,从而对他国货币带来巨大压力。人民币兑换上升幅度高达8% 左右。除此之前所有的经济变量,都会对我国人民币汇率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而人民币汇率关系着中国的出口贸易。

在中美贸易中美之间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但是,在中国和美国贸易往来中,两国权重并不相同,其中我国处于弱势地位。宗毅君美国相对于中国的贸易结合度都小于1,这意味着贸易联系并不大,贸易依赖性较小; 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则与前者相差较大,在各个年份这个数值都大于2,即贸易处于较紧密的关联状态。这一权威的统计数值对比恰恰表明在中美两国贸易中中美所享有的话语权是相差很大的。通过对两国市场贸易的调查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究其原因,首先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联系比较紧密,出口货物的流向比较集中,通常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市场,其次因为科技创新与经济实力的差距,由我国出口往美国的产品大多是科技含量比较低产品,这些产品利润较低,而与之相对,美国出口中国的却是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其中电子科技产品为代表。而追根溯源来讲是由我国目前的相对比较优势和贸易出口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我国产品的科学技术水平处于较落后的地位,我国出口企业长期以来出口的大多是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产品,在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劳动力与土地等价格比较低廉的优势,凭借由此产生的价格优势在美国市场竞争。

我国企业的出口商品大多是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商品,并且在美国市场上,我国的产品质量在不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处于领先位置,因此,面临人民币汇率下降,我国出口企业将会维持国内价格不变,提高商品美元标示的价格,因为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信赖,即使价格有所增加,也并不会大幅降低我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而美国出口商品大多是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商品,且各个发达国家也都竞相争夺中国这个大市场,美国厂商要面临欧日等厂商的竞争压力,因此,美国出口商应该会为保持其市场份额,而维持其美元价格不变,降低其人民币标示的价格。据此分析,人民币升值会提升我国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而美国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这将对我国对美国的贸易格局产生正面影响,改善我国对美国的贸易环境。

伴随着人民币币值的上升,我国的进口额呈上升趋势,但是进口增长不如出口的增长迅速,出口的增加不仅映射了了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而且国内的生产可以满足其他国民的消费需求。GDP的增加需要依靠于国外居民的消费。进口额的增加大部分得益于设备和原料的进口,居民的消费性进口占少数。尽管我国的经济水平在不断提升,但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方面很多工作都没有到位。国民没有很高的消费倾向,一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对外国消费品的需求显然并没有因为人民币汇率下降而达到预期的效果。

3 结 论

总体而言,短期内人民币汇率的小幅波动对我国各种产成品的出口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利润空间,然而我国人口资源丰富,劳动力较多,优势仍然明显,同时我国政府启动了多样的刺激出口的优惠政策,使得我国的出口额依然在上升。目前,我国过度依靠出口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使得中国的生产总值对外依存度增加,人民币汇率的不断下降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萎靡的表现肯定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我国的外汇储备持续扩大,在人民币汇率下降的风险仍然存在的状况下,我国政府首先需要做的是缓解人民币汇率下降的风险,抑制好升值步伐,保持汇率的稳定。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美国的阴谋 第4篇

1. 美国外资委员会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面临的最主要障碍。

根据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外资委员会 (简称CFIUS) 负责调查和评估海外投资对国家安全的影响。CFIUS由财政部、国防部、能源部等11个部门负责人组成, 财政部长担任委员会主席。CFIUS重点关注与国防、重要基础设施、关键技术、能源和关键资源相关的交易以及可能被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 有权否决外国投资者在美国进行的并购交易, 必要时将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并购交易提请总统作出最终决定。

从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案例来看, 国家安全是美国政府否决中国投资的最常见理由。从2009年至今, CFIUS已经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4笔中国并购交易, 分别是陕西西色国际并购尤金公司金矿交易、华为与贝恩资本并购3COM交易、华为并购3Leaf交易和三一重工并购美国风电场交易。

2. 相关机构对并购交易的反垄断审查也是中国企业拓展美国业务面临的重要障碍。

根据美国的反垄断法律, 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分别对不同行业的并购进行反垄断审查。如果认定并购交易可能会减少竞争, 导致并购后产品质量下降、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等后果, 司法部或联邦贸易委员有权裁定交易无效, 或者要求并购交易双方修改并购条款。

能源电力、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等敏感行业并购交易除接受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垄断审查之外, 还需要美国政府相关专业监管委员会的审批。历史上曾经发生多起电力行业并购交易因公用事业监管机构反对而终止的案例, 如2004年Exelon电力公司出资160亿美元并购PSEG公用事业公司, 但因新泽西州公用事业委员会的反对而终止。

3. 受利益集团的驱动, 美国国会可能通过听证会、议案、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发布调查报告等方式阻碍我国投资项目。

美国国会拥有对行政机关拨款、对行政官员进行监督的权利, 能够影响行政机构的决策。2005年7月, 美国国会针对中海油对优尼科石油公司的并购交易通过多项议案, 要求行政机关延长审批时间, 甚至禁止CFIUS使用财政经费审查该交易, 导致中海油错过报价机会, 被迫撤出竞购。2012年9月美国国会发表调查报告, 认定华为、中兴威胁美国信息安全, 要求美国企业避免与华为、中兴合作, 严重影响了华为、中兴在美国的经营活动。

利益集团的驱使是美国国会对中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的主要原因。为了打击竞争对手、争取有利政策、阻止不利于自身的交易, 美国各大企业投入大量经费雇佣公关公司游说国会议员, 通过为议员捐款寻求利益代言人。在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交易中, 多名主张严格审查该交易的议员曾经接受过中海油竞争对手雪佛龙公司的捐款。

在总统选举、国会议员选举等关键时期, 利益集团的活动更为频繁,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活动更容易受到限制。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 为了取悦部分利益集团, 奥巴马多次表示将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核, 并直接否决三一重工并购美国风电场交易。美国国会对华为、中兴的调查报告成为美国总统竞选过程中的重要议题, 奥巴马指责罗姆尼创立的贝恩资本曾经与华为合作收购3COM公司。

二、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教训

1. 对目标资产的尽职调查不够详尽, 对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估计不足。

陕西西色国际在收购尤金公司的金矿项目前没有对项目进行周密考察, 直到CFIUS否决该交易时才得知金矿附近存在美国军事基地。华为、中兴在美国国会组织的听证会中对“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党委在企业决策中的作用”等问题准备不充分, 难以消除国会议员对华为、中兴的怀疑和误解。

2. 与监管机构交流不足, 提交审批材料前准备工作不充分。

CFIUS鼓励并购交易双方在正式提交审批材料之前主动向其咨询交易是否符合国家安全, 提前修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交易内容, 避免企业前期投入的损失。华为和三一重工在并购交易前曾分别咨询美国商务部和国防部, 但都没有与更为关键的CFIUS沟通交流, CFIUS通过媒体获知交易后加强对该交易的审核并提出否定意见, 导致企业陷入被动地位。

3. 公共关系运作和舆论宣传力度不足, 不适应美国媒体、游说公司运作方式。

大额并购交易之前交易双方通常主动联系交易所在州议员争取其支持, 并雇用公关公司对监管机构及国会相关委员会进行游说。中国企业往往忽视公共关系和舆论在并购交易中的作用, 游说费用投入较低, 公关与宣传技巧不足。

三、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1. 完善并购前尽职调查程序, 全面梳理潜在障碍和风险。

深入研究美国投资监管法律与并购案例, 针对潜在风险准备应对预案。恰当选择交易时机, 尽可能避开总统选举和议员选举等敏感时期。

2. 加强与监管机构沟通交流, 避免交易审批陷入被动。

并购交易前主动咨询监管机构, 积极澄清监管机构对中国企业存在的误解。制定交易计划时充分考虑审批时间和审批障碍, 根据监管要求制定合理交易策略。

3. 准确评估在美投资业务对利益相关方的影响, 重视利益集团在并购审批中的作用。

熟悉游说公司运作方式和政治捐献制度, 提防利益集团采取的阻挠措施。与媒体和公关公司加强合作, 充分宣传合理诉求。

4. 积极向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反映对外投资面临的壁垒, 建议中国政府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

建议商务部完善对外国投资者的审核制度, 作为制衡外国投资保护政策的有力武器, 增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谈判能力。

摘要：美国外资委员会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面临的最主要障碍, 美国政府的反垄断审查、利益集团的阻挠也是中国企业拓展美国业务面临的重要障碍。另外中国企业对目标资产的尽职调查不够详尽、与监管机构交流不足、公共关系运作和舆论宣传力度不足也是导致企业损失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投资壁垒,利益集团,国家安全,反垄断

参考文献

[1]沈祎.投资美国:要学会与CFIUS打交道[J].国际市场, 2013 (6) .

[2]郝洁.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新趋势、原因及障碍[J].中国经贸导刊, 2013 (34) .

[3]高国伟.国际直接投资与引力模型[J].世界经济研究, 2009 (11) .

[4]高国伟.政党政治与美国的贸易政策[J].亚太经济, 2008 (6) .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美国的阴谋 第5篇

一、美国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为走出经济发展不断恶化的怪圈,2008 年11 月25 日,美联储宣布将购买由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发布的债权和其担保资产支持证券,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QE1) 拉开帷幕。在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期间,美联储总共购买17250 亿美元的相关资产,使经济有所增长,美国将此归功于量化宽松政策。此后,为了达到经济完全复苏的目标,美国又陆续推出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具体时间和内容如表1 所示。

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刺激本国经济增长,但由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货币政策变动及经济发展情况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与美国的经济交往更加密切,因而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必然对我国经济尤其是进出口贸易产生巨大冲击。

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 一) 人民币持续升值,增加进口,抑制出口

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市场上美元迅速增多,流动性增加,则美元不断贬值,人民币相对美元不断升值。商品以货币定价,货币的升值或贬值必然影响商品价格。我国向美国出口商品时,美国用贬值的美元来购买; 而我国进口美国商品时,用的是升值的人民币。这就使得用美元进口我国商品变得“更加昂贵”,使用人民币购买进口商品时变得“相对便宜”。因此,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走高有利于我国进口贸易的发展,但同时抑制了出口贸易的增长。

自2008 年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除了2009年我国对美国进口贸易出现同比负增长之外,其余各年都增长较快( 见表2) 。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升值将对我国向美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然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对美国出口多为日常必需品,其需求弹性较小,因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

数据来源:海关信息网。

( 二)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出口成本增高

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大宗商品多以美元计价,美国的四轮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特别是原油以及有色金属的价格一度达到历史高点。而我国的大宗商品大部分是通过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则使我国进口价格相对提高,国内原材料价格也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出口成本增高,从而抑制了我国的出口贸易。由于中国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很大比重,议价能力较差,当美元贬值时,为了使出口贸易免受影响,还需保持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

( 三) 刺激美国国内消费与投资,增加出口市场需求

连续不断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刺激美元利率的下降,从而促进美国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公众对经济复苏恢复信心,企业会增加信贷投资,居民也会因为预期收入增加而扩大消费。作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国,美国消费增加就会增加对全球商品的需求,从而扩大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这便为中国的出口贸易提供了发展机会。

通过对上述不同影响的分析可知,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对进口贸易的影响: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降低刺激了进口贸易的发展; 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我国对此类商品的进口会相应减少。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美国经济复苏及美元利率下降,将会刺激美国国内居民消费的增长,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贸易; 中国国内物价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而上涨,导致出口成本增高,从而抑制了出口贸易的增长。

三、中国应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措施建议

( 一) 适时调整进出口结构

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一直以出口贸易为主,在出口贸易中又以加工贸易为主,处于国际产业链的末端。虽然我国经济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独立性较低,受国际形势影响较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同时也增加了输入型通胀的风险。因此,我国应积极调整进出口结构,改变出口利润率低的局面。此外,还需加快形成以内需为主与积极利用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 二) 积极应对汇率风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美国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美元大幅贬值,扰乱了我国外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大了人民币单边升值的压力,人民币升值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为解决这个问题,应当尽量让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积极应对汇率风险。美国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全球都为其经济损失买单,这严重削弱了美国在国际上的信用,我国应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扩大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 三) 加强对临时性资本的监管

美国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后,美元贬值和流动性增加使得短期内大量出于套利目的的美元流入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一旦美国经济复苏,热钱就会陆续从我国撤退,市场上资本的迅速缩减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控制热钱流入的数量,我国应加强对热钱流入的监管,制定更严格的外汇管理体系。

摘要：自2008年起美国在次贷危机发生后接连推出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此来达到经济复苏的目的。此项举措不仅对美国经济影响深远,同时也对世界各经济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介绍美国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其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并在调整进出口结构、应对汇率风险、加强监管临时性资本等方面提出措施建议。

关键词：量化宽松政策,进出口贸易,货币政策

参考文献

[1]庄佳.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产出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情况,2009(5).

[2]傅勇.全球复苏分化、政策退出博弈与中国宏观政策的选择[J].国际经济评论,2010(5).

[3]谢蓓.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