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读后感

功能主义读后感（精选6篇）

功能主义读后感 第1篇

其实说实话，与其说是写读《新教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不如算是看此书书评的一点浅见。老师推荐的这本书我比之前有进步的是真的耐下性子看完了，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是觉得看导言就够了（我也只看懂了导言部分），后面的正文对于一个缺少西方宗教背景的中国理科生而言实在有些晦涩难懂，背景知识不够，看起来十分费劲，所以到最后写读后感时使我不得不还是借助百度的力量。我看了许多各式各样不同人从不同角度写的关于韦伯这本书的书评或是读书笔记，惊奇的发现，这些给我的启示远比书本身要多得多。

我很快明白了，其实作者想表达的是他始终坚持精神层面即宗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决定性作用。比如他认为合理主义的发展依赖技术和法律的同时，也取决于人类适应某些合理行为的能力和气质。而我们可以说，作者认为，宗教伦理在很大程度上便对这类能力和气质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坚持——一定的宗教思想对经济精神发展的影响几对一种经济体制精神气质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类宗教思想在推动人们因信仰而赚钱，从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为维持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经济行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简单来说，我觉得可以总结为两个字：信仰。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或许就是推动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回望东方，回望中国，明明是一个文化历史更为久远，信仰更加坚定地国家，却为何没有推动社会的发展呢？是否是现代人把这些宝贵的财富都遗忘了呢？也许吧。我看到有一篇书评里说：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不久中国也会有一本《新儒家伦理与东亚资本主义精神》。可韦伯有在书中论证“只有新教国家才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而其他非新教都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又如何产生呢？可能也要从自身的文化、历史脉络中寻找法律、道德、民主等支撑体系吧。我不知道到底哪条路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该走的，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而言的话，我们坚定信仰，努力生活，总归是没错的。

10级人力本一班鲁倩

2010924029

功能主义读后感 第2篇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提到了垄断组织、资本输出问题，并且他认为垄断、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的特征。诚然，垄断资本输出确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并成长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虽然垄断、资本输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许多负面影响。但是垄断、资本输出本身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性的繁荣和发展。既然资本输出有一定进步性，那么我们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应用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关键字：帝国主义； 资本输出； 社会主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这本书是列宁论述帝国主义的专著，全书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用较为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帝国主义的意义、发展特点和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全书的语言容易理解，作者引用了很多史料和前人的评论性文字，对书中观点的阐述立体生动，通过全方面多角度的看待问题，深入剖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里观点。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指出“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特征是资本输出。”①资本输出成了帝国主义的特征。

书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清楚的认识到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帝国主义阶段。在书中列宁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帝国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在书中，列宁特别批判了“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思潮。列宁指出这种思潮是第二国际瓦解、腐烂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次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列宁批判了考茨基主义是在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同考茨基主义作斗争，努力争取到那些被资产阶级愚弄和压榨的小业主。

通完全书对帝国主义有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并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必然规律和固有缺陷，全书主要分了十个章节阐述，下面谈谈我对其中的几个章节的感悟。

第五章主要阐述了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一些主要的大资本家开始瓜分世界市场。帝国主义的精髓在于垄断，像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这样的垄断组织已经将国内市场瓜分完毕后，他们必然将目光放在国外市场。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国外的市场是紧密相连的，也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家通过资本的输出加强同国外同盟的联系，通过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扩大势力范围，形成了国际卡特尔。

形成了国际垄断组织后，这样的大资本家往往占据了大量的资源，控制力相当可观，而世界资源这块蛋糕毕竟有限，在划分的时候出现了激烈的斗争，而且愈演愈烈。这就是“瓜分世界”的斗争，各个行业的垄断组织都将工厂开在了新的殖民地上，企图占据那里的贸易和市场。有些人认为这样的国际卡特尔是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实现和平的方法，①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这样的观点十分荒谬，其实是在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辩护。书中的一个观点我很赞同，“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在通过资本家同盟之间的瓜分世界过程，彼此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关系，也积蓄了一定的矛盾，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在我们头脑中的形象就是腐朽的，冷漠的，物质至上的。而成为其特征的“资本输出”自然也被视为腐朽的事物，但我们从资本输出为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意义以及刺激经济落后的资本输入国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来看，资本输出是否可以超越社会制度的桎楛，移植到社会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中国服务呢？

首先，资本输入对资本输出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通过资本输出，输出国通常可以获得超过国内投资所得的高额利润和利息，这就加速了资本积累，增加了资本输出国的经济实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德三国的国外投资共达一千七百五十亿至二千亿法郎，如果按最低利息率五厘计算，每年可带来八十亿至一百亿法郎的收入。

第二，通过资本输出能够带动更多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可以成为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借贷资本的输出可以为输出国带来双重利益：一是贷款取得利息，二是通过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获得更多利润。

第三，通过资本输出，输出国可以获得大量原料、燃料，从而为一国经济得以较迅速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保证。

其次，资本输出对于输入国，尤其是经济落后的输入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外国资本的输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发展中国家建设资金的不足，还可以带来先进技术的引进，对于新兴工业部门的建设有一定促进作用。例如，巴西的新兴工业部门，如钢铁、汽车、造船、石油化工、电子和航空工业等，大部分是借助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起来的。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数以千亿的外资输入内地，连同相关的观念、人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营销战略、技术、设备等，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注入了强劲动力。许多发展中国家还鼓励外资投入出口部门，这有利于提高商品的竞争力，增加商品出口量，所以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促进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增②②王茂湘、巫宁耕、胡绍琼，《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当代资本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第94页

加了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就业机会。

所以，实践证明，资本输出是国际经贸合作、国际商业活动及资本市场运作的一种正常方式，是资源优化配置走向国际化的体现。资本输出虽然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却不应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应与经济掠夺画上等号。它应该成为为社会谋求才财富的一种手段，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本流通的一种途径，只要这种运作和流通不妨碍资本输入国的利益。因此，只要条件允许，资本输出可以移植到中国，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从中国自身来看，进行资本输出，基于以下考虑：

一、中国迫切需要资本输出。今天，不少海外舆论推崇中国为世界工厂。然而，中国面积虽居世界第三，却地大物不博，粮食、原有、矿石、有色金属、木材、纸浆、橡胶以至高新技术、生产线等都要大量进口。中国的经济结构还在调整完善时期，经济发展方式不尽合理，高消耗低产出还是普遍特点。因此，为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绝对需要大力实施资本输出，通过国际和作，取得能源、原材料等国际资源的开发权，为我所用，长期稳定、价格合理的供应才能获得保障。

二、中国有条件进行资本输出。外汇储备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8%。如此富足的外汇储备是进行资本输出的最有利条件。所以中国决策层应把握机遇，将这些巨额资金加以整合和引导，适当份额用于资本输出。另外，由于中国外贸连年出现庞大盈余，美国有股势力一直向中国施加压力，意图迫人民币升值。中国实施资本输出，令国际收支过于平衡，也可剥夺这班人的施压借口。

三、以资本输出带动劳务输出、商品输出。作为资本输出目标国的能源、原材料资源开发，本身是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地面基建、各种机械设备、运输工具、储蓄设施、供电、供水、供燃料、公路、铁路、港口、机场、酒店、宿舍、办公楼、电讯邮政设施、金融服务、沿线城市建设、开发人员的衣食住行知、游玩等等的巨大投入配套，既可容纳大量劳动力，又需要大量商品物料、器材，可谓商机处处，前途无限。中国在资本输出的同时，正好安排众多的下岗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劳务输出制造大批就业机会，又可针对资源开发所在国的配套建设实行大规模商品输出，国内不少业已闲置的挖掘器材、采伐工具、加工生产线设备又可找到第二春，尤其振兴东北，困扰各地领导的劳力，机械设备过剩问题都可从以资本输出带动劳务输出、商品输出的战略中得到舒缓和转机。

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其目标应选择哪些地区？第一个大目标区是非洲。从某种程度上来③③ 中国行业研究网，2010年1月19日

说，中国已经对非洲进行着资本输出，已经成为了一种发展现状。中国对非投资中较为突出的案例包括，中国工商银行(ICBC)(1398.HK: 行情)出资56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SBKJ.J: 行情)20%的股份。2007年，国家开发银行就已经建立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为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支持。作为一个新兴市场，非洲地区具备市场成本优势，外国直接投资回报率一般要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据统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外部直接投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回报率。

第二个大目标区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向北即靠近我国东北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解决能源、原材料供应是中国资本输出的重中之重。而这一地区区蕴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森林、各种矿藏、但地域广阔，人烟稀少，气侯严寒，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该区的开发对中国振兴东北特别有利。向南，中南半岛的柬埔寨、缅甸，这两个国家都是资源大国。向西，独联体的中亚国家，主要资源卫视有、天然气。以资本输出开发这几个周边国家，既有利于这些国家以资源开发带动国家整体开发，也令中国这个国际制造业中心就近获得能源、原材料稳定供应，对于营造周边和平环境，加强友好睦邻关系，使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特别是振兴东北和开发中西部地区，意义十分重大

第三个大目标区是欧美发达国家。当然这需要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够有能力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引向国外，并得到发达国家的认可。

资本输出是中国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资本流通无国界。所以资本流向必定要依据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以全球战略眼光审视，以最佳配置达到最高效率、最好效果、最大效益为依据。没有资本输出，中国就会减少一大笔财富。所以，资本输出是中国下一个阶段的里程碑！④

④ 《非洲，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新热土》，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5月31日

参考资料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2]王茂湘、巫宁耕、胡绍琼，《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当代资本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成都

[3]中国行业研究网，2010年1月19日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读后感 第3篇

一、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改造

传统教育认为学校的任务就是教导青少年识字读书, 实则却是脱离生活和实际经验的教育;杜威为改革旧教育, 创造出了新的教育理论, 强调儿童应该从死记硬背中跳出来, 接受与生活, 社会有关的新教育。

强制儿童一味的读书和被动的接受知识并非教育, 真正的教育是主张让儿童在自己感兴趣的生活中去学习经验;在此过程中, 首先要尊重儿童, 重视儿童内在的创造力和潜力, 杜威认为, 如果从与儿童亲身经历的生活中进行教育, 就会使儿童萌发学习的兴趣, 产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体验生活, 他们乐于主动学习, 真正做到了理解事物的意义, 这种教育才是生动有效的, 真实的。儿童是教育的出发点, 社会是教育的归宿点。儿童不仅要学会适应当前的环境, 还要跟随不断发展与变化的民主社会。

学校即社会。杜威讲到, 学校不能一直让儿童死板的学习老知识, 教师也不能生搬硬套书本知识;而是将儿童看作教育的主体, 把学校与社会有机联系起来, 使其成为适合儿童生长、生活的环境, 让教育在真实的环境中进行。显然, 杜威所提倡的学校并不是传统的脱离现实的学校, 乃是真实的, 自然的学校。它是经过组织简化的、滤清和优选的、在多种影响下求取平衡的高效能学校。

但杜威在生长学说中提到凡是生长的就是好的, 凡抑制生长的就是坏的, 显然是错误,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有正确的, 也有错谬的, 不能笼统地认为凡是生长, 便是有益的。

二、教育无目的论

杜威认为新的教育并非是将儿童的生长处于置之不理的状态, 任其生长, 而是使其自身不断积累的发展过程。获得更多和更好的教育便是教育的目的, 目的存在于过程之中。教育本身便是目的, 并不会附加教育之外的什么目的, 这便是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真正的目的是含有理性因素的, 生长和生活无止境, 无终结, 因而也没有最后的目的。生长和生活在一直前进的过程中, 实现其扩充、提高、更新和重组, 在此发展中, 儿童和青少年不断成长, 最终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为了论证教育无目的的正确性, 杜威还批判当时流行的各种教育目的论, 1.以发展天性而不顾社会性为教育目的的卢梭。2.把现实社会效能作为教育目的的指导者。

实际上, 在杜威的思想中, 教育是有目的的。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论述到, 教育应引导儿童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 使之适应民主社会的需要, 满足其希望。为了实现心目中理想的民主社会, 他将儿童的学校教育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 以获得更好的教育, 更好的满足理想社会的需要。他引用曼德拉的话说:“只有通过教育, 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的改革。”由此可见, 杜威并非真正的放弃了教育的目的, 而是针对传统教育中, 主张儿童由成人决定的旧教育的一次否定。

三、教学论

杜威从哲学的认识论和教育实践倡导“从做中学”, 而教学论的观点也集中于“教育即生活、生长、经验得改造”。就“教学方法”讲, 杜威反对把“学习知识孤立的从实际生活中分化出来”。所谓“从做中学”就是:教学不应该死板硬套地注入旧知识, 而应引导儿童学会从生活中找到新知识和符合实际需要的新经验。他重点从儿童的现实生活出发, 强调教学应尊重儿童心理发展特点, 以儿童为主体, 以儿童活动为需要。在教学活动中, 教师应成为儿童活动的合作者, 指导者和参与者, 而不是儿童活动的监管者。他主张先活动, 后教学读书, 认为儿童要读书和听讲只是有助于解决一般的问题和困难, 因此杜威在教学论中先讲教法而后讲教材。就“课程和教材”讲, 杜威反对传统观念中的分科教学, 忽视知识的系统性和整合性, 传统教材是刻板研究的产物, 并非是儿童活动的产物, 其忽视了儿童的内在潜能、探究意识和好奇心, 并不符合杜威所讲的教育是生长、生活和经验的改造;从中可以看出杜威的教学论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目的。由于儿童的能力不高, 并且接触面较窄, 无法取得系统而专深的知识, 杜威仅仅鼓励儿童从生活、活动中学习是不够。因此, 他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 却陷入了经验主义。但杜威做到了用综合和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问题。他把社会、人类和儿童看作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即使近代学者屡屡号召热爱儿童和尊重儿童, 但历史的转变却是漫长的, 脱离实际生活的教学活动当然不会激发儿童的兴趣和学习动力, 直到杜威的时代, 人们仍然认为儿童是成人的缩影, 但杜威利用他的“儿童中心论”和“从做中学”进行思想和实践的运用, 儿童才真正从压迫天性的教育中获得了解放, 学校教学才大为改观。

参考文献

[1]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10.

[2]杜威.人的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3]杜威.今日的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47.60.

[4]杜威.经验与教育[M].上海:上海文通书局, 1946.

[5]符文姬.民主主义与教育读后感[J].2013.09.

读《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后感 第4篇

在导论中，伍德从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的视角入手，致力于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来“界定从社会关系体系与政治领域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并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基础”。

她首先从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谈起，指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了反对封建制度，必然会将资本主义经济从政治中抽离出来，并赋予其基础性的地位。而斯密后的政治经济学家开始撇开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内容，而抽象地研究其“经济”之后，就出现了在概念上对“经济”和“政治”作刚性划分的永久化趋势，这样的分离长期以来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伍德进一步揭示“政治、经济两个概念的分离是专门用于勾画资本主义特征的轮廓，只对资本主义有效，不能将对它们的勾画与分离看成是历来如此的。”因为政治与经济概念上的分离，虽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特定的现实，但忽略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且掩盖了资本主义现实的内在矛盾。

伍德通过对汤普森的论说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既反对那种取消历史特征的简化论的因果概念，也反对那种将经济的决定作用无限期推迟的概念。她还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直接继承了把经济活动从社会中独立出来的思想，也是上了斯密的当。首先，她对这种政治与经济的分离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与政治的分离，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功能本身的分化，将分化出来的功能分別分配到私人的经济领域和国家的公共领域。这种分配将直接与榨取和占有剩余劳动相联系的政治功能，与那些更具普遍性和公共性目的的政治功能分离开来。”接着，她指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简单二分必然引起的焦虑：它无法解释价值观念以及文化道德生活对社会发展的强大影响力，而在任何社会中，人类丰富多样的实践不能仅仅归结为经济实践。她强调构成生产方式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应同时体现在政治与经济逻辑中，即“‘经济’本身就是社会的—确切地说，它是由社会关系和实践构成的‘物质’观点。进一步讲，‘基础’—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包含并体现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形式与关系中，这些不能被化为一个空间上分离的上层建筑领域。”可见这种“基础”其实就是具体化在实际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这与她主张生产关系的逻辑“不是抽象的，而是在社会生活中的日常事务中，在生产领域之外的机构和实践中随处可见的可操作的历史原则”相一致。伍德就此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看作是由社会关系及其形式构成的一个连续结构，主张经济基础其实始终浸透在上层建筑中，不存在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基础与表象性的上层建筑的“上升中的顺序”，因为二者的分离将社会层面割裂开来了。她直接回到与社会意识相对的“社会存在”，而不赞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伍德放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而用“社会存在”笼统代替，与她将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理解为对历史过程经验性的描述是分不开的。但伍德绕开马克思容易被批评的预设的有价值倾向的批评视角，力图完成对历史过程本身的客观表述和纯粹科学的研究。她的“社会存在”要兼容理论的抽象与现实历史的具体：“它不单指生产方式作为一种非个人的‘客观结构’，而且还指人们在其中生活的方式。”伍德抓住了“生产方式”概念来谈论关系和过程，也将经济的抽象建立在历史的分析和社会的分析之上了，但她却无法完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布展。这就要回到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这一问题上。从文本分析来看，马克思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客观颠倒，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路径，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本质后才使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伍德走向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统一在包罗万象的“社会存在”中。现代西方哲学反对本质主义，马克思也反对本质主义，其共同的理论敌人就是近代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但现代西方哲学走向了现象学及日常生活批评，马克思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观，即历史发生学的本质：历史发展的自身会不断剥离自身的假象，涌动出自身的本质。而回到社会生活的本质层面，探讨历史本质怎样才能浮现在历史现象层面，这里就涉及到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这种历史辩证法建立在一种认同的基础上：即相信历史自身运动的意义，相信未来的发展是建立在现实的矛盾运动的基础之上。然而，现实本身的运动有两种运动：一种是经验的运动；一种是内在矛盾的运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就是建立在现实本身内在矛盾运动基础上的历史发生学的方法论。伍德的思路中没有马克思这种内生性的历史现象学批判的张力。她不赞同西方后现代的偶然性、破碎性，但又试图从日常生活中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路；她没有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工具，未抓住马克思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性的伸展，只是回到看似具体且包罗万象的“社会存在”层面。她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法没能给意识形态和人的意识一个合理合法的地位，她把理论空间拓展了一个新纬度，但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其实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就区分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两个概念，并实现了从意识形态批判向观念拜物教批判的转变。马克思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两大拜物教的存在，即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本身的本质结构就存在着自我的客观颠倒。他在历史本质层面上强调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但在历史运作层面，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作的历史现实分析中，他也从日常生活出发，看到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马克思的这种建立在分层阐释法基础上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是伍德等人远远无法达及的。

功能主义读后感 第5篇

首先介绍一下作者—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2.8－1950.1.8），美籍奥国经济学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虽然熊彼特师从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但他并没有像奥利学派20世纪掌门人米塞斯一样和社会主义学者展开方法论大战。他的好友当中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诸多重要人物，本人也在奥地利社民党的“社会化委员会”工作过，在思想上也倾向于社会主义。熊彼特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趋势、经济学说发展史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用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和灭亡。他认为，创新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包括新财富的创造、新生产方法的采用、新市场的开辟、新资源的开发和新产业组织的形成。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而经济发展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实现新组合。创新通过扩散，刺激大规模投资，引起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失，经济转入衰退，从而创新产生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周期。经济进步会使资本主义自动进入社会主义。他的学说随科学技术进步在当前受到了更多学者的重视。著有《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经济分析史》等。

本书是约瑟夫.熊彼特的代表作，也是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融合了其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上的重要思想，该书内容总体上涵盖了大量的实证和实践研究以及各种书本上的“教条理论”。全书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以及世界上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最后一个部分主要是阐述历史的演变过程，前面四个部分则是展现作者自身观点和见解的关键部位。

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说。首先对于马克思，作者貌似有很多话要讲。作者将该部分分为了四个小章节，分别是先知马克思，社会学家马克思，经济学家马克思和导师马克思。

第一章“先知马克思”也是本编最短的一章，作者认为从“提供一套最终目标”“救世计划”“人类或其一部分可以免除罪恶”这三方面和宗教有相同之处，当然，现在也可以用涂尔干的“仪轨和组织体系”的定义去参照。但作为先知的马克思和穆罕默德、耶稣基督等的区别在于其黑格尔式的逻辑精神，超越性为他带来了单纯学术讨论无法提供的巨大社会影响力，而这种逻辑性或者说是科学主义精神又反过来带有了十九世纪欧洲的进步主义精神。即认为一切事物都服从于可被人类认识的规律而线性发展的精神。

第二章“社会学家马克思”，熊彼特并不否认，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即现在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从哲学到经济学到社会学的理论相互依赖难以分割，但仍试图通过层层划分以达到某种精确性。在这一章中，首先赞扬了马克思同时对整体图像和细节事实两方面的关注和严谨，然后对其社会学的基础，即经济史观和阶级理论两方面进行了评论。对经济史观，熊彼特特别强调了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经济基础与其他因素的互动以及这一互动过程产生的对社会结构变化的推动力，而批驳了一般认为的“经济决定论”，从这一点出发，这一理论的创新性也就不那么明显了，体现出和韦伯或其他很多人思想的类同。在社会阶级理论方面，熊氏同样先赞扬了这一概念本身的创新意义，然而对马克思利用这一工具进行的分析却大表反对。特别是在两阶级间进行划分而弱化其间的相互流动性，另外一点则是对阶级定义和资本主义定义间的同义反复上（从经济分析史可以看出，熊彼特对于西方哲学或者经济学思想中长期延续的同义反复极为敏感和反感）。

第三章“经济学家马克思”，只要想到作者身份及全书主题，不难理解这章无疑是本编最重要的段落。对于作为自己同行的马克思，作者赞扬了他对理论的热情和对科学的追求。在梳理马克思思想脉络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回到斯密乃至配第，而只是关注了其中李嘉图的深刻烙印，尤其是劳动价值论。对这一点熊彼特自然以批判为主，熊氏认为这一价值论只有在劳动单一要素和完全竞争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而前一点与经济现实不符，后一点不仅与现实不符，同时也违背了马克思自己的动态历史观。而从这一观点出发建立的剥削理论或称剩余价值理论也同时具备了与以往的演说家们不同的科学性和自身的逻辑困难。特别是为了论述利润率下降的资本构成问题，熊彼特着重指出由于没有哪个资本的实体是能一直产生利润的（机器总会过时），因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就变成了企业的技术更新问题，也就和熊彼特自己的企业理论联系到了一起。在马克思的所有理论中，熊彼特对集中理论给予了最多的赞扬也和这一点分不开。

第四章“导师马克思”则侧重于马克思对其后辈的影响，特别是其种种预言和现实发展间的关系以及后辈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论的发挥。熊彼特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是早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尝试，通过经济史观将原本经济学家们视作外生因素的社会结构、历史、文化事件都归结到经济发展过程的内部，但又认为这一努力“不信赖则不适当，信赖则浅薄无聊”，特别是指出貌似验证马克思预言的经济危机，殖民，甚至引向今日沃勒斯坦等人的新殖民理论的宗主国间矛盾到殖民地间矛盾的进程其实都有着更好的非马克思主义解释。然而在其中我特别不能同意的是认为大企业一直“适应于”政治变化而非影响国家政策。这点似乎与其哈佛后辈加尔布雷斯的意见也有着明显分歧。

可以说，作者对马克思个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多种观点进行了重新解读，或者叫做批判性的赞扬。对于马克思-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作者首先“发炮”。他认为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是均衡静止的完全竞争市场，而这种情况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的，并且就算在完全竞争市场中，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和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否则劳动价值理论就不会起作用。与之相对应，作者提出了遍及效用理论进行替代。不过，对于不同人来讲，同一事物的边际效用很难用客观的条件去衡量，所以这里熊彼特的理论也有自己的软肋。接着，对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正确性进行了质疑。作者认为，在静止的完全均衡的经济过程中，剩余价值不存在，因为资本家会不可避免地提高工资率，使剥削收益减少为0。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于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也进行自己的重新解读，认为其正确性也值得商榷。这部分内容的背景，作者未能详细介绍。不过，之前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提到过，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贫困是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势必会带来更大的贫困，这里显然不符合帕累托改进的相关论述，但为何马克思会有这样的理论提出，其中深层次缘由不明。

在这部分的最后，对于马克思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后期的演变状态，以及马克思的保护主义理论，熊彼特都表示怀疑，不过，熊彼特对于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地位仍然表示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是系统地看到和教导他人经济理论如何可以进入历史分析和历史叙述，如何可以进入历史理论的第一个一流经济学家。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作者着重要讨论资本主义是否能存在下去的命题，本部分全部内容旨在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否定的论证而非简单的否定答案。在前言中作者提出了其主要观点，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和预期成就足以否定它要在经济失败的重压下崩溃的观点，但就是它的成功破坏了保护它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的创造出资本主义不能生存下去并强烈地制定社会主义为它继承人的条件。

概括起来，首先，作者从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层面上，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按照作者的话来说，它确实导致了“总产量的增加率”，并且作者在这里认为国民收入的相对份额用货币计量在过去100年里一直保持实质上的不变，而利用实物计量的话，相对份额会发生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的变动。这里也算是他自己反对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的一个论据。

随后，作者提出了他认为的资本主义本质—产业突变。即，资本主义只有依靠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才能够得以发展。产业突变的表象主要是新的产业类型，新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法，新的管理和分配法则的产生。而这些革命严格地讲并非是不停顿的，它们以不连续的冲刺形式发生，它们彼此分隔，中间有比较平静的间距。但是整个过程的作用不断，不是革命就是革命后果的吸收，作者把这二者成为经济周期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这种不断地破坏就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本质的进一步挖掘。

那么，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么？作者的回答和干脆：不能。但是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危机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不同，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最终会被自己的成就所扼杀。他认为资本主义能存在是因为企业家创新能力：“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式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新形势”，但在最终，资本主义企业日益丧失其创新能力，而企业家也将无事可做，最后导致企业利润率不断下降最后趋于零。在这种境地，企业家本身就变得多余，企业会撵走企业家，剥夺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同时，资本主义需要创新同时必然需要大量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增加，这些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具有专业工作的雇佣价值，心理上也不易接受，由此导致了这批人的失业。这批人怨气丛生，对于资本主义制度道德非难，完全出自于自身事实推理出的逻辑结论。当他们面对劳工运动的时候，劳工从不恳求知识分子领导，但知识分子闯入劳工政治，声嘶力竭的宣扬这个运动，为它提供理论和口号，将其变得更为极端。所以，社会主义也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宗教。资产阶级本身只是一个追求利润的团体，并非铁板一块，所以能容忍也无暇顾及反对他的知识分子。作为当时政治自由度最大的国家英国，也能容忍马克思这样在欧陆四处被驱逐的反资本主义者和其他的异见者，而今日的美国也有很多如乔姆斯基这样的左派学者坦然发表他们的理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就是资产阶级本身，而不是各类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煽动家。因为前文已经提到，作者认为资本主义能发展和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产业突变，即所谓的“创造性的破坏”，这种有着明显创新意味的历史过程是保证资本主义生存下去的“氧气”。而这里却存在一个矛盾，那就是资本主义愈是“创造性的破坏”，而推动它更一步“创造性的破坏”的动力却会减弱。主要表象是，资本主义企业家只能的过时，即经济进步日趋于与个人无关和自动化，“它倾向于使自己变得多余，它会被自己的成就压得粉碎”，其次就是保护层的破坏，比如封建社会的相关制度的破坏，以及非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生模式的灭亡。

最后，是资本主义自身制度结构的破坏，比如资本主义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打击小生产者和小商人的经济立足点，并且要把私有财产和自由契约制度推入幕后。作者也提到了“日益增长的敌意”，这看上去跟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类似。不过，作者认为这不是由所谓的无产阶级自下而上的推动，而是需要靠知识分子来呐喊和引领。

第三部分《社会主义行得通吗》，本篇的内容可以说是上一篇的自然延伸，既然以作者观点，资本主义的“灭亡”或者“从历史舞台上消失”，这一篇便开始为作者心中的下一个历史阶段描画一幅蓝图。作者开始讨论社会主义能否行得通的问题。首先作者对商业社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二分法和分别的定义，他认为商业社会是一种社会模式，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和生产过程由私人契约调节，而资本主义是商业社会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对于后者的社会主义，作者认为也是一种社会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都授予中央当局，即原则上社会的经济事务属于公共范围而不属于私人范围。

对于这个定义，熊彼特受到经济学视野的局限相当明显，主要是从生产资料以及分配模式的本身去限定，也就是常说的“经济基础”，但显然，社会主义更应该包括“上层建筑”，也许正是“上层建筑”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野。正如，导论作者汤姆 博托莫尔所说，社会主义是一场人类解放的阶级运动，它要求消灭和缩小阶级差别，从而获得更大的社会平等，把人民群众从统治阶级强加的抑制中解放出来。这个定义显然比熊彼特的更加全面。在这个基础上，反观熊彼特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他所说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本书的控制权都授予中央当局”只是为了达到这样一种“阶级运动”的手段，到底是不是所谓的公有制只是一种值得商榷，并可以随时调整的社会的运行方式，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本质，不然何来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一说？

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并且最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接班人的主要论点出发点在于，他十分相信“庞大的官僚机构”，它将掌握大量信息足以使它能从一开始就相当接近地达到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其余的任务也可以根据信息进行反复的实验并且进行调整。他说：“社会主义的产业和工厂的经理能确切地知道别人向做什么事情，没有东西能阻止他们合在一起进行协调行动。”这里熊彼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左派”。首先，对于冯 米赛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存在合理生产的成本要素价格和为成本要素定价的市场的这一说法，作者将其推给了这个万能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运作和生产也推给了这个万能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我们先暂且不说这个万能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到底是否是真正的万能的，也不讨论它是否能够满足人的多样化需求和新的产业技术的发展，光是为这个官僚机构所很有可能产生和激化的社会矛盾买单的社会成本都很可能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致命障碍。所以，熊彼特对于社会主义的衍化和论述从某种层面上来说稍欠深刻，当然这里有其时代背景。

熊彼特支持的是企业全盘国有化，由中央的控制计划经济方式。但特别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只认同“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通过修订法律，改变产权征求大多数人同意而实现的，而反对那种通过流血暴力革命的“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

“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化”可以认为就是俄国革命的，骤风暴雨，翻天覆地。另外两本书，吉拉斯的《新阶级》指出，原东欧国家推翻的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统治，只不过被革命者建立的官僚阶级取代了而已，而这个“新阶级”比过去的统治阶级可能更加残暴。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也深刻的解构了斯大林体制，对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界选择性失明的珍爱苏联、为苏联辩护，如萨特进行了批判。

就我个人理解，曾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是种山寨版的资本主义体制，是一些后进国家试图赶超现代化的社会运行方式。根据现代化理论来说，西欧北美的现代化资本主义是种从社会上自发内生的制度，而后发的东欧和远东国家，主要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追补现代化资本主义，期间同样保存着西欧早期资本主义那种野蛮。即使不提及那些国家曾发生的饥荒、肃反，一个社会主义国有工厂的工人就不受他们经理、主任的气了么？

第四部分《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一部分作者首先介绍了民主政治的古典学说，即常规意义上功利主义经济学派所认为的民主，即民主就是为现实共同福利做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从经济到政治的延伸是很自然的，这一篇的核心在提出熊彼特自己的民主概念，篇幅并不很长。作者对其进行了批判，它认为不存在功利主义所谓的必定存在的“共同福利”，即使有，对于各个具体问题不会有相同的明确的答案。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他认为的民主的定义，即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同对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一样，作者这里对于民主的定义也具有很强的经济学痕迹。他将民主等同于了争取政治“消费者”的过程，即一种“争取选票的生意”。当然这里充满了浓重的西式形式民主和代议政治的色彩。

接着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二者都可以在对方不存在的情况下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熊彼特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下，中央集权的经济计划显然有害于民主参与，往往产生权力完全集中在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制定者手中，从而导致不公和寻租现象。并且，缺少先前的自由民主形式和单一政党的统治显然也很难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保证由人民真正自治的制度。

民主是一种政治手段，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目标和施政的价值评判，不过它的表现形式不是唯一的，这显然又绕回去了—它实质上还是一种手段。根据不同的国情具体情形，可以有相应的民主形式。不过，对于一个完全民主社会来说，我认为至少要保证两件事情，第一，要有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决策，他们应该有机会和经验在各个领域为他们生活的某部分行使政治领导权和监督权，比如现在实行的预算公开制度。第二，要有各种各样的相对自治社团，在这里可以实行自治管理办法，其中，我认为首先应该把高校从“教育部”的抑制下解救出来，给予其尽可能大的自治权利，这样才能为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第五部分《各社会主义政党史略》。一篇到颇为有趣，从第二十四章“未成年期”到第二十八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简介了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人士不在政府任职，但他们通过日拱一卒的方式，宣传劳工利益的重要性，最终为英国工人待遇改善和英国工党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但是按照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今天的老左看来，他们无非是些调和主义者罢了。另外也有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的介绍，在2007年读到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大约才知道瑞典这个福利国家的样板也是依靠瑞典社民党的社会主义理念缔造的。至于过去被称为修正主义者的考茨基、伯恩施坦等德国社民党领袖的史略，也在该篇中有介绍，以及他们和列宁的恩怨情仇和方法论大战。幸运的是，为了批判的需要，伯恩施坦等人的文集这两年都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让我们充分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念。或许有人觉得这个部分有其意义，在我看来如果单从全书书名分析，本篇并无太大必要性，熊彼特或许是想通过这个段落显示他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威力，但我个人却觉得在联系实际方面做得不如马克思好。虽然作为理论家的熊彼特总是马克思式的关注社会力量与此同时并不否认个人的作用，在这个部分里他却太多的讨论了个人与组织。因此就不再赘述，有对那段历史有兴趣的或许可以读读看。但是个人觉得全书的精华在中间三篇。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充满了作者各种犀利和新奇观点的书籍。熊彼特本人从心里是不太欢迎社会主义的到来的，但是他并没有为此放弃尽可能仔细和平心静气地分析那些使社会主义可能出现的趋势和有利条件。这位“不成学派的大师”对于在学术研究上的严谨，真诚，甚至说是某种特殊意义上的可爱，在其敢于和自己的老师在分配论观点上争论十几年这一事情上就可见一斑。这，也许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大师学者”最缺乏的东西吧。

书的主要内容介绍完了，下面谈谈我个人的一些心得。在希腊语中，民主一词由两部分组成，demos是指公民，cracy是指一种治理方式。两者联在一起，democracy民主意味着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准确地说，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

从斯巴达和雅典算起，民主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至少在头2300年，民主并不是个褒义词。只是到了19世纪，民主才逐渐开始被广泛接受。民主真正获得不可争辩的正面评价，实际上是20世纪以后的事。在民主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时，民主前面很少有修饰词。而随着对民主褒奖的增加，民主前面的修饰词也越来越多，如代议民主、自由民主、多元民主、宪政民主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修饰词都很悦耳，但显然不是可有可无；否则，干吗多此一举？不过对这些修饰词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向你推销钻石，但在钻石前加上一串花里胡哨的修饰词，你会不会怀疑他是拿人工钻石蒙你？民主比钻石重要得多。如果你真喜欢民主，恐怕应对“民主”前面的修饰词有所警觉，看加上修饰词的民主是否变了味。

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有人喜欢在民主前面加修饰词，还得从民主为什么在两千多年里招人憎恶说起。在雅典时期，民主是个带侮辱性的字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按参与治理的人数多寡对各类政体进行分类，他们都把民主看作是最糟糕或接近最糟糕的政体。民主之所以糟糕，是因为“多数的统治”意味着“穷人的统治”。柏拉图认为，“真”和“善”这些人类的优秀品质并不是来源于多数人，而是来源于一小部分天资聪慧的饱学之士。强调公民平等则无异于摧残人类的优秀品质。因此，民主必然是一种腐败的制度。亚里士多德不否认多数人的统治可能干好事，但他依然惧怕民主，因为在他看来，民主制度可能导致穷人干坏事，如不尊重财产权，甚至发动骚乱。古希腊的多数思想家都同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判断。其实，雅典真正的穷人根本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在那个小小的城邦里，公民不过三、四万人，而被排斥在民主过程之外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也达到五位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穷人”，按当时的标准恐怕应该属于中产阶级。

中世纪的意大利出现了一些城邦共和国，但它们从未把自己称为“民主”。开始这是因为“民主”一词失传已久。不过到13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译成了拉丁文后，人们仍然对“民主”避之唯恐不及，因为“民主”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中属于“旨在维护穷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政体形式”。城邦共和国的支持者托马斯－阿奎那的评论可谓一言中的：“民主就是一种平民政体，其中民众仅仅靠着人多势众便压榨富人，结果使全体人民都变成了暴君”。

进入近代，17世纪的平等派开始要求政治平等。回头看来，他们可以说是民主运动的先驱。但他们从未公开要求过民主，对普选权毫无兴趣。他们要求的不过是将选票当作特权赋予那些经济上独立的成年男性户主。其它男人，尤其是靠工资过活的工人和靠救济度日的贫民则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

18世纪的启蒙派也大都敌视民主。用伏尔泰的话说，启蒙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大多数男人愚昧无知，女人更是不可救药，真正受到理性光辉照耀的人只是凤毛麟角。洛克在日记中写道，由于大多数人类沉迷于激情和迷信，人类的未来不能由多数人掌握，只能由开明者掌握。康德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民主是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illegitimate form of government），因为它不是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多数的随意性（caprice）上。弥尔顿则更直截了当，他认为必须由少数开明者强迫多数人接受自由；不然的话，多数人可能出于卑劣的动机迫使少数人成为奴隶。

现在，人们一般把法国革命看作现代民主的起源，但“民主”这个词当时并不常用。写在法国革命旗帜上的是“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大革命后，有产者对民众的能量仍心有余悸，于是一时间民主被当作了财产掠夺、暴民政治、红色恐怖的代名词。潮流所至，搞得民主这个词在美国用语中一度销声匿迹，直到1826年杰克逊建立民主党后，它才重见天日。曾担任过一年法国首相的历史学家基佐在1837年谈到了他对民主的担忧：“民主„„是多数下层人反对少数上层人的旗帜。这面旗帜有时是为了争取最合理的权利而举起，有时却是为了满足最残暴，最邪恶的激情而举起；它有时指向最不公正的篡权者，有时却把矛头对准最合法的权威。”当时主流社会对民主的畏惧由此可见一斑。

可以说，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上层精英一直把民主看作洪水猛兽。有产者担心，一旦允许大众参与政治，穷人势必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要求剥夺富人的财产，然后挥霍一空。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有产者竭尽全力阻止民主的出现。有意思的是，在典籍充斥着对民主诅咒的时候，“民主”一词前面很少出现修饰词。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出现以争取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1848－1849年间，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相继爆发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虽然这些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大大震动了欧洲的精英阶层。此后这些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民主潮流难以阻挡，托克维尔和穆勒便是其代表人物。在这种背景下，谈民主的人多起来，民主变革也接踵而至。穆勒的一句评语十分精到：“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喜欢它，民主还是不期而至”。当然有产者对民主怀有更大的戒心。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面对民主潮流且战且退。但他们对自己的底线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要尽可能地维护私有产权。用在民主前加修饰词的方法来阉割民主、驯化民主是他们的对抗民主的主要策略。在这里，我选取了四种被修饰的民主概念与大家一同分享。

议会民主是英国人的发现，其实质是以代议民主取代参与民主，用少数来取代多数。在有产者看来，如果民主任由广大民众直接参与，它便很难驾驭。一旦换成竞选代表，民主就驯服多了。古代民主，不管是雅典还是意大利城邦共和国，选举采用的都是抽签制，每个人当选的机会完全是随机的、均等的。竞选则是拼资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有利于经济和知识精英分子入围，把穷人、愚人破除在外。有人以为，政体规模扩大是采取间接代议民主的唯一原因。其实不然，潘恩就说过，既使是在小范围，代议民主也比直接民主更好。他相信，如果雅典采用代议制，一定比实行直接民主运作得更好。

议会制度不仅是代议性质，而且往往还与其它东西搀杂在一起。对有产者来说，既使民众不直接参与决策，而是选举代表制订政策，还是有危及他们产权的可能性。为了防止民选代表胡来，他们发展出一套平衡理论，说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各有利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将三者混合在一起的制度。据说，如果一个制度只要民主的成分，它很容易酿成骚乱，出现无政府状态。只有加上贵族制特有的智能和君主制特有的秩序，民主制的优点才能得到发扬，其弱点才能得以克服。英国第一任财政大臣、辉格党领袖罗伯特－沃尔波尔（1676－1745）的说得很清楚，“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政府形式混合搀杂在一起可以带来三者各自的长处，同时避免三者潜在的危险”。其潜台词是，纯粹的民主是最可怕的政体。的确，英国的代议制是典型的混合政体：国王是君主制的象征，由世袭贵族和委任的各界名流组成的上院是贵族制的象征，经选举产生的下院是民主制的象征。前两者都是为了给鲁莽的民主激情套上辔头。很多英国政论家相信，如果不保留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成分，英国的议会民主就难以运作。

美国的代议制最初也是一种混合制。原因很简单，当时那些积极参与建国的精英们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由人民直接参与治理的民主制度，而是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共和体制。在今天看来，这两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当时，美国的国父们却很了解这两者完全不是一码事。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父”中很少有人希望人家把他们叫做民主分子。现在很多人把汤姆斯－杰弗逊祭为美国民主的奠基人，但他本人从未在其出版物中或公众场合自称民主派。只有他的政敌才讥讽他为民主派。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63篇中说得更露骨，他认为未来的美国政府应该与古代民主不同，“完全排除以整体身份存在的人民，以免它染指政府事务”。既然无意让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在建立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的同时，还必须附加一些类似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机制。于是便出现了由选举团小圈子推选的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的参议院，以及不经选举产生的终身法官。不少人以为，两院制、三权分立是民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实，这种设计的本意正是为了限制民主。查尔斯－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制度的经济意义在于，有产精英阶层得以凭借其资源和知识的优势，在必要时获得有利的立法，而不受国会内多数的控制。” 自由民主。现在人们听“自由民主”听多了、听顺了耳，往往以为“自由”与“民主”两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其实在很长时间里，这两者不仅被认为是不同的，而且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

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反抗君权、神权和封建贵族体制方面的确不遗余力，但他们争取的更多的是新兴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的权利，而不是真正的普选权。自由是好东西，不过自由主义者未必有兴趣争取所有人平等享有自由的权利，并把民主当作自由的敌人。贡斯当（1767－1830）是十九世纪早期法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便把“无限的人民主权”看作一种邪恶。有人把边訫（1748－1832）誉为“英国大众民主的理论奠基人”，但他主张将选举权限制为受过教育的男性成年人。比他稍晚一点的托克维尔（1805－1859）敏感地意识到，伴随经济繁荣、教育普及程度扩大、交通和通讯速度加快、以及人口流动性提高，民主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他因此曾劝说保守派接受逐步扩大的选举权，不过他的理由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设法影响民主未来的走向。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自由与民主的矛盾成为其中心议题。他相信，大众中蕴藏着一种危险的文化倾向，直接威胁个人自由。正是托克维尔发明了“多数暴政”这个被后世自由主义者念念不忘的字眼。活跃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穆勒（1806－1873）也感到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民主风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把民主看成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宪章运动带来的骚乱和托克维尔关于“多数暴政”的论述使他对可能出现的工人阶级统治心藏戒心。为了避免所谓“假民主”，他提出一套措施限制工人阶级的影响，包括赋予知识阶级多于一票的权利。与穆勒几乎同时的小说家福楼拜（1821－1880）对民众也十分恐惧，他说得有点赤裸裸，“今后的剥夺个人自由的将不是专制君主，而是民众”。

自由主义者对民众的恐慌，再加上保守派对民众的敌视使得享受选举权的人在很长时期里局限于少数经济和知识精英。财产资格、识字程度和其它种种限制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排除在选举大门之外。有产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财产权，所以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无产者或少产者能参与重大政治决策。法国革命够激烈了，但涉及到财产问题，其领导人的立场是相当清楚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宪法》的执笔者西哀士倾向于将选举权限于纳税者，把所谓家仆、流浪者、乞丐、妇女统统排斥在外。当时法国有2700万人口，1791年只有400万男性公民享有选举权。1793年的激进宪法把选举权扩大到所有男性公民，但从没有付诸实施。1795年宪法倒退，恢复财产权为基础的选举权，并更加严格，仅限于少数相对富有的资产者和纳税人，结果选民下降到10万人左右。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第二共和国实行普选制。但1850年5月，制宪议会为防止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执政，取消普选权。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才确立了男子普选权。法国妇女得到选举权已是1944年的事了。

1688年光荣革命后200年，英国始终是少数上层精英专政。1832年议会改革以前，有选举权的公民只占总人口的3.1%。经过改革，选民人数也只占总人口的4.5%。这令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极度不满，1838年，以争取男性普选权为目标的宪章运动开始。在此后十年里，宪章派一次次动员民众向议会请愿，但屡屡遭到镇压。虽然宪章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其产生的压力迫使英国于1867年实行第二次议会改革，将选民人数增加到成年居民的15%左右。男子普选权的实现要等到1885年。再过40多年，到1928年，英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在这整个过程中，英国的自由派――辉格党人（后来并入自由党）一直是强烈反对民主的。

其它西方国家的情况是大同小异。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了一段话可谓一针见血：“自由派的理想是让中产阶级分享方方面面的特权，而让无产阶级留在锁链中”。

多元民主。即使实现了普选权，代议制在多大程度能让人民当家作主呢？美国号称民主，又是普选权落实比较早的国家，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却发现了那里存在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政府”，由政治老板们从幕后操纵选举和政党，而这些老板们本人既不是选举出了的，也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在他们操纵下选出来的人当然也好不到那里去，结果就有了马克吐温那句著名的俏皮话：“美国唯一明显的犯罪团伙就是国会”。除了美国以外，其它那些自称“民主”的国家也差不多。因此，人们为当时的那些“民主制”起了很多绰号，如 “公爵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dukes), “铁哥们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pals)，或“银行家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bankers）等等。

这种情况迫使人们调整对以代议制为特征的民主的认识。1908年，Graham Wallas 写了一本题为《政治中的人性》的书，他在前言中说，“看来关于最佳政府形态的争论已经结束，代议制民主明显胜出”。但他同时感到，这种民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一度附在民主上的光环早已消失了”。其实，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早就断言，代议制根本不是民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的这个判断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不同派别人士的认同。例如，韦伯发现，“不管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政治都是少数人的游戏”。费边社成员G.D.H.Cole打趣地说，“19世纪最大的发现就是所谓民主政府根本不会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任何变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和思想家马斯卡提出了他们的精英理论和所谓“寡头统治的铁律”(“Iron laws of oligarchy”)。在他们看来，不管是什么政体，民主也罢，不民主也罢，最终都是由一小撮精英分子支配。如果说代议民主与其它政体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民主是一种披上了伪装的寡头政治。

寡头政治十分难听。但不实行寡头政治，有产者又放心不下。林肯曾将民主定义为“民治(by the people)，民有(of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但有产者认为民治是危险的，因为民众常常感情用事，欠缺理性判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定义民主，让人们觉得经过某些程序产生的寡头政治其实还不错。熊彼特的建议完成了这个转换。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熊彼特批判了所谓”古典民主观“，而给民主下了一个程序性的定义：只要一个政治制度允许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它就是民主的了。在熊彼特看来，原来的民主观把人民放在首位、而把他们对代表的挑选放在第二位是不对的。他将两者的地位对调了一下：把选举代表放在第一位，而把人民的决定权放在第二位。经过这么一掉换，民众参与政治的作用便被限制在四，五年选一次政府的范围内了。民主即是让人民在几个相互竞争的精英团体中进行选择。只要有对领导权的竞争，或政治精英对选票的竞争就算民主了。这样的”民主“被化约为几个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程序民主)，至于人民是否真正能当家作主则显得不重要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流行的多元民主理论也是一种对精英民主的辩护。为了对以往的”乌托邦民主理论“或”大众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理论釜底抽薪，多元民主理论首先试图消解”人民“这个概念。据说社会上根本就不存在”多数“，只有许多”少数“。既然没有构成多数的”人民“，哪有会有什么”民治“呢？但将人民分解成许多”少数“还要避免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沾边，于是民众不是被分解成”阶级“，而是被分解成”利益集团“。民主不是要发现共同的公众利益，而是为”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提供一个舞台。

但利益集团不也是被精英们把持的吗？那到头来不还是寡头政治吗？多元论者的回应是，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使得没有一个单独的精英团体能够垄断政治决策，因此，便不存在所谓”寡头统治的铁律“。以多个精英团体竞争为特征的民主政体，叫做 ”多头政体“(Polyarchy),它既可以防止独裁统治的出现，又可以防止暴民政治的出现，对有产阶级来说，真是再贴心不过了。但这种政体的主角已经不是人民，而是政治精英。对此，多元论者满不在乎。用David Truman的话说，从实际运作的角度看，”精英就是人民“(The elites are,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the people)。精英们也许真这么自我感觉良好，老百姓是否这样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宪政民主。”宪政“现在是个时髦的字眼。但相当多的人把”宪政“仅仅理解为”法治“(rule of law), 即政府必须落实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同时自身严格按宪法和法律办事。但宪政的本来含意是用宪法来制约国家的权力，不管这个权力是由封建帝王行使，还是由民主政府行使。18世纪末，19世纪初立宪运动兴起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有产者希望保证贡斯当所说的”现代自由“（或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不被民主大潮吞噬。贡斯当本人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即要用所谓”自由“为民主设置障碍，最终”驯服“民主。宪政便是制伏民主烈马的缰绳，它用宪法禁止条款确认某些个人权利将不服从多数人的意志，以此限制民主权利行使的范围。当然，对有产者而言，最重要的个人权利是财产权。亚当斯密就反复强调，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富人，对抗穷人。因此，必须对私有产权进行整体上的保护，包括在宪法中特别列举私人产权，在它周围竖起一道警戒线，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很清楚，宪政主义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在这个问题上，早期的宪政主义者毫不掩饰。例如，他们就不愿用”民主“称呼美国的宪政体制。

民主需不需要刚性宪法限制是个老问题，从杰佛逊和潘恩时代开始就争论不休，没有定论。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讨论。既使民主需要宪法的刚性限制，应不应该把私人产权置于民主之上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产阶级当然希望把有关财产权的议题放到民主决策的范围之外，成为他们自己的禁苑。例如，在美国，私人产权曾经”神圣“过150多年，限定了美国政府权力行使的范围。那时，有产者及其代言人可以借口”保护私人产权“宣布所得税违宪、反对政府对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进行监管、反对制定最低工资、反对设定最长工时、反对政府为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任何福利待遇。但将产权神圣化的结果是社会两极严重分化，阶级斗争日益激化，最终危及到资本主义制度生存。

在这种背景下，从1937年开始，财产权逐步在美国丧失了其”神圣性“。现在，相比其它西方国家，美国恐怕仍是最崇尚私人产权的国家。但既使在那里，产权也不再被看成是一种东西，而是一束权利，包括使用权、处置权、受益权、转让权等等。这些具体权利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例如，对产权的客体有严格的限制，不允许对人拥有产权（奴隶）；私人财产的使用（包括自家的前后花园）要服从各级政府的监管（regulation）；由私人财产创造的收益要交纳各类税款。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禁止在不给予合理赔偿的情况下，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但现在法院对”公用“的解释已变得如此宽泛，连强行拆除一片社区，交由通用汽车公司使用也可算作”公用“了。其它诸如房价管制（rent control），分区规划（zoning），劳工法，土地使用规范都是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因此可以说，现在私人产权已不再是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了。如果回到私人产权”神圣“的年代，哪会有什么”宪政民主“？只会有”宪政财主“。

不管是哪种民主，各国的有产阶级一直对民主十分敌视，生怕民众一旦有了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的财产权会受到侵害。那么，为什么民主与有产者在经历了两千多年互相怀疑的紧张关系之后终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握手言和了呢？加在民主前面的那些修饰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代议“、”自由“、”多元“和”宪政"阉割了民主的真髓，把民主从难以驾驭的烈马变成了温顺的小羊。正如雪瓦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的那样，如果有产阶级得不到对其财产权的保障，他们是拼死也不会接受民主的。资产主义社会的民主说到底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妥协的产物。

但是现如今一些高唱民主的国家，事实上它们只是在打着“民主”的旗号来干涉他国的事务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民主”已经成为这些国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比如最近的叙利亚问题，美英法等口口声声说为了叙利亚人民的民主权利，应推翻巴沙尔政权；但中国却发出想法的声音：叙利亚的命运应交由叙利亚人民自己决定。到底哪个对叙利亚人民来说是真正的民主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叙利亚涉及到了中美俄三国的利益，因此三个大大国之间在叙利亚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他们对待叙利亚的态度只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来确定立场，与民主不民主的没什么关系。

功能主义读后感 第6篇

心理1302班 王泞砚 20132304092

《共产党宣言》中曾承认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前提条件，但同时资本主义也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路上设置了诸多障碍，但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所以资本主义必然会灭亡，社会主义必然会胜利。资本主义企图用各种暴力欺骗的手段来扼杀社会主义，欺骗广大劳动人民。《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用“不得不采用的那种可恶的伊索式的语言”深刻阐述了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多事实，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资本论》问世后半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指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根据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的深入分析，通过大量的实际材料和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作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寄生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帝国主义是什么？帝国主义就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文章共分为十章节，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二 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三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四 资本输出、五 资本家瓜分世界、六 大国瓜分世界、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本书前几章说明了铁路是怎样同大生产，同垄断组织，同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银行，同金融寡头联系在一起的。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结果，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最显着的标志。如果说前几章在描述帝国主义的表面现象，那么随后几章就开始深入描写帝国主义的本质。

列宁重视批判“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思潮，考茨基的观点同帝国主义的实质是相背离的，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定义有一定的片面性，他认为“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显然他只着重强调了工业资本的作用，忽视了帝国主义的实质。列宁用客观而理性的思维分析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他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是无法忽视的。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之间有着无法解决的矛盾，所以垄断发展到后期会造成的技术进步的停滞。而这种寄生性和腐朽性加重了不公平性，富人无需劳动却享受着资本，穷人辛苦劳作却填不饱肚子。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是彻底的、不留余地的。他用强有力地事实证据来反驳考茨基的观点，并提醒我们不能对帝国主义的自我改良抱有任何幻想，对帝国主义现状的改变需要从它的根本上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