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执政视角看政治协商的意义

从民主执政视角看政治协商的意义（精选6篇）

从民主执政视角看政治协商的意义 第1篇

2013年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统理论研讨会

暨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第11届年会征文

从民主执政视角看政治协商的意义

崔珏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摘要：政治协商作为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政治协商是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共执政民主性的重要体现，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发展中大国的领导党，政治协商更有助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对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

虽然中西方都有协商民主理论，但中国现实政治中协商民主的发展具有内源性。政治协商作为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当时还不具备进行全民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各方达成共识，由政协制定共同纲领，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承担创建新中国的使命。协商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获得了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可以说，这是在政治协商的基础上缔造政治合法性。经过60多年发展，政治协商从内容到形式不断丰富和完善，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发挥着协调政治关系、优化决策方案、扩大政治参与、巩固统一战线的功能。

政治协商的主体包括中共、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对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来说，政治协商是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而对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政治协商是将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贯穿于执政过程的一种形式，对于实现民主执政具有积极意义。

一、政治协商是中共执政民主性的重要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走上执政地位的中共一直将民主贯穿在其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中，强调 1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① 政治协商是民主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周恩来在新政协会议筹备过程中强调：“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② 凡是重大议案提出，事先都经过各方协商、讨论是新中国一系列重大问题顺利取得共识的重要原因。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曾在多个场合指出，我们的政府“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③ 当时的双周座谈会、协商座谈会、最高国务会议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协商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社会的横向结构为基础，政治协商制度以广泛的界别代表为特征，使新中国的政权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

今天，中共“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④ 作为一个超大社会、超大国家的执政党，能否始终代表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是对其执政能力的考验。只有在执政过程中切实代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执政党才会获得广泛支持和拥护。因此，执政党应更多地创造和搭建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平台，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充分了解各个政党、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行有效社会整合。政治协商契合了民众政治参与的需求，也是中共民主执政的内涵之一。

目前，我国政治协商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民主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等形式，就国家大政方针、国家事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协商；二是中共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通过政协各种会议、专题调研报告、政协委员提案等，就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政治协商首先在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建立了制度化的沟通对话机制，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党际关系模式，为一党执政注入了民主元素。此外，通过政治协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人士就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务展开充分讨论，出谋献策，既适度满足了发扬民主、扩大参与的需要，也有助于减少社会分化、增进社会共识，使党的方针政策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可见，政治协商是执政党发扬民主、有效整合社会政治资源的良好平台。自2009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出台《政治协商规程》，推动了政治协商的落实和程序化。十八大召开前夕，广州市对试行3年的《政治协商规程》作了修订，细化了两种政治协商的程序，尤其是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的程序，并在民主党派的建议下增设“重大事项决策

协商信息公开制度”、“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目标就是推动政治协商成为一种可操作的民主和有效的民主机制。

在实践中，每逢重大方针政策、发展规划出台前，中共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协商座谈已成为常态。每年年初召开的“两会”，更成为国内外瞩目和广大民众寄予厚望的民主盛会。会议期间代表委员们反映社情民意，广泛讨论国计民生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各级领导听政于民，问计于民，集中体现了我国两项基本政治制度依托“两会”形成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体现出执政党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通过法定程序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民主执政方式。

二、政治协商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

一般来说，执政党组织政府后，其主要活动就是提出政策主张，以实现党的基本目标。执政党的决策不同于一般政党的决策，它必须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尽可能均衡地体现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愿望和要求。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曾指出，只有在政治体系吸纳较多的输入资源（参与、支持、认同等）之后，输出的政治产品（政策）才具有较广泛的整合性。也就是说，政治参与和决策优化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性。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当中，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领导核心，“由于党处在国家权力系统的最高层级，这种最高的决策权、领导权、指挥权、否决权的运用，必然形成对行政、立法、司法等机关的支配。”⑤ 因此，它在国家决策体制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我国政府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决策主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中起着主导作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党制定出具有综合指导性和根本性的总政策，掌握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外形势呈现多变性特点，经济社会生活呈现多元性特点，利益关系呈现多样性特点，公共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党把决策建立在民主化的基础上，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推进决策的民主化，要在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上取得新的进展，民主参与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早在1986年党和政府就明确地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并提出了两条措施：一是建立包括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的较完善的决策支持体系；另一条就是加强以政协为中心的民主协商制度。近年一些地方领导提出要把政协建设成为改革创新的智库，就是要充分发挥政协代表性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以及协商议事的民主氛围，为执政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发挥咨询和参谋作用。

中共中央在2005、2006年先后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都明确指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就能避免协商活动成为先有意向，后通过协商这一形式赋予其民意基础的形式主义的参与方式，使政治协商更有成效。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政治协商是中共实行科学决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共提高民主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

政治协商有助于优化政策输入模式。政策始于问题，之所以需要某项特定的公共政策，就是因为需要解决某种特定的实际问题。如何认识社会问题，如何筛选问题，谁参与筛选问题，不同的方式将导致政策方案的大相径庭。我国政策系统主要属于内部输入模式，利益要求不是由政策系统外部的社会利益群体输入到系统中去，而是主要由执政党和政府主动进行利益要求的认证和利益综合的输入，政策问题的确认和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和政府对问题的重视程度。在我国政策问题构建环节上公众议程尚未有效建立的情况下，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士通过政治协商平台，善于认识问题，适时提出问题，对突破传统政策输入模式，推动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有重要价值。

其次，政治协商有助于优化决策方案。政治协商的各种制度安排使民主党派成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政策过程，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提高了政策过程的开放程度。在政治协商活动中，各民主党派都十分重视发挥集体智慧，对协商议题反复讨论，集思广益，力求在协商中提出能代表党派声音又切实可行的政策意见。，从近年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情况看，各民主党派更注重以专业性研究成果支撑参政议政，使政策建议成为有价值的决策参考。因此，政治协商对于优化决策方案，提高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水平的作用日益凸显。

三、政治协商有助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

一个政党成为了执政党，就意味着掌握了公共权力。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大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界限，或者说政党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的边界；二是政党运用公共权力的能力；三是公共权力对执政党的腐蚀和影响。这三方面都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方式和执政水平的重要尺度。⑥ 虽然民主被普遍理解为“人民的统治”，现代社会民主发展亦重视扩大参与，在现实政治中，民主政治的关键不在于也不可能是多数人直接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而是要确保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受到社会监督，不滥用权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不少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因腐败现象泛滥而招致人亡政息。尽管从客观上看，一党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时，对执政党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很大程度上要靠执政党自身，但建立起来自社会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约束机制依然十分必要，民主执政一方面是扩大参与，另一方面就是制约权力。

“中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源于各社会政治力量联合对政治协商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源于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和执政对民主监督的内在要求。”⑦ 在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互相监督是合作共存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实行的互相监督，由于中共是长期执政的大党，是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党，因此更加强调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这种监督是属于从权利出发、以批评、建议方式进行的监督。同时又是以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为依托，以国家政府系统为活动平台的有组织的体制内活动，影响力自然不能等同于其他社会监督，是在与执政党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在参政的独特空间内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的高层次的政治监督。

人们通常认为权力制约应该是不同政治力量或权力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才能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中共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目前中共拥有8200多万党员，8个民主党派总共只有近90万成员，其政治地位、组织规模以及拥有的资源都不对称，监督和制约自然无从谈起。但我们看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的民主监督作为非对称性权力制衡，对执政党的权力运作仍具有监督和制约功能，具体表现在：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等途径，对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情况、各级领导干部遵纪守法的情况进行反馈，为国家权力监督体系提供信息，推动问题的解决；对公共决策和决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对各项方针政策贯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行为，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和批评，引起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视并予以解决。政治协商所蕴含的民主监督是否有效力，关键在于监督的机制和程序是否健全和完善，监督的主体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能力和水平。

中共从成为执政党开始，就强调党的权力来自人民，权力只有置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它的运行才能保持应有的公正性。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我国目前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大的权力监督、中共的党内监督、政府的行政监督、司法检察机构的法律监督、审计和统计部门的专业监督、媒体网络的舆论监督、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社会层面的群众监督等构成的监督体系，目的就是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民主监督作为政党间的一种政治监督，虽然不具有质询、罢免、弹劾等刚性约束，但它是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为致力于共同目标和事业而展开的党际互动行为，它所拥有的高层次的政治话

语权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是中共民主执政的必要条件和有力保障。

2013年6月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7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② 萧超然主编：《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专题资料汇编》，第7页，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6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⑤ 李景鹏：《权力政治学》，第223-224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⑥ 王长江、姜跃等：《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第5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⑦ 林尚立、肖存良.统一战线与中国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90.

从民主执政视角看政治协商的意义 第2篇

宪政制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纯粹的舶来品，但现今经过四百多年的不断发展，它已经成为一种惠及全人类的文明遗产。经过对几百年的政治文明发展的研究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宪政制度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类政治文明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的重要成果，是一种政治文明的普适性制度。基层民主建设是一国宪政建设的基石，研究它的发展现状及其在宪政建设层面上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及能对我国的宪政建设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在我国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进行改革的今天，提倡建设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宪政的基本理论

宪政，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作为一种带有普适性的政治制度，宪政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其他政治制度无可比拟的进步性和科学性，可以说宪政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迄今为止的最高产物

3.民主

宪政与现代的民主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它以民主政治为核心。宪政史对于人们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的制度化与法律化，没有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就没有事实上的宪法，宪政就更无从谈起。民主政治要求主权在民，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而政府只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政法要受到权力的所有者----人民的制约，这与宪政的核心理念即保障人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是相通的，但不能简单的把宪政理解为民主政治，有了民主政治并不等同于就实现了宪政，宪政除了民主政治之外，还需要法治的支撑。

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简介

基层民主建设是一国宪政建设的基石，具体到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就是“城乡基层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按照平等、选举、公开、监督、多数人决定、法治等原则，按照一定程序，民主选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领导人，对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制度、规范和实践活动，表现为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以及对干部的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由十四大、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基层民主的阐述，“基层”的范围主要是指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公有制企业的工会组织三个领域。十七大报告又将民间社会组织加入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范围。因此，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就应是村委会、居委会和民间社会组织，因为民间社会组织的建设刚刚起步，而宪法明确规定的主要的形式是居委会和村委会，因此本文着重研究的也是这两种组织形式。

三、宪政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关系

（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宪政精神的集中体现

1.宪政的民主精神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

民主政治是构成宪政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民主与人权是宪政秩序产生的驱动力，是宪政秩序的根本所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英国、法国、美国或苏联，都是革命成功了有了民主事实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虽然宪政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主政治，毛泽东的说法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也说明了民主政治对于宪政建设的重要性。

民主的实现形式包括两种：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根据以往西方国家的宪政建设经验来看，似乎间接民主的民主代议制与宪政的联系更加紧密，大多数的宪政国家都选择的民主代议制作为政权组织形式。

我国应实行高层民主与基层民主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民主，建国以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各种建设已经比较完备，但对于基层民主的关注远远不足，造成一些地方的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不高，不能真切的跟受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得到实现。

2.宪政的限制政府权力精神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

宪政产生的本意就是防止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反过来侵犯公民的权利，而通过制定宪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简言之就是建立有限政府。宪政主义限制政府的权力的具体做法是：权力制衡以及违宪审查等，而另外一种不可忽视的方法就是权力社会化。权力制衡是通过国家内部各个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达到相互制约，以防止权力一家独大。而权力社会化是通过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方式，它是对于我国国家权力的一种补充，并没有削弱国家权力而且对政府权力进行了制约，它必须具有合法性才能行使以上的功能。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权力来自于选举它的基层群众，它负责的对象也是基层群众，政府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只能进行支持，帮助或指导，而不能干涉其内部工作的进行，这就在法律上防止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因此说，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体现了宪政的限权精神。

3.宪政的自由精神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

自由是人类一直以来不懈追求的东西，是人类对自己的终极向往，但它又是极度脆弱的，个人的自由是不可能完全实现，而过度的自由更是会造成混乱，反而无法实现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宪政的终极目标就在于保护权利和自由。宪政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产物。自由主义倡导个人主义，提倡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个人自主决定个人是否参与各种政治经济活动，并认为个人的性质决定集体的性质。

自由主义理论是社会自治理论提供了一些基础的原则，包括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正义等，这些理论也是我们建设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我们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不能一概而不加分辨的用于指导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防止自由主义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影响。

四、在宪政建设的大环境下完善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施现状中的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到了影响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否能够继续实行下去的地步，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加快我国的宪政建设，从建设市民社会入手，从宏观的角度在制度上和具体实施问题上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用宪政的自由民主限权精神使其焕发新的活力。

（一）、对于居民委员会法律制度建设的建议

总体来看，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城市的建设要好于农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于1990年，还要早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条文规定更加简陋只有短短的23条，大都是总括性的规定，但个地方人大大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同时各个地方的居委会也创造出了不少的实施方法，总体的实施情况不错。

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城市也或多或少的存在与农村相同的问题，即法律的可操作性差，行政化趋势严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也已无法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同样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来同意规定居委会的地位于职责，居委会产生的具体方式方法，明确其独立性，使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城市取得更大的进展。

（二）、转变政府职能

要改变当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的现状，光有制度上的规定是不够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顺畅运行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需要在宪政建设的大环境下逐渐理顺个方面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政府转变其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从思想观念上入手，需要政府改变那种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看做自己的下属机关的观念，要从思想上承认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合法的自治地位，改变自己以前那种搞搞在上的态度明确自己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关系式知道与协助的关系而不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不再把不属于基层群众行自治组织之策的工作强行分派给它们去做，不高不实际的检查评选。要想改变政府机关一直以来的传统观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要在建设宪政的过程中，对广大干部职工多加宣传教育，使他们尽快转变思想观念，理顺自己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之间的权利与之策，以配合我国依法治国纲领的实施。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理当理论界讨论的比较热烈的问题，本文的意图是应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放在我国宪政建设的大环境中去考虑，利用宪政的民主自由限制政府权利精神去指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我国的宪政建设途径应是从基层入手的渐进式发展模式，因此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就成为我国实现宪政的突破点，如何解决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于我国的宪政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从民主执政视角看政治协商的意义 第3篇

关于话语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建构性问题, 符号学、美学、哲学、认知语言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已有不少讨论, 大部分学者认为话语意义并非预先确定的内在意义, 而是在交流和接受过程中动态建构而成。但对于这一建构过程的实质, 大家并无一致的看法。

基于现象学理论, 本文认为话语意义的建构是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建立过程, 主体间性的建立突出体现为交际双方主体共同场的逐步确立。文献中哲学、美学、认知语言学等对话语意义不确定性的讨论皆以人为创作的文学作品或假设性的交际情景为例, 本文认为真实的自然会话叙事语料可为我们解析话语意义的协商建构过程提供更直观、更清晰的线索。

所谓自然会话叙事, 或者说叙事性会话, 是指日常生活或工作中在面对面会话交流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故事讲述 (Norrick, 2000;Ochs&Capps, 2001) 。其从开场到讲述到退场的过程, 充分体现着话语意义的协商和建构过程。

一、理论探讨

胡塞尔 (2004) 现象学认识论原本是建立在先验自我这一概念基础之上的主体性哲学, 他把先验自我的意向性构造作为知识的根源。但由于无法回答个体认识如何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他开始考察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 最终用主体间性的概念改造主体性, 提出自我与他者具有立场可交换性, 自我与他者在主体共同体中达成对客体世界的共识, 或者说“统觉”。胡塞尔强调相较于个体的、排他的、偶然的主体性, 主体间性体现着群体性、社会性和确定性。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概念后被海德格尔等进一步发展, 超越了先验主体论的框架, 提出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间性, 即:主体与主体、主体与世界“共在”。

基于此, 本文认为当话语交际的双方确立了主体间性, 便有了共通的认知场域, 双方之间便可以藉此达成相互的交流和理解。也就是说, 主体对事物的个体的、偶然的、不确定的认识可以通过话语交际, 在与交际对象建立主体间性、丰富完善自己对事物的认知过程中, 达到对事物的确定认识。简而言之, 在话语交际中认知主体之间主体间性的建立是话语意义得以完成由不确定到确定发展过程的关键环节。

二、会话叙事中话语意义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确立

在会话叙事中, 交际双方基于叙事者的真实经历或见闻进行叙述和讨论, 听话人一般不会被动地等待故事的讲述, 也不会完全接受叙事者对故事的阐释, 而是积极地通过提问、打断等手段参与故事的讲述, 并不断与叙事者交换自己对事件的看法。而且, 在会话叙事中生活故事的讲述往往需要多个话轮才能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意义的建构性和协商性体现得十分充分。

下面是一段笔者录制的会话叙事的转写材料。参与者A和B均为英语专业的研究生, 二者在学校的快餐厅边喝咖啡边闲谈, A在向B讲述自己游览波士顿女巫镇七角阁楼的情况。

1A:然后, 你去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一定告诉你, Boston那个地方真是个财富, 像Emily Dickinson, Thoreau那些人::还有Hawthorn-

2B:哎呦, 都在那里啊?

3A:全在那儿呢?七角阁楼Seven Cables, 我都去了。

4B:啊!真不错。

5A:Hawthorn那个地方, 它属于一个叫Witch City, 就是, 那种感觉像=

6B:=我觉得Hawthorn那地方应该比较阴森森的吧,

7A:阴森森的,

8B:不会像Emerson那地方那么明亮 (hhh)

9A:我那个, 我那个师兄 (0.2) 就是那种吧, 他就有点像superstitious,

10B:哦?

11A:刚一照相, 那个相机就坏了, 刚一到那儿, 就 (hhh) , 完了, 还下雨, 然后他就开始想象, 他就说, 哦, 这个地方怎么怎么地 (.) 然后, 特别特别逗 (hhh) , 他越说越是↑这样的, 然后 (.) 我们特别冷嘛, 我就穿了个短袖, 五月份那头儿还挺冷的-

12B:嗯,

13A:我买了一件衣服, 买衣服, 然后, 付钱嘛, 它, 付钱嘛要用那个卡付, 那卡突然掉下来了, 你知道, 我们谁↑也没找到,

14B:这么↑奇怪!

15A:你知道那卡, (hhh)

16B: (hhh) 你, 那就是很奇怪, 我一想霍桑, 就觉得很神秘, 很阴暗, 呆在角落里, 然后穿越死亡, 穿越永生的那种感觉 (0.2) , 那样的-

17A:那天那个天气就是阴森的

18B:是吗?那就奇怪, 然后一想Emerson就感觉应该是明亮阳光下, 有草地, 然后有人读书, 旁边有树有花那种感觉-

19A:没有, 你没问那个卡在哪儿吗?

20B:啊?你说-

21A:其实, 我觉得是一种, 一种人的一种想象, 其实是一种物理现象, 我觉得, 因为你拿出来的时候, 它肯定有静电↑, 对吧?

22B:对呀,

23A:你一拿出来的时候, 它那个, 不是, 那玻璃有槽嘛, 对吧?它其实贴在那个上面了, 我们找半天, 哦↑, 原来是在那儿。但是, 给人的一种暗示就好像是:::对吧?你一联想, 然后, 就:::其实, 我觉得是一种物理现象。

24B:对, 对, 对, 但你如果你心里面有那个idea, 你就会往那儿去想,

25A:但他一直那么想, 我没有。

26B:啊,

27A:我觉得-

28B:这, 就是↓判断问题, 你想这就是图式嘛↓你有那个参照, 就往那儿想。

29A:哎, 我这 (电脑) 里好像有照片, 我给你看看啊。

30B:好。

首先, 这段会话叙事具有以下两点主体性特征。

(1) 会话叙事中话语意义具有明显的主观性特征。日常会话中的故事讲述是针对说话人真实生活经历或见闻, 所述故事体现说话人对事件的态度、立场和感情, 反映说话人独特的人生经验和感悟。一般会话叙事的叙述者即是故事的主人公, 至少是事件发生时的在场观察者, 故事的讲述是从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展开, 围绕的是“我”对事件的体验、观察和理解。像在这一案例中叙述者A讲述的是自己和师兄游览女巫镇七角阁楼时遭遇的蹊跷事件——照相机突然坏掉, 银行卡突然掉落、消失。叙述者所感受到的阴森神秘的气氛, 加上叙述者所认为的有点迷信的师兄的言行在讲述中展现出来, 并使听者受到感染, 觉得七角阁楼真的如霍桑小说中的情景一样, 是中了魔咒的一般。而这段会话叙事的后半段叙述者对银行卡神秘消失事件的理性分析又揭示了对事件的另一种较为科学的解释——静电导致的物理现象, 而其所用话语具有多处明显的“我觉得”这类主观化话语标记。以上这些均表明故事意义的主观建构性, 即:故事的意义不是内在的、预定的, 而是代表叙述者对事件的主观感受和叙述者知识背景上对事件的主观认知。

(2) 会话叙事中话语意义呈现个体性, 语言表述具有说话人鲜明的个人印记, 体现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以及话语主体的交际和认知状态。上面这段会话叙事的讲述者和听者均为英语专业的研究生, 因此, 叙述话语中存在中英语码混合现象。同时, 这段会话叙事的语境是A向不曾出国、但对霍桑笔下的七角阁楼十分感兴趣的同学B介绍自己的游览经历, 因此, 在讲述中双方的交际关系为信息提供者和接受者的关系。A似乎一方面意欲听者对七角阁楼阴森、神秘的气氛感同身受, 因此, 在故事的讲述中先是着重其蹊跷诡异的一面, 另一方面又不想让听话人认为自己迷信, 在揭示故事结局之后又对故事重新进行科学的阐释。从这一点来看, 会话叙事中话语意义具有个体建构性, 体现讲述者个体的心理状态和交际需要。

其次, 在会话叙事中, 听话人一般会在故事的讲述中积极参与, 不断表述自己对故事的预期, 不断地对故事进行评述, 听话人能否对叙事者的主观意见持赞同态度, 双方能否建立主体间性是话语意义能否成功完成交流的关键环节。

像在这一案例中, 在叙事的开始部分, 双方对女巫镇七角阁楼的氛围交换着看法, 叙述者的描述 (5A、7A) 恰好吻合听者的猜想期待 (6B, 8B) ——七角阁楼果真晦暗、阴森, 而随后叙述者对照相机、银行卡等都突然出现问题的叙述 (9A、11A、13A) 超出了听者期待, 这些新奇诡异事件得到了听话人的积极响应 (10B, 12B, 14B, 16B, 18B) , 至此双方似乎对神秘的七角阁楼充满诡异这一点达成共识, 叙述者主观的、个体的、偶然的经验和感悟得到了他者的认同, 双方建立了主体共同体, 叙述者的主体性意义得以成功交流。但叙述者并未满足对事件的这一种解读, 他意识到在场的听话人以及不在场的 (有异议的) 他者或许会有对事件意义的其他期待、其他解读。因此, 他试图唤起听话人跳出前一种意义框架 (15A, 19A) , 并随后宣布故事的出人意外的结局——银行卡找到了, 只是嵌入了柜台的玻璃槽里, 由此颠覆了之前已建构的故事意义, 提出了新的解读——静电反应造成了银行卡的滑落。这时, 听话人又对叙述者创建的新意义表示了响应, 又一次完成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建构 (22B, 24B) 。不过, 这时, 听话人又对这一故事的两种意义进行了折中分析, 指出不同解读归因于阐释者头脑中理念、图式知识的不同 (24B, 28B) , 至此, 会话叙事的参与双方完成了主体间性的完美建构, 也藉此完成了叙事话语意义的确立。

在这段会话叙事中, 叙事者与听话人存在直接的对话关系, 叙述者与不在场的可能持异议的他者存在隐含的对话关系, 而故事的两种意义之间也存在着隐含的对话关系。叙事中“你知道”“我觉得”“其实”“你想”等话语标记鲜明地标示着交际双方建构主体间性的努力。从这一案例的分析,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故事话语的意义不是预先确定的, 故事可能的意义是在直接和隐含的对话中, 在主体间性的建立和调控中建构完成的, 主体间性的建构体现为共识的建立和对相异意见的包容。当叙述者的主体性意义得到受述者的认同和完善, 彼此之间形成了认知共同体, 故事话语的意义也就逐渐确定下来。当然, 这里所说的确定意义, 只是相对于这一次交流实践而言, 如果叙述者在其他语境之下, 为了其他的交际目的, 向其他的听话人讲述这段故事, 话语的意义又会不同。

三、结语

综上所述, 会话叙事的话语意义不是内在的结构秩序, 而是具有建构性。在话语意义的建构和协商过程中, 关键的环节是叙事者的主体性意义能否获得听话人的认同, 双方能否建立主体间性, 建立认知共同体。

本文的分析只是一次初步的理论探索, 所作假设和讨论还需结合大量的实例加以进一步的验证。

参考文献

[1]Norrick, N.R., Conversational Narrative.Amsterdam:John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2]Ochs, E.&L.Capps.Living Narrative:Creating Lives inEveryday Storytelling.Cambridge:Harvard UP, 2001.

[3]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4]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4.

从民主执政视角看政治协商的意义 第4篇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新发展

协商民主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作为一种新的民主模式，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政策和政治生活。[1]网络政治参与扩展了政治参与的主体，同时改变着政治参与的手段，使政治参与的本质内涵和效果都发生了变化。作为协商民主的一种新形势，网络政治参与对协商民主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一、网络政治参与为协商民主提供新思路

网络政治参与具有广泛性、直接性、平等性、即时性等特点，协商民主具有多元性、合法性、程序性、公开性、平等性、参与性、责任性、理性等特点，[2]因而网络执政参与与协商民主在本质与精神上是有一定契合的，网络政治参与在很多方面又为协商民主提供着新思路、新方法。

第一，网络政治参与为协商民主提供自由、平等的空间。网络中的公共论坛，可以克服现实生活中的公共论坛的诸多弊端，例如权威和精英对于政治过程的操纵以及对话语权的影响，形成开放并且自由的公共舆论空间。网络政治参与中，参与主体内容和形式广泛，对经济实力以及文化水平等因素要求较低，网络政治参与主体无需经过选举来获得参与资格，仅需通过网上微博、论坛、社区等网络媒介就可以针对某一问题发表不同的见解。这种网络政治利益渠道填补了现实生活中渠道的空白，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现实政治表达途径的缺失，这无疑为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第二，网络政治参与打破传统政治参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网络政治参与背景下的协商民主更能够接近直接民主的理想。网络政治参与，即要如实地反映民众的民意和社情，同时也应让政治精英以及政府充分了解这些社情民意，在决策时充分考虑这些民众的意见，真正地做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并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让民众直接参与社会管理活动，其内容涉及生活方方面面。

第三，网络政治参与拓宽了民众影响政府的渠道。网络主见成为公民和政府直接或间接对话的重要渠道，它影响着政治决策的过程，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精神与理想。网络中有大量政治信息，公民通过对这些政治信息的获取和分析，形成对于政治事件和政治决策的价值判断，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能够较快速地反馈到政府决策层，将言论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转化为权利，而这正是协商民主中理论家们所倡导的。网络已经成为民众与决策者政治互动的重要机构之一，成为民众讨论公共事务、表达自己意见、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平臺。

二、网络政治参与在协商民主中的制约因素

虽然网络政治参与对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进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但是，网络政治参与在协商民主中也存在一定制约因素。

第一，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受限。这影响了协商民主主体参与的广度。目前网络使用人口仍只占人口的一部分。在经济物质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资源匮乏的地区，网络仍无法在民众中普及。此外，网络普及的程度也直接影响奥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数量，网络普及的不平衡也直接导致了参与主体的层次不平衡，因而，这就影响了网络民意在不同阶层的合理分布，从而影响到了网络政治参与主体，也就是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的普遍性与广度。

第二，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性影响了协商民主在网络中的实际功效。网络在给民众的政治参与带来自由与便捷的同时，因其自身不受时间和空间以及地域、身份等限制的特点导致了在网络世界中政治参与的无序性。这种无序性加剧了网络政治参与的这种无序性加剧了网络政治参与的货轮，部分非理性及非合法性的政治参与可能会错误引导舆论，使民主协商偏离正确方向，甚至出现混乱。

三、拓展网络政治参与在协商民主中的路径

网络政治参与作为协商民主的新形势，它与协商民主精神契合，且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网络制止参与在协商民主中所发挥的作用所存在的弊端，需要我们进一步重视并加以解决。

第一，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我国有5亿多网络用户，但是对于整体人口来说，所占比例仍较小。此外，仍有一部分群体虽然能够承担网络诶用，但对电脑和网络知识匮乏，无法利用网络实现网络政治参。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技术的普及降低网络使用费用，扩大互联网的覆盖面，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民众网络使用率，实现网络协商民主主体的广泛化和普遍化。

第二，规范相关制衡机制，保障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化。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化为实现网络协商民主的常态化提供保障。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地制定更系统全面地法律法规，加强网络立法的研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监督机制，保障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只有切实得到实施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同事还要加强监督，确保政治参与在法律框架下有序运行，实现网络协商民主常态化。

第三，加强网络伦理建设，提升网络参与主体整体素质，实现网络协商民主规范化。在网络世界中，伦理道德是对网络秩序一种柔性、非强制性的规范，传统伦理道德主要依靠舆论规范个体行为，网络伦理道德则表现为公民的网络道德自律，这便是维持网络秩序的一种内在需求。因此，应对公民进行相关网络道德教育，努力提升公民网络道德责任感和自身修养，努力提高网民参与网络行为的素质。

总之，网络政治参与虽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但是网络政治背景下街上民主的发展势不可挡，对这网络的发展，一个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在大众参与的需求方面，还是技术和成本方面，网络政治参与在直接民主、远程民主中具有不可替代地作用。

参考文献：

[1]毛里西奥·帕瑟琳·登特里维斯.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从民主执政视角看政治协商的意义 第5篇

一、“分权制衡”的原则———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分权制衡的原则来组建“三权分立”的国家机构。

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奴隶制城邦国家雅典就有了“分权制衡”的思想，产生了“三权分立”的国家组织形式。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民众法庭是雅典最主要的国家权力机构。公民大会是雅典最高权力机关，掌握立法权;五百人议事会是最高行政机关，掌握行政权;民众法庭是最高司法机关，掌握司法权。虽说这三个权力部门的权力有些交叉(如公民大会兼有司法职能———“陶片放逐法”的实施)，但三权分立、各行其职已经非常明确。雅典的民主政治主要通过这三个机构的权力运作表现出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独立战争的元勋，熟知古希腊政治文明、接受欧洲启蒙思想的麦迪逊在设计美国政府架构时说：“必须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其次要强制政府控制自己。”麦迪逊、汉密尔顿、华盛顿等美国的这些开国者制定的1787年美国宪法，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个人独裁和政府滥用权力，设计了一整套的分权制衡的机制。按照美国宪法，美国联邦政府由国会、总统内阁、最高法院三个部分组成。立法权属于国会，国会负责立法;行政权属于内阁总统，总统负责实施法律;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法院负责审查法律。

美国国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无权解散国会;国会立法，但总统可否决国会的立法，而国会则可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总统否决的法律;法院有权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违反联邦宪法。

美国总统由选民间接选举产生，总统直接对选民负责而不对国会负责;国会不能罢免总统，除非国会弹劾总统且确定总统有罪;总统组织内阁，但行政机构的设置与所需经费(联邦政府开支的每一分钱)都须由国会批准，且由国会监督内阁的行政行为与经费的使用;总统可以发布拥有法律效率的行政命令，但法院也可以宣布总统的命令违反宪法，法院还可以通过案件的判决对宪法作出新的解释，扩大或限制总统的权力。

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由总统任命，但必须经过参议院确认;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数和联邦其他法院的设置均由国会决定;法官只要忠于职守，可任职终身，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国会可以通过批准对法官的任命或弹劾的办法来改变法院的组成;国会还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

美国的国会、总统内阁、最高法院这三个权力部门既各自独立又相互牵制，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美国的两党制。这些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的机制，有力的保障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运作，有效地防止了专制的出现。

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一个普遍原则，无论什么性质的国家，无论什么政体的国家，都普遍采用这一原则。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最早提出来的。希罗多德是古希腊雅典伯利克里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名著《历史》中详尽叙述了雅典的民主政治。他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保障雅典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通过雅典民主机制的运作比较充分的体现出来。

雅典的一切成年男性公民，在立法与政治公共事务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每个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都有在公民大会上辩论与表决的权利。而为了保证公平和公正，雅典人设计了一整套辩论的章法。议案表决时，一般议案举手表决，重大议案则采用专用票表决。五百人议事会的议员在30岁以上的公民中经由抽签选举产生，其名额依据每个基层行政单位的公民人数按比例分配。为了以示机会的平等，每个公民一生只可当选两次议员，且每次任期只有一年。民众法庭的陪审员也是在30岁以上的公民中抽签选举产生;不仅如此，陪审法庭的各分庭庭址、法庭主持人、发言人水计时器的监督者、监票人等的产生，都是当堂经由抽签产生，并且其职责是一次性的，下次开庭则需要再次抽签。

另外，雅典还制定了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措施;在雅典民主政治鼎盛时期，国家的各级官职向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开放;为了保障广大平民参与政治的权利，雅典给贫苦公民从事公共活动以津贴补助，如陪审津贴、观剧津贴等。这样，雅典的民主政治就尽可能地保证了公平、公正，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雅典民主政治的这一原则首先被资产阶级广泛采用而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

美国号称资本主义世界最平等的国家，早在《独立宣言》中就有很精彩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论述。熟读希腊古典作品，又广泛阅读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而从中汲取了大量思想营养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就职演说被后人誉为“阐释民主哲学的经典之作”。他认为：“多数人的意见虽然都应采纳，但也必须合理;少数人的意见也应受到尊重，受到平等的法律的保护。”这是典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体现在美国的联邦政府与州、市的最主要官员与议员的产生上，他们平等竞争，由选民公开选举产生。如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只能连任两届。美国的国会分为参众两院，参议院议员由各州选派2名议员组成，众议院议员按各州人口数的比例分配。国会每两2年一届，参议员任期6年，每2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员任期2年，届满全部改选。这样，国会议员的组成既体现了州权平等的原则，又体现了众生平等的原则。

《1787年美国宪法》自颁布至今，共有27条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既保障了妇女的选举权，又保障了广大黑人等有色人种与白种人同等的公民权与选举权等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可以说无处不在。

三、“主权在民”的原则———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君，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民主与专制的重要标志。

“主权在民”就是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建立政府自己管理自己，就是“人民统治”。检测与实施主权在民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选举制度，其核心在于国家各级官职的选举：人民通过手中的选举权，选举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担任国家各级官职，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反过来，就是这些被选举上的有一定任期的民意代表者代表人民掌握国家各级权力，即这些权力不是掌握在世袭的君主，以及贵族或君主任命的官吏手中。

雅典最著名的政治家伯利克里认为：“……雅典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国家的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是属于全体公民;……选举某一个人担任某个公职时，所凭借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所拥有的能力;……每一个人不只是关心自己的事情而已，还以关心国家事务为己任……”在伯利克里时代，雅典的各项事业兴旺发达，国力鼎盛，赢得了希腊各邦的仰慕，被称为雅典的黄金时代。这不能不说与伯利克里全面推行民主政治有很大的关系。

雅典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由所有成年男性公民组成，决定国家大事。雅典的各级各类公职人员，包括将军、执政官、议员、陪审员等，都是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用抽签或投票的方式从公民中选举产生的。这些公职人员与专制国家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的职务与权力是来自于公民群体的委托，而不是君主的任命。

雅典为了使每个公民都有参政的能力，特别重视公民的教育，因而规定雅典青少年必须学习各种知识与技能。雅典还用陪审津贴、观剧津贴等来保障与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与素质。这些无一不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精神就是重视公民的民主权利与社会责任感。

在美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下，美国的某个政党赢得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途径，就是推选出自己的代表即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并获得选举的胜利。政党的命运取决于选票。这样，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为了争夺民众而不得不竞相提出符合选民利益的政治主张，这就客观上反映了一定的民意。不仅总统，美国的国会议员、州长市长、州市议员等都经由人民通过选举产生。并且这些官员与议员，一般都有一定的任期，对违背民意与少有建树者，人民会通过自己的选票使其实行轮替。每个选民都有一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渠道，人民的意愿与呼声能够很大程度地影响政府的施政。通过选举，美国政治较充分地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原则。美国的强大为世人所敬仰，我们也不能不说这与美国人民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有很大的关系。

四、其他原则，如雅典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轮番而治的原则、自由的原则、服务社会的原则等，这些也是现今人类社会民主政治的普遍原则。

雅典民主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民主管理的新模式，创造出了法治基础上的差额选举制、比例代表制、表决制、任期制、议会制等民主的运作方式。这些民主原则与民主运作的方式等是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发挥的程度。雅典的民主政治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它的发展繁荣也得益于公民聪明才智的施展。

现今的美国，现今的世界，民主政治的原则与民主政治的运作的方式，深深打下了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烙印。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 梁赤民, 董书慧, 王旭译.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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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晏绍祥.国外雅典民主起源研究综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89, (2) .

从“协商建国”到“协商民主” 第6篇

国共双方摆开对台戏，唱赢的关键在于争取中间角色。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只有青年党、国社党等个别党派参加，而民革、民盟等八个民主党派却响应了共产党。那么，政协会议的阻力只是来自国民党的破坏？以往关于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记载，大多是一呼百应。可深入考察，就会看到历史的复杂性：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也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也有一个从相疑到相知的历程；中共领袖与民主人士之间，也有私人关系的恩怨情仇。在这种情况下，靠着协商民主，新中国的各种力量被凝聚在了一起。

这种中国创造，如今已渐渐引起国际政坛的关注。

谁是“协商”的发明人

中国为何重视协商民主，还要从共和国的诞生说起。人皆有母，谁是共和国的母亲？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召开是1954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却是此前的1949年。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非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么，五年前，由哪个机关履行新中国建国的法律程序？

这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问题，而是中国政治的实际问题。

历史事实是：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定代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国号、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国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授权中央人民政府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闭幕次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我们的共和国原来是这样诞生的。

一个国家的诞生，起于一种政治制度的实践。那么，这种制度的重要性，当然应该引起格外的关注，这也许是政治文明的创新？

不能说中国人不重视宪政。孙中山发起辛亥革命，将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规划为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

1948年，中国大地内战正酣，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忙于调兵遣将，部署那决定命运的三大战役。可是，就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刻，国民党和共产党却同时想着实行宪政。5月1日，国民大会在南京闭幕，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同日，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有一条十分新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原来，中共也很重视宪政，而且提出自己的政治设计——“政治协商会议”。这“协商”二字，其实并非中共的独家专利。

抗战爆发，以往生死拼杀的国共两党，被日本侵略军逼进同一条战壕。举国达成共识，必须实现民族团结，而团结的前提是党派合作。于是，“国民参政会”诞生了。中国的政党关系，不再是执政党和反对党，而是执政党和参政党，国民党执政，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共同参政。

1945年8月，漫长的15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全中国的老百姓殷切期盼和平，中国政坛的两大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开始谈判。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外，重庆、上海、广州等地，又新建多个党派。一时间，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主流。开会总要有个名目，时称“政治会议”。政治会议召开时，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加上“协商”二字，颇得各方赞赏。于是，中国有了“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一个世界政治史上从来没有的机构，由中国人创新而生。

这个发明，又是中国各党派协商的成果。经过数十次会议，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案。可国民党总是舍不得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蒋介石在会后不久就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而且取缔中间党派民盟。接下来的国民大会，尽管走着民主政治的程序，却没有民主政治的实质，成了一出独角戏。

这时，中共再次举起政治协商会议这面民主大旗，就成了众望所归。

政治协商并非饮茶清谈，也是血与火的奉献牺牲

举旗容易，聚义难。

毛泽东邀请的协商要角，此刻都在老蒋手里。国母宋庆龄和民盟主席张澜居留上海，寓所周圍都有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控。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代主席沈钧儒逃到香港，处于港英当局管辖之下。这个英国人管治的地方也有国民党的力量，公开的外交特派员向港英方面提出控管要求，保密局香港站暗布大批特务，公开和秘密的任务都很明确：不准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公开的民主运筹，也不能离开秘密的较量。中共在上海和香港早有地下组织，如今统统开动，偷渡民主人士北上。

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来到香港，被看管在住宅里面，会客要经过特务审定。中共特意找来同乡同姓的司徒丙鹤，以探亲为名进入联络。司徒美堂走出家门，公开表态参加新政协。

特务看管得最严的还是李济深，对门的商店就是特务据点。生活窘迫的李家出租自家房屋，底楼住进的家伙总是窥探房主，看来是个国民党特务，顶楼住进的客人又格外体贴，想必是个地下共产党。

就在特务的眼皮底下，民盟的沈钧儒和章伯钧、民革的蔡廷锴和谭平山，登上苏联货轮“宝德华号”。那沈老舍不得剪掉垂胸长髯，化装成账房先生，那“高佬蔡”身着短打，变成了挑夫。码头的特务并未关注这外国船，旁边的“泽生号”据说有中共背景。

其实，“宝德华号”上才有真正的中共党员，章汉夫。这是周恩来的要求，每次民主人士北上，必须由中共干部负责护送。就在此前不久，冯玉祥从美国乘船返回，那艘苏联客轮在海上失火，政协会议的重要成员烈火焚身。

阻碍出行的不仅是危险，还有政局。罗便臣道92号，门庭冷落的李公馆，近来门庭若市。广东省主席宋子文登门拜访，这个蒋总统的妻兄，又是国民党内最大的亲美派，国际背景深厚。据说，宋子文希望与李济深合作，联络广东和广西的地方派系，甩开不得人心的老蒋，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前国民政府招商局长蔡增基，专程从美国来访。据说，美国政府将提供大量美援，支持国民党内部的自由派人士取代现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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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任公安坐家中，来者不拒。于是，香港开始流传各种猜疑……

“本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淮海战役未见胜负，中国大局未定，惯于纵横捭阖的李济深，也许正在选择合作伙伴？据说，李任潮正在联合桂系首领李宗仁倒蒋，将来再以李政府同共产党对等谈判。

那李任公乃韬晦之人，平时不与他人轻言心事，谁也把不准他的脉搏。香港的军统旧将开始散布流言：李济深不能去解放区，共产党会和他算旧账。1927年清共，蒋介石在上海抓周恩来，李济深在广州抓周夫人邓颖超。

针对谣言，何香凝慨然发言：这是法西斯挑拨离间的伎俩！李、蔡不会毁弃光荣历史。

可是，蔡已北上，李，仍在香港滞留……

识时务者为俊杰，决定任公战略选择的，是客观形势而不是主观意愿。李济深判断：中共与蒋介石的战略决战，还要打两三年。与其蹲在哈尔滨看共产党打仗，还不如留在香港搞军事策反……

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别人动自己的军队。毛泽东致李济深的亲笔信件，早已被特务偷拍，送到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向保密局长毛人凤发出暗杀令，处理李济深等六名军队高官。

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来看望任公了，陪同者是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何香凝提醒李济深早日出走，早走，在政治上有好处。潘汉年补充：早走，在安全上也有好处。李济深一点就明。早走，及时参加政协会议，才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晚到就会变成后来者。早走，才能躲开保密局的杀手。潘汉年又诚恳转达周恩来的问候。对于李济深的出行，周恩来安排得事无巨细。周恩来布置香港：李济深的出行必须严格保密，安全必须绝对可靠，生活也要照顾周到。李济深在香港有个大家庭，妻子病情危重，周恩来特意送上一笔可观的安家费。

1948年12月26日，圣诞第二夜。

南京，黄埔路的总统官邸，来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宾主相见，却是无话可说。司徒雷登判断：蒋介石已经没有能力领导中国的反共内战。长期插手中国政治的美国政府，现在不打算为衰亡政府承担任何责任。回到住处，司徒雷登写下日记：“1948年最后的那一个星期，对于蒋，很难度过。”

西柏坡，毛泽东忙得忘了自己的生日，昨天为新华社起草新闻稿，宣布蒋介石等人为头等战争罪犯；今天，又要考虑《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之事。

就在这个午夜，苏联货船“阿尔丹号”驶出香港，李济深、彭泽民、洪深、朱蕴山、沈雁冰等人秘密出行。

第二天，香港飞来一架专机，白崇禧派黄绍竑来接李济深去武汉主持大计。可是李济深失踪了！一个中外名人，居然在严密监控下偷渡出境？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黄翠微找到民革机关，又是指责又是哀求……

李济深一走，上海的民主人士处境更加凶险。保密局制订了绑架上海民主人士的预案，伺机下手。青帮大佬杜月笙奉命配合，却把情报悄悄告诉黄炎培。正在危险关头，蒋介石宣布下台，代总统李宗仁争取民主人士，保密局的监视就有些放松。黄炎培利用这个空当，以庆贺生日为名，大宴宾客制造混乱气氛，2月14日，黄炎培假借购物带着夫人去永安公司，前门进，后门出，甩掉特务的跟踪汽车转移到女儿家，第二天又化装登上中共地下党安排的船只潜逃香港，3月14日自香港乘船北上。

可惜，这个机会，张澜和罗隆基并未抓住。

总是穿着棉布长袍的张澜，与总是西装革履的罗隆基在一起，显出一种有趣的差异与和谐。共产党邀请去北平，李宗仁劝说去广州，蒋介石命令去台湾。政坛老人张澜忧虑：这上海恐非久留之地。留学美国归来的哲学博士罗隆基却认为：各种政治势力剧烈争夺，恰恰是中间力量发展的良机。

民盟中央常委罗隆基召集留沪中委开会，到会人有史良、楚图南、罗自成、彭文应、叶笃义、罗涵先等，从昆明来的吴晗也参加了。就中共“五一口号”，罗隆基提出六个问题要求当场表决：第一，是否参加新政协？全体一致通过。第二，全国解放后中共执政，民盟是否参加政府？有人主张参加，有人说也可不参加，而罗隆基则明确表示：要当在野党！第三，能不能公开批评中共掌权的新政府？意见也不一致。第四，新中国是否应持独立自主外交？一致同意。

罗隆基把讨论记录包括投票记录，整理成政治纲领，交予即将去解放区的吴晗，正式提交中共。罗隆基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中共不接受这份政纲，就不参加新政协，宁肯在中共胜利之后继续充当在野党。

罗隆基不是随波逐流的人。国民党独裁，罗隆基坚决反对，并因而与同受欺压的共产党合作。共产党召集新政协，罗隆基也不会盲从，还是坚持信奉民主制度。留在上海，可以旁观国共大战，可以就便接触外国使馆，何必北上冒险？可惜，老蒋不让罗隆基当中间派。

已经宣布下野的蒋介石，赶到上海召集秘密会议，布置把上海的黄金白银全部运送台湾。同时要求，把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刘鸿生、杨虎等所有知名人士带到台湾，不去台湾者就地正法！

军警闯进虹桥疗养院，直扑病房，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把张澜和罗隆基架上囚车。囚车嚎叫着冲出疗养院，冲过国民党军警的封锁线，进入一处花园洋房，这杨虎公馆里面的守卫者全是解放军的便衣侦察队。原来，就在上海民主人士生死存亡之際，周恩来电令上海吴克坚全力保护和营救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等。

中共情报干部吴克坚，又把任务交给国民党元老杨虎。杨虎现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表面看不过是个闲职，可作为上海青帮老大，又有个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的女婿周力行，所以杨虎在上海还是很有势力。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四一二事变”的淞沪警备区司令杨虎，早已秘密转向共产党。

这样，负责抓捕张澜和罗隆基的警备区稽查大队，反而成了保卫者。大队长聂琮是个军统特务，执行任务非常卖力。副大队长阎锦文却是周副司令的亲信，劝说聂琮不要轻易开罪政坛名人。聂琮正要在撤退前安排自己的家眷逃亡，索性把得罪人的差事交给阎锦文。临走还叮嘱，杀这两个知名人士不能造成社会影响，可以用麻袋装起来投入黄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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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必败的下场，特务更加残忍。上海解放前夜，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曾伟、虞健等因策反活动暴露被杀害，共产党情报人员李白被枪杀，民主党派干部黄竞武被活埋，史良的亲友则幸运地在押赴刑场路上被解放军营救，民主党派人士与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一起。

群贤毕至少一人。新政协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召开，19日，政协代表杨杰在香港被叶翔之暗杀。政治协商并非饮茶清谈，也是血与火的奉献牺牲。

1980年代建立老干部离休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加入共产党或参加革命的干部，享受离休待遇。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呈报，国务院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加入民主党派的干部同样享受离休待遇。

在那冒险北上的轮船上，李济深写下一句题词 ——“同舟共济！”

同行者纷纷签上自己的名字。

毛泽东说，共产党少几票没关系

首届政协来得艰难，代表们不再计较谁是执政党，谁是参政党，就连罗隆基也不再坚持做反对派。代表就餐的餐厅摆满大圆桌，哪桌凑够八个人就开吃，不分党派，不分高低，有如圆桌会议。

协商会议的生活让人觉得新鲜有趣，只是，牢骚免不了。不光民主党派的左派有牢骚，少数共产党员也有看法。

政协会议的中共党团专门召开内部会议，纠正关门主义。有的党员说了：什么民主党派，不过就是一根头发，拔了就拔了！毛泽东生气了：不是一根头发，是一把头发！周恩来痛批：你虽然是老革命，但现在不准别人革命，你就落后了！人家过去不革命但是现在革命了，人家就比你进步。

参加首届政协会议的范围越来越宽，开始划线是1948年响应“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后来增添了“第四方面”——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军政高官。毛泽东又追问：有没有前清的翰林？有没有满族代表？

说来复杂的政治，其实也简单：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

首届政协会议，协商决定诸多重大问题，这就免不了争议。正是学习苏联的热潮，政治制度上也在学。那么，要不要照搬苏联的联邦制？代表们反复讨论，中国的民族聚居状况同苏联不一样，中国是小聚居大分散，不宜采用加盟共和国方式。于是会议决定，中国采用民族自治制度。两种制度几十年后现出长效，联邦制的苏联解体了，中国还是大一统。

按照票决民主的规则，多数通过的议案即可生效。可程序总是有空子可钻，多数派可以搞强行通过，少数派可以搞拖延表决，拖得什么都搞不成。中国的首届政协会议，没有搞多数强行通过，总是充分尊重各种意见包括少数意见个别意见。首届政协讨论的重大问题，从程序上，总是反复协商，达成共识后再付诸表决。国号问题，专门召集七十岁以上的委员讨论，因为这些老人对中华民国有感情。最后大家同意法学家张奚若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补充建议，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加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这项建议当时没有引起重视，据说，毛泽东后来后悔了。

首届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决定新政府的组成，这样就有一个人事问题。人事问题，往往是政治争议的焦点——权力分配。

六国饭店的咖啡厅热闹起来，代表热议：Doctor罗和外国关系熟，可以当外交部长！罗隆基得意地叼着雪茄，不置可否。黄炎培躲到胡同的家宅，不肯入阁。周恩来两次家访，力邀熟悉工商界的黃炎培出任副总理。另有个党首闹情绪了：民建可以出个副总理，我党为何只能当副部长？司徒美堂向后辈抡拐杖：孙总理让我们功成身退！

在首届政协代表中，中共代表和拥护中共的工农代表稳居多数，可是，有的干部却不放心票决。毛泽东要求与会的中共党员选举时一定要保证民主人士的票数，共产党少几票没关系。选举的结果是，在中央政府的组成人员中，民主党派成员占三分之一。

有文章不赞成这个比例分析：在这些民主党派成员中有些人是中共特别党员。其实，这些人大多是民主党派的创党成员，有的是后来秘密加入共产党。因此，在民主党派内部，始终将他们看作自己人。跨党现象，中国政界所在多有，国民党甚至搞过清党。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并未在民主党派中设立党组。

中断与合流

首届政协完成了建国使命，有人主张，在普选成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政协就应消亡了。毛泽东却提出，政协作为党派协商的机构，应该长期存在。

中国出兵朝鲜，也曾进行各党派的秘密协商。李济深、蔡廷锴等前国军将领坚决主张打，也有人顾虑美军的实力太强。最终，中共与民主党派领袖正式协商，发布联合宣言。“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这份黄钟大吕的宣言，由留美归来的罗隆基起草。

1954年全国普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与此同时，全国政协依然存在。有人建议实行两院制，以政协为上议院。这种设想虽然没有得到采用，但政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依然不可或缺。其时人大没有常委会，而政协的活动却经常进行。中国的党派政治关系，确定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互相监督就要发言，随着国内外政治气候的紧张，政协委员的言论引起高度关注。龙云公开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抗战胜利后运走东北的机器设备，抗美援朝给中国武器还要钱！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龙云成了右派。待到后来中苏矛盾公开，又要给龙云摘帽。

国内政治运动越来越频繁，因言获罪的现象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协委员的协商，不得不出言谨慎。到了“文革”的高潮，民主党派的大印居然被红卫兵收缴，那“长期”就变成了中断。

有意味的是，“文革”还有一个意外的后果——把各党派的政协委员打到了一起。无论共产党干部还是民主人士，都是打倒的对象，也就都是平反落实政策的对象。于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后面，又加上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凡属重大决策，必须事先经由各党派协商。这种决策方式，到改革开放的年代，逐步实现制度化。这世间颇有些文化成果，像基因一样，贯穿历史，直抵未来。1949建国时创立的国家政治体制，一直沿用至今；那时创造的政治运作方式，也被今人称为“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正在成为中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一个多样化的世界，能够容纳丰富多彩的创新。这创新，不只是经济与科技，也包括政治文化。

所以，协商民主的故事，还要继续讲下去；协商民主的道路，还要继续走下去。能否走得越来越开阔，要看民众与官员的共识，要靠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