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论文

2024-08-21

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论文（精选6篇）

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论文第1篇

中国哲学发展形式探讨论文

一、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差值缩小为5篇，的差值为8篇，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

(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中西哲学的融汇与贯通，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正是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心课题，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并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未来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哲学必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国哲学史》杂志大力介绍中国哲学在国外的研究情况。2000年04期，介绍了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德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诸多方面，但研究重点为儒学与现代化，中德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东亚哲学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同年7月，第十二界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些会议使中西哲学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对话。《中国哲学史》杂志对这两次会议都作了报导，足见它的办刊宗旨和发展动向。2007年03期与2007年04期分别开设了“东亚思想中的道学”和“域外儒学研究”专栏，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在朝鲜、韩国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这些研究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地域界限，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评判中国哲学文化，用一种创新、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论文第2篇

摘要：中国管理哲学既包括管理他人，曼包括自我的管理。可见。这门学问强调对管理者人格的塑造。这是十分值得我国高校教育借鉴的。但遗憾的是，高校教育在此方面却是差强人意。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对人格的塑造。因此，我国高校教育的未来模式应该是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

关键词中国管理哲学；高校教育，传统文化

所谓的中国管理哲学是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背景而形成的管理模式。它既包括对他人的管理，更包括管理者自我的塑造。日本管理学家廉田胜先指出：“企业成功与否，经营管理占80％的作用，尤其是管理思想、思维方式又是重中之重。”可见，管理者自身思想境界的高低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参照中国管理哲学的这一准则，我们可以很好地反思一下我国高校教育模式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但在叙述这些内容之前，我们必须从中国管理哲学的特点说起。

一中国管理哲学的特点

西方定义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中国定义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所以西方管理重法制，即以法制人。中国管理用道德，即以德服人。因而，中国管理哲学的特点是鲜明的，即重视管理者的个人修养。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提出中国的“九流十家”，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和杂家。“九流”在加上属于文学范畴的小说家，合称为“十家”。中国管理哲学对这些流派的思想大多有所涉及。其原因在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凝聚了诸多“何以为人”的精华。也就是说，中国管理哲学极为重视人格的塑造和自我的完善。又由于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显然这一特点是值得我国高等教育借鉴的。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高校就培养大学生“如何作人”这点来讲却是差强人意。

二、我国高校教育的现状

随着我国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远胜于精神。这种表象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以至于我国高等教育也会因此而“随波逐流”。就目前的状况看，高校课程设置已经出现“重经济实用”而轻“内在修养”的倾向。关于这一状况美学大师朱光潜早有洞察，他就曾指出：“教育必须以发展全人为宗旨，德育、智育、美育、体育、群育五项应同时注重。就目前实际状况说，德育在一般学校等于具文，师生的精力都集中于上课，专图授受知识，对以做人的道理垒不讲究。”结合现在来说就是，高校教育过于重视应用学科的传授(如经济学、计算机、艺术设计等)，而对人文学科(哲学、美学、伦理学、中国传统文化)却置若罔闻。

对于上述状况加以分析，我们认为原因有二。第一，在今日物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人们更加看重经济。在高考填报志愿时，考生更青睐选择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专业。第二，由于考生的此种需求，各个高校也相继迎合考生的“品味”，将经济，营销、管理等专业视为学校招生的王牌，以此来吸引更多的生源。这一现状在我国的民办高校中表现的最为突出。例如，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各个民办高校的招生简章列举经济、管理、财会、市场营销、计算机、艺术设计等实用性较强的专业。但通过我们的调查，似乎国内还没有一家民办高校开设哲学(或中国传统文化)专业。我想这种情形的原因不证白明。由于哲学是经济实用性不强的专业(但哲学是一个生活实用性很强的专业)，因此从这一学科中很难看到直接的经济利益，为此遭到多方排斥。

其实，从我国目前的大学生就业现状来看，专业对口的就业几率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乐观。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的大学生将从事与本专业不相关或是间接相关的工作。这样一来也就造成了大学(特别是本科阶段)的`专业无用武之地。然而，我们现在也不能否认，很多学科在大学中的学习效率要远低于社会。以市场营销为例，毋庸置疑，四年的大学生涯对本专业的帮助要远远低于四年的社会实践所带来的专业感悟。所以，高校教育的重点不应该过于偏向(注意这里说的是不要过于偏向)专业本身的教学，而应付诸于大学生人格的培养和价值观的建立。也就是说，“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一切皆以传道为先。因为，个人自身修养的完善是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根本。高校学子毕业后，也许会放弃自己的专业(无论是专科、本科、硕士或是博士)，但他们不会丢掉自身的作人原则。所以从持久性上看，对学生“如何作人”的培养益处也更为长久，甚至一生。鉴于此种情况，下面规划一下我国高校教育的未来发展就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高校教育的未来发展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高校学生“如何作人”的培养比专业技能的传授更有意义。但值得追问的是，应如何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呢?中国管理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重再次为我们的困惑提供了答案。

众所周知，就培养作人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拥有着丰富的资源。如《道德经·第八章》说道：“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改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就是说：最善的人就和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从万物索取，它善于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故而最接近于世界的本原——“道”。如其所言，人的行为就应和“水”一样，要善于择地，心胸开阔、沉静，而避免浮躁，为人真诚，说话恪守信用，处事要发挥所长，善于把握时机。再比如儒家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都涵盖了同类语义。至于具体含义此处不赘。这些文化对高校人才性情的培养，价值观的确立、自身道德理念的完善都是大有益处的。正如孔子云：“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这也就意味着，孔子如果要先用人才，那他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原因在于，礼乐(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塑造人们完美的人格。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皆以修身为本。在大学生未来的就业中，他们需要的不只是对他人的管理，更需要对自己的约束。“胜人者弱、胜己者强”原由此理。所以，加强高校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有利于人格魅力的提升，它可以作为进行社会实践的基石。而这也就意味着，高校教育的未来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具体操作就是，即使高校不设有中国传统文化(或哲学)等专业，也应更多地开设相关的必修课程。但要格外注意的是，这种课程的开设应尽量去除以考试为目的的意图(特别是闭卷考试)，以此来避免学生对国学的抵触。

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论文第3篇

一

话语权是文化和传播中经常出现的词,是指信息传播主体潜在的现实影响力,是主体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经不再是暴力,而是通过宣传及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力,让民众接受其制度和观念,从而达到其统治世界的目的。美国通过一系列的话语确立了其世界领导地位。从美国威尔逊倡导的国际联盟到罗斯福设计的联合国,都是美国为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提供的前瞻性方案,帮助美国获得了国家利益和国际话语权。马歇尔计划实现了欧洲的重建,二战后美国的流行文化对世界各地青年价值观的塑造更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效果。21世纪的美国像19世纪的英国一样,积极维护国际市场和海洋等公共事业。美国的例子表明,“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超越自我定位及本国与世界关系的描述,超越自我中心的软实力诉求,着眼于世界领导型国家的新身份,着眼于解决21世纪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与人类的共同关切。”(1)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话语权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推动了中国社会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及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化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承担着中国话语权的核心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其中包括一条主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三个价值引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五大发展理念,初步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新境界。”(2)这一次理论上的飞跃,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主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性贡献。习近平主席深厚的修养和宽广的胸怀,幽默的语言风格,含蓄内敛、平易近人的性格气质,由这些因素形成的习近平领袖魅力,将中国梦和世界梦变成了中国声和世界声,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并且产生共鸣。

从国际上来看,只有掌握了话语权,才能赢得国际舆论的主导权,才能树立一个国家的良好形象。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流、交锋,各种利益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掌握话语权的任务艰巨复杂。为了有效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要努力争取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总体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一个国家的强大必然要求提高话语权的同时,逐渐增强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就国家事务和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国际话语权反映出一个主权国家对自己利益的关心、对自己所承担的国际责任的认识,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于权力结构的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军事权力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开始下降,经济、文化、科技等权力因素的重要性上升。冷战后的现实和对现实的认知,比如全球化、信息革命、“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等,一起塑造着国际社会权力关系的新面貌。国际话语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也是在这种权力结构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认识到这一点的。国际话语权以国家的综合实力为基础,但综合实力的强大不必然带来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事实表明,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提升并没有伴随着国际话语权的相应提高。这说明综合实力只是话语权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对于时代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答案,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文化软实力上还没有形成与中国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

二

话语权属于软实力,软实力源自于文化,是一种吸引人的力量。软实力源自一个国家或组织的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国内政策或管理所提供的范例,以及其处理外部关系的方式。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3)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能否产生话语权力,要看这些因素中是否包含了被他国认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是否既具有吸引力又具有责任感。首先,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和治国理政的智慧。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依据,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文明传统思想体系凝聚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源泉。只有在这种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彰显民族特色,体现民族立场,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对主流意识形态性质和内容认识上的重大发展,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和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区分了价值观念和价值事实。”(4)民主、自由、公平、法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又具有独特的价值事实。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体系既包含了价值观念又包含了价值事实,既有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和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又包括了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引领社会全面进步、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人类发展总体潮流的前瞻性思考,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互为补充,致力于合作共赢,体现了中国对构建和谐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对内追求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对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这一理念发端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体现了独特的东方传统价值观,是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贡献出中国智慧。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源自于新中国的外交传统,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旗,推动构建和谐世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契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大变革大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但世界仍很不太平,各种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中国以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澳大利亚前总理认为,国家关系完全用英语书写的时代的确已经过去了。基辛格博士也认为,真正的世界秩序应该把所有国家都包括在内。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追求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推动完善由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秩序。这一理念一经提出就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欢迎,为赢得中国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三

国家话语权的强弱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整体力量;二是国家的修辞能力。(5)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实力显著提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性重要议题并作出重大贡献,可以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足够重要。如何让中国发出的声音被世界听到、听得进去,而且对世界有影响力,是我们面临的迫切而重大的问题。一定的国家修辞能力可以让国家的话语权利变成话语权力,对世界产生影响力。在政治和社会实践中,国家修辞通常由政治家、思想家和各界精英具体承担。在国家实力一定的前提下,国家修辞可以塑造国家话语权,对国际舆论形成影响力。要在坚实的话语基础上,以行之有效的话语方式,形成中国话语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集真理性与逻辑性于一身,既能塑造共识和形成价值认同,又体现出了社会主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持续存在的原因。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成果,不但要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还也要继续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秉承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逻辑说服力集于一身的特点,让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观念拿得出去,让国际社会听得清楚、听得进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在一种有理说不出、说出来听不进去的状况。因此必须形成属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标志性概念,打造能够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和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相关的讨论和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加强社科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支持和鼓励海外中国研究中心和国外学会进行中国研究,发展壮大中国智库建设,密切国内外智库交流。把优秀的中国社科成果推广开来,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立和提高中国话语权需要强化“导向意识、问题意识、国际意识、综合意识和本土意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问题为中心,立足世界学术前沿进行观察研究,系统、综合地推动整体创新。“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科学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中国要构建的话语权不同于西方的话语霸权,话语霸权的实质是基于政治和经济实力的政治霸权。中国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决不称霸,坚决反对话语霸权。中国致力于以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国际化、富有人情味的表达方式,向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民众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积极推动与国际格局多极化相伴随的国际话语格局多极化。

注释

1王义桅“.一带一路”的国际话语权探析[OL/EB].[2016-5-29].http://opinion.hexun.com/2016-05-26/184072036.html.

2李洪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马克思主义新境界[OL/EB].[2016-5-29].http://theory.people.com.cn/2015/1026/c40531-27738231.html.

3[美]约瑟夫奈.马娟娟,译.软实力[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5.

4钟君.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OL/EB].[2016-5-28].http://www.qstheory.cn/dukan/hqwg/2016-05/25/c_1118927380.htm.

5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91.

6靳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自觉强化五种意识[OL/EB].[2016-5-29].http://news.gmw.cn/2015-11/14content_17727562.h Tm.

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哲学意蕴第4篇

关键词：中和；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Ｇ02 文献标识码：Ａ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威胁论”、“中国衰败论”等各种各样的观点纷纷出现，特别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与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发展轨迹有关。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指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①历史的“规律”是否必定就是中国未来的宿命？中国的发展是否能够走出上述“规律”？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回答是：“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②在中华文化中，和与中是一对一体两面的概念。不偏不颇谓之中。它指称的是一种中正的情状；发而中节谓之和，它描述的是一种和谐的状态。中就是静态的和，和就是动态的中。中华文化中的中和精神与西方哲学中的两极思维有所不同。两极思维极端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和对抗，表现为一种有Ａ无Ｂ、非Ａ即Ｂ的态势；中和精神则在承认矛盾各方对立不同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并具体表现为亦Ａ亦Ｂ、Ａ而不Ａ’和Ａ中有Ｂ等形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和的文化”，强调的就是中华文化的“中和”精神。《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实现稳定与发展的大本与大道，也是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思想源泉。这里，我们将从中和思维的不同内涵及其具体运用方面阐释如下：

一、亦Ａ亦Ｂ：互利双赢

中和意味着对立事物的和平共处、互相补充。孔子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③这里，张谓张弦，弛谓落弦。弓弦只张不弛，则绝其弓力，所以，“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④弓弦只弛不张，则失其往来之体，所以，“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⑤从“一张一弛”的范例出发，我们可以将中和思想概括为亦Ａ亦Ｂ。Ａ与Ｂ分别代表矛盾的两个不同方面。二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从而达到中和境界，实现互利双赢。互利双赢是与零和搏弈相对而言。零和搏弈是指你输则我赢、你赢则我输，输者全输、赢者全赢两者相加之和等于零的极端状态；或者在博弈的过程中，二者势均力敌，你削弱了我，我消耗了你，两者相加之和为负和的一种双弱结局。互利双赢却是双方在对未来共同利益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通过协商与合作，达到你赢我赢，你好我好，共同发展，两者相加之和为正和的双赢局面。

在这种亦Ａ亦Ｂ、互利双赢的中和精神影响下。中国在“睦邻、安邻”的外交政策基础上，去年温家宝总理又提出″睦邻、安邻、富邻、强邻″的外交政策。具体含义如下：

首先，在中和思维影响下，利用世界和平努力发展自己，同时做到“睦邻、安邻”，是实现互利双赢、和平发展的根本前提。以邻为伴、与邻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新中国一向坚持的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依靠合作共同发展，是我们一向坚持的基本原则。从睦邻、安邻的观念出发，邓小平曾经指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⑥“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⑦求和平、要稳定、谋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温家宝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维护和平与稳定是实现亚洲共赢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就谈不上发展，也就会丧失机遇。”对亚洲如此，对中国、对世界也同样如此。中国有句俗话：“家和万事兴”。在中国人看来，小至家庭，大到国家，只有在和睦、和平的环境中，才谈得上发展、壮大和繁荣。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亚洲各国对中国作为一个贸易、投资和就业机会的竞争者深感不安。“睦邻、安邻”政策就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发展靠的是自己，而不是靠侵略别人。中国将把自己的崛起作为促进整个亚洲发展与稳定的一部分，而不是动荡、战争的导火线”。资源和能源问题是其他国家对中国最担忧的一个问题，认为随着中国发展，随着对能源需求的增加，中国必然会走向通过侵略掠夺他国资源的道路。温家宝回答说：“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⑧也就是说，中国会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加快能源开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着力研究发展新能源来解决，不会给世界增加麻烦。在2003年东盟会议上，马哈蒂尔和吴作栋总理也曾经形象地把中国比喻成为一个友好的大象，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和观念及其行为方式不会对他们存在任何威胁。如果要侵略，600年前（指郑和下西洋时期）就侵略了。

其次，在中和思维影响下，用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从而实现“富邻、强邻”，这是实现互利双赢、和平发展的必然结果。“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⑨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政府一系列外交政策的真实写照。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中国“多年的政策是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⑩以损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来发展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归根到底也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因而，逐步发展、逐渐富强的中国，也必然是自己富裕，也让邻国富裕；自己强大，也让邻国强大的中国。邓小平说过，国与国之间的合作， “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11)“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12)事实上，中国奉行的“富邻、强邻″外交政策，已成为中国与各国发展互惠互利关系的坚实基础。2002年，新加坡1－8月整体对外贸易下降1．6％，但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却是两位数的增长；2003年上半年，韩国单对中国的出口就增长了近一半，日本向中国的出口总额也比上年增长了40％。中国已被称为周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心”。同样，在与非洲国家的交往中，中国通过各种形式，为非洲国家培养、培训近7000名各类人才；并提前兑现承诺，减免了31个非洲国家合计105亿元人民币的债务；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出口中国的部分商品免关税待遇等。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多年来“富邻、强邻″的政策是落到实处的，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意味着和平、合作和发展，意味着互助、互利与双赢。因此，逐渐强大的中国，不是威胁他国发展的中国；逐步富强的中国，是与世界各国共同富强的中国。“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13)用对立的思维来处理问题则两伤，用协调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则两赢。运用中和思维，从战略上，避免你死我活的零和搏弈结局，致力于走出一条互利双赢的和平发展之路。

二、Ａ而不Ａ’：和而不同

中和强调适中而不过头，因此，儒家文化主张“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周而不比”等。我们可以将上述

范例概括为Ａ而不Ａ’。这里，Ａ’是指Ａ的极端形式。不Ａ’就是要避免走向Ａ的极端，从而达到中和的境界。用Ａ而不Ａ’的中和思维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强调“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出自儒家经典《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就是保存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同”则是绝对的同一、一致。 “和”与“同”是不一样的。晏婴对此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烊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14)而“同”则是“以水济水，谁能食之？”(15)意思是，“和”譬如厨师作的汤，其中有鱼，有肉，有各种的作料，加上火力烹调，这样，其中个别的味道有不及的，在新的统一中得到补充，有太过的，在新的统一中得到调节。“同”则是水再加水，还只是水的味道，在味道说，是简单的同一。这也就是说，“和”是集合许多不同的对立面得一个新的统一；“同”仅是简单的同一，而不会有丰富的内容。(16)

温家宝说：“‘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17)也就是说，“和而不同”是中国与他国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它主要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和而不同”意味着“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和谐以共生共长”，侧重的是“求同存异”。这就是说，发展的中国，是一个愿意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中国，而不是强迫他国与己同一的中国；是追求世界和谐、共生共长的中国，而不是寻求世界霸权的中国。在全球化的今天，许多国家都在担心，本土的文明将被某种普世文明所替代，自己的国家将被某个霸权国家所支配。逐渐强大的中国会不会是一个追求普世文明、寻求霸权的中国呢？中华文明以其包容性而著称，这与西方文化中片面追求普世主义的思想倾向有着很大地区别。片面追求普世主义的信念断定自己的文明是世界最高级、最进步的文明，全世界的人民都应当信奉。这种“同而不和”的片面追求普世主义的信念，行为模式难免沦为“己之所欲，强施于人”；其逻辑结果当然是以强权行天下的帝国主义。(18)与西方文化中片面追求普世主义的倾向不同，强调包容精神的中华文明，向无“帝国”之观念，有的只是“天下国”的理想。一民族自治其族者，为族国（民族国家）；一民族统治他民族者，为帝国；一民族领袖他族以求共治者，为天下国。天下国超族国而反帝国。(19)其精神境界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20)其政治信念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21)其治理方式是“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22)这里，以“公理”治天下，而不是以“霸权”令天下，超越的正是“同而不和”的极端，追求的正是“和而不同”的和谐。中华传统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23)这就是说，要承认“不同”，在“不同”基础上形成的“和”（“和谐”或“融合”），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24)简而言之，同一则衰，和谐则生。因此，在中国看来，“和而不同”的道路，才是中国不断发展繁荣的道路。

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具有求同存异的精神。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许多国家对中国有误解，甚至还有对立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思想。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的大会发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接着又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并进一步解释“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求同存异观点的提出，不仅消除了各国对中国的疑虑，促进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而且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精神。同样，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所取得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此次强调两国之间的合作，并对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及其他纠纷保持低调。”(25)“求同存异”是“和而不同”理念的具体体现。它谋求的是共利互惠，容纳不同，追求和谐，共同发展。因此，中国领导人多次重申，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这既是世界人民的愿望，也正是中和思维在国家发展中所要表达的含义：“强而不霸”“盛而不骄”。

其次，“和而不同”意味着“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不同以相辅相成”，强调的是“不同而和”。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是实际存在的，但不同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冲突，发展的中国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强权，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域的文化传统是能够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不同的国家、不同文化传统是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和对话，在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认同’的过程。这种‘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26)有如音乐，有“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声音上的不同，通过“相成”、“相济”，却能和成优美的乐章。实际上，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而和”的结果。有人认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也是国家发展和强盛的动力所在。历史上，中国从不局限于狭义的民族主义，也不以推毁他人的“祭坛”为目的，而是相互容纳、相互吸收，进而形成了一个拥有五十六个不同民族的大家庭。

当然，不同是实际存在的，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怎样才能使不同不相冲突，却能相辅相成呢？先哲孔子对待鬼神所采取的存而不论的态度特别值得我们借鉴。《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又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27)这里，“不语”意味着不去肯定，“如在”则意味着不去否定。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就是典型的存而不论。所谓存而不论，是指将一些一时不易弄清、不必弄清或弄清了并无益处甚至反有害处的问题搁置一边，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于也不怀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孔子又进一步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28)这里，“敬”意味着不去否定，“远之”又意味着不去肯定。在孔子看来，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存而不论，才能称得上“知”（即智）。实际上，邓小平关于对那些一时解决不了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先放一放” 和“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的主张，就是孔子存而不论的智慧在当代的发展。我们在中印边界问题、在与东南亚邻国南海岛屿息争问题上，就采取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存而不论的解决法。自双方达成共识以来，尽管边界问题没有解决，中印在边境地区却维持着多年的和平与安宁。去年，印度瓦杰帕伊总理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友好的访问，并与温家宝总理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两国的关系开始朝着全面合作向前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也进一步加强。事实证明，采取存而不论的方式是明智的，是可以避免冲突的，也是独特的“不同而和”的中国发展道路。

三、Ａ中有Ｂ：你中有我

中和强调对立双方的调和整合。《周易》中的六十四卦中开头两卦是乾和坤。乾卦意味着纯阳，坤卦意味着纯阴。它表明，过程从简单的阴阳对立开始。中间经过六十四卦的反复变化，或者说，经历了所有可能形式的矛盾，最后以既济和未济结束了整个行程。结尾两卦，正好是开头两卦的交合错综，调和整合；或者说，是乾坤两卦各以己之所有，济彼之所无，各以己之所过，济彼之不及，从对立走向统一。北宋张载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29)根据上述思想，调和整合的中和思维可以概括为Ａ中有Ｂ。它强调的是相互融合，你中有我。

Ａ中有Ｂ、你中有我的中和精神，在国家的发展方面表现如下：

首先，不同国家的文明并不绝然冲突，而是相辅相成。“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30)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1)他认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2)这种Ａ中有Ｂ、你中有我的中和思维，将社会主义与其他文明调和融合起来，并使社会主义在这种调和融合中获得发展。今天，温家宝又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比作大海，比作高山。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成其为高。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只有吸收世界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才能使自己发展；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己，才能进步。(33)这就把社会主义与其他一切文明成就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

其次，不同国家利益的利益并不决然冲突，而是互惠互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虽然中国的经济呈强劲的发展趋势，但人多、不发达仍然是中国面临的两大重要问题。中国要实现全面的小康、富裕、强盛，就必须更加要求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交流。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的交往越来越不受地理、民族和文化等因素的阻隔，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全球统一市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使生产、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创造出一种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局面，也使得各国有了更多的利益和合作基础。以中美贸易为例，美国的资金、技术及管理经验，对推动中国的发展无疑会起重大作用；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补充着美国的大众市场，也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据世界银行一份调查报告评估说，如果美国政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可能减少42％至96％，而为了支付取代中国产品的比较昂贵产品的价格，或是弥补对中国商品征收的更高的关税，美国的消费者可能每年要多支出140亿美元。这份报告正好说明，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损害对方的利益，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自身的利益。世界经济一体化早已把各国人民的经济利益变成人类的共同利益。再加上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贫困失业、人口膨胀、疾病流行、毒品泛滥、国际犯罪活动猖獗等全球性问题，都不是某一个国家能单独解决的，也不是某一个国家能超然于事物之外的。

人类发展到今天，以呈现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趋势。基于对不断融合全球化格局的认识，为自身利益着想，任何国家都很难选择一条既损害他人利益也损害自身利益的发展之路，更不用说有着传统中和思维方式的中国。中和思维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未来实现和平发展的思想源泉。

①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②伊铭《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内涵》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年1月7日。

③④⑤《礼记·杂记下》。

⑥⑦(11)(12)(31)(3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9，19，53，30，373，373页。

⑧(170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把目标投向中国》。

⑨《中庸不远章》。

⑩《李光耀在大阪“朝日研讨会”上的演说》。

(13)温家宝总理2004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

(14)(15)《左传》昭公二十年。

(1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１16页。

(180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认为，西方文明有着强烈地普世主义倾向，并认为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

(19)罗梦册的《中国论》中，划分的三类不同的国家。

(200《礼记．礼运篇》。

(21)(22)《吕公春秋．贵公篇》。

(23)《国语·郑语》。

(24)(26)汤一介《中国文化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第二届东方思想学术研讨会98北京论文集。

(25)路透社对温家宝总理访美的评论。

(27)《论语．八佾》。

(28)《论语．雍也》。

(29)《正蒙．太和篇》。

(30)罗素《中西文化比较》水牛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责任编辑庆跃先）

读《中国哲学史》的心得论文第5篇

现在在谈论哲学时，许多人把近代以来的欧洲哲学作为普遍的哲学，而否认中国有哲学。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那么什么是哲学呢？哲学是人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存在、发展之过程、律则及其意义、价值等根本问题的体验与探求。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中国哲学致力于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人性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哲学特别重视哲学与伦理的联系。它以本民族特有的理论思维形式表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过程。

《中国哲学史》将中国哲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划分为四个阶段，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命题，肯定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变化的内在根源、对立面的转化是普遍规律，达到了先秦辩证法的最高水平。

汉至唐代的哲学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抛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崇尚黄老之学。其内容是对老子思想的发展与改造，并吸收了法家思想，形成黄老之学。黄老主张清静无为，有利于暂时缓和阶级矛盾与恢复经济，在汉初盛极一时。后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汉代哲学思想主要是围绕天人关系、宇宙形成、形神关系、古今变迁等问题展开的。

先秦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取得政权，用唯物论动摇了奴隶主贵族制造的天命鬼神观念，而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又创立了崇信天命鬼神的新形式。天人关系又成为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董仲舒以儒学为宗，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宣称天是百神之大君。认为人本于天；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天人相互感应；“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也会以灾异“谴告”人。董仲舒的理论，一方面“屈民而伸君”，维护君权的尊严；一方面又“屈君而伸天”，用天意限制君权的膨胀。

汉代思想家从陆贾、贾谊开始，大都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把它作为哲学思想应解决的重要问题。汉代学者对此作了不同的探索与回答。董仲舒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不变化的，虽然形式上按“黑、白、赤”三统循环变迁,周而复始,但“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实际上他把王朝的更替归结为“天意”，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淮南子》则认为社会历史总是因时而变、制宜而适的，“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坚持了进化历史观，司马迁力图从得失成败兴亡中说明历史变迁的原因，否认“天道有知”，能主宰历史的变迁，但他也没有完全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影响。扬雄认为历史有因有革，“可则因，否则革”，肯定继承和变革都是必要的。王充反对复古主义，提出今胜于古、汉高于周的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必然性，“昌衰兴废皆天时也”。他试图探索国家兴衰治乱的经济根源，指出：“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但是王充对于“时数”的理解包含有宿命论的因素。东汉末，仲长统否认君权神授，认为任何王朝都有其由盛至衰、至灭的过程，把这视为历史演变的“大数”。他对挽救当时的危机持悲观态度，把希望寄托于大乱过后的“来世圣人”。汉代进步思想家，大多承认历史是变的、进化的，并对影响历史发展的经济因素和百姓的作用有所探索。

隋唐时期，适应全国政治大统一和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虽以儒学为正统，但又大力提倡佛道二教，尤尊佛教，使以心性问题为核心的佛教哲学广为流传，其理论思维水平达到中国佛教思想史的高峰。与此同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反对二教的斗争，提出道统说，同佛教的“法统”相抗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始终存在儒佛之争。佛教为了维护自己的神学体系，曾编造了一个由历代祖师一脉相承的传授体系，称为“法统”。唐代中期，韩愈为了对抗佛教，著《原道》，提出了儒家道统说，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依次相传，孟子之后，道统中断，结果使佛老学说统治了人们的头脑。韩愈以继承孟子自居，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恢复和发扬儒家的“道统”。所谓“道”，即仁义道德，他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韩愈认为，只有儒家“道统”才是正统，是封建社会唯一合法的思想。他批判佛老的“清净寂灭”之道，反对佛老“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主要锋芒指向佛教，把“先王之教”同“夷狄之教”对立起来，以激发民族的意识与感情。韩愈在佛老盛行的时期举起复兴儒学的旗帜，对于以后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柳宗元、刘禹锡重新提出天人关系问题，对天人感应论展开了批判。柳宗元明确提出，天无意识，不能“赏功而罚祸”。谈到天地起源问题时，他认为，“上下未形”之时，“惟元气存”。刘禹锡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认为强者制服弱者是自然规律；建立礼义法制，赏善罚恶，是社会准则。刘禹锡初步论述了自然规律与社会准则的区别。他的结论是“天与人不相预”,天不能“预乎治乱”；人不能“预乎寒暑”,反驳了天人感应的迷信，柳宗元、刘禹锡关于天人关系的见解是唯物主义的，他们运用朴素的辩证法，较前有所深入，但没能从唯物主义观点对佛教唯心主义进行分析批判。

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

宋元明清哲学是以理学为特征的。理学思潮兴起于北宋中期，南宋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元、明、清时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清代中叶逐渐衰落。理学以儒家孔孟学说和《周易》的哲学为基础，吸取道家和佛教的思想资料，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理学普遍讨论“形而上”同“形而下”的相互关系一类理论问题，同时又很重视现实社会和人生问题,它在总结以往哲学,特别是玄学和佛学理论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方式更加深入广泛地讨论了各种哲学问题，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哲学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是围绕理气、心性、知行、两

一、古今等问题展开的。

理气、道器理与气，是宋代哲学探讨世界本原的一对范畴。张载以“气”为最高范畴建立哲学体系。程颢、程颐以“理”为最高范畴建立哲学体系。朱熹兼采张、程，以理为

降动静相感之性”，即运动变化的功能；气的聚散变化过程谓之道；还认为气的变化有一定法则，称之为“理”。张载哲学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性质。

中国哲学史论文第6篇

行政学院23100311 郝子良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起源于印度，其基本教义是，把现实断定为“无常”、“无我”、“苦”，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生活都充满着苦，整个现实世界是苦难的集合体。造成苦难的原因不在客观环境，与社会制度无关，完全在于人类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自身，即所谓“惑”、“业”所致。只有依照佛教指引的道路，进行宗教训练，彻底改变世界观，才可以超出生死轮回报应，得到彻底解脱。这种最后的精神解脱境界，叫做“涅槃”。这些道理包括在“五蕴”、“四谛”、“十二因缘”等最基本的教理之中，成为以后佛教各派教义的基础。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发展成为中国的佛教，而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所以，佛教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初始期是外在的，其后则转变为内在的了。也就是说，佛教也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

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一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两汉以前，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古代的传统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在魏晋以后，中国哲学在儒、释、道的冲突与交融中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以儒、释、道文化为主体的哲学系统。佛教哲学自两晋的格义化、玄学化，逐渐影响中国哲学，到隋唐佛教哲学高度发达，在中国哲学史上大放异彩。

二有利于真正打破儒术的“独尊”。

在中国的哲学传统中，儒术被独尊。尽管中国的历史上有过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后来（如唐朝）也出现过极其短暂的儒、道、释三者鼎立的时期；但是，自汉代以来，基本上奉行的是“独尊儒术”。

其实，宗教是人类思想意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有人曾把人的思想意识分为三个版块，即科学、哲学、宗教。通常的知识就交给科学；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暂且交给哲学；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暂且交给宗教。三者成鼎足之势，各司其职。因此，我觉得，从思想意识的完整性的角度，也应该把宗教适当的位置，给予足够的重视。

宗教，在中国的思想领域里，尽管从未成“正统”；不过，它在中国确实存在。既然，中国有宗教存在，我们就有必要对它进行认真的思考、研究。这样一种思考、研究，有利于展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全貌，有助于我们真正打破儒术的“独尊”，有利于健全、完善我国内部的有效的“对话”机制，有利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与和谐发展。

三有利于取得思想与哲学的突破和发展。

（一）宇宙论的扩展

中国古代多以“天”来表述宇宙的观念。而老子是中国宇宙论的肇始者，他打破以天为最高主宰的观念，形成以“道”阐述自然的宇

宙哲学。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根本，先天地而生，在上帝之先。天（上帝）只是与地相对待，是相对概念，因而取消了天主宰一切的观念。

佛教的宇宙哲学非常丰富，对宇宙的形成、宇宙的运行规律等都有创造性的说明。佛教的 “须弥世界”说、“三千大千”说和“劫波”说揭示了空间上多元层次性和时间上的多元阶段性，并以理事无碍和事事无碍的宏观宇宙哲学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

（二）本体论的深化

本体论是辨析宇宙中最究竟的，中国传统哲学称之为“本根”。佛教哲学重视对宇宙万物本原、本体的探究和论述，形成了丰富的本体论学说。佛教本体论传入中国，如“二谛圆融”和“事理相摄”的理论，即分析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相互辩证关系，使中国的本体论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心性论的开拓

隋唐以前，中国哲学侧重于天人关系的阐释，没有系统的心性之学。中国传统天人关系论多倡天人合一论，即人是宇宙的一份子，天人相通，天人相类。

中国佛教哲学著作中阐发最多、最集中的课题是心性论，因为佛教追求人生的解脱，最终归结为心的转化和超越。隋唐佛教后，儒家哲学也重点转移到心性之学上来，强调本心的清彻明觉和返本复性的功夫，形成一套系统的性理之学，这是接受佛教心性论薰陶的结果。

（四）人生论的提升

中国传统哲学的人生论较为发达，中国思想家多关注现实人生的关怀，对人生问题研究的比较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