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精选6篇）

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第1篇

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文化分析

古人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酒香也怕巷子深”。好的产品也需要一种媒介把商品的有关信息推介给消费者，于是广告作为最大、最快、最广泛的信息传递媒介走上了历史舞台。在现代广告中，千百年来一直处于“第二性”的女性在现代商品广告世界中成了“第一性”。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和由此折射出的女性文化？以下是我对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文化的粗浅分析。

一、广告中的女性形象

广告女性形象异彩纷呈，多姿多彩，着实令人眼花缭乱。但在传媒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多是男本位视觉文化的产物，广告将男性视为观看的主体，女性视为被看的客体。

（一）镜头一：贤妻良母 这似乎成为一个定势，但凡和家务劳动有关的产品，广告的主角总会是女性，似乎女人天经地义是一个家庭家务劳动的惟一从事者，于是一个个好主妇、好太太、好妈妈在电视上市场出现。难道厨房自然应该是女人的天下？女人天生是应该在家的？

如十大歧视女性广告之一的“福临门天然谷物调和油”广告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其内容是这样的：爸爸与儿子为妈妈拍摄DV，妈妈使用该产品做饭，爸爸与儿子享用，儿子给妈妈颁发金牌。广告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广告中女性满足家人即男性的需要，而男性作为不仅是家务服务的享受者，也是对女性的评论者。而广告中儿子为妈妈颁发的金牌意味着男性对女性的肯定性评价，评价的标准恰恰是基于女性是否很好的履行了家务劳动，进一步强化了“女主内”性别角色定型。这样的广告会对儿童产生更多的影响，因为男性儿童在广告中已经学会了和爸爸一起观赏妈妈做家务。

（二）镜头二：性感美女

女人似乎只能从男人的眼睛里去重新发现自己的美丽。因为女性仍然是男性的景观，需要讨得他们的欢心。广告向女人们展示着女人应该有的优美形象———因为这个时代需要更多愉悦男性的美女！女性形象可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增强了人们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引起注意，是广告成功的前提。在广告创意中，有一项比较流行并且屡试不爽的黄金法则“3B”原则，所谓“3B”，是靓女（Beauty)、婴儿（Baby）、动物（Beast）。认为这三者最容易抓住消费者的眼球，赢得受众的喜爱。女性作为一种很重要的审美对象，自有其特殊的魅力。女性的魅力最易觉察到的是外部形体美。当人们在广告画面中看到一个个风姿绰约的女性，谁都想多看上几眼。这是受众对审美对象所引起的美感。

如玉兰油莹润美白沐浴乳广告中，年轻女性在海滩休闲，脱去外套后发现自己的皮肤被晒黑，被一个小男孩嘲讽为熊猫手，使用该产品后改变了肤色，镜头中出现多个对身体性感部位的特写和女主角的挑逗表情。除了沐浴动作外，女主角还出现了多处不必要的暴露，女主角在这些镜头中作为观赏对象和性挑逗对象出现。同时，广告中出现的小男孩已经开始对女性外貌进行评价和嘲讽，这可能会对儿童造成性别观念的误导：女性必须保持皮肤的白皙。

在这些广告里，妇女都只是一个性感符号，妇女的身体被“切割”，只有身体的性感部位被强调，宣传一种狭隘的美和魅力标准：美就是性，性就是妇女身体的性感部位，性感等于这一部分身体的暴露，暴露产生吸引力和魅力。妇女的身体作为性诱惑的目标，以这种性的诱惑力比喻商品魅力。

（三）镜头三：性对象

在一些广告中，把女性的身体作为一种卖点，以获取经济效益，广告中暗示，男性是主动方，而女性则成为享用的对象，这在视觉上体现了一种性别歧视。把女性作为一种比较物，去求得人们在视觉感官上的冲击，带给人们一种遐想，从而达到自己想要的社会效果，是一种贬低女性的行为，是对女性的侮辱，没有给予女性人格上的尊重。

最近湖南有则很红火的槟榔广告。广告词是这样的：胖哥糊涂味槟榔，诱惑，冲动挡不住。也许有人会说，这算什么，不就是说槟榔好吗？如果单是这样，我也无话可说，可让我反感的是那一系列为广告配制的画面：一个男人嘴里嚼着一块槟榔，有滋有味，然后是三个男人站在一个窗户前，画面再次展开，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了，超短的裙子，迈着妖冶的步伐，从三个男人面前经过，画面便在此刻来了一个特写，窗户里的男人都瞪着一双色迷迷的眼望着女人扭动的屁股，然后是：诱惑，冲动挡不住！此则广告中，穿着暴露的美女吸引了三个男子不雅的眼神，这是一种明显的性暗示，其在电视上播出，污染了观看者的视觉感官。这种两性之间的性暗示似乎和产品本身八杆子打不着，女主角在广告中的衣着、动作、表情都与所需要推介的产品无关，而她的出现只是作为男性的观赏对象，并以特殊的身体语言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

类似的广告还有很多，而且性别侮辱的味道非常浓。不少广告用女性比喻商品性能，这种用女性身体敏感部位突出产品优势的广告修辞术，使男性更在内心深入地把女性当作“性对象”。

（四）镜头四：物化女性

物化女性，把女性比喻成商品，以此做亮点来吸引读者的目光，女性被物化或者是作为商品的配件在广告中层出不穷，女性的身体被大量的运用到广告之中，俨然已经和广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了。

近日，在省内一知名报纸的头版头条上赫然写道：“看中她，就把她开回家”。作者刻意的把“它”置换成了“她”，美女就等于名车。标题似乎给了大家一种暗示，女性不仅具有装饰、观赏的价值，还可以任意审视、挑选，甚至可以与商品一同购买。无形中，女性的地位被贬低，女性无法逃脱作为性感符号“被看”、“被鉴定”的命运。男性至尊的地位也在无形中被提升，作为车辆购买的主要对象，男性的主宰者、领导者的至尊地位被无限放大和凸显，这样的车展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一种“刺激”。

而新闻的图片呢，在噱头十足的标题下，作为补充说明的图片更是令人不解。作为省政府唯一支持的品牌车展，参展品牌有50家左右，展出车辆达400余辆，可是在这则新闻的照片上，我们却发现最显眼的竟然是那些名车上所坐着的衣着清凉、性感撩人的车模。她们的对面就是围观的记者和人群，无数的眼球和镜头就正对着汽车和车模。此时看人还是看车，我们已经难以辨得分明了。

（五）镜头五：从属的性别

很多广告中强化了“女性是附属的性别”这一概念。如北京现代御翔汽车的广告，坐在副驾的女主角带有装饰意味，两性行为体现了“女性是从属的性别”；太太口服液广告，广告旁白“婚姻出现不信任，是因为女人不自信。”，过分渲染了女性对美貌的追求和对男性的倚赖；乐事薯片广告，女员工的电脑死机，向男员工求助，男员工解决了电脑问题，被女员工桌子上的薯片吸引，为其装了很多游戏直到吃完薯片。女性被表现为没有能力处理简单的技术问题，需要求助于男性，既强化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又强化了“男性科技霸权”的刻板印象，其次女性在办公场所中伴着零食，广告中的女员工问题解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自己的薯片，将职业女性表现为：既没有能力，又不敬业的形象。越来越多的广告中出现了职业女性形象，但与职业男性形象相比，女性的工作能力和贡献往往是被歪曲的，本广告就是较具代表性的。

如果偶尔一个广告是这样的，那是很正常的。但现实是百分之九十都是这样，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共性。所以当我们不断地看到广告里那些好女人的风景，看到广告给我们提供的这种使传统的性别定位更加根深蒂固的图景时，我们不得不担心了。在这里当然不是说女人不可以做家务，不可以回家，那是个人的选择。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广告制作者、媒体传播者不可以用不公平的、单一的定型去影响女性形象。

为什么女性形象被格式化，女性形象的多元化在媒介中会缺失？我们就要从现实生活中的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去寻求答案。

二、女性形象多元化在媒介中缺失的原因

（一）从女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视野审视

女权主义运动从诞生那一天起到现在为止掀起了两次较大的社会思潮运动。这两次运动部分地改变了男性甚至女性自己对女性的认识，然而，它们并没有彻底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无意识的偏见，男性话语仍在社会各领域占据绝对优势，而女性话语却占据很微弱的位置。男性作为具有主动性的主体，对女性有着欣赏的资格和评价的权利。从男性视角出发所展示的女性身体，把女性描绘成被观看的对象的手法，否定了女性的行为能力和主观性，她们被迫屈就于男性的目光与需求。麻痹了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并且代代传承，对既有的不公平的两性秩序不仅毫无批判力，而且客观上起了维护和保护作用。

（二）受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女性形象单一化的根源。父系氏族替代母系氏族伊始，男子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就初步确立。周秦以来，父权制逐步以礼法的形式得以进一步确立。三纲、三从和四德的行为规则确立后，中国女性就被封锁在封建的家门。“男尊女卑”的传统虽然在社会生活中已不是被提倡的主流意识，但它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潜藏在人们的血液里很难根除。中国长期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了对女性的一种刻版印象：女性是弱势群体，家庭是女人最好的事业。更令人悲哀的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中国女性形成了对女性权利的集体无意识。

（三）大众文化的通俗性和趋众性

从大众传媒角度来讲，其公众性、趋众性和通俗性使之容易迎合大众心理，易于传播含有性别歧视的语言和信息。大众传媒不断强化男权意识，标举男权价值，通过大量的、重复的、高频率出现的含有男权文化观念信息的传播，对整个社会造成消极影响，对处于文化边缘和流浪状态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观念起着压制、约束、监控的作用，从而模糊男女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把社会纳入男权文化体系之中，使女性的声音愈来愈微弱。

（四）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在立法的基本原则上已经接受了男女平等的观念，并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各种法律法规在内的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仍旧根深蒂固成为一种习焉不察的文化烙印，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

我国传媒的主管部门最关注的是政治导向问题，对于性别歧视等问题缺乏足够的敏感，有待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迫在眉睫。

三、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文化对现实女性的影响 广告不仅是我们时代大众文化的一种真实再现，也是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一种沿革和演变。就广告中的女性形象而言，表面上女性是广告里频繁出现的“主人”，实际上女性常常只不过是广告文本中的符号和借花献佛的花朵，所以，一方面各种精心制作的广告会吸引妇女的注意，成为她们反顾自身的一种参照；另一方面，广告也在润物细无声之中对妇女传播着一些负面的影响。除了表现程序化的女性类型和其背后的历史痼疾和现代弊端外，广告对妇女的负面影响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广告在为妇女提出愈来愈多的外在要求，从头发的光泽到肌肤的颜色，从标准的身材到合适的神态，广告都在为妇女作一种示范，广告在促使妇女更加关心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关心自己是否得体入时、合乎潮流，而并不注意自己面对的现实困境和疑惑，不注意自己内心深处的思绪和感受，不注意自己真正的需求和应有的追求。又比如，广告所提供的信息可能会打破许多妇女原有的理性判断基础，使她们不再以现实生活中的已有经验和体验去思考，去决定“是”和“非”，而只考虑“有”和“没有”。一个疼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在商店里看到“高乐高”、“阿华田”的价格之后，她可能不再去比较菜场里新鲜蔬菜和水果的价格，从而确定自己是否有必要购买这些儿童营养品，而是在严重受挫的心理活动中无端指责自己的无能，和不断抱怨命运或单位的差劲。相反，另一位母亲可能在极度溺爱自己的孩子和炫耀自己的消费档次中，自以为补偿了年轻时的委屈和终于出人头地。

再比如，广告在无形中给妇女增加了社会的压力。各式各样以女性为主角的广告以一种合力作用，在呼唤“全才全能”的妇女。回首工业社会以前的历史，妇女被人为地贬为男性世界的附庸，妇女本身也被人为地划分为上流和底层，妇女在其生活和言行中受到许多所谓的“社会礼仪”的束缚和等级观念的限制，正像祥林嫂的命运一样，某个妇女都必须在她特定的位置上生活，稍有违背，就会遭到各种武力或精神上的惩罚。令人困惑的是，今天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大众社会变革，在日益为妇女解脱旧的束缚和限制之后，仍有一些新的无形中的压力在使许多妇女感到内在的忐忑不安。这些压力不仅来自化妆品小姐和洗头膏小姐的造型，也来自最关心洗衣粉和色拉油的“主妇”、形容矿泉水的“处女”、婚宴酒席上敬酒的“新娘”、和在高档办公桌前指挥若定的“工作妇女”。单说那个广告贬低了女性或歪曲了妇女的整体形象是不妥的，但当众多的广告共同形成一种氛围和综合群像时，妇女就被塑造成一个序列或一个系统：女性天然应该是尽可能地美丽。但再美的女性也是要嫁人的，美女嫁人之前应该清纯温柔。嫁人之后应该体贴入微，在烧饭洗衣之外应该出门工作，在家里家外的工作完成优秀的情况下，还特别应该注意养颜和保持体型。诸多广告所塑造的女性实际是浪漫型、古朴型和现代型的综合统一。在这种“全才全能”的群像对比下，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跨双性的女杰有了“女强人”的贬称，许多有一技之长、热心事业的工作女性被认为是“只可为友，不可为妻”，许多心地善良的普通妇女开始为自己的“呆板”和“缺乏活力”而苦闷，而那些出手大方、傍依大款的“悠闲”女人却在一轮又一轮的商品消费浪潮中应付自如、令人羡慕。广告在无奇不有的创新和眩人耳目的丰富中，消减人们独立思索的时间和自我选择的机会，使人以为对“潮流”的追逐就是对“美”的追逐，以为人的世俗化就是人的社会化，广告使一些妇女逐渐失去自己原有的个性和自律的主体性。

从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看妇女在我们今天的地位和发展趋势，既是对广告的一种文化批判，也是对妇女自我意识的一种呼唤。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人自己，人在变革了自己之后才能更好地变革社会。生活在被强大男权话语笼罩的现代大众传媒中的女性，是很难抗拒这种无处不在的力量的。“男人和女人已被大众传媒遵循用于再造传统的性别角色的文化陈规而塑造出来。”毫无疑问，广告也参与了这项再造工程，它通过人物符号、环境符号和音响符号，把男权社会中对两性性别差异的界定和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传达给观众。因为广告中的男性通常被表现为占优势的、活跃的、积极进取的和有权威的，从事各种重要的任务和兼任重要的职务，他们通常需要具备技巧、效率、理行和才能方可胜任；而女性则被表现为次要的、被动的、惟命是从的和边缘性的，从事数量和难度有限的、受制于其性别、情感和家务的、次要的甚至是毫无趣味的工作。可悲的是，这些文化陈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为女性的“集体无意识”，钝化了女性的生命感觉，使其对既存的不公平的两性秩序缺乏起码的批判能力。广告不仅指导人们的消费，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当然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广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教化功能，无视观众（尤其是女观众）接受信息的主动性是偏面的、不科学的。但不可否认，广告确实强化了两性差别的既定印象，客观上维护了既有性别统治秩序、掩盖了两性不平等的关系，并帮助人们将此印象内在化、自然化。这种社会性别角色存在的合理性每增加一份，对女性“象征性的歼灭”就必然更加深一步。因此说，看似远离意识形态的商业广告，实际上却代表了包含重要性政治意义的“男性霸权”文化。

众所周知，暴风骤雨式的武装革命可以摧毁一个政权，可以改变一种制度，但无法在短期内消灭一种文化。同样，人们的性别意识观念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凭一纸法令即刻改变，而需要一场深层次的变革。

四、如何改变广告中女性形象单一化

（一）打破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文化

社会尤其是女性自身要改变对女性的刻板成见，即要打破由社会传统沿袭下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根深蒂固男性中心文化。由于传统习俗具有集体无意识的特点，它对现实社会人们的认知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女性要想改变这种社会偏见对自己的影响，就应该勇敢的打破这种枷锁的束缚，向社会尤其是男人展示她们的新形象。

实现大众传媒中的性别平等，不仅是媒体的事，也不仅是妇联的事，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向全社会进行社会性别意识教育。开展和普及社会性别意识教育，首先应当对全社会进行性别意识的培训，包括在学校设立社会性别教育的课程，让公民在青少年时代就对其有所认识。其次，针对社区和企业进行社会性别意识普及教育和宣传，让社会性别的概念和理论大众化。当然，更重要的是应该对决策层进行社会性别培训，提高他们对社会性别的认知，从而赢得他们在方针政策上的支持。

（二）强化传媒的性别责任意识

政府、传媒和媒体从业人员三方都应积极行动起来，促进传媒领域社会性别意识的主流化。政府应审查现行媒体政策，制定媒体传播计划，建立传媒性别歧视的审查制度，支持女性与传媒研究，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传媒管理的政策领域。其次，媒体应通过制订专业准则和行为守则等方式建立行业管理机制和媒体自律机制，促进两性平等地参与媒体传播内容的制作和决策，鼓励在媒体制作与分析中运用公正的性别描绘和使用非性别歧视主义的语言。再次，媒体从业人员应增强社会性别意识。可以通过培训、会议、论坛等形式，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性别平等观念，提高其表现性别平等关系的能力。

广告机构要恪守广告业的职业道德操守，要从保护女性权利的定位出发，在制作涉及女性的广告中考虑到女性的地位和权利。与此同时，有关社会机构可以建议政府制定政策保护广告中女性的权利得到维护。

（三）建立多元化监督机制

女性团体可以自发地发起或成立一些协会来监督女性话语在社会中占据的位置，不仅仅局限于审查和监督广告中女性话语缺失的境况。这些团体要积极的充当女性权利守望者的角色，时刻为争取和保护女性的权利挺身而出。由于传媒业在塑造和影响社会成员心理和意识形态中的重要作用，她们可以借助传媒业来宣传和提高社会对女性的认识以及监督社会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和滥用。同时这些团体还要注意媒体对女性形象的滥用和不负责认的报道和展现。

1996年，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建立了“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它通过网络成员聚会、举办研讨会、策划大型采访报道、撰写专栏文章等形式组织对媒体工作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培训，促进媒体以均衡的方式描绘多元化的女性形象，监测并抵制大众传媒中贬抑妇女、否定妇女独立人格、鼓吹性别成见的报道，为走向真正的男女平等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政府和媒体应该在借鉴、创新、推广这些做法的基础上，建立制度化、多元化的官方和民间传媒监测与评估机制，定期发布评估结果，对存在性别歧视的媒体采取断然措施。另外，妇女工作的触角应伸向传媒，实现妇联宣传工作社会化。

如今，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都市的崛起，我国女性的独立自主能力大大增强。她们正享受着从未有过的各种权利。但是，同样应市场潮流而生的传媒塑造出的女性整体形象却与这一进步趋势相悖，也与大众传媒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不符。要想保持大众传媒中女性的独立和自强，并不能寄托于社会“女士优先”的绅士精神，而应来自传媒中深层意识的彻底觉醒和成熟，来自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成熟。

我们应该重视传媒广告中对女性形象的丰富，更好地利用广告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

我国一直倡导“和谐社会”，可是处在这社会里的“两性”都达不到和谐，我们何来“和谐社会”？作为我国社会半边天的女性，应该在推行的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下找到属于自己的蓝天！

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第2篇

摘要：《聊斋》里的鬼狐迷人，花妖可爱。作者塑造了许多人性美的女性形象，突破传统世俗观念，从人性角度展现出了女性前所未有的风貌，表现出对女性的尊重关怀和人文关照。

关键词：聊斋志异；女性形象；人文关照

《聊斋志异》里有近五百篇的故事，塑造了数百个人物形象。在这一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中，又以多彩多样的女性形象占大多数。由她们引发的交织着爱恨情仇的故事，也是聊斋故事中最令人感动又发人深思的部分。在《聊斋志异》描写女性的篇章中，没有把女性仅仅限制于狭小的传统世俗观念，而是从人性展现，才能发挥，精神反抗等多方面的展现出女性前所未有的风貌。这当然与明中期以来资本主义萌芽所带来的浪漫主义及伤感思潮有关，也和作者进步的女性观念密不可分。读者可以看到蒲松龄先生对女性存在的人文主义观照，可以想见作者是以怎样的情怀面对他笔下可爱可叹可怜可悲的女性形象。

如果我们对《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加以归纳分析，可以比较清楚分为以下三类：

1、“不是凡间人，却有世间情”的女性。显而易见，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先生是以写人的手法写妖。《聊斋志异》中的女鬼与以往民间传说中的妖女不同，她们较以前传奇中的同种类型人物更具有人情味，更具有人的心理和特征。以前的志怪小说，传奇中的女性总是妖味多于人性，她们缺少女性的特质而显得生硬死板，这与男权社会的女性意识薄弱不无关系。而在《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突破了以往志怪传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单

一、简单乏味的瓶颈，塑造的更加具有人情味。《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人物，是从“人”的角度着手，即使本体还有妖怪的特性，但其温柔体贴，从而更具有女性气息，栩栩如生。蒲松龄先生用富于文采的笔墨作为媒介，拉近了虚幻中的鬼怪与现实读者之间的距离。对于这样具有人性化的美丽形象，通过作者饱含爱怜激赏之情的笔触，读者对她们愈加怜爱。《婴宁》中的婴宁爱笑，她让冷漠的封建社会多了点人情味儿，多了些许暖色。她俨然一个未涉世的婴儿，脸上总是挂着美丽的笑容。家里仆人偶有犯错，只要她在场一笑，马上令紧张气氛烟消云散。婴宁爱花如命，即使婚后也不改本性，一旦遇到珍奇花卉，哪怕变卖首饰也在所不惜。这时的婴宁是真与美的化身，她不受人间污浊，天真烂漫，犹如美玉无暇，令人怜爱不已。《莲香》一文中的女主人公拥有典型的女性味道。《莲香》大意是狐精莲香和女鬼李氏因情根深种，同时爱慕桑生的疏狂与静穆而主动趋献的故事。李氏因其 “阴气太盛”而使桑生病重危殆，她深感惭愧主动告别了桑生，但李氏的魂魄为情所隔，居然“尔日抑郁无聊，徒以身为异物，自觉形秽，别后愤不归幕，随风飘荡，每见生人则羡之，昼凭草木，夜则信足浮沉。偶至章家，见少女卧床上，未知遂能活也”，竟不自觉的借尸还魂。当她看见自己还魂后相貌丑陋，竟然不如做鬼时美，更觉得无颜再见桑生，“七日不食”，使得身体浮肿，消肿后 “皮尽脱”，从而“眉目颐颊，宛肖平生”，最后喜嫁桑生。莲香听说李氏的故事感叹不已，居然“我自乐死”，希望能够托生为女人，与桑生接着前世的情缘，最后也如愿以偿。一个女鬼为情所困，借尸还魂后依然对桑生念念不忘，一个狐精为续前缘，竟不惜自杀托生为女子，结局是圆满的，两人得其心愿。女性的情感竟然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令后世读者嗟叹不已。上面分析的两位女性不论是性情宛然，还是为情而死，她们都已经超出了妖精本身固有的含义，在蒲松龄先生的笔下，她们虽然形体非人，却更得到了后人的敬重和喜爱。

2、才能、胆识不输于男儿的奇女子。古语云: “巾帼不让须眉。”在《聊斋志异》中描写的这些女性，表面看似柔弱，但她们的才能胆识，足令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其中一类女子虽容貌不善但是心灵美丽，以才德自居;而另一类则成为家庭的经济来源，彻底颠覆了男子为家中支柱的概念。下面就针对刚才谈到的两类女性进行形象分析，以便把女子的特性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层面，从而全面的看待其存在价值。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男权社会里，女子如何维持自己的地位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存课题。亚圣孟子有言: “食色，性也”，美色也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美丽的女子尚且“红颜薄命”，那容貌平平的女子恐怕就更是命薄如丝了。不过蒲松龄却写了一位高尚的丑女。《乔女》里面的乔女就是个外貌丑而心灵美的女性形象。她形体丑陋但心灵善良，老而贫的丈夫死后，拒绝了孟生的求婚，理由是“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没有美貌，身体也有残疾，不过她不以为耻，因为她自信有别人比不上的德行。当孟生暴卒后，她前往哭吊，看到孟家遭到侵凌，她又挺身而出，护理家业，抚育幼子，真是女中丈夫。虽然没有美貌，但依然用女性的德行挑起孟家的重担，这是对于只看重外表不重视内在的男子的提醒，也是对其心灵无价的肯定。封建时期男子承担家庭经济来源，特别是社会普遍重农抑商的偏见，使得男子经商遭受非议，女子经商更是大逆不道，可《黄英》中的黄英却把这样的世俗彻底颠覆。她是菊花精，喜欢种菊，并以卖菊致富。丈夫马子才没有能力但又放不下书生架子想办法维持生计。对于妻子经营菊花，他顾虑重重，觉得经商是末业劝她放弃，妻子却不受其言论影响，她认为，自食其力不是什么下贱之事，靠自己的经营维持生活反而比书呆子强。黄英用实际行动不仅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更是女性改变传统观念的体现。

3、反抗封建礼教，突破传统思想的女性。前文分别从人性和人智方面对蒲松龄先生笔下的女性形象加以分析，得出了蒲先生一改以前的文学乃至社会传统，将女子塑造成具有独立性质的“人”，从而对女性的智慧赞美和观照的结论。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男性拥有绝对的主权，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女性没有人身自由，连她们的婚姻也由家长一手控制。这样的特殊环境，造成了女人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温柔美丽的女子，她虽是农家女但也渴望受到尊重，与良家子弟结合过上幸福生活。但这样的一个美好女性被世家子南三复的花言巧语蒙骗，他回家后就把诺言抛到脑后，很快和另一门当户对的大家女定亲。窦女怀孕东窗事发，父亲觉得败坏风俗把她赶出家门，万般无奈的她找到南家，恳求家仆替她传话，仆人怜悯她和孩子，找到主人传达窦女的哀求。没想到南三复竟百般推脱不肯出来，窦女的精神彻底被击垮了。她在死前发出最愤怒的诅咒，就算化为厉鬼，也要报仇雪恨。后面的结局让成为鬼的窦女实现了复仇，南三复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窦女生前没有能力为不公平的命运讨还公道，蒲先生就让她变成女鬼实现了报仇的愿望，具有鲜明的反抗精神。然而读者们也会悲哀的发现，现实的禁锢如此巨大，庄重的复仇也只能在冥界实现。《侠女》写了一位突破传统名分观念，自己为幸福做主的女性。《侠女》中的侠客却一反常态，竟是位“艳若桃李，冷若冰霜”的大家闺秀，她苟且偷生的目的就是为报父仇。她违反礼教程序，没有向父母禀告，更没有媒妁之言，有的只是重视顾生情谊，报答他的恩情。即使在现代社会，婚育问题也是及其慎重的，如果出现了问题，连父母亲戚也难免受人非议。但是读者看到的侠女，竟然只讲求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可以说是一位极具解放思想的女性。

综上所述，作者对女性的塑造着眼于人性的复归，才能的赞美，反抗精神这几个方面，从而使得女性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当然，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其优点上，也体现在了她们思想落后的一面。如《乔女》中的乔女，拥有如此才德，却也不免有“一妇不从两夫”的封建观念。但较之以往的女性描写，蒲松龄先生用他细腻的笔触，文人的才华，真实的感情，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丰富了女性的形象。在“男尊女卑，男性至上”的封建社会，其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尊重关怀和人文观照，不仅对后世作家的人物写作影响深远，更是在文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第3篇

关键词：广西,壮族,旅游,女性形象

随着近些年来旅游发展的如火如荼, 广西以其独特的山水地貌和多元的民族风情成为旅游目的地中的热门地点, 带动着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随着“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谚语和《刘三姐》电影在中国的家喻户晓, 广西独特的山水风光和风土人情吸引着四方的游客。而近些年来, 张艺谋导演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和南宁国际民歌节的举办, 让广西壮族文化传播地更加深远。

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中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 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也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 (区) , 境内居住着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世居民族。

广西的壮族文化以其特有的饮食习惯、服饰特点、风俗禁忌、民族节日等, 成为少数民族风情中的独特组成部分。在各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越来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 对广西壮族文化的推介和宣传势在必行, 也是其促进旅游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

目前宣传所采用的主要媒介有影像媒介 (电影和电视等大众媒介) 、纸质媒介 (报纸、杂志、宣传册、海报、明星片) , 以及互联网媒介。在这些媒介的推送过程中,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往往成为带有民族特殊意义的符号, 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承载者, 也是宣传和推介中的重要视觉形象。

这些视觉画面中多数是以壮族文化中的服饰和山水作为背景, 展现女性的独特魅力。而这其中, 尤以妙龄少女居多。她们或是能歌善舞, 温柔妩媚, 浅笑低吟的少女, 或是勤劳善良, 心灵手巧, 贤淑文静的成年女性。

广西壮族文化最广泛和最深远的传播应该来自于1960年的电影《刘三姐》。其中广西桂林地区绮丽的风光和壮族的歌舞, 以及美丽的女性成为人们对广西了解的一张名片。随后在影视制作过程中, 1981年的《幽谷恋歌》、1989年的《神女梦》, 以及2010年的《寻找刘三姐》都在讲述故事的同时, 注重了广西地区的地域文化和少数民族风情的展示。而各种视频的宣传片, 则以电视媒体和互联网媒体为依托, 内容则以展示文化的独特性为线索。

在纸质媒体中, 以国内旅游交易会广西参展单位各种宣传册为例, 所展示的旅游景点都是阳朔蝴蝶泉、漓江古东景区等成熟景区, 所展示的场景有刘三姐对歌, 原生态舞蹈和少数民族服饰表演, 以及生产和生活场景中的采茶和织布等。而这些生产生活和风情的展示人则无一例外的多数以女性为主。在展示服装、婚丧习俗和山水之美时, 少女的形象更为多见。而生产和生活场景的展示中, 则成年女性居多。

在各种互联网资源中, 有许多涉及到广西旅游和文化展示的视觉画面, 包括“广西旅游在线”这样由广西自治区旅游局主办的门户网站。在网站的推介中, 展现壮族文化的图片最多。以“广西旅游在线”门户网为例, 全部为女性形象的图片占58%左右, 男女都有的占31%, 只有男性的占11%。

总的来说, 在宣传媒介中, 女性形象呈现出这样几种类型。

1) 能歌善舞的少女

少数民族少女是少数民族歌舞、服饰和仪式的最好表现者, 她们微笑亲和的形象是旅游推广的最好名片。大量影视作品中的特写镜头和图片中脸部特写, 都将少女的美好、单纯和善良的形象根植在人们“窥视”的眼光之中。壮族山歌的演绎, 对歌习俗等都以年轻女性演绎为主。在宣传推介的过程中, 少数民族风情文化的“被观看”是无可避免的, 女性作为其中的一个符号和因素, 与具体的推介因素一起, 创造了“奇观性”, 成为展示的一部分。

2) 勤劳淳朴的劳动者

壮族生产生活场景的展示是旅游推介的重要内容, 在各种收集到的宣传旅游册中, 涉及到的壮族生活场景有纳鞋底、晾布、缠线、做绣球、舂米、推磨、收稻谷等。成年女性劳作的场景是宣传册中的重要内容。

3) 偶像气质的女神形象

在2010年影片《寻找刘三姐》中, 影视明星黄圣依饰演的新时代的小刘三姐是一个能歌善舞, 又紧贴时代发展的现代女性, 其偶像气质是传递影片影响力的重要来源。与1960年代相比, 黄婉秋创造的刘三姐形象不仅深入人心, 也是人们了解壮族文化的窗口, 更是创造了一代人的“女神”形象。

4) 紧贴时代脉搏的职业女性

广西壮族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除了传承原先的习俗特点, 其新时代的新气象也得到展示。在这些宣传品当中, 职业女性也是其中的一个群体。就像是《寻找刘三姐》中的小刘三姐, 她不仅是歌舞的传人, 也是一个民族商品的经营者, 是一个新时代的导游。

广西旅游中媒介宣传和推广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其女性形象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地域集中度高

女性形象有着典型的地域性, 以桂林、龙胜、柳州、宜州、武鸣、那坡壮族女性形象为主, 集中在“刘三姐”文化流传的地区和风情旅游开发较好的区域。[1]一个刘三姐, 几乎毫无争议地担当了广西壮乡文化的代言人达数十年之久。刘三姐中所展现的壮族歌圩文化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抒发情感的方式。壮乡素有“歌海”之称, 而刘三姐也被称之为“壮族歌神”。刘三姐的故乡宜州、电影《刘三姐》的主要拍摄地桂林和刘三姐传歌的柳州都是刘三姐文化流传的主要区域。这些地方在对外宣传时, 以刘三姐和新时期刘三姐“歌神”形象出现的旅游名片屡见不鲜。而桂林、柳州、宜州是广西开展民族风情旅游较早的地区, 龙胜、宜州、那坡等壮族聚居区域则因交通条件的不便保持较完好的民族风情, 因此成为研究壮族文化的活化石。而作为后起之秀的黑衣壮, 以黑为美的独到审美观念, 以及相对保持了完整的民族风情文化, 成为近年来人们旅游的热门景点, 而针对这些地域的宣传和推介渠道都更加多元化, 其中女性形象的传播也更加深入人心。

2) 贴近生活个体, 鲜有明星广告

在宣传媒介对旅游景点进行推介的过程中, 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对歌舞、习俗和生产生活场景的展现。虽然明星具备家喻户晓的影响力, 但是其与民族文化和身份的违和感让受众缺乏信任感。于是在宣传媒介中看到的广西壮族女性形象多是普通的女性, 她们是壮族文化的一份子, 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中, 通常会唤起受众对于独特性的认知, 让受众得到奇观体验。而明星具备的通俗影响力无疑会打破这种奇观性。

3) 美女经济深入人心, 女性物化为被观赏的个体

在如今商业宣传大多选择美丽的女性作为代言人的今天, 女性形象的美好性会增强商品 (服务) 的优良品质, 也容易刺激受众的购买欲望, 激发受众的购买行为。旅游宣传中的商业宣传也通常用美丽的女性作为山水环境的寄托, 或是风俗文化和生产生活行为的载体。形象的魅力会为商品本身加分, 而且还可以制造浪漫的气氛。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审美机制中, 女性除了形象上的美丽之外, 还因为其身上承载的歌舞文化或是生产活动而具备单纯善良和勤劳朴实的内在美。

广西壮族旅游宣传具备优势的旅游资源和良好的旅游口碑, 但仍然存在一些待改进的空间。

1) 刻板的形象

“刻板印象”最早是由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rLippmamn) 于1922年提出的。李普曼对刻板成见的解读是:没有经过任何个人经验而获得的“脑海中的图景”。就族群刻板印象而言, 外族群的成员选择将某个族群独特的行为特点, 将其夸大并构建成为群体的“一种速记式的描述”。[2]长期以来, 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最为着迷的地方就是其展现出的具有异域感的奇观性。而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播者, 也不遗余力地迎合着受众的猎奇性。于是, 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偏见一直存在。她们的美丽、温顺、勤劳, 以及能歌善舞似乎与生俱来。

2) 区域性辨识度不高

在对广西壮族文化的展示中, 其展示的角度大体相同。而作为自治区内各个不同的地域环境内, 对其独特性的展示仍然不尽人意, 难以形成具有大众口碑的地方名片。桂林、柳州、宜州是广西开展民族风情旅游较早的地区, 龙胜、宜州、那坡等壮族聚居区保留相对完整的民俗风情。在其对这种细分化的民族地域的展示中, 其展示角度不够多元, 其女性形象也大致相同, 辨识度不高。

在广西壮族旅游的宣传和推介中, 对女性形象的利用要注重挖掘女性独立自主的现代性, 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融合。在对广西壮族女性展示的过程中, 要注重女性话语权。女性话语权是源于女性真实感受的言语表现, 通过立足于女性的陈述, 女性争取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由女性话语权到女性视角直到女性文化的养成, 能最终完成女性独特的形象塑造。[3]也就是说, 要摒弃社会性别差异带来的性别成见和刻板印象, 让女性和男性一样具有平等塑造自己形象的机会, 而不是单纯的作为被观赏的对象。无论创意者是男性还是女性, 在制作旅游宣传中塑造女性形象时都应该遵循给女性表达话语权力的思路。

女性在壮族的农耕文化中占据着生产和生活的重要位置, 其对广西壮族文化的形成、塑造和传播起着与男性同样重要的作用。女性在展现少数民族的风情文化和生产生活状况的同时, 还需要与时俱进, 体现广西壮乡文化的变迁。

传统文化是广西壮族文化的根本, 其独特性和完整性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库, 而且也是推动广西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推手。但是在现代化的今天, 广西壮族文化中的变化同样不可漠视。为了更好地体现真实的广西壮乡文化的今天,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在旅游宣传中的重要内容。广西旅游宣传中女性形象的多元化, 以及传统型和现代性的结合, 可以让广西壮族旅游文化更加真实, 从而具有当代审美性。

参考文献

[1]黄翅勤.广西民族旅游宣传中的壮族女性形象研究[M].中国知网硕博士生文库, 2007:15.

[2]马戎.西方民族学社会学经典读本——种族和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47.

新疆维吾尔女性媒介封面形象分析 第4篇

关键词：新疆；维吾尔女性；媒介封面形象

一、《新疆妇女》杂志综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女联合会主办的《新疆妇女》杂志创刊于1955年（月刊），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停刊，1981年复刊后改为双月刊，1986年又恢复为月刊，一直持续发行至今。《新疆妇女》杂志是以为新疆维吾尔妇女服务为目的综合性女性杂志。其办刊宗旨是反映新疆维吾尔族妇女的现实生活，解放新疆维吾尔妇女的思想，弘扬新疆维吾尔妇女的先进事迹。杂志的文章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有诗歌、散文、小说等，涉及政治、教育、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2010年7月，《新疆妇女》杂志维文网站在天山网上正式开通，是自治区唯一一家维吾尔文女性月刊网站，由《新疆妇女》杂志提供内容，天山网维吾尔语编辑部进行网上编辑、发布，一个月更新四次。

二、历年来《新疆妇女》杂志的封面形象设计

《新疆妇女》杂志的发行量于2008年已经超过6万册，作为一本为新疆维吾尔妇女服务的杂志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拥有如此的发行量在当年实属不易。其成功与其封面形象的设计密切相关。

被视为日本最具创新精神的设计师之一的师杉浦康平曾经说过：“一本书就像一个人，而封面则相当于一个人的脸，书的内容、品味的高低可以直接从其封面设计的风格中反映出来。”对于杂志而言，封面就是杂志的脸面。杂志的封面设计反映了杂志的内容和品味，可以瞬间秒杀阅读者的眼球，感动读者。

三、《新疆妇女》杂志的封面形象设计优缺点分析

（一）《新疆妇女》杂志在封面人物选取上的优点

1.封面人物形象基本集中于维吾尔女性形象，符合杂志的定位取向。1981年-2015年，三十年多年间《新疆妇女》杂志封面图片的内容变化频繁，甚至个别封面出现了时尚的“大美女”形象。但从整体来看，封面的人物形象基本上还是以各行各业取得突出成就的维吾尔女性为主。她们中间有抱着哈密瓜的青年劳动女性；有佩戴奖章飒爽英姿的荣誉女性；有婀娜多姿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艺术女性；还有在讲台上、手术间挥洒自如、辛勤工作的知识女性。这与杂志定位维吾尔女性群体，弘扬优秀维吾尔女性的精神是完全相符的。

2006年第2期《新疆妇女》杂志的封面上也出现了一个期刊刊徽，刊徽图形是“XJ”中“X”的变形，“X”的一笔上端勾勒出一个简笔的妇女头像刊徽的设计非常简洁传神，明确表达了杂志的服务区域和阅读对象。

2.封面人物的选取激发了女权主义思维，摆脱了传统模式。在信息社会，杂志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在传播信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发挥着巨大的经济功能。但同时通过二次销售来获得自身的发展，于是“商品加女人”模式成为惯有的模式。例如在近十年广为流行的《男人装》、《花花公子》等杂志，它们的封面选取的都是性感漂亮的美女明星，以此引发了新的热潮。读者对其大为赞扬，视其为充满视觉快感的男性审美教科书，想男人之所想，言同行所不敢言，创造了中国性爱话语的最高禁忌尺度。它性感而不失犀利主张，幽默而不缺现实主义，是潮流男士的最佳伴侣。这传递着一直以来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性别观念。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媒体的男性视角和优势地位使得媒体话语通常是以规范的男性话语取向为标准。话语的取向不能做到意识形态的中立，同时女性对话语权利的操作与掌控仍然十分有限，就导致不可能有所谓的 “中性语言”，而女性常处于 “失语 ”或 “无语 ”的陪衬境地。

3.封面人物的选取发挥了媒介的教育与导向作用，有利于维吾尔女性解放自身、关注自身。大众媒体营造的刻板印象在现实生活无处不在，并且会影响受众的感知。《新疆妇女》封面人物大多都是选择白领或者知识女性，极少选择性感美女。它希望通过营造一个知识女性和劳动女性的形象来改变过去“女性形象被物化、性对象化、家庭化”的刻板印象。在维吾尔传统中男性特权地位十分显著，在家庭生活中接受传统的观念的维吾尔妇女终日忙碌，洗衣、做饭、收拾屋子、照看孩子，甚至在农忙时打理果园、下田踏种，更甚者在被家庭生活占据大部分时间后还要外出工作贴补家用。

维吾尔男性只要说一句“塔拉克”（休妻），夫妻关系即宣告结束，维吾尔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地位可见一斑。维吾尔女性在求职、求学过程中同样会遭遇性别歧视，其在职业发展空间方面也远不及维吾尔男性。传统观念里，维吾尔女性常出现的活动场所为家庭、超市、菜市场。维吾尔女性很少出现在职业场所，即使出现也是以服务者或助手的身份出现，以弱者的姿态来突显维吾尔男性的强大和成功。

而《新疆妇女》杂志摆脱了以往维吾尔男性认为的维吾尔女性就应该处于服从、陪衬地位的视角。该杂志绝对抛弃采取身着性感服饰的美女来吸引读者眼球的策略，而是通过“易装”展示了新世纪新疆维吾尔女性不同于传统的一面，塑造更多的具有自信、勇气、果敢的现代成功女性形象，她们传达着“自强、自立、自信、自尊”的新疆维吾尔女性的新风貌，传达着现今社会，维吾尔新女性通过自身努力同样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这种贡献不亚于新疆维吾尔男性。

《新疆妇女》杂志通过这种呈现抓住了受众的 “注意力”，并通过其广泛地媒介传播潜移默化地对新疆维吾尔女性起到 “教养作用”，使她们认为这才是她们应该有的样子，把自己和封面女性联系起来，从而指导自己在人际关系、生活理解、着装打扮、装饰家居等方面的行为，进而使自身努力接近封面人物。与此同时，相关的衍生文化就会相继出现。《新疆妇女》对成功的新疆维吾尔女性事迹的介绍和宣传，激发了维吾尔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使更多的维吾尔女性产生了一种提高自身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渴望。

（二）《新疆妇女》杂志在封面人物选取上的缺陷

《大街》中的系女性形象分析提纲 第5篇

Feminist Point of View

Carol Kennicott, a new woman who fights against the patriarchal dogmas by doing a series of things, such as leaving to Washington, teaching her daughter to be independent, still holds the hope of rebuilding the small town.I.Introduction

II.The Influence of Feminism on the Creation of Main Street

A.Feminism

1.Development of Feminism

2.Historical Division of Feminism

B.Simone Beauvoir’s Feminist Ideology

C.The New Woman

III.Carol’s New Woman Image

A.Carol’s Resistance Against the Patriarchal Dogmas

B.Carol’s Romantic Thought

C.Carol’s Unconventional Thought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第6篇

人文学院11级汉语班 姜孟克 2011071084

摘要：“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就像张爱玲作品中的那些女人，在笑吟吟的光鲜外表下，内里却是苦涩的挣扎。她以其对女性形象独特的理解突破了新感觉派专注于现代都市的声色感觉描写和性心理发掘的局限，在衰落的封建文化背景下，将笔触伸入到市民现实生存与精神困境的深处，透过对都市市民阶层的日常琐事、饮食男女的服饰描写，揭示了为文明所遮蔽的“洋场社会”的真实面目，暴露出都市女性的灰暗与软弱，基调阴郁而苍凉，颇有深度。

关键词：女性

爱情

婚姻

苍凉

张爱玲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①而她自己却懂的是女人，讲的是女人，她笔下的女人永远是真实又虚幻、残缺又迷人的，正如周芬玲所说：“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多具有„花旦‟的原型，美丽、俏皮、浑身都是戏。”②这类女性形象在《传奇》中表现得尤为典型。下文中，我选取了1947年《传奇（增订本）》收录的中短篇小说中的几个典型女性形象，并结合《流言》散文集中个别文章进行分析，希望能获得一些对张爱玲爱情、婚姻、以及女性的了解，寻找她的作品为何长盛不衰的原因。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为几位张爱玲笔下著名的女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袁芝寿、《心经》中的许太太、《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和孟烟鹂、《等》中的奚太太和童太太。

为了条理、逻辑性，我想采取分类的方式对以上人物进行分析。我设定的第一种分类标准是这些女性陷入悲剧或者半悲剧命运的原因。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将她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因为物欲、第二类是因为情欲、第三类则是无辜受牵连。第一类为了物欲，非常明显是葛薇龙和曹七巧。葛薇龙，只身处于异乡、禁不住姑母奢靡生活的诱惑、屈服于她明知道是“鬼气森森”③的世界，用自己的身体来为丈夫赚取玩资，直到看到集市上的妓女，联想到自己与她们其实并无什么区别，才瞬间感受到自己已然被抛弃的实质。她的纯真与坚持在灼灼燃烧的杜鹃丛中燃尽，只有放纵物欲以填

①张爱玲《有女同车》，《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87页

②周芬玲：《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5第220页

③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214页 补空虚，然而到最后却发现她的未来只如乔琪乔嘴边的烟卷一闪，开出一朵橙红色的花，立时凋谢，“又是寒冷与黑暗” ④。更不必说曹七巧为了黄金的枷锁，抛弃了自我、禁锢了爱的天性、劈杀了儿女的幸福，从一个美丽泼辣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变态扭曲的老妇。张爱玲并不是排斥物欲，她在《我看苏青》中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⑤。然而她又认为对于物质的爱悦过度了，则发展为对奢侈享受的迷恋，“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的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感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即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⑥当葛薇龙和曹七巧使自身的物欲凌驾于生命道路的抉择上时，她们的感官也就如同热腾腾的浴缸中的身体一样，不断追求着刺激，然而终究得不到满足。第二类因为情欲，则是白流苏、许太太、王娇蕊、孟烟鹂。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犹如处于尘埃里的花朵，被动、苦涩、无奈，最后用一座城的倾倒来成全了自私的两个人。白流苏对于情的小心谨慎、精于算计最终使她陷入了笑吟吟的苍凉之中。许太太的情是宽容大度的，丈夫公然出轨，还能说出“他爱绫卿，他眼见得就要四十了，爱也不过短短的几年，由他们去罢”⑦的深明大义之谈。看似漫不经心的无所谓，却是悲哀到了极致。王娇蕊用情太深，为情抛弃了借以立身的丈夫；孟烟鹂用情太浅，因为冷淡麻木而被丈夫疏远

④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240页。

⑤

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238页。

⑥

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238页。

⑦

张爱玲《心经》，《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69页。嫌弃。这种对女子用情的深刻描写，都体现了张爱玲本质的揭示，即她所形容的神性——“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⑧女人的这种无条件的隐忍与同情再加之本来就易动感情的天性，使得女人十分容易处于感情上的不利地位，既由于慈悲为怀不忍伤害男人，又由于忍功高超不忍怪罪伤害了自己的男人，以至被玩弄于股掌或弃捐中途。第三类“无辜受牵连”的代表是袁芝寿、奚太太和童太太。她们是各色女人构成的沧海中最普通的水滴，善良、软弱、憔悴、哀怨。她们的不幸不是自己的过错，而是被命运或者时代开了个玩笑：袁芝寿嫁到一个变态扭曲的家庭，默默承受着婆婆的精神残害和丈夫的荒唐冷漠；奚太太与丈夫两地相隔，握着蒋先生鼓励生育的新闻，独自经受风霜与遗忘；童太太则是因为丈夫的荒唐与自己的付出的严重不平衡而每天“气得两条腿立都立不住”，红着眼圈嘲笑自己可悲的命运。她们都是“等候的人”，独自在时间的洪流里、在国势的激荡中扮演着自己微不足道的角色，独自面对衰老、子孙、寂寞，独自忍受世俗的揶揄和内心的焦虑，对于男人，她们是无可挑剔的妻子，隐忍、安静、懦弱，但是作为女人，她们背负的超出了应该承受的重量。毕竟像白流苏、葛薇龙之类的传奇女子并不易得，更多乱世中挣扎的女人都是无罪而受罪，承受着来自夫家、社会、时代的摆布，身世浮沉如雨打萍，或如袁芝寿在绝望中死去以求解脱，或如奚太太、童太太那样将注意力转向生活琐碎，鸵鸟般回避自己被抛弃的事实，只在别人提起时将其作为换取同情的

⑧张爱玲《谈女人》，《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67页。谈资。

因此，在描写一类女性形象时，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同情与同悲，例如《等》中对童太太的一段描写：“童太太抄手坐着，是一大块稳妥的悲哀。她红着眼睛，嘴里只是吸溜溜、吸溜溜发出年老寒冷的声音，脚下的地板变了厨房里的黑白方砖地，整个世界像是潮抹布擦过的。”在这一段奇异的描写里，作者将童太太的悲哀具象化为稳妥的一大块，将她的年华流逝有声化为寒冷的呼吸、将她悲凉的被抛弃的境遇浓缩为厨房里的黑白方砖地——潮湿、单调，这种无情侵占各种感官的表达方式胁迫读者全方位地与童太太共同感受着她的煎熬，不是站在一旁同情，而是化身为她同悲。

第二种分类的标准是这些女性选择的生存态度，或者说是她们面对悲剧的人生所采取的不同行为。依据上述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抗与伤害：白流苏、曹七巧、孟烟鹂；第二类是自我催眠：葛薇龙、奚太太；第三类是隐忍致麻木：芝寿、许太太、王娇蕊、童太太。张爱玲时代的女人，依靠自己活着的实在不多，她们都是家庭动物，要么依靠血亲家庭，要么依靠姻亲家庭。一旦被这些家庭或者是执掌这家庭的人抛弃，她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疼痛、更是经济上的恐慌，就像战争中白流苏对范柳原说的一句话：“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因此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就出现了一些为了解决自己被遗弃而造成的困境而抗争，不惜伤害他人甚至自己的女性形象。白流苏先是经历被自己家庭的遗弃，在于外界近乎隔绝的老公馆里，她日复一日地经受着兄嫂的算计、母亲的冷漠，在与妹妹白宝络同时准备相亲时更是尝到了世态炎凉的极致。但是当她和着四爷的胡琴在镜前端详着自己并不显老的面容和流畅妩媚的姿态时，一刹那间找到了本以为已经遗弃了自己的东西——青春。她决定用这仅剩的一点青春作为最后的筹码一搏，希望“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来证实自己的一辈子还没完。然而为了反抗家庭的虐待，她所依靠的男人又不断的犹豫，使她一直处在恐慌猜疑之中，也正是这种恐慌导致她对柳原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其实与其说《倾城之恋》讲的是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婚姻门口的挣扎，不如说是在记录一个被认为失去价值的女人证实自己价值的战争，因为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纠葛远不及流苏与她内心的斗争来得剧烈，她迫于生存压力不断为自己的骄傲打折才是她内心真正煎熬的时刻，一个美丽的女人在经济基础与父权体制的双重压抑下的抗争是何其艰苦，哪怕最后获得些微的成功都是可贵的。曹七巧与白流苏相比则少了计划性与冷静的心态，她的作为完全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本能性维护，下意识的排斥任何对她的财产构成威胁的感情，不惜摧毁儿女一生以报自己的黄金枷锁的牢固，她的攻击性、伤害性无疑最大，然而最后收效却最可怜，甚至可以说是得不偿失。而孟烟鹂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角色，本身苍白近乎透明，安静、木讷，她的丈夫最初看中她是想找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停靠，而最终又由于这港湾的一潭死水而厌倦嫌弃。面对着丈夫的嫌弃，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茫然与无奈，而后幼稚地选择以出轨抗争，从一个洁白无瑕的白玫瑰变成了一个与不堪的裁缝偷情的妇人，学会了抱怨诉苦，沉沦到了世俗的漩涡中。虽然她荒唐的抗争最终以荒唐的形式挽回了她荒唐的丈夫，免去了被抛弃的命运，但我仍然认为她是个弃妇，而抛弃她的正是她自己，她“一方面纾解内心的压抑，另一方面却砸损了自己的身心”⑨她的肉体被侮辱，精神被践踏，而她的反抗又进一步使她由一朵白玫瑰变成了饭粒。面对抛弃选择反抗是一种本能的行为，而很多时候会有一定的收效，可是在《传奇》的女性中，采取反抗行为往往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获得了另外方面的双重乃至多重伤害，她们的依附、从属命运决定了即使是反抗也无非是寻求另外的依附对象或者是拼命维持现有的靠山不倒，都是要做很大程度的牺牲才能换取到的。她们所展现的巨大的破坏力、和她们身上蒙受的重创中蕴含着作者对于压抑着女性身心的经济与道德压力的愤怒与焦虑。虽然同处于父权体制的压抑下，敢于抗争的女性还是较少的，更大多数的则选择逃避，逃避的一种方式便是自我催眠。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从一个上海的小家碧玉变成名动香港的交际花，她的婚姻就如范柳原曾经对白流苏说的所谓“长期的卖淫”，她在那个诡异的世界里将自己的青春与纯真付与梁太太和乔琪乔，同时心怀感恩与庆幸，直到婚后与乔琪乔到湾仔看热闹，才有那么一刻醒悟，“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还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苍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但是面对这暗淡的前途，她并不妄想逃脱，而是在珠宝、衣服等“琐碎的小东西”里谋求“暂时的休息”，任由纯真本性被一点点吞噬。而丈夫“在里头阔得不得了”自己却“在这里苦的要死”的奚太太更是一直在自己编织的⑨ 林幸谦：《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 荒野中的女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第29页

梦镜中等待着可能已经娶了二夫人三夫人的丈夫来光顾，温柔的想着他，“将来，只要看见了他，他自己知道他对不起我，只要我好好的同他讲”⑩，任凭自己的头发随着时光流逝，任凭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她们是典型的悲剧弃妇的代表，被婚姻捆绑，被爱情利用，被爱人抛弃，她们的隐忍源于对婚姻、爱情与命运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与不愿面对现实的执念。在社会规范一点点的崩塌之时，这些善良的女人不愿相信人性也将回归极端利己的地步，她们宁愿在自己构筑的善与救赎的梦境里沉湎，也拒绝反抗哪怕直面现状的丑陋。虽然都选择停留在被抛弃的原地，也许葛薇龙、奚太太的境遇还要好些，毕竟她们能生活在幻想与慰藉中，而如芝寿、许太太、王娇蕊、童太太等更加彻底、典型的悲剧女性，她们连幻想的余地都没有，彻底被无视、无望重获新生、生活在内心的焦灼压抑中，一步步走向绝望的深渊，终于对婚姻、爱情等女性执着追求的东西毫无向往，变得麻木。她们原本都是俏丽活泼的花旦，却被婚姻与爱情硬生生折磨成木讷的老旦。

作为名动一时的女性作家，张爱玲对女性与婚姻的认识是十分深刻且独到的。她在散文《谈女人》中对女性各方面的特质有着极其详细而生动的分析，既指明了女性在长期附属生活下养成的“小性儿，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等所谓妾妇之道，又同时承认女性带有着“神性”，“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然而她笔下的女性，无论是妾妇习气还是“神性 ”的，大都是陷入无奈的苦闷与悲哀，然而如果说是将女性悲剧命运全部归结于父权主义对女性的戕害

⑩ 张爱玲《等》，《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122页。

是不客观的，就如张爱玲自己所说：“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 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人，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的光怪别人是不行的。” ⑾她还对婚姻有着自己的悲观理解，她作品中许多女性的生活都是以婚姻为分水岭的，婚前快活单纯，婚后千疮百孔，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她笔下的婚礼总是有着葬礼的气氛，比如《鸿鸾喜》中形容新娘“半闭着眼睛的白色的新娘像复活的清晨还没醒过来的尸首。” ⑿还有《年轻的时候》沁西亚婚礼上的香秋“留着一头乌油油的长发，人字式披在两颊上，像个鬼，不是《聊斋》上的鬼，是义冢里的，白蚂蚁钻进钻出的鬼。”⒀这种悲观主义的婚姻观正是由于当时女性陷入婚姻后普遍遭受地位、感情的进一步受挫。上文用两种标准分类了《传奇》中典型性最强的几位女性，我们可以在不同中找到这些悲剧女性之所以陷入悲剧的共同点，即深陷不稳定的社会经济与根深蒂固的父权统治再加上长久压抑造成的软弱自卑心理的三重挤压。这种从女性个体着手“揭去那个时代集体无意识的种种表象，展露女性深层意识里顽固而持久的„原罪意识‟，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从人性堕落的角度挖掘出女性不幸的根源。”⒁的写法可以说是张爱玲的特色，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赋予了其在女性主义文坛的崇高地位。而我个人认为，张爱玲的作品在经历了这么巨大的时代变迁后仍能有及其可观的忠实读者群，正是因为她笔下这些可悲可叹、可喜可恨的女性形象，⑾张爱玲《谈女人》，《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9.6第65页 ⑿张爱玲《鸿鸾喜》，《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161页 ⒀张爱玲《年轻的时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99页

⒁任一鸣：《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台湾青文书屋，1997年，第45页 她们的身份由于作者特殊的生活体验，有着当时其他作者笔下少有的丰富性，她们在作品中的性格将现代女性从她们的曾祖母、祖母一辈继承下来少量的传统女性心理特点放大还原，使得现代女性从中找到一种归属感、亲切感，在一篇篇婉转回环的剧情中牵挂着这些仿佛前世相逢的女性，在作者电影般的叙事中建构对张爱玲身处的传奇年代的遐想，获得在他人作品中无法获得的精神体验。

参考文献：

一、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

二、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

三、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四、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