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战争与“战场透明化”

信息化战争与“战场透明化”（精选4篇）

信息化战争与“战场透明化” 第1篇

信息化战争与“战场透明化”

内容摘要：伴随着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跨越，战争形态也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由战场认知系统、信息系统、控制系统、打击系统、支援保障系统构成的一体化作战系统，体现出信息制胜越来越重要、武器系统的信息化、高精度打击、作战耗费比提高、战争结果一边倒等基本特征。战争的高度信息化尤其是战场认知系统能够使战争中的一方对另一方实现“战场透明化”，但作为一对基本矛盾，信息化战争必然出现针对“战场透明化”的防御与对抗技术，而且信息化战争系统中有其自身的缺陷，因此，彻底的、全面的“战场透明化”很难实现。

关键词：信息化战争；基本特征；构成系统；战场透明化；防御；对抗

一、信息化战争的概念

信息化战争是指在战争中“交战双方在信息化战场上，以信息化军队为主要作战力量、以信息化武器装备为主要作战工具、以信息战为主要作战形式1，进行全时空信息较量的一种战争和战争形态。信息化战争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信息社会以后的必然产物。

战争形态经历了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转变过程，信息化战争是相对于机械化战争而言的，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信息的作用方面。以空军和炮兵为例，在机械化战争中，军队（武器）的火力和机动性能十分重要，信息起辅助作用，由于受到武器打击精度的影响，为了攻其一点而全面轰击，因此往往是“群起而攻之”；在信息化战争中，更强调单兵的素质和生存能力，利用战场认知系统、信息系统、控制系统、打击系统、支援保障系统实施对目标的精确打击，作战效能大大提高，信息起着首要作用。信息在战争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信息技术从而在战争中大师使用，武器装备系统实现信息化和智能化，同时，信息战和非接触、非线式战争成为信息战争的重要作战方式。

由于在经济、科技领域的长期领先优势，美军是目前世界上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军队。在美军于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攻击行动的目标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反馈作战平台使得火力攻击的整个过程只需10S左右的时间，实现了

2“决定性快速作战”。

3二、信息化战争的基本特征

有人将信息化战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高度信息化的武器装备系统；急剧升值的信息资源；超大多维的作战空间；迅疾短促的作战时间；非接触交战的作战行动样式。也有学者指出，信息技术被广泛运用、信息化武器装备成为战争的主体力量，作战空间全维一体、范围广阔、作战兵力密度小，信息流通结构网络化、作战诸单元行动一体化，夺取“制天权”、“制信息权”成为赢得战场主动权的关键，作战高精度、高强度、远距离、快节奏、非线式这五大特征是信息化战争的基本特征。5

一般认为，要打赢信息化战争，其必备要素有“五大系统”，即战场认知系统、战场信息系统、指挥控制系统、战场打击系统、支援保障系统，它们主导和支配着信息化战场的所有作战行动，是信息化战场战斗力的来源和夺取战场主动权的关键要素：第一，战场认知系统是“眼睛”——信息化的认识系统突破了传统侦察手段的时空局限，具有全方位、立体化、全天时、全天候的探测能力和自动处理能力，这对于夺取战场信息优势、赢得战争主动权至关重要。第二，战场信息系统被誉为信息化战场的“神经”——主要由通信系统、其他信息传输系统构成，它把“陆、海、空、天、电”五维

3 1参见，陈家光、霍宏伟：《信息化战争研究不容忽视的三个不等式》，《国防科技》2004年第7期。2参见，潘路、戴杰群、韦伟：《信息化战争与机械化战争最本质的区别》，《中国电子商务》2010年第2期。

引自，张蜀平、禚法宝、王祖文编：《直面信息化战争》，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第172页。

4引自，程勤：《信息化战争的基本形态》，《信息与决策》2008年第6期。

5参见，刘伟：《信息化战争作战指挥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11-24页。6

耿海军：《解读支撑信息化战场的“五大系统”》，《国防科技》2006年第7期。战场结合起来，成为作战高度一体化的重要保障，是高效发挥战斗力整体效能的倍增器。第三，战场指挥控制系统则是“大脑”——由计算机网络及其各种软件系统构成，通过对人类大脑的思维和分析能力的扩展使作战决策和指挥达成了高度自动化和精确化，从而在战场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实现最优决策、调度、指挥、控制并展开攻击。第四，战场打击系统是信息化战场的“利剑”——信息化战场的战场打击能力最重要的体现是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水平，信息化武器系统对提高军事装备的性能、使用、操纵、指挥起主导作用，具有信息探测、传输、处理、控制、制导、对抗等功能。在今天，武器系统所包含电子信息技术水平已经成为衡量其性能优劣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武器装备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最终将实现武器系统智能化、作战系统一体化，紧密配合、协同行动，形成一个有机的作战整体。第五，战场支援保障系统是信息化战场的“坚盾”——它是信息化战争作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战武器系统、电子信息系统发挥其应有效能的重要保障，虽不直接参与“杀敌”，却对战场制胜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不仅是因为信息化作战动摇保障难度大，必须依靠强大的支援保障系统才能完成，而且支援保障系统已经成为了战斗力构成的重要要素，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未来还会发挥更为重要的重要。

还有学者将信息化战争的未来趋势概括为联合、控制、精确、快速。7联合包括力量联合、作战联合、保障联合、人机联合；控制包括战争空间的多维化、全维化、数字化以及对战争力量、兵器兵力的机动控制；精确主要是指精确打击，直接的“暴力性”破坏效果减弱；快速是指战争进程、指挥决策、作战节奏的快速，比如各种“斩首”行动所体现出的速战速决效果。

然而，在笔者看来，无论哪种分类、哪种概括，信息化战争所体现的特点主要还是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信息的探测、收集成为克敌制胜的前提，武器系统需要信息化、智能化以提高打击精度（精度胜于数量），综合电子战要求协同作战和系统一体化，个人素质的重要性（指挥作战、信息对抗等等）并没有因为信息的重要性增强而变弱，作战耗费比 7参见，张召忠：《打赢信息化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253-324页。

大大提高，战争结果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一边倒”。

三、信息化战争能否实现“战

场透明化”

1.信息化战争能够实现“战场透明化”

本质上，如果我们说信息化战争能够实现战场的透明化，其实是说战场认知系统能够实现信息的透明化。

1：集成了侦察探测系统、指挥控制系统、通信系统以及武器装备系统的C4ISR系统

在新型的信息化战争的情形之下，种类繁

2：号称全球最先进侦察机的“曙光女神”

多的卫星，各式卫星、预警机、侦察机、雷达、传感器、潜艇、声纳，可见光、红外线、多光谱、热成像、电视摄像、电子探测等手段共同作用，构成了全方面、全里程的监视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机械化战争时代无法探测以及探测不到的“死角”在信息化时代将不复存在。

在笔者所概括的上述信息化战争的特点中提到，战争结果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等条件的限制而“一边倒”，主要原因就在信息化战争五大支持系统所构成的作战整体，能够充分体现网络优势的“倍增效应”与网络劣势的“骤减效应”8：对于占有网络与信息优势的一方，战场可以变得透明，而处于网络与信息劣势的一方可能因为设备受到干扰或打击而在战场中陷入“盲区”。信息网络的巨大作用，必然使“割筋断腕”式的“网络破坏战”成为信息化战场上的重头戏，双方将想方设法全面或局部瘫痪对方的网络体系——不言而喻，在网络战的战场上，占有优势的一方将提前取得网络信息制胜权。因此，在信息化战争中，双方可能因为某一方面的差距而出现“一边倒”的结局。即“信息化战场实现战场透明化”其实是针对具有信息优势一方而言的，这一论断对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并不适用。

2.信息化战场并不能实现完全的、彻底的“战场透明化”

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到，既然交战双方中的一方可能具备实现“战场透明化”的能力，那么，该方或另一方也有可能具备使战场“模糊化”的能力。换言之，使对方欲通过“战场透明化”来实现精确打击、摧毁的目标无法轻易实现。

2.1 既然有战场的认知系统，那么也必然有相应的防御与对抗技术来欺骗认知系统。

一是隐身与伪装。采用了新技术的隐身飞机、隐身坦克、隐身舰艇、隐身机场、隐身士兵系统等反射给探测器的信号特征将大为缩小并和空中、地面、水中的杂波相吻合，使对方难以从背景中分辨出目标；伪装技术亦然，过去的伪装技术因为技术含量较低，现代伪装技术更加成熟、更加难以区别。现代隐身与伪装进一步模糊了交战双方的感知领域。二是采取干扰与其他反侦察措施。毫无疑问，各种干扰器、干扰机、干扰船、甚至干扰卫星等为透明化的战场蒙上一层阴影，它们的功用是让对方屏幕上显示毫无价值的信号，在真假难辨的情况下使打击的精度、效能大大下降。三是传统谋略。同时，信息化战场上，传统的谋略和信息技术联姻使欺骗手段更加巧妙，双方不再局限于对作战行动进行保密，而更注重借助强大的媒体散布大量的假信息，并利用战场的特 8转引自，张书杰、苏剑飞：《信息化战场矛盾面面观》，《现代军事》，1999年04期。

点有意组织一些欺骗性的部署和机动，以增强对敌的“说服力”。四是信息过剩。在战争环境下，铺天盖地的信息提高了对信息进行分类、筛选、甄别、融和、分发的要求，虚假信息容易被误当作真实信息，真实可靠、精确的信息可能就变成垃圾信息、模糊信息。现代信息技术虽然精确，但缺乏想象力，除了计算之外，始终不能像“人脑”一样通过想象力工作，可能无法考虑到心理、风俗习惯等不可量化的因素。在指挥作战决策过程中，意志和心理作为不可控因素，军队心理素质和认知能力、决断能力的提升使得战斗中的一方完全可能通过打赢“信息心理战”使对方判断失误并进一步在局部战争中抢占先机。

可见，信息化战场中，作战行动绝不是无法造假和欺骗。隐身、伪装、佯动、示假、造势等传统反侦察手段以及信息干扰、信息堵塞、信息欺骗等信息化手段，可以隐蔽真正目标，使对方无法得到确切信息，从而使得全面的、彻底的“战场透明”变得不那么简单。

2.2 信息化战争中五大系统自身的缺陷

在信息化战争中，信息化武器的确先进，能够实现五大系统的协同作战，将侦察、通信、指挥控制与打击联成一体，容易“无往而不胜”——但是，这并不表示信息化的战争系统没有缺陷。信息化武器和信息化作战同样有着自身的缺陷和局限。例如，庞大的一体化系统对每一部分都有较大的依赖性，在无缝的联结性中，往往有许多可攻击之处，攻其一点即可能对整体造成重大损失，严密的系统由此而变得脆弱；因为信息化的战场评估主要依靠战场中摧毁的实物以及各种信息化设备、战斗人员的侦察报告，这些报告又着重反映对物质设施造成的破坏性，在大量的“战争烟雾”中难以确认人员的伤亡情况及具体目标的达成情况，而一体化系统又要求近程打击之后立即返回（否则可能无法脱身。当然，精确的远程攻击当然没有当场的危险之虞），此时，战场效果的评估精度往往不太准确，难以做到精、准、全；军队中人的素质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弱，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机联合模拟”更具有现实性，在和平时期利用信息化技术进行的模拟、决策、打击、评估试验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战时的防御水平和能力。

因此，即使我们承认战争初期战场是部分“透明”的，但信息化战争系统本身的“缺陷”却再次给全面的“战场透明化”蒙上了阴影。

四、结语

信息化战争中对于由认知系统、信息系统、指挥控制系统、武器系统、保障系统构成的信息化系统要求很高，尤其是战场认知系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战场透明化”，但由于伴随着信息化战争系统而诞生的防御对抗技术和反侦察手段，以及信息化战争系统本身的缺陷，战场并不能实现完全的“透明化”。“透明化”与“防止透明化”的关系，犹如攻击与防御的关系，作为一对基本矛盾，二者将并行向前发展，虽然在具体的战争中总有先进与落后、优势与劣势之分。

参考文献：

1.陈家光、霍宏伟：《信息化战争研究不容忽视的三个不等式》，《国防科技》2004年第7期。2.潘路、戴杰群、韦伟：《信息化战争与机械化战争最本质的区别》，《中国电子商务》2010年第2期。3.张蜀平、禚法宝、王祖文编：《直面信息化战争》，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4.程勤：《信息化战争的基本形态》，《信息与决策》2008年第6期。5.刘伟：《信息化战争作战指挥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6.耿海军：《解读支撑信息化战场的“五大系统”》，《国防科技》2006年第7期。7.张召忠：《打赢信息化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8.张书杰、苏剑飞：《信息化战场矛盾面面观》，《现代军事》，1999年04期。

信息化战争与“战场透明化” 第2篇

1．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战场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9日，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下辖第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全军共4．6万余人。12月25日，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全军共1万余人。1938年以后，共产党又先后在广东东江地区、珠江地区和海南岛地区建立了人民抗日武装。

根据抗日战争开始后变化了的外部条件，中共中央规定了我军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决定我军的作战任务是：在敌手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游击战争原则。这些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对于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完成抗日作战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完成改编后立即开赴抗日战场。最初，八路军主要是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山西作战。9月25日平型关战役，八路军首战告捷，歼灭日军近千人。这是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捷，有力地鼓舞了全国军民。至11月8日太原失陷，八路军共作战100余次，歼敌1．1万余人，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

太原失陷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八路军各部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着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初，第一一五师开创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开创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开创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在山东由中共地方党组织抗日起义，开辟了胶东、鲁中、鲁西南、鲁南等多处抗日游击区。至。1938年底，八路军共作战1 500余次，歼灭日军5．1万人，缴枪1．2万余支，收复了大片国土，八路军也壮大到15．6万余人，成为华北抗战的主力军。

在华中，新四军各部集中完毕后分头开赴大江南北抗日战场。至1938年底，新四军共作战280余次，歼敌3 800余人，初步建立了苏南、皖南和皖中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新四军也发展到2．5万余人，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重要力量。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下，日本被迫放弃“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准备长期作战。此后，日军减缓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集中主要兵力保守占领区，“肃清”以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抗日力量。为了适应抗日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在9一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是在战区和敌后，主要任务是放手发动游击战争，扩大人民武装，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行动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此后，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很快进入高潮，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多次粉碎日军的“扫荡”。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集中105个团的兵力，在正太路和其他铁路沿线发动了大规模的交通破坏战，3个半月的时间里共消灭日军2万余人，攻克敌人据点近3000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 502公里，缴枪5 600余支、炮53门和大量军用物资。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鼓舞了中国人民胜利信心，受到国内外舆论的称赞。在战役中，八路军伤亡1．7万人。战役后，日军向华北增兵，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残酷“扫荡”。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冀鲁豫五大块敌后抗日根据地，部队壮大到40万人，华北敌后战场已经成为中国抗日的主要战场。

在华中，抗日相持阶段到来后形势变得十分复杂，新四军在敌、伪、顽势力的包围中，处境异常困难。中共中央根据形势提出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并先后派出部分八路军南下协助新四军作战。华中敌后游击战争逐渐进入高潮。到1940年底，新四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伪顽的包围进攻，建立了总面积4．4万平方公里、拥有1400万人口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也发展到9万余人，成为坚持华中抗战的重要力量。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法西斯签订公约正式结成轴心国军事同盟，世界法西斯势力进入了最猖獗的时期。为早日开辟太平洋战场，日本加紧了占领区的“肃正治安”，对抗日根据地采取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由于日军把主要力量放在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军事压力减少，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活动也频繁起来。在日伪顽的夹击下，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从1941年开始，敌后战场的抗战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军队大量减员，根据地面积大幅缩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没有被困难吓倒，以顽强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据统计，1941年7月至1942年7月，在严重困难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14648次，毙伤俘日伪军13．2万人。在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战斗中，八路军、新四军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日本侵略者没有达到消灭根据地抗日军队的目的。中国抗日战争由于敌后战场的艰苦斗争而得以继续。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转折。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意大利政府向同盟国投降；德军在北非失败；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动反攻。中国战场的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由于中国的持久战，尤其是敌后战场的游击战，给侵华日军以极大的消耗，敌我力量对比开始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面转化。1944年春季，敌后战场人民军队转入攻势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年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20余万人，攻克敌据点5000多个，解放区面积扩大到61．9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9 200余万，军队发展到65万人，民兵发展到168万余人，抗击着当时全部侵华日军56万人中的64％。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体。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也日暮途穷。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4—6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会后，人民军队向敌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8月15日，日本广播天皇《停战诏书》宣布投降。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日伪军作战计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伪军118．6万余人，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亿。同时，人民军队也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共有60余万官兵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军民的英勇奋战和流血牺牲，对中国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并赢得最后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

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展的，这就决定了，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并存。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相互依托、相互配合，它们之间是互存互补的关系，缺一不可。正面战场坚持抗战，为敌后战场的开辟创造了条件；敌后战场的开辟，为正面战场的坚持创造了条件。战争中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对比的转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这种复杂的过程，是从两个战场上开始和完成的。两个战场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直接影响着全国的政治局势。因此，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客观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肯定敌后战场对战争的胜利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时，也不能忽略正面战场的存在及其发挥的作用。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作战指导计划及战斗序列，决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将全国划分成5个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海陆空军大元帅蒋介石兼任，辖平汉、津浦两铁路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晋、察、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辖江、浙；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辖闽、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9月改李宗仁)，辖山东，总兵力为现役军人170万人、后备军人150万人。以后，战区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增减，各区司令长官和辖区也有变化。

在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历经平津抗战、山西抗战、淞沪会战、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作战、武汉会战，担当了正面防御作战的主要任务，起了主体作用。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正面战场打过几次比较有影响的硬仗和胜仗。其中，淞沪会战坚持了3个多月，虽然最后失败，却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但是这次失败，中国的首都南京遭到日军占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30万南京军民被惨遭屠杀；由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敌1万余人的胜利，受到国内外舆论的称赞；武汉会战，中国投入百万部队，日军参战25万人，战役进行了4个半月，战斗数百次，消灭日军4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虽然没有阻挡住敌人的进攻，但给予敌人以很大消耗。从整体上来看，毛泽东评价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这一时期，正面战场有力地抵抗了敌人的进攻。虽然中国军队损失了近百万，丢掉了将近1／4的国土，但也使日军损失兵力约70万人，财力、物力均遭到极大消耗，日本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实行的“速战速决”计划被彻底打破，抗日战争顺利地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但是，在这个阶段也暴露出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弱点。丢失广大土地和损失众多军队，除了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原因外，国民党实行的不动员人民群众、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和派系的存在，也严重地削弱了它的战斗力。在战略方针方面，正面战场的指挥者没有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以单纯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灵活性，这些也是丧师失地的重要原因。

进入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正面战场敌我态势基本趋于稳定。但为了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意志，日军仍然不断对正面战场发动有限的攻势作战。针对日军的攻势作战，国民政府采取了“有限度攻势与反击”，“极力保持现有状态”的方针，并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动了对日军的“冬季反攻”。至1941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役包括南昌会战、桂南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长沙会战、中条山会战等等。在这些会战中，国民党军队爱国官兵大部分能够英勇作战，其中很多人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抗战相持阶段中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也曾取得过局部的胜利。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作战并没有阻止住日军的进攻。而更为严重的情况是，随着军事上的不断失败，有一批国民党将领率部投降变成了伪军，成为日军进攻敌后根据地军民的帮凶，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英国向日本宣战，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这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无疑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蒋介石也由此产生了依赖思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保存实力将来与共产党争夺抗战胜利果实方面。其后，尽管正面战场仍然坚持对日作战，但这种作战基本上是消极的。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全面溃败，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的。是年4月，日军调集了50万人的兵力，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标，先后向河南、湖南和广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在这些地区部署了5倍于敌的250万人兵力。这次战役经历了8个月，最终以中国军队的惨败而告结束。国民党军队损失50万人，丧失空军基地7个，机场36个。日军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片地区，6 000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正面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作用显著下降，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战争后期，国民党也曾制订过反攻作战计划，但由于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使这个反攻计划成为了泡影。而实际上，正面战场的反攻作战主要是在缅北滇西展开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派出远征军进入缅甸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1942年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部分远征军进入印度，后补充官兵成立了中国驻印军。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与美、英军队联合，开始进行缅北反攻作战；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展开了滇西反攻作战。至1945年3月，缅北滇西作战胜利结束，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3万余人，将日寇全部驱逐出云南。这次战役振奋了中国民心士气，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军队在盟国中的威望。1945年4月以后，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战线的收缩，国民党军队跟进收复了一些失地，于8月完成了反攻部署，但尚未实施，日本已经宣布投降。

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抗战在前期比较努力，在中后期也一直坚持。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进行了22次会战和近4万次战斗，牺牲官兵130余万人，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是，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尤其是战争中后期，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造成了正面战场的重大军事失败，这对全国抗日战争产生了消极影响，也使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下降，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作用明显上升形成了鲜明对照。

3．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

在八年抗战中不仅存在着两个战场，而且两个战场的两种不同抗战指导路线，存在着代表中国进步方向和落后方向的两种政治力量。由于日本的侵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八年时间里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但是，阶级矛盾并没有因为抗日战争的开展而消失，在八年抗战期间，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与社会落后力量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着，而且有时还表现得十分激烈。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两个战场在解决民族矛盾的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断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代表中国社会进步方向的政治力量逐渐发展壮大，代表中国落后方向的政治力量不断消弱。这种力量对比的转变，最终又为解决阶级矛盾创造了条件，中国历史也因此而发生重要转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一个是由国民党掌握的国民政府；一个是共产党掌握的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它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它在施政纲领不超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允许的范围条件下，是独立的政权。

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都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和具体的施政目标。共产党抗日民主政权的方针主要是：

一、敌后根据地政权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专政；

二、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原则是“三三制”，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分子和中间派各占1／3；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伪汉奸，保护人民，调节各阶级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

四、强调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将有助于推动建立全国的统一战线政权。在这些方针之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改革，基本上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进步和发展。

国民党虽然也提出了基本符合根据战时需要的抗战建国纲领，但在实际上，它的对内统治政策并未因此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方面，继续坚持一党独裁，延续和新制订了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法令；在经济方面，坚持实行所谓的“战时经济政策”，不肯改变落后的经济制度，并且加强了官僚资本的统治地位；在文化方面，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坚持把中国人束缚在所谓“中国固有的政治和伦理哲学的正统思想”之下。这些政策的执行，导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与专制，经济危机，生产凋敝，人民生活难以为继。事实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区域，从社会性质上说，仍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国共两党所代表着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的客观存在，又使代表着中国社会两种不同发展方向的政治力量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和斗争。特别是从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以后，这种矛盾和斗争变得尖锐起来。一方面，由于日本把作战目标首先放在巩固占领区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正面战场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在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同时，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使国民党产生了忧虑和恐惧。于是在抗日和反共之间，国民党产生了摇摆。在对待日本方面，1938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之后，蒋介石虽然强烈谴责了这种叛国行为，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和谈结束战争的希望，于1939年开始与日本进行秘密接触。在对待共产党方面，同年国民党秘密制订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等反共文件，加强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活动。这些情况表明，中国面临着对日妥协和内部分裂的危险。在此形势下，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毫不动摇地继续发展壮大人民力量，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予以坚决打击。

1939年末到1940年春，国民党军队分别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在八路军的坚决反击下，这次反共高潮未能达到阻止人民抗IEI力量发展的目的。1941年1月，国民党调集8万余人在皖南袭击绕道北上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9 000余官兵。新四军除2 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牺牲，军长叶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共产党一面做好反击国民党继续进攻的军事准备，重建新四军军部；一面进行政治斗争，向人民揭露和斥责国民党的反共暴行。在共产党的斗争和国内舆论的谴责下，蒋介石被迫声明“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1943年7月，国民党以3个师的兵力进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由于八路军做好了守卫边区的充分准备，并且全国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这次反共尚未形成高潮即被制止。

在军事较量的同时，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如何建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两党的主张截然相反。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主张。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以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集中制的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应当是反映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仇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不允许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代表了中国以后的发展方向。它得到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1943年，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提出了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该书极力为国民党***寻找历史依据，宣扬封建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把“四维八德”说成是立国之纲，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表现出强烈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它还指责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军阀”和“变相割据”；也指责西方民主制度，说人民要求自由民主是离经叛道，应予取缔。国民党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些理论和这些做法，受到国内各界民主人士的批评，也引起反法西斯盟国的不满。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国进步政治力量与落后政治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正是在国共两党的上述矛盾与斗争中发生了变化。沿着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及其运动这条主线来考察，共产党实行的是一条全面的抗战路线，是把民族战争和人民战争结为一体，是把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作同一个目标，代表中垡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敌后战场也因此得到开辟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体战场，它所代表的进步力量也因之发展壮大。国民党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路线，是把民族战争和人民战争对立起来，是把打败侵略者和恢复旧中国统治秩序作为同一个目标，不能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它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正面战场也因之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不能长久地占据主体地位，它所代表的落后力量也因之削弱。

再从实际结果来考察，中国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物质力量的变化。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抗战开始时的5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00万人，民兵则发展到220万人，并且拥有1亿人口的根据地。其次是精神力量的变化。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不仅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体战场，而且它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和行动，是中国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而没有半途而废的重要保障。这种中流砥柱的作用使共产党得到了包括国统区在内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真诚拥护。与国民党两相对照，人心向背发生了重大变化。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根本转变，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全局胜利。这个胜利，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航向。抗日战争中，军事上和国内政治关系上同时并存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是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到最后的彻底失败；另一个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前一个演变关系中国亡不亡国、民族能否独立的问题，后一个演变关系今后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中国能否打开通向近代化前途的问题。

信息化战争与“战场透明化” 第3篇

信息栅格技术是一种能够汇集和共享地理上广泛分布的海量信息资源, 并对其进行一体化组织与协同处理, 从而具有按需服务能力的信息基础技术。目标是要将网系内所有资源动态集成起来, 形成一个整体, 在动态变化的多个组织间共享资源和协同解决问题[1]。海洋方向是重要战略方向, 海上方向作战兵力具有较高的信息化基础, 应大力构建海战场信息栅格体系并进行合理化运用, 以此确保海上作战兵力获得强大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 进而保障海上方向作战需要。

1 海战场信息栅格体系结构

海战场信息栅格体系结构复杂, 规模庞大, 按结构层次来分, 可以分为基础资源层、信息传输层、协同计算层和服务聚合层, 它们联合构成海战场信息栅格系统, 在其支撑下可以开发各种军事应用系统, 如一体化的指挥控制系统、数字化战场信息系统、联合保障系统等应用层[2]。

1.1 物理资源层

海战场物理资源众多, 如警戒探测设备、作战指挥系统及作战武器系统。它们是构成海上信息栅格的节点。栅格节点通过海战场信息栅格设计规范、接入标准和构建协议等保障海战场信息栅格快速部署和集成的开放式系统标准规范体系, 融入栅格系统实现由系统向信息栅格的过度。

1.2 信息传输层

栅格化信息传输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海战场作战平台内的宽带信息交换服务, 支持多媒体信息的实时传输;提供节点之间无线通信互连, 支持海上移动平台之间的可靠信息传输层服务形成一体化信息交换的网络环境;提供多种接入手段, 支持舰载各类电子装备、科能终端、信息系统和自功控制设备等信息节点的转换和接入, 以建立海战场信息栅格化传输设施。

1.3 协同计算层

海战场信息处理和管理交互功能在海军各型作战指挥控制系统、平台管理保障系统等电子信息系统中实现。利用元目录服务、工作流管理、用户管理、资源代理、可信计算和数据工程等各种商用成熟工具, 采用栅格化信息处理技术、栅格化信息分发技术、栅格化资源管理技术, 以建立海上信息栅格化协同计算设施, 实现海战场各种计算资源和信息资源的有机整合和集成。

1.4 服务聚合层

海战场信息栅格对应用系统开发和集成的支持通过各种公共应用服务来实现, 建立一个标准统一、功能完善的综合电子信息系统服务框架, 通过一种架构统一、符合开发技术规范的应用运行和服务封装、注册和映射手段, 将各种作战应用软件抽象成一个完整的服务聚合体, 实现一体化软件平台和信息服务。

2 海战场信息栅格网络模型

海战场信息栅格由多个作战单元组成, 网络节点类型与节点间连接方式多样化, 存在不同工作频段和工作方式的无线连接, 如短波无线通信系统、超短波无线通信系统、综合信息数据链、战术信息数据链、卫星通信等[3]。

信息栅格系统对异构网络资源进行统一管理, 实现网络的综合集成。在具体的任务应用中, 各种传输网络集成于信息栅格网络传输系统, 提供端到端的QOS路由与传输服务[4]。网络连接与链路性能的多样性, 通常应对了服务应用的多样性。应用服务的作战任务级别越高, 网络传输服务的及时性与数据率要求越高, 即相适应的网络传输距离越小, 传输带宽越宽。同时, 关键任务的QOS传输服务只应该在网络性能适应的子网中传输;具有同级别网络性能的子网也不应该提供低层应用的传输服务。网络应该根据其作战任务提供相应QOS传输服务, 否则网络服务流量频繁交叉与重新分配, 将缩短网络链路状态的有效生存期, 增加动态路由的开销。因此, 针对多重网络传输服务与网络性能的多样性, 提出了一种基于作战任务的三层覆盖网络模型, 如图1 所示。

图1 中抽象提取了海上信息栅格网络的节点 (序号i=1, 2…….9;) 与连接 (节点间的直线连接) 。其中, i=2, 4, 6, 8 的节点为舰船抽象节点;i=3, 5, 7, 9 的节点为侦察节点与武器支持节点;i=1 的节点为远程岸指节点。在三层覆盖网络模型中, 每个抽象节点在层次k (k=1, 2, 3) 中都有相应的映像, 节点参与相应的NPGj (网络编组) , 提供层次k的传输服务。节点可以不参与任何k层的NPG, 如节点1 由于距离受限不参与武器协同信息网;节点也可以参与k层多个NPG, 如节点6 在战术指控数据信息网既参与舰-舰战术NPG4, 又参与了编队内战术NPG2。

具体而言, 覆盖网络的划分原则为: (1) 有卫星综合信息网、短波通信网、远程数据链等形成所有参战成员联合作战的综合互联信息网, 用于传输时延要求较低的综合业务信息。覆盖网传输速率为XbpsXkbps, 链路时延为Ts-Ts。 (2) 由近、中程战术数据, 超短波分组网等形成战术指控数据信息网, 支持指挥舰、作战平台、传感器系统等互连与情报共享。时延要求与数据速率要求较高。覆盖网传输速率为Xkbps-Xkbps, 链路时延为Tms-Ts。 (3) 由视距范围内高速数据链、宽带抗干扰数据链等形成传感器网络与武器系统互连的武器系统信息网, 用于传输武器协同信息, 实现目标跟踪与武器协同交战。时延要求最高, 数据量最大, 具有极高的QOS要求。覆盖网传输速率为XkbpsXMbps, 链路时延为Tms-Tms。

在海战场信息栅格中, 信息系统根据任务性质把应用服务规划到相应层次覆盖网络。节点在提交应用服务传输请求后, 传输系统将自动根据服务栅格化定义与描述信息选择相应覆盖网络, 提供透明的QOS路由与传输服务。

3 海战场信息栅格组织运用

3.1 根据范围自组, 综合路由接入

海战场信息栅格需要提供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 各类用户/终端/节点/子网间自动、迅速地相互发现和认证, 共享网络资源, 并使用/提供服务。海战场信息栅格主要由短波、超短波、长波、卫星等无线通信分系统构成, 各类无线用户终端的内部组网和网系异构互联是实现网络体系建设的基础。在信息传输保障组织过程中, 网系内部组网可参考现行组织模式, 并结合网管提供链路信息得以实现;网系异构互联则需要使用网系集成技术, 依托无线综合网管, 通过无线通信监控系统使短波、超短波、长波、卫星等各类无线通信方式实现通信资源的优化组合。

3.2 借助多维网元, 实现互操中转

海战场信息栅格立足于整个网系所有节点的互联互通, 其内涵不仅局限于异构网系间信息的传输交互, 更重要在于各节点之间的自动调度使用, 使之成为逻辑上的高度统一体。在实际拓扑链路组织筹划过程中, 充分发挥陆地、海上、空中和水下节点特征, 分析优选合适的中转节点,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相互调配、集中使用。各节点要建立统一的服务注册与管理, 标准化的服务提供平台、模块化的服务插件, 做到中转节点的随时需要、随时提供。中转网元设置应通过计算机生成或人工设定, 采取任务之前预先准备和任务过程临时选用良种方式相结合来实现。

3.3 频率资源指配, 确保高效传输

按需分配信息/带宽是指能够根据指挥人员、作战人员、保障人员等对信息需求和作战区域内可用资源、基础设施可用性、安全政策等输入信息, 按照用户所希望的模式向其提供包括信息的认知、递交、访问等一系列过程在内的信息服务。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频率的有效分配。一方面, 利用网管监视系统和资源管理系统, 对整个网系运行状况进行分析, 通过自动链路规划功能, 自动选取科学合理的通信路由、链路, 实现可用频带使用效率最大化。另一方面, 结合资源管理系统存储的原有典型配置, 可为各类用户在不同使用情况下在频点上设置不同的优先级, 使其信道空闲时能为其它用户所用, 实现无线频率资源的高效使用。

3.4 结合保障需求, 组织信息分发

在进行信息分发的组织过程中, 应按照各自特点分别选取针对性的信息分发方法, 使效益最大化。基于主动服务的信息分发组织:主动服务系统是基于传统的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的思想, 通过建立规则库来实现信息分发与用户需求之间的匹配。基于发布/订阅的信息分发组织:主要思想是用户根据自己个性化信息需求, 向发布订阅系统发送订阅消息。基于过滤的信息分发组织:用户根据自身性能特点及需求对传输来的信息进行取舍、筛选。上述三种信息分发方式各有利弊, 适用范围和对象也存在差异。在实际组织信息分发过程中, 应根据战场态势和保障需求, 合理选用恰当方法。此外, 也可采取多种方法结合的组织形式。

4 结束语

完善海战场信息栅格体系并探索系统的合理化组织运用方法, 可以实现各类海战场作战平台的高速链接, 保障各系统灵活组网、可靠接入, 确保战场全维覆盖、资源共享等多项功能, 现实意义深远。海战场信息栅格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需要探索的关键技术及运用方法很多, 这就要求在系统建设过程中不断的去发现问题并针对性的给予解决。

参考文献

[1]王子明.海战区信息栅格建设探析[J].海军军事学术, 2011 (5) :23-25.

[2]尤增录.军事信息栅格[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10.

[3]邱志明.海上信息栅格技术[J].指挥控制与仿真, 2010 (1) :22-24.

公司信息透明度与资源配置效率 第4篇

现代资本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及其衍生出来的信息和激励问题阻碍了一国经济体中资源的有效配置 (Healy和Palepu, 2001) 。会计信息披露作为解决信息生产者与需求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支撑系统, 其透明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由此看来, 公司信息披露及其透明度具有广泛的经济后果。自从Ball和Brown (1968) 的研究证据表明会计信息与股价变动存在关联性以来, 以及随后实证会计的兴起 (Watts和Zimmerman, 1986) 及其有关会计政策的研究, 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公司信息透明度的经济后果作为一个独立的话题展开研究。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分析公司信息透明度的经济后果, 特别是公司信息透明度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关联性, 并对相关实证证据进行分析和评价。

二、公司信息透明度与资源配置效率:理论分析与实证证据

(一) 公司信息透明度与信息不对称

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差异和代理冲突导致了信息或“柠檬”问题, 可能潜在地导致资本市场功能的崩溃 (Akerlof, 1970) 。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签订的最佳契约、管制者的监管以及信息中介从事的信息生产, 将提供给公司充分披露私人信息的激励。公司高透明度的披露政策可以将私人信息转换为公共信息, 降低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Diamond, 1985;Verrecchia, 2001) 。Glosten和Milgrom (1985) , Diamond和Verricchia (1991) 构建的理论模型证实公司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Graham等 (2005) 对美国上市公司400多个经理人进行的访谈和调查表明, 经理人具有动机进行自愿性披露以降低信息不对称。Marquardt和Wiedman (1998) 考察了管理层自愿盈利预测与信息不对称的关系后发现, 股票挂牌交易时自愿披露水平增加, 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如果公司披露政策选择的主要动机之一是降低信息成本, 那么相关的经验研究应该提供两者负相关的经验证据。Heflin等 (2005) 使用分析师对公司披露评级衡量公司披露质量, 检验结果表明高透明度的披露显著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Petersen和Plenborg (2006) 使用来自丹麦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公司自愿披露与信息不对称之间的关系, 检验结果与来自美国数据的结果相似, 公司自愿性披露变量与信息不对称变量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rown和Hillegeist (2007) 进一步考察了公司披露质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两种可能机制:改变知情投资者和不知情投资者的交易动机, 以减少知情投资者使用私人信息进行的交易;减小投资者发现和使用私人信息进行交易的可能性。发现公司披露质量和信息不对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主要是第二种机制所导致。Bhattacharya, Desai和Venkataraman (2007) 基于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 来考察了盈余质量对信息不对称的影响。研究发现, 在盈余公告期间, 当市场参与者更能预期到盈余相关的信息, 较差的盈余质量表现为较高的逆向选择风险和较低的流动性, 即证实低质量盈余的成本就是增大了盈余公告期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王华和张程睿 (2005) 首次利用我国新发行A股并上市的175家公司为研究样本, 研究发现信息披露与信息不对称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张程睿和王华 (2007) 以深交所考评中不及格和优秀等级的公司、沪深违规披露公司及其配对公司作为两组研究样本, 全面考察公司透明度对投资者交易行为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市场效应。两组样本检验结果一致表明, 低透明度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某些知情者诈取广大不知情的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温床, 并扭曲了资本市场的原有功能。

(二) 公司信息透明度与市场流动性

公司信息透明度对证券行为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对证券交易量 (Volume) 、证券买卖价差 (Bid-Ask Spread) 的影响。理论上公司披露可以降低市场中的投机行为, 改善市场中的风险分布, 推动股票的交易买卖, 提高证券交易量和降低证券买卖价差;公司披露可以降低投资者从事信息收集和评价的资源消耗, 降低投资者对公司特质信息的估计偏差, 增加股票流动性。Diamond和Verrecchia (1991) 在Kyle (1985) 模型的基础上, 构造了信息披露对股票流动性影响的模型, 分析发现信息披露能够改善做市商的风险, 从而推动股票的交易买卖, 公司披露作用于不同类型投资者而影响股票流动性。Hasbrouck (1991) 使用VAR价格冲击模型探讨了公司透明度与市场流动性, 验证了公司透明度与买卖价差、交易价格冲击呈正相关关系。由于信息非对称性导致的逆向选择成本使得公司股票流动性变差, 公司管理层需要加强自愿性披露来改善投资者关系, Kim和Verrecchia (1994) 研究指出, 对于披露水平高的公司, 投资人会认为其股票交易是按照公允价格进行, 从而增加公司股票流动性。

实证研究方面, Welker (1995) 指出, 投资者利用“价格保护 (Price Protect) ”避免逆向选择行为, 并利用1983年至1990年来自28个国家427家上市公司的1639个观测值为样本, 以买卖价差衡量市场流动性, 研究发现透明度最差公司比透明度较好公司的买卖价差高出近50%, 在控制盈余波动性、交易量和股价等因素后, 上述关系仍然显著, 有力地证明了公司透明度在促进资本市场流动性的积极作用。Healy, Hutton和Palepu (1999) 发现, 公司透明度持续稳定的提高, 提高了公司股票流动性与信用水平。Leuz和Verrecchia (2000) 对比了采用不同会计准则的德国公司股票流动性的差异, 发现那些采用国际报告准则的公司 (相对来说其自愿披露水平更高) 要比那些采用德国国内会计准则的公司 (相对来说其自愿披露水平较低) 其股票的买卖价差更小、交易量更高。Heflin, Shaw和Wild (2001) 检验发现, 公司增加信息披露内容后, 公司呈现较低的买卖价差及逆向选择成本, 高透明度公司吸引较多的流动性交易者及做市商, 导致公司透明度与市场流动性产生关联关系。Bhattacharya、Daouk和Welker (2003) 设计三个低透明度盈余变量后 (包括会计操控性、避免亏损和盈余平滑) , 研究发现, 随着盈余不透明度的增加, 公司股票换手率 (股票流动性) 随之下降。Moerman (2005) 使用二级贷款市场数据考察了公司透明度如何影响贷款交易买卖差价, 检验发现买卖差价与信息不对称程度正相关, 更重要的是, 借款人的会计稳健性降低了其对应的贷款交易买卖差价。然而, Espinosa, Tapia和Trombetta (2006) 以1994年~2000年间西班牙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发现公司披露与流动性的关系依赖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流动性概念的多重性;二是正确处理样本相关特征的经济技术方法。他们使用Amihud (2002) 度量“非流动性”的方法, 实证检验支持公司透明度与市场流动性成正相关关系。

基于我国证券市场, 张晨 (2007) 通过实证检验我国深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流动性关系后发现, 信息披露质量高的股票, 其信息不对称成分有明显减少, 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高透明度的信息披露可以有效地降低逆向选择成本和提高市场流动性。巫升柱 (2007) 对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水平与股票流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从静态来看, 自愿披露水平对股票流动性存在显著正面影响;从动态来看, 自愿披露水平正向变动具有流动性信息含量, 而负向变动则没有流动性信息含量;同时研究发现, 造成自愿披露水平负向变动与流动性无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不能排除市场上存在基于内幕信息交易。陈千里 (2007) 以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实证结果显示, 公司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有效提高其股票的市场流动性, 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缩小市场宽度来达到, 而对市场深度的影响不显著。利用市场微观结构的价差分解方法研究发现, 公司透明度提高市场流动性的机制在于有效减轻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程度。

(三) 公司信息透明度与IPO折价

新股发行抑价现象在世界各国的证券市场上几乎普遍存在, 且不同国家的IPO (Initial PublicOfferings) 抑价水平存在很大差别, 程度由10%到80%不等。Barry和Brown (1984) 的理论分析表明:透明度低的公司, 投资者会对公司股票赋予更高的预测风险水平, 所要求的风险溢价水平更高, 对这类公司的股票出价更低。依据这一主线, 在IPO过程中, 公司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严重, 投资者投资于新股的风险预测水平和要求的风险溢价会越高, 从而出价更低, IPO定价越低, IPO抑价水平越高。Rock (1986) 从非知情投资者逆向选择的角度出发, 提出了基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赢家诅咒”假说, 认为IPO抑价是对非知情投资者的补偿。Beatty和Ritter (1986) 发展了Rock模型, 引入了公司价值的事前不确定性来衡量信息不对称程度, IPO抑价水平随事前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 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 IPO抑价水平就越大。另一方面, Diamond和Verrecchia (1991) 的理论分析表明:公司如果提高信息透明度, 可以吸引来自大宗投资者的投资, 或者降低不同类别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从而增强股票的流动性, 降低融资成本。依据这一理论主线, 在IPO过程, 通过提高公司透明度可以使潜在投资者更愿意投资于公司, 从而新股发行方也就不存在动机在出售新股时提供折扣以吸引投资者, 从而降低IPO抑价水平。目前, 关于公司透明度与IPO折价的关系主要停留在理论或理论模型的研究, 而实证研究相对缺乏。Boulton, Smart和Zutter (2007) 考察了来自34个国家7306家IPO公司后发现, 具有较高盈余质量的国家, 其IPO公司存在较低的IPO抑价水平;总体来看, 在那些盈余质量较差的国家, 投资者对其IPO公司的估价更低。基于我国证券市场, 孔爱国和李哲 (2003) 利用我国A股市场不同时期 (1992年至2002年) 信息披露规则变化条件下的数据来检验Leland和Pyle信号模型 (资本结构信号模型) , Bhattacharya信号模型 (股利信号模型) 和多变量信号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披露越彻底, IPO的定价越合理。张雁翎 (2004) 研究发现, IPO公司盈利预测披露有助于降低一级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新股发行抑价, 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以新股低价发行作为投资者投资补偿的压力, 减少发行企业在抑价中的经济损失。王华和张程睿 (2005) 证明了投资者与IPO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分别与公司IPO筹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及总成本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公司IPO前信息越不透明, 越将承担更高的筹资成本;IPO前提高公司透明度有利于降低其IPO筹资成本。齐祥芹和罗俊 (2006) 以2004年37家中小板IPO公司为样本, 研究信息披露质量对IPO抑价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控制相关因素后, 信息披露质量对IPO抑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 二者存在负向关系, 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IPO抑价程度越低。

(四) 公司信息透明度与权益资本成本

公司透明度对资本资产定价机理的影响, 目前具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信息风险观 (Information Risk) 。该观点认为, 高质量披露有助于减少不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降低交易成本, 增加股票需求, 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Merton (1987) 指出, 当公司信息披露无法达到要求时, 投资者对该公司的股票进行估值时将要求信息风险溢价, 从而会增加公司的筹资成本。Easley和O’Hara (2004) 在其多资产理性预期均衡模型中分析了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风险) 所带来的后果, 因为股票具有不同的公开与私有信息的成分, 私有信息知情投资者能够改变其投资组合的权重以利用新信息, 从而增加了非知情投资者的持有风险。这一信息风险是系统的、不可分散的, 因而非知情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作为补偿, 在均衡点, 要求的回报受到私有信息的程度和公开信息的精确度 (质量) 的影响。二是估计风险观 (Estimation Risk) 。该观点认为, 高质量披露有助于减少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可以降低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收益进行预测时的不可分散的估计风险, 降低投资者对股票所要求的报酬率, 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Brown (1985) , Thompson (1990) , Clarkson等 (1996) 等指出, 估计风险是指投资者面临的回报或现金流产生过程中的参数的不确定性。参数的不确定性倾向于减少回报的可预测性, 通过其对投资者信念的影响以及随着投资者对经济认知的增加而带来的价格的演变, 影响了特定时点的股票均衡价格 (Lewellen和Shanken, 2000) , 可能导致公司筹资成本提高。而Bushman等 (2001) 进一步指出, 财务信息除了通过降低投资者的估计风险和提高证券流动性来降低外部融资成本之外, 还具有公司治理的功能, 即约束管理者的决策以减少其对投资者进行利益侵占的行为, 缓解代理问题, 使投资者调低所要求的报酬率, 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实证研究方面, Botosan (1997) 研究发现, 对于较少分析师跟踪的公司, 其信息透明度与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相关, 其影响程度显示一单位披露水平的差异导致近28点 (Point) 权益资本成本的差异。Botosan (2000) 在进一步扩大样本的基础上, 考察不同类型的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 分析师跟踪较少的公司其权益资本成本与前瞻性信息和关键非财务指标的披露数量负相关, 分析师跟踪较多的公司其权益资本成本与历史信息的披露水平负相关。Botosan和Plumlee (2002) 再次将样本扩大到多年度的跨行业公司, 采用古典股利模型估计资本成本, 研究发现权益资本成本随着年度报告披露水平而降低。Hribar和Jenkins (2003) 考查了报表重述 (Statement Restatements) 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研究发现, 报表重述后的权益资本成本平均相对增长7%至19%。Bhattacharya等 (2003) 对34个国家1984年~199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发现, 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 盈余不透明度的增加与权益成本的增长显著正相关。Hail和Zurich (2002) 选择强制性披露较少而自愿披露较多的瑞士交易所上市公司为样本, 以披露指数度量公司透明度, 研究发现公司透明度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Francis等 (2005) 考查了权益资本成本与七种盈余质量属性的关系, 研究发现, 从单个分析来看, 盈余质量低的公司比盈余质量高的公司存在更高的权益资本成本。进而, 以当期应计对现金流量回归残差的标准差来计量应计质量, 研究发现, 低应计质量与更高的权益成本相关, 投资者能对应计质量进行定价。然而, Cohen (2003) 研究发现, 在控制与披露政策选择内生性后, 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与权益资本成本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我国关于公司透明度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透明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汪炜和蒋高峰 (2004) 运用2002年前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516家公司数据, 检验发现公司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其权益资本成本。曾颖和陆正飞 (2006) 以深圳交易所A股283家公司为样本, 采用剩余收益模型计算公司股权融资成本, 分别以披露总体质量与盈余披露质量衡量公司披露质量。研究发现, 披露质量较高的样本公司其边际股权融资成本较低。黄娟娟和肖珉 (2006) 以1993年~2001年实施增发配股公司为样本, 采用Bhattacharya等 (2003) 的方法来衡量公司透明度, 发现盈余透明度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而且还发现公司权益成本不仅受到公司前一年, 而且还受前四年盈余透明度的影响。罗伟岭 (2006) , , 余建耀 (2006) 研究发现自愿性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存在高度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陆颖丰 (2007) 采用深交所信息披露考核结果作为信息透明度的衡量指标, 用GLS模型计算权益资本成本, 研究发现, 2001年~2002年深市上市公司透明度越高, 其权益资本成本就越低。这说明公司透明度的提高对公司资本成本具有明显的降低效应。雷东辉 (2007) 研究发现, 信息披露水平较低、股权分置程度较严重时, 则权益资本成本会相应较高。于李胜和王艳艳 (2007) 则从信息风险的角度出发, 以应计质量作为信息风险的代理变量, 分别采用CAPM单因素和三因素模型及GLS (2001) 模型计算权益资本成本, 研究结果均表明:整体应计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但都是从横截面角度论证的, 也没有论证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是否成立, 而吴文锋等 (2007) 则从时间角度比较了公司信息披露考核评级变化前后的资本成本变化。结果发现, 2002年至2004年度深市公司透明度的提高并没有降低股权资本成本, 由此导致提高公司透明度无法增加流动性和降低风险, 这表明提高公司透明度来降低资本成本的前提条件无法成立。

(五) 公司信息透明度与债务资本成本

公司透明度与资本成本另一个研究视角是基于债务成本的研究。Sengupta (1998) 首次以1987年~1991年曾发行债券的公司为样本, 研究发现财务分析师对公司披露等级越高的公司, 其债务发行成本越低, 这说明详细而及时的披露有助于借款人和保险商对披露企业的违约风险的理解。Ahmed等 (2002) 发现, 在控制了公司债务成本的其他决定因素后, 会计稳健性 (Conservatism) 与更低的债务成本相关, 会计稳健性对于减轻债券持有人和股东之间的冲突及降低公司债务成本具有重要作用。Mansi, Maxwel和Miller (2004) 考察了分析师预测特征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后发现, 分析师跟踪数量越大、更准确的预测精度、较少的预测分歧, 债务资本成本更低。Nikolaev和Lent (2005) 认为, 由于内生性偏误的存在, 将导致理论上所推导的公司透明度与债务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再可靠。他们以美国100家上市公司的358个观测值为样本, 以Sengupta (1998) 的模型进行了研究, 验证了其推断。Zhang (2005) 检验了会计稳健性对于贷款人和借款人的事后和事前收益, 其研究结果表明贷款人为更稳健的借款人提供更低利率的贷款。Moerman (2006) 研究发现, 更稳健的财务报告降低了与债务协议相关的信息成本, 并提高了二级市场交易的效率。Gu和Zhao (2006) 考察了信息准确性与债务成本的关系, 结果表明, 更准确的公共信息和私有信息与低债务成本相关。这与以前在权益市场发现更准确的私有信息存在更高的权益成本的结论不同。Bauwhede和Gent (2007) 以美国1999年至2003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直接检验了条件 (Conditional) 和非条件 (Unconditional) 会计稳健性对债券评级 (债务资本成本的事前度量) 的影响, 研究发现具有更高条件 (非条件) 会计稳健性行业所在公司比那些更低条件 (非条件) 会计稳健性行业所在公司债券评级显著更 (较少) 受欢迎, 因而债务资本成本更低 (更高) 。Kiefer (2007) 以1998年至2005年间, 奥地利、德国和瑞士转而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的公司为样本, 考察了采用IFRS对债务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这些样本公司在采用IFRS的两年后, 公司债务成本明显降低。基于我国证券市场, 于富生和张敏 (2007) 首次以深市部分A股公司为样本, 研究发现样本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债务成本越低。

(六) 公司信息透明度与投资效率

从理论角度上看, 公司披露降低了信息不对称, 从而在两个方面提高了投资效率:降低了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因而降低了公司的融资成本;降低了投资者和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因而降低了股东监督经理的成本, 因而提高项目选择。Lambert, Leuz和Verrecchia (2007) 的研究也表明提高公司透明度可能提高公司投资效率。特别是, Bushman和Smith (2001) 通过独立出财务会计信息影响投资、生产力和公司价值增值的三个渠道, 指出会计信息被广泛使用于:确认了有前途的投资机会;约束经理将资源投向好的项目, 而不是投向有利于经理的项目, 并阻止偷窃行为;减少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尽管现有的理论支持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可能提高公司投资效率, 但存在较少的实证证据支持这些论断。Wang (2003) 以1967~2000年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 没有区分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 研究发现, 行业和公司层面的投资效率与公司透明度显著正相关。Durnev等 (2004) 运用边际托宾Q比率度量投资效率发现,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股价里包含的公司特质信息与公司投资效率显著正相关。而Risberg (2006) 以9个欧洲国家1990年至2003年上市公司为样本, 运用边际托宾Q比率度量公司投资效率, 结果发现盈余及时性和投资效率间的关系是呈先凸后凹的形状。Bushman, Piotroski和Smith (2006) 对公司是否从损失项目中迅速撤出资本特别感兴趣, 其考察了那些会计制度以更及时地确认经济损失为特征的国家中, 该国公司是否对通过减少资本流向新的投资所导致的投资机会的减少而做出更快的反应。他们的结果支持其假设, 并表明该影响在所有权更分散的国家更强。Biddle和Hilary (2006) 考察了会计质量怎样影响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 , 发现在美国高会计质量与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有关;而在日本高会计质量与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无关。他们认为该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 在美国更多的资本是通过与不拥有私人信息获取渠道的投资者进行独立交易所提供的, 但其并未直接检验这个解释, 此外检验并未区分贷款人获取私人信息的能力和他们一旦提供资本后监督经理的能力。Verdi (2006) 利用1980至2003年间49543个公司年观测值的样本, 发现财务报告质量与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都成负相关。进一步研究指出, 财务报告质量与受融资约束公司的投资不足和具有大量现金结余公司的投资过度的关系更强, 这表明财务报告质量缓解了因逆向选择和代理冲突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环境较差的公司, 财务报告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更强。现有理论研究推测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影响外部融资成本, 由此影响公司融资资助其成长机会的能力。一个实证意义是公司披露通过消除其外部融资限制, 由此使资本流向正NPA项目, 能够帮助公司成长, Khurana, Pereira和Martin (2006) 利用美国公司1984年至1994之间的横截面数据考察了公司披露政策和外部融资成长率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 公司披露的分析师评级与通过外部融资支持的公司成长性呈正相关。更进一步地, 当从拥有私人信息的银行获得贷款和银行能够直接约束投资时, 预期融资摩擦降低, Beatty, Liao和Weber (2007) 考察了私人信息和监督怎样同时影响投资与内部现金流敏感性和会计质量在减少这种敏感性中的作用。他们发现, 对于融资受约束和不受约束的公司, 直接限制资本支出的契约也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对投资支出的负面影响。他们提供的证据表明, 银行获得私人信息降低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而且也降低了会计质量在降低该敏感性方面的重要性。杨丹等 (2007) 从会计稳健性原则的角度出发, 以全面实施“八项资产减值准备”的2001年为时间起点, 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数与投资支出的关系, 研究表明, 在运营环境不利的条件下,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司有减少投资支出的倾向。这说明稳健的会计具有约束过度投资的作用。

(七) 公司信息透明度与公司价值 (或绩效)

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 导致证券市场产生“次品车效应”, 资质优良的上市公司面临“价值折价”问题。因此, 提高公司透明度应成为提升公司价值的一种理性选择行为。Bowman和Haire (1975) 以五年平均ROE (资产收益率) 为指标衡量公司财务业绩与自愿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 发现二者显著正相关;Preston (1978) 的实证检验则以截面数据为对象报告了本期ROE与公司自愿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然而, Cowen (1987) 却发现, 如果考虑到前期财务业绩对当前财务业绩的影响, 本期财务业绩与公司自愿披露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变得不显著。Camferman (1997) 对1945年至1983年在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年报自愿性披露部分进行了实证检验, 发现早期公司自愿信息披露质量随着财务业绩 (ROE) 的上升而上升, 当逼近“门槛”时自愿披露质量会下降, 业绩“门槛”由投资者的业绩预期决定, 这意味着公司自愿披露质量实际上由投资者预期决定。Camferman用前期ROE的方差来近似测度业绩“门槛”, 发现其与自愿披露质量负相关。然而, 如果公司当前或可预见的未来有配股或其他筹资行为, 上述关系将变得不显著, 这说明投资者“预期”将会对公司自愿披露质量与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Patel和Dallas (2002) 对S&P500指数的样本公司披露进行评分, 得到了透明度增加与公司系统性风险负相关的经验证据, 同时研究还表明, 信息披露评分较高的公司, 其市价/账面价值比 (P/B) 也较高。Rahman (2002)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考察了信息披露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认为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和信息披露构成一个公司治理结构的联结框架, 公司信息披露程度提高有利于激励相容, 形成外部经理市场压力和声誉激励实现外部治理。另一条研究主线是信息披露度与公司价值关联关系的研究。Wesley (2004) 通过构建自愿信息披露指标, 对拉美三国信息披露增量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 检验结果表明, 信息披露程度越高, 公司价值越高。林有志和张雅芬 (2007) 以2003年至2005年台湾上市公司为样本, 以“信息披露评鉴系统”的评价结果为信息透明度的代理变量, 以会计绩效及市场绩效分别衡量经营绩效, 实证结果发现当信息透明度较高的公司, 会计绩效及市场绩效的表现均优于信息透明度较低的公司。

从国内研究看, 对于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关系方面的研究并多见, 尚处于研究起步阶段。张宗新等 (2005) 利用深沪交易所1998~2003年上市公司的数据, 编制了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 证明了信息披露增量与公司托宾Q值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白重恩等 (2005) 证实公司透明度高的公司其公司价值也越大。张宗新和朱伟骅 (2007) 应用信息经济学构建公司信息披露的“声誉投资”模型, 对公司透明程度提高对公司价值提升进行理论推理, 论证“好”公司为避免“次品车”效应造成的“价值折价”, 有动力进行多披露信息。他们利用2002年至2003年我国证券市场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显示托宾Q与公司信息披露增量之间显著正相关, 采取积极信息披露策略的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相应较高, 而信息供给程度低的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相应较低。游家兴和李斌 (2007) 从会计信息系统和组织结构复杂性两个维度, 建立了一套客观反映公司透明度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以此考察公司透明度对总经理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敏感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公司信息透明度越高, 总经理因业绩下降而被更换的可能性越大。这表明, 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投资者甄别管理者经营水平的高低, 而且可以强化董事会对总经理的监管机制, 从而增进了公司治理制度安排的效率。张宗新等 (2007) 采用深交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评级作为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代理变量, 以Jensen指数、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及总资产周转率作为公司绩效代理指标, 检验了2002年至2005年深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 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内在关联性, 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市场价值和财务绩效具有重要导向效应。

三、结论与启示

基于国外成熟资本市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公司信息透明度可以降低证券市场发行与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 降低公司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成本, 提高公司投资效率, 促进公司的可持续成长, 进而提升公司价值。在证券市场日益发达, 证券化程度大大提高的背景下, 财务会计信息必然带来更为广泛的经济后果。因此, 促进和规范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行为, 提高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 降低信息弱势群体 (如中小投资者) 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导致证券市场的错误定价及资本资源的低效配置成为我国证券市场改革的当务之急。目前我国关于公司透明度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经验证据较少, 未来的研究方向是研究公司信息透明度与信息不对称、股票的流动性、公司成长性、公司价值和国民经济增长等之间的关系。

摘要：公司信息披露及其透明度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决定因素。本文分析了公司信息透明度对信息不对称、市场流动性、IPO折价、权益资本成本、债务资本成本、公司投资效率、公司价值 (或绩效) 等资源配置效率因素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 对相关实证证据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以期为丰富公司透明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