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权的双重结构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政治军事

从主权的双重结构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政治军事（精选3篇）

从主权的双重结构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政治军事 第1篇

一 主权、人权、霸权的三元互克 1999年在中国内外发生了好几件政治大事，件件都与主权有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国家的主权？ 主权涉及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与此对应，理解主权的关键存在于两组关系之中。它们分别由三种相反相成的基本元素构成，但又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一组关系表现为主权、产权、人权的三极之道，是现代国家的法治主义体制的基础。另一组是主权、霸权、人权之间的互克关系，使国际秩序呈现出流动性。这里主要讨论后面一组关系；但首先需要对我通过这样两组关系来分析主权的基本图式进行一些简单的说明。众所周知，在西欧，国家权力现代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促进绝对主义君主制产生的阶段。绝对君主通过消灭中世纪的封建贵族和领主阶层以及多元并存的中间共同体（例如氏族、基尔特）的身份关系而掌握了统一的支配权。然而，主权在把个人从封建制身份关系的各种权力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使分散的个人不得不与一个垄断了所有权力的强大国家直接对峙。为了防止绝对君主滥用国家权力，需要加强议会的权力，同时还需要为个人提供足以安身立命的自由空间，于是，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有土地和房屋──神圣不可侵犯的产权，就取代身份共同体而成为个人自由的堡垒。在这个意义上，绝对的产权观念是与人权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是对绝对君主的主权观念的制衡。一个是属于私法领域的产权，一个是属于自然法领域的人权，这两者的结合导致了绝对君主制变成限制君主制，国家权力的行使因而得到适当的监督，这正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制度设计的核心原理。也可以说，从1689年的英国权利法案到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这一百年间，主权实际上已经逐步被赋予了双重性：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既是普遍主义的，又是特殊而具体的。在国际社会，围绕主权展现了另一组相生相克的关系。按照经典的主权概念，民族国家是一切权力的集装箱，此外并无更高的权力。因此，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力较量，这样的国家竞争更符合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描述的「万人对万人的战争状态」。为了以理性来控制互相残杀的烈度，为了实现和维护和平，国际法的设想应运而生。在现代国际法的奠基之作《战争与和平法》中，格劳秀斯（Hugo Grotius）虽然也指出主权者的关系不同于私人之间的关系，但基本上还是以国内法（特别是罗马法）为模式来建构他的国际法体系的。霍布斯更明确指出，各人通过社会契约把大家统一于唯一的「人格」之中，这就是国家；国家不妨称之为巨大怪物「利维坦」，其人格由主权者承当。后来的国际法学者也采取了同样思路，把国家拟人化，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等于处在自然状态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从马尔腾斯（Georg Friedrich von Martens）开始，国际法学的实证主义理论提出了与个人的自然权对应的「国家的基本权」的概念，从而使主权在国际社会获得了与国内法体系中的人权不相上下的地位。因此可以这么说：国际社会中发生的侵犯主权的行为，与国内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同样是违反法律和正义的。现代法治的精神要求国家以制度化的方式来防止主权蹂躏人权的事态，而在国际关系方面，问题则转换成如何防止霸权蹂躏主权。所谓霸权是指某一中心国家在军事、政治、经济以及资源等各个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由于生产效率极高，只要扩大自由贸易它就可以获得最大利益；由于文化感召力大，只要广泛传播就可以改变社会的话语和合法性基础。当然，霸权国家的行为并不总是那么文质彬彬的。称霸过程本身其实也充满了私欲、暴力、谎言以及阴谋。根据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历史研究，在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过程中，以兼有物质霸权和文化霸权为标准来衡量，真正可以称得上霸权国家的不外乎十七世纪中叶的荷兰、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以及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弱小国家只有凭借两种机制才能与霸权国家的利己主义行径相抗衡：（1）在现实的政治游戏中「以夷制夷」，通过纵横捭阖达到势力均衡并藉以拓展生存空间；（2）在国际纠纷处理的过程中「据理力争」，通过法律手段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来保障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显而易见，自冷战结构崩溃之后，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使前一种机制所起的作用在现阶段已经微乎其微了。剩下的主要是后一种机制，在这里，国际法上的主权原则是限制霸权的重要制度化装置。但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和国际新秩序的战略概念表明，主权原则正在被修改，国与国的关系似乎将要被溶解到无国界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这种全球一体化的情景彷佛是欧洲现代国家体制形成过程在全世界的规模上的重演，所不同的只是：现在被解体的不是中间共同体的权力结构，而是主权国家的权力结构。其结果，从主权国家解放出来的分属不同种族和文明圈的个人假如不是回到中间共同体（包括地方政府）之中去，那就只有分别直接面对某个支配全世界的巨大权力。在这种状态之下，国际正义的实现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权的国际共识以及霸权国家的自制和反思。如果资源不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分配，如果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之间可以互相通约而趋于一致，我们当然愿意看到天下大同的盛况。然而，这是现实可行的吗？ 当人们真正彻底地贯彻自由立宪主义时就会发现，再仁慈再开明的霸权，只要它处于占绝对优势而不受外部限制的状况，可能出现的弊端决不会少于一个仁慈而开明的绝对主权者所引起的弊端。当然，推行民主政治的霸权国家比推行专制政治的霸权国家更容易得到广泛的认可，但是一国人民的选择怎么能够与全球性的选择挂，这在政治学和法学上都是个大难题。国际正义的标准究竟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弱者服从强者？文化和价值观有没有可比性？如果得不出肯定的回答，那么显然分疆而治的主权国家体制比全球一体化的体制更能有效地实现人类的和平共存。概括起来，国家体制的现代化在逻辑上主要采取了以下步骤：为瓦解封建身份制而建立绝对主权，为限制主权的滥用而强调人权，为保障人权的实现而巩固产权。在国内，限制主权行为的是法治主义的制度设计。在国外，为了协调主权的相互关系需要国际法，国际法体系中主权的地位相当于国内法体系中人权的地位。然而，当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超越国界、形成世界性竞争巿场之后，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金融政策和贸易关系的协调等都要求一种高于民族国家的管理机制。但问题是：由谁来提供这种「公共财」（public goods）？怎样防止国家的「搭便车」行为或者任意进行「公共财债权回收」的行为？事实上，在防止地球温室化、禁止核武器、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美国只顾本国利益的不负责任的种种表现已经让许多有国际性、有良识的自由主义者感到失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霸权削弱主权并以人权作为合法性根据、人权借助霸权来促进主权的自我变革、主权以抵制霸权为理由来限制人权活动、人权的法理本身却并不足以限制霸权以及新一轮争霸竞赛的极其复杂的局面。二 巿民社会与民族国家 为了进一步疏理上述两组三元互克的关系和摆正主权的位置，还有必要深入考察现代国家体制的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前面我已经指出主权具有辩证的双重性，它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既是普遍而抽象的，又是特殊而具体的。为甚么会这样？答曰：因为产生主权概念的西欧社会本来具有分裂的封建国家与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双重结构。当欧洲各国扫荡割据势力、集中政治支配权，进而确立起在一定国界内的主权统治的体系之际，基督教世界一方面构成了超越国界的巿民社会乃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也不断诱发各个主权国为争取支配整个欧洲或基督教世界的霸权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以教会组织为纽带的巿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导致主权的载体由绝对君主转变为自由的巿民以及全体人民，从而使民族国家在法律形式上势必具有民主主义的倾向。与此同时，争夺霸权的战争则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权力结构。例如，为了维持军事开支、提高资源的动员力以及更有效率地组织战争手段，国家不得不加强集权化和合理化，并通

从主权的双重结构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政治军事 第2篇

一、中国古代悲剧意识中的“礼”

窦娥所在的时代,是一个注重“礼”的封建社会,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当渺小的个人愿望和追求与“礼”产生冲突时,就会被迫牺牲个人而完“礼”,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和窦娥“作对”的原因。

窦娥因为父亲欠下巨款不得不被抵押给蔡婆当童养媳,蔡婆对窦娥不好,但是在“礼”法的教导下,窦娥不能有任何怨言。这里的对比也使整部戏剧悲剧效果缩小,遇到一个凶狠的婆婆,怎么能不说是命运的安排?在遭到张驴儿陷害她时,即使遭到刑讯逼供也没有妥协,但为了不让蔡婆受刑,终将死罪一人包揽。窦娥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她首先想到的竟然不是自己的含冤受屈,却担心婆婆看到自己此时的样子伤心难过。作为观众来看,蔡婆这个角色是可恶的,根本不值得同情。不论蔡婆怎么样折磨窦娥,窦娥都必须对她尽孝,窦娥对于自己坚持的信念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她全身心地将自己投掷其中,窦娥是一个尽忠、尽孝的好女子,她的死,竟也是因为尽忠、尽孝,这是《窦娥冤》的深层悲剧。

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从本质上分析,也是一种民族心态的呈现。在怎样的社会文化风尚之中,就会孕育与此相同的文学作品,它们共同具有一个特点,即是对民族文化的反思。纵观世界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他们的悲剧作品都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不同地域的文化风格,就能产生不同的悲剧意识。归根结底,民族文化中呈现出的价值观,会导致悲剧的形态和表现的艺术形式。关汉卿接受的教育,是中国古代传统礼文化,他不可能抛开文化本身来进行创作。[2]人们的思想、行为、说话的言语,都被严格地控制在礼文化之中,在这种约束中,“礼”就成为了人们心中的镜子,不用去怀疑它的合理性,更成为不能跨越的雷池。包括关汉卿在内的知识分子,不论在悲剧或是其他的艺术形式之中,都会加入“礼”的成分,成为一种艺术表现的媒介。

二、中国古代悲剧意识中的人生意义

人生在世,无论是谁,都离不开“分离”的苦恼。[3]正是因为有分离,人类才更加注重追求生命的意义,为什么而活,该怎么活,成为生命中的焦点。戏剧中的悲剧,“分离”成为追求人生意义的启迪。

纵观东西方悲剧文化,可以很明确地得到悲剧这一艺术形式真正的目的,就是引导观众探讨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生命是人最宝贵的财富,没有生命,何谈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但是反过来,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却并不会依赖生命本身。生命的意义,也是哲学家们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生命的意义也是抽象的,但是放在戏曲中,就会更加容易被理解。在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的过程里,需要解决很多困难,击败很多挫折,它们的名字,就叫做现实。人生的意义,就在击败这些现实的过程中实现,要争取跨过这条鸿沟,所以人的一生,都处于不断的抗争和奋斗之中。

一个悲剧人物的演绎,就是在演绎永恒的现实冲突,这个冲突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或个人意志来解决。在《窦娥冤》中,窦娥以自己的遭遇、痛苦、抗争甚至生命,只为证明生命的终极意义以及她短暂在世的价值,以此来唤醒观众的觉悟,使他们去思考、认识、确立人生中的追求,追问人生的价值。

中国古代的悲剧,引导观众追问自身生命的意义,往往是通过伦理道德方向,展现人性的光辉。人生价值的高低,从另一方面讲,也就是个人伦理道德的高低。我国古代尊崇贤德,贤德成为人们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伦理道德与人生有着密切的联系,伦理道德是人为制定的一套标准。人生中的变数,对于悲剧作品来说是种戏剧冲突,但是伦理道德之于悲剧作品,一旦人为定制的标准发生变化,对于悲剧作品来说,就会产生致命的影响。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古代悲剧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昙花一现。

三、结语

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离不开“礼”的约束,建立在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启迪之上,创作的目的也并非单纯地描绘一个悲剧,这也是西方悲剧艺术望尘莫及的原因。

摘要：以《窦娥冤》中的冲突写作手法来看,古代悲剧的表现手法是个人的主观愿望与现实世界相矛盾而引发的与个人主观愿望相背离而产生强烈的对比式的道德悲剧。文章围绕这一表现形式展开讨论。

关键词：《窦娥冤》,双重结构,悲剧意识

参考文献

[1]艳春.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解读《窦娥冤》[J].语文建设,2015(02).

[2]刘利.中国古代悲剧意识及其文化根源[J].美苑,2008(03).

从达沃斯看中国与世界的新常态 第3篇

地缘政治与文明的冲突改变世界格局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世界新格局”，地缘政治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议程中的重点。年会召开前，在巴黎出现的恐怖主义事件，又使得这一议题显得尤为重要。

在年会上，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以及美国国务卿克里纷纷发言或者参与对话，他们谈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地缘政治以及如何应对恐怖主义的攻击。阿巴迪在大会发言中明确指出，当前中东的局势极其复杂，已经不能够用简单的文明冲突来描述，而已经演变为极端主义分子如伊斯兰国（ISIS）等组织与主流穆斯林社会的冲突。因此，稳定中东，同时动员中东以外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伊斯兰国家主流政治势力共同应对穆斯林极端主义集团，是全球应对极端恐怖主义分子的一个重要举措。

换句话来讲，出现在巴黎街头的恐怖主义事件，不能简单地用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对立来解释和应对，德国式反对西方穆斯林化的运动，在我看来完全搞错了方向。伊斯兰国家内部的分歧可能还大于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分歧，如果这个重点抓不住的话，那么矛盾将更加激化，恐怖主义事件不仅得不到控制，反而会不断地蔓延。2015年1月发生的日本人质在中东受害事件，我想也是反映了这一特点，因为从宗教上来讲，日本与穆斯林世界的冲突并不是最直接的。

乌克兰危机也已经沁入世界经济论坛的许多话题中。我参加的一个早餐会，就是关于俄罗斯在经济上如何应对乌克兰危机的，参加者高达数百人，其规模之大、参会者之踊跃，在达沃斯的闭门早餐会中很少见。参会者包括来自以色列、南非、美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各方人士，俄罗斯的组织者希望从以色列和南非应对国际制裁的实例中获得一些有益的经验，但是其他国家与会者的基本观点是，俄罗斯此轮危机属于在劫难逃，其经济未来将会进一步下滑，但俄罗斯当局对于这一形势的估计严重不足。我是会场上唯一来自中国的代表，在最后阶段的发言中，我强烈建议俄罗斯政府必须加强与东方国家的经济合作，以此来部分地缓解其经济困境。

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虽然比之几年前明显下降，但是总体上讲，大会参与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相对乐观的。尤其是李克强总理在此轮年会最重要的黄金时刻发表的演讲中有不少新意，他运用了参会者所熟悉的欧洲谚语、达沃斯的转型经历和“速度、平衡和勇气”等滑雪的基本要领，来形容中国坚定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决心，起到了非常好的沟通效果。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一轮论坛上，参会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度逐渐被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所取代，因此，关于中国经济本身的一些会议，比如我参加的中国经济前景的午餐会上，参与者的讨论并不如往年那么热烈，也许大家认为中国经济的风险基本可控。但是在其他的讨论会上，大家都会不自觉地讨论中国经济的问题。比如在印度经济发展前景的讨论会上，几乎每个发言人都要讲中国，中国成为印度发展改革最重要的标杆及驱动力。

顺便说一下，从各种关于印度的探讨以及与印度参与者的对话中，我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印度的此轮改革有相当大的可能会成功。从参会者的各种反应来看，印度新总理莫迪的确是一个比较有干劲和执行力的改革者，而且，与当地传统的政治精英不同，他是比较接地气的。据说他的英语不是很好，他更习惯于用印地语演讲。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必须加强对印度的关注，中国企业家也应该多关注印度市场的发展。

世界经济格局的板块化

达沃斯论坛召开期间，欧洲央行正式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在力度上还略微超出之前的预期，欧洲经济正在出现重要的转折。参会者基本的观点是，量化宽松政策对欧洲经济的恢复是有好处的，但是它也会带来欧洲内部政治上的一些分裂。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欧洲央行的政策相当不满，认为宽松政策走过了头，会阻碍欧元区一些国家的改革进程。德国作为欧洲的老大，在宽松政策实行的过程中似乎并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而是在抱怨。

另外，很多参会者认为，欧洲和日本的央行在推行宽松政策，英国、美国的货币政策正在逐步收缩，而瑞士放弃了对外汇的管制，这一切将带来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大波动。也许世界金融新常态的一个特点就是汇率的大规模波动，即美元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其走势与其他主要国际货币将出现分离。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事实上应该有很好的机遇，因为人民币作为比较稳定的、影响力逐步上升的货币，能够给各国投资者提供新的选择。

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讨论是否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一揽子货币中。从各种实际情况来分析，人民币理应成为IMF一揽子货币的组成部分，IMF本身也非常支持这一改革，问题主要出在美国，届时就看美国财政部有没有度量允许人民币加入一揽子货币。若其明确表示反对，这将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单边主义和霸权思维在延续。美国即使在这一问题上赢得胜利，也将失去作为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导者的威信。

世界经济的新板块由英美等短期内恢复较快的经济体、俄罗斯等深受资源价格下降以及地缘政治影响的慢速增长的经济体、欧洲这一逐步恢复的经济体以及中国这样仍然处于稳健上升态势的经济体组成，这就是世界经济板块化、多元化的最新格局。

科技改变社会

此轮世界经济论坛尤其关注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比尔·盖茨夫妇在一个对话中特别强调用科技帮助落后地区脱贫。由于有了优良的作物种子如耐旱的玉米种子和低价疫苗的推广，婴儿死亡率、儿童夭折率大幅下降。他们特别强调，减贫的最大贡献者是中国，并借此表达了对中国持续发展前景的乐观态度。比尔·盖茨表示，过去30多年来，发达国家总是讲中国这不行那不行，但事实总是证明他们错了，中国在不断发展。未来中国只要能保持5%的经济增长，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包括减贫的贡献仍然会是巨大的。

本届论坛还专门请到了来自脸谱、微软、谷歌、沃达丰的老总畅谈世界格局。他们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科技的发展在改变普通大众参与政治的行为，未来政治将会更多考虑普通民众的感受。

在另一个对话环节中，特别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在达沃斯的几位专家与来自世界四个地方的年轻人通过视频进行对话，效果非常之好。来自于马德里、菲律宾、突尼斯的几个年轻人与现场的资深专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从年龄到观点上都相当不同。由此我想到，再过几年，世界经济论坛的组织形式有可能将出现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很多的讨论环节将由场外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参与，世界经济论坛将不再完全是一个精英聚集的所在，而有可能成为更包容年轻人、更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讨论世界经济政治重大问题的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