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僧侣管理制度浅析

中国古代僧侣管理制度浅析（精选7篇）

中国古代僧侣管理制度浅析 第1篇

浅谈中国古代社会管理

一个事物的发展史，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大背景下形成，中国古代管理也不例外。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上的思想、特征，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决定的。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大致看来，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其一，农业经济为主导；其二，政治组织发达，较早形成了系统的社会等级秩序；其三，国家政权在强制和主宰社会秩序的同时，非常注重思想改造；其四，强调政教分离，严禁宗教干政。中国社会是较早地超越了宗教的社会，社会团体不会屈从于神界，世界观也主要不是通过崇拜仪式来维系；其五，以“家长制”为基础的家族管理制度成为了基层社会自治的基础。此外，从公共道德的层面来考察，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较为缺乏公共精神，这也是一个重要特征。

二、管理与社会管理

管理是随着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诞生而产生的,它最初只限于生产、军事等方面,后来由于国家的出现,管理才逐渐发展起来。一般来说,所谓管理就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有意识地利用这种社会关系或创设新的社会关系以实现对人和物加以调控、配置、组织和规范的一种活动。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和纠正社会失灵的过程。

社会管理在广义上，是由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在狭义上仅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权力部门授权对不能划归已有经济、政治和文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进行的专门管理。

三、我国古代社会管理思想

(一)我国古代各时期的社会管理思想

1、先秦时期的社会管理思想

在这一时期，社会管理与行政是融为一体的，只有将管理寓于行政之中，才能实现统治者的统治目标。因此，行政管理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实践形式。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诸子百家的思想就是先秦时期社会管理思想的集中体现。道家倡导“无为而治”的自然管理观，其核心管理理念围绕“道”展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万物的本源，是永恒存在的，是社会管理的根本。只有遵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管理思想，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儒家主张“为政以德”、“以和为贵”，“仁政”是其治国方略的核心，“天下归仁”是其管理的最高目标。在社会管理实践的过程中，只有采用“克己复礼”的方法，才能实现“和而不同、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反对礼治，认为只有以法为本，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统治目的；同时，他们提出了“因时变法”，主张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世道的变化而变化的。墨家则提出了“兼爱”、“非攻”的管理思想，强调要实现政治管理的最高境界，就必须统一思想，保证上下“相通”。

2、秦至唐朝的社会管理思想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以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为目标的行政管理思想日臻完善，统治者进行社会管理也是为实现大一统服务的。这一时期社会管理思想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秦汉时期、三国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之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政权。为了适应政治集权的需要，秦朝对社会领域实行严格的集权管理，“书同文、车同轨”便是这一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汉承秦制，西汉初年，统治者主张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社会管理方式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的全面发展；汉武帝时期，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针，社会管理再次向集权管理方向发展。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的第一个长久分裂期。这一时期，战争频繁，社会混乱。因此，在社会管理领域强调“礼法相济”、审时度势，主张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进行不同的社会管理，以争取早日再次实现大一统，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

隋唐时期，经济的繁荣为社会管理的不断创新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兴盛。隋文帝吸取前人教训，主张进行廉政建设，并对法律、军事、政治等多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到了盛唐，社会领域“依法管理”的思想开始盛行，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整个中国社会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3、宋至前清的社会管理思想

宋明理学的兴起，至南宋朱熹达到顶峰，形成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社会管理思想体系。“存天理，灭人欲”主张通过去除人的私欲、明理见性来解决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元朝推行的行省制度不仅是我国政治制度和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的一次重大革新，同时也对我国社会管理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得以郡县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管理向以行省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管理转变，开启了中国地方社会管理的新篇章。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康乾盛世”迫使我国首次面临人口膨胀的危机。洪亮吉提出的天地调剂之法，主张以“移种民以居之”的方法来缓和人口大量增长和社会生产资料不足之间的矛盾。

（二）我国古代社会管理思想中的主要思想 通过梳理从先秦到前清中国古代社会管理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思想，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以先秦时期的社会管理思想主张为主要代表。主要思想可概括为：其一，宗教、神学控制论；其二，道德约束观；其三，礼乐治国体系；其四，无为而治的主张；其五，法家的社会控制思想； 先秦之后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也有人提出了社会管理的一些具体新举措，但是在大的社会治理和控制方式的主张上，并没有变化，历朝历代社会治理的具体思想虽有差异，但基本上都是在上述五种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其中，儒家和法家思想的合流、儒家的伦理规范和法家的法律治理并行，成为了主导的社会治理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特别重视社会稳定，并且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特别强调社会秩序，而法家、道家、墨家乃至中国的佛家，也都非常重视社会秩序，追求既定秩序下的社会稳定则是中国历代社会思想的特点所在。

四、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基本特点和经验

中国社会的历史，总体上看具有很强的宏观连续性：人口规模超越历史；保持中央权威的统一；管理众多的人只能依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机构必须由受过训练的精英组成，地方当局在农村代表着国家o[在连续数千年的不间断统治中，中国累积了自己独特的社会管理成就和经验。

其一，统一的社会信念和中央政权的统一与强大，是整个社会安定的前提和关键。自秦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权以来，大一统的理念深入人心，“王权至上、国家统一、一统天下”等理念，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中国历史上，在中央王权被削弱的时候，整个社会通常也会陷入动荡，甚至是军阀割据。社会安危与中央的政治清明和统治力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整个国家的安危系于王权，这是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显著特征。

其二，注重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而非自由与权利。这点与近代西方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保护的特 点有很大不同。表现在：(1)维护等级秩序。(2)注重维护社会整体利益。(3)强调道德教化。

其三，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共同治理社会。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范围实际十份有限。中央政权主要局限于意识形态宣传、平乱、维持国防、为支撑自身的税收、选择继位者、新建公共工程。但是，缺乏鼓励经济发展、应对社会变革、提供基本福利，也缺乏对教育和现代政府建立的有效组织。在基层社会，国家既注重通过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与国家政权的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对乡村的控制，同时又注重利用乡村精英来治理乡村社会。风俗、习惯、乡绅和地方的德高望重者、宗族组织、基层社会的精英等，在村落经济、礼仪活动等地方常治理中，也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四，综合为治，国家法与民间法等大小传统共同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1)与其他多数国家的古代社会一样，在传统中国，风俗、宗教、迷信、习惯、武力、道德、法律等多元方式共同规范着社会行为。(2)当然，国家统治社会的手段，概括起来不外乎是道德、宗教和法律三种手段，礼、德、刑，构成了国家统治社会的主要规范，并在长达数千年的过程中，共同发挥着凝聚社会的积极作用。(3)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国家法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是主导作用，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法律主要目的是社会控制，而不是为了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虽然法律制度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较为突出，但是，应对大规模社会危机的基本法律制度则十分匮乏。(4)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虽然被有的学者视为一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国家之“法”，并不等于社会没有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人口流动陛很小的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是一个主要依靠社会成员自我规范约束和主动服从秩序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主要靠传统的礼管束着。

此外，被统治者合理借鉴的宗教中的劝善、因果报应等思想，在社会控制中，有时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五、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历史反思

1、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历史教训

一种社会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四个基本要素：信奉和遵从共同的规范和价值；社会结构稳定；社会关系协调；无序与社会冲突得到控制。纵观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中国的王朝兴衰成败呈现出了一定的周期律。

其中，导致社会衰败、失控的共性表征和原因主要有：其一，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以及政治黑暗、暴政、吏治腐败、自然灾难、边疆地区的地方暴动，社会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以及意识形态消沉等，多是导致政权统治灭亡的主因。其二，因社会矛盾和冲突而引发的农民起义，往往会导致政权灭亡。其三，对重大灾荒事件的应对不力，是很多统治政权灭亡的直接导火索。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问题，总体上没有被有效纳入统治者的视野，国家的治理，主要是对政府机关自身的管理。其四，人治而非法治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难以持久的重要原因。

2、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历史反思 2、1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管理

学者谢耐和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政治实际上在不断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需求。谢耐和还认为，人人类历史上在所有的其他民族中都找不到比中国社会更为公正和更人道的社会了。国家对外敌的抵御、对人民生存权的承认与保护、吏治的治理、灾荒的应对等等，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1)虽然学界可能会有一些较为积极的评价，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总体上是在人治之下的治理，而非一种法治化的社会治理模式。(2)天命与正当性，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时代各种力量获取统治合法性的关键。(3)暴力化的革命性思维，在很多人心目中根深蒂固。2、2从社会内在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管理

有学者从社会内在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变革特征所做的另一种包括：(1)“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始终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2)社会变革以“民”的演变为基础和主线。(3)中国社会在变革之际，往往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旧制度消亡与新制度建立)，甚至是战争，4)社会变革是整体变化而非局部变化。从生产力、经济结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到思想观念、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往往会同时发生转变。且每一次变革，都伴随着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复兴。2、3全球化下的中国社会管理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密切。而随着政治变革中全球性因素影响的加大、国际和地区管理机构乃至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推动；信息技术交流的普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人类社会也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进人了一个“整体关联和相互依存”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时代，很多事情超越了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联系并改变着人们的认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将日益需要与国际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整体进行连接。这一变化也使得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从民族国家不断转向全球舞台，与全球的发展与变化联系在一起，并且越来越多地在民族国家以外，寻找自我认同的源泉。当然，这一定义意义上也削弱了人们对于民族国家作为认同源泉的意义。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影响各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浪潮、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总序总序等全球性的表现，都表明现代社会的发展日益复杂与多元。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管理，虽然主要应当专注于国内治理与内政建设，但毫无疑问，抱持全球化的视野，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国际局势和势力的变化进行关注，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古代僧侣管理制度浅析 第2篇

浅析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及其对现今的启示

行政监察学期末论文

摘要：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了解我国古代的行政监察文化，研究其利弊得失和经验教训，对于健全和完善我国现有的行政监察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归纳总结规律和共同特征，并且结合我国目前监察制度的现状，探讨如何取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之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更好地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关键词：行政监察制度

演变特点

监察效能

监察方式

行政监察学期末论文

如何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战国思想家韩非子说“明君治吏不治民”，说明官吏的管理对国家的治理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行政监察制度作为一种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行政活动及行政行为所进行的监督监察的制度，在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存在很多问题和缺陷，反观我国古代的统治者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建立和完善了一套行政监察制度，在维护皇权和加强统治秩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中有我们值得借鉴和完善的，下面就从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来总结归纳借鉴意义和启示。

一：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主要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一）萌芽阶段——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并没有形成行政监察制度，但是这一时期监察意识出现。“周公使管叔监殷”即是说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后，商纣王之子武庚被封在商都，统治殷遗民，商王的京畿被划分为三个地区，分别由武王弟霍叔、蔡叔、管叔统治，以监视武庚，谓之“三监”。这也许就是最早的监察意识，但那时主要是监国而非监吏。

我国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代监察官员，在《周官》中称“御史”，同时，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中御史”和“三有司”的记载。在商代，惩治国家官员的职务犯罪，主要有“三风十愆罪”、“听赃罪”和法官的“五过”罪。这一时期的监察制度尽管还在萌芽阶段，但是在监察这方面的尝试开了历史先河，激励了以后朝代的继续探索和完善。

（二）形成阶段——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七国，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的帝国以后，就在中央政权内部建立了与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并列的监察机构。

秦汉时时在中央设御史府，长官是御史大夫，但其基本职责是“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既是便于协助丞相处理政务，又是对丞相的监督。其属官分成两个部分，一是以御史丞为首，统领御史在御史府中协助御史大夫办理政务； 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孟子·公孙丑》  《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

李孔怀

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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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御史中丞为首，负责监督官吏，接受百官奏事并且按规章弹劾官员。

在地方上，秦在郡一级设有守、尉、监，三者之间既有分工，又互相监督。汉代基本因循此制，后改长官负责制，层层监督下属是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这样州、郡、县分别在本级长官的领导下，形成相对独立而对本级长官负责的监察体系。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把全国划为13部（州）监察区，各部设刺史，以“六条”监察郡国，年终回京汇报。

特点：主要是有中央和地方之分、监察和行政尚未分开。

（三）魏晋南北朝——发展阶段

魏晋时，御史台逐渐脱离从属地位，成为完全独立的部门，直接由皇帝控制。

在中央，御史依其监察的主要事务一分为三：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侍御史。治书侍御史监察百官，举劾不法，并组织领导侍御史。侍御史除了纠察不法外，还是御史台的日常事务负责人。殿中侍御史一般居殿中纠察非法，凡百官朝班秩序，举止言行，都是监察的对象。

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主要是采取不定期和不定官职的遣吏巡察。御史应命出巡，称为“台使”，负责品评地方官员的善恶，纠察冤狱，伤民劳民不法之事。

特点：御史台逐渐从行政机关脱离，称为独立的监察机关；形成了中央监察机构的初步统一；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形成，谏官系统开始规范。

（四）隋唐——成熟阶段

隋唐设御史台、司隶台、谒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御史台总领监察之职，三院监察官员品阶不同，职责有别，构成一个严密的监察系统。地方则分为十五道监察区，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

同时，唐代监察制度的日趋完善不仅表现在传统的御史监察体制的完备，更在于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谏官系统。这样就更加完善了只监察官吏而皇帝被排除在外的局面，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特点：御史权力扩大，并享有部分司法权；形成“台谏并立”的局面。

（五）明清——严密阶段

明代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是专门负责维持封建国家机关以及官吏纲纪的部门，“职责纠劾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明代地方设十三道监察区（明末增加为十五道），负责各道监察的官员为监察御史，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当时被合称为“科道之官”。

 《明史·职官志》

蔡放波：《中国行政制度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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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清廷还对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台规》，对都察院的体制任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

特点：改变了唐以来监察机构“台谏”并列、明代“科道”分立的体制，实现监察组织的空前完整和统一。

二：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发展趋势及其整体特点

（一）监察逐渐与行政分离

秦汉时期御史大夫执掌监察，同时又是丞相的副职，受丞相统治。而丞相府的司直也是中央一级监察官员，不仅剥夺了御史大夫的监察权，同时御史大夫本身也是监察的对象。这种监察机构及其官员受行政掣肘的情况，反映了监察机构还未成为独立于行政的政治实体。东汉时御史台虽然已经成为国家的专门监察机构，但还只是相对地独立行使监察权。

唐代监察制度从行政中分离出来的倾向明显加强，御史台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监察机构。其内部分工明确，职责分明，台院、殿院、察院各司其职，且又统一于一台。体制严密的三院一台系统克服了汉以来监察机构的重叠，监察官员名目繁多、职权不清、统属紊乱的情况。

明代监察制度从行政中分离出来的主要表现在打破了唐宋以来御史台三院的分工。都察院上升为“三大院”之一，其职总理朝廷内外上下监察事宜，并统管中央、地方、行政、司法及军事等监察工作。

经过这样的完善，监察权逐渐与行政权分离，独立行使其监察职能，不受或少受行政的干预，从而提高了监察的效能和独立公正性。

（二）形成自上而下的垂直监察领导体系

自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后，中央监察机构独立成为监察机关，地方监察机构一般也不隶属于地方衙门，而是直接受皇帝或者中央监察机关领导。

如明清时期六科给事中重点是加强对六部的行政业务监察是直接受皇帝统治而不附属任何机构的独立监察体系。地方监察御史与地方一级行政长官地位平等。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十五道监察御史均职掌独立，互不统属，并分别向皇帝负责。

这种监察体制有利于监察机构独立地行使监察权，排除同级或者上级行政长官的干预，为监察职能充分发挥扫除了障碍。

（三）权重责轻

汉刺史一来形成以卑临尊、秩卑权重的传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监察官的作用。

明十三道监察御史虽然是七品小官，但是他们巡察辖道，考察官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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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天子巡狩的巡按。巡按到地方后不仅可对省级以下的所有地方官员进行监察，而且可监察身为布政使和按察使的“藩服大臣”。布政使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从二品，按察使为最高司法、监察官，正三品。一个七品的巡按使却能对从二品和正三品的封疆大臣进行监察，正是统治者运用位卑权重，以小制大、以下监上的统治术。“御史论劾三司方面及有司，五品以上指实参纠，六品以下贪酷显著者即便拿问”就表明了这一点。

监官位卑权重，一方面便于皇帝管理，肯听从皇帝命令，乖乖服从皇帝：另一方面监官地位低下，使其无法形成强大的反抗力量，只能专心为皇帝服务。

（四）注重监察官的选任

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在选任方式上，针对历代“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的弊端，自宋代以后，中央一级监察官多为帝王亲定，皇帝直接主掌任用权；而地方监察官则实行“台官自选制”，从而使包括宰相在内的各级行政长官置身于御史监察之下。

此外，统治者对于监察官员的任职资格限制很严。不仅要求监察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丰富的为官经验和优异的政绩，还要求监察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宋代就曾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充任御史，明代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御史必得科举出身，否则不选。

这样做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有利于保证监察官既有较高文化素质，又有较丰富的治民从政经验。这对监察工作的实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五）强调回避制度

早在汉代就已经实施了地域回避制度，规定刺史均不能是本籍人，后有实行“三互法”，即规定自身本籍、婚姻之家的对方之籍以及两州人士的对方之籍相互换籍为官，不得相互异地从监。宋代的宰相不仅没有荐举御史的权利，而且规定凡是宰相的亲戚故友，以及被宰相举荐为官者均不能出任监察御史。

明代的回避制度有两种：一是故地回避，凡是巡回监察之处系原籍，或者曾为任官、寓居处所，必须回避。二是仇嫌回避。凡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处理公事，中间有仇嫌之人，准许提出回避。明代还规定了“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

通过这些严密的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裙带关系、地域血缘亲疏关系给监察事务带来的干扰，避免了监察官相互之间的行私舞弊和袒护包庇。

（六）权利直接来自皇帝，作用的发挥与皇帝的个人素质和昏庸能力紧密相关

可以说，古代的监察机构是维护皇帝专制统治的工具，是皇权的附属品，皇帝往往不受监督，其加强监察制度的完善最终是为了自己的集权统治，从这个意义来说监察制度并没有完全独立和行使监察职权，其效果限于皇帝的个人裁决，而且监察机构部稳定，常常因皇帝的个人决策改变，减弱了监察制度的实际  《万历会典》卷二一0《出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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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在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关系和维系统治阶层的稳定性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对于古代官吏的管理、监督方面的贡献，促进了行政管理的高效性以及官员清廉自律，从而实现更好的国家治理。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发展到后期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监察异化的问题。对于我们当代的行政监察制度有很大的借鉴和吸取教训的意义。三：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对于当代监察制度的现实启示及其解决措施

（一）保证监察的独立性

目前我国的监察和行政不分，监察机关受行政机关影响较大，不能独立地行使监察权。主要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党政不分，使执政党的外部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类似于行政监督的内部监督，且都附属于行政机关，降低了行政监督的独立性。另一方面，现有的双重领导体制也是造成监察无法独立于行政的原因。一级的监察机关是行政监督的主体，但是由于其要受到本级政府的领导和上级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而客观上由于人员编制、财政预算等一系列问题受制于同级行政机关，俗话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这种受制于人的领导体制使得行政监察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因而在监督同级政府时感到力不从心，有畏难情绪；上级监察机关又鞭长莫及，造成监察漏洞。

监察受到行政的干预，而监察的主要对象又恰恰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这样监察的效能可想而知。为此，应该加强立法．通过立法形式明确各监督主体的权限、职责、地位及活动范围、方式、程序等，理顺权责关系，惟有如此，才能明确各主体之间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关系，才能建立起切实有效的责任追究制，才能保证行政责任的正确实现和追究。

（二）完善监察人员的选拨和任用制度

古代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和任用，除了选拨方式多样化，对于监察人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

目前，我们的监察机关人员多是通过公务员考试录用的，没有一定的高标准。因此，对于选拨任用监察官员，要继续完善录用制度和考核方式。不仅要对人员的执政能力工作能力进行考核，对监察人员的个人品质也要加入考核范围。监察人员的个人品质代表着监察机关的整体形象，对监察工作的良好进行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于监察官员的考核要全面且考核标准要更高。

再者，对于监察人员的考核，要采取多层次全方位的考核，争取能力素质较好者得到重用，同时也激励监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引导监察人员树立正确的监察思想，培养监察人员的公正、无私品质。

监察队伍的整体形象关系到监察工作的有效进行和监察机关的形象，关系到  温龙行．我国行政监督的疏漏及其对策[J]，政法论坛．2003(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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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对监察机关的信任程度，要加强自身队伍的建设。

（三）完善监察法律体系

古代“以条问事”，使得监察功能获取源自法律的权威力量得以发挥。现今我国没有完整统一专门性的行政监察法律法规。我国虽已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监察机关审理政纪案件的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等多部相关法律法规，但是规定得较为原则，具体操作性不强。应尽快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实施细则等作为其必要补充，对监察官员的选拔任用、监察机关的职责权能、监察活动的程序纪律等方面都做出具体详细的规定。从而使行政监察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切实保证行政监察职能的充分发挥。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为行政监察制度的运行设计好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威的法律体系，保障行政监察的有效运行。

（四）多种监督方式结合并用

古代采取常驻的监察机构和自上而下的巡察制度结合进行监督，大大提高了监察的效率。

目前我国监察方式单一，多为被动监督，且事后监督，这种落后的监察方式使得行政监察的效能大大减低，监察机构职权没有充分发挥，使得行政活动滥用职权、不规范、违法现象多发，不利于廉政建设。应该采取多层次，多方位的监察机制，引进先进的监察手段和技术，比如电子监察，引入群众参与机制与监察机制相结合等。

（五）加强行政监察的透明度

古代的回避制度的实行是为监察公正做保障。回避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裙带关系、地域血缘亲疏关系给监察事务带来的干扰，避免了监察官相互之间的行私舞弊和袒护包庇。在现代需要借鉴，也是廉政建设的一个方面。利益问题往往影响监察工作的进行，因此对于有利益掺杂的事务，在进行监察时应该采用一定的回避程序来规避腐败出现的可能性。

不仅在监察机关内部实行有利于监察独立公正的制度，外部的监督必不可少。行政机关有监察部门监督，那么监察机关又由谁监督呢？当然是公众的监督了。但是，目前监察机关政务不透明，信息不公开，公众难以行使有效的监督权力，因此监察机关需要透明行政，在阳光下行使权力，接受社会的监督，从而提升其真正的作用和价值。

结语

我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制度经过各朝各代的探索实践，不断完善和改进，有其独特的先进性。在监察机构的设置、监察官员的选任、监察职权的规定、监察方  《行政监察学》杜兴洋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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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监察学期末论文

式的运用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建立科学合理、完善有效的现代行政监察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更好地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参考文献：

《行政监察学》

杜兴洋

主编

《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

李孔怀

著

《中国行政制度史》

蔡放波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借鉴意义》

陈实

理论学刊，2002，11 《古代官制通史》

张晋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皇帝制度》

徐连达、朱子彦等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政府机构设置沿革》

袁刚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行政效能监察——理论、模式与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探析》

浅析中国古代官媒 第3篇

一、官媒的产生

媒人是古代婚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婚姻系关人口的繁衍, 国家的强盛, 有些朝代曾设置媒官, 由他们来掌管黎民百姓的婚姻。

“媒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官媒。《周礼·地官·媒氏》:“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 皆书年日月名焉。令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 皆书之。中春之月, 令会男女, 于是时也, 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 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 入币纯帛无过五两。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凡男女之阴讼, 听之于胜国之社, 其附于刑者, 归之于士。”①又《礼记》中记载:“男三十、女二十无夫家者, 皆过时不嫁娶者, 媒氏会而合之。”②从上述史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媒氏”的主要职责有:记录新生儿的出生年月和姓名;敦促已到法定婚龄的男女结婚;监督彩礼的数量;处理男女之间的婚姻诉讼。

周朝“媒氏”下设“下士”、“史”、“徒”归“媒氏”管辖。《周礼》有载:“媒氏, 下士二人, 史二人, 徒十人。”③在周代, 官阶一命到九命, 一命为最低级的官。《周礼·地官·党正》说:“一命齿于乡里。”④下士就属一命。在这里, 相当于媒氏的副手, 即副媒官。史, 也是官名, 掌管法典和记事, 在这里相当于媒氏的文书、助理人员。徒, 就是一般的工作办事人员。媒官在周朝是较为普遍的。《管子·入国篇》:“凡国都皆有掌媒……取鳏寡而合之。”⑤这里的国都泛指一切城邑。其实在及偏僻的地方, 即使没有媒官, 也还有其他的官来兼职。

“媒氏”虽然在男女结合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中介作用, 但“媒氏”在当时的最主要职能仍然是作为官僚机构执掌婚姻礼仪制度, 具有显著的为促进生育服务的性质。男女结合实现了人类自身的再生产, 而充足劳动力又无疑为整个社会物质生产提供了必备的前提和基础, 因此“媒氏”的产生的根本目的在于以一种强制性手段促进人口繁殖, 以增强国力。

二、官媒的发展

到聘娶婚制时代, 主掌婚制的官员就仍沿用“媒”的称谓, 如《管子·入国篇》:“凡国郡皆有掌媒。”⑥《三国志·吴志·薛综传》云:“为设媒官, 使知聘娶。”⑦“掌媒”和“媒官”都是由“媒氏”直接发展而来的早期官媒形式, 但这个时候的“媒”其职能的实质却从促进人口生育逐渐演变为确保父系血缘的纯洁性。“掌媒”和“媒官”仍然是国家官僚机构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他们负责婚姻管理和执行婚礼中的各项礼仪制度。在《礼记·昏义》中已有对上古婚礼仪式的记载, 即嫁娶必须按六个步骤进行: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媒”逐渐在这些礼仪中扮演起与上层社会的“使”相同的角色, 从“纳采”到“亲迎”他都要往来于男女双方进行沟通和联络, 成为了缔结婚姻的中介人。

在唐代以前, “媒妁之言”仅是礼制上的要求, 无论如何也只是在礼制方面起着软控作用, 而唐代则将“媒妁之言”移入法律条文之中, 如《唐律疏议·户婚》:“为婚之法, 必有行媒”⑧, “嫁娶有没, 买卖有保。”一方面重视了媒人在婚姻中的作用, 一方面对媒人也课以法律责任, 如《唐律疏议·户婚》:“诸嫁娶违律, 祖父母、父母主婚者, 独坐主婚……媒人各减首罪二等。”⑨

在宋代, 媒人同样是不仅是礼制要求而且是法律规范, 《宋刑统·户婚律》疏议曰:“为婚之法, 必有行媒。”司马光制《书仪》时规定:“凡成婚姻, 必先使媒氏往来通信, 俟女氏许之, 然后遗使者采纳。”这种规定到宋宁宗嘉定年间被朝廷以法令形式固定下来。宋代的官媒, 是国家或地方政府设置和给予一定俸禄的媒人, 他们活跃于宋代各个阶层, 所说和的婚姻反映官府的利益和需要并具有法律效力。宋代官媒又有了等级的划分, “其媒人有数等, 上等戴盖头, 着紫背子, 说官亲宫院恩泽;中等戴冠子, 黄包髻背子, 或只系裙手, 把青凉伞, 皆两人同行。”⑩这种等级不仅反映在说媒的对象上, 还反映在穿着服饰、人数等方面。并且, 按其所司的职责大概可分为为专职的宫廷官媒和民间官媒两种。

宫廷官媒为皇室及达官贵人嫁娶所专用的职业“媒保”, 是宋代的宗室婚姻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应婚嫁者委主婚宗室, 择三代有任州县官或殿直以上者, 列姓名、家世、州里、岁数奏上, 宗正司验实召保, 付内侍省宣系, 听期而行。嫁女则令其婿召保。”○11这里的保就是媒保, 即宫廷官媒。不仅如此, 这种官媒有时还会应当时需求特意设置, 宋代熙宁年间, “宗女既多, 宗正立官媒数十, 掌议婚。”○12民间官媒是活动于民户之间的一种职业媒人。宋代婚嫁中, “大抵婚嫁娶固不可无媒”。○13这种民间官媒补充了宫廷职业官媒所顾及不到的说媒阶层。

媒妁在宋代高度职业化是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世风的转变分不开的。宋代手工业发达, 商品贸易繁盛, 由此形成了强大的市民阶层。由于市民阶层中的金钱意识十分浓厚, 它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当然也包括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婚姻嫁娶领域。“婚姻论财”, 或以官位品级的大小作为婚配的依据, 这使得本来用于体现男女婚配之严肃性的“六礼”往往成为媒妁往来穿梭、男女两家彼此讨价还价的前奏曲。正是这一前奏曲, 突出了媒妁的地位和作用, 成为媒妁高度职业化的催化剂。

元时的官媒由乡社推选, 在官府等级由官府统一管理。元律与唐宋律在官媒之制方面相比较, 元代的媒人具有更高的职业化合专业化程度, 元律对其主体资格、业务能力、行为规范都有明确的规定。

在对媒人的主体资格上规定, “媒妁由地方长老, 保送信实妇人, 充官为籍。”○14由此可见元代的媒人是由乡社里掌管风化的长老推选出来的诚实可靠的妇人, 在官府登记后, 由官府统一管理。《通制条格》对此亦有记载“嫁娶并招女婿, 婚姻聘财, 各有定例。今后媒妁, 从合属官司、社长、巷长、耆老人等推举, 选保信实妇人充之, 官为籍, 记姓名, 仍严切约束, 无得似以前多取媒钱, 及滥馀设立, 违者治罪。”○15

在业务素质的规定上, “翌年书成, 名至元新格, 核版颁行。敕以狱讼之繁, 婚姻为甚, 因令各处官司使媒人通晓不应成婚之例, 仍取本管不违甘结文状, 以塞起诉之源。”由此可见元代官媒还要学习婚姻法例, 行媒的时候不违背婚姻法令断例, 以减少婚姻纠纷。

在行为规范的规定上, 官媒既在官府登记受其统一管理, 其行为便受到约束, 其从业所得报酬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收取, 不得多收。“诸男女婚姻, 媒人违制, 多索聘财, 及多取媒利者, 谕众遣党。”○16元律严格约束官媒的行为, 以防止其利欲熏心。充当官媒者, 须以斧和秤为“招牌”。为人行媒, 须携此而行。元曲琵琶记中奉旨招婿中有记载“ (外) 婆子, 你手中拿着秤斧, 却是为何。 (丑) 告相公, 这是媒婆的招牌, 诗经上说, 折薪如之何, 匪斧不得, 娶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所以要拿着斧头, 这秤儿唤做量人秤, 但凡做媒先把新郎新妇, 秤得轻重一般, 方与他说亲, 后来自然夫妻和顺。”这表明官媒行媒时要努力使男女双方合, 其行为规范受到严格的约束。

三、官媒的演变

到明清时期, 媒官除行使“媒人”专职外, 还带有衙门女差役的性质, 承担女犯的看管和押解伴送等事。“新绞监候妇女, 秋审解勘经过地方, 俱派拨官媒伴送。”○17同时还承办择配女犯或官僚贵族之家放出婚配的女奴, 如清朝焦循《忆书》中曾记有一张姓富有人家, 蓄一妾于别室, 其妻之弟遂“假姊名告之奸……诬炼其罪, 发官媒卖。”名义上官媒是为那些妇女“做媒”, 其实质却是公开的妇女买卖。“官媒为妇人之充官役者。旧例:各地方官遇发堂择配之妇女, 皆交其执行, 故称官媒。”○18被发堂择配的妇女有的是违反了封建法律或礼制的“罪人”, 有的是因株连充官为奴的无辜女子, 有的则是直接被人贩卖到官媒府的清白妇女, 她们失去了人身自由, 成为封建社会买卖婚制中的奴隶。《槐西杂志》中记载了一位山东女子, 十四五岁时嫁到某人家中, 逢荒年, 她婆婆把她卖给贩卖妇女之人, 随后“入官媒家”, 最后又被官媒卖给某人做妾。这名女子最终不甘忍受命运的折磨, 坠楼身亡。在当时, 像这样受到迫害的女性并不在少数。

四、结语

官媒伴随中国古代社会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旅程, 从最初掌管万民生育的“媒氏”到男女婚姻缔结的中介者, 他们在每一历史时期都体现出不同的内涵。它的产生和发展即推动着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发展, 在促成男女青年的结合中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同时又起到过消极作用。同时官媒也不仅仅起到中介者的作用。它的具体职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摘要：中国婚姻制度中的媒妁作为历史积淀的制度与习俗文化是华夏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特色的要素。它在古代有着独特的作用, 经历了周、唐、宋、元、明清各代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婚姻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僧侣管理制度浅析 第4篇

史学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民族在滚滚岁月长河中的每一次迈步都由历史铭记，史学在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史学的发展是一个民族发展的见证的同时，也是对后来这个民族发展方向的一个指引，对这个民族向前良好地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中国古代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是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状况的反映。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正是因为她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而这些信息都是由历代的历史学家记录在史学著作上保存下来的。

历史著作是史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著作作为史学的社会表现形态，具有很多的职能，这些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古代史学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史学的求真、经世的传统也影响着儒家经学。中国古代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隋志》著录文化成果，四部分书，确定经、史、子、集的顺序，由此直至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史书一直位居第二位，这一点足可看到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二、史学的功能

史学作为一个民族发展的记录，具有以下的几个功能：

1、记录、综合人类文化创造、积累和发展的功能。

史学的作用一般都通过史学著作表现出来，史学著作具有记录的作用，综合对历史的记录就是一部民族的发展史，它记录和综合了一个民族的创造、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是对人类发展和进步的传承。

2、增长学识，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史为鉴。

历史是人类知识与智慧的百科全书，是我们认识民族文化的源泉。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我们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而且还可以从中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史为鉴，避免发生前人出现的错误。

3、具有教育作用，包括道德教育、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

学习历史，对于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思想境界、完善人格、陶冶情操、塑造完好心灵、学习做人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学习和了解历史的过程中，就相当于在上一门课，一门关于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理性教育的课。

4、特殊的娱乐功能。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建筑浅析 第5篇

山东莱州 原庆杰

佛教大约在西汉后期传入中国，自此以来，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佛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孕育和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佛教寺院建筑。随着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不断发展，至南北朝时，声势日大，趋于繁盛，自此以后，从隋唐一直到明清，佛教寺院建筑就一直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主流和主体构成。

佛教寺院建筑的兴起与发展

见于记载的最早的佛寺是东汉永平十年的洛阳白马寺，它是利用原来接待宾客的官署鸿胪寺改建而成的，符合宅院型寺院的风格特征。公元二世纪末，笮融在徐州建浮屠祠，下为重楼，上累金盘，成为中国楼阁式木塔的萌芽。

经三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统治阶级的提倡，兴建佛寺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建筑活动之一。

北魏的著作是《洛阳伽篮记》记述了当时洛阳的四十多所重要佛寺，其中很多佛寺是贵族官僚捐献府第和住宅所改建的，往往“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将府第和住宅的建筑充分融合到佛寺建筑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太原天龙山北齐第三窟，为供养佛像的主体“佛殿型”石窟，这种建筑方式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北魏灵太后于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建造的永宁寺为这一时期最大的寺院建筑。寺平面采取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建筑的布局，寺平面方形，周围墙上皆施短椽，复以瓦，围墙四面各开一门，其中南门楼三层，东西门楼各二层。这种平面方形，四面开门，中央建主体建筑的布局方法，是从印度的佛寺得到启示，同时结合汉以来的礼制建筑而发展起来的，是典型的木构的楼阁式塔佛寺建筑。

随着统治阶级对佛教的重视，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建筑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首都洛阳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佛寺。其中包括公元471年宋明帝所建的湘宫寺、公元507年梁武帝所建的光宅寺、北魏正光四年建造的河南登封县嵩岳寺、北朝公元500年左右建的洛阳景明寺。到南北朝后期，北魏和梁崇尚佛教达到极点。北魏末年仅洛阳一地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一所，全国有寺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梁都建康有寺近五百所，全国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佛寺也经历了如下发展：先把外来形式的天竺

堵波变为中国楼阁式塔，再由寺庙以塔为中心变为中轴线上前塔后殿，最后变到以殿为主采取中国宫殿的布局，这个过程大约到北朝末和隋初完成。

佛教寺院建筑的兴盛

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经历了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出现了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等宗派。此时，国家和民间都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投入到佛寺、塔、石窟的营造中，因而佛教建筑的数量很多，分布面也很广，佛寺也由宗教的活动中心渐演成市民的公共文化中心。当时唐长安城内就有佛寺九十余座，但由于唐武宗会昌五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德两次“灭法”运动，对佛寺殿塔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以至于唐代建筑留存至今德只有4座木构佛殿和若干砖石塔。

堪称荟萃中华古建筑瑰宝德第一寺唐佛光寺容唐大殿、金代配殿、北朝基塔和两座唐幢于一寺，大殿面阔7间、长34米、深17.66米，殿身平面柱网由内外两圈柱子组成，属宋代《营造法式》的“金箱斗底槽”平面形式。大殿面阔、进深、柱高均为“材分”的整齐倍数，表明“材分”为模数的设计方法，在唐代已经成熟运用。大殿上覆单檐四阿顶（庑殿顶），下承低矮的台基，平缓挺拔的屋面，深远舒展的出檐，造型遒劲的鸱尾，微微凹曲的正脊，雄大有机的斗拱，一气五间的方形板门，细腻的柱列“升起”、“侧脚”，组构了大殿外观的简洁、稳健、恢宏的气度，典型的战士了唐代建筑的泱泱风貌；其平面、构架、内景、外观的高度协调，也反映出木构架建筑体系成熟期的光彩夺目。

隋唐佛寺继承了两晋、南北朝以来的传统，平面布局同样以殿堂门廊等组成以庭院为单元的建筑形式。据《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所载，大寺可多至十数院，且以二、三层楼阁为全寺的中心。这种以楼阁为中心的布局方法，又见于敦煌壁画中。唐代佛寺在建筑和雕刻、塑像、绘画相结合的方面作了很大发展。本来在南北朝时代已经开始在殿堂和回廊的壁画上绘制各种以经变为题材的壁画，到公元七世纪，随着净土宗的发展和佛教进入民俗化，各种壁画更为盛行。雕塑则在北魏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展。留到今天的唐代佛寺较为完整的只有两处，即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正殿。南禅寺正殿建于唐建中三年，是山区中一座较小的佛殿，属单檐歇山顶式。而佛光寺是当时五台山“十大寺”之一，主要轴线采取东西向。寺的总平面，适应着地形处理成三个平台，第一层平台北部有文殊殿，南侧和它对称的有观音殿；第二层是弥勒阁；后面的第三层平台，以高峻的挡土墙砌成，上建正殿，殿阁并存。此寺的正殿模较大，是唐代木构殿堂的范例。佛光寺大殿在创造佛殿建筑艺术方面，表现了结构和艺术的统一，也表现在简单的平面里建造的空间艺术的高度水平，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优秀传统之一。

隋唐时期的佛寺建筑已不同于南北朝时期以塔作为佛寺组群中的主要建筑的形式，此时塔已经不位于组群中心了；同时，木结构在南北朝基础上，经隋及唐前期发展，也已进入定型化和标准化的成熟时期。佛寺建筑的特点是大殿所有构件紧密结合，互为联系且分工明确，多而不余；在明栿下用四跳斗拱支撑以减轻梁的跨度，草栿也尽量避免了长跨度，虽然整个大殿用料较多，但主要构件的断面也有一定比例，避免使用过大的大料和截锯小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材料的浪费。

大兴善寺、禅定寺、西明寺也是这一时期佛寺建筑的代表。然而，唐代佛寺较为完整的久已不存，只能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看到其壮丽形象。唐武宗李炎在会昌年间（841～846年）颁布的灭法诏书中说当时寺庙“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指责它们和宫殿相同。

佛教寺院建筑新的形式特征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及藏传佛教的进入，宋辽金元时期的佛教建筑达到了新的高度，出现了木构高层筒体结构这一新的结构体系，还产生了中国最完整的一步建筑法典《营造法式》，法式中所制定的法则发映出这一时期的中国建筑已具有较高的标准化、定型化水平。这时期在建筑艺术方面，从群体组合到个体建筑，造型都有许多新的变化。群体不仅纵深加大，而且注意前导空间的处理和建筑与环境的结合。个体建筑平面形式多样，屋顶组合穿插错落，立体轮廓丰富多彩。同时配以多种类型的彩画，多种手法的雕饰，多种造型的门窗装修，共同形成了柔和、工巧、秀丽的建筑风格。山西大同善化寺是以佛殿为主体的寺院代表。善化寺中轴线的建筑有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坐落在高台之上，前左有文殊阁，前右有普贤阁，以及周围回廊。寺院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左右对称的布局仍清晰可见。始建于辽的山西大同华严寺也曾采用“两阁夹一殿”的建筑形式，成为这种布局是辽代寺院的典型形式。

佛寺中的个体建筑在这一时期也越发精致，山门、楼阁、僧堂、罗汉院、回廊等都形成了时代风格。其中独乐寺的观音阁，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顶，外观两层，内部带有一暗层，共计三层，阁高23米，造型古朴端庄。观音阁整座构架浮摆在石柱础上，木柱与石础之间可以发生移位，起到隔离水平方向的地面运动的隔针作用；由内外槽斗拱组构的三个铺作层，形成三道水平刚性环，有利于保持各层柱网和整体构架的稳定；采用递脚栿、抹脚栿、柱间斜撑等多种斜向构建，强化了整体构架的稳定；斗拱具有榫卯组合的“柔性构造”特点，雄大的斗拱发挥了“耗能节点”的减震作用，使得独乐寺的千年观音古阁在经历了28次地震（其中包括清康熙十八年的8级地震）后仍安然无恙。独乐寺观音阁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建筑之一。

这一时期南北的佛教寺院建筑出现了不同的发展，各地的建筑风格显现了特有的地域特征。福建省福州市屏山南麓的华林寺的梭柱、用皿斗拱、丁斗拱承托梁尾，柱间不用补间的做法显示出这一时期江南寺院建筑与北方唐宋建筑的区别，其中的一些特殊手法如斗底皿板蜕化，昂咀、梁头刻作特殊德两折曲线，月梁断面近似于圆形，屋顶全用方椽、不用飞椽，椽头用遮板等不但与北方、中原同期建筑不同，与江南的宋元建筑也有所差别，体现了福建特有的地方手法。

元大都圣寿万安寺规制宏丽，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竣工，是一座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寺院建筑。寺内佛像、窗、壁都以黄金装饰，白塔为藏式佛塔，砖石结构，总高约51米。塔的外观由塔基、塔身、相轮、伞盖、宝瓶等组成。塔基平面呈正方四边再外凸的形状，由上下两层须弥座相叠而成，塔基上有一圈硕大的莲瓣承托着向下略收的塔身，再上为十三重相轮，称“十三天”，象征佛教十三重天界。塔顶以伞盖和宝瓶作结束，伞盖四周缀以流苏与风铎。夏鲁寺是元代建筑做法内地化的展现。明清佛教寺院建筑特点

明代内地佛教仍以禅宗为盛。宋元时期禅宗的“五山十刹”主宰佛教，明代则有四大名山兴起取而代之，五台山为文殊的道场，普陀山为观音的道场，峨眉山为普贤的道场，九华山为地藏的道场。四山庙宇林立，规制恢宏，成为明代佛教建筑兴旺的标志。

明代佛寺总平面追求完美的轴线对称与深邃的空间层次，如原来的山门演化为前有金刚殿，后有天王殿，成了两进建筑；中轴线上佛殿增至二进或三进，如明南京天界寺有正佛殿、三圣殿、毗卢殿，三殿前后对应；山门内左右对称配置钟楼与鼓楼，佛殿前左右对称配置观音殿和轮藏殿等，都是明代佛寺布局的新特点。砖拱建筑在明代佛教建筑中找到了发展的天地，用砖拱建造的无梁殿建筑兴起。明代无梁殿遗留至今的有著名的有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太原永祚寺无梁殿、峨眉山万年寺无梁殿、五台山显通寺无梁殿、句容宝华山无梁殿、苏州开元寺无梁殿等。

明代的佛教寺院发展成为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的建筑形式。明正统五年到十一年（1440～1446年）建造的报恩寺拥有彩画、转轮藏、楠木千手观音、大殿壁塑、万佛阁壁画等精美的艺术品，是一处艺术殿堂。

清代宗教建筑中以藏传佛教建筑为重点，占有主流地位，在艺术创造方面有不少的新鲜经验。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也有了同步发展。

藏式寺庙的特点是因山而建，依山就势，呈错落参差的布局，不强调轴线，而以空间构图的自由均衡为原则，往往形成突出的轮廓外观。建筑物多为平顶建筑，石墙小窗。外墙有明显的收分，并粉刷成白色。墙顶以藏族特有的刷成赭红色的白麻草做为女儿墙的装饰。内部为方柱托梁密肋式木构架，有巨大的托木和复杂的雕饰，色彩对比性强烈，并喜欢用金色点缀。内部墙壁画满宗教壁画，殿堂内悬挂佛幡。建筑屋面局部吸收汉族建筑的坡屋顶及斗拱构造，但体量较小，形制亦经过简化。屋顶上尚有许多宝幢、法轮等小型佛教装饰物。最著名的实例是拉萨的布达拉宫。

汉藏混合式寺庙也是清代北方寺院建筑的一大特色，这类寺庙多建在北方地形平坦之处，喜欢采用轴线布局，主要建筑大经堂往往用简化的藏式装饰，其他附属建筑及塔幢的形式选用汉式藏式不一。呼和浩特市的席力图召是这类寺庙的典型，其主要建筑按轴线排列，完全采用汉族传统佛寺的制度，但在中轴线的後面布置了藏传佛寺特有的大经堂。大经堂重建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平面分为前廊、经堂、佛殿三部份，全部建在高台上。屋顶为汉族建筑的构架形式。但整体平面及空间处理仍是藏传佛寺经堂的特有规制。建筑外墙镶嵌蓝色琉璃砖，门廊上面满装红色格扇窗，墙上鎏金饰物也很多，这些都使大经堂在外形上显得很华丽，而无藏族寺院雄伟的气质。

承德藏传佛教寺院是汉藏风格结合的另一种情况。外八庙的建筑形式即是吸取了西藏、新疆，以及蒙古族居住地许多著名建筑的特点，集中了当时建筑上成功的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就建筑布局而言，大部份寺庙采用前汉后藏式，即前边平地部份按汉人的山门、碑亭、天王殿、大雄宝殿的轴线对称格局布置，而后部则以藏式大经堂或坛城式布局结合山势布置，成为汉藏建筑的叠加。如须弥福寿庙是仿西藏扎什伦布寺，其后部建造了一座方形大红台，把经堂建筑包蕴在内；又如普陀宗乘之庙依山势而建，气势更为恢宏，其后部仿西藏布达拉宫，形成错落有致的红白台建筑。

中国古代僧侣管理制度浅析 第6篇

——浅析民间画论

（大连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陈希玲）

在我国古代的绘画遗产中，除了名家所画的珍贵原作之外，还有一批没有题名落款的画样和口传心授的画诀，广泛流传于画匠师徒之间，这些画匠塑工们赖以生存的“法宝”，成为各家各派的教材，不肯轻易外传。

“画诀”也包括“塑诀”。因为我国古代绘画与雕塑不分，雕塑家也是画家。唐代的雕塑家杨惠之、吴道子等都属此类。《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其“并学画迹，皆精妙”。画诀最早形成于战国时期，至唐则更加完备。数不清的壁画损毁、庙宇的倾塌让今人难以窥得彼时风采。以吴道子为例，其一生的精力所创作的壁画以及卷轴画数量惊人，据记载，唐代仅在洛阳、长安两地就留下壁画三百多壁，据徽宗赵佶编纂的《宣和画谱》载，宋代宫廷中收藏有吴道子的卷轴画93件。画迹、碑刻、画目、画跋、存迹等还有391件。而目前就只有从石刻或摹本中可以看到“满壁风动天衣飞扬”的气势。在理论方面，吴道子总结出的画诀——“用笔四要”现流传于浙江绍兴，即“准、烘、砌、提”。除此之外，脱胎于历代画匠的名家们如周芳、丁皋等也都著有关于山水与肖像的秘诀，为后世的理论学家和史学家们提供的非常宝贵的研究材料和史籍。

画匠们有一套《绘事总决》，用这种类似顺口溜和打油诗的方式教导徒子徒孙：

金人物，玉花卉，模糊不尽是山水。富道释，穷判官，辉煌耀眼是神仙。活鱼虫，死蔬果，天宫玉阙是宫室。彩走兽，墨竹兰，朱黑二色画蝠判。闭嘴龙，开口猫，翻身狮子转颈牛。三停九像，十鹿九回头。三辨四视，罗汉分四样。三知四气，画作切口。

这是初入画匠行当，必须要倒背如流的口诀和心法，也是最简单、容易入手。绘画的要领都在里面，粗略的解释一下就是：画人物的时候尽量画的突出一些，花卉晶莹如玉，山水模糊有意境；道释人物有富贵相，神仙华丽耀眼，鬼怪等则要反之对待；鱼虫鸟蟹要画的活灵活现，蔬菜瓜果要求颜色逼真生动，如同新采摘一般，宫室楼台要像天上的琼楼玉宇一样精巧不俗；飞禽走兽尽量画成重彩，忌写意，梅兰竹菊则要偏水墨味，文人意气，画钟馗等用朱（红）、黑色比较好；画龙最好画闭嘴，猫狗等小动物最好画张口显乖巧，狮子翻身和老牛转颈最为难画；“三停九像”专指画龙时的形态要领，比如画龙要分成三部分：头、腹、尾为三停，“九像”说的是龙的身体是由九种动物的部分结合而成，即牛头、鹿身、虾眼、驴嘴、人须、猫耳、蛇肚、凤足、鱼鳞包满身。画鹿的时候，多半要画回头的鹿，一来画出的效果好，二来点出鹿的习性。

“三辨四视”指画山水，“三辨”是指画山水要画出深度高低和广度，“四视”指仰视、俯视、平视、侧视，这样规则下绘成的景色有纵深感和空间感。“罗汉分四样”指画道释人物中的十六罗汉，为确保画起来统一中有变化，可以画成四样即老、少、梵、汉，四个老僧、四个少僧，四个番僧、四个汉僧。再循其特征绘制成长眉、听经、奉香、伏虎、降龙等各式罗汉。“三知”，要知晓人、物、时，“知人”：士农工商、渔樵耕读、三教九流、七十二行的形色容貌都要通晓。“知物”：走兽飞禽、竹兰鸟虫的形态样式都要洞悉。“知时”：四季交迭、风霜雨雪、耕耘收种、机织纺绩都要熟稔。“四气”：武将有杀气、文官有书卷气、淑女有秀气、孩童有稚气。画作切口，切口就是画匠们通用的术语，比如“打小样”是指画花鸟，“通天手”指画佛像一类等。

中国画画样分科复杂，简单的从绘画题材上可分为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而花鸟画里面又可细分为竹石画、鞍马画等；每一样分科都有着特定的绘画要诀和方法。

一、画人物诀

顾恺之说，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像，正在阿堵中，此不惟写真为然，虽画人物，其精粹玄奥，神采俱发于两目。使或失其宜则无神，恰成傀儡之状矣，可不慎哉！文人对画人物的理解重在对人物神采和特质的把握，画匠们则偏重于形似，类似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画的像不像。一般画人物，要把握一个大的方向和规律，大致是这样的：“画将无脖项，少女应削肩，佛容要秀丽，神像须伟壮，美人要修长，仙人意思淡，文人如颗钉，武夫势如弓。若人人脸笑，眼角下弯眉紧皱。心神畅者手拈须，气怒狠者眼拱张。手抱头者主惊慌，疾步行者势紧张。怒相眼挑把眉拧，哀容头垂眼开离。喜相眉舒嘴又翘，笑样口开眼又眯。贵家妇，宫样妆；耕织女，要时样；娃娃样，要肥胖；庄稼汉，衣裳越薄越显壮。人各有习，习各有宜，识得此意，画无不奇。”同样都是画人物，根据人物的不同身份、地位、职业、状态、气质也要有所区别。画美女讲究的是鼻如悬胆、口似樱桃，笑不漏齿，脸若鹅蛋。画贵妇则要目正神怡，气静眉舒，行动徐缓。画丫鬟要眉眼皆喜乐，笑容满面，画贱妇要画成刻薄相，薄唇，高颧，鼠眉。画贵人要身形平稳，双目有神，体态肥硕，耳厚眉宽。画娃娃要四肢短粗，五官紧凑，细皮嫩肉。贫寒者要头小耳薄，眉短额窄，营造出福薄命短的尖酸相。坏人的样貌要五官不正，口斜齿露，眼光不定。神道人物要有正气，缨带长裙，飘带绕肩，垂首合目，神态逍遥。魔鬼要身形变化，五官与常人差异较大，锯齿獠牙，腿臂生筋，面目恐怖，看过令人心惊胆战。

神态和特征具备了，还要有比例去协调，才不致使人物变形。“头分三停，肩担两头。一手捂住半个脸，行七坐五盘三半。五部三停看头型，高矮再照脑袋衡。罗汉神怪不在内，再除娃娃都能行。面分三停五眼，身发腰膝肘肩。先量头部大小，后量肩有多宽。再看手放何处，袖口必搭外臀。袖内上臂贴肋，肘前必对肚脐。腰下突出是肚，肚下至膝两（个头）数，再往下数是脚跗。正看腹欲出，侧看臀必凸。立见膝下纹，仰见喉头骨。手大脚大不算坏，脑袋大了才发呆。”这么多的口诀和要领要牢牢记住并且应用，看来在封建社会，没有好的记忆力和勤奋的努力，就算是被人看低的“画奴”，也是做不了的。

画匠们触类旁通，一些戏剧表演里的口诀也被“移植”过来参考或采用，恒庵居士辑的《八形说》就具体的把戏剧中的人物按年龄、职业、个人状态等特点划分出八种，不论男女几乎都适用。“老者：抬肩、曲背、呆容、硬膝、转身慢、步平、手颤、起迟、立歌、支杖、头摇摇点点。少者：乐容、风流、轻佻、身如弓、行步俏、双袖垂、两睛转。文者：舒眉、凝目、正容、恭袖、身端、步踱、背前探、手拈指。武者：威荣、眉锁皱、挺胸脯、腰劲直、步阔、侧立不可立，肘曲如抱月，手作推舟势。贫者：愁容、锁眉、穷袖、瘸肘、摩腕、骚鬓、缩头、耸肩、套手、擦涕、端正步、酸子气，低视。富者：欢容、拈指、昂头、仰面、舒眉、抹鼻、拍胸、撑手、圈指。癫者：定睛、呆视、目直、斜步、手摇、头僵、胸露、身侧（忌脱去本来面目）。醉者：呆容、模糊眼、目倦、步跄、手欲扶、口欲吐、语混、身摇、头重、坐斜、浑身呈软状，独脚根硬。”恒庵居士在史书中没有具体记载为何人，八形说也不知从哪个朝代开始便已流传，但可以肯定的是《八形说》是根据很多戏剧演出和表演程式，加以概括、提炼而成的精华，最后形成“口诀”。

配景在人物画中必不可少，“作画先点题，春夏秋冬景相宜，经史诸子各故事，配景恰当画出奇。”年画、笔画的创作固然重要，但都可以有基本的粉本和样稿做参照，配景则能看出画匠的功底和素养，配景既要能分出远近虚实，又要表现出春夏秋冬四季节令、阴晴昼夜。一花一草、一亭一舟，也要点出环境和时令，就连细枝末节也要想好如何去布置和营造画面。配景配的好，则为人物增光添彩，加分不少，配景失败，往往会令画面气氛和格调大打折扣。比如《贵妃醉酒》里的雕栏石桥和《白蛇传》里的断桥，虽然都是桥亭景致，但地点和环境有着明显区别，为了烘托主人公的心情，在画时不可同样对待。时节对景物的陪衬非常重要“春景花茂，秋景月皎，冬景桥少，夏景亭多”，这是生活在底层的画匠总结出的“真理”，细细想来，其实很有生活经验的人才会编出这套口诀，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勃勃，自然花团锦簇；夏天酷热气温较高，雨水多，亭子也就用来避雨和乘凉；桥少表示河川结冰，人们不需要过桥也能到达河水对岸；秋天空气晴朗，夜晚云层稀薄，月光会格外皎洁。所以配景要和整个画面相协调统一，否则宾主相斥，或者喧宾夺主，都会减弱画中情节或者内容气氛的传递。人物与景物要达到情景交融、人在景中，在现实生活里，很多画匠在学徒时期还是懵懂少年，没有过多的生活阅历与经验，这就要求师傅教给徒弟识人取景之法，年幼的画匠按此法可以去练习、揣摩人物的配置要领。画人物容颜是否端庄与粗鲁，要看画的是城市还是乡村人物；画历史中人物则要先去了解古代人的穿衣打扮、冠带袍靴的样式，如有有打打杀杀的场面，其背景多是荒郊野外、背城临山。这些脱离了现实的场景可以根据流传下来的粉本进行学习。画人物要有很长时间的练习和学习过程，磨练心智、长期的学习就会领悟人的比例和姿态等，下笔时自然胸有成竹、得心应手。

一些比较重要的配景道具：房屋、假山、景致等也有具体明显的区别。房屋按其具体功能和建筑样式可分成斋、榭、楼、阁、堂、厅、房、墅、殿、庐等；山有真山、假山之别，可分成楼山、池山、园山、内景山等；景按地理位置和具体功用可分为村落、野外、山林、仙宫、庙宇、江湖等。画中景物远处有溪水会使画面显得深邃；院落内有假山芭蕉就显得雅致；厅堂前面摆放奇石，文人气息就显得浓厚；爬满青苔或苍苔的大石堆砌在隐士高人之庐，会有野逸的感觉。具体到细节，还需要师傅手把手的传授方可。有一首配景歌这样唱的：“石有老嫩峭玲珑，水要明澈而波动。树势参差方为美，远流断续是良工。云烟穿聚升腾势，野径迂回道远通。竹叶暗藏禅堂意，松柏楼阁气势雄。庭院更宜朱栏小，村店鸦噪意更浓。山景最好松揽翠，野渡酒帘一点红。厅阁摆式炉瓶架，内当陈设几榻屏。画中美景说不尽，千万不要样儿重。”

二、画山水论 山水画和人物画一样也讲究比例关系，最早的魏晋时期，山水画作为人物画背景是没有比例一说的，而后在隋唐时代发展阶段，出现了丈山尺树，寸马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水无波，远山无木。远阁无基，远船无帆桅。等最基本的口诀和画法歌谣。还有一些画法口令：山要高，用云托。石要峭，飞泉流。路要窄，车马塞。楼要远，树木掩。近山不可接远山，远水倒可接近水。旅舍不宜半山腰，水桥最忌无去路。冬树不点叶，夏树不露梢。春树叶点点，秋树叶稀稀。

画匠世界里的山水画，其实偏重的是界画。界画原在我国绘画中扮演配角，一般给人物画作附属背景，敦煌的壁画、唐代的大雁塔门楣上的石刻线画等，都能看出界画宫室在人物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界画原和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一样，是绘画主要分科之一，而后因其画法较难而逐渐衰落。《宣和画谱》卷八“宫室叙论”中，对宫室舟车的发展作了简要的说明，原文为“上古之世，巢居穴处，未有宫室。后世有作，乃为宫室台榭户牖，以待风雨，人不复营巢窟而居。盖尝取《易》之“大壮”，故宫室有量，台门有制，而山节藻棁，虽文仲不得以滥也。画者取此而备之形容，岂徒为是台榭户牖之壮观者哉？虽一点一笔，必求诸绳矩，比他画为难工。”界画以长二尺、宽几寸的界尺配合绘笔完成，画者同时握有两支毛笔,其中一支借助界尺作取直用,另一支则是走墨,工整严谨如现代的工程绘图，优点是图画看上去十分精致典雅，缺点是过于工整，显得“匠气”呆板，不够生动。界画表现的主要题材为建筑物，古代时候的建筑样式和名称多种多样，宫室楼台、殿阁堂台、栏廊亭榭、坛案槛龛、仓厅衙铺、寮坊店厩......简直是数不胜数。画宫室讲究的是：“界画楼台，先度其体，广狭合度，既定勿移，基址为根，一去百斜；以尺计丈，倍而上增。上折下算，勿差毫分。千重万垒，由远及深。相接相续，缜密细思。画桥梁则要注意：“山桥水桥意不同，石桥溪阔两分清。有桥无舟通出入，定是山桥理自明。江河之桥忌单薄，雨大水急易冲破。险壑陡崖接石桥，飞瀑流泉建溪阁。水桥之形样式多，蜂腰陀背转回折。苑囿加栏石桥起，曲桥就石依回波。板桥锋起扁舟过，破齿木桥雪上遮。”

山水画中的细节之处颇多，比如这山、水、石、木等就有很多讲究的地方；山有根脉，山峦有起伏，应着重刻画山势气质，地理气候以及山势脉络的特征。古人云：“横看成岭侧称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木有新木、老木、枯木、朽木、挂壁木。柳有村柳、堤柳、垂杨柳、宫墙柳；石有松石、林石、苔石、后庭石；水有来源流向，画水应表现出：急流、瀑布、波涛、清溪、平泉；桥有石桥、铜桥、蜂腰桥、拱桥、虹桥；船有渔船、战船、画舫船、漕运船；云有飞云、流云、祥云。

另外，山水画有很多时候是作为人物画的配景出现的，关于四季时令的景色安排在画匠口诀和心法中，所占比例也非常大，中国人的年俗、规矩，包括各地的习惯、风俗不尽相同，作为游街串巷的艺人，对于一些时序景物、四时点景就必须耳熟能详。春有早晚和雨雪，早春多雪，可以画梅；暮春多雨，可画梨花。夏有小满和大暑，初夏可画行人托伞，暮夏炎热可画纳凉摇扇。秋分早暮风与月，初秋天高云淡，月光皎洁而桂花盛开；暮秋萧瑟落叶徊徊。冬有小雪与大寒，小雪与大寒本是节气的名称，小雪是刚入冬时，微冷尚暖，大寒则水滴成冰。一年365天被分成了十二月，每个月的风俗、节日有异，表现的景致也有大致的区别。正月里有春节、元宵节，所以画面可以表现张灯结彩、披红挂绿，挂门神、祖像挂、贴春联、送财神、贴窗花、放鞭炮、点灯笼、放烟火、劝农鞭春牛、猜灯谜、闹元宵、抖空竹等；二月里赏牡丹、抽陀螺、荡秋千；三四月里放风筝、走长堤、踏青草、湖泛舟、游画舫；五月里酒帘红、编方胜、饮药酒、赛龙舟、剪五毒、安菖蒲；六月里荷花生、结花环、蝉鸣柳、风吹起；七月里看星空，流河灯、穿花针、盂兰盆；八月里月当空，赏月亮、吃月饼、供玉兔、收麦薯、游夜景；九月里登高阁、赏菊花、插茱萸、邀亲友、步步高；十月里调鸟虫、走马灯、太平鼓；十一月摆盆景、赏金鱼、乘拖床、消寒会；十二月桃符更、浆洗旧、折换新、迎新年、置年货、拜灶王、堆雪人、包饺子、玩纸牌、合家欢，又是一年春来到，张灯结彩迎新岁。虽然有些风俗已经不见，只能在古书典籍上找到出处，但从中可以看到年画中有很多细节是来自于真实生活的风俗习惯，与老百姓生活贴近，所以画匠的作品令人倍感亲切、百看不厌。

有一个问题：“如果在整幅画面绘制过程中，一不小心画错了某个局部，或者是意境在营造的时候有所欠缺的话，有没有补救的方法和措施呢？”方法也是有的，“补景法”就是画匠行当里专门用来“补救”的。

补景法，不单单是指在原来的错处加以修正，还可以使某些原本不出彩的局部锦上添花，补景涉及的范围很广，门径、船只、楼台亭阁、桥梁水车皆可补景。

补景法是这样说的：“远山要插庙塔，傍道要安旅舍，柴门要添牛马，瓦屋要加袍褂。池塘妙女采莲，长川老渔放艇，湖亭人游画舫，江海立桅杆挂帆。路要曲折不尽，水要源远流长，城关不宜立当中，兵马忌在山腰上。”

不但有具体的情景搭配，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都有可以补景的措施和规划。描绘春景时，多要表现踏青场景或者是渔舟唱晚，为突出意境，远山可以微黛，近处的花木应画的隐约、依稀可辨。描绘夏景时，树木应苍翠欲滴，天气炎热，人物摇扇倚亭，行旅之人可骑驴撑伞，渔翁披蓑戴笠。描绘秋景时可以突出天水一色，大雁南飞，落叶徘徊，美人抚琴赏月。有特殊天气变化的场面可以这样去画：遇到有风天雨景时，天地界限不必画的分明，行人苦力撑伞，渔夫披蓑衣急赶回家。冬天萧瑟之境可以表现雪压古木或者枯松，老樵夫负重或担柴，文人士大夫围炉啜茗，酒帘孤村。冬天的雪景就更容易一些了，不必画出炊烟袅袅，循着小路画出点点足迹远去，自然可以表现出山中有人家。在环境安排上可以将树山楼屋用淡墨烘托雪意。

三、画翎毛歌

花鸟画在画匠行当的术语又被称为“翎毛”，大概是因为花鸟画里面飞禽走兽的形象居多。花鸟画在广义是指花鸟、草介、鱼虫、飞禽、走兽等。在画法上可分为三类：工笔花鸟、写意花鸟以及兼工带写花鸟画。表现方法有：白描勾勒、勾填、没骨、泼墨等等。花鸟画表现的主题有花卉、禽鸟、昆虫等。花卉常用主题有竹、兰、梅、菊等；禽鸟大多画鸡、鹅、鸭、仙鹤、杜鹃、翠鸟、喜鹊、鹰等；昆虫以鹦鹉、蝴蝶、蜜蜂、蜻蜓、蝉为主；杂虫有蝈蝈、蟋蟀、蚂蚁、蜗牛、蜘蛛等。

《鸟兽总诀》里面把各种常见的花鸟科目皆点明要领。“龙脸愁的像，出现必升降。龙身遍体甲，其数却无量。吊晴白额虎，正中写三横。虎尾斑点匀，为数十三整。朝阳啸的凤，姿势欲翔腾。哭的狮子脸，嬉球又跳升。若要画肥猪，腿短拖地肚。昂头挺胸马，画法三块瓦。

抬头羊，低头猪，怯人鼠，威风虎。鸟噪夜，马嘶蹶，牛行卧，犬吠篱。画嬉猫，常洗脸。画白兔，前腿短。画雄鹰，两只眼。画麒麟，头似龙。画鲤鱼，尾鳃鳍。画蝌蚪，墨点点。画青蟹，横长些。画青虾，一弯月。雀鸟先学画爪嘴，走兽先学画首尾。虫蝶先学画翅腿，花卉先学画瓣蕊。”

除了《鸟兽总诀》之外，涉及到具体的飞禽走兽还有另外的心法要领。画飞禽要掌握的是鸟类的基本结构、解剖、飞翔的姿态、在具体地点时的样貌。“羽族万状，难画群形，锦鸾彩凤，白鹤黄莺，栖枝细雀，奋霄巨鹏，流声似笛，转羿如云，毛兼五色，声变千音，西池恣浴，琼林肆鸣，回旋海鸟，栖息花阴，颉颃蹲踮，展屈有情，飞鸣食宿，各具像生。羽翎嘴爪，心笔发明，先画其嘴，眼照上唇，目写头额，腮描背翎。半环大小，笔重笔轻，破镜之状，短长尖平，尾翎细细，图出匀停。徐徐小尾，几笔添增，羽毛翅脊，前后相承，腿肫胸肚，下笔细斟。写完全体，后缀脚心，踏枝立杆，势欲纵横，展拳之诀，最忌零丁。”

在鸟禽画法步骤上一般遵循的是先画眼睛，再画嘴，全身画完再画腿。如果一不小心先画嘴了，那眼睛就在上唇的地方画。很多小鸟的头部都有一些漂亮的翎毛，可以在眼睛周围点一些。鸟的结构是脖子短粗，一般是腮部往下马上去画背肩。短颈、尖嘴、翎毛细，最后再把小尾巴填上。画羽毛时，最好先从脊背开始，再画胸肚腿，最后添爪，爪子可以是踏枝或展拳的姿态。鸟的羽毛在绘制时时最考验技巧和功夫的，画时不可大意，每根羽毛都要一笔而成，根根皆同，连续不断覆于全身。

浅析中国古代王位之争 第7篇

所以, 王者必霸, 王者必争。一个人要当上皇帝, 特别是开国之君, 必须靠武力和争夺, 不可能像孟子说的那样推行“仁政”。从夏、商、周三代以来, 每逢改朝换代, 总会杀人盈野。周初, 据说大小诸侯国家还有好几百个, 春秋时代就只剩下一百多个了, 战国时代就只剩下七国了, 都是奴隶主之间为了扩张自己的土地和权势, 互相厮杀。最后, 杀人最多的秦始皇统一了天下, 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个人的欲望, 同时, 他还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分裂变为统一, 战乱变为安定, 人民生活获得一时的安全, 生产获得一定的提高, 社会得到一定的发展。总而言之, 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时代, 即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趋于定型和巩固的时代。而秦始皇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 他是“以暴易暴”, 灭了六国的暴君, 自己却比原来的暴君还暴, 很快又导致了新一轮的屠杀。

秦始皇以后, 各个朝代的改姓更名, 几乎都是如法炮制。像汉高祖刘邦, 汉光武帝刘秀, 唐太宗李世民, 元太祖铁木真 (成吉思汗) , 明太祖朱元璋, 清太祖努尔哈赤, 没有一个不是用武力征服天下、争得帝位的。即便出身沙门的朱元璋, 口口声声“杀一男如杀我父, 杀一女如杀我母”, 一旦坐上皇帝宝座, 狰狞面貌便暴露无余, 为防止他人篡夺皇位, 也大开杀戒, 早就把慈悲为怀忘得一干二净了。可见, 数千年的帝王制度, 几乎每一页都涂满人民的鲜血, 才换得了皇帝的特权。于是, 数千年的帝王制度, 也形成了皇帝最大的五种特权。

其一, 最大的占有权。他们拥有其在武力统治区内的一切物质, 和奴役其内的一切人的权力。“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这句话集中地表达了帝王的占有权力。

其二, 最大的, 包括对一切人的生杀予夺之权。他们处于社会阶层的颠峰, 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 只要需要, 他可以随意杀人, 不需要任何理由和法律依据, 也无须顾及亲情、友情、君臣之情。据史书记载, 在617位帝王中, 被杀、俘杀、赐死、自杀者有305人, 占帝王总数的49%, 这表明帝王之间的互相残杀是十分厉害的。如南北朝时代, 南朝宋国孝武帝刘骏有28个儿子, 2个孙子, 被其弟宋明帝刘彧杀了16人, 余皆被宋后废帝刘显杀死。后来, 刘彧的儿子宋废帝和宋顺帝刘准又被大臣齐高帝萧道成杀死。而萧道成建立起来的齐国, 统治20多年, 先后6人称帝, 却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叔侄30余人。可见, 一个人只要做了皇帝, 就无所顾忌, 为所欲为, 甭说黎民百姓无辜被杀, 就是皇帝的本房亲属也时遭杀戮, 不得幸免。

其三, 最高的荣誉特权。在被人们推崇为“万乘之尊”、“海内一人”的皇帝周围, 往往云集着一群又一群的马屁精, 为皇帝歌功颂德, 把最好最美的颂词堆在皇帝身上, 把最有影响的武功、事功记在皇帝名下。秦始皇统一全国, 到处游山玩水, 刻石记功, 把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建立郡县制等, 都归功于自己。其实, 这一切都是他手下人搞的, 说穿了, 是历史的必然, 群众的创造。

其四, 最大的物质享受特权。任何朝代的帝王, 其物质享受都是当时全国的最高级别。只有上古时代的帝王, 由于受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局限, 不可能具备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条件, 还是冬住“营窟” (土穴) , 夏居“橧巢” (树枝搭造的鸟窝形住所) 。史书记载, 从夏朝的太康时代 (公元前2085—公元前2075年) 开始, 国王开始住上高大的宫殿, 用上豪华的器具, 吃饭用的是象牙做成的筷子, 酒杯用的是犀角玉器。夏朝末代国王桀, 在首都安邑, 不惜倾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建造用美玉砌成的宫殿, 琼室瑶台, 三千金柱, 十分华丽, 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国力。此后, 一代比一代奢侈, 一朝比一朝进行超前享受。秦始皇兼并天下, 享受欲望激剧膨胀, 把建造宫殿放在首位, 用70万人建造阿房宫、骊山墓。出行时车驾仪仗设专官管理。秦始皇五次出巡, 排场十分壮观。他带着侍臣、美妃、宦官、婢女、卫兵、士卒, 浩浩荡荡, 连绵十余里。所到之处, 百官跪伏两旁, 迎进送去, 一切饮食, 由地方负担, 人民被洗劫一空。

其五, 最大的性满足的特权。全国的美女都供皇帝一人享受, 他有权在全国公开选美。一夫多妻, 在奴隶社会便形成了制度。《礼记·昏义篇》载:“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以听天下之内治, 以明章妇顺, 故天下内和而家理。”用现代的观点来看, 偌大个数目, 应该是够多了, 而帝王们犹嫌不足。后来, 《周礼·天官冢宰》对世妇、御妻不再确定具体数目, 即可以无限增加。唐朝白居易就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之句, 其实有些王朝的淫君拥有的女子远不止此数。

中国的帝王制度, 就这样体现了“安久必争, 争而后安”的历史轨迹, 就这样直接维护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封建专制的漫长性和一人独裁的特殊性, 也间接维护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的大一统的局面。这不能不算是个历史奇迹。

然而, 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尽管封建帝王都穿龙袍, 戴皇冠, 都称天子, 王天下, 他们也都是自私的, 为了个人的利益、家族的利益, 把国家当成私有财产, 对臣民任意杀戮等, 但诸多帝王并非一个面孔。他们的思想气质、意志毅力、教育素养、兴趣爱好、习惯作风都千差万别。虽然帝王的权势纷争是历史的必然,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不同的个人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如果个人能克制忍让, 善待纷争, 理智行事, 还是可以减轻、减少互相残杀的程度, 避免很多的历史悲剧的。

历代的史学家们对此多有评论。他们把帝王分为好坏两类。对“好”的帝王, 又根据他们的各种表现和对历史作出的贡献, 分为圣君、贤君、明君、仁君、雄君五种。像上古时代的尧舜、夏禹、商汤、 (周) 文武尊称圣君;西汉文帝、东汉明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宣宗、清圣祖 (康熙) 美称贤君;西汉高祖、东汉光武帝、蜀汉昭烈帝 (刘备) 、隋文帝、后周世宗 (柴荣) 、宋太宗、宋孝宗、明太祖、清世宗荣称明君;西汉景帝、东汉章帝、北魏孝文帝、后唐庄宗、宋英宗、清德宗人称仁君;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辽太祖、西辽太宗、金太宗、元世祖、明成祖、清高宗则史称雄君。

这些帝王一般都“先存百姓”, 懂得“若安定天下, 必须先正其身”的道理, 能够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 了解各地民情, 广开四方贤路, 招揽治国人才。唐太宗时期, 谏议大夫魏征总结了做皇帝的十条经验 (十思) :“君人者,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 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 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 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 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 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 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 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 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 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 弘兹九德, 简能而任之, 择善而从之。” (《贞观政要·君道》) “十思”之意, 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 或多或少都能体现在自己的治理之中, 起到统一、团结、安定和繁荣的作用, 为我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对“坏”的一类帝王, 史学家们也分为暴君、昏君、淫君、乱君、懦君五种。如夏桀、商纣、后赵太祖、南朝宋后废帝、金海陵王人称暴君;秦二世、东汉灵帝、唐僖宗、宋高宗、元顺帝、明宪宗、明熹宗史称昏君;南朝宋前废帝、陈后主 (陈叔宝) 、北齐文宣帝 (高洋) 、隋炀帝、后梁太祖、明武宗骂为淫君, 周幽王、南齐东昏侯、唐懿宗、南汉南越王、辽天祚帝、南明弘光帝、清末帝史称乱君;西汉惠帝、蜀汉后主刘禅、晋惠帝、南宋理宗和度宗人称懦君。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 这些帝王一般是“继体守文”之君, 有的年幼无知, 甚至是“白痴”皇帝。他们从小深居宫闱, 受的是封闭的特殊教育, 养尊处优, 继承先人的皇位, 不懂得创业的艰难, 不懂得民间的疾苦。他们仗恃国家一时的“富国强兵”, 或者依仗外戚、宦官的力量, 不考虑国家的忧患, 或听从他人的摆布。他们总是役使天下的臣民, 来顺从自己的奢欲;耗尽天下的财物, 来供自己的享受;搜选天下美女, 寻求远方珍宝, 来满足个人的淫欲;征发徭役没有时限, 用兵打仗无休无止, ……国家自然不可能长治久安。不过, 历朝的末代帝君或亡国之君, 也并非都是无能之辈, 像唐昭宗、南唐李后主、金哀宗、明思宗、清末帝溥仪, 都是比较精明能干的君主, 只是国势已衰, 无法挽回残局, 亡国已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