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晋升通告范文

2024-05-31

公司晋升通告范文（精选6篇）

公司晋升通告第1篇

公司全体员工：

兹有某某某同志工作认真负责，自律自强，积极向上，为表彰其表现，肯定其能力，我公司研究决定：晋升某某某为车务部副经理，从2XXX年5月9日起执行，望其在以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励，发挥所长，带领部门成员共同奋进。

公司所有员工应以某某某车务部副经理为榜样，在本职岗位上不断提高自我素质和能力，超越自我，公司将一如既往的为每一位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特此通知!

行政部

20XX年5月7日

公司晋升通告第2篇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员工的素质和能力，充分调动公司全体员工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在公司内部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经公司研究决定，各班组基层干部由部门员工民主选举，推选结果如下：

l 加工组宋升强

l网球机组王兴华

l羽毛球机组朱崔明

l 拉线组罗超明

以上当选的四位同事在工作期间业绩出色，工作努力，根据公司的人事政策研究决定，从20xx年2月24日起升任为部门组长职位，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发挥你们的才干，不负重望，与班组同事共同实现目标，为公司的发展贡献力量。

特此通告

公司晋升通告第3篇

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土地、资本等重要资源的控制权, 能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市场环境产生深刻影响, 而这种影响必然会导致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无法完全有效地指导企业的资源配置行为, 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1]。事实上,政府行为只是政府官员动机的外在体现。因此,将政府层面研究拓展到官员层面, 识别地方官员对辖区内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对于优化我国官员治理模式,夯实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阶段, 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地方政府行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理论层面上,李敏波等[2]在新古典投资理论框架中引入制度性因素, 论证了国有企业因多重目标而导致其过度投资和资本积累。实证层面上, 已有研究提供了政府对企业设置的多重非商业性目标、政府“政绩观”等政府干预行为抑制企业投资效率的经验证据[1]。然而,这些研究都将地方政府视为一个“稳定不变”的整体,并未追溯至其背后的官员这一更具实质性个体。如果政府对辖区内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是切实存在的, 而官员是政府的缩影, 就有理由相信政府官员能够对辖区内的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

地方政府官员是怎样影响辖区内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呢? 一方面,可能通过地方政府官员所面临并参与的晋升竞争。目前,已有学者尝试探索政府官员晋升竞争对辖区内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徐业坤等[3]从官员更替的角度分析了政治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投资的影响,但未能提供反映两者之间关系的直接、全面的证据。另一方面,政府官员的年龄、任期、来源等个人特征也可能是影响辖区内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行为学家认为,理性人的一般活动与个人特征密切相关。因此,政府官员在个人特征方面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其执政行为的差异。目前,大量的研究提供了官员任期、来源、年龄等个人特征与经济增长、区域创新活动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4],但少有学者关注官员个人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

那么,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以及年龄、任期、来源、工作经历等个人特征影响辖区内企业投资效率的机理是什么? 又会产生怎样的作用效果?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 本文选用2004-2013年间沪深两市A股市场779家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个人特征对辖区内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官员晋升竞争与企业投资效率

现行政治晋升体制放大了地方官员追求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而在短期内提升地区经济指标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1]。因此,地方官员往往会利用其掌握的行政权力扩大辖区内企业的投资预算[3]。但这种投资规模的增加, 并不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决策。这极大地影响了投资决策行为的科学性,并最终损害企业投资效率。

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首先,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权、人事任免权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其投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税收、社会稳定以及地方官员晋升竞争等非利润因素的影响。其次,国有企业往往面临着较低的融资约束, 但当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着激烈的晋升竞争时, 这些额外的金融支持和投资机会就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

H1: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越强烈,辖区内企业投资效率越低。

H2: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二)官员个人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

上任伊始的官员往往不会贸然干预企业的投资活动。随着任期的增加,其所具备的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政治资本得到明显提升, 往往会利用行政权力扩大企业投资,并最终损害企业投资效率。但随着任期的进一步增加, 地方政府官员的进取意识和工作热情会逐渐降低, 从而使其干预企业投资活动的积极性受到抑制。

官员年龄与所获得的晋升机会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年轻官员有着更好的仕途前景, 倾向于“大刀阔斧”地扩大辖区内企业投资支出,以拉动地区经济增长, 但这一行为可能不利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随着年龄的增长,政府官员所面临政治晋升的激励作用逐渐变小, 通常会选择稳定地履行基本职责,以求平安过度,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干预程度也会随之降低,这有助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

一般认为, 来自上级政府部门的官员拥有与上级政府更加紧密的关系,其获得晋升的机会较大,并不非常重视自身在提升GDP等经济指标方面的表现。因此, 这类官员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干预企业的投资行为, 这使得企业能够更大程度的根据自身和市场情况配置资源,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

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政府官员积蓄了必要的“内部背景知识 ”和现代管理经验 , 对企业投资活动所面临瓶颈的有着深刻的理解, 更善于规划出合理的经济布局,引导企业的投资行为,这将有助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相比之下,不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官员很难准确找到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着力点。

H3: 官员任期与辖区内的企业投资效率间呈现出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

H4: 地方政府官员年龄与辖区内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5:与非上级政府部门下派的官员相比,上级政府部门下派的官员更能提高辖区内企业的投资效率。

H6:相较于不具备企业工作经历的政府官员 ,具备企业工作经历的官员能够有效提高辖区内企业投资效率。

三、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与变量设定

1.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研究假设和理论分析, 本文尝试构建以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2.变量设定

本文利用Richardson模型估算企业正常的资本投资水平, 然后计算企业估算资本投资水平与企业实际资本投资水平之间的差值,并以此衡量企业投资效率Effic, 即将Richardson模型残差的相反数作为企业投资效率的代理指标。本文分别从失业率、财政盈余状况以及GDP增长率三个维度来构造能够衡量政府官员所面临晋升竞争强度的指数(Competition)[5]。年龄(Age)变量一般取值地方政府官员在样本期内的真实年龄。任期(Tenure)变量的取值则需计算官员担任该职务的实际时间。为考察任期与辖区内企业投资效率之间是否存在U型关系, 本文引入虚拟变量:任期平方(Tenure2)。考虑到其与一次项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本文对Tenure进行了中心化处理。本文将非上级政府部门下派视为参考组, 引入上级政府部门下派(Dispatch)这一虚拟变量。企业工作经历主要是指官员曾经在企业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等主要领导职务的背景经历, 本文将无企业工作经历视为参考组,引入虚拟变量(Background)。

(二)数据来源

本文面向市级地方政府, 选择地级市政府市长作为取值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个人特征的研究对象。晋升竞争指数的计算过程中所需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市长个人资料取自人民网及其他搜索引擎搜集到的官员简介。实证模型中各控制变量、Richardson模型中涉及的企业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最终用于实证分析的样本为2004-2013年间沪深两市A股市场779家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共5913个观测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利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探讨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个人特征对辖区内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不同企业所有制性质条件下,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个人特征与辖区内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对所有估计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均显示适合选择固定效应进行模型估计。具体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全样本回归模型(1)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与辖区内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使H1得到验证。官员任期与辖区内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任期平方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H3的预期不同。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市级政府官员普遍具有较短的任期, 政绩诉求和有限任期使得政府官员往往会选择在上任之初就对企业投资活动进行快速、强烈的干预,从而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负向影响;随着任期不断增加,官员获得政治晋升的可能性逐渐降低, 晋升激励的相对不足使官员对辖区内企业投资活动的干预程度相应减弱, 从而使企业投资效率免受不必要的损失。官员年龄对企业投资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与H4的预期一致。上级政府部门下派的官员相较于非上级部门下派的政府官员,更倾向于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增加,与H5的预期一致。具备企业工作经历的官员相较于不具备企业工作经历的官员, 其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积极性更高,与H6预期一致。

从回归模型(2)、(3)可以看出,地方官员晋升竞争对辖区内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回归系数为-0.193, 在1%的水平下显著, 地方官员晋升竞争对辖区内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回归系数为-0.067,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与H2的预期一致。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第一, 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能够抑制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这提示上级决策者应正视当前官员考核机制的不足,在关注GDP增速的同时,约束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注重考察GDP质量,有步骤地增加环境保护、民众生活等方面指标的政治影响度,转变政府官员固有的发展理念, 从而有效提升企业投资效率。

第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强烈。意味着决策者应该切实尊重和维护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中独立的行为主体而具有的自主经营权, 减少政府官员对辖区内国有企业的影响, 从而降低地方官员晋升竞争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

第三,官员年龄、任期与辖区内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上级政府部门应重点关注年轻官员和上任伊始的官员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干预行为。此外, 还应在一定程度上延长官员任期、优化官员年龄构成,充分发挥官员年龄、任期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 以避免愈演愈烈的短期主义行为。

大公司的晋升法则第4篇

他的新岗位是奔驰南区市场高级经理，从以前管理四五家4S店变成要负责整个华南区总共三十余家店的市场工作。而在此之前，他并没有任何市场类的工作或学习背景，从本科到硕士他学的也一直是工科。

面对全新的工作内容，王敬途的解决办法是“像吸星大法一样把人家好的东西快速吸收过来”。其实刚开始跟经销商打交道时，他也能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怀疑，“年纪轻，又完全没有汽车行业的背景”，好在他发现自己的优势在于有走访各地经销商的机会。“我喜欢观察，又很八卦，看不懂就问，然后把其他店好的做法带到自己所管理的店，这样经销商觉得你每次来都能带来新的东西，我也慢慢获得了认可。”

这种工作习惯是在他的第一份工作中培养起来的。当时他是普华永道的一名咨询顾问，快速学习能力是最基本的要求。当然，咨询顾问实际的工作内容和设想的多少有点差别，现在回头总结，他觉得做咨询的方式有两大类，要么是对行业本身很熟悉，可以从专家的角度给出解决方法；要么是对方法论很熟悉，不论什么样的case，都能把它拆解成小问题，而后逐个击破，“但无论是哪一种，都需要时间的积累。”

所以，作为新人的他大部分时间做的是写标书、写会议纪要、修改PPT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他自己也逐渐意识到，“要想真正做好咨询，还得靠行业的经验，否则老感觉飘在上面。”

随后不久，王敬途参与了一个奔驰公司的项目，工作期间给奔驰人力资源部的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由此获得跳槽机会。新的工作令他很兴奋也很累，“因为每天都在学习”，从管理规模相对较小的店到负责量大的市场，再接着开拓有潜力的空白市场，遇到的问题也多了起来。“比如平衡店与店之间的竞争时，要把大家的共同利益拉在一起，这时协调、沟通能力就显得很重要。”

2008年和2009年，尽管豪华车根本不愁卖，“经销商大多是等着客户来签单”，但咨询行业出身的他还是看到了问题，“经销商对市场工作不重视”就是其中之一。在跟老板反复讨论之后，王敬途提出了市场部人员配置要合理化、快速培训销售及市场人员等方面的建议。这些建议都被公司采纳，然后随着这两年豪华车品牌的竞争愈发激烈，经销商也从被动营销转为主动营销，王敬途当初的建议在被证明了有前瞻性的同时也为公司赢得一些先机，最终为他的晋升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