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论文范文

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8篇）

当代文学论文 第1篇

浅论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英美文学的渗透

伴随着基础教育改革范围的逐渐扩大，大学公共英语教学的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传统只注重成绩、分数的落后形式逐渐被素质、能力所取代，学生的内在素质、内在涵养等等成为教育教学的根本。

英美文学，是对外国文化和语言的一种承载，是对外国习俗风情的一种记载。

将英美文学以知识的形式渗透于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以跨文化的形式培养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品析能力，以西方优秀的人文智慧和时代背景熏陶和感染学生的素质修养，让学生的人文素质与道德修养因此而得到有效的培养。

一、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渗透英美文学的现实意义

1.实现学生内在修养与素质的实质提升

素质教育是现代教育改革的核心，也是现代教学的根本。

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是拓展学生文化视野和知识界面的重点课程。

将英美文学渗透到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可以填补大学公共英语课程中缺少的教学因素，深化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欣赏能力，以文艺甘泉修养和陶冶学生的性情，让学生的内在修养和素质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2.实现学生主体对英美文化的深入了解

在英美文学作品中，蕴含着外国的国家文化和区域文化，承载着一个国家悠久的文化体系，记录着一个国家深厚的背景文化。

将英美文学作品渗透到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不但可以让学生在阅读中获得外国文化知识，还能让学生深入了解英美等国家的民俗风情、文化内涵、交际礼仪等等，让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3.实现学生主体鉴赏能力的有效培养

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不能仅仅注重知识与技能的单纯传递，还要注重学生内在素养、素质的有效培养。

英美文学作品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含历史文化、社会科学，还包含一定的艺术知识、伦理知识。

将英美文学渗透到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要突破传统教学形式下只注重知识与技能的培养层面，而要立足于学生文学艺术的欣赏和品鉴，让学生主体的鉴赏能力、认识能力因此而得到有效提升和实际培养。

二、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渗透英美文学的主要策略

1.根据大学公共英语课程设置配套的英美文学教学内容

伴随着大学生英语水平的逐渐提升，大学公共英语教学课堂的安排越来越成熟，课程教学体系也越来越丰富。

但是仅仅在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增设文学要素是无法满足学生主体的内在发展需要的，更无法从根本上塑造和培养学生的内在素质和性情的。

所以，作为大学公共英语教学的任课教师，当务之急便是对当前的英语教学课程进行重新设置，要立足于学生主体在英语水平上的不同差异，着眼于学生主体内在的差异需求，

以学生的兴趣和和能力为基础对大学公共英语课程体系进行优化创新，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基础水平差异化地制定与大学公共英语课程配套式的英美文学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让学生在兴趣的支配下主动、积极地参与到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活动中，让不同专业的学生、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都能够在英美文学的不断渗透中实现全面发展。

2.精心设计和选择英美文学教学内容

在现存的大学公共英语课程教学体系中，关于英美文学的教学内容也仅仅局限在文学类和史学类，教师对于这些知识的讲述也仅仅是枯燥的陈述、死板的讲解，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因此而挫败。

所以，作为大学公共英语的任课教师，要打破传统英美文学教学的局限，改变传统教师主讲英美文学知识的课堂形式，鼓励学生自主去探索和挖掘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本质内涵。

教师还要重新规划和设计英美文学教学的内容，将不同体裁的英美文学作品巧妙地融入大学公共英语课程教学中，让学生的英美文学学习范围可以变得更加广阔，让学生的文化视野因此而变得宽阔。

3.科学的选择和优化英美文学的教学方法

作为大学公共英语课程的任课教师，要彻底打破传统填鸭式教学方式的桎梏，要根据现代课程改革的要求科学地选择和优化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方式，改变传统只依靠书本进行知识传递的落后形式，合理地选择技术手段，科学地优化教学方式。

作为教师，可以以多媒体视频或电子书的形式向学生展示英美文学作品，鼓励学生带着任务去鉴赏和品赏英美文学作品，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让学生直观地感受英美文学作品的高深内涵，让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因此而得到提升，让学生在身临其境中感知英美文学作品的独特魅力。

总之，将英美文学渗透到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是相当富有现实性意义与实践性价值的。

所以，作为大学公共英语教学的教师，要深入挖掘英美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内在价值，鼓励和引导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英美文学的教学中，让学生的文化视野因此得到拓展，让学生的文化素养因此而得到提升。

当代文学论文 第2篇

【摘 要】《白鹿原》作为一部描绘“民族秘史”的长篇小说，通过写具体的人物命运在历史大河中的沉浮，生动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的隐秘的逻辑性，具有悲剧美学意义。

【关键词】陈忠实;《白鹿原》;悲剧性

陈忠实在《白鹿原》的一开始就引用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1] ”。

在中国乡村这块既保存精华又藏污纳垢的深厚土壤上，作为“一直负载着这个民族精神和心理上最辉煌和最痛苦的记忆 [2] ”，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与观念。

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风起云涌，关中这块土地上发生了诸多大事，陈忠实以40万字的宏大叙事为我们呈现了近现代转型期的中国“民族秘史”的一隅，演绎了传统文明遭遇现代文明时所导致了一系列的悲剧。

然而，正如陈忠实所说：“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 [2] ”。

一

《白鹿原》在整体上具有极强的社会文化悲剧色彩。

它所反映的20 世纪上半叶， 正是中国历史处在黎明之前的黑暗时期。

在《白鹿原》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3] ”。

清末明初之前，古老的白鹿原伫立在关中大地上，几千年如一日，传宗接代，生死轮回。

然而，时代的飓风扫过白鹿原的上空，震动了这个古原的内部结构，原始生活的秩序被打乱，安稳的日子没有了，小农经济所固守的封闭性和被压抑的强大破坏性， 在名利面前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残酷性，战祸不已，瘟疫横行，生灵涂炭，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恩怨难了，整个白鹿原成了一个鏊子。

传统儒家文化在与现代文明的相互激荡中岌岌可危，矛盾横生。

人们难以再获得以往精神信仰的自足，精神世界发生严重裂变，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被转变，被颠覆，失去了平衡性，而新的心理文化结构尚未被建立，人们普遍陷入价值观丧失指挥效益的迷茫中。

我们基本可以认定，《白鹿原》具有极强的寻根意味与悲剧色彩，寻找的恰恰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规范中所隐藏的生命活力及深埋在儒家文化厚实土壤中的劣根性。

《白鹿原》在整体文化上的悲剧性体现在：作者一方面有意回归儒家文化，认同儒家文化所塑造的白嘉轩式的理想人格，譬如白嘉轩一生做事为人光明磊落，恪守耕读传家古训，仁义为本;另一方面又看出儒家文化在本质上的虚伪性和残酷性，尤其是对中国妇女的身心残害，譬如人格神白嘉轩拒绝黑娃媳妇进祠堂，维护阶级等级制度(惩罚小娥狗蛋却忽视罪魁祸首鹿子霖)等。

这种封建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历史无意识杀人群体对人的欲望尤其是作为人的女性的欲望的扼杀的本质与鲁迅所揭示的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主要指女性被吃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共同为消解女性异化，反对男权中心文化做出了贡献。

二

在具体的人物形象塑造上，《白鹿原》根植于现实与历史的土壤，真实地刻画了人性的复杂多变，揭示了人物命运悲剧的深刻性和必然性。

白嘉轩作为中华文化正统人格的代表，突现在作品中，意义重大。

这个人物，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2] ”。

“他的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他在村社的民间性活动，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宗法农民文化的全部要义[2] ”。

他的 “挺得太直太硬[1] ”的腰杆这一意象在作品中具有很深的象征意义。

他具有极强大的人格和心理素质，精明，坚韧，豪狠，宽容，恪守戒律，一丝不苟，对待长工宅心仁厚，对待黑娃宽容有度，对待小娥心狠手辣。

“他的顽强的`存在本身，即无可置疑的证明，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两千多年的秘密就在于有他这样的栋梁和支柱们支持着不绝如缕[2] ”，白嘉轩的悲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

固然他的思想是保守、倒退的，但他的人格是充满沉郁的美感的，具有充分的精神价值，正是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被这时代所革除，从而显示出浓厚的悲剧性。

“黑娃”在该著作中也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反思的人物形象。

他具有原始的生命力和冲动力，天然的阶级性和反抗意识。

可以说前期的黑娃可亲可爱可敬可怜，为了婚姻自由违反家族父命，为了朋友拔刀相助，后期的黑娃回归传统，娶了知书达理的秀才女儿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忏悔自己前半身的误入歧途，重新跪回白家祠堂，但最终却为钻入革命阵营的投机分子所害。

究其回归传统之原因，当然有黑娃革命失败后心灰意冷，信念倒塌的缘故，更多的估计还在于其阶级立场的模糊性和妥协性，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这一人物形象的悲剧性集中表现在：儒教传统对其叛逆性格的消解以及混入革命队伍中的丑恶势力对其生命的毁灭。

这不只是人格命运的悲剧，更是文化的悲剧。

白孝文这个徘徊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逆子，较之黑娃，二人思想发展均有大转变，但令人值得玩味的是黑娃是从现代文明回归传统文明，而白孝文却是尽数遗弃传统文明，加入现代文化的负面潮流中。

白嘉轩素来把家族家庭教育视为头等大事，为了培养族长接班人，言传身教，深夜讲解“耕读传家”匾额，责令儿子入山背粮，孝文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终于从精神到行动都堪称新一代接班人了。

然而人性是最复杂的东西，内心深处的恶的一面就如同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便无法无天。

田小娥的诱惑使得这个才德兼备的理想接班人滑入了堕落的深渊。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教育的脆弱及对人性过度压抑的一面。

白孝文的悲剧是触目惊心的，传统文化在其身上彻底失落了。

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中刻画的人物形象，由于坚持从民族文化性格入手，注重对文化心理结构的剖析，故而真实、深刻，尤其是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文明冲突的揭示，对于刻画民族灵魂的裂变是至关重要的。

三

悲剧理论认为悲剧性就是指人对死亡、苦难和外界压力的抗争本性。

悲剧主体具有强烈的自我保存和维护独立人格的欲望，往往表现为因对现状的不满而显示出强烈的不可遏制的超越动机，并能按自己的意志去付诸行动。

在这个古原上，民族主体们在遭遇到苦难与毁灭时，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超乎寻常的对命运的抗争意识和坚毅的行动意志。

天灾人祸，饥饿瘟疫阻止不了生命的生生不息;宗族制度与宗法文化的顽固冷酷扼杀不了民族主体们的羞耻心和是非感;即使命运陷他们与苦难或毁灭境况之中，他们也敢于拼死抗争，九死不悔。

古原折磨、煎熬着它的“存在者”， 甚至不惜死亡的威胁，小娥、仙草、孝文媳妇、鹿三、白灵、鹿兆海和黑娃等均在这片原上昙花一现，归于灭亡。

这些灭亡，触目惊心，它通过“无”让人看到“有”的价值，那就是不灭的求生欲望、旺盛的生命力的最后迸发及自我保护能量的最大发挥。

《白鹿原》展示了历史主人公们在灾难与命运的打击面前永恒的抗争意识，传达出一个民族在反抗宇宙的意志，反抗大自然的威胁，反抗命运的挑战，反抗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极端冷漠和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等方面的厚重的悲剧意识与民族精神。

结 语

作家在《白鹿原》中所坚持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矛盾的，但在终极意义上，它还是对人类更好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起有救助作用的。

可以说，“《白鹿原》是一个整体性的世界，自足的世界，饱满丰富的世界，更是一个关照我们民族灵魂的世界[2] ”。

陈忠实的《白鹿原》，其悲剧美学意义可谓深邃而难以言尽，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美学风格。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作家出版社，.

[2]雷达.废墟上的精魂[A].陈忠实资料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当代文学论文 第3篇

一:文学期刊为文学创作提供“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概念是哈贝马斯在196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公共领域是17、18世纪随着市民社会的壮大不断兴起的一股力量,人们借助报纸、杂志、沙龙、咖啡馆作为场所,传递信息、发表议论以达到相互认同的目的。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是在市民私人的家庭生活与国家权力领域里开辟出来的公共生活领域,其中文学公共领域是重要组成部分。交流正是文学不断发展前进的重要因素,在文学公共领域内,作者发表作品,读者发表意见。

文学期刊是重要的文学公共领域,在文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文学期刊传达着人物私人化的内心世界。哈贝马斯认为,文学公共领域是由公众主体的内心领域而发展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纯文学期刊借当时的“举国文学热”发展突飞猛进,最终的落脚点定在了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倾诉、传达人文主义关怀上,由于纯文学期刊的人文气息较浓,可以给人以享受与感动,在读者中的反响也十分强烈,并使读者产生了共鸣与对话的欲望。其次,文学期刊还担负着文学批评的功能。批评是传达公共舆论的重要形式之一。批评家的身份可以看做是读者与作家的中介,他们的一个身份是读者的代言人,另一个身份则是读者的教育者,所以他们不仅可以启发读者,也可以监督作家。文学批评功能不仅可以促使文学期刊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还可以在文学公共领域里使文学获得公众的认同。

二:文学期刊对作者的塑造

文学期刊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传播媒介,有效地建构起了一个当代“文学场”、作者、作品、读者在此场域中相互关联与促进,其中,文学期刊与作家的关系可以说是休戚与共。

文学期刊的对文学作品的汇集其实是一个“把关”的过程。毫无疑问,每一种文学期刊都有自己的文学主张,根据这种文学主张来选择更能够体现自己文学主张的作品。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首先就可以通过对自己文学主张的宣扬与把控来提倡某种文学思潮或某种文学创作方式,从而引导作者的创作与文学期刊的文学主张保持一致。

文学期刊推介能够代表自己文学主张的作家,实际上是为了推动期刊本身的发展,一些常用的塑造作者的手段也在刊物上屡见不鲜 :第一是版面的安排,文学期刊常常把自己推介的作品放在头条的位置上,以能够迅速引起读者的注意。第二是多发跟推介作者作品相关的“读者来信”,这种目的十分明显,就是尽可能多地呈现一些与作家相关的信息。第三是发表针对推介作者的批评文章与作者本人的创作谈。

三: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引导

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引导来自于其强大的影响力与传播力。文学期刊相对于图书来说,其时效性更强,能够第一时间对文坛的创作现状有所反映,并能给作者创作上的指引。文学期刊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文学再构成作业”的机构,介于有限的版面与刊物的文学主张,所以文学期刊对文学创作的反映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镜子”似的,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文学期刊从浩瀚的备选作品中选出它们认为有艺术价值的、与当下政府所提倡的价值观相符的作品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文学事实”的方式提供给读者。由于文学期刊是人们获得纯文学作品的主要渠道(首发于网络的文学作品往往文学性并不高),所以文学期刊对文学环境的再构成往往会影响作者与读者对当下流行的文学思潮的认识和判断。

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引导作用更加显著,有影响力的刊物通常会集结相当数量的作家和批评家,用作家和文学批评来引导文学的创作,同时为这些作品推出文学口号与文学命名,比如新历史主义、新写实小说、分享艰难的文学、底层叙事等等,几乎所有的文学思潮都与文学期刊的引导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引导与策划改变了传统文学的格局。

摘要：文学期刊作为文学的载体与媒介,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传递文学信息、跟踪文学发展历程等功能以外,笔者认为它在“文学场”中的作用并不仅仅是被动的,而是发挥着主体性作用。

当代文学论文 第4篇

关键词：文化消费主义 网络文学 问题 建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2年1月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5.13亿，网络文学使用率为39.5%，用户规模达2.03亿。这一庞大的数字，使我们不得不正视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网络文学从产生到现在虽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却已发展得如火如荼，并对传统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但网络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如语言口语化，缺少文学色彩；内容上庸俗甚至媚俗，整体格调不高等，而这些都与当今流行的文化消费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 文化消费主义的泛滥与网络文学的发展

1 文化消费主义兴起的背景

马克思早就指出消费是一切人类存在的前提，但在马克思那里，消费首先是被看作一种经济行为，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存而存在的，消费注重的是物品的“有用性”。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管理的科学化，产品被大量生产，却无法及时地被消费掉，以至于出现了商品生产绝对过剩的情况。

在当代社会，消费的重要性更是在生产之上：“当代社会也因此而被经济学家、宗教学家命名为消费社会。所谓消费社会，简单地说，是一个以生活必需品以外的消费为主的社会。……人的消费行为从一种经济行为转向一种文化行为，而且，不是以商品本身为消费对象而是以形象化的商品为消费对象，甚至是以过剩的消费即为消费而消费作为消费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对某种商品的消费，便是为了通过其高额的交换价值来取得声望、取得某种特殊的品味或身份、地位的确证。尤其是在商家处心积虑地利用商业广告来制造消费意象、大量生产意义符号的行为下，消费的这种文化象征意义便迅速地被刺激和张扬起来。实用性消费日益转向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消费，消费已被异化，文化消费主义已经开始泛滥。

2 文化消费主义加速了网络文学的发展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随着文学走进互联网，短短十几年的时间，网络文学发展得有声有色，甚至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与创作方式，对传统文学的创作、传播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所谓网络文学是指由网络写手在网上创作、首发的多媒体或非多媒体的原创文学作品。网络文学的飞速发展与文化消费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文化消费主义加速了网络文学的发展。

既然人们对商品的消费，已不再是对其使用价值的消费，而转为对附着于其身上的种种意义的消费，即消费商品的“符号价值”，这样的消费便具有了区分功能，把消费不同商品的人无形中分为了不同的类别、等级，如富足与贫穷、高雅与庸俗、上流社会与普通大众等。这种“商品—记号”之间的无形联系一旦确立，一些人为了表明自己已进入了某个阶层，就会大量消费代表那个阶层的商品。这样一方面刺激扩大商品消费的目的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也使人们的消费欲望无限膨胀，并且在消费过程中因实现了对自己所期望的某种身份的确证而产生快感。

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条件、能力所限，并非每个人被刺激起来的这些欲望都能实现，于是人们便把目光转向了虚拟的艺术世界。传统文学创作虽然也能把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各种欲望转移到艺术中得以变相的满足，但由于技术、审查制度、传播渠道等种种因素的限制，远没有网络文学来得快，来得真实。在网络文学营造的虚拟现实性的世界中，“我”无所不能，在那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定义家庭背景、社会地位、职业、年龄、性别等。总之，在现实生活中自己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轻松拥有，并体会到在拥有后所产生的快感。

二 文化消费主义对网络文学的影响

文化消费主义在加速网络文学发展的同时，又使网络文学存在诸多问题。

1 文化消费主义导致网络文学的功利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指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具有的一致性，并且他把文艺作品的创作与欣赏比作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但他更注重的是文艺作品独立的精神价值。随着消费狂潮的泛滥，人类的文化也被打上了消费主义的印记。人们对文化的消费关注已不是其精神和审美价值，而是其娱乐和商业价值，文化消费蜕变为文化消费主义。艺术的生产与消费完全等同于物质的生产与消费，文化艺术活动被完全纳入到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之中，完全受交换价值与利润动机的驱使：“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主宰着文化、审美活动资源和文化、审美活动资格本身……”致使点击量成为衡量网络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

在网络文学的生产中，“点击量”就好比是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代言人，它主宰着网络作家的写作，主宰着网络文学产业经营者的命运，还主宰着读者的阅读在这种情形下，艺术家的创作已不再关心作品的完美与艺术的不朽，只注重是否满足受众的需求进而获取更大的利润。

2 文化消费主义导致网络文学庸俗化

在文化消费主义的影响下，追求“点击量”的网络文学，“媚俗”乃至“庸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传统通俗文学自然也有“媚俗”的一面，但无论是张恨水、琼瑶的言情小说，还是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乃至曾遭鲁迅、瞿秋白等人围剿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最起码都恪守文学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传达人性的真善美。而一些网络文学作品可以说“庸俗”到了极点，甚至丧失了文学最基本的立场，充斥着权力崇拜和欲望书写。

分析一下都市生活类作品，便能帮助我们认识网络文学的庸俗化。起点中文网对“都市生活”题材的定位是“现代大都市中发生的感情、生活、事业碰撞的作品”，表面上看起来贴近现实生活，实际上则不然。起点中文网是曾经点击率比较高的都市生活小说，如柳下挥的《近身保镖》、张君宝的《超级教师》、风天啸的《叱咤》等，这几篇小说整体都属于天马行空的幻想，都以金钱、权利、女人作为卖点，透露出庸俗的趣味。网络文学正是无所不用来取悦大众，从而获得可观的利润。

3 文化消费主义导致网络文学过度追求时尚化

在消费主义社会，由于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让位于对商品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的消费，导致网络文学从内容到形式无不被打上鲜明的“时尚化”烙印。

时尚是指“一个时期内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的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时尚：当“宅男”、“宅女”成为一种潮流，当智能手机、MP4成为一种时髦，那么通过电脑、手机终端以及MP4阅读小说，则必然代表了一种时尚的生活。

网络文学的时尚化还表现在将日常生活中的时尚东西写进作品，如起点中文网都市题材的子类中，职场励志、娱乐明星、合租情缘这三个子类具有鲜明的时尚特征。另外，网络小说在语言的使用上，更能体现“时尚性”的特点。试看李寻欢的小说《迷失在网络与现实之间的爱情》中的语言自然不合现代汉语的规范，但某种程度上正是它的新奇，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年轻人的思想感情，由此令年轻读者感到亲切和兴奋，造成了这篇小说在当时的轰动。

三 促进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建议

网络文学发展势头迅猛，但在文化消费主义泛滥的情况下，却又存在精神贫乏、人文内涵缺失等诸多问题。为了提升网络文学的品位，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 秉持“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则

在消费主义社会，人们面对各种消费诱惑，面对各种压力，虽然刻意回避崇高，追求世俗化、娱乐化，只关注与个人关系比较密切的事件和题材，不再关注一些宏大主旨，但“网络文学”既然被称为文学，作为艺术样态之一，那就必须要遵守“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则。

现实生活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但网络文学因为其自身依赖于网络的特性，整体趋向虚幻的世界，首先违背了艺术要源于生活的原则。如一些反映失业、物价、房价的事件和题材，因其过于宏大沉重，虽然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却没有被网络文学吸纳，在网络小说中所占比重相当小。

其次，大多数网络文学从价值观上也没有遵守艺术要“高于生活”的原则。文学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崇高和真善美，抵制物质文明发展所带来的欲望放纵，保持纯净的灵魂，激发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但如今的网络文学却丧失了文学的价值底线，竭力迎合消费者的口味，使自己变成了消费主义的附庸。如盗墓小说《鬼吹灯》的盛行，就是因其迎合了现在都市生活中生活节奏快、生存压力大的人们渴望在阴暗诡异的世界里猎奇、追求刺激的心理。在这里，没有如《聊斋》一样，把批判现实世界的锋芒和崇高的人文理想，很明确地通过妖魔鬼怪表达了出来。所以，网络文学若想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应该先拓展它的现实题材，然后再坚守自己的文学阵地，捍卫文学的尊严，担负起自己洗涤人类灵魂的使命。

2 加强网络文化市场监管

网络文学的发展受社会经济和网络的影响，基本上被看不见的市场经济规律所左右。但文化市场在促进各种文化样态的繁荣、显示出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存在无序化和文化垃圾泛滥的弊端，即“参与交换的文化产品规模、数量可观，但质量和社会效益堪忧”。

我国虽然有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共二十七条），但其监管力度却极其有限。因为网络系统和网络文化市场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各国对其的管理本身就处于探索阶段，而其全球化、隐匿性的特点，更增加了对其管理的难度。对于传统的各种传播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等，政府均可使用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对其进行管理。而网络由于打破了国界，也就意味着突破了政府的管理界限，且其隐匿性及由此而带来的自由性、开放性、公开性等特点，使网络文化市场更加复杂和难以控制。致使许多低俗作品甚至色情内容及各种邪教、恐怖言论在网上大行其道，整个网络文化市场处于混乱、无序之中。

如果网络文学长期处于这样的文化市场氛围之中，后果便可想而知。故从外部环境着手，建立有效的网络文化市场监督机制，使整个文化市场能够健康、有序地运行，也是提高网络文学品位的重要一环。

3 建立网络文学创作批评、保障机制

为了提升网络文学的品味，政府也应建立一套专门针对网络文学的批评和激励机制。

一方面网络文学在很多方面已经与传统文学不同了，再沿用既有的那套标准来批评网络文学，事实上已经不是很适用。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大文学观”自觉地拓展文学的边界，相对宽容和理性地对待网络上的文字。所以，我们应该成立专业的评奖小组，对网络文学采取市场和文学品味兼顾的评奖标准。

另一方面通过大力打击盗版网络文学作品，给网络写手争取基本的知识产权和经济保障。网络文学作品的维权难度更大，因为它依赖于网络，要想获得收益，必须先在网上免费发表，在人气增高之后，才由传统的出版社出版，这就给不法出版商以可乘之机。很多网络作家的作品在网上发表后，还没有拿到多少点击费，盗版书就出来了，致使他们的收入得不到保障。

政府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对网络文学起一个引导作用，调动网络写手的积极性和激发他们的自信心，改善他们的从业状况，从而使他们创作出更多能流传于世的精品，而不全是一次性文化消费品。

参考文献：

[1] 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 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廖健春：《网络文学：在大众文化中“狂欢”》，《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6期。

[4] 朱效梅：《大众文化研究：一个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中国现当代文学论文 第5篇

在中国，自古就有男尊女卑的观点。但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这么认为，她们认为男女是平等的，尤其是在爱情方面。不少的文人都有作品阐释了男女平等的爱情。舒婷就是其中的一个人。

舒婷是当代中国女诗人，她经历过下乡插队，当过工人。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0年大盘福建省文联工作，走上了专业写作的道路。她的诗集有《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等。她与北岛、顾城、梁小斌等人在中国诗坛上掀起了一股“朦胧诗”大潮，并成为了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致橡树》也是朦胧诗的代表作之一。

在《致橡树》中，出现了不少的形象，它们也有着独特的代表意义。首先，橡树是高大威仪的，有魅力的，有深度的，并且有着丰富的内涵——“高枝”和“绿阴”就是一种意指，此处采用了衬托的手法。诗人不愿要附庸的爱情，不愿作趋炎附势的凌霄花，依附在橡树的高枝上而沾沾自喜。诗人也不愿要奉献施舍的爱情，不愿作整日为绿阴鸣唱的小鸟，不愿作一厢情愿的泉源，不愿作盲目支撑橡树的高大山峰。诗人不愿在这样的爱情中迷失自己。爱情需要以人格平等、个性独笠、互相尊重倾慕、彼此情投意合为基础。其次，诗人将自己比喻为一株木棉，一株在橡树身旁跟橡树并排站立的木棉。两棵树的根和叶紧紧相连。诗人爱情的执著并不比古人“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逊色。橡树跟木棉静静地、坚定的站着，有风吹过，摆动一下枝叶，相互致意，便心意相通了。那是他们两人世界的语言，是心灵的契合，是无语的会意。

《致橡树》讲述的正是舒婷的爱情观。《致橡树》热情而坦城地歌唱了诗人的人格理想，比肩而立，各自以独立的姿态深情相对的橡树和木棉，可以说是我国爱情诗中一组品格崭新的象征形象。这组形象的树立，不仅否定了老旧的“青藤缠树”、“夫贵妻荣”式的以人身依附为根基的两性关系，同时，也超越了牺牲自我、只注重于相互给予的互爱原则，它完美地体现了富于人文精神的现代性爱品格：真诚、高尚的互爱应以不舍弃各自独立的位置与人格为前提。透过木棉和橡树这两个饱含作者主观感情的意象、舒婷所要否定的一种爱情观是依附：如冰雪花之于高枝，另一种爱情观是奉献：如险峰衬托威仪。它们都以压抑或牺牲一方为爱的前提。她所肯定的爱是双方平等的人格独立，形态可以迥异，但却必须“做为树的形象”站在一起。只有在人格价值上的各自独立，才有在彼此平等基础上的互相扶持。这样作者透过爱情外观表现出来的便是一个更加普遍深刻的人格主题，是潜藏在爱的表层下的更深沉的感情。这是舒婷诗歌的一种普遍的观照方式。她写爱情，表现的是人际关系的理想追求，她写友谊，激荡的是她对人性尊严的呼唤，她写自己的骄傲和寂寞，同时也是倾诉一代人对这落漠命运的不满和抗争„„诗人在选择某一题材来抒写时，同时也在努力超越这一题材，力求使自己骚动不安的心灵尽可能广阔和多层次的体现。

《致橡树》很贴切的表达了舒婷的感情观。她认为：女性在爱情中不应该只做依附、痴情、善良、奉献。爱一个男子，不应该只是他的外表、物质、名誉、地位甚至才学等，更重要的是这个男子的精神内核，如追求、事业、理想、信念、人格等。而这些，在传统女性的爱情视野中很少出现或没有。作者顺前文而点出，这才是与以往不同的“伟大的爱情”，能坚贞不渝，从而卒章显志。她颠覆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爱情观。

但是，这样的爱情观，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的，就如诗中提到的“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 这里却把红硕的花朵 比喻成沉重的叹息，整首诗给人优美，积极明朗的感觉。但这一处却使人心情有些低落，因为有很多人，尤其是男性，并不能理解这般美丽女子的心声。她那份独立的、特殊的、深沉的爱不被理解，反被灌之以“争强”。因此有了“沉重的叹息”。

浅谈中国当代文学教学论文 第6篇

中国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的一门基础课程， 也是一门主干课程，与文学理论、外国文学、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浅谈中国当代文学教学。

到目前为止，这门课程从大纲到教材、参考书的编写、出版，已经自成体系、相当齐全。问题是，这门课程只有上限，没有下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继续延伸。在教学中，这门课程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如丰富的教学内容与日益减少的教学课时之间的矛盾，学生文学兴趣降低与培养其文学审美能力之间的矛盾，大量的`文学作品与学生阅读时间减少的矛盾等等。

从“文”到“史”进行整合，树立正确的文学史观

首先，中国当代文学， 不单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现象、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透过现象、知识把握其内在联系，即把握文学发生发展规律，从现象、知识上升到理论的概括和思辨，给学生以理论武器，使之学会用以观照、解读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在教学中凡能联系上升到理论的地方我们尽量突出理论色彩，讲出理论高度，力求以文学艺术规律来贯穿史的脉络，按规律来整合文学史的建构。

其次，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树立科学的文学史观。教学中，要还原历史场景，尊重历史事实。既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当代人视角解读历史，又不能机械地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苛求前人，实事求是地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定性定位，从而做出科学的价值判断。例如，胡风事件，应该讲清它的来龙去脉，讲清全部事实和影响，否则不利于总结这一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再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毫无疑问，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对于指导我国数十年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讲话》毕竟是六十多年前的一部文献，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其中有些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先进的，而拿到现在看，则是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另外，当代文学比之现代文学，与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更为密切，基于此，在引导学生认识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相连这一特征时，必须让学生同时把握心灵史、人性史这一特征。

既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当代作家的创作，突出文学的宣传教化功能，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要使学生认识到当代文学过分夸大了文学的宣传教化作用，造成文学的功能尤其是人文和审美功能的缺失，在思想上导致极“左”思潮的泛滥，在表现手法上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和政治图解非艺术化倾向。既要让学生看到作家作品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云，还要引导学生进入作家作品所建构的艺术世界，进而窥见作家创作时的内心世界和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脉搏，在解读文学史的同时，解读人的心灵史，解读由共性和个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构成的人性的存在史。这才是科学的、完整的文学史观。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 第7篇

文学界有关现代性的分析逐渐深刻，也就是说其已经被当做目前文学领域所深刻探讨的最新课题。针对现代文学所包含的现代性，不但能够推动艺术的发展与审美意识的成熟，同时也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给文学领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由此能够得出现代性对我国的文学领域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

【一】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危机与出路

摘要:由于移动互联网在高校的全面普及，基于讲台和桌面电脑的传统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正面临智能手机带来的新挑战。

面对新的危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将教师独白的文学“讲座”变为师生共同参与讨论的众声喧哗的文学“课堂”。

当众声喧哗的教学空间形成以后，移动互联网超时空的触点式思维体验才能真正实现正向的教学功能。

在众声喧哗的教学空间形成和移动互联网发挥正向功能的同时，教师有必要以基于案例教学的文学决疑术来逐渐完成师生双向自我的共导性建构。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空间;文学决疑术;自我建构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代表性人物莱斯利•费德勒曾说，他们这一代的新批评家们走进大学讲堂，坐定在老一代批评家充满敌意的沉默中。

[1]58国内高校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教师当下也遭遇到更为严重的“敌意的沉默”，然而，却不是来自从事这一学科教学的老批评家。

中国现当代文学本科教学正在面对由移动互联网催生的“低头族”危机。

如何打破文学课堂的沉默，迸发文学论辩的声音，正是身处其中的笔者在此思考的问题。

一、新媒介的影响:危机与出路

温儒敏曾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例指出，“考上中文系的学生大多不再是第一志愿，学生都很实际，不大愿意学中文”。

[2]陈国恩也以武汉大学文学院为例指出，“在追求娱乐性、消遣性的氛围中，要让学生提起对鲁迅的兴趣、乃至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兴趣，确实成了问题。”

[3]因此，正如温儒敏所言，“现当代文学课程必须调整内容和教学方式，改革不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改不可。”他进一步指出，“要改革，就要充分考虑到现在学生普遍的知识结构与水平，想办法吸引他们，让他们产生兴趣，能在这方面多用心。”

[2]温儒敏和陈国恩开出的药方，诸如课程内容调整、教材建设、课堂教学方法转变、考试方式变革等等，已将传统教改推向极致。

然而，当我们参照他们的意见进行教改后，往往还是无法吸引绝大多数的学生。

原因在于，他们的心得体会和其他许多学者的教学经验仍然是基于讲台和桌面电脑时代的封闭教学空间，已严重滞后于当下席卷一切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新兴的移动互联网的魔力远远超过既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的魅力。

如果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出发，不难发现中国教育迄今为止发生了六次大的变更:从口头向甲骨和青铜器的转变;从甲骨和青铜器向简帛的转变;从简帛向纸张的转变;从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向机械复制印刷的转变;从机械复制印刷向电子媒介的转变;从电子媒介向移动互联网的转变。

这六个重大的转变，是一个文化由权威向大众、由庙堂向世俗逐渐下移的过程。

最近的一次因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而发生的变化将移动互联网不分差别地带到教育领域。

如果说依靠线缆的传统万维网提供的是管道式思维体验，那么摆脱了线缆的移动互联网提供的则是触点式思维体验。

这种超越时空的触点式思维体验告诉我们，如果仍然坚持桌面电脑时代的教学思维，即使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即使处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金字塔顶端，也会被“移动互联网达尔文主义”的规律无情淘汰，也难以重新使绝大多数学生充满兴趣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之中。

无线网络的高校全覆盖率，使不少高校老师发出类似的感叹:“现在的学生上课都不在状态，当我讲到重要内容时，下面的学生却都低着头。特别是一些理论课，一个班除了个别学生会听并做笔记，其余的都不怎么听。”

[4]如此景象，同样频繁地出现在全国高校的大多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上。

如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重新焕发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的生机已然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严峻问题。

与其说将诸如此类现象的产生，归咎于电信运营商对大学生群体商业价值的过早和过度开发，倒不如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课程教学的沉疴在移动互联网大潮冲击下的集中爆发。

不少高校学生坦言，“课堂上还要记笔记吗?你去看看还有几个老师在黑板上写板书?完全就是照着课本和电子课件念。”或者说，“与老师照本宣科枯燥无味的课堂相比，我更喜欢沉浸在互联网五彩缤纷的世界里。”

[4]对比国内外的高校教学，我们会更加深信问题出在我们自身。

欧美大学教师的授课方式，往往给来自中国的交换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在美国的课堂上，师生互动很多，老师是不可能让你有做其他事情的机会的。有一个老师更有意思，无课件无教材全口述加手绘投影教学，考试无笔试全口试，就是要让你专心听讲，你连走神的机会都没有。”

[4]换言之，不是移动互联网从现当代文学课堂上抢走了我们的学生，而是我们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授课方式和以知识记忆为主的考试方式将我们的学生赶进了移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

二、教学空间:从独白的文学“讲座”变为众声喧哗的文学

“课堂”传统以知识讲授为主的现当代文学教学，是一种基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教学模式。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扮演的是知识传授者的角色，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客体，扮演的是知识接受者的角色。

如今扁平化的移动互联网将教师和学生彻底拉到同一个平面之上，消除了中国人以往基于传道授业解惑原则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从属性角色关系。

行为主义教学模式的问题之一在于作为教师的我们，往往非常自信地认为我们灌输给学生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及我们对这些作品的评价，都能有助于学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这种文学教育实质上是一种记忆型教育，它导致的知识权威主义是大多数国人普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灵感的根源之一。

约翰•杜威告诉我们，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莱昂内尔•特里林在《论教授现代文学》一文中说道:“如果这些作品真的能用一种准确的方式体现现代文学的本质，那么作为教师而言，他就会发现有必要询问自己的学生，他们对这样的‘大剂量’的文学输入有何反应。”

[5]400由行为主义模式主导的教学，实际上都只是以讲授者为中心的“讲座”，而不是一个由教室中的绝大多数个体积极参与的“课堂”。

只有当我们将以讲授为主的“讲座”，彻底转变为以讨论为主的“课堂”，我们才能彻底摆脱行为主义教学模式的泥沼，以一种不断打破任何时空局限的探讨，构筑一种基于建构主义教学模式的动态化文学教学。

在这一点上，莱昂内尔•特里林再次给我们启示。

他讲授简•奥斯丁小说时就是采取的“课堂”形式而不是讲座形式:“在每周两次课的开始阶段，我都会对所讨论小说的某些重要方面进行评论。

接着，学生要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进一步展开或质疑我的评论以及他们同学的观点。”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以讨论为主的课堂会流于形式，特里林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教学方法很有可能会获得一种名不副实的强烈尊重感。

在任何一堂课上，都会有那些无论怎么诱导，也什么都说不出的学生，也会有那些口若悬河的学生，当然，再滔滔不绝的口才也不能确保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切中要害的。”然而，他依然发现，“通过碰运气或小技巧，教师可以使这种方法得到良好的发挥，它具备特殊的教育价值。”

[5]517对他来说，学生从讲座获得的文学认识往往是间接的模糊的，而学生通过以口头交流为方式的课堂讨论，他们获得的文学认识则是直接的彻底的。

然而，我们如欲将讲座转变为课堂，首先需要将教师独白的教室变为师生共同参与众声喧哗的空间。

笔者以为打破弥漫于中国高校课堂中的沉默，主要有激发兴趣和营造氛围两种途径。

激发兴趣比较可行的是两种方法:一是娱乐的形式，二是返本开新的内容。

心理学家鲁斯•威斯西马曾经说过: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逗乐，但是，如果我所做的确实能让人开心，我不妨继续下去。

有人说我取悦于人，我说这很好。

如果一个教授上课时表现幽默，人们就会带着记忆下课。

[6]7在娱乐文化甚嚣尘上的今天，寓教于乐如果不能贯穿于现当代文学课的全程，至少也应该成为其出发点。

尼尔•波兹曼发现，教学更是一种娱乐活动，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

[6]125例如，汪曾祺的名作《受戒》结尾的对话，教师单独的分析，可能会比较深刻，但远不如从听课的男女生中随机选择两位，分别扮演小英子和明海的角色，一问一答，更能引发效果。

之所以这样做，也因为明海和小英子的天真烂漫最能契合大学生的心理。

当然，也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活动影像是最具有娱乐效果的。

因此，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也可在讲授某部小说时播放由该小说改编的电影片段，如将小说《芙蓉镇》和电影《芙蓉镇》的讲解同时穿插进行;如讲授戴望舒的《雨巷》和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则可播画面唯美的电视朗诵片。

所谓返本开新的内容，其中的“本”是指学生在接触大学现当代文学课程前通过中学语文学习已经形成的对于现当代文学名作的认识和理解，其中的“新”则是超越学生已有认识的新内容和新观点。

20世纪美国修辞学界泰斗肯尼思•伯克提出了著名的同一性理论。

他指出，“修辞者可能必须在某一方面改变受众的意见，然而这只有在他和受众的其他意见保持一致时才办得到。

遵从他们的许多意见为修辞者提供了一个支点，使得他可以撬动受众的另外一些意见。

[7]56他同时指出，修辞者之所以在尽可能多的方面认同于对方，为的是换取对方在某一有分歧的关键问题上认同自己所持的观点。

现当代文学课程涉及的许多名作，学生在中学语文课上早已花费大量时间学习过，他们对这些作品已形成一种前理解。

他们的这种主要来自中学语文老师的前理解，实际上几乎都是学术界早已形成的定论。

大学教师在讲授这些名作时，首先应该返回学生已有之“本”，在承认这些定论的同时，再以新的材料和观点修正这些定论，从而在学生的心灵深处开启新的认知。

例如，在讲授《小二黑结婚》时，既应该与学生共享这篇小说反抗封建家长包办儿女婚姻和歌颂自由恋爱的主旨，也应将另外两份尚未被文学史家利用的新材料提供给学生。

，山西省左权县发现了一份与小二黑原型岳冬至谋杀案相关的一份判决书。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鹭根据岳冬至同村村民曹旺生历经多年写成的调查报告改写成报告文学。

[8]这两份新材料，就可以激发学生从以往对小说文本轻松、诙谐和喜剧化的阅读定势中走出来，开始思考和讨论赵树理将悲剧变为喜剧的表层政治动机和深层文化因素。

与激发学习兴趣相伴而行的，就是课堂讨论氛围的营造。

如果课堂讨论的目的是为了开启心智和孕育新知，那么我国各级各类学校表面上提倡的课堂讨论大多在研究生阶段才真正展开。

小学语文教学的课堂讨论，要么单纯为了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要么就是为了课堂氛围的预设答案的设问式讨论。

论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第8篇

语言本身就承载着文化功能,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在风俗习惯、历史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含义接近的词语在语体色彩上也存在着很大差别。在文学作品中, 作者为了更加丰富而细腻地抒发情感或者表达思想, 往往更注重词语的选用, 对于文化和语体内涵的要求也就比一般的语言材料更高, 这也对文学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学翻译不仅要准确地传达语义, 更要传递一种文化信息和深层感悟, 要让读者体会到原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效果。另外, 在翻译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一些观念上的差别和文化禁忌, 要采取巧妙的方式化解文化隔阂, 必要的时候可以采用注释的方法进行解释, 不可以草率地用相关词语替代, 以免造成误解。

一、价值理念对词语色彩的影响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不仅表现在生活习惯和风俗礼仪上, 还更深层次地体现在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上面。由于受到不同的政治、经济、历史背景的影响, 人们对许多词汇和概念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西方国家本来是备受推崇的理念, 在东方文化中就有可能是被禁止的;相反, 一些东方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 在西方却不被接纳。比如, “individualism”这个词, 在被译成中文的时候, 经常被译作“个人主义”, 这在汉语的文化语境下, 带有明显的贬义, 往往同不守规矩、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而在西方“individualism”是一种被崇尚的理念, 被认为是充分尊重人的意志和个性, 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这样的翻译显然会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 没有把词语本来的意义传达出来, 造成了文化冲突。在这里应该选择一个比较中性的译法, 比如译成“个体主义”。

二、语境对句意理解的限定作用

文学作品带有比较强烈的文化符号性, 由于文学作品都是取材于当地的现实生活, 因此, 很多默认的文化信息都是以潜在或者隐性的方式存在的, 不需要过多地解释, 但当这样的语句被译成其他文字的时候, 这种潜在的信息就容易被遗漏, 给读者造成误解。比如这个句子“It was Friday and soon they’d go out and get drunk.”这句话直译过来的意思是:“星期五, 他们立刻出去喝得大醉。”但是, 读者并不理解为什么星期五就要出去喝酒。其实这里隐含了一个信息, 在英国, 星期五要发薪水, 这个在英文语境中是不需要被特意提及的, 是人人都了解的, 但是译成中文的时候, 就要对这样的隐含信息加以补充, 才不会给读者带来困惑。可以译成:“星期五发薪水了, 他们立刻出去喝得大醉。”这样意思就清楚多了。

三、习语的翻译与文化思维的转换

由于宗教信仰和文化习惯的差异, 我们在翻译文学作品中的一些习语的时候, 应该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的特色, 让外国读者在一种文化“异化”的体验中, 对中国文化形成一种正确的理解。我们不能在翻译的过程中随意地替换一些文化概念或者是宗教概念, 这样很容易使读者产生错误的认识, 很容易把本民族的理念植入到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中。尽量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 适当地保留一点文化陌生感, 对文化思维的转换和理解反而是有利的。比如, 在对《红楼梦》第一回中“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这句习语的翻译中, 杨宪益夫妇在翻译的时候把这句习语翻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保留了其中充满了中国道教和佛教意味的“天”的形象, 会让读者对中国人的宗教理念有一定的了解, 至少会感受到其中的差异和不同, 以便进一步深入地了解和研究。这就比有的译者译成“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要好得多, 因为在西方人眼中的“God”是基督教的上帝, 这与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相差甚远, 也容易被读者误解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也和基督教有关, 这样的替代就容易造成意义的曲解, 也不利于文化思维的沟通。

总之, 我们在进行文学翻译的时候, 要充分重视文化语境的重要功能。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思想内涵, 翻译的过程不仅仅是语义的转换和传达, 更是文化思想的沟通和交流。我们要在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 尽可能多地传递出作品隐含的深层文化理念, 这才能够真正发挥文学翻译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余欢.从动态顺应论看文化语境的翻译[J].安徽文学 (下半月) .2008 (06)

[2]、项孟献.文化语境对词语翻译的影响[J].华章.2009 (04)

[3]、汪晖.文化语境对英汉语词翻译的影响[J].文教资料.2009 (04)

[4]、陈亚斐.从多元系统理论看文学翻译的文化语境顺应[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