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精选6篇）
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 第1篇
[最新]2021春期国开电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终结考试(大作业)资料
说明：资料整理于2021年6月2日。
怎样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
答：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马克思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存在，他们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对理想社会有很多美好的设想，但由于没有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有效途径，因而也就难以真正对社会发展发生作用。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并丰富和发展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
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 第2篇
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实践观为基础，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现实问题都离不开实践的科学方法论。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
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叫做历史决定论，或者生产决定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科学、最完备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一般的哲学方法论，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对现实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了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
就研究社会现象而言，人文科学方法论主张以理解的方法或方法论个人主义开展社会现象研究的方法论；自然科学方法论则是一种主张以实证的方法或方法论整体主义开张社会现象研究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他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知识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具体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一、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身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依托于社会科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皮”与“毛”的关系。
（一）社会科学
1、具体社会科学的产生。
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不仅推动了各门自然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也纷纷建立起来。例如，现代意义的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却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之上。
2、人文科学的发展
严格地讲，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一定的区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教育分类国际标准》中，“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未来学等12个门类，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则被划入“人文科学”。一般来说，人文科学主要研究恒久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它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及其人类历史进化的反映。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各个领域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政治、管理等领域的现象和活动。从时间上讲，人文科学各学科在古代就已产生，而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于近现代。
但实际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难以将其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往往以“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予以统称之。
3、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效应
江泽民同志曾在专家座谈中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江泽民同志曾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又进一步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
近几年，胡锦涛同志多次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应该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重大的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研究回答关系党和国家发展的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研究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如果说，自然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概念和特点
1、什么是方法
从词源上讲，“方法”一词在中国古代是规矩、规则之意。在西方，“方法”一词起源于希腊文，其意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在现代，方法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准则、程序、线路以及工具、手段和途径。
2、什么是方法论
方法论，顾名思义，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方法论，包括“论方法”和“方法论”。方法论需要哲学思维，但不仅有哲学的方法论，而且有科学方法论和技术方法论。
3、什么是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相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而言的。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之上的，它除了论述这些方法之外，还要进一步阐明这些方法的客观基础、本质根源、基本特征及其运用的原则。社会科学方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这些方法只是研究的指南，而不能代替具体的研究。
4、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特点
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
其一，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一，还要研究世界
二、世界三。其二，对社会的研究不仅要说明，而且要诠释；而诠释就是理解，就是评价；而理解和评价就是活动和改造。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融合的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和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
1、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其世界观，又是其方法论。在此基础上，它具体化为从实践出发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体系，人类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马克思主义都应该积极地予以借鉴和吸收。
2、基本原则
贯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基本原则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客观性原则。按照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这是任何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首要的前提。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握纯而又纯的社会客体，但是，客观性的要求却是绝对必须的。
第二，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一要注重从主体的维度去观察社会客体；二要注重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结合起来；三要注重坚持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
第三，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实质上系统性原则。系统性原则要求我们从系统的观点来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系统性原则要求我们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待人个与社会的关系，坚持集体主义的精神。系统性原则要求我们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树立全局性的观念。
第四，具体性原则。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是因为，真理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因此，一切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离开了一定的时空条件，我们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第四，发展性原则。这就要求我们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反对用静止和孤立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在认识社会现象的时候，要善于从合理性中发现不合理性，从不合理性发现合理性。“辩证法要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批判性是发展性原则的必然要求。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
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有关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如社会科学史、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学，仍然不被看作专门的学术领域，至少可以说, 远不如自然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那样引起广泛的重视。
伴随社会科学的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科学内部的方法论意识日益自觉, 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本土化与国际化等，正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激烈讨论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真理观，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和方法，是我国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学术要求和前提。
社会科学也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或哲学研究，不仅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建立，对于社会科学的规划、组织和管理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加强理论的宣传，加强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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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民主社会主义 第3篇
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战后发达国家、主要是西欧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 而作为其载体的社会民主党、工党和社会党则是西欧各国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民主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在19世纪中叶作为一个普通的政治术语得到应用, 但尚未具备独立、系统的理论内涵, 此时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 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在恩格斯直接指导之下的第二国际所属各国社会民主党, 在其纲领上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进行改良主义活动, 特别是在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下, 社会民主主义演变为社会改良主义。1899年, 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 提出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 宣称社会民主党应当改变性质, 成为一个力求以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在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下, 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解释成一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和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来使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 并把社会民主党变成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搞社会改良的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各国社会党共同的思想理论体系与布尔什维主义对立, 明确表述了自己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战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继承战前社会民主主义主要理论的同时, 又有了新的发展。1951年7月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举行了重建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了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原则宣言 (通称《法兰克福宣言》) 。宣言提出, 民主社会主义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 并明确规定要通过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来促进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所谓政治民主是指实行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议会制、普选制和各阶级的联合执政;所谓经济民主是指建立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所谓社会民主是指消灭对人的任何歧视, 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纲领进一步对民主社会主义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到苏东剧变后, 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社会民主主义, 已经不再追求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目标, 表明了其成为“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同资本主义共同生存”的立场。
民主社会主义有其自己的基本价值。1987年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重申其基本价值是“民主、自由、平等和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道德抗议, 否认其历史必然性。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联系, 而是一种道德价值, 这种道德价值旨在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矛盾, 实现人和人之间的超阶级团结。宣称:“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 因而不应再追求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不应再把社会主义视为制度、目标, 而应把社会主义视为通过对现存社会的不断调整实现平等与互助的价值, 并指责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具有反伦理倾向。
可见, 社会民主主义既非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 因为它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一些价值目标, 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因为它不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不承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尽管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 但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它实质上是以“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自居的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潮。
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理论主张和实践经验值得社会主义借鉴
在当代, 民主社会主义虽已经成为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改良主义思潮, 但我们也不能重复以前对其全盘否定、一切“对着干”的错误。一些西方国家在社会民主党的执政下, 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 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英国“第三条道路”和“瑞典模式”, 其某些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可以作为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加以利用, 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有益养料。
以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其理论主张主要有五个方面:在政治上, 支持民主的复兴并努力恢复人们对政治的信任;寻求在各个层次上重建政府, 致力于补偿现有政体在民主上的亏空;赞成“世界民族”概念, 赞赏“模糊民族主义”和“多元主权”。在经济上, 主张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发展一种“混合经济”模式。在福利国家问题上, 主张将福利国家改造成“社会投资国家”, 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包容性的社会和福利性的国家。在社会方面, 强调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将教育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强调家庭、社区观念和责任感的重要性。在国际方面, 强调合作与协商的重要性, 主张建立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在“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指导下, 布莱尔当政的十年间, 英国政府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政策均获得了一定的成效, 尤其是它的经济举措使英国经济保持了十多年的持续稳定增长, 创下了英国历史上的新纪录。它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 也是最低的。从整体上看, 英国工党的理论转变及政策调整基本上得到人们的肯定。
除了社会民主党在不动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 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经济结构予以适当的调整之外, 西方国家鉴于自身发展的困难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积极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 于1965年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 并发表《资本家宣言》, 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 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 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 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
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其执政过程中取得两个方面成绩:一是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政策主张, 而且在其执政实践中, 确实为改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做出过一些成绩, 推动了人们从公民权利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发展, 如战后西方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实行的雇员参与企业高层决策和基层管理的举措, 这种对经济权力的民主监督虽不可能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性质, 也不可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 但对于改善工人的处境、维护工人的眼前利益、改善劳资关系、缓和企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都有一定的意义。民主社会主义还把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实行, 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之间的差距, 缓和了阶级矛盾, 维护了社会稳定。这种社会保障制度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痼疾, 但至少可以起到一种社会矛盾“缓冲器”的作用。二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还推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同时, 对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 都是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和学习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它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及其意识形态领域的旗帜, 是历史的选择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保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民主社会主义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指导思想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决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在政治建设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 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在经济建设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决不搞私有制和全面私有化;在社会建设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按照共建共享的原则, 努力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
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 西方社会在民主党人治国理政的某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可以借鉴, 但绝不可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早已被苏联的教训所证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极力鼓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在他看来,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极权社会主义, 极权的根子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 存在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改革的任务是消除垄断、克服异化, 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具体做法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实行多党制, 轮流执政;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鼓吹“全民国家”, 实行议会民主等一套资产阶级统治制度;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 主张私有化, 恢复资产阶级私有制;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要求各种思想平等竞争等。随着多党制、议会民主制、总统制的确立, 以及经济领域私有化的推行, 苏联已经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因此, 从本质上讲, 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路线, 是促使苏联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思想理论依据。正是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才有了苏联的解体。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 苏联解体的教训从反面告诉我们: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才能发展中国, 振兴中国, 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践充分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立足于国情, 又适应时代, 是一条强国与富民相结合的道路, 是我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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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 第4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时俱进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27-02
中国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非常深刻，中国的理论体系历经了百余年的发展，起初是毛泽东思想，一直到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阐述的中心都是围绕中国的实际发展问题，既要加强现代化建设，又要稳步实现全球化发展，因此，它对时代特征的反映是非常及时的，并在此基础上对时代的发展进行引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科学认识时代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前提
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揭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随后，工业革命由英国传播到欧洲大陆，甚至北美各地。从此，大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隐藏于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也随之显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工业革命虽然有力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已经成为困扰社会学家的一大难题。任何思想体系的产生，都是适应社会发展的结果。工业革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工业革命引起西方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冲突成为了西方国家的基本社会矛盾。在工业革命中，大资本家通过榨取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获取暴利。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无产阶级为了摆脱剥削，反抗压迫，不断组织工人运动，无产阶级队伍由此壮大，欧洲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工人运动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理论研究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来自社会底层，知识匮乏，在斗争中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可能。在19世纪的一百年中，世界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出现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施莱登和施旺的细胞学说、迈尔和焦耳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三大发现向人类证明了自然界发展的客观性和联系性。从而冲破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种新的科学世界观的产生才能满足人类认识、探索自然界的需要。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得以产生。
通常情况下，党和国家在处理问题时，往往会将时代特征考虑在内。这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分析方式的最大不同。由于人的思维方式存在差别，不同的思维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思维结果。所以，党和国家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时代特征的分析。我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党和国家在制定相关的政策纲领前，要深入分析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在处理外交问题时，要充分保证自身的利益，时刻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制定一切对外政策的依据。由于全球化趋势日益显现，任何国家都不能离开其他国家单独存在，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发展政策。由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强，西方国家的各种思潮开始进入我国，也正是因为大量思潮的涌进，人们在处理问题时迷失了自身的判断。所以，要想实现一种价值取向占主导、多种价值取向并存的新局面，就应该牢固贯彻科学的世界观、时代观。所以，以时代特征分析问题也就显得迫在眉睫。
正确理解当今的时代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发展的前提。邓小平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智慧不能解决他们逝世后几百年的问题，况且他们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的义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今社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运用科学的发展观和方法论，解决我国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新情况。不断提出新的思路和方法，与世界接轨，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并且适时抓住机遇，大胆预测时代发展趋势，促进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更好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这也是时代特征的具体体现。
二、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具体时代条件下的理论创新过程，其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时代精神精华的特征，它来自于对时代发展的解析，包括提出并阐释时代主题、发现并回答时代课题以及结合具体的时代特征进行的理论创新。
对马克思主义路线最为简单的认识就是实事求是，它同时还是理论联系实际所对应的要求。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的一贯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及世界观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是其理论精髓。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完善，在文化传统、工作实践、革命任务等方面都很好地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并从中发掘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改革之路，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马克思主义，但要从中国实际的角度出发。融合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国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我党对教条主义的态度是坚决反对，中国所有的实际发展问题，都将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获得解决，在发展进程中实现新的理论创造，使其既具有中国时代特色，又能展现中国民族特色。邓小平还说过，我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所依赖的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属于从实践当中所获得的宝贵的成功经验。此外，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最根本的思想保证和思想基础，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思想保证。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681。与时俱进，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与时俱进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时代课题的变化以及时代特征的演变而发展，始终保持应有的批判性、解释力和创造力。江泽民指出：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2]284。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就要时刻关注时代发展的动向及特点，并针对新的形势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要敢于创新，敢于面对并解决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从实际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能够在实践中获得不断的发展。现阶段，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种种严峻的挑战，相应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因此，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有所关注的人们，应当从实际出发，结合时代因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实实在在地为马克思主义贡献出力量，要坚信，在这种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的支撑下，人们会再次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存在的价值。
一直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最本质的思想基础是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高度统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命运，同时，和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前途等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是人类向前发展的基石，决定着人类最终的发展形态。
三、全球视野和中国问题的纵横融合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动力来源
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应着中国人民谋求独立自主、获得解放的需要，凸现在中国的思想理论舞台上，在与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的结合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把中国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中心任务，它对中国社会的本质、根本任务、发展阶段、发展动力等进行了细致的解答，同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做出了科学的判断。依照毛泽东思想指导方针，中国真正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走了出来，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此外，毛泽东通过在革命年代的亲身体验，对中国革命进行了多方面总结，并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部分。
邓小平把毛泽东思想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社会自我批判和重新审视，创立了反映改革开放新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300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在全面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理论，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本质、根本任务、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和发展动力做出了科学回答，把中国人民带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在全球化浪潮下，紧跟世界发展潮流，既强调要对世界做出贡献，又要不断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宽广的时代视野。在冷战时期的特殊国际环境下，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了新中国对世界历史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他结合中国贫困落后的实际，提出要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密切关注世界的发展，向先进国家学习。毛泽东说，新中国经过五六十年的发展，应该对世界做出巨大的贡献，“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还很落后，不仅要“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4]41，而且还要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学习真正好的东西。在新时期，邓小平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时代状况出发，对我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进行了辩证的阐述。他曾说，中国的力量不是破坏性力量，而是维护世界稳定和平的积极力量。另外，他还表明，中国的发展也不能脱离世界，中国要实施对外开放，就必须利用广阔的国际环境，取长补短，进而提升中国的综合实力。可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具有自知之明的马克思主义，它是联系中国和世界的纽带，为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科学认识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第5篇
——兼析质疑列宁主义当代价值的种种观点
顾玉兰
【内容摘要】科学认识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迫切需要。列宁主义是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探索如何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它因帝国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有着重要的现时代意义。这主要表现为:列宁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路，为其后在中国的实践运用中产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基本走向及其实现路径，为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关键词】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现代文明
【作者简介】顾玉兰，盐城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党总支书记，河海大学硕士生导师、博士、教授。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国内社会思想文化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多变的特点。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旗帜问题、方向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当代中国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聚焦点。理论界责无旁贷的使命就是要从多个角度论证为什么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这首先需要我们真正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要科学认识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这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否定和曲解列宁主义的种种观点进行客观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正确阐释列宁主义的本质及当代价值。
一、对质疑列宁主义当代价值种种观点的评析
列宁主义是否具有重要的现时代价值？这本来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党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放在一起，合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就充分肯定了列宁主义的现时代价值。
然而，从国内到国外，从思想界到学术界，一直存有怀疑或否定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的声音。就国内而言，如20 世纪末，有一部分人就认为，可以研究马克思，也可以研究邓小平（毫无疑问，马克思、邓小平都应该认真研究），就是没有必要研究列宁。理由是：列宁主张搞革命和专政，不适合当代中国。这种观点至少有两方面认识不正确：一是割裂了马克思、列宁、邓小平三者之间的联系，未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三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二是片面地理解了列宁主义，未认识到列宁主义的根本宗旨在于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它不仅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理论，也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理论。为了澄清这些错误认识，笔者潜心研读了列宁的文稿、书信、笔记，并从社会发展理论层面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新的解读，完成了20 多万字的学术专著《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与此同时，学界也有不少同志从不同角度重点研究了列宁晚期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思想，形成了一系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俞良早的《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王东的《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王邦佐和柳振铎的《列宁晚期政治思想研究》、徐博涵的《一份珍贵的理论遗产——列宁晚期思想研究》、詹一之的《论列宁的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学界同仁的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列宁主义的传统看法。尤其可喜的是，现在愈来愈多的人逐渐认识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列宁，需要列宁主义。这是值得庆幸的一面。然而，这种喜人景象并不能遮蔽令人担忧的一面。
目前，除了还有不少人对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缺乏足够认识外，还有人居心叵测地利用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中的言论攻击列宁主义，称列宁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异端。
前者主要表现为：有些人认为，苏联是列宁缔造的，既然苏联解体了，苏联共产党瓦解了，列宁的事业在俄罗斯已经化为乌有，那么再谈列宁主义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还有些人认为，我们可以提“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没有必要提“坚持列宁主义”。第一种看法的错误在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抛弃了列宁主义，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航向。第二种看法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用心则在于试图通过否定列宁主义来否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因为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紧密相连的，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列宁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之路，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富有永久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至于后者，即所谓“异端”说，称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国同时胜利”论的“一种异端”。其所给出的论据就是普列汉诺夫在其《政治遗嘱》中谈到列宁时所说的这么一段话：“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著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①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指责列宁不该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发动十月革命。而列宁则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所谓“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观点作了批判。列宁认为，“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②。因此，所谓的“异端”说其实只是在重复80 多年前列宁就已经批判过的第二国际英雄们的陈腐观点。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批驳它，主要是因为这种观点在当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蛊惑性。
审视国外列宁主义研究起伏跌宕的历程，我们注意到在国外学者中同样存在着对列宁的否定和对列宁主义的种种曲解以及对列宁主义当代价值的藐视。如冷战期间，西方曾出现过一股研究列宁主义的狂热，产生了以否定列宁主义为基调的所谓西方“列宁学”。该思潮以列宁主义及列宁著作、列宁与先驱及同时代学者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企图通过研究全部地或部分地否定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杰出继承人的列宁和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它不仅攻击列宁主义和列宁的理论活动，还有意制造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并且断定列宁主义的本质是集权主义，否定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意义，认为它充其量不过是落后的农民俄国的产物，最多只适用于东方的落后国家，而不适用于西方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冷战后，西方列宁主义研究一度沉寂。近年来又有复兴迹象，出现了赞成“重读列宁”的倾向。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重读列宁”的呼声中却隐含着将列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中抽离出来的危险。如拉尔斯•利赫(Lars Lih)所著的《重新发现的列宁：历史背景中的怎么办？》（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和齐泽克（Slavoj Zizek）等人所编写的《搬出列宁：走向真理政治学》（Lenin Reloaded: Toward a Politics of Truth），这两部著作都在暗中强化了或自觉不自觉地老调重弹了马克思学神话中所假定的列宁的事业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距离。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代政治语境中，很多西方“左派”讨论政治战略与社会主义时避而不谈列宁。即使是那些仍然愿意诉诸列宁的激进“左派”也对列宁的理论洞见与政治创建无动于衷③。
对于列宁主义在西方所受到的如此种种待遇，我们应当作出理性思考：（1）列宁主义在西方为什么会遭到资产阶级政府及其御用学者的否定与攻击？原因在于列宁主义是关于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学说，资产阶级害怕它。（2）列宁主义在西方为什么又得以复兴？原因在于列宁主义是革命和建设学说，具有巨大的认识功能和实践（改造）功能，有人需要它。（3）列宁主义为什么会一再地被引起争论？原因在于有人需要它但也有人害怕它。而“来自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阵营对马列主义的一再打击和否定，难道不正是强烈地表现了它那不可遏制的蓬勃的生命力吗？难道不是再鲜明不过地体现了它那穿越时空的巨大影响和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吗？”④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针对西方学界如此种种否定列宁、曲解列宁主义和藐视列宁主义当代价值的思想观点和错误倾向，作出我们的回应：坚持把列宁主义看作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理想和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⑤，并对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作出进一步解读，形成科学的认识。
二、列宁主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应当请教马克思”，这是列宁最喜欢的口头语。每当需要解决革命运动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列宁就向马克思请教。然而，列宁并不是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以自己大量的理论活动和实际活动表明：对于他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⑥列宁时刻谨记并自觉践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贯教导：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⑦。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列宁给自己以及各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基本要求。“列宁一再强调说，要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把马克思在1850 年写的关于德国的话，应用到1905 年的俄国。抽象的真理是不存在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应当研究具体的情况，并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解决俄国革命提出的新问题。”⑧因此，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紧紧抓住时代特征与客观具体实际，大胆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寻找正确的发展道路，这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理论特色。列宁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上升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深刻剖析，揭示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列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出发，结合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特点，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发展。他客观地分析道，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三种固有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宗主国资产阶级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以及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尖锐了。新科技革命（电气化）已经使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这时，世界已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完毕，帝国主义为了重新瓜分势力范围只有发动世界大战。战争必然引起革命。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必然使帝国主义葬身火海。因此，列宁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条件，提出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只要处于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具备了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就可以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用革命手段先取得政权，创造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再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政权的领导下，发展经济和文化，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十月革命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使社会主义由科学理论变成鲜活现实的。
在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一个革命性飞跃。它无疑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不仅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设想的正确性，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当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更突出地表现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方面。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遇到过的，因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他们除了在对未来社会设想中提出一般性原则之外，便没有提供给后来社会主义实践者任何可资借鉴的东西了。列宁在经过了极其艰难的探索之后，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1）提出在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合作制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应当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并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2）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放开市场，发展商品交换，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作为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作为工农联盟和各种经济成分的结合点；（3）提出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4）制定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的方针政策，主张吸收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利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新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5）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整顿改革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列宁的这些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给人们全面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启示。
三、列宁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路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和发展自身的必由之路。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不仅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更高更新阶段，而且在于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尤其是不发达国家）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唯一现实道路。这条道路的最根本特征，就是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⑨列宁主义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路，而且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尤其是解决了以下三大课题：（1）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把握民族发展的历史机遇，即解决民族的“出路”问题；（2）把握前进与后退的辩证法，走历史曲折发展之路；（3）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创新理论，形成有特色的思想体系⑩。因此，列宁主义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路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
列宁主义的本质和精髓，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及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的主要内容“是在解决俄国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适合俄国实际的科学理论。”[11]正如原苏联学者高里科夫所言：“列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不仅表面上懂得，即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而且掌握了马克思的方法，即把科学社会主义一般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当时俄国的具体历史情况。”[12]
列宁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俄国革命与建设的问题。俄国是一个小农占大多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并没有把俄国纳入他们的视野。他们宣布，《资本论》所揭示的原理，只适用于西欧。在一个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因之，列宁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3]而所谓“具体地运用”马克思的理论，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从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农民问题是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与建设首先遇到的问题。于是，列宁就从这一实际出发，在革命前，提出“工农民主专政”；在夺取政权后，又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
列宁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俄国革命便不会成功。1905 年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农民没有行动。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正是由于它满足了农民对于“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1918－1920 年的三年国内战争也是在农民的支持下取得胜利的。农民支持与否，直接决定革命成败。因此，当农民反对余粮收集制时，列宁对农民作出了让步，放弃了军事共产主义，改行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电气化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坚持从农民占多数、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尽可能地考虑农民的利益，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适应小农生产力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从农民(农业)问题入手，然后解决轻工业、重工业问题，这是列宁论述苏俄经济建设问题的基本思路。关注农民问题，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农民问题，这是列宁主义作为俄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体现。
列宁主义的俄国特色还体现在基于对俄国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所提出的发展模式上。列宁把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社会实际，客观地分析了俄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俄国社会正处于相当长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的论断。不仅如此，他还运用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分析了过渡时期一般存在的“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的斗争”在俄国的具体表现，并且多次强调指出，俄国过渡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就在于“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特殊性在经济领域具体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私人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矛盾；在政治领域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则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先进的思想文化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思想文化之间的矛盾。俄国过渡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和基本路径，即在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社会发展创造的政治前提下，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同时通过文化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实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全面发展，从而为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不断创造条件。
四、列宁主义是其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
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建设好社会主义？这对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为了解决这一现实课题，列宁作过极其艰辛的探索。他曾把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称为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但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则得出结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14]。这表明，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列宁就在着手解决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对列宁的探索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反思我国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后，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15]。列宁的思路（新经济政策的神髓）就是“从现实生活中找出路”，亦即立足于俄国社会具体实际寻找现实的发展道路。循着这一思路，列宁进行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为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为了“从现实生活中找出路”，首先必须全面地认识国情。列宁认为，全面地认识国情，是正确地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前提条件。鉴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存有差异，它们的发展道路必定带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对俄国国情的全面认识有两个视角：一是国际视角，即将俄国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二是国内视角，即对俄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深层次分析。运用前一个视角分析俄国社会，列宁获得的基本认识是：尽管俄国自19 世纪60 年代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并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许多重要的方面依然比较落后。关于这一点，他在《论粮食税》中针对布哈林的错误观点陈述过非常精当的看法。他说：“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16]运用后一个视角分析俄国社会，列宁认识到：俄国是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在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小农经济占优势地位。把这两方面分析所获得的认识综合起来，列宁提出了关于俄国社会所处历史方位的基本观点：俄国正处在一个相当长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它“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是个介于西方文明国家与东方落后国家之间的国家[17]。这一特殊性也就决定了俄国只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等中间环节，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然而，当时俄共（布）党内有很多同志并不理解这一特殊性，因此列宁特别强调指出，“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18]列宁所谓的“自己找出路”，就是指不要受书本的束缚，要从实际出发，到现实生活中去开辟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与建设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列宁“自己找出路”（即“从现实生活中找出路”）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阐述了十月革命及列宁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19]毛泽东正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20]，通过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客观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领导中国人民步入了文明的新社会。
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出发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与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也是一脉相承的。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一致性，即都认为：在经济文化基础比较弱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而必须经过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最终是要走向社会主义的，因此在此阶段必须从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作出努力，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做好全面的准备；这个过渡阶段将是复杂而又漫长的，在这个阶段中，经济成分不可能是单一的，但占主导地位的应当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互生共存。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与列宁过渡时期学说之间之所以存在着根本的一致性，正是因为毛泽东是在列宁过渡时期思想基础上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是列宁过渡时期学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21]。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也十分重视列宁“自己找出路”（即“从现实生活中找出路”）思想的现时代价值。他将列宁分析俄国国情的基本方法运用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实践，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准确定位，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2]为此，他强调：中国的发展道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发展中国的立足点，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之所以肯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除了因为它启示人们“从现实生活中找出路”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首次正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开放。为此，他设想，通过经济改革来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政治改革来推进政治民主化，通过文化变革来催生新型文明。与此同时，他还设想，苏维埃俄国可以通过实行租让制、开展对外贸易、创设经济特区等途径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些设想清晰地映现了列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列宁的思路，并紧紧围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这一中心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
其一，邓小平继承列宁关于通过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客观地分析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状况，指出毛泽东作出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适应”的估计，是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的情况的。但是，当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愈来愈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表现在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的具体体制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3]
其二，邓小平继承列宁关于全面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变革的思想，科学地阐明了改革是促使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动力的思想。邓小平认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是单方面的因素和个别的现象，而是多方面的因素和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有经济体制，而且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等等。因此早在1978 年，他就指出：“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24]由此他认为，改革不仅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而且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25]因此，它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通过这场革命，必将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其三，邓小平继承列宁把改革和开放共同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进一步揭示了改革与开放的内在统一性。邓小平“改革动力论”逻辑地蕴含着“开放动力论”思想。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和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水乳交融、互生共长。因此他从来不撇开“开放”谈“改革”，反之亦然。他不仅总是把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相联系，有时干脆把改革称作开放（即对内开放），把开放称作改革。他说：要发展生产力，发展中国的经济，实现“三步走”的目标，就要“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26]
当然，邓小平对列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远不止上述诸方面。事实上，邓小平理论中许多重要内容与列宁思想都有着比较直接的渊源关系。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就会发现：两者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是根本一致的，即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都主张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都主张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头等重要的任务，都主张改革开放，都重视农民问题，都主张渐进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等等。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否定列宁主义，就意味着否定邓小平理论，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列宁主义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基本走向和实现路径
如何正确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科学把握现代文明的基本走向，是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的分析，在肯定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又指出了它的历史过渡性，并在《共产党宣言》中郑重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7]这个观点就是通常所说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两个必然”的结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正确回答。
列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必然”思想的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了20 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并“以那些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时代划分，提出了“20 世纪初开始帝国主义时代”的观点。他说，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已经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溃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28]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对“帝国主义”作了系统论述。他坚持以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科学研究为基础，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列宁说，帝国主义“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29]意思是说，资本主义经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再由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即进入它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后终将因为其自身无法解决的固有矛盾而趋于灭亡并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文明，这是现代文明的必然走向。
当然，列宁在揭示帝国主义腐朽趋势的同时并不否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可能性。他明确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30]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文明代替资本主义文明需要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渡时期。因此，列宁非常重视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转变的过渡时期问题，并就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和主要任务进行了研究分析，由此进一步揭示出现代文明转型的具体实现路径。
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31]。过渡时期兼有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种社会形态的成分、因素，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方面，它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有宗法式的、小商品生产的、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它还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型的、已经开始消亡的国家形式。过渡时期的这一本质属性，也就决定了它的长期性。列宁明确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32]。因为实现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政治条件，而且需要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列宁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而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高度发达的文化”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前提，并认为政治前提是容易实现的，而文明前提则就不大容易实现了，因为“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33]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的基础，必须完成工业化、电气化、合作化、民主化等艰巨任务。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首先，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一个相当长期的任务，“大生产是不可能在旧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的，这需要很多年，至少要几十年，在我们这种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要更长一些的时间”[34]，而电气化对于俄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其次，实现合作化，引导小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35]。最后，改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样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一个农民的、又是大伤了元气的国家中，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36]，因为这需要全体人民都学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需要每个人都有文化，需要每个人都能够参加国家的管理。列宁还认为，在资本主义文明转向社会主义文明的漫长的过渡期中将包含许多小的过渡，而“我们担负的任务的全部困难、政策的全部困难和政策的全部艺术，就在于要估计到每一种这样的过渡的特殊任务。”[37]列宁的这些思想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规律，自觉推进现代文明的根本转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和精神动力。
注释
① 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 年第2 期。
② 《列宁全集》第4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369 页。
③王金林：《列宁的政治遗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4 月22 日。
④程恩富、李伟：《马列主义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与指南》，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1 期。
⑤参见侯惠勤：《认真研读经典著作所必须克服的思想障碍》，http://theory.people.com.cn.2010 年4 月21 日。
⑥高里科夫等：《列宁是怎样写作的》，刘循一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第10 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5、5 页。
⑧高里科夫等：《列宁是怎样写作的》，刘循一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第12 页。
⑨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454 页。
⑩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455-456 页。
[11]俞良早：《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体系和方法等问题——评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阐释》，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 年第2 期。
[12]高里科夫等：《列宁是怎样写作的》，刘循一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第4-5 页。
[13]《列宁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61 页。
[14]《列宁全集》第4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367 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139 页。
[16]《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28 页。
[17]参见《列宁全集》第4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357、370 页。
[18]《列宁全集》第4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83 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1471-1472 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707 页。
[21]参见顾玉兰：《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第七章第三部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年。
[22]《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252 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135、113、370 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135 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237、142 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117、256 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3 页。
[28]《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92 页。
[29]《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12 页。
[30]《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10 页。
[31]《列宁全集》第3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263 页。
[32]参见《列宁全集》第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83 页。
[33]《列宁全集》第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200 页。
[34]《列宁全集》第4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22 页。
[35]《列宁全集》第4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364 页。
[36]《列宁全集》第5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333 页。
[37]《列宁全集》第3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113 页。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90 年。
[2]《毛泽东选集》第1-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3]《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4]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5] 俞良早：《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年。
[6] 顾玉兰：《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年。
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6篇
作者：孙熙国 《光明日报》（2015年01月08日 16版）
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执行院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落脚点，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追求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它们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发明，也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
爱国、敬业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诚信、友善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基本要求，是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理论界普遍共识，深植于各界民众心中。
然而，对于这种概括能否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和时代内涵，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是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一些人还存有疑虑。产生疑虑的根本原因是没能真正理解这24字所包含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没有看到这24字所包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和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内容。对于这种认识误区，有必要认真分析，加以厘清。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追求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目标，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落脚点，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追求。可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实际上是对我们建设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问题的简要回答，以此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和资本主义价值观有着本质区别。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鲜明体现。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实现社会的民主、文明、和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都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规定，这些规定把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和资本主义要建设的国家鲜明地区别开来：同样讲“富强”，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同样讲“民主”，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同样讲“文明”，我们讲的是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文明；同样讲“和谐”，我们讲的是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和谐。因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样的表述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性。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
毋庸讳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思想和观念，并不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发明。同样，它们也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众所周知，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最终使人类进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马克思讲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与资产阶级讲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存在着本质区别。
首先，马克思讲的自由、平等是经济、政治、思想有机统一的自由、平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则首先是政治上的自由、平等。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只有政治的解放，还是不彻底的解放。”因为离开了经济的自由和平等，单纯讲政治的自由和平等，就是抽象的虚伪的自由和平等。真正的自由、平等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自由、平等。资产阶级离开经济解放单讲政治解放，是虚伪的不真实的解放；离开经济平等单讲政治平等，是虚伪的不真实的平等。我们所要实现的是劳动者在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各方面的自由、平等和解放，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和解放。
其次，资本阶级讲的自由、平等是有产者的自由、平等，马克思要实现的自由、平等则是劳动者的自由、平等。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说法：“共产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门研究如何实现人民群众自由、平等和解放的科学。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劳动者，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资产阶级则始终盯着有产者和有产者阶级，二者存在本质不同。
最后，马克思讲的公正是建立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意义上的公正，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公正；资产阶级的公正则是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正，是保障极少数大财团、大资本家利益的 “公正”。资本主义的法治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实现资产阶级意志的法治，社会主义的法治是维护广大劳动者利益、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法治，是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法治。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反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和基础
爱国、敬业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爱国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是对社会主义公民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在当今时代的集中体现。
敬业是我们时代精神的基本要求。当今时代，改革创新是我们时代要求和任务的强烈表达，是我们时代精神的核心。实现改革创新的关键是敬业，于个人，能力再强，若精神懈怠，不能敬业爱岗，那么就无法完成改革创新的时代使命。因此，立足当代实践和时代问题、以改革创新精神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敬业”在当今时代的深刻内涵和深层要求。
诚信、友善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基本要求，是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诚信、友善既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承接，又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集中体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活动的核心内容，就是努力让每一个公民恪守诚信底线，诚信待人，宽容友善。因此，诚信、友善体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