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庸思想看现代领导艺术

从中庸思想看现代领导艺术（精选8篇）

从中庸思想看现代领导艺术 第1篇

从中庸思想看现代领导艺术

【摘要】现代领导科学中凡事过尤不及，过严或过宽的管理都会妨害工作、生产效率。孔子把中庸作为至善至美的道德规范，“执中以致和”，即采取正确的方法，达到理想的结果。现代领导科学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中庸思想在现代领导管理决策、授权、领导风格、用人、创新意识等方面的应用，对现代领导管理理念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领导科学；中庸；艺术

中庸，不是随大流，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是圆滑老练,而是一种均衡之术，是一种不保守不偏激的态度,，是一种以和为贵的生存智慧。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宽广胸襟和“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思想。

一、中庸思想的概述

中庸之道产生于2500年前，既是一种基于人性基础的伦理道德观，又是一种深邃的思想方法。可以说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存于天下的规律，行于天下的准则，它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与骨气。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和合理的道德规范。

“中”是不偏不倚、不紧不慢、不焦不燥，讲求注重原则，洞悉环境，把握时机；“庸”不是平庸、无作为，而是指一种通过权衡和把握事物利害，从而选择最恰当的方式。如果说“中”是思想上规范，那么“庸”就是方法上的科学、行动上的提升。“中”与“庸”并行，也就达到了环境、思想、方法和行动上的统一。特别地，中庸不是无原则的折衷,也不是和稀泥的调和主义,它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

二、中庸思想中蕴含的现代领导艺术

1.“执两用中”与领导艺术

《礼记·中庸》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执两用中，是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其表明着凡事不可走极端，要留有余地。这相当于领导者的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两个极端。若只认识或者把握其中的任何一极，都将失诸片面，必须“叩其两端”，从两端中做出优化选择。这就是说，在一个决策涵盖范畴的极端情况之间，总可以找到一个“发而中节”，符合事物本质特征，整体效果较佳，恰到好处的优化抉择，这就是中。

2.“过犹不及”与授权艺术

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阐述了把事情做过了头,或达不到火候两种相反的状况,均不合乎“中庸”的原则。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阐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可见,孔子认为过与不及都不可取的,因为二者都背离了“中”。在孔子看来，将“过”与“不及”等同起来放

在“中”的标准下来说，它们不如“中”更有利于人际关系及事情的处理,这是中庸思想的一个典型体现。

现代领导要尽量避免“过”或“不及”两种错误倾向，在权力的掌握和运用上不能使权力过于集中,也不能过于分散。授权就是领导者把决策权、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较低的管理职位。在组织管理中，集权和分权都是相对的且过度的集权和分权都是十分有害的。按照中庸原则，“过犹不及”，有权不授、因情授权或完全放权都是一种极端，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做到因需、因德、因能授权。在授权后领导者应努力克制自己的权力欲，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使企业蒸蒸日上。

3.“权变时中”与领导风格

孔子说“君子之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也。”“时中”，就是适应不同时机，审时度势以求中。在管理中，注意分寸、抓住时机，讲究“适其时”、“取其中”、“合其道”，以便能够“得其益”。即根据时地等特定条件，采取不消极、不过激的方法，以得到合理的成果。在管理实践中，“时”、“中”、“益”、“道”四者相互关联，实质是讲求“合理与适度”。而管理本身也要求其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合理地协调“人财物”等因素，力求使事物达到合理、稳定的最佳状态，以得到最佳结果。“中庸”的权变思想不断深入到管理活动的方方面面，顺应了当代日益复杂的危机形势。

4.“和而不同”与创新意识

在东西方文化相互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能脱离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照搬外国的管理思想，也不能闭关自守，拒绝外来事物，而是应该树立创新意识。中庸思维中“以分求一”，揭示了世界“多元”与“统一”的关系。世界发展的的宏观统一性，与各国发展的特异性，也正是体现了中庸思想的“和而不同”。

三、现代领导中中庸思想的体现

作为组织的领导者每时每刻都要处理各种利益冲突的问题，因为任何组织都有着其复杂的内外利益关系。如何制衡相互之间的关系，成为领导者要顺利完成组织目标所必须思考的问题。所以说对关系网的制衡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艺术。

1.选取德才兼备的人才

“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德才兼备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独特的选人用人的制衡艺术。现在经济发展进入平稳阶段，一些有才有德的人也开始进入主流社会，社会由唯能是举慢慢转向德才兼顾的方向。这自然在在领导管理中也会有反映。德才兼备是用人的一个永恒标准，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基于中庸的思想，有该这样的用人原则：一是德者、才者都可为我所用，不求全责备；二是对德有余而才不足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通过培训补其不足，使其达到基本要求；三是让有德者和有才者，形成互补结构；四是让德与才相互辉映，既能使个人得到全面发展，达到身心和谐，又能使领导管理减少道德风险，提高人力资本价值。

2.平衡各方势力

领导者应该始终居于支配全局的有力地位，对各种势力起到领导、引导、监督、协调、制约的作用。领导者要妥善利用处理好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这种形势的存在与发展深入了解，把其各自存在的理由与作用做到心中有数，灵活巧妙地运用各种势力，使他们相互间产生微妙的影响与制约作用。这样就可以根据组织管理的需要，利用各种资源，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最终实现共同的组织目标。我们知道一个组织的内部和谐与团结是完成组织目标的重要保证，组织文化与氛围的营造起着重要的作用。领导者在公开场合中必须使各种势力都感到公平与尊重，从而能赢取各种势力的信赖，获得权威，从而成为整个组织的引导者与向心力形成的核心。

3、“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甚至也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法则和基本条件。凡无关原则的小事，重和谐，要协调；凡事关原则性的大问题，就要坚持原则，不应苟同。适中地把握和运用，进行全局性的指挥和协调；不能盲目服从或献媚、附和，违背客观事实，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提出不同的建议。

现代领导者在其管理活动中，可以借鉴中庸“和”的思想，提高其管理协调能力。以帮助领导者用来协调、调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孔子说“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作为管理者，多与属下接触，关心其工作生活，爱惜、激发其才能，上下一心，这样的组织又怎么会倾呢？

“和而不同”意味着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时时处处持宽容的态度，是一种可以选择的艺术化的沟通策略。在纠纷处理时采取调停的办法，在合作时采取共赢的主张，在学习与交流时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等等。

4、“权变时中”

儒家提倡的“中”随着条件、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就是在不同的时机上审时度势。在现实生活中，要学会因情势之异而权变。在现代领导工作中，领导者运用中庸思想也不能死板，要随机应变、因势制宜。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来分析、解决问题。在权力运用时也应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领导决策和执行方法。

领导服务的实质是为人民排忧解难，谋取利益。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领导者的权力是广大人民赋予的，权力必须用来服务于人民，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综述，“中庸” 作为一种理念管理的存在具有其独有的领导管理内涵。其最终目标是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追求整体的和谐,包括与人的和谐,与己的和谐和与环境的和谐。总之,“中庸”在现代领导管理有着深刻的影响。相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庸”将会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对中庸思想加以总结借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丁小萍.中国古代政治智慧[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2]苏东水.东方管理[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3]何诚斌.中庸领导艺术[M].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4]杨伯俊.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5]来可泓.大学直解,中庸直解[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从中庸思想看现代领导艺术 第2篇

徐克谦

“中庸”不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作为具有具体内容的儒家伦理道德观的“中庸”由孔子首创，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实发挥而完成。但是作为思想方法的“中庸”或用“中”的思想，则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儒家的“中庸”说正是从前人有关用“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字在先秦古籍中的常见字义有三：一指中间、中等、两者之间；二指适宜、合适、恰好、合乎一定的标准，用作动词，也即“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的“中”；三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前之所以有人会把“中庸”简单地理解为折衷主义或调和主义，就是由于仅仅从第一种字义上来理解“中庸”的“中”。但笔者认为“中庸”的“中”与上述三种含义都有关系，只有把这三方面的意思贯通了理解，才能弄清“中庸”的完整的含义。

先秦用“中”的思想一直可以上溯到西周时代关于刑罚之“中”的观念。《尚书·吕刑》里说：“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故乃明于刑之中”，“惟良折狱，罔非在中。”“明启刑书相占，咸庶中正。”这里所说的“刑之中”、“在中”、“中正”，都是指的执行刑罚要准确、合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也即严格地中于法律(刑书)所制定的标准。这里的“中”同无原则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搞折中调和毫不相干。“中”是有原则的，既然要中于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原则。求“中”、反对过与不及，反对偏与倚，都是以有一个原则为前提的。如果不是先有一个“中”的标准、原则，过与不及、偏与倚也就根本不存在，更谈不上在它们之间搞调和折中了。

正因为“中”有恰到好处地符合于一定的标准意思，因而这个标准本身有时也可称之为“中”。《荀子·礼论》所谓先王“为之立中制节”，意思就是说先王为之制立标准。这里的“中”与“节”是一个意思，都是指标准、法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与“极”的含义相通。先秦典籍里的“极”字常常可以训为“中”。如果我们从中于一定的标准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用“中”，并知道这一标准本身亦可称之为“中”，那么，“中”与“极”的内在联系就不难解释了，因为“极”也包含标准、准则的意思。《诗·卫风·氓》曰：“士也罔极”，所谓“罔极”，就是反复无常，没有一定的准则。郑《笺》曰：“极，中也。”可见“中”与“极”一样，都是指一定的标准、准则。《尚书·洪范》有“皇极”一畴，传云：“皇，大；极，中也。”孔颖达《正义》也指出：“极之为中，常训也。”所谓“皇极”就是“大中”，也即大准则、大法度的意思。正如蔡沈《书经集传》所说：“极”是“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一切政治道德行为皆需合于“皇极”的法则，否则就是“偏”、“陂”。而反对“偏”、“陂”也正是在“皇建其有极”的前提下进行的。总之，建“极”与有“中”意思是相通的，其基本含义都是说要公正地符合一定的准则和法度。孔子将上述这种用“中”思想发挥运用到他的伦理道德理论中，从而发明了儒家的“中庸”说。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可见孔子是把“中庸”作为一种难能可贵的道德伦理准则而提出的。儒家伦理学的“中庸”说同前人有关用“中”的思想的不同，就在于儒家对“中”的标准赋予了新的具体内容，这个具体内容就是以“仁”为内在核心，以“礼”为外在形式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但“中”字的基本含义，即合宜，合乎一定的标准或法则这一种意思，仍然保留在儒家的“中庸”说中。

“孔子曰：‘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孟子·尽心下》)这里所谓“中道”，不能简单地只理解为中间道路。“中道”的“中”也有适宜、符合的意思。孟子也提到“中道”，《孟子·尽心上》说：“大匠不为拙工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所谓“中道”，就是要象工匠做工要中于绳墨，射手调弓要合于彀率一样，符合“道”的要求。《礼记·中庸》说圣人“从容中道”，孔《疏》解释为“从容闲暇而自中乎道。”《大戴礼记·保傅》说“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王聘珍注云：“中，适也。”所有这些“中道”，都是中于道，合于道的意思，和折中调和、中间道路风马牛不相及。儒家反对过与不及，也正是相对于是否中于“道”这一前提而言的。

又如荀子曾说：“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荀子·儒效》)荀子所说的“中事”、“中说”，也决非折中之事，调和之说。这里的“中”也跟“中道”的“中”一样，应解释为合宜，合乎一定的标准。“中事”、“中说”也即合理之事，合宜之说。

具体来说，儒家的“中”以什么为标准呢？按照孔子、荀子等的说法，这个标准就是“礼”。

《礼记·仲尼燕居》篇记载了孔子与弟子们的一段对话：“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中”，是以“礼”的要求为标准的。后来荀子也说：先王之道“比中而行。曷谓中?曰：礼义是也。”(《荀子·儒效》)儒家常用射箭来比喻德行的“中”之与否。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这一点在《礼记·射义》里讲得最具体：“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为人父者，以为父鹄；为人子者，以为子鹄；为人君者，以为君鹄；为人臣者，以为臣鹄。故射者，各射己之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儒家所谓“中”，就是要求人们符合“礼”的道德准则，中于礼对自己的要求。但是孟子和《礼记·中庸》一文对“中庸”的含义又有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中庸》对“中庸”说的补充在于它增加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样一层含义。这样一来，“中”就与人所固有的含而未发的内心状态联系了起来。本来，在先秦典籍里“中”字也常常用来指人的内心世界。如《礼记·乐记》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左传》所谓“信不由中，质无益也”都是。但《中庸》用这样一个“中”来指含而未发的喜怒哀乐之情，是有其特定的用意的。它是要说明：“中”的要求，也即礼的道德准则，是根源于人的含而未发的内心，也即根植于人所固有的“善端”的。这样一个“中”，实际上相当于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进一步深入体味，还可以发现，这个“中”既是内在的，也是超越的。《左传》成公13年引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尧对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论语·尧曰》）这可理解为“中”乃天所授予。由此可见这个“中”不仅是人心，而且还是天地之心，实际上也就是《中庸》“天命之谓性”的那个“性”，或孟子所谓“本心”。

这样一个“中”字就把儒家所谓“内外之道”贯通了起来：一方面，“中”是内在的，指人内心的某种主观状态，也即含而未发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又是外在的，也即表现于外部行为上的“中节”、合于礼。二者又是相统一的：内心之“中”正是行为“中节”的前提，而行为的中于节，则是内心之“中”的外化，对象化。同时这个“中”也把天道与人道贯通了：因为它一方面是内在于人心中的，另一方面却又是受之于天，是天所赋予的“命”，其实也就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和必然的要求。

《中庸》一文的主要内容，正是在这样一种内与外、天与人的关系上，反复阐明儒家的中庸之道的。《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认为“忠恕”的含义是和中庸之道差不多的。“忠”也就是要存养省察内心之“中”；“恕”则是要发而为外在道德行为的“中节”，也即用礼的要求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庸》认为道德修养首先要从人所不见的“慎独”工夫做起，“内省不疚，无恶于志”，达到内心的“诚”。这也是说的含而未发之“中”的修养。由此出发，就能“微之显”，“暗然而日章，渐渐外化为行动中的“时中”、“中节”。《中庸》又提出要以“三达德”行“五达道”。“三达德”即“智、仁、勇”三个最基本的道德萌芽，“五达道”是指“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五种社会道德伦常关系，也就是儒家所谓“礼”的主要内容。以“三达德”行“五达道”，同样也是说的内心道德存养与外部行为中于礼之间的关系。《中庸》也用了“射”的比喻来说明它的中庸之道：“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射中射不中，看起来是个外部行动，但“中”之与否的根本，却在于自己内心是否有这个“中”，在于自身是否达到了“中”的水平。内心之“中”的功夫不够，发而为外部行动，则不是“过”，就是“不及”；不是“偏”，就是“倚”。所以射而不中，不能怨天尤人，只应该“反求诸己”。《礼记·大学》云：“诚于中，形于外，”“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易传·文言》在论述坤卦“六五”这一中爻的含义时也说：“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这都可以与《中庸》所阐发的这种“中庸”之道互相发明。

内心之“中”与外部行为“中节”两者的圆满统一，《中庸》就称之为“合内外之道”，“致中和”。“致中和”的结果不仅能使君臣父子各处其位，而且可以参天地之造化，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这就是“中”的大功用，所以叫做“中庸”，因为“庸”字，就有“用”的意思。

《中庸》在“一篇之体要”的首章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完整地表述了作为伦理道德观的儒家“中庸”说。

当然，不可否认“中庸”的“中”还有中间、中等的意思。如所谓“执两用中”的“中”。又如“中庸”相对于过与不及、“中道”相对于狂与狷，确实是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因此，儒家通常反对走极端，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寻求比较适中的解决方案。如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既不要太“进”，也不要太“退”（“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既要“尊贤”，又要“容众”；既要“嘉善”，又要“矜不能”；既要“尊德性”，又要“道问学”；既要“致广大”，又要“极精微”；可以“乐”，但不能“淫”；可以“哀”但不能“伤”；可以“怨”，但不能“怒”，等等。这都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适中的办法。

但是，这样一种中庸或中道之所以是正确的，并不只是因为它处于两极的中间，而是因为它合于内心之“中”和外在之“节”的标准。虽然我们可以说，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通常会是比较正确的，但却绝不能说凡是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都绝对正确的。因为其正确性并不是由其“中间性”决定的。

正因为如此，先秦儒家还提出一个“权”字来作为“中”的补充。“权”的意思本来是指秤锤，秤锤的位置是灵活的，它根据不同的重量在秤杆上移动不同的位置，这个位置当然不会永远处于正中，但却永远应当是处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中”正是要和这样一个灵活的“权”相配合。“权”的思想在儒家之前也已出现。《吕刑》在解释“刑之中”时曾说：“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这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掌握标准，采用轻重不同的刑罚与之相适应，求得刑罚的合宜。儒家“中庸”说也继承了“权”的因素。孟子对“汤执中”持赞扬态度(《孟子·离娄下》)而对“子莫执中”却颇有微词(《孟子·尽心上》)，其原因就是子莫“执中无权”，缺乏灵活性。孟子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则是因为孔子能根据一时一地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的行动，“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礼记·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这就是说尽管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君子却能灵活对待，随时做得十分合宜，言行中乎道德规范。“中”与“时”的关系，也就是“中”与“权”的关系。同样，儒家所谓“时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也决不意味着放弃道德规范的根本原则。这就是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人性、本心）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中节”，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谓“致中和”、“合内外之道”。如果人们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处地这样做，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的确往往是介于两极之间，其效果看上去通常是很平常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是卑之无甚高论，只是commonsense 而已。不如极端的言行和主张那样，或使人热血沸腾、慷慨激昂，或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中庸”只是平常道理，“庸”字也有平常、普通的意思。但中庸却决不是平庸，而是在平常普通中见出“极高明”，在平凡中体现出伟大。因为中庸所要坚持的是合于内在尺度和外在要求的正确道路。

因此，坚持“中庸”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要比不负责任地唱一点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极端的调子难得多。荀子曾说：“天下有中，敢直其身!”(《荀子·性恶》)可见要做到“中”。并不象做个和事佬那样轻而易举，需要的倒是胆量和勇气。《中庸》所说的“中立不倚”，也决不是一种保持中立的骑墙派主张，而是儒家所标举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君子节操。这一点联系《中庸》上下文就可以明显看出：“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可见“中立不倚”就是说“中”的道德信念和准则一旦确立，就永不偏离，无论治世乱世、有道无道，君子都要坚守信念，保持节操，“至死不变”。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说“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曾子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说：“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荀子·性恶》）《礼记·儒行》说：“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坚持“中立不倚”，不调和，不妥协，正是儒家一贯的优良传统。

从尧所谓“允执厥中”，舜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到孔子提出“中庸”之德，再到《中庸》一文全面阐述“中庸”思想，以后历代许多儒家思想家也一直继承着这样一种中庸之道的传统。甚至在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家那里，中庸思想也有所表现。如庄子所谓“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庄子·达生》）；“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庄子·山木》）；韩非子所谓“去甚去泰，身乃无害”（《韩非子·扬权》）；《管子·宙合》篇所谓“中正者，治之本也”，《白心》篇所谓“和以反中，形性相葆”等等，都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有相通之处。

可以说中庸之道已成为中华民族颇具特色的一种思想方法和道德品性。中国人有一普遍的共识，即认为“物极必反”，也就是说，任何极端的主张和做法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到了极端，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而只有中道才是常道，才能持久。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若能坚持中常之道，则可能有持久的发展与进步。若总是在两极之间跳来跳去，则民不堪其苦，国不堪其乱。然而，坚持中常之道却也不易，往往要受到来自两个极端的夹攻：左的说你太右，右的说你太左；激进的说你太保守，保守的说你太激进„„因此，坚持中常之道，需要冷静清醒的头脑，稳健笃实的品格，坚韧不拔的毅力。孔子之所以说“中庸”是难能可贵的“至德”，“民鲜久矣”，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从魏晋之思想看现代展示设计 第3篇

一、动乱下的设计思想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譬如朝日, 去日苦多。”从诗歌中感受到诗人感叹人生时间有限, 应该有所作为, 有着远大的抱负, 但是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人生应及时行乐, 充满矛盾。既有建功立业的抱负, 又哀叹人生的苦短;既充满张扬的个性色彩, 又充满浓郁的悲剧气息, 这也许就是“建安风骨”的内涵。

“建安风骨”折射出在当时中国动荡的背景下士人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重视人的价值, 张扬个性, 崇尚自然。促使文艺创作从政治伦理的紧密联系, 转向个人情感的抒发;从重形转向对神、意、风骨、气韵等的重视。士人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和探讨促进了艺术的自觉和早熟, 使艺术的审美本质得以突显。

顾恺之, 东晋画家, 被世人成为才绝、画绝、痴绝的“三绝”。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提出新的要求, 即“以形写神”, 这里的“神”, 是一个人的情性、情调、内在的精神面貌和表现出来的风神、风韵、风姿。顾恺之所说得“传神”或“写神”的神, 不仅仅是一般所说的精神和生命, 而是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的精神。“以形写神”思想虽是对绘画作品而言, 但是“形”“神”的思想已经深入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关注造物的一种神态, 通过外在的“形”传达内在的“神”, 而内在的“神”亦包括器物的功能。

总体看来, 魏晋时代的动乱背景, 没有阻止艺术文化、器物生产制作的前进, “以形写神、以形畅神”的思想对唐之后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繁荣”的展览行业

今天, 中国经济迅猛发展, 工业发展的同时, 带来了大量资源的浪费, 环境污染严重, 甚至危机到人的生存。在人类认识到环境污染带来的后果后, 开始看重无污染、投资少、见效快、高收益的第三产业, 于是“无烟工业”成为了时髦。

展示行业不仅能带来场租费、搭建费等直接收入, 而且能拉动或间接带动数十个行业的发展, 直接创造商业购物、餐饮、娱乐、交通、广告、旅游等相关收入;不仅能集聚人气, 而且能促进各大产业的发展, 对一个城市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巨大的互动共赢效应。长期以来, 人们都陶醉于展示行业与其他行业1:10甚至更高的联动效益, 在华丽的数字以及庞大的经济效益面前, 展示的投入以及中间生产的浪费都会显得微不足道。

现实中, 我们看到的各种复杂的展示空间, 无论形式是否合理、无论造型是否需要, 到处都大量使用LED, 各种绚丽灯光, 眼花缭乱。各个展位追求视觉冲击力, 一个突出另一个更突出;一个乱了, 全场都乱了。所谓的跟时代、追时髦、现代化, 实际上造成了更大的污染, 带来了更加严重的视觉污染。

三、从古代设计思想看今天的展示设计

在中国古代魏晋时期, 重视“以形写神”, 写形是手段, 传神是目的, “形具而神生”。在绘制过程中, 艺术家通过对客体外在形体的描写进而把握其内在的精神实质, 塑造出高于外在形体美的内在的精神美, 达到传神的目的。

转过来, 看看今天的展示行业:现场各级官员以及普通观众徜徉在绚丽多彩的展览中, 面露兴奋和喜悦的时候, 好不考虑设计的节约性与合理性;又有多少展示设计者考虑到展示内容的核心?

这种现象是由于设计资源单一、思想滞后和思维定势所造成的。前人用了我们就用、别人用了我们就用。设计者仅仅是追求展示短暂的利益、外在的形式, 盲目的追求高、大、酷、亮、炫, 把专业的会场变成个人的秀场, 这样的价值观念与设计追求, 必然带来展示会展业中的视觉污染。

其次, 所谓的“行业行规”, 造成设计师内心感触的麻木、展示设计方案的复制。设计师在老板的指导下, 学习各种中标的设计方案, 追求商业上的成功;而在展示行业中摸爬打滚多年的设计师, 因为积累了很多方案及应对客户的经验, 形成定式, 以不变应万变。

上海世博会中, 中国仍是展示自己五千年丰厚的文化历史, 耗巨资修建中国馆;但是美国馆, 简洁的灰色展馆, 采用多媒体技术播放宣传片, 零污染;英国馆, 完全超越了传统的模式, 从整体设计理念上, 到最后展馆选材, 坚持了可再生理念, 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仔细品味, 你会发现, 美国馆设计者、英国馆设计者都遵循了“以形写神”的理念, 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人生。

而今天, 中国的展示行业却在背道而驰, 重视外在造型而放弃真正的展示内核, “刻削为仪容, 不尽生气”, 若拘于形体、外在, 则未能传神。展示设计师需要静下心, 认真考虑总结行业发展的同时带来什么, 我们可以留下什么;展示设计推崇的理念是什么, 展示行业发展前进的方向又在哪里。

只有来自内核的设计, 才能产生心灵的震撼。在未来的道路上, 国内设计师不妨借鉴魏晋时期“以形写神”的设计思想, 并引入今天展示设计理念中, 依循展示的本质, 清醒认识展示的主导作用, 寻求创新的合理的展示形式, “只有实现专业化才能突出个性, 才能扩大规模, 才能形成品牌已成为”国内展示界的共识。

重视“以形写神”, 实现展示设计的专业化, 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换一种新的角度理解展示、换一种新的态度体验展示, 让展示的生命在延续和创造中不断壮大。

参考文献

[1]邵琦、李良瑾等:《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史略》,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年版

从中庸思想看现代领导艺术 第4篇

关键词：弟子规 儒家 西方 管理思想

1 儒家与西方现代管理都重视人本主义

《弟子规》中有：“待婢仆 身贵端 虽贵端 慈而宽 势服人 心不然 理服人 方无言”意思是主人要爱护与平等对待仆人，主人是一家之主，延伸到现代企业，就是老板与管理者。儒家思想从组织的角度来关心人、爱护人，维护人的生存权利，根本目的是维持组织的稳定性。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人本化，把企业的成长与员工的成长看得同样重要。美国轰动一时的《掌握人性的管理》提出激发员工的管理黄金准则是：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该如何待人。恰恰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思想。中国企业家胡小林先生带头学习《弟子规》后，以人为本，赢得员工一致爱戴。

2 儒家的“仁”与西方现代管理的“关怀”相通

《弟子规》中有：“凡是人 皆须爱 天同覆 地同载”。 意思是对天地万物都有仁爱之心。“ 仁” 是儒家人本哲学的中心概念。孔子解释是“爱人”，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由此推而广之去爱别人，甚至去爱物类。管理者都对员工关心和爱护，员工也都很热爱自己的工作。过去的人事管理职能以“控制”为主，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则以“关怀”为主，力求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同时，企业对外也有仁爱之心，就会乐于从事慈善事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东方首富李嘉诚先生的仁爱致富与西方首富比尔盖茨的利润分享的经验同为一理。

3 儒家与西方现代管理都重视学习

《弟子规》中有：“但力行 不学文 任己见 昧理真”，说明了一个人学习的重要。又有“读书法 有三到 心眼口 信皆要 方读此 勿慕彼 此未终 彼勿起 宽为限 紧用功 工夫到 滞塞通 心有疑 随札记 就人问 求确义”，讲解了学习的方法。《论语》首篇第一句话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这与西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建设“学习型组织”的目标是一致的。现在，很多企业鼓励员工继续教育，企业大学也不断涌现。例如，首钢第二炼钢厂组织职工网上学习、网上考试、网上攻关、网上管理、网上交流等方法，使职工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4 儒家“道之以德” 与西方“以德治企”相通

儒家特别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弟子规》是一本道德教育读物，很多地方体现了德育重要。“首孝弟 次谨信 泛爱众 而亲仁”是道德总纲。细述很多，比如“物虽小 勿私藏 用人物 须明求 倘不问 即为偷 ”“无心非 名为错 有心非 名为恶 过能改 归于无 倘掩饰 增一辜”“彼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 莫闲管”“人有短 切莫揭 人有私 切莫说 道人善 即是善 人知之 愈思勉”。“己有能 勿自私 人所能 勿轻訾 勿谄富 勿骄贫 勿厌故 勿喜新 ”“能亲仁 无限好 德日进 过日少 不亲仁 无限害 小人进 百事坏”“恩欲报 怨欲忘 报怨短 报恩长”。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思想也强调“以德治企”和企业文化建设。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受东方传统伦理思想和管理观念影响，西方管理学界正经历着一次由“科学管理”和“行为管理”向“伦理管理”的重大变革。领导要有德行才能服众，员工要德才兼备才会重用。

5 儒家与西方现代管理都重视信用

孔子认为为政的要素有三：兵、食、信，其中“信”最为紧要。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弟子规》中有：“凡出言 信为先 诈与妄 奚可焉 话说多 不如少 惟其是 勿佞巧 奸巧语 秽污词 市井气 切戒之”，意思是说话要重信用，才能被人信任。这与现代企业文化所倡导的经营理念相一致。信用是个人与企业最大的无形资产。企业的诚信经营，首先表现在经营方针的正确，即儒家所说的“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其次就是要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道德水平，改变社会不良的风气为己任。再次就是要“守信”。安然破产事件就是反面典型。美国安然能源公司，曾经居世界500强第7位，2000年营业规模过千亿元。可是，能源巨人几乎在一瞬间倒塌了，原因在于安然公司隐瞒关键财务报表，掩盖经营危机。

6 儒家与西方现代管理都慎重细节

《弟子规》中有：“见未真 勿轻言 知未的 勿轻传 事非宜 勿轻诺 茍轻诺 进退错” 意思是说话与承诺都要谨慎。“冠必正 纽必结 袜与履 俱紧切 置冠服 有定位 勿乱顿 致污秽” 意思是举止要端正。西方管理有句话“细节决定成败”同理。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重视细节，获得成功。比如，海尔的OEC管理法，即Overall（全方位）、Every（每人、每天、每件事）、Control&Clear;（控制和清理）简称“日事日毕，日清日高”。1995年2月巴林银行倒闭就是反例。巴林银行的倒闭是由于该行在新加坡的期货公司交易形成巨额亏损引发的。由于前台首期交易员（而且是后台结算主管）里森业务熟练，被视为有才干的人，对其委以重任，却疏于监管，甚至当问题暴露出来后，管理层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使事态逐渐扩大，导致银行的倒闭。

参考文献：

[1]黄灿.《弟子规》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1.

[2]李月彬，李竞雪，安然.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弟子规》[J].内蒙古教育（职教版），2013（02）.

[3]郑秀芬.《弟子规》中的儒家文化传统及现代价值[J].新闻爱好者，2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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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庸和中医学理论看高血压 第5篇

已病早治，防其传变。降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终极目标是重要靶器官的保护。

辨“证”论治也应是高血压治疗的核心思想。不同原因导致的高血压，就应采取不同的治疗策略，如盐敏性高血压，就应该以控制钠盐的摄入为主，而不是一味加大降压药物的种类和剂量;不同血浆肾素活性水平的高血压患者应根据肾素水平选择合适的降压药物;不同靶器官的损害，降压药物的类型选择不一样;不同程度靶器官损害，目标血压也不一样;降压治疗要充分考虑个体化原则，正如ACCORD[8]研究揭晓的结果出乎我们的预期一样，在高心血管事件风险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强化降糖治疗，不仅没有明显降低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风险，反而增加了病死率，我们应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 降压是关键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高血压会导致动脉血管从几何尺寸、力学特性到生理功能的一系列改变，但是血压下降的幅度(血压的目标值)是否越低越好?下降的速度是否越快越好?回答却是否定的。公布的双重RAAS阻断的ONTARGET研究显示，双重RAAS阻断和单用ACEI相比，不仅没有更多的心血管的获益，反而显著增加了二级肾脏终点事件以及一级复合终点事件的发生。

大量的研究(包括INVEST、ONTARGET、VALUE和TNT)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患者的血压水平与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无论是收缩压还是舒张压都存在J形曲线的关系，即对于高血压患者，降压应当有一个“限度”，低于该“限度”就不应该继续降压，以避免损害重要器官。

从这些试验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高血压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要有效控制过高血压，另一方面又要保证维持常态代谢和应急，在两者间找到“平衡点”[7]。在临床工作中，只有把这降压的幅度、速度这两个度把握好，才能真正做到高质量降压，让高血压病人从降压治疗中更大获益[9]。

故而在降压治疗的过程中，并不是将血压控制得越低越好、越快越好，而是越早越好，越“平”越好。病有久新，方有大小，用药治疗一定要有法度，即要达到所谓的中，否则，过之则伤正，不及则病不去也。在高血压治疗上更要处处体现中庸之道，谨宗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否则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

参考文献：

[1] 林栋，崔岚，王永丽.中医学与符号哲学[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31(12)：16-67.

[2] 张容瑜，尹爱田，安健.中医药循证医学的哲学基础及思考[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31(8)：10-75.

[3] 陈勇，吕筠，李立明等 中国9省居民膳食、体力活动与血压水平关系的纵向分析研究[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0，31(5)：500-505.

[4] 刘博伟，尹福在，马春明，等.体质量指数，而不是腰围/身高，与青少年高血压关系最密切[J].中华高血压杂志，，16(9)：785-788.

[5] 商庆新. 中医“治未病”理论索解[J]. 山东中医杂志，2008，27( 4) ：226- 227.

[6] Julius S. Kjeldsen SE， Weber M， et al. Outcomes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at high cardiovascular risk treated with regimens based on valsartan or amlodipine： the VALUE randomised trial. Lancet. ， 363(9426)： 2022-2031

[7] 赵光胜.论有关高血压防治理念和发展策略[J].中华高血压杂志，2010，18(2)：101-102.

[8] Action to Control Cardiovascular Risk in Diabetes Study Group. Effect of intensive glucose lowering in type 2 diabetes [J]. N Engl J Med， 2008， 358(24)： 2545-2559.

孔子中庸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探析 第6篇

崔 日韦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摘要:中庸是孔子思想范畴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贯穿于孔子思想体系的始终。中庸精神赋予了孔子的仁、礼等思想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透过中庸精神,孔子天人贯通的圣人气象得以呈现。孔子的中庸精神在两千余载后仍值得我们细细体味并付诸实践。关键词:孔子;中庸;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080(2007)03-0043-02

一、中庸的内涵

“中庸”一词始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虽然“中庸”一词在《论语》二十篇、一万一千言中仅出现了一次,盖孔子思“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故罕言中庸,但中庸之道却彰显于《论语》的字里行间。窃以为中庸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执两用中。“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孔子称赞舜能把握事物的两个极端而用中庸之道去引导人们,这也是舜能够成圣的原因。“大知”的圣贤待人处事能不偏不倚,不枉不纵,无过不及,而取其中。“不及”固然是不好的,但是“过”亦不足取。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过”和“不及”都偏离了中道,故两者都不可取。为了恪守中道,就要反对两个极端,而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论语》中诠显中庸思想的语言比比皆是,又如子夏为宰于莒父而问政于孔子,“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处理事情怠慢拖拉不行,过于求快亦是很有害的,要成就大事就要执守“中庸之道”,不快不慢,恰到好处,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再如“: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和“文”是为两个极端,朴实超过文采就显得粗野,文采超过朴实就显得虚浮,文采和朴实搭配恰当,这才是“中庸之道”。2.和而不同。《国语·郑语》记载,周幽王时期的大夫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大夫晏婴发挥了史伯的观点,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孔子发展完善了史伯以来关于“和”与“同”的思想,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的思想。“和”是指不同事物、不同见解的和谐与统一,君子以道义为原则,能虚心听取别人的忠言,热心纠正他人的错误意见,重公尚义,从而求得相互和谐一致。“同”是指无原则的认同,小人以私利当头,因此不能与他人的思想观点交融,也就不能达到和谐相处的境界。3.权变时中。“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中庸之道虽然是天下之达道与真理,但它也并非一成不变,君子能够对中庸之理时时省察,应时制宜,做到随时而异,适中不偏,言行处处符合中道。“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孔子认为,现实生活中符合中庸之道十全十美之人是很少的,那就要结交狂放激进和洁身自好的人,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可供我们学习借鉴。现实生活中的孔子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说:“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公冶长》)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并赞扬甯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身处乱世就要清静自守,保全自身免遭刑戮,如《周易·系辞下》所言“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然后才能厚积薄发,在有道之邦将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施展出来。孟子认为孔子达到了“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之境界,故称赞他为“圣之时者”。

二、中庸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其时,周朝式微,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季氏旅于泰山”(《论语·八佾》)等事情时有发生,使孔子不由地发出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的感慨。孔子满怀着浓郁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终日乾乾,孜孜不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不馁精神积极入世。是故北宋五子之一张横渠由衷称赞道“:仲尼犹天,九五飞龙在天’,其致一也。”《(正蒙·大易篇》)为恢复周礼,孔子开创出“仁”学体系,作为“礼”的理论基础,使内在之“仁”与外在之“礼”、内圣与外王渐次合一。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仁”,“仁”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爱人”,一个人的爱人之心要从小开始培养,年少时在家里就要对自己的父母兄弟行以“孝悌”,长大后进入社会就要对他人行以“忠恕之道”。“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仁”的另外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要“修己”:“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回》)“为仁”就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君子应该通过“修己”,将自身的德性修养外化为富国醇民的功业,渐次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孔子认为,要达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理想状态,其必由之路正是“中庸”之道。此即是说,要正确和谐地把握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存在着一个如何把握“度”的问题,怎样才能最好、最快地实现预定目标,孔子以“中庸”之道解决了这个难题。“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在这里,“中庸”是一个最高的、终极的道德评判者。作为最高道德准则的仁,存在着一个仁得合适与否的程度问题,“中庸”精神为其最佳答案,凡合乎中庸原则的就是正当的、合适的,否则就是不正当的、不合适的。其次,“中庸”对仁、义、礼都有制约作用。天、人和宇宙万物之间的最高和谐,亦即天人贯通合一,是“中庸”思想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现实生活中的孔子也是谨奉“中庸之道”的,“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此即圣人所呈现的恢宏中和而不著痕迹之气象,亦是中庸思想在孔子伟大人格上的生动体现。

三、中庸思想的现代意义

“中庸”之道的实质就是要追求人际关系的最高和谐,“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是人际关系的最为理想状态,即是在承认双方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彼此皆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使双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从而谋求双赢局面的实现。放眼寰球,虽然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旋律,但是局部冲突与战争依然此起彼伏。有的国家为一己之私发动不义之战,有的国家民族内部因为信仰差异而互相杀戮不已,致使难民成群,苍生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文精神与理性价值在不觉之辈的妄举下遭到摧残和泯灭,而中庸之道恰是最好的解救之策。中国哲学的精髓就在于天人相贯互通,人与大宇宙一体无隔,是故中庸之道不仅可以用于处理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还可以应用于人与自然之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人类对自然不加节制地一味索取,已开始自食恶果,并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骤然而至,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已经受到威胁,这就再次彰显出浸润着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切的中庸精神之弥足珍贵之处。参考文献: [1]颜炳罡.四书通解[M].济南:学苑出版社,1999.[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An Analysis of Confucius’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Its Modern Value Cui Wei(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Doctrine of the Mean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oncept in Confucius’thought category.Such thought as

Goodness and Li of Confucius can fetch boundless life and vigor from it.Through The Doctrine of Mean, Confucius’

从中庸思想看现代领导艺术 第7篇

小学生看吴冠中画展引发的问题，不仅仅是讲解员如何对小学生解读吴冠中作品的问题，这些是表象，实质上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引起的艺术教育缺失的问题。浙江美术馆这次举办的吴冠中先生的画展，大人、小孩都可以看，也不分专业内外之别。小学生问“吴冠中的画中心思想是什么”，这反映出我们目前学校教育中应试教育强势于素质教育的现状。

小学生讲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主题思想，平常老师教学生看一篇文章，看一张画，都要给学生讲明白是什么意思，主题是什么，一定要分出好人与坏人，香花与毒草，并没有真正培养学生独立认识和体悟世界的能力，而是让学生被动记住了老师给的正确答案，这是教育的失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教育应该是培养学生掌握认知社会的方法，寻找打开他们未来大门的钥匙，而不是记住大人告诉的“芝麻开门”了的咒语。现在的学校教育，一切以高考为中心，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标准答案铁面无私，考试分数高于一切。这就决定了学生从小学开始就必须这么认真地提出问题，从老师那里寻求正确答案，这也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好学生，但是美术馆没有教学和考试之说，所以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于是就出现了美术馆讲解员不知如何回答的尴尬。

每个学生从小都有艺术细胞，只是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下被逐渐抹杀了。古代大教育家孔子讲的六艺，不光是给他的弟子灌输做人的道德礼数，还有算法、乐理等，所谓全面发展的高徒才能成大器。最近北京的一个理工科大学正在筹划建立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目的是增强理工科院校艺术人文的氛围，强化理工科学生的艺术教育，拓展理工科学生的艺术思维和创新能力。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密不可分，爱因斯坦、达芬奇以及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同样，很多艺术家也都具有精深的科研本领和科学造诣。人文精神、艺术气质，对科学家的成长和科学的创新有着巨大影响，艺术和科学不是分离的，一些成功科学家的灵感中必然带有飞翔和浪漫的特质。可以说，艺术的想象推动着科技的探索，科学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也极大地丰富了艺术表现力，拓展了艺术表现空间。该校的设计艺术学院院长表示，学生设计的作品，实用性、功能性都很好，但其造型的艺术性、时尚性还比较缺乏。经典的大气的设计应该是集功能性、实用性、艺术性、时尚性于一体的。理工科院校加强艺术教育，使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其目的是培养懂得达芬奇、贝多芬的爱因斯坦；培养懂得齐白石、吴冠中的杨振宁式的未来科学大师，造就可以借助艺术的翅膀使科学思维飞翔的新时代复合型人才。

应试教育挂帅的现状引发了种种问题：教育理念陈旧，教学手段落后，教学方法单一，教育主体错位。中小学基本都把音乐课、美术课放到了一个副餐的位置，可吃可不吃，大学也是重理轻文，重技轻艺，非艺术院校的艺术类课程也是可选可不选、可修可不修。很多家长也认识到了这一弊端，从小就送孩子出国留学。西方的学校教育方式相对轻松，教与学是“玩中学”。实验课和校外实践课比国内多，所以一般美术馆、博物馆里的学生观众也多。而我们现在去看画展的小孩子大都带着教学任务，要去搞明白吴冠中画的“中心思想”。因此怎么把学生从“考试行”转型为“实践行”，这是问题的关键。素质教育关系到民族的未来，艺术教育又是素质教育的重点，一定要把它放到教育大环境里来思考、来讨论。

在当代人文语境呈现多元化的背景下，艺术教育已经不单单是解决审视事物美和丑的问题。世界发展到今天，吴冠中先生作品中有一些东西，我们按照传统艺术语言来审读，已经审读不了了。给学生解读一定要用新的艺术理念。然而中小学艺术教育的课本，甚至大学的艺术教育教材都还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那么颠覆传统的应试教育，提高素质教育，强化艺术教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应该是教育改革系统工程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看待、来解决，这也是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积极意义所在。

《中庸》和谐思想的现代意蕴 第8篇

一、《中庸》中人与人的和谐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中庸》倡导“和”,“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董仲舒认为,“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庸不是一种僵死的概念,而是随时间、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时中就是“允执其中”,用中和的思想来管理事务,就要把握住“两端”,即矛盾的两个方面,坚持“中立而不倚”,“执两”目的在于“用中”。

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将中庸与处事圆滑、两面派、老好人等贬义词相连,事实上,中庸绝非调和主义或折中主义,它不是毫无原则的顺从,相反,它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智慧,是一种随时而中、执两用中的动态概念,是无过无不及的中行处事方式。《中庸》要求人们立身行事,合乎时宜,尽量避免“过”与“不及”的偏激行为。事物都有一定的限度,超过或达不到都会影响到它的质,因此,《中庸》要求人们做事恰到好处,不走极端。时中还要求“忠恕”,这对于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提高,精神生活却不能与之相适应,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逐利思想成为最高原则,致使人际关系紧张、国际冲突不断。一些市场主体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不惜牺牲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甚至为了满足某种欲望而甘愿冒险,陷入“现代社会流行病”的怪圈。在国际关系上,则表现为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压制。和谐社会包括文化的和谐,而文化上的和谐则是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各种文明和谐共处,反对文明之间的相互牵制,因为这些都违背了“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的原则。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把握了“和而不同”的原则,是中庸思想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因此,在处理人际关系、国际关系时行中庸之道,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这对于和谐社会的形成无疑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中庸》中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庸》强调,人道应当效法天道,从中汲取有益之处,从而把握人应遵循的法则。《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值焉。”《中庸》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告诫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要尊重客观规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中庸》关于天人合一的阐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协调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于和谐自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倡导科学发展,其中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能否和谐相处不仅关系到个人利益,而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幸福。但近些年来,单向度地对大自然进行肆意掠取,透支了自然资源,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紧张,一系列环境问题随之而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南极空洞……对于自然的改造,一方面,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通过自身实践与自然发生作用;另一方面,人的活动又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因此,要把握适度原则,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短暂的繁荣,坚决反对“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以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前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庸》告诫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科学技术如何进步,人类都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如果违背或超越规律去从事活动,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因此,人类应当从长远利益出发,在尊重客观规律、维系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对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庸》中人的自我和谐

《中庸》要求人们做到慎独,即使独处时也要谨慎不苟。只有做到慎独,才能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中庸》从头至尾贯穿了一个“诚”字,“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诚是成物的前提,也是实现人与物和谐统一的重要途径。诚是人间大道,只有通过人的自我修养,达到“至诚”的境界,才有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除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该包括人的自我和谐,而人的自我和谐又包括身体与心理、感性与理性、知与行的统一。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合外内之道”的理想境界,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那么,如何实现呢?要不断内省、修己,以达到“至诚”。“诚”来自于天道,是“五常之本,百行之原”(《周子通书·诚上》),“至诚”是中庸思想的最高境界,只有实现“至诚”,才能参天地、育万物,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和谐统一。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是心灵上并未得到更多的快乐,其实快乐与金钱多少无关,与人的内心相连,它源于人的心态平和,心态平和在于人的行为适当,行为适当则在于“至诚”。“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中庸》)只有达到“至诚”,才能化育万物。人的自我和谐是外部一切和谐的基石,为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则为实现人的自我和谐提供了外部条件,因此,人与自身的和谐同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人民“尚和贵中”的思想对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提供了可借之鉴。中庸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它使天、地、人之间保持和谐状态,从而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中和境界。《中庸》的内涵非常丰富,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它关于和谐思想的理论对于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要：《中庸》所阐述的和谐思想为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矛盾提供了可能,主要包括:“时中”是把握事物、处理矛盾的正确方法,“天人合一”是宇宙万物运行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客观规律,“至诚”是人的最高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这对于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庸》,和谐思想,时中,天人合一,至诚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2]史少博.人的“自我和谐”[J].哲学研究,2007(2):11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