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神圣的战争

2024-06-18

苏联神圣的战争(精选8篇)

苏联神圣的战争 第1篇

七年级音乐第七周 主备人:唐萌

《神圣的战争》

教学目标:

1、学习歌曲《神圣的战争》,感受歌曲所描绘的历史背景和塑造的勇敢、紧张、爱国的苏联战士形象。

2、借助歌曲展开一次爱国传统教育,引发对革命历史题材音乐的兴趣。

教学重、难点: 理解歌曲蕴含的感情。

教学准备: 多媒体、小卡片

教学过程:

一、欣赏引入

(一)播放影片片段(借助影片熟悉战争年代的特定环境,引发学生学习热情。)

师:同学们知道这是发生在什么时期的影片吗?

(在二战时期,德国侵略者在苏联大地上疯狂掠夺,苏联人民在苏共的领导下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就是《神圣的战争》。)

二、新课教学

(一)认识节奏型

师:在学习歌曲之前,我们先来认识几个节奏型

X X

X X

X

16分音符

8分音符

4分音符

请同学们分别用小朋友,大人和老人走路的速度来表现这三个节奏的速度。并模仿出来。

师小结:时值越高,速度越快,16分音符的速度比8分音符快一倍,8分音符的速度比4分音符的速度快一倍。

(二)节奏练习

4/4 O X X | X X X X X X X X | X X X X X X X.X X | |

三、学习歌曲

1、认识调式、调性(C调和3/4拍的意思)3/4拍:以4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有3拍。

2、作者简介

九月开学季,老师你们准备好了吗?

幼教开学准备小学教师教案小学教师工作计...初中教师教案初中教师工作计...2 亚历山大罗夫,1883年4月13日-1946年7月8日,苏军少将,杰出的作曲家和指挥家,苏联人民艺术家,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救世主大教堂最后一任合唱指挥,具有传奇色彩、两次荣获红旗勋章的苏军亚历山大罗夫歌舞团的缔造者。

4、学唱歌谱

5、有节奏地朗读歌词

6、老师范唱,学生跟唱

7、跟音乐完整演唱(注意歌曲演唱情绪)

8、歌曲背景简介

四、课堂延伸

欣赏《神圣的战争》不同版本的表演形式,加深和巩固《神圣的战争》在学生心中的印象,感受歌曲的艺术。

五、课堂小结

正是苏联人民智慧的结晶,高超的作战策略,将德国法西斯赶出了中国的领土,歌曲刻画了苏联战士英勇、忠诚、勇敢、顽强的群体英雄形象,也反映了苏联人民反击侵略者的坚强决心。

最后,让我们在歌声中再次重温难忘的历史岁月。全体演唱《神圣的战争》,结束本节课。

苏联神圣的战争 第2篇

温八高 卢鹏

有血性的民族,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德军抓捕了苏联女军人卓雅,对她施以难以启齿的折磨,包括轮奸,割乳等等,最终坚贞不屈被折磨而死。战争尾声时,这个德国军团5万人被包围,请求投降,斯大林的批示是:不准投降,全部歼灭。有血性的民族,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二战德军抓捕了苏联女军人卓雅,对她施以难以启齿的折磨,包括轮奸,割乳等等,最终坚贞不屈被折磨而死。战争尾声时,这个德国军团5万人被包围,请求投降,斯大林的批示是:不准投降,全部歼灭。

日本投降,东北的俘虏吃着白面馒头,睡着热炕,而看守这群日本畜生的中国军人只能吃野菜和麦皮,因为粮食不足,因为要感化他们,要体现我们的宽宏大量和国际精神。

抗美援朝,美国俘虏在东北一样享受了安宁和温饱,而被联军俘虏的中朝军人,要么“思想教育”,迫使变节,要么强行遣返到台湾等地。而对不屈服的战俘实施罚爬、罚跪、吊打、往肛门里灌辣椒水、将其扒光衣服塞进装有玻璃渣的汽油桶等残酷刑罚。被折磨致死的有一半以上。

南京死了30万人,除了是鬼子太残暴,还有就是国人太聪明。要知道去杀30万只猪或狗,一不小心还会弄个工伤事故、感染死亡什么的,难道30万南京人真的是猪狗不如?一个台湾老兵、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我们可能永远不懂5个日本鬼子就可以押着2000人去屠杀!2000人,像猪一样任凭5个人屠杀,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虽然那5个日本兵有枪,也有刀,但是那2000人并没有被捆着,完全可以动手反抗。可是他们没有,据某个幸存者口述,他曾经怂恿其他人一起冲上去,可惜回应他的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他们明白虽然2000人肯拼命肯定能赢,但是第一个冲上去的肯定会死,所以他们聪明地独善其身,把希望寄托在有其他人第一个冲上去。

可惜的是,大家都是聪明人,没有蠢材,所以他们就只能像猪一样任凭屠杀。虽然每一个人都是聪明人,但是聚在一起却只是一群聪明的猪而已!普京说:原不原谅恐怖分子是上帝的事,我的任务是送他们见上帝!云南昆明的暴行发生后,网上到处都是逃生技巧,自救举措。有文章教你第一诀窍是“不能激怒歹徒”!有人在教维语的“朋友,住手,自己人”„„向暴徒乞求,和暴徒称朋道友,不可耻吗?

我在想,这个社会是怎么了?这个国家是怎么了?难道没有人再崇尚英雄主义了?媒体也不再支持挺身而出了。

先不说当晚昆明火车站有多少人,当我看到新闻上说一家餐馆里面躲了200多人的时候我想哭又想笑!10几个暴徒而已!

拿的只是刀不是枪!只需要30个人操起桌椅冲出去!几把砍刀就可以让100多号人倒在血泊里?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文学和艺术 第3篇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 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成为苏联人民生活的主要内容。这场战争要求他们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体力和精神耐力, 而正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和艺术承担着这一重大使命——动员和激发苏联民众的精神力量和爱国热忱, 成为爱国宣传的核心手段。

II.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文学

卫国战争对于苏联民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此时期的文学当然是不会忽视这一重大事件的。

战争的第一天, 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提出宣言:“为了神圣的卫国战争, 为了战胜祖国的敌人, 每一个苏联作家都应该将自己的经验与天赋, 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鲜血奉献出来”。这话是完全正确的。战争初期, 作家们热血沸腾, 充满了使命感。将近2000名作家上了前线, 但是却有超过400人没能回来:盖达尔、彼得罗夫、克雷莫夫、嘉里尔、库里奇茨基等。

作家们在前线亲历战争, 他们完全可以理解人民失去亲人的痛苦以及获得胜利的喜悦。正如战争胜利前夕牺牲的前线作家格奥尔吉·苏沃洛夫所言:“我们所经历的一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他人”。

因此, 这一时期的文学与战争和人民的主题紧密相连。作家们把自己称作“战壕诗人” (苏尔科夫) , 而整个文学恰如阿·托尔斯泰的准确表达, 是“人民英勇的心声”。作家们提出口号——“集中全力, 击溃敌人”, 他们运用所有的文学形式作为武器:抒情诗和讽刺作品, 史诗和戏剧。其中抒情诗和政论文成为早期卫国战争文学的先声。

他们的诗作不仅发表在核心刊物和前线刊物上, 而且也连同有关战争和政治事件的广播一起被宣传开来, 甚至在前线和后方的众多舞台上被广泛地即兴传诵。其中很多诗作, 包括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和伊萨科夫斯基的《灯光》等, 就是这样被传抄吟诵, 引起了巨大反响。作者与读者之间关于诗作的交流证明了在战争年间诗人与人民之间已经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与人民的亲切感是1941-1945年间抒情诗的最显著、最特别的特征。

战争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敌人的仇恨, 这同时也是诗歌创作取之不竭的灵感泉源。此外, 诗歌主题还包括战友间的团结和情谊、爱和信任、对胜利的渴望、对人民命运的思考, 等等。在战争的岁月里, 爱国激情不断高涨。成千上万的苏联人虽然被迫放下自己喜爱的工作, 离开了自己的家园, 但他们好像已经开始用崭新的方式看待早已熟知的故土、家乡、人民和自我。这些主题在尼古拉·吉洪诺夫、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阿·苏尔科夫、奥丽加·别尔戈利茨、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诗作中有集中体现, 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祖国的担忧、对敌人的痛恨、对逝者的悼念以及对战争的清醒认识。

卫国战争期间, 不仅仅是诗歌得到了发展, 散文也同样得到了发展。散文的体裁有政论题材、特写题材和关于战争或英雄的短篇或中篇小说。其中, 政论题材的种类最多, 包括论文、随笔、小品文、号召书、书信和传单。

列昂诺夫、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弗谢沃罗德·维什涅夫斯基、尼古拉·吉洪诺夫是这一时期优秀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爱国热情和对法西斯主义的痛恨。苏联作家用人类的真理与法西斯主义的谎言进行对抗。在成百上千的文章中, 通过一封封书信、一篇篇日记、战俘的叙述, 以及援引法西斯政权的机密文件、任务和命令的名称、日期和编号, 甚至部分原文的刊摘, 直接揭露了侵略者罄竹难书的残酷暴行。这些作家在自己的文章中讲述了战争的严峻形势, 使人民对胜利充满信心并且也唤起了人民坚忍不拔、永不言败的精神。“前进!莫斯科正受敌人威胁!”阿·托尔斯泰在其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政论文对战争时期所有的文学题材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首当其冲的就是特写题材。说起这个题材, 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伊丽莎白·恰伊金娜、亚历山大·马特罗索夫这些不朽的名字, 以及青年近卫军战士的伟大功勋。1943-1945年间关于某一队伍建立功勋的特写十分普遍。比如U-2战机、英勇的共青团特写等等。特写就像素描一样再现了英雄们的事迹。并且, 最开始时作家们把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集体英雄主义上, 而非个人英雄主义。

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是一系列以情节丰富为特征的特写出现的重要原因。这些特写是战役的文学编年史。例如:利金的《1941年11月的莫斯科》和西蒙诺夫的《七月——十二月》。

这一时期, 也出现了这样一些以战时人民命运为主题的作品:瓦西列夫斯卡娅的《只不过是爱情》和亚历山大·恰科夫斯基的《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这些作品都以人类的幸福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为主题。

1942年, 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创作了关于战争的中篇小说《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这是第一部由一位并不出名的前线作家完成的作品, 维克多·涅克拉索夫是一名上尉, 参加过列宁格勒保卫战以及各项危险的战役。在这部小说中, 主人公坚信未来会取得战争的胜利, 并且对战争所带来的不幸做好了各项充分的准备。阅读这部小说, 读者可以感受到作家对那些不畏艰险困苦并始终对胜利充满信念的俄罗斯战士的信心。

III.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艺术

卫国战争时期, 艺术家们同样注意到了隐藏在战争中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美学财富。人民英雄们给艺术做了如此之多的贡献, 以至于那时一系列人民性格形象总能不断得到新形象的补充。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勇气、爱情和友谊也正是这些艺术家们创作的源泉。

1.1电影和戏剧

在战争初期, 柯尔涅楚克、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列昂诺夫以及其他剧作家的戏剧在艺术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大草原上的游击队》、《前线》、《我们城里的小伙子》、《俄罗斯人民》、《侵略》。后来这些戏剧都被改编成了电影。

这一时期, 政论作品、讽刺作品、诗歌、刊载在报纸上的剧本、短篇小说和广播录音, 等等, 这一切都构成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图谱, 它们融入电影, 重新塑造出众多经典的视觉形象。同时, 与和平时期不同的是, 战争时期的电影有着特殊的意义。

最重要且行之有效的电影体裁首推新闻纪录片。随着纪录摄影作品的广泛传播, 新闻影片和专题影片的有效发行, 纪录片成为与报刊杂志同等重要的新闻信息传播手段。

如战前一样, 艺术电影依旧是教育大众最有力的思想手段。电影艺术大师在其作品中讲述了身处前线和后方的英雄们的感人事迹, 使士兵、军官、游击队员、后勤人员深受鼓舞, 士气大增。

起初, 电影摄影师就像在和平时期的演习一样在前线拍摄电影。他们在银幕上展现了一辆辆疾驰的坦克, 一架架呼啸的战斗机和一队队行军的战士们……

但从1941年秋起, 前线电影摄影师的表现手法开始慢慢改变了。起初, 电影内容很像对战争情况的一个汇报, 但是摄影师逐渐感到在影片中不仅仅要展现战况, 而且要展现出对卫国战争这一英雄史诗的理解。当战争前线逐渐靠近国家中心, 居民们也不得不参与到保护自己城市的战斗中时, 新的表现手法出现了。英雄城市保卫战的摄制对苏联政论文体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些影片, 摄影师们深入了解了战争时期人民的性格特点, 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从而拍摄的风格也渐渐改变了。

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 摄影师弗拉季斯拉夫·莫科沙、特罗扬诺夫斯基以及柯干第一次尝试在影片中体现卫国战争的史诗性。

起初, 在1941年6月时, 在前线的拍摄工作主要注重于拍摄的总体规划, 因为摄影师们首先对事实本身最感兴趣。过了几个月, 摄影师们在莫斯科又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的拍摄:摄像机镜头慢慢滑过一排排志愿兵队伍, 接着慢慢停留在年迈文人的脸庞上, 抑或是默默注视着那些还来不及试穿新发棉大衣的年迈的工人们, 以及那些手里拿着新发棉大衣的年轻人的身上。摄影师仿佛希望观众们能记下他们的面庞, 要知道很多人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后就再也没能回来。

在敌军离莫斯科只有25-30公里时, 莫斯科人观看了新上映的电影--《保卫家乡莫斯科》。这部影片是由留在莫斯科的一些导演们一同拍摄的。拍摄这部影片所用的材料是在前线的摄影师们剪辑的, 这些材料讲述了前线的战斗以及战时首都莫斯科的日常生活。这些材料中的很大一部分也用在了纪录片《全歼德寇于莫斯科城下》的拍摄中。

除了电影纪录片之外, 新闻电影工作者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制作短片和特写电影, 这些电影讲述了正处在希特勒军队攻击下的苏联人的生活。如《年轻人, 保护我们的祖国吧!》、《我们的莫斯科》、《十月二十四号》等。

1942年初, 《全歼德寇于莫斯科城下》这一纪录片巨作上映了。电影讲述了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时的莫斯科保卫战, 这一战役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随着时间推移, 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 在拍摄中进行了同步记录声音和图像的实验尝试。那时候在前线, 彩色和立体摄影方面的经验也很有限。1942年中期, 电影摄影师伊戈尔·格列因用彩色胶片拍摄了一系列在维捷布斯克城郊作战的镜头:对城市的突袭、战士们的冲锋、火箭炮的发射以及在战地医院实施的手术。1944年, 摄影师苏林斯基在列宁格勒突围后用两卷立体胶卷拍摄了被法西斯毁坏了的彼得宫和列宁格勒。

在战争的最后时期 (1944-1945) , 苏联军队解放全国的使命成为了新闻电影的题材。新闻电影摄影师与军队们一起向西方前进, 记录了在已经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们欢呼雀跃聚集在一起的场景以及人民战后重建城市的热情。

这一时期出现了这样一些电影:《为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而战》、《第涅泊右岸的胜利》、《解放苏维埃白俄罗斯》、《解放捷克斯洛伐克》。

然而, 那时观众们需要一部关于战争的电影巨作。但那时位于阿拉木图、塔什干和杜尚别的电影制片厂设备落后, 电影工作者们不仅需要克服许多技术困难, 而且还需收集新的材料, 这些材料不仅要生动表现全国人民在战争时期的性格特征, 还要唤起人们内心中的爱国热情。因此, 这是一个困难的过程, 尤其是它还需要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终于, 在1942年上映了由导演培利耶夫根据普鲁特的剧本改编的关于战争的电影《区委书记》。电影广泛宣传了共产党员的起源并描述了他们与敌人作斗争的事迹。影片中, 区委书记柯契特这一角色由著名演员瓦宁表演。1943年上映的《她在保卫祖国》反映了艺术电影界对战争真谛的更进一步的理解。这部电影由弗·艾尔姆列尔执导, 塑造了俄罗斯妇女巴莎勇敢真诚的形象。

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敌人的痛恨也就是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既不需要戏剧性的色彩, 更不需要悲剧性的色彩。战争加剧了人们对人性的渴望, 因此幽默和讽刺电影作品在大众出版物中常常占有很大的比例, 然而, 展现前线和后方的喜剧电影虽然存在, 但是却很稀少。

战争时期的电影艺术与其他形式的艺术一起, 不仅扮演了政治宣传员的角色, 与此同时也号召了人民保卫祖国。

1.2.主要的造型艺术—宣传画

战争时期的宣传画是造型艺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制作宣传画的艺术家在战争的第一天就做出了反应。他们在一个星期内就已经刊登了5张不同的宣传画, 而且出版社在那时也准备继续刊登下去。1941年1月24日, 在真理报上刊登了一副这样的宣传画:一把刺刀直接刺入了敌人领袖的头颅。这幅画充分揭示了战事发展的最终后果。这幅画不仅符合当时的精神, 而且内容形式极具讽刺性, 十分独特。这幅卫国战争的宣传画不仅在国内的刊物上刊登, 同时也在英国、美国、中国、伊朗、墨西哥等其他国家得到发表。1941年6月发表的一系列宣传画中, 科科列金的《丑恶法西斯的灭亡》具有成功的象征意义:敌人用丑恶的爬行动物表示, 而红军的刺刀正好刺穿这丑恶爬行动物的脑袋。这部作品使用了特殊的艺术表现方式:只使用黑色和红色颜料并且不使用底色;战士的形象是一个用红色描绘的平面侧像。这种表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必需的, 因为在战争时期颜料的生产受到了限制。

战争开始后一周出现了宣传画《祖国母亲在呼唤》, 它是卫国战争时期最著名的宣传画之一, 被发表在了成千上万的苏联刊物上。艺术家天才般地展现了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广义形象——祖国-母亲。这幅宣传画的主要影响力在于它的内容:一位朴素的俄罗斯妇女, 愁容满面, 高举着手势号召人们参加战斗, 保卫祖国。

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月, 宣传画的内容主要是冲锋的场景和苏联士兵与法西斯单独战斗的场景, 并且主要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传达对敌人的仇恨上。但是宣传画艺术家们并没有忽视爱国运动的重要性。柯列茨基的宣传画作品《成为英雄!》、《不可战胜的人民和军队!》、《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战士》最成功、最深刻地体现出了爱国主义精神。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文学和艺术激发了苏联人民的爱国精神, 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时期的文学和艺术也是世界文学艺术宝库的财富。

摘要:本文分析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文学与艺术的特点, 及其所承担的使命与产生的影响, 以供探讨。

汉字王国的一场神圣战争 第4篇

有一天,国王接到一个快报,说拼音国非常嚣张,让小学生全部学拼音,不许学汉字。还大肆扬言,不久的将来必然是拼音文字的天下。

汉字国王不大相信,就把自己的国字脸变化一下,缩成一个小“o”,来到拼音国。这一看,着实让他吓出一身冷汗,所有的小朋友都把嘴张得像小瓢儿一样,都咿咿呀呀地学起“a—o—e…”这些洋文来了。

这样下去,我们汉字王国不久就要亡国灭种了!汉字国王召集大臣议事,最后一致通过决议,讨伐拼音王国!

汉字们个个义愤填膺,他们是为了保卫家园,消灭入侵之敌而战!

战争一开始,汉字人多势众,一口气就把拼音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可是渐渐发现,这些洋文,不管怎么混乱,就是那26个字母儿,随便凑合在一起又是新的音节。可是汉字一旦被打散了就很难合拢。

拼音国必定是小国,经不起这么折腾,就派代表谈判,最大的让步就是不再提出取代汉字的口号了,把纲领改成帮助小朋友认识汉字。

这还差不多,汉字国王就率领大军回国了。

可是过了不久,国王又接到坏消息,说那些拼音太欺负人了,一个个都爬到汉字头上来了。国王翻开一年级小学生的课本,可不是嘛!于是派人送去照会公文,他要当面质问拼音王国国王。

拼音国的国王不想再引起战争,就出来给汉字国王解释说:“我们的宗旨没有变,还是帮助小朋友认识汉字,只是在一二年级的小朋友的读物上加注拼音,到了高年级要是还有不认识的汉字,就在括号里注音了。”

原来是一场误会。汉字王国和拼音王国终于友好相处,不再发生战事了。

苏联神圣的战争 第5篇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 转眼已是60年。

1950年6月25日4时40分,朝鲜战争爆发。

刚成立的新中国起初不愿直接卷入,但随着战局的变化,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咄咄逼人,在斯大林、金日成的催促、恳求下,毛泽东力排众议,做出了组建志愿军参战的决定。

中国到底是如何被“逼上梁山”的,在近年诸多学者的研究中已经显现。斯大林态度突变

二战后,以三八线为界,朝鲜半岛分裂成为两个国家。南北双方领导人李承晚和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1948年,苏军单方面率先撤出朝鲜。此后,李承晚政权曾不断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但直到美军于1949年6月撤出南朝鲜,斯大林也一直不支持金日成的“武装统一计划”。

突变发生在1950年初。1950年1月19日,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1月17日,在朝鲜外务省的一次小范围午宴后,金日成借着酒意,激动地与苏联外交官谈道: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令人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什特科夫汇报后,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准备帮助朝鲜。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明他准备为金日成的军事计划打开绿灯。而此时,虽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但斯大林对自己支持“武装统一”的决定及邀请金日成来苏联磋商一事,竟然对其中国客人---毛泽东,只字未提。

得知斯大林赞成他的武装统一计划,金随即提出: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增加到10个师。对此,莫斯科完全满足他的要求。

苏联“变卦”的利益考量

那么,在1950年1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促使斯大林突然变卦? 这一时期在亚洲发生的最重大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基本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及经过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而签订的新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形成了中苏同盟的态势。然而对于斯大林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而正是在1950年1月,经艰难谈判,斯大林在莫斯科“被迫”接受了毛泽东、周恩来版本的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议定:中国将收回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这预示着,苏联远东舰队此后将不能自由使用位于中国的不冻港。

于是,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就应运而生了。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假设战争胜利,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而半岛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

假设战争失利,苏联仍能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留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斯大林变卦的关键点是: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要维持原有的中苏友好条约,但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并对苏联人拍了桌子后,斯大林感到苏联在东亚地区的部分利益行将失去,于是,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就成了斯大林的主要考量。金日成请求中国帮助

而毛泽东是否了解和支持金日成武装统一朝鲜的计划?中国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立场是否与苏联相矛盾? 早在1949年4月底,金日成就曾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了中国,并会见了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金日成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提出至少要等中国内战结束再说,且此事要与莫斯科商议。不过,出于种种考量,中方答应了朝鲜同志的一个要求,即允许四野三个师的朝鲜族官兵回国。

1950年5月,金日成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决定秘密访问北京,以便向中国“通报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金日成还向斯大林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满足”。

5月13日,金日成飞抵北京,当晚便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但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给莫斯科的报告看,首次会谈并不顺利,以至毛泽东与金正日的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晚便中断了。简言之,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个多月,才从金日成的口中得知,斯大林已批准了金的“计划”,中断会谈,是中共连夜要求莫斯科予以“证实”。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变化: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而在此种情况下,毛泽东自然不便再提反对意见。金日成“恳请”毛泽东出兵始末

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25日中国志愿军打响第一仗,中国和苏联对朝鲜冲突所采取的方针和策略,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变化过程。

随着战局发展,随着北朝鲜从喜到忧,苏联的方针和策略迅速从开始的积极支持朝鲜军事进攻,到后来决定避免过多卷入冲突,甚至一度决定放弃北朝鲜;而中国的方针和策略则是从开始不赞成,到后来实行积极的防御战略,直到最后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被迫出兵援助朝鲜。美国很快介入这场战争

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南下进展十分顺利,但与斯大林和金日成事前估计完全不同的是,美国很快便决定直接介入这场战争。而中国政府和毛泽东由于对朝鲜战争的情况不明,缺乏应有的思想和军事准备,全国工作重心并未因战争爆发而立即转移。

尽管战前不支持金日成挥军南下,但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也在加深。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至9月29日,朝鲜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

金日成一面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接着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提供军事援助。” 面对危难局势,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把出兵责任,推给了战前并不知情的毛泽东。毛泽东最终决定出兵

10月1日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毛泽东连夜召集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会议在是否出兵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但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意见占了上风。

会议决定,2日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再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急电召高岗来京,并命令东北边防军做好准备,随时待命出动。

在10月2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挂帅,并决定4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还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的彭德怀在接到通知后,还不知道会议的议题,就立即乘机赴京。由于天气恶劣,彭德怀于4日下午4时才赶到中南海,而会议已于3时开始。中共公开史料还显示,4日下午彭德怀赶到中南海,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分歧意见很大,便没有发言。5日早上,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专程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去谈话,毛嘱彭统率志愿军,这才有了彭德怀在10月5日会议上赞成出兵、扭转局面的慷慨陈词。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率第13兵团及所属四个军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三个炮兵师待命出动,同日,毛泽东发电将这一决定通知了金日成。

但此时,斯大林却在出动空军支援中朝陆军的问题上,始终不肯松口(最终同意苏联空军延后出兵参战),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毛泽东说: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

10月19日,志愿军主力部队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仗。183108名战士付出生命

9月22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馆”。“志愿军烈士墙”的中间花环中标明了志愿军烈士人数:183108。这是目前最新公布的志愿军烈士人数。“志愿军烈士墙”的两旁分别标注了30个省区市牺牲的志愿军人数,其中山西牺牲了5488人。

据志愿军老兵曹家麟介绍,牺牲的志愿军除少数团以上干部和著名战斗英雄运回国内葬在沈阳、丹东等烈士陵园外,大约有18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近七成伤员牺牲时不到30岁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被送到国内治疗,接收的部队医院非常多,在转运途中和治疗过程中,一些重伤员陆续牺牲。

“这些牺牲的英烈都是我们的病号,那真叫惨烈啊!”73岁的刘芳是当年野战医院护士长,她颤巍巍地拿着烈士名单老泪纵横。

刘芳回忆,随着战争的深入,伤病员越来越多。病房不够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没有消毒剂就用煮饭的锅煮沸杀菌;因为缺少青霉素,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亡。有的战士在朝鲜战场被美军飞机扔细菌弹,感染严重肺结核;有的是在长期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环境下身患重病。因为长途转运延误治疗时机,加上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导致有些战士救治无效,被就地安葬。

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铮铮铁骨

牺牲的级别最高指挥员: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感染美军细菌弹牺牲

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烈士,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级别最高的军事指挥员,年仅37岁,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李湘是受美军细菌弹感染,导致败血症牺牲的。1952年,李湘的灵柩被运回祖国安葬。阵亡的首名烈士:志愿军40军班长石宝山抱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

苏联间谍潜入中国的“特殊战争” 第6篇

“怪西人案” 1935年5月,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怪西人案”。国民党特务经共产党叛徒陆海防指认,在上海法租界逮捕了一名从事情报工作的外国人。由于叛徒认定此人是苏联间谍,从而引起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责成戴笠亲自去调查此事。但特务们折腾了一个多月,却毫无线索,不但没有查出这个神秘人物的住址,连国籍和真姓名也无从知晓,只知道他是一名外国人,所以当时的报纸只好称此事为“怪西人案”。

实际上,这名外国人是第三共产国际远东局上海情报站负责人,名叫约瑟夫·华尔顿,原名亚科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布罗宁。1930年,他被调到苏联红军总参侦察局,在德国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他在柏林与理查德·佐尔格进行工作交接后,赴上海出任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站(即红军总参侦察局上海站)站长。

华尔顿抵达上海后,组织中国人和当地外国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包括中国、日本、南洋在内的情报网,曾获得大量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有用的情报。此外,情报站还策反了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从他们手里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在华尔顿的指挥下,情报员刘思慕成功打入了国民党的武昌行营,获取了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央苏区的重要情报。他把这些情报交给华尔顿之后,华尔顿经共产国际转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央红军成功实现4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5年,华尔顿被叛徒出卖后,无论敌人怎样审讯,他始终一言不发,而他的妻子埃莉和报务员约瑟夫则将电台和文件迅速转移,从而确保共产国际上海站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1935年11月华尔顿被湖北高等法院判处15年徒刑。苏军情报总局曾全力营救,中共地下党也通过鲁迅及其日本友人协助营救。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两国政府协商,华尔顿于1937年12月经新疆返回苏联。

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瓦乐特·斯滕内斯于1896年出生在德国。“一战”期间,他与飞行员戈林结为莫逆之交。战后,两人一同加入纳粹党,成为希特勒的得力干将。但不久,居功自傲的斯滕内斯开始在党内闹独立,他与希特勒的矛盾也愈演愈烈。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以谋反罪被捕入狱,是戈林救了他。获释后,斯滕内斯于1934年同冯·塞克特将军一起来到中国,很快他便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当上了军事和政治顾问,并领导警卫和情报部门。

斯滕内斯自从逃出希特勒的魔爪后,就被苏联视为德国反希特勒在野派的领袖人选之一。1939年1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驻上海情报处特工季先科在同德国间谍、国民党军事顾问海因里希接头时获悉,斯滕内斯希望同苏方秘密接触。原来,希特勒为了同日本拉关系,决定停止对蒋介石的支持,这样,驻华德国顾问很快就会奉召回国。对斯滕内斯来说,回国无异于送死,所以他愿意为苏联工作,以便今后到苏联政治避难。

1939年3月14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情报局局长菲京的授意下,季先科秘密会见了斯滕内斯。斯滕内斯表示,他愿意向苏联无偿提供情报,并在德国反希特勒人士中扩大苏联的影响。苏联领导人认为,斯滕内斯大有利用价值,并给他取了一个代号——“朋友”。

1939年,苏日哈勒欣河战役开始后,斯滕内斯帮苏联搜集有关日本方面的情报。同年3月,苏联驻华大使、商务代表、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派员潘友新奉斯大林之命来到中国。他的任务是:尽一切努力让蒋介石政府维持抗日立场。这项任务关系到苏联的生死存亡,正是斯滕内斯从中斡旋才促成了这项任务的完成。

1940年冬,斯滕内斯向苏联透露了一个超级重要的情报:德国对苏战争从军事和经济上已经准备就绪,战争将于1941年5月底开始,首先占领乌克兰和顿巴斯。希特勒打算在1个月内结束战役,还计划让日本从东方配合,但是双方尚未达成一致。为了反希特勒战争的胜利,斯滕内斯建议苏联政府应继续援助蒋介石,从而让中国军队把日本陆军的兵力拖住。

1941年秋,斯滕内斯又告诉苏联,日本暂时不打算进攻苏联。苏军最高统帅部根据这一情报,大胆地把几个精锐部队从外贝加尔和远东调到了莫斯科近郊,从而保证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总之,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斯滕内斯为苏联提供了大量极其珍贵的谍报,而且分文不取。战后,斯滕内斯曾两次与苏联情报机关接头,表示愿意继续跟苏联合作。但是,苏联人开始对斯滕内斯产生了怀疑。后来,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苏联特工终止了同斯滕内斯的接触。摘自《上海译报》

朝鲜战争中的苏联 第7篇

朝鲜战争是中苏关系中重要的一笔。对此,朱正先生在其新书《当代学人精品:朱正卷》中辟有一个章节进行了具体的考据和论述。

《当代学人精品:朱正卷》是朱正先生阅读《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和《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三部解密档案及其他一些书籍的读书札记。通过对档案史料进行勘正,层层解读,进而对鲁迅、瞿秋白、赫鲁晓夫等人和肃反运动、“大跃进”、匈牙利事件、中苏论战、朝鲜战争等历史事件进行了新的梳理和探讨。

朝鲜战争的档案,向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战争进程中高层决策的通道——正是中国、朝鲜和苏联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贯穿了整场战争,也影响了战争的走向。

关于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斯大林的态度都至关重要。

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亲赴北京告诉毛泽东:斯大林允许北朝鲜向南韩开战。第二天,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同意朝鲜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此前,斯大林并不同意朝鲜人民军发动进攻,斯大林最大的顾虑是害怕美国的介入。

为什么斯大林的态度会发生转变呢?不少人认为,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发表演讲声称朝鲜、中国台湾都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外,这导致斯大林认为美国不会干预朝鲜事务。朱正在书中也支持这一看法。

至于中国出兵朝鲜一事,在战争开始前和刚开始阶段,斯大林并不希望中国向朝鲜派出兵力。

5月12日,时任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什特科夫致电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向其汇报金日成的访华计划。其中谈及金日成问这位大使,中国之行,金应该向毛提出什么问题,可以获得中国的什么帮助。苏联大使回避了金日成的问题,这是因为他没有被授权回答,这从侧面反映出了斯大林的态度,他并不希望金日成从中国得到太多的援助。

战争始于当年的6月25日。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随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提交了议案,要求联合国成员向韩国提供援助,接着美国将领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率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出兵朝鲜。美国正式介入朝鲜战争。

战争开始之后,金日成多次向苏联表示希望得到中国的军事援助。7月15日,什特科夫致电斯大林,报告朝鲜政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援助;8月29日,什特科夫致电外交部,转达朝鲜询问苏联对中国出兵的态度。8月30日,什特科夫向金日成通报了斯大林的意见,针对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一事,斯大林强调,在革命遇到困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坚持下去,并表示再向朝鲜提供200架作战飞机,却没有松口同意金日成向中国提出援助的请求。

9月15日,美军第10军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损失严重,转入战略后退。在生死攸关的时候,金日成并没有多少自主权,朝鲜方面通过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向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转呈了一封由金日成和朝鲜外相朴宪永两人署名的给斯大林的求援信。

信写得十分动人,“我们非常需要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退而求其次,“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不过是陪衬,真实的意图就是恳请斯大林同意让中国出兵,而此时,除了请中国出兵参战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了。于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当天,中国收到了斯大林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的电报。

朝鲜战争中的苏联空军 第8篇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战争,并疯狂地北犯,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门江边。此时,远在克里姆林官内的斯大林再也坐不住了,他感到有必要帮助一下朝鲜和中国,给美帝国主义一点颜色。

1950年11月8日,苏联革命节红场阅兵后的一天,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机场上,一队刚从各部队挑选出来的战斗机飞行员精神抖擞,整装待发,正准备去执行一项新的特殊任务——赴朝参战。该空军部队入朝参战之前,莫斯科为保守秘密,免得激怒美国当局,费尽心机地采取了种种非常严密的安全措施。在开始几天的空战中,还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的禁令:如不准在海面上空飞行,不准进入距离战线60英里以外的地区,不准攻击美国海军舰只,不准追击被击伤和油料即将耗尽的敌机。而且,参战的每一位飞行员还领到一张卡片,上面印有俄语读音的汉语和朝鲜语的飞行专用语,要求飞行员不准在飞行中讲俄语。

苏联空军的首批入朝参战部队于1950年底抵达前线。在战斗中,飞行员们根据当时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很快便打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限令,勇敢地与美国空军展开了拼死撕杀。

1951年初,美国空军对朝鲜纵深实施了大规模的空袭。苏联飞行员每天频繁起飞,全力迎战,并和志愿军空军配合,在朝鲜北部、西北部空域与美军飞机发生了激烈空战。1月21日,美军出动50多架喷气式战斗机,企图袭击位于安东机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某团。在团长帕什科维奇上校的指挥下,飞行员们驾机直接从飞机掩体强行起飞,与美军飞机在空中展开了激烈格斗。经过一天的激战,全团一举击落敌机11架,而自己无一损失,空战取得了全胜。第二天,苏联空军又乘胜追击,在鸭绿江朝鲜一侧的西北上空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当日,在高空伏击的36架米格飞机突然从云层中穿出,急速扑向正在飞行的40多架美国轰炸机编队,倾刻之间就击落、击伤美机15架。这一天被美国空军官员称为“最黑暗的一天”。据朝鲜战争后苏联方面的统计,苏联飞行员在朝鲜上空共击落美机约1300架,自身仅损失飞机345架,有200多名飞行员在空中阵亡。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英雄、王牌飞行员——佩利亚那夫上校,在朝鲜战场上不仅创下了一人击落美机23架的最高纪录,而且还将一架美军当时最新型的F一86喷气式战斗机击伤并使其迫降,从而成为苏联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最为珍贵的战利品,为后人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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