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爱国演讲稿

九一八爱国演讲稿（精选9篇）

九一八爱国演讲稿 第1篇

“九一八”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85年前的今天，是一个不能被忘记的日子，从历史上的那一天开始，我们百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被侵略者无情践踏，东三省人民背井离乡、四处传唱着悲哀的《松花江上》，85年前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不能忘记的国耻。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枪炮，我们的先烈们，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这一战就是14年，千千万万的爱国赤子视死如归，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中国人，人不分老少，地不分南北，第一次进行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他们面对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面对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他们是中国的脊梁，用自己的行动完美的阐释了什么叫爱国，中华民族付出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代价，用3500万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个大国的尊严，铺就了民族复兴之路。

每当到这个时候，曾经沦陷的沈阳城内汽笛长鸣，警钟长响。那悲怆的警报声，是为了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曾经为民族牺牲的先烈们，不要忘记那些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发动战争的恶魔们，更是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只有经济不断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国家的安全与和平才能得以保障，才能够避免“九一八”那样的历史重演，才能延续我们的民族血统。

历史是现实的向导，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虽已散去，但战争留给人们的记忆仍刻骨铭心；救亡图存的任务虽已完成，但民族复兴的事业仍任重道远。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我们应当看到，虽然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

大国关系进入全方位角力新阶段，围绕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斗争十分激烈，我国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太平。某些国家看不得中国的和平崛起，乱我、亡我之心不死，采取各种手段，甚至不惜纵曲枉直，怂恿、鼓动中国周边国家不断在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问题上挑起事端，妄图制造麻烦，干扰打乱中华民族复兴进程。

更加需要我们警醒的是，一股歪曲二战历史的邪风有甚嚣尘上之势。日本一些右翼分子习惯用“进入”来回避侵略事实，用“终战”来逃避“战败”字眼，从否认野蛮侵略罪行，到参拜二战战犯亡灵，再到解禁集体自卫权、架空和平宪法，日本右翼势力有扩展泛滥的趋势，军国主义的幽灵随时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战争打不垮一个民族，和平麻痹却可能成为真正的灾难。对此，我们要提高国防意识，保持警惕，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九一八事变、纪念长征、缅怀先烈，就是要从那段凝重的历史中汲取伟大的精神力量，从那场悲壮的奋斗中获得深刻的警示与启迪，从而时刻保持警醒，更好地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说过：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作为青少年，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同学们要牢记九一八的历史教训，肩负起时代的重托，学好保卫国家、建设国家的本领，团结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那么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九一八爱国演讲稿 第2篇

更令人气愤的是，日本战败后，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们，面对自己犯下的滔滔罪行和法官的审问，竟然否认自己“有罪”。

哪怕直到今天，日本还没有一个政府部门以公开文件的方式向深受伤害的中国人民道歉过。

更让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深受日本侵略的国家难以接受的是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教科书竟时常会否认自己侵略过。

在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无数中华儿女站起来了!他们与强大的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坚强不屈的中国人民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多少仁人志士慷慨赴死，进行了近百年救亡图存斗争中最为艰苦卓绝、最为可歌可泣的浴血抗争。在这场全民族的抗战热潮中，广大青年学生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民族救亡事业。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奋战下，我们最终打败了侵略者，迎来了胜利。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中华民族不屈的伟大精神!

同学们，让我们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博大胸怀，时刻牢记肩负的历史责任，刻苦学习，立志成才，为建设和保卫强大的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九一八与日侨遣送 第3篇

一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战败投降,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9月2日, 日本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签订投降协议。此后, 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 中、美、苏等盟国开始磋商解决滞留海外的日侨俘问题, 并作出遣返安排。而东北日侨俘遣返, 则是中国战区日侨俘遣返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后, 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人共有660万人[1], 而滞留在中国各地的日侨俘有350余万人, 其中分布在关内、台湾、香港和越南北纬16度以北的日侨俘约214万人, 分布在东北地区的日侨俘约140万人 (不包括被押往苏联的日俘59.4万余人) [2]。

9月9日,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当日,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达了“军字第一号”命令:“贵官应于本日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名义取消, 并自明日起, 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贵官之总司令部, 应自明日起, 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此后, 中国战区各受降区先后举行受降仪式, 至10月中旬, 日军大部缴械集中完毕, 向中国投降的日军总数为1283240人。9月13日,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下达了“诚字第三号”训令, 对日俘日侨的管理作出规定:一是日本官佐士兵之眷属, 应与日侨之眷属及侨民集中于指定地区。其中集中地区在南京, 由新编第六军军长廖耀湘中将指定。其他各受降地区, 则由各受降官指定之。二是日本营妓与歌女等, 需集中于另一指定地区。三是所有日俘, 除担任警戒或勤务公差者外, 兹规定每日6时以前, 及午后8时以后为留营时间。在此时间内, 不得外出。日侨每日留居所时间, 与日俘同。四是驻华日俘及日侨因返国日期难以确定, 故各集中地准由日人构筑房舍, 并准备冬季服装。同时,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还颁布了《战俘管理计划纲要草案》。中国战区 (不含东北) 除大量日俘外, 尚有日侨78万余人, 分散于关内各地。为便于日侨的管理和遣返, 9月30日,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颁布了《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

为解决如此众多的日侨俘遣返问题, 中、美、苏等盟国根据《波茨坦公告》中关于“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 将被允许其返乡, 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的规定, 开始酝酿和筹备遣返日侨俘工作, 并作出相应的部署。1945年9月29日, 中美在重庆召开联合参谋会议, 集中讨论中国战区内日本俘虏及侨民遣送回日事宜。会议内容以备忘录形式, 通知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10月25日至27日, 中美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侨俘会议, 并制订了较为详尽的《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1946年1月4至5日, 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送日俘日侨会议。出席本次会议代表单位有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军政部、交通部、中国后勤司令部、第七舰队、第七十八派遣军、战时船舶运输管理处及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部。1月15日, 中国战区遣送日侨俘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中美双方对上海会议制订的《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和各项具体措施进行了充分研究, 并于2月6日下发了《东京会议纪录 (中国战区遣送会议) 》等文件。

关于东北日侨俘遣返问题最早于1945年9月29日中美联合参谋会议致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备忘录中提到, 要求其“尽快制订遣送日人计划”, 并指出:“为中国战区接收苏俄之责任, 则东北区日人之遣送, 当于中国本部遣送完毕后开始。”[3]10月25日, 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侨俘会议, 制订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 原则规定:东北地区日侨俘的遣返, 当于关内地区日侨俘遣返后进行。1946年1月5日, 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送日侨俘会议, 美军总部日侨俘遣送组长魏特曼上校提出:“关于满洲之组织, 至少需使用两港口, 其一预计为葫芦岛, 若获得允许, 另一港将为大连。”[3]1946年初, 国民党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传达了行政院有关遣送东北日侨俘的指示。这样, 中国东北地区日侨俘遣返终于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东北日侨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侨居时间早。日本军国主义为推行“大陆”政策, 变东北为其殖民地, 长期实施移民侵略政策。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 日本即开始有计划地向“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移民, 到1930年, 共移民215643人。二是侨民数量多。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武装占领东北, 移民规模不断扩大, 截至1944年9月,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侨民人数达1662234人。从日本战败投降到遣返前夕, 东北日侨除先期回国和死亡外, 尚有140万左右。三是分布范围广。东北日侨大部分滞留于大中城市, 还有相当部分集中在中小城镇和偏远农村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所以, 东北日侨俘之遣返, 较之关内, 更具有地域上的广泛性、时间上的紧迫性、任务上的繁重性和组织上的复杂性。

为顺利完成东北日侨俘遣返任务, 切实做到统一部署和协调行动, 1946年1月10日, 军事三人会议 (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群) 商定, 设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 (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代表罗伯逊、国民党代表郑介民) , 负责东北日侨俘遣返的总体部署, 具体遣返工作由国民党东北行营和东北民主联军组织实施。军调部三人小组决定: (1) 尽快成立遣送日人机构; (2) 除安东日侨7.5万人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组织, 陆路经朝鲜、海路从鸭绿江口登船, 大连日侨27万人由苏军负责径直遣送外, 在东北的其余日侨俘, 无论是国民党控制区的, 还是共产党控制区的, 全部经葫芦岛遣返; (3) 自1946年5月初开始, 先输送国民党控制区的日侨俘, 由国民党东北行营负责组织实施; (4) 对于共产党控制区的日侨俘, 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集中, 从当年8月开始, 在陶赖昭、拉法两地移交国民党当局, 再向葫芦岛港口输送。

根据军调部三人小组的决定, 在国民党控制区, 成立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4], 处长李修业和副处长刘佩韦、齐云阶、彭克负, 都是少将级, 在一些市县设立日侨俘管理所, 所长由当地军政主官担任, 办理日侨俘管理、集中、补给, 以及有关日侨俘一切事项。复令各地日侨自行组织善后联络总分处, 务期遣侨工作得以早日完成。所有遣出之日侨俘, 均由各该地日侨善后联络处依照当地日侨俘人数、生活状况, 编制遣送计划, 订定遣送日期, 呈由日侨俘管理处审查后, 编组团队, 拨派车辆, 并派押运人员, 由各该地车站登车, 经检疫后, 由运输工作人员按照运输办法, 分别由火车遣送至锦州、锦西, 取葫芦岛, 再由美方预备船只, 定期登船返国。在设立遣侨相关机构并规定各自承担的责任后, 为使遣侨工作规范化,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制订了《东北各省市日侨管理通则》, 颁发了《东北九省各市县日侨俘管理所组织纲要》, 拟订了《遣送日侨计划》等文件。

1946年5月7日傍晚, 随着两艘载运遣返日侨2489人的轮船鸣响汽笛, 东北日侨俘遣返拉开了序幕。随之, 国民党控制区日侨俘遣返依次展开。从8月20日起, 重点遣返共产党控制区的日侨俘。至9月18日, 东北日侨俘共遣送116批, 728842人, 约占葫芦岛日侨俘遣返总数的70%。

二

在东北日侨俘遣返期间, 李修业将军除了做好组织管理工作外, 还多次接见东北日侨善后联络处日方负责人, 对日侨俘进行反军国主义教育。与此同时, 还在多家报刊上撰文宣传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 回顾和总结日侨俘遣返情况及经验教训。

李修业, 生于1907年9月, 四川邻水县人。1926年春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 1927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4师教导团直属连三排排长, 参加了南昌起义。同年10月到苏联莫斯科高级军官学校学习。此后历任远东游击队区队长, 鄂西北游击队政委、代理司令、中央军校第二分校第四队队长, 上海申报图书馆外语补习学校教员。1936—1945年, 李修业先后任国民党交辎学校少校教官, 留日归国学生队中校队长, 国民党200师参谋处上校主任、补充团上校团长, 中国驻苏大使馆陆军副武官, 国民党第5军第48师少将参谋长, 青年军第207师少将副师长。期间, 曾参加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并赴缅参战。抗战胜利后李修业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外事处少将处长兼日侨俘管理处处长。作为一名经历过抗日战争洗礼的中国军队将领, 对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师长和战友的流血牺牲, 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然而, 李修业对日侨俘没有采取冤冤相报的态度, 而是不计前嫌, 以宽大的胸怀去善待他们。在葫芦岛日侨俘遣返期间, 中方以报纸宣传、图片展览、领导讲话等多种形式对日侨俘进行感化教育, 以清除其军国主义色彩和极端国家主义倾向, 树立爱好和平的思想, 发展中日友善关系。正如李修业所讲:“除了积极的遣送以外, 我们更根据了以下的几点来施行感化的教育:第一, 我们以三民主义伟大精深的哲理去教育他们, 用我们伟大善良的民族性及我们领袖宽大为怀仁爱的精神去感化他们, 使他们一改过去的错觉, 使中日之间不致再埋下一颗仇恨的种子, 为世界未来的和平奠定下一座基石。对于这一点, 我们认为相当成功, 不过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指出的, 我们对于日侨俘中的战犯, 绝不放松, 战犯们也难逃我们的法网, 我们把战犯集中在沈阳, 已经由最高当局组织了军事法庭在侦察中, 不久即可正式审判, 给予他们应得的惩罚。第二, 我们要使他们深深地体认到, 他们过去在东北过分优厚的生活享受, 是侥幸的, 也是不义的;今天的败亡生活自是他们穷兵黩武的军阀所赐, 也是他们盲目拥护军阀的结果。使他们深知他们国家的侵略行为, 不仅残害了中国人民, 也残害了他们自己, 并扰乱了世界的和平, 人类的安宁。这个历史的教训, 是值得他们珍视的。如果他们不痛悔前非, 仍然包藏祸心, 蕴存侵略他国的观念, 德意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终必走向毁灭之一途。第三, 我们要使他们切实认清楚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也是未来东亚和平的维护者, 以中国民族性的伟大善良, 对于任何弱小国家或民族都是一股强大的安定力, 因为中国的强大, 永久只是在自己的国土内建设和发展, 绝不妨碍任何国家的独立自由, 所以日本要有前途, 唯有依赖中国的扶助, 始能在他们的三岛上改造他们自己理想的国家, 否则, 侵略之念再萌, 未来的世界史上恐难找日本的名词了!”[5]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中国人民的仁慈善良、中国有关方面的正面教育, 使绝大多数日侨俘对过去的侵略行为有所反省, 并愿意痛改前非, 与中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当然, 有的日侨俘在遣返期间规规矩矩, 点头哈腰, 等到乘上遣返船后, 立刻凶相毕露, 挥拳高喊:“二十年后再见!”有的日侨俘对东北有所留恋, 不愿意舍弃在中国掠夺所得。也有的日侨俘对中国宽大政策不仅不感恩, 反而视中国为软弱。

对不服输的日侨俘, 中国政府当时就曾予以警告。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李修业处长在一次对日侨训话中说:“日人勿对东北有所留恋怀念, 因为这是中国的地方, 一切都是中国人的。十四年来你们住于斯, 吃于斯, 一切建设及其努力, 莫不取给于斯。故所遗留者, 并非属于日人。今日主人归来, 不向你们索回旧债, 已属宽大。如再有所眷恋, 就是日本全部毁灭之导因。中国人并不怕你们再行侵略, 因为再行侵略, 日本只有更惨于今日之失败。希望日侨返国后, 建设自由国家于自己国土上。过去中国日本虽是同文同种关系, 但其志趣不同。中国爱和平喜正义, 日本则为军阀侵略思想所垄断, 故有此不幸之战争。希望中日两国本着同文同种的方向, 共同努力于世界和平。”“中国几十年来, 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 千言万语也说不尽。把你们妥善地遣送回去, 这是中华民族的崇高道义和人道主义。你们回国后要细细地想一想、比一比, 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 中国人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 不要再带刺刀来!”[6]

三

1946年9月, 东北日侨俘遣返进入高潮。日侨俘中一些不健康思想开始浮出水面, 对遣返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加强正面教育, 李修业将军借纪念九一八事变十五周年之机, 撰写长篇谈话, 发表在《东北导报》上, 主要内容是: (1) 深究日侨俘问题产生的根源。十五年前的今天, 日本军阀乘我国战灾匪祸之危机, 发动沈阳事变并吞并辽吉黑三省, 接着建立伪满洲国, 富饶的东北成为侵略的基地, 企图征服中国和全世界, 以实现其恣意妄为的野心。 (2) 阐明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日本战败投降后, 蒋介石号召全国同胞对待日本人持以宽大的态度, 不要施以报复, 国民政府遵守这个号召, 有日侨俘的地方设立机构, 集中船舶, 日侨俘中难民优先遣送, 竭尽全力把所有日侨俘遣送回国。 (3) 正告不服输的日侨俘。诸位在东北居住长达十四年之久或在东北享受生活, 把东北看作故乡。可是诸位有什么资格说回到东北, 接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毒素的部分日侨俘现在必须猛醒和觉悟。日本占领东北十四年, 侵略中国战争达八年之久, 而今惨败。产生这样的结果, 诸位应吸取教训。 (4) 展望中日未来的关系。有谚语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诸位或者成为解除屠刀的日俘, 或者成为失去一切的侨民。从诸位过去的行为来讲全都属于战犯, 诸位中没有一个人未奴役过、欺负过中国人, 诸位昨天是我们的敌人, 诸位如果放弃侵略的思想, 悔改前非, 诸位是我们的朋友[7]。

李修业将军的这番谈话, 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乃至未来的中日关系上颇有值得深思和回味之处。

参考文献

[1]关于战后滞留海外日本人数, 日本外务大臣在1945年10月12日致北京公使馆的信中称有700万人, 同年11月19日在致驻亚洲各国公使馆的信中称有713万人。日本《昭和史》决定版第12卷记载, 战后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人有660万人, 其中军人和家属330万人, 一般平民330万人.

[2]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受降报告书》记载, 日本战败投降后, 在中国关内、台湾、香港等地的日侨俘有2138353人。据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制定的《东北地区日侨俘遣送计划表》统计, 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侨俘约有145万人.

[3]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二处:《遣送日俘侨及韩人归国有关条规汇集》.

[4]“国民党东北日侨俘管理处”在隶属关系上出现几次变更, 最初称“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 1946年6月1日改称“东北行营日侨俘管理处”, 9月1日改称“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

[5]1946年10月10日《新报》第3版.

[6]1946年10月21日《中央时报》第3版.

九一八爱国演讲稿 第4篇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 思想改变 联合抗日 西安事变

纵观从日本入侵东北到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下东三省沦陷，然后到被迫下野留样考察，最后到发动西安事变，这三个历史阶段张学良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他对爱国思想有过无数次挣扎，也曾经经历过数次细微转变。下面就来一一论述：

一、忍辱负重，对蒋妥协

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直到热河失守这段时间期间，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跌入了低谷。在这个阶段张学良的思想是极力挣扎的，纵然有满腔爱国统一抱负，却又不得不为保存东北军实力考虑，此时的张学良，内心的矛盾主要集中体现为维护国家统一利益还是维护东北军狭隘利益。为什么他要拼命地保全东北军队，就是因为他始终挂虑着观念中的地方主义因素，迫使他毅然实行了不抵抗政策。但与此同时，受国破家亡的打击，他积极支持和拥护东北救亡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东北爱国人士王士一向张学良提出要组织东北救亡团体、全力满足东北义勇军抗战的要求，地点就在北平协和医院，张学良也默认了东北军人参加抗日团体的请求，而且暗中给予帮助。此后，他在暗中支持东北军抗日团，全力帮助那些流亡民众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支援东北义勇军是他最愿意做的事，虽然他还不能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背离，但他与民众反日爱国行动是基本保持一致的。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为何日军能轻而易举地霸占了东北，又盯上华北，想搞“华北五省自治”，就是因为张学良和东北军盲目奉行“不抵抗主义”。1931年12月7日，蒋介石电令在北平的张学良阻止学生反抗，是因为他收到东北流亡学生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的消息。然而机智的张学良就用谎言瞒过蒋介石，他说学生“不服劝解，不听劝导。倘以武力制止，则该站紧邻使馆，又恐别滋事端”等。[1]156

二、旅欧考察，反思国内形势

1933年3月4日，热河沦陷，再度掀起了全国上下谴责张学良的浪潮，张学良被各种罪名“花花公子”、“生活放荡”、“欺诈”等骂名扣在头上。蒋介石假装全力支持张学良守热河，事实上却在攻打鄂豫皖三省，私下里还准备让何应钦接替张学良的位置，主持对日妥协。就在热河失守后，全国喧哗一片，怒谴国民政府，强烈要求张学良撤职，国人的哀鸿遍野彻底刺痛了张学良的心。他对王卓然说：“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就要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人民与日本决战。我决定亲临前线，为国家而死我很自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谁知蒋介石却暗示张学良主动下野，张学良顶着蒋介石的压力和舆论的冲击，只好发出下野通电，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陪同张学良一起出洋。

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带着家人回到上海，当天，张学良就公开发表讲话：“东北军是国家的军队，即使我免去了职务，但作为军人，我应该将所统军队还给中央。现在我因为辞掉了这个职务，才有空闲的时间，来增加学科知识，锻炼自己的意志，还能修身养性，成为国家的好良民，如此闲适的生活，不是所有平民百姓都会去追求的。现在我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就希望以后社会人士可以待我如平民百姓，我将很感谢你们这般对待。”

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来后，他的心中充满的是大公无私的爱国激情，对于国家统一充满了信心，也认为自己应该为国家的统一作出最大努力。这也就集中体现在后来不久后，当蒋介石派他前往西北剿灭共产党时，张学良一开始的时候自信满满，认为完全有能力帮助蒋介石尽快实现国家的统一，然后就能够一致对外，向日本帝国主义开战。旅欧归来的初期，张学良发表的演讲其中有一句最经典：“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体质和脑汁虽然相同，但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为什么就远远比不上外国人呢？中国人多半怕死，贪图荣华富贵，而外国人却誓死效忠于自己的国家。”张学良觉得国家利益永远要高于个人利益，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中国人为什么无出路，还不是因为国破民穷，国家的前途才是最重要的，这关系到全国人民。所以只有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有个人的出路。[2]57

张学良回忆起当初的不堪岁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 ，而自己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还被迫出洋，所以精神就更加颓废，只能靠注射吗啡强来安慰自己，最后竟然染上了这个毒瘾。才三十多岁的他，曾经的英姿飒爽，意气风发，长得一表人才的少帅却已变得行动迟缓，骨瘦如柴，说话支支吾吾，就像七十多岁的老伯一样弱不禁风。赵四小姐无比担忧，于是便请张学良的顾问端纳和他的好友宋子文前来劝告他，她希望少帅可以戒掉毒瘾，端纳说话一直比较直接，他劝张学良趁下野这个机会，悬崖勒马，东山再起。最后还是宋子文的一句话如棒槌敲醒了张学良：“汉卿，你一定要在出国之前把毒瘾戒掉，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关联到国家的对外形象”

张学良这才恍然大悟，如果给人一副“东亚病夫”的样子，势必使国家形象大损，西方人可能还会借机侮辱，为什么“不抵抗将军”不反抗呢，还不是因为太弱了无力抵抗啊。下定决心戒毒，张学良立即让宋子文请了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德国名医，请他治疗毒瘾。

过了半个月生不如死的折磨后，张学良硬是凭着自己的毅力和信念，终于摆脱了把自己摧残地体无完肤的毒瘾。德国米勒医生惊呼：“这是一个天大的奇迹，张汉卿坚不可摧的意志力，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偷偷跟端纳说：“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药可以治疗毒瘾，完全是靠个人的意志力和无坚不摧的信念来战胜痛苦的，张学良真是一个能吃苦的汉子。”自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戒掉毒瘾，张学良也很惊讶，也许正是因为爱国的力量吧，他不想让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特别是他这个代表整个中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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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拥蒋剿共抗日，以图对内统一

在1935年12月18日，日本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有“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张学良觉察到日本已经不断扩大侵华，联想到日本人对中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不单单是局部的土地和主权这么简单，更可怕的是日本决心要趁机消灭中国！这样看来中日问题只会越来越复杂，根本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所以中国能做的反击只有对日抗战。原因很简单，日本要以“大陆政策”来统治中国，从而解决其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张学良偷偷考察了日本的大陆政策，认为它在山县有朋时代便有了一定的解说，而到了田中义一时代，就列举了大陆政策的所有纲领，首先侵占台湾，其次收服朝鲜，征服满蒙，然后占领中国全土，最后征服世界。他还进一步研究了日本之所以推行大陆政策的原因，是为了通过战争带来新的领土和资本积累，解决其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矛盾。

张学良是一个东北人，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他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1921年日本进行秋季大训练，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陪同张学良赴日观操。这次访日，张学良切身体会到日本对中国的图谋不轨。1928年张学良接替父帅的位置，执政东北，来促进东北与日本进行外交。

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东北军退守关中，张学良逐渐认清楚了对日实行不抵抗主义是错误的决定，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中日之间就难免一场恶战，绝对不可能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因此，他在1936年秋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对日实行抗战的言论。然而，从张学良一开始的不抵抗主义，到后来的决心抗日，其思想经历了一段非常复杂的过程。而导致张学良出现这种复杂的思想转变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中华民族随时面临着灭亡的危险。然而，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命令，张学良又不得不暂时搁置与日本人决一死战的念头，转而充当蒋介石的打手，对共产党实施围剿。在国家面临灭亡，民族被肆意涂炭的危机关头，张学良终于下定决心，不再任由日本人嚣张跋扈，不能继续愚忠于蒋介石，必须发出强有力的呐喊，唤醒全国人民积极投入对日战争。于是，在1936年6月的一天，张学良对着长安军官训练团的全体教职员激动说道： “中国的土地主权被 人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没有保障；我们已经到了生死边缘。”[3]143

其次，在旅欧期间的所见所闻，使张学良对抗日“准备论”不再抱有任何期望。1933年3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赴欧考察。在欧期间，张学良细心考察了欧洲各国的政治军事，他说世界列强备战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即使厌恶情绪高涨。断言对日本不能一再妥协，积极宣传抗日“准备论”。张学良对抗日“准备论”的有效性深感怀疑，因为张学良认为政府对抗日准备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主张“要马上将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

他反思了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的自傲心理。他说：旅欧归来“自信心确实高了，对于过去的一切也确有所觉悟。张学良表示“我已决心为国牺牲了，所以东北军也要有牺牲精神，还有我的部下也要随同我来为国牺牲”。张学良从抗日雪耻出发，将反共和拥蒋抗日作为前提，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寄予了深深的希望，他的思想和行动之所以进入了误区，就是因为他无条件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蒋奉若神明。

1934年，蒋介石派他去陕西“剿共”，少帅胸有成竹地表示一定在三个月内完成。就这样张学良先后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匪副司令”，率东北军进攻红军，希望国民党可以统一中国，再实现自己的报国愿望。然而事与愿违，两个月都不到，三个师的兵力就已经被消灭地所剩无几，张学良为此大受刺激。大批释放回来的官兵，皆在探访亲友时大力宣传红军的优待和陕北的情况，被俘的官兵不仅没有一人被红军枪毙，反而受到物质上的优待和人格上的尊重，这就愈发动摇了张学良“剿共”的决心。

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上提及剿共失利之事，对着众人破口大骂：“有些草包将领，三十万大军竟然统统被打得落花流水，赢家却是陕北的一二万残兵败将，真是耻辱，窝囊。”令人更恼怒的是蒋介石还取消了东北军两个师的番号，终止发食粮，更拒绝补贴两个阵亡将领家属的10万丧葬费，张学良痛哭地感叹：“我张汉卿活到这个地步，奋斗了大半辈子，竟然到最后比不上那10万元。”经过一番思考，张学良的思想终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开始怀疑乃至抵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更觉悟到与红军再战只能是自杀，所以必须反抗，逼蒋抗日，否则，我们会鹿死他手，死得更惨。从1936年开始张学良就开始与红军进行秘密联系，并且双方达成了停止交战的协议。

四、发动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

为了表明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张学良在12月12日当天即向全国发表申明，声称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和促使全国一起武装力量抗日救国，绝不是因为一己之私，篡权夺位，同时，自己也不畏惧牺牲，甘愿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做出牺牲，并在随后妥善处理了此次事变的善后工作，将蒋介石平安护送回了南京。毛泽东曾经对委员们说：“在12月25日那天，如果张汉卿先生没有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如果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做法我们不认同，那么和平解决永远都只会是一个妄想，不可能实现，而且国家也会变的一塌糊涂，这必然会使日本人大肆入侵中国，将中国洗劫一空，中国也许会因此亡国，就算不亡国，至少也要受到颠覆。[4]153

究根揭底，反日爱国思想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才使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如果没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军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就没有促使张学良转变思想的巨大推动力。有两个重要原因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一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二是东北军奋力抗战所取的成效，正是因为这两个重要条件，张学良才能够用行动诠释自己对国家的热爱。他的戎马生涯，立志报国，为民除害，视国家前途为己命的精神人人敬仰，他的传奇让世人着迷。

参考文献：

[1]魏晓文.论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2）

[2]张同新.从国家观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2）

[3]白冬.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历程及其历史探源[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9（01）

[4]胡玉海.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理念与实践[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

作者简介：沈宗艳，女，1975.10.08，蒙古族，辽宁省朝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博物馆学。

九一八事变爱国演讲稿 第5篇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勿忘国耻，砥砺前行》。

九月，是收获的季节，稻香弥漫，瓜果飘香;九月，是团圆的季节，月圆家圆，游子归乡;九月，是诗意的季节，东篱采菊，遍插茱萸。但你可知道，九月，也曾是一个哀嚎遍野、血流成河的季节?

大家还记得吗?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夜幕的掩护下，轰炸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一条铁路，并可耻地将罪名栽赃到了东北军的身上。他们以此为借口，先是占领沈阳城，接着在半年之后，东北三省大好河山，风云变色，三千万东北同胞，陷入敌人的魔爪之中!

一座座美丽的村庄，被日军的铁蹄践踏;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被日军的枪炮洞穿。在日军轰炸过的废墟上，萦绕着婴儿无助的啼哭，在日军扫荡过的村庄里，倒伏着无数滴血的尸身。他们以_为乐，他们以掠夺为快，他们千方百计对中国劳工进行盘剥和压榨，他们穷凶极恶对中国同胞进行杀戮和_。曾经肥沃的黑土，血流成河;曾经平静的城市，哀嚎不绝，何其痛哉!何其痛哉!

在战火之中、在鲜血之中、在哀嚎之中、在绝望之中，我们的先辈站起来了!他们用血肉之躯，抵挡嗜血日军的坚枪利炮;他们用强壮之手，撑起中华大地的广阔蓝天。他们用不屈的精神，带领着全国人民同_浴血斗争，他们以顽强的拼搏，带领着中国走向了新的世纪!

九十年后的今天，阳光明媚，微风和煦，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侵略者的足迹已经磨平，可那早已融进民族的血液、早已成为民族历史的屈辱，叫我们如何忘却?!那一场死伤无数同胞，流尽无数鲜血，带来无数伤痛的战争，我们不会忘却!也不能忘却!!更不敢忘却!!!

国之大耻，永生不忘!今天，我们在此祭奠，在此缅怀，在此追忆，那么，除了这几分钟庄严肃穆的祭奠缅怀，除了这几分钟灵魂深处的热热烈澎湃，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希望大家能够在此沉思，在此立誓，在此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努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拼搏!

关于九一八爱国演讲稿 第6篇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在抵御外侮的烽火中，中华民族完成了凤凰涅槃的重生，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以3500多万军民伤亡的代价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站在了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

时间可以远去，历史不容篡改。白的就是白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黑的，信口雌黄指鹿为马都是徒劳的;颠倒黑白的做法，只能自欺欺人、令人不齿。我们希望，昔日的加害者不要再为侵略涂脂抹粉，而是本着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慎重严肃对待和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从而汲取历史教训，以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际行动取信于世界。

我们纪念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冤冤相报。经历过深重苦难的中华民族，为了今天的和平与繁荣付出了世所罕见的艰辛与牺牲，对和平无比珍视，倍加呵护。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和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牢记战争的教训，从苦难中汲取向上的力量，和平才会一直和我们同在。

九一八爱国主义演讲稿 第7篇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一想起这句话，印入眼帘的首先是战争。是啊!最早的祖国多么的富裕，而那时的中国人却被鸦片冲昏了头脑，多少爱国人士奋力抵抗，事情到最后，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签下了不平等条约。就是从那时中国没有了抵抗能力，就是从那时战争一幕幕开场。

就在五年级下册的时候，我们学习了圆明园的毁灭。那惨叫声是多么凄凉，是多么伤感，那些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把许多豪华的东西抢走，搬不动的就烧，几天过去后，曾经豪华圆明园只剩下了一些残柱。

虽然祖国的富裕被夺走，但是那些爱国人士的毅力并没有被夺走。终于一位又一位的爱国人士站出来，其中有一位叫毛泽东的爱国人士。就在他的带领下，通过了八年的战争，祖国站起来了!我在心里欢呼着，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我们赶了出去。中华人民不用再被他们骑在头上了。

后来有了共产党，再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毛泽_真伟大，要是没有他，没有爱国人士就没有我们幸福的生活。请大家一起记住“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这句话。并在心底里一起高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笔谈“九一八”（节选） 第8篇

本期出版时，临近“九一八”。这是个给中国人留下痛苦记忆的日子，看看当年人们是怎么谈论的吧。

二战结束后，美国恣意扶植日本。不仅要在政治上、军事上使其“能夠有力量对远东极权主义作战”（美陆军部长罗雅尔语），而且要在经济上形成：美国资本—日本工厂—中国原料的格局，从而控制整个亚洲。宦乡以犀利的笔锋剖析了美国不可告人的目的，及其对亚洲、对中国的危害。

正是由于美国的纵容，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潮及温床才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和铲除。今天的战争罪行问题、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无不源于此！

宦乡（１９０９～１９８９）

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杰出的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

１９３８年，年仅２９岁的宦乡就出任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线日报》总编辑，投身抗战宣传，发表了许多具有鲜明战斗性的文章。

抗战胜利后，他来到上海，１９４７年担任《文汇报》副主笔，１９４８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９上海解放前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刚刚解放的天津，担任《进步日报》总编辑，不久即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任筹备组副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宦乡从新闻界转到外交界，任外交部欧非司司长。１９５４年奉调出使伦敦任代办。１９６２年回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１９７６年恢复工作后，奉调出使欧洲共同体兼任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

１９７８年回国后，又从外交界转到学术界，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１９８２年组建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１９８８年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并任该中心的总干事。这一时期，他在组织和推动全国国际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培养研究国际问题的年轻人才、广泛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和民间外交方面作了大量工作。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９年这１０多年，他发表了大量研究报告和学术论著，受到国内外的广泛重视。

“九一八”事变有双重的重大意义。第一，它是日本武装征服中国的起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第二，它是促进中国人民求生存、求独立运动热烈展开的刺激因素。我们今天纪念“九一八”，必须继续１７年来的一贯精神，一方面致力于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复活，以求确保世界和平，一方面加紧展开我们求生存、求独立的运动，务须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完全解放出来。

不用说，今天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是确实存在着的，但同时也是可以克服制止的。这危机来自两个地方，在欧洲是德国，在远东是日本。但这危机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美国对这两个前敌国中战争潜力以及侵略势力的拼命扶植。假如不是美国的扶植政策在作祟，假如管制德日的所有盟国协定能够名符其实地完全履行———无保留地切实履行，那德日两国就不足以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也不足以构成惹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危机的酵母。所以，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为了根本克服新的大战危机，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当前抛弃一切管制德日的协定，而从事扶植德日反动侵略势力、培养并复兴德日战争潜力的错误政策。

在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之下，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中国和朝鲜。

美国明知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朝鲜统一政府是决不会听任美国摆布，替美国作复兴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帮凶的。所以，为了要使朝鲜能够毫无抵抗地变成复兴日本战争潜力政策的一块垫脚石，美国就分裂了朝鲜，大胆地、公开地鼓励南朝鲜进攻北朝鲜的内战（麦克阿瑟在李承晚就职典礼上的演说是多么充满了火药味啊！），同时迫使南朝鲜的资源为日本战争潜力的复兴服务，使朝鲜经济成为日本战争经济的附庸的一部分。

同样在中国，美国通过美援迫使中国供给日本以军需工业的原料（汉、冶、萍的铁矿砂，开滦的煤以及其他农产品原料），要中国承认“中、日、韩必须合作”、“中国应利用日本工业复兴中国”、“日本为远东的唯一工厂”等等荒谬原则。一句话，今天又恢复了“美国资本、日本工厂、中国原料供应及市场”的殖民地时代。在经济领域内，中国成为美日两国双料殖民地的可怕景象又来临了。为了中国工商业的生存权利，为了保卫中国经济主权的完整，我们不能不反对这种“利用美援促成中日韩经济协同体”的办法。

关于九一八事变爱国演讲稿 第9篇

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同人类文明的凶残敌人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意日法西斯势力逐步控制本国政权，他们对内实行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动统治，对外疯狂侵略扩张，在亚洲和欧洲形成了两个战争策源地。他们企图重新瓜分世界，肆无忌惮地在欧洲、亚洲、非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把整个世界拖入了血雨腥风和战火硝烟之中，使许多民族面临着生死威胁，使人类文明面临着严峻挑战。打败法西斯侵略，成为当时拯救人类文明最紧迫的任务。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奋起抵抗，建立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开展了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斗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19世纪后半叶起，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发动和参加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其中大多数是侵华战争。日本1874年进犯台湾，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并侵占台湾，19XX年发动日俄战争侵犯中国东北领土和主权，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鲸吞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以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卢沟桥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侵略者先后践踏了中国大片土地，侵占了中国大部分重要城市，企图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在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危难关头，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反对不抵抗政策。在中国*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下，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推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在中国*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人民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