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文化与教育教学反思

清末民初的文化与教育教学反思（精选8篇）

清末民初的文化与教育教学反思 第1篇

清末民初的文化与教育教学反思

文化与教育的变迁最能从思想深层反映整个时代的变迁;但是文化教育部分的内容常常是多、杂、散，而且趣味性不强，学生不太感兴趣。教学过程中往往难度较大，所以务必要找到较合适的切入点来抓住学生的兴趣点。我在设计的过程中尽量多地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动起来，比如，课前以小组为单位收集资料，课程中经常贯穿小组活动，课后又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评价。这样激活学生主体，教师可以较顺利的将本课多、杂、散的教学内如以小组为线组织起来。让学生在自我探究的欲望下始终保持较高的学习积极性，并能在合作学习中体会同伴互助的乐趣。从总体看，本课的教学目标基本实现。

在实际的上课过程中，也有部分目标设置偏高，师生课堂交流效果不如预想的好;主要在后半部分的课堂练习，为了抓基础知识，运用了几个材料解析，篇幅较长，致使练习内容显得较多，难度加大造成课堂时间不够，学生的活动兴趣不高，无法完成教学目标。这再次教育我，在以后的类似课程中，对于初中学生，还是应该把问题的设置感性化一些，不能把理性培养目标设置得过多、过高，揠苗助长。

这节课我感触最深的是，教学不仅仅要求教师有真正希望学生好的良心，更要求教师要有让学生好起来的方法，教学中对学生的定位很重要，低估或者高估学生能力都是会得不偿失的。

清末民初的文化与教育教学反思 第2篇

5分钟训练(预习类训练，可用于课前)1.1898年，_______颁布诏书，设立京师大学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建立的最高学府，后改名为_______。

解析：今天的北京大学是名牌大学之一，预习时要注意了解其历史渊源。它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开办于1898年，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也兼具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职能，是百日维新留下的唯一成果，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 答案：光绪帝 北京大学

2.科举制最早创立于_______朝，完善于唐朝，_______朝末年被废除。 解析：科举制最早创立于隋朝；唐宋时期，科举制得到了发展与改革，并确立了官学的地位；清政府于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 答案：隋 清

3.《新华字典》是我们学习的好伙伴，它的出版机构是（） A.人民教育出版社 B.中华书局 C.商务印书馆

D.同文馆

解析：近代中国出版业发展迅速，而1897年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之一。其以编印新式教科书、工具书和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为主，如《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工具书都出自商务印书馆。 答案：C

10分钟训练(强化类训练，可用于课中)1.设立京师大学堂是（）

A.洋务运动的成果B.戊戌变法的成果 C.辛亥革命的成果D.新文化运动的成果

解析：京师大学堂设立于1898年，据此可排除A、C、D三项，因为洋务运动的起止时间是19世纪60~90年代；辛亥革命是在1911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15年，时间上都不符。

答案：B 2.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实行新学制是在（） A.1902年B.1903年 C.1904年D.1905年

解析：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 答案：C 3.中国近代第一所由国家建立的最高学府是（） A.京师大学堂 B.京师同文馆 C.总理衙门

D.北京大学

解析：总理衙门是清政府于1861年成立的专门负责处理外交、通商、海防等事务的部门。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时间不符，故也排除。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是在戊戌变法期间，由光绪帝颁布诏书设立的，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由国家建立的最高学府，也是百日维新留下的唯一成果。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故A项符合题意。 答案：A 4.科举制度被废除是在（） A.隋朝B.唐朝 C.明朝D.清末

解析：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废除于清末，在中国历时1300多年。 答案：D 5.以编印新式教科书、工具书和翻译介绍西方的学术著作为主的近代出版机构是（） A.商务印书馆 B.中华书局 C.知新书店

D.世界书局

解析：1897年成立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之一，它以编印新式教科书、工具书和翻译介绍西方的学术著作为主，故A项正确。中华书局是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了大量的书籍、杂志等；知新书店以经营各类图书为主；世界书局是仅次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出版机构，成立于1921年。 答案：A 6.识读右图，完成：

(1)右图中的《申报》是1872年由英国人在_______创办的。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份_______报纸。

(2)该报纸紧密结合_______，报道大量的社会_______，内容丰富，办报形式大都为后来的报纸所继承，是中国_______媒体的先驱。

解析：此题考查识图分析及对基础知识的识记能力。解答时根据图片及问题中的《申报》这一关键信息，结合教材中《申报》的创办地点、内容及作用来回答。 答案：（1）上海 商业性

（2）社会生活 新闻 大众传播

快乐时光

爸爸与儿子

一个小孩问他父亲：“爸爸总是比儿子知道的多吗？” “是的。”父亲答道。“谁发明了蒸汽机？”孩子接着问。 “詹姆士·瓦特。”

“那为什么瓦特的父亲没有发明蒸汽机呢？”孩子问。

30分钟训练(巩固类训练，可用于课后)1.1998年，北京大学举行了一百周年校庆，它在创办之时称为（） A.京师同文馆B.北京师范大学 C.京师大学堂D.福建船政学堂

解析：1898年，光绪帝发布上谕，开办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称北京大学。故C项正确。

答案：C 2.科举考试从隋朝开始实施到清末废止，大约经历了（） A.1000多年B.1100多年C.1200多年D.1300多年

解析：隋朝建立于581年，隋朝建立后实行科举考试，而清朝于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考试。掌握这两个时间，就能推算出科举考试存在的大概时间。 答案：D 3.中国近代第一份商业性报纸是（） A.《万国公报》B.《申报》 C.《字林西报》D.《时务报》 解析：1872年创刊于上海的《申报》，最初是由英国商人美查创办的，它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史料，被称为“近代史的百科全书”，是中国近代第一份商业性报纸。 答案：B 4.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之一，它最早创办于（） A.北京B.上海C.天津D.广州

解析：商务印书馆最早创办于上海。上海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又属于通商口岸，使其成为近代中国物质文明的摇篮。近代史上与上海相关的事件很多，学习时注意归纳记忆。 答案：B 5.高三学生徐玉立志报考与右图有着历史渊源的中国名校，她要报考的名牌大学的前身是（）

A.福州船政学堂 B.长沙时务学堂 C.西湖书院

D.京师大学堂

解析：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期间创办的，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由国家建立的最高学府，后改为北京大学，故D项正确。 答案：D 6.阅读下列材料：

“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样，不述荒唐之误，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闻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也。”——《申报》创刊词 请完成：

根据上述材料，想一想《申报》登载的内容都有哪些？其编辑特点是什么？

解析：此题在考查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考查了对古文的阅读理解能力。解答时必须在理解材料的基础上，联系《申报》的相关内容作答。不必拘泥于答案，只要意思相同即可。 参考答案：内容：国家的政治大事、风俗变迁和中外交往，还有商业、贸易和一切可惊可喜的事情等。编辑特点：内容丰富；新闻量大，范围广，真实可信，通俗易懂；能够让读者在阅读新闻的同时增长见识，吸取经验。7.阅读下列材料：

1888年3月4日，《申报》发表文章指出：“今取士以诗赋时文„„是驱天下之人才，囿其心思才力，而置之于无用之地者也。故今之所谓士者，实游民之一也。为士者愈多，则天下愈坏。” 请完成：

（1）上述材料批评了我国的哪一制度？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制度存在哪些弊端？

（2）材料中所批评的这一制度是在何时被废除的？它的废除有什么历史意义？

解析：此题在考查基础知识识记能力的同时，也考查对材料的阅读理解能力。解答时需结合科举制度废除的原因、时间及废除的历史意义来回答。 参考答案：（1）制度：科举制度。弊端：考试内容不实用；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才智；录取程序也不利于选拔才俊。

（2）1905年废除。意义：它的废除，断绝了人们对科举功名的追求，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8.有人说大众传媒是一柄“双刃剑”，你同意这种观点吗？为什么？ 解析：此题旨在考查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解答时应结合大众传媒在社会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来分析。

清末民初的文化与教育教学反思 第3篇

一、教会学校英语教育引入阶段

从1807年首位传教士来到中国, 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几十年的时间, 是我国引入教会学校的时期。这个时期, 因为受到清政府禁教政策的影响, 来我国传教的人数量比较少, 建立的教会学校总计不超过十所。学校普遍开设英语课, 一些学校还运用英语教授算术、历史、地理等西方科学知识, 教会学校把英语教育引进到我国教育体系中来, 培养出懂科学会英语的知识分子。

二、教会学校英语教育初步发展阶段

鸦片战争后, 传教士在炮舰和条约制度的保护下, 一改前期唯唯诺诺的态度, 表现出对华文化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 教会学校在数量上发生很大变化。从1840年到1860年有40多家学校。学校具有几个特点。第一、规模比较少, 一般不超过十人, 学校教育程度以小学为主, 只学习简单的读写。第二、学生主要是基督教徒的学生和子弟。第三、学校是慈善性质, 学生多为贫苦家庭的孩子和基督教徒子弟, 学校不收学费, 而且根据成绩会补贴书籍、津贴等。

1860-1876年学校数量急剧上升, 新教学校总数超过350所, 有超过6000学生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以英国和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为主, 占学生人数和新教学校的90%和93%。60年代后开设的教会学校特点有三个, 第一、每个来华的教会都开办自己学校, 虽然仍旧以小学科目为主, 但学科难度有所提高。第二、招收学生出现变化, 开始招收富有家庭孩子入学, 以扩大基督教在上层社会的影响。第三、开设英语课程, 并收取学费。学生在这里不但学习数学、中国经典以及各种其他学科。除中国经典外, 都用英语教学。

三、教会学校英语教育快速发展阶段

1877年传教士首次代表大会召开到1894年, 是基督教在我国传教事业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从上海英华书院正式运用英语教学后, 传教士就惊奇的发现, 在中国大城市和沿海城市, 英语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 不但如此。将英语、宗教、西方科学相结合的课程能够传播基督教的基本思想, 是培养中国上层社会教徒的最佳方式。传教士大会后, 教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

在传教士大会的方针指引下, 教会学校由中等学校向着高等学校的方向发展, 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区域比较集中、普及程度不高。开设英语教学的著名教会学校有麦伦中学、南京汇文书院、北京汇文书院、广州岭南学院、上海中西书院、福州英华书院、上海圣约翰书院等, 除北京汇文书院外, 大部分学院集中在上海、福州、广州等通商口岸。第二开设完善的英语课程。教会学校形成高等、中等、初等教育, 大学和中学包括正科和预科两个层次, 设置的学习年限从六年到十二年不等, 主要课程包括英语、国学、宗教、自然科学、数理化等。通过完整的学习, 学生已经具备科学、数学、英语等多方面的技能。第三、教学方式多样化, 教学内容丰富。教会学校在进行英语教学外, 还组织青年会、合唱团、演讲比赛、辩论会等, 营造出和谐的英语氛围, 提高学生英语水平。

四、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系统定型阶段

自从甲午战争到清朝灭亡的几十年中, 中国社会和教会学校的客观需要推动教会学校不断发展。进入20世纪后, 很多学校扩大教学规模, 增添教学设备, 增设教学课程, 创办多个大学, 包括南京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北京燕京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等等。到1911年底基督教新教创办4137所小学, 有96371名学生;高等小学有436所, 学生有22279人;医学院176所, 大学和学院38所, 师范院校40所;神学院143所, 技工学院50所, 学校总数达到空前的5021所, 有13.89万学生。教会学校已经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独立的教学体系, 此体系发展到二十世纪初, 和中国新学制运行后的国立学校教育体系, 共同组成近代时期至关重要的教育力量。

总之, 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社会出现剧烈转型, 对英语和西学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 传教士清楚认识到办学校要顺应历史发展, 发挥出他们在科学知识和传授英语语言方面的优势, 于是扩大办学规模, 逐渐形成从教会小学、教会中学到教会大学的教学体系。教会学校使用原版英语书进行英语教学的同时, 传授自然科学、数学等多种科学, 开辟出双语教学的道路, 其在发展中取得的经验, 是值得现代教育研究的课题。

摘要：我国是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有着源远流长的外交历史。对外交流的不断进步, 为外语教学的出现和发展提供必要条件。清末民初由教会将英语教育引进到我国, 这个时期是社会动荡、时代交替、东西文化交融的特殊时期, 在这个时期所出现的双语教学实践活动具有学习先进文化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对清末民初教会外语教育的引入阶段、发展阶段和教育定型阶段进行分析。

关键词：清末民初,教会外语教育,引进,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海萍.从“借学布道”到“教育为本”:清末民初教会大学内部职权体系之变迁[J].世界宗教研究.2012 (05) .

清末民初的文化与教育教学反思 第4篇

【关键词】清末民初 教会外语教育 引进 发展

从公元前2世纪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我国一直在科技、文化、贸易等方面和外国保持着频繁的 交流。在古代就很多人精通外语。最早的英语学校是在鸦片战争前基督教徒建立起的教会学校。早期建立的教会学校一般开设英语、算数、历史、地理等学科，他们将英语引进我国，培养出懂英语、懂西学的知识分子，在我国英语教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教会学校英语教育引入阶段

从1807年首位传教士来到中国，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几十年的时间，是我国引入教会学校的时期。这个时期，因为受到清政府禁教政策的影响，来我国传教的人数量比较少，建立的教会学校总计不超过十所。学校普遍开设英语课，一些学校还运用英语教授算术、历史、地理等西方科学知识，教会学校把英语教育引进到我国教育体系中来，培养出懂科学会英语的知识分子。

二、教会学校英语教育初步发展阶段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炮舰和条约制度的保护下，一改前期唯唯诺诺的态度，表现出对华文化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教会学校在数量上发生很大变化。从1840年到1860年有40多家学校。学校具有几个特点。第一、规模比较少，一般不超过十人，学校教育程度以小学为主，只学习简单的读写。第二、学生主要是基督教徒的学生和子弟。第三、学校是慈善性质，学生多为贫苦家庭的孩子和基督教徒子弟，学校不收学费，而且根据成绩会补贴书籍、津贴等。

1860-1876年学校数量急剧上升，新教学校总数超过350所，有超过6000学生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以英国和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为主，占学生人数和新教学校的90%和93%。60年代后开设的教会学校特点有三个，第一、每个来华的教会都开办自己学校，虽然仍旧以小学科目为主，但学科难度有所提高。第二、招收学生出现变化，开始招收富有家庭孩子入学，以扩大基督教在上层社会的影响。第三、开设英语课程，并收取学费。学生在这里不但学习数学、中国经典以及各种其他学科。除中国经典外，都用英语教学。

三、教会学校英语教育快速发展阶段

1877年传教士首次代表大会召开到1894年，是基督教在我国传教事业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从上海英华书院正式运用英语教学后，传教士就惊奇的发现，在中国大城市和沿海城市，英语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不但如此。将英语、宗教、西方科学相结合的课程能够传播基督教的基本思想，是培养中国上层社会教徒的最佳方式。传教士大会后，教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

在传教士大会的方针指引下，教会学校由中等学校向着高等学校的方向发展，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区域比较集中、普及程度不高。开设英语教学的著名教会学校有麦伦中学、南京汇文书院、北京汇文书院、广州岭南学院、上海中西书院、福州英华书院、上海圣约翰书院等，除北京汇文书院外，大部分学院集中在上海、福州、广州等通商口岸。第二开设完善的英语课程。教会学校形成高等、中等、初等教育，大学和中学包括正科和预科两个层次，设置的学习年限从六年到十二年不等，主要课程包括英语、国学、宗教、自然科学、数理化等。通过完整的学习，学生已经具备科学、数学、英语等多方面的技能。第三、教学方式多样化，教学内容丰富。教会学校在进行英语教学外，还组织青年会、合唱团、演讲比赛、辩论会等，营造出和谐的英语氛围，提高学生英语水平。

四、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系统定型阶段

自从甲午战争到清朝灭亡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和教会学校的客观需要推动教会学校不断发展。进入20世纪后，很多学校扩大教学规模，增添教学设备，增设教学课程，创办多个大学，包括南京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北京燕京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等等。到1911年底基督教新教創办4137所小学，有96371名学生；高等小学有436所，学生有22279人；医学院176所，大学和学院38所，师范院校40所；神学院143所，技工学院50所，学校总数达到空前的5021所，有13.89万学生。教会学校已经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独立的教学体系，此体系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和中国新学制运行后的国立学校教育体系，共同组成近代时期至关重要的教育力量。

总之，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出现剧烈转型，对英语和西学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传教士清楚认识到办学校要顺应历史发展，发挥出他们在科学知识和传授英语语言方面的优势，于是扩大办学规模，逐渐形成从教会小学、教会中学到教会大学的教学体系。教会学校使用原版英语书进行英语教学的同时，传授自然科学、数学等多种科学，开辟出双语教学的道路，其在发展中取得的经验，是值得现代教育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李海萍.从“借学布道”到“教育为本”：清末民初教会大学内部职权体系之变迁[J].世界宗教研究.2012（05）.

[2]张传燧.清末民国时期外语教学的历时性发展与共时性特征[J].武陵学刊.2013（06）.

清末民初的文化与教育教学反思 第5篇

私塾是历代私人办学。西周前，学在官府。春秋时，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到战国时，私学大盛。汉代以后，私学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学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塾是“私学”的一种。

私塾以一年为一馆，每年教学十个月左右，一般只有一个教师，人称塾师。塾师因身份、学识不一，其设馆的方式与待遇也不一样。外地或本地一些清贫学究，塾师请董事为其联络筹措，所设之馆谓“团馆”;人品端正，颇富才识的名师，为富豪家庭所聘，设之馆谓“东馆”;唯学识渊博，声望地位较高，在自己家里设馆课徒者谓“门馆”。对于一些贫苦百姓利用农闲时间合资聘请塾师教授其子弟，一般从当年农历十月起到次年的三月结束，谓之“冬学”。

塾师的束修(工资)，在“团馆”、“门馆”中读书的学生，按不同的年龄和受教内容交纳不同的学金(有时候以粮食计算);在“东馆”读书的一般都是富豪人家的亲属子弟，由办学人付给塾师一定的报酬;“团馆”塾师的膳食，一是自炊，即自理伙食，一是“供馔”，即由一家或几家或挨家轮流供膳。

私塾使用的教材及学习年限亦无定制。塾师日常的教学程序是上午教读字方(方纸写成的字块)、基本教材，放学前每个学生写大字一篇，大字的书法程序是仿影、临摹，最后学习小楷，兼自习大楷。下午，蒙童温习字方，塾师指认字方，再摇头晃脑范读诗文，蒙童复颂诗文。每月初一、十五以及端午、中秋、馆末等各个阶段，蒙童要将前一阶段所念之书会复读背诵，背错除了重背，还得让塾师用戒尺打手心或罚跪，“学以畏而成” 是一般塾师的基本信条。

私塾的教学方式是个别教学。对不同年龄及不同智力儿童安排不同教学内容与教学进度，即使是读一样的书，也会因进度不同而不能一刀切授课。启蒙儿童先识字方，再读《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然后读“四书”、“五经”。对年龄大的学生逐步加授一些封建伦理、社会实用及一般文史常识。大多以《女儿经》、《孝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古文观止》、《通鉴》、《史记》、《左传》等为教材。也有选学其他一些书籍，如《大学》、《中庸》、《孟子》、《增广贤文》等。

清末民初，全椒县城规模较大的私塾有：

兀(读音：基)经学舍

兀(读音：基)经学舍设在寄庐，为江彭龄晚年所筑的居舍兼学馆。

江彭龄，清末民国间本县人，字柱臣，晚号寄庐老人。贡生。知名塾师。以经学考据倡导中，设兀(读音：基)经学舍，课百余人。沐清二品淮安知府、进士汪文绶，民国安徽省教育厅代厅长叶尧阶、全椒中学首任校长、进士邱景章，山西省政府顾问史维孝，画家汪文弼等皆出其门。

四十岁时，江彭龄因母丧哀，双目失明，仍口讲指画以教授弟子，著有《寄园丛稿》。寄庐内有江彭龄联：

“扫地焚香，清福要人能领受;编篱种菊，秋花比我更孤高。”

庐边有二贤祠，内有江彭龄联：“抄迹向荒祠，弹指有年!敌多少、珠帘画栋，锦瑟瑶觞;荣瘁(一作“荣悴”，兴盛与衰败)迭相寻，俄(瞬间)迁异姓。豪游逞狂瞽(放荡不羁的瞎子。瞽，不明)，栖神安在?侭(听任，放任)流连、周易庄经，秦书汉史;含咀应不尽，独契真机。”

周易，也叫《易经》，我国古代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是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道家以性命之根本为“真”(神)。栖神，同“栖真”，谓保其根本，养其元神。含咀，品味，多指对书史学艺的欣赏体会。

19春，江彭龄因肺病逝世，享年67岁，学生及教育界200余人送葬。

朱钟鼐囗囗学舍

朱钟鼐(1870～?)字彝臣，清末庠生。辛亥革命时，安徽谘议局成立，朱钟鼐与叶尧阶以其学问和声望，当选为安徽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任地方财政局副局长，参加民国九年《全椒县志》校阅工作。曾设馆招收准备考秀才的生徒百余人补习。囗囗学舍被称为高级私塾。

1939年朱钟鼐因病逝世时，执拂者众，学生私谥曰“贞惠先生”。这是全椒继江彭龄之后，得私谥的笫二位塾师。学人汪文弼(右卿)挽之曰：“交游记卅年前，浪迹山林，同访丰乐醉翁之胜;寿考得六旬外，竭枕桑梓，久为乡评物望所归。”

昆甫改良私塾

“昆甫改良私塾” 是叶柏青次子叶国璜举办。叶国璜，字昆甫，协父办私塾。叶柏青教高年级学生史记、古文、唐诗，叶国璜教低年级学生四书、五经、古文及各种启蒙课本。

1931年，父亲叶柏青受山东青岛周姓专聘为家庭教师后，叶国璜独自在家教读，这时已改为“改良私塾”。除教授古文外，还增授高小年级的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先后聘请程吉梧、陶继弓、张焕琼等协助教学，学生由三、四十人发展到近百人，分高、中、低三个班。由于学生增多，叶国璜又租借金氏宗祠(今南屏菜市场)为塾地，这就是当时全椒县城较有影响的“昆甫改良私塾”，得到当时教育部门登记核准开办。1937年，日寇侵华，县城沦陷，乃被迫停办。我县一些文学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都出自叶氏私塾。像抗战开始后参加革命的王永、童苏群、傅明、张弓、何若人、华农、罗应生、卢曼超、章达、韓融、王青松皆是叶门子弟。

叶国璜停办私塾后，抗战期间辗转大西南，抗战胜利后与万氏夫人定居南京洪武路闺奁营13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病逝。

除此以外，清末及民国年间，全椒县城规模较大的私塾还有：

位于县城东门邱止庵茧场的马道宽私塾，学生四、五十人;东门大街(老检察院旧址)的陈逢春私塾;西门中街(老县印刷厂旧址)的田际丰私塾;河湾街的邢作霖(字雨三，秀才)私塾;位于今红栏桥附近王氏宗祠的州门私塾;东门原食品厂附近的潘承炳私塾，属启蒙性私塾;今凤凰街的朱一民私塾。

在乡村开设私塾还有：古河集的张瀛、陶继弓;大马厂的王稼宗旨;程家市的张鉴怀疑、於可以卿、石玉泉、孙子怡宝悌;六镇集的确刘兆璋;赤镇埠的阮真伯、张焕琼等人(《全椒县志》P559页)。

1940年以后，在周家岗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设规模较大的私塾有：玉皇庙的姚书庸私塾，西魏的罗本成私塾，黄栗树的张必雁私塾，王郢的王爱农、储杰私塾，郭庄的徐德荣私塾，甄郢的汤兆龙私塾，内庄的胡成祖私塾等。这些私塾少的十多名学童，最多的三十多名学童。私塾经过改良，废除体罚，采用路西根据地小学教材编委会编印的课本，主要是国语、算术，有的高年级的私塾，还分别增设地理、历史、自然等科目。1948年底，全县有私塾28所(《全椒教育志》P12页)。

义学的教学形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与私塾无异，所以也叫义塾。它是中国旧时由私人集资或地方公益资金兴办的一种免费教育。与私塾稍有不同的是，一年三节(端午、中秋、春节)，学生要向先生送“节礼”。而且大部分义学都有一定的学田，用田产租金维持办学，也有部分义学是地方官助。据民国九年《全椒县志》载：“清吴宪书，庠贡，居北乡，嘉庆十九年(18)大饥，曾慷慨捐粟二百石设粥厂于孝隐祠，远近乡邻，存活甚众。复创义塾，以诱后进。” 清·光绪初年(1875年)江彭龄的兀(读音：基)经学舍是清末最大的义学。

有些地方名士、土绅捐办义学时，同时订下多条义学条规：例如，某乡义学规定：

一、酌定先生修金。每年以四十千文为度，及端阳、除夕每次敬仪一千文。学生以四十人为度，人数满，再来者不收。

二、先生必延请四十以外六十以内，人品端重之士。所延之师，或干预外事致荒功课，抑或疏懈耽误生徒者，辞去另延。

三、学生除桌凳外，所有一切笔墨纸砚书本，本人自备。

四、学生在馆淘气，小则先生加惩，记明次数，若五次不改，即行逐出，次年不得再收。

五、学生专为本乡子弟赤贫无力从师者而设，若有营业，能筹措束修者，自可另选名师，毋庸送入义学，以体贫事。

六、学生自六岁以上至十五岁而止，若年届十六以上，业已成丁，自可食力，毋庸再送入义学。

七、先生每年修金，按四季支取，此外不得另索生徒。

八、学堂本属学生读书之所，一切闲人不得闯入。先生亦不得延误。倘有无故酗酒扰乱学堂，或系本童之父兄，除将本童逐出外，其父兄亦必廪官惩究。

“义学条规”把义学办学宗旨、塾师选聘标准及工资待遇、塾师工作职责、对入义学学童条件、要求以及维护义学办学秩序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当时是一个较完善的地方办学条例。

清末民初的浙西清明习俗（模版） 第6篇

进蚕香

新春佳节，四川还有蚕市。这是为了纪念蜀地的祖始神蚕丛氏而形成的习俗。当地蚕农在元宵前后，备香烛祭祀先蚕，饲养蚕桑的人家，祭先蚕后才开始育蚕种。

在江浙一带，也有西湖香市，只是时间是在春天而已。据清代范祖述的《杭俗遗风》记载：

乡下者，下至苏州一省，以及杭嘉湖三府属各乡村民男女，坐航船而来杭州进香„„准于看蚕返槕，延有月余之久„„其进香，城内则城隍山各庙；城外则天竺及四大丛林。惟行大蜡烛，则天竺一外；城隍庙间有焉。其法：造数十斤大烛，用架装住，两人扛抬，余人和以锣鼓，到庙将大烛燃点即熄，带回以作照蚕之用。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春天的杭州，正是桃红柳绿、百花争艳的时节，江浙一带的蚕农正可以利用这一空闲时间，借佛游春，祈求蚕花丰收。为了祈求当年的蚕花丰收，烧香客可谓广结善缘，几乎是见庙就烧香，见佛就磕头，盛情祈求释道各菩萨“客串”蚕宝宝的保护神。

乌镇一带的香客还有一种奇怪的习俗。据茅盾的散文《陌生人》描述：杭州岳坟前跪着秦桧和王氏的铁像。上杭州去烧香的乡下人一定要到“岳老爷坟上”去一趟，却并不为瞻仰忠魂，而为的要摸跪在那里的王氏的铁奶；据说由此一摸，蚕花能够茂盛。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土地老爷虽则也是忠臣，却没有冤家夫妇的铁像跪在庙前，因而，也没有“铁奶”可供乡下人摩摸，反而是乡下女人自己的肉奶在神座前被男性的手摸了一把就可以蚕花好。因此大奶奶的乡下女儿女一定要在土地老爷的神座前挤一下。祛白虎

杭嘉湖蚕乡时兴过清明节，其盛况仅次于春节，当地有“清明大于年”之说。自春节开始的闹桑田的习俗，在清明时节达到高潮。

当地自古就有“五日寒食共清明”之说，即在清明前四天的寒食节起，蚕农就忙着过清明了。蚕农照例要上坟祀祖，不过是在寒食节至清明前日之间进行。清明这一天另有安排，一般不再扫墓祭祖。

还在寒食节，杭嘉湖蚕乡的蚕农家家就要包裹粽子，而且都要包上好多好多粽子。粽子即方便又美味，是上坟、轧蚕花和招待客人的必备品。清明粽子品种多样，有枣子粽子、赤豆粽子、咸肉粽子，还有一种唯有糯米没放其他东西的粽子，俗称“白肉粽子”，可见当地蚕农的幽默。用粽子招待客人时，要放上一碗糖。当地有关粽子的谜语为：“青壳田鸡活剥皮，白糖沾沾好东西”，其出典就在于此。

除了包粽子，还有做“甜麦塔饼”和清明圆子。清明圆子的制作方法和腊月祭蚕神用的蚕花圆子是一样的，只是还得加做一只名为“白虎”的象形圆子。

当地蚕农把“白虎”当作一种蚕崇。蚕农把有害于蚕宝宝的“白虎”之类的鬼邪和病毒、虫害之灾称为蚕崇。由此可见，蚕崇是与蚕花娘娘相对的了。当地习俗，腊月十二祭蚕神是为了得到蚕花喜气，祈求来年蚕花丰收，而清明前一天的诸种仪式，意在祛除蚕崇，保佑蚕宝宝平安无事。这一天主要通过挑青、赶白虎、画灰弓和贴门神来祛除蚕崇。

俗云：“清明螺，赛只鹅。”清明时的螺蛳最肥，且没有幼螺，其味极为鲜美。不过吃清明夜饭时，吃螺蛳的方法非同一般。平时，炒螺蛳之前，要剪去螺蛳屁股，吃时用力从螺蛳壳内把肉吮出来。然而，那天的螺蛳是不能剪去屁股的，得用针或洗帚篾丝把肉挑出来吃，俗称“挑青”。吃罢清明夜饭，要把螺蛳壳抛洒在瓦楞上。据说，“沙拉”、“沙拉”的声响能赶走躲在瓦楞中的老鼠，而老鼠是蚕宝宝的大敌。夏天，瓦楞上会生长一种俗称“瓦蛭”的毛毛虫，这种瓦蛭会冷不丁地掉到人身上，刺得人即痛又痒，自然也会伤害蚕宝宝。瓦楞上有了完好无缺的螺蛳壳，瓦蛭就会躲进去作窝，也就不会掉下来伤害蚕宝宝了。那晚的螺蛳壳不剪去屁股，原因就在这里。

祛白虎是在祭祀好灶神和蚕神后进行的。蚕农先将一白虎形的米粉圆子弃置于三叉路口，再在蚕室前后的稻场上用石灰画上弧形的弓箭，意谓射祛白虎，还有弯弓。最后是在大门上贴上门神的画像，用意为神荼和郁垒把守大门，白虎之类的蚕崇不准进入蚕室。对于这种习俗，清周煌的《吴兴蚕词》作了很好的描述：

好是风风雨雨天，清明时节闹桑田。青螺白虎刚祠罢，留得灰弓月样圆。

贴门神是一种十分古老而又普遍的习俗。贴门神或贴春联都是在除夕时进行的，而在杭嘉湖蚕乡，门神的职责由泛泛的避邪而专门化了，成了蚕宝宝的专职保护神了。贴门神的时间也由除夕改在了清明，地点则是在蚕室的大门。至于用桃木来避邪，在旧时的蚕农中广泛盛行。

在祛白虎的同时，蚕农还有“接青龙”的习俗。蚕室内，如发现有蛇，蚕农不敢惊呼，俗称青龙降临，随即斋供，任凭此蛇游向他处。这大概是杭嘉湖先民龙（蛇）图腾崇拜的遗意。轧蚕花

当地谚云：“清明圆子两头尖，吃了要发颠。”清明时节，正是蚕农颠来颠去“轧蚕花”的日子。所谓“轧蚕花”，是指清明时节，蚕农们竞赴附近寺庙祭拜蚕神。由于人潮如涌，拥挤不堪，故才有了“轧”的情景。这种习俗在善琏、含山、新市、乌镇等地十分盛行。茅盾的散文《香市》就回忆了乌镇普济寺昔日轧蚕花的欢快热闹的情景。不过轧蚕花以含山最为热闹，近年来已演变成为闻名中外的含山“蚕花节”。

含山位于湖州与桐乡的交界处，高不足百米，但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相传蚕花娘娘在清明节化作村姑踏遍了含山地，留下了蚕花喜气，此后谁脚踏含山地，谁就会把蚕花喜气带回去，得个蚕花廿四分。正是含山的仙气，把方圆几十里的蚕农吸引来了。含山轧蚕花时的重头戏为龙舟竞渡。宋张先的《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上阙）：“龙头舴艋吴儿竞。笋柱秋千游女并。芳洲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可见在宋代就有清明时龙舟竞渡的习俗。另据同治《湖州府志》载：

寒食节乡村以农船驾四橹，上设彩亭旗帜，列各种器械，互较技勇之艺，谓之哨船。驶行南北山前，而东乡双福尤盛。（按：《西吴里语》云：擢小舟于溪上为竞渡，谓宜于田蚕。始于寒食，至清明日而止，谓之水嬉。今之哨船即其遗风）。

龙舟，在含山一带，俗谓“快船”，也称“踏白船”。快船是由农船临时改装的。在船舷上安上木桩，再把木桨系在木桩上。一般是十支木桨，对称排在两边。农船平时为单橹，快船为双橹，得在另一边再装上一橹。船艄上两边各自伸出一块木板，扯绑者就站在宽为尺许的木板上。两边各有两人摇橹。另有一人擂鼓或敲锣，以鼓点或锣声为号，协调行动。摇快船者多为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只有扯绑者有时为“假小子”。快船是赛快的，为赛过人家，各村早就秣马厉兵，在河漾里操练开了。

当地习俗，年夜饭宜晚，清明夜饭应早。祛过白虎后，蚕农都早早地上床休息。正清明早晨，也没有困蚕花的习俗，而是一大早就起床了。旧时不是乘船就是步行，所以要去一二十里路外“轧蚕花”，得尽早上路。

正清明的含山，格外热闹，方圆几十里的蚕农汇集在这弹丸之地，其拥挤状况可想而知。更何况，还有随之而来的小商小贩，耍猴的、变戏法和映西洋镜的。这一天，当家人要身背蚕种包，上含山“踏蚕花路”。旧时，含山脚下有寺庙，山顶有蚕神殿和宋代笔塔。当家人先得去寺庙烧香，再沿着石阶路蜿蜒而上，去蚕神殿拜谒蚕花娘娘。俗云：“含山滩上比老婆。”那天，蚕妇都要穿绸裹绢、簪银戴金、面施脂粉，妆扮得格外俏丽。哪位蚕妇漂亮，被别人摸了乳房，反倒高兴，据说是“摸发摸发，越摸越发”，当年的蚕花肯定丰收。这当然是一种陋习。在乌镇一带也有这种陋习，茅盾的《陌生人》就记载了这一习俗。在德清新市，有一条“蚕花弄”，清明那一天，姑娘插戴许多蚕花，去这条弄中挤。如果哪位姑娘身上的蚕花被小伙子纷纷挤落，她就有资格成为“蚕娘”，且能养得好蚕；如果哪位姑娘没人理睬，身上的蚕花完好无损，就没有资格成为蚕娘，只能来年再去“蚕花弄”碰运气了。当然，去蚕花弄挤的姑娘少不得要被小伙子摸乳房。在练市一带，轧蚕花时，蚕妇要披上绢质披肩，任男人拉扯披肩，俗称“扯蚕花绢头”。比起“摸蚕花乳房”来，这一习俗当然要文明得多。其实，这类习俗是上古时期性崇拜的遗风。

“轧蚕花”时，最为抢手的要算是蚕花了。蚕妇们都争相购买蚕花来插在头上。相传，西施去越适吴时，途经杭嘉湖蚕乡，把一种蚕花分送给蚕妇，预祝蚕花丰收。那一年，果然是家冢蚕花廿四分。相沿成习，杭嘉湖蚕乡的广大蚕妇就有了簪戴蚕花的习俗。所谓蚕花，是一种用纸或绢剪扎而成的彩花。蚕花形如月季或玉兰，插在竹制的花箪上出售。茅盾的小说《春蚕》就写了四大娘簪戴蚕花之事。含山滩上尽管有众多的小吃摊，但蚕农为了省钱，一般是自带粽子的，唯有这买蚕花的钱蚕农是决不会省的。蚕花为蚕妇平添一分妩媚，也增强了她们养好春蚕的信心。簪戴蚕花成了一种蚕妇的特殊的装饰习俗，朱恒《武原竹枝词》写道：

小年朝过便焚香，礼拜观音渡海航。剪得纸花双鬓插，满头春色压蚕娘。作者原注：“纸花，号蚕花。”

“轧蚕花”的重头戏是在含山塘的河面上上演的。当地蚕农称宽大的河流为“塘”。含山脚下古运河俗称“含山塘”，宽阔的河面给蚕农竞展雄姿提供了水乡特有的舞台。但见塘河里大小船只，摩舷撞艄。擂台船上，各路拳师，雄姿勃发，或一人表演，或两人对打，或舞刀弄棍，大显身手；标竿船上，以高高竖起的粗壮毛竹为标竿，爬杆者轻舒猿臂，表演各种惊险的杂技动作，令人惊叹；快船捉对赛快，紧锣密鼓，浪激飞舟。含山上、塘岸上、山塘桥上，挤满了围观者。他们或呼喊加油，或拍手叫绝，或欢呼胜利，或扼腕叹息，其情绪之激动，不下于球迷观看足球赛。

桐乡县芝村一带的“龙蚕会”，其盛况不下于含山“轧蚕花”。此俗又称“芝村水会”。每年清明节，蚕农用两只农船并列，搭成一体，船上搭佛台，将芝村龙蚕庙中的蚕花娘娘抬置其上，以千张、豆腐干等素食作供品。蚕农们则从四面八方摇船汇集于芝村漾，向蚕花娘娘朝拜，祈求蚕花茂盛。祭毕，再将蚕花娘娘抬回龙蚕庙。随后，各地来的船只就在水上表演各种节目，如“摇快船”、“龙灯船”、“台阁船”、“标竿船”、“打拳船”。会期三五天，蚕农们才尽兴而返。

嘉兴近郊的“闹清明”另有一番热闹情景。此俗又称“划船会”，每逢清明日，各村出一条“踏白船”，用松毛做棚，鸣锣鼓，在船上作各种表演。有的人簪戴蚕花，作妇人装束，先翻叶仙诗，预卜叶价高下；其次为把蚕、称茧、缫丝等事，以卜蚕丝之丰歉。又有人作田夫装，表演栽秧、踏车、耘苗、割稻、打稻等农事，以卜田岁之丰歉。也有人在船上表演拳脚功夫的。

各地“轧蚕花”以正清明为最盛，—一直要持续到谷雨边。

龙舟竞渡，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起源于古代越族一支部落的图腾崇拜。后人说是纪念屈原，其实是误传。不过赛龙舟、裹粽子在大多数地方确实是在端午时进行的。像杭嘉湖蚕乡那样，在清明时节赛龙舟、裹粽子，在全国实属罕见。赛龙舟，在当地古称“水嬉”。据《太平广记》记载，唐诗人杜牧曾来湖州，趁端午“水嬉”之际挑选美妾。可见在唐代，当地还是在端午时赛龙舟的。清明赛龙舟其实起源于宋代。除了张先的词，南宋末吴自牧的《梦粱录“清明节》也有记载：“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

杭嘉湖蚕乡的蚕农把赛龙舟安排在清明时节，自有其道理在。当地谚云：“小满动三车。”“三车”是指丝车、油车和水车。在机械化缫丝没有兴起以前，当地蚕农都是自家缫丝的，且那时种的又是单季稻。所以，端午前后，当地蚕农正忙于做丝、榨取菜油和车水种田，没有工夫像外地人那样忙乎过端午节。而清明时节，蚕乡已是桃红柳绿、百花争艳、春意盎然了。俗云：“三月三，鲈鱼上河滩。”河水转暖，连喜温怕寒的鲈鱼也不再躲在河底，游到河滩上交配产卵了。的确，清明时节的河水已不再刺骨寒冷，溅到身上，凉爽宜人；不慎落水，也不至于冻坏身体，实在是赛龙舟的好时机。加上清明时节比较空闲，利用蚕忙前的空闲时间，借助明媚的春光，大家借蚕嬉春，乐上一乐，岂不是赏心乐事?于是，乐观、务实、善于变通的蚕乡人也就随机应变，将端午节的乐事提前到清明时节乐了。清明节，实在是蚕乡的狂欢节。更何况，如此狂欢，还是宜于蚕事的呢!戴荠菜花

清末民初的文化与教育教学反思 第7篇

摘要：时代的变动和进化史观的传播，致使清末民初的史学进入新史学时期近代史学的确立期 ) 。为适应新式学堂蓬勃发展和传播历史知识的需要，一批具有新的编撰体例和指导思想的历史教科书开始成为新史学时期绚丽的风景。本文旨在揭示历史教科书在指导思想和编纂方面的特点，希望能引起学界对此关注和研究。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指导思想;进化史观;编纂特点

戊戌变法前，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权基本上操持在西方传教士手中。他们编撰的教科书存在很多问题，当时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些译著“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因此呼吁“速自译编”各种教科书，或“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改订” [1] 。屠寄也竭力争取教科书的编撰权：“国民教育，以本国之伦理、语言、文字、地理、历史、宗教及法制经济为精神。此类教科书，必有本国学术家苦心斟酌编订，方为适用。” [2] 但是，由于当时封建教育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呼声被时代淹没了。

戊戌变法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在“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蓬勃发展。戊戌变法时期，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社会学术不断地传播到中国，在新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史学界着手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普及新的历史观，适应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编写教科书的缘起同封建教育制度的改革，关系十分密切。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在清末社会转型时期，国人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价值观、社会观，培养新型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新式学堂是一条直接的通道。清政府于1902年和1903年二次改革学制，规定以西方的教育制度为蓝本，废科举，设学堂。随着学堂的开设，教学课程相应改革，历史学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钦定学堂章程》规定：“由大学以至小学、蒙学无不有史学一门。”为培养新式学堂学生的需要，有必要编撰新式历史教科书。

一、编撰的指导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晚清社会中一部分人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和失落感，一部分人醉心西学，成了“全盘西化”的鼓手。他们指出：“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 ・・・・・ 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 尚 。” [3] 清末崇洋心理颇盛行， 1903 年 4 月 17 日《大公报》就有当时青年人崇洋心理的描述：“他们看着外国事，无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的，所以学外国人唯恐 不象 。”甚至一些醉心欧化的人要求取消中国的语言文字，改用“万国新语”。面对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要想振作民族精神，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借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民族精神论》一文说：“民族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 [4] 章 太炎也认为 ，一些醉心欧化的人所以缺少爱国心，主要在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抑制的。” [5] 由此可见，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正是为了回应清末社会文化界出现的这种面对西方冲击而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激励国人的爱国心和民族气节的重要载体。

在西方 “ 列强的压迫下，痛感中华民族 “ 生存危机 ” 的严重，逼使旧营垒中人不能不痛心疾首地对既有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作历史的回溯和深刻的解剖，许多有识之士都不谋而合地把编著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探路开道所必须做的 “ 清理 ” 工作。 1902 年 9 月，柳诒 徵 出版了《历代史略》六卷。时年 23 岁的柳诒微，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 纂 之职，据日人那 珂 通 世 的《支那通史》 ( 卷四至宋代止 ) ， 增辑元 、明两卷，汇编为《历代史略》。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就是《历代史略》，学生有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等，史学史专家曾誉之为 “ 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 ”

清末一些进步学者编写教科书重要指导思想就是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以“史教救国”的目的。在这中间，商务印刷馆网罗了一批学者从事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如 蔡元培、蒋维乔、吴丹初等人。 1903 年商务 印刷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 中说：“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 世 ，欲求自存， 不 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 髫 年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谨明于盛衰存亡之故也。” [6] 编者把“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培养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同当时“爱国”、“存学”的时代潮流是一致的。湖南留日学生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目的是为了彰显民族主义，陶铸国魂。他在《中国历史出世辞》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于十九世纪西洋反动时代和活动时代。”并在《附录》中指出：“痛国家之脔革，愤种族之犬羊，忾然创办东新译社，就我国之性质上习惯上编辑中学校各种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 坚 确不拔之宗旨。” [7] 曾 著出版 后，学界对其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如 1903 年，《浙江潮》第七期“绍介新著”专栏说：“ 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 ・・・・・ 横阳翼天氏痛之，特编中国历史一种。其上卷于今年初夏出版，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国民 国民 ，不可不急读。” [8] 1904 年，夏 曾佑著《中国古代史》 ，也把自己对民族前途的关心融进史著中。他说：“智莫大于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以为推而已也。・ ・・・・・ 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其夷险，又不能不 亟 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是必有一书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 [9] 夏曾佑说的“目前所食之果”，指的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面对危机现状，从历史中探讨造成民族危机深重的原因，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思考民族的前途，成为其著史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正是他确立“足以供社会之需”的宗旨，才可以写出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

1905 年 1 、2 月间，由邓实、黄杰、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他们编撰历史教科书也以提高民族自尊自信为目的，注重乡土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知识性和时代性的统一，获得了社会的良好评价：“本会所编乡土教科书出版后，颇受海内教育家之称许，以为书之图画文字引证，皆具有精神特色，最足以助长儿童爱乡爱国之心，为效至巨。故公私学校采用至夥” [10] 。

由上可知，这批新的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与传统士大夫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有着新的知识结构、视野开阔而富有激情，他们将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与爱国、爱家紧密联系起来，因而能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教科书。

二、进化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

封建时代的史家往往把历史现象和本质对立和分割开来，不懂也不可能从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中去考察问题，不能透过历史现象抓住它的本质。因此他们研究历史只能做到：一是“考其得失，以为龟鉴”的“资治”;一是“微言大义，惩恶劝善”的“垂训”。这二种方法都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1899年，王国维首先批判了封建史学“殆无系统”的弊病，他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知识，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 殆 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 [11]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明确提出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区别：“前者史学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 牒 。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

封建史家孤立地研究历史的方法、内容已不能适应新史学思潮的需要。因此，以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来考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就显得十分必要。绝大多数中国历史教科书运用进化论，来批判和改造封建旧史，探索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和社会进化的轨迹。如《普通新历史》的“凡例”强调：在“我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之时，“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意内国数十朝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众警醒 振 拔之标准。”因此，其书即以中国历史为标准，并且按照社会政治的变化，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代：“唐虞以前记载未盛，概谓之太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为封建时代”;“自秦以后至今(清)二千余年为郡县时代” [12] 。以此表明中国历史的进化。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他强调编写历史要重视进化因果关系。他明确指出撰写历史要“调查历代国民全部运动进化之大势，摘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之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 [13] 这比以往的历史撰述以帝王将相为研究对象，忽视人民的作用，无疑是一大进步。

陈 庆年著 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3-1904年)，以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为指导，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是与外部世界相互联系的，历史发展的本身存在因果关系。他编辑《中国历史教科书》，运用进化论观点，把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代：一是由 太古至秦统一 的上古期，“此时代汉族势力日渐增进，与塞外诸族时有竞争，故名之曰汉族增势之时代;”二是由秦统一 至唐亡的 中古期，凡千百年间，由于“汉族在秦汉时代实凌压塞外诸族，虽五胡十六国之际，尚能与之 颉颃 ，及隋唐之际又大拓版图，故名之曰汉族盛世时代;”三是自 五代至明的近古期， 此时代 “汉族势微，塞外诸族次第得势，”尤其是“蒙古势力极盛，其于世界命运一切事变，彼等盖居其主位者也，故名之曰蒙古族最盛时代;”四是自清建国后的三百年的近世期，因欧洲势力东渐，“故名之曰西力东渐时代。” [14]

夏曾佑著的《中国古代史》(1904-1906)，是运用进化论和因果律分析中国历史的最有影响的历史教科书。此书历经五十年一直被史学界所推崇，1933年商务 印刷馆把它 列入《大学丛书》再版。这部书之所以受到史学界和出版界的高度重视，同夏曾佑娴熟地运用进化论，高度概括中国历史的总趋势，系统地划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夏曾佑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情况，认为“中国五千年之历史，以战国为古今之大界”，这是对中国古代史的总体划分。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况，他又结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当时考古学的成就，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自传说时代至周末，为上古之 世 ;自秦至唐，为中古之 世 ;自 宋至今 ，为近古之 世 。并将三大时期“细分之为七小时代”：即太古三代的传疑时代;周中叶至战国的化成时代;秦至三国的极盛时代;晋至隋的中 衰时代 ; 唐为复盛 时代;五季宋元明为退化时代;清 为更化时代 。夏曾佑上述对历史的分期，是依据历史的进化和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来划分的，虽然并没有真正找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确是近代史学史上首先提出的崭新的见解，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15]

综上所述，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开始注意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反映历史发展的进化情况，表明中国历史教科书已经冲破传统史学的藩篱，具有创新意义。

三 、历史教科书编撰上的特点

周朝民先生把二十世纪初 年历史 教科书编撰上的特点概括为：“文不繁，事不散，义不 隘 。” [16] 这确是对这一时期历史教科书编撰的非常有见识的总结。历史教科书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新史学思潮的要求，在学制改革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编纂者确立编写原则时，既要贯通古今，顾及历史发展的系统，又要能表达历史进化的观点，同时还要便于传播历史知识，培养国人的爱国热情。基于此，历史教科书必须文笔简洁，叙事集中而有条理，这样才便于学堂教学，和国人获取历史知识的需要。

章节体历史教科书是在新史学思潮 勃 兴的时代条件下出现的。新史学思潮要求表达历史进化的情况，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据往事以知来”。新的历史观点，新的历史内容，需要有新的形式来表现它。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开头几节是“史学之要”、“地理”、“人种”、“历史源流”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在新形势下史学研究的新课题。因此，要叙述过去封建史家所没有接触的新内容、新问题，在编撰方法上不摆脱旧的编年体、纪传纪事本末体是不行的。夏曾佑将西方输入的分章叙述的方法，和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创新的目的。《中国古代史》按篇、章、节叙述， 同时又寓含以 大事为纲的特点。刘师培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用章节体叙述中国历史的杰作，作者在“凡例”中表示：“其用意与旧史稍 殊 。其注意之处，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 [17] 关注的重心，由旧史的王朝政治，治乱兴衰，转到对政治、民族、学术、文化等关系整个历史发展进化的探索。

传统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大多网罗繁富，卷帙浩繁，用于教学是不切实际的。司马光曾说过：“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 第 ，毕生不暇举其大略。”纪传体不适宜教学，编年体同样卷帙浩繁，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例，它 上起韩 、赵、魏三家分晋 ，下迄五代后周政权的灭亡，把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按年代编成 294卷，可谓篇幅浩繁，用于教学也不适宜。因此，编写能够贯通今古，文笔简洁，叙事有条理，反映历史发展进化的教科书，成为二十世纪初历史编撰学不断前进的目标。夏曾佑编撰《中国古代史》的要求是“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 陈庆年在 《中国历史教科书》“序”中明确指出：“历史之学，其文不繁，其事不散，其义不 隘 ，而后足以为教。三者 一 不备焉，皆无当也。” [18] 陈氏之言，比较精到地概括出历史教科书编撰的特点。

所谓的“文不繁”，是指新式教科书在内容安排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符合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体现了科学的现代教育规律。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提供给大、中、小学堂的教学用书，凡编著的深浅程度，都 按教授 的对象而定，每章节的篇幅适宜，文字晓畅明白。如国学保存会在“编辑国学教科书出版广告”中写到：“本会所编教科书皆就国学之一面着手，盖以吾国学术历五千年，浩瀚渊博，典籍浩如烟海，学人苦无门径，每兴望洋之叹。非荟萃群籍，提要钩元，折衷至当，重行编辑，不足以发扬国学之精粹，而合学堂教学之用。” [19] 刘师培也指出：“读中国史书有二难：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记事多相 歧 ;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记事多相袭。中国廿四史即不合于教科，《通鉴》、《通典》、《通考》亦卷 繁多，而今日所出之历史教科书，复简略而不适于用。欲治中国史，非编 一 繁简适当之中国历史莫由。” [20] 他首次根据课时和学时来编排教学内容，使之容易传授和学习。他还受西洋历史编撰学的启发，批判中国古代史书不分时代，杂乱无章。他在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时，吸取西洋历史编撰学的优点，以时间为经， 以事类为 纬，重点论述了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大势，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等内容。夏曾佑著的《中国古代史》“荟萃群籍”，参考几百种传统典籍，用进化史观对中国历史演进作了别开生面的叙述，全书 30万字，对近三千年的历史“提要钩元”，可谓“文简于古人”。

所谓“事不散”、“义不隘”，是指历史教科书叙事集中有条理，重视用进化史观和因果律探索历史发展进化的规律。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叙事脉络分明，以大事为纲结构全篇。作者说，文字虽繁，以关乎皇室、关乎民族、关乎社会风俗三者为纲，属于此三者的大事则详，“如与所举大事无关，皆不见于书”。

历史教科书体裁新辟，文字浅显，叙事集中而 有统系 ，故刊行后受到读者一致好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出版后，读者认为“使人有心 开目朗之 感”，“上下千古，了然在目。”学界要求再版，直到1934年商务印刷馆第9次印行并改名《中国古代史》，列为“大学丛书”之一。 横阳翼天氏 《中国历史》上卷出版后，被誉为“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历史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 [21] 陈庆年的 《中国历史教科书》刚成书，就被友人索去，在浙东一带广为传抄，出版后又风行于时，在民国初年由商务印刷馆重订再版，定为中学历史教科书。

综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不仅数量日益众多，而且种类繁复，除了一般的中外通史著作，还出现了乡土历史和时务掌故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的编印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满足了新式学堂对历史教科书的需要;其次，它也是用新观点、新体裁编写中国历史的尝试，将历史从帝王的庙堂中解放出来，为普及教育与发扬爱国主义思想服务。总之，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不仅促进了中国历史编撰学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而且而且 以史教救国，迅速成为清末社会各阶级“教育救国”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起了救亡图存的舆论先导作用。

[1] 张元济 . 答友人问 学堂事书 . 张元济诗文 [M]. 北京： . 商务印刷馆， 1986,172.

[2] 屠寄 . 中国地理学教科书・凡例 .[M]. 北京：商务印刷馆 ,1905,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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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曾鲲化 . 中国历史 . 附录 [M]. 长沙：东新译社 ,19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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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899 年，王国维为樊炳清译《东洋史要》“序”所述。

[12] 普通书室 . 普通新历史 . 凡例 .

[13] 曾鲲化 . 中国历史 . 附录 .[M] . 长沙：东新译社 ,1903.

[14] 陈庆年 . 中国历史教科书 . 总论 [M].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04 。

[15] 夏曾佑 . 中国古代史・叙 [M].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33 。

[16] 周朝民 . 戊戌变法后的历史教科书编撰 [J]. 史学史研究 ,1983,4,73.

[17] 刘师培 . 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 .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07.

[18] 陈庆年 . 中国历史教科书 . 序 [M].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04 。

[19] 陈庆年 . 湖北乡土地理教科书 [M]. 国学保存会 1907 年版后 附广告 .

[20] 刘师培 . 中国历史教科书 . 凡例 .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07.

清末民初的文化与教育教学反思 第8篇

一、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盛行的文化背景

在中国传统文学视域下, 侦探公案类小说是非主流文学的代表, 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文学家都视侦探公案类小说为非正统文学, 因此, 侦探公案类小说在中国一直是遭受歧视或被忽视的文体[2]63。晚清时期, 外国小说在我国翻译家的积极译介之下, 开始大量融入中国, 西方的学说以及相对应的文学创作技巧, 对国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西方侦探小说也就在此期间开始传入中国, 其之所以能够冲破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桎梏, 在近代文学历史上独领风骚, 与当时的文化大环境密切相关。

西方侦探小说引入中国, 在本质上是中西文化融合与交流的体现。清朝初期, 李之藻、徐光启等人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之下, 已经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性, 并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积极努力。但当时清政府将“西学”视为“奇技淫巧”, 国人以“天朝上国”自诩, 也不愿意去接触“西学”。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 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 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 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落后的事实。由此, 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 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进而有了“洋务运动”。但“西学”对于中国的影响显然不仅仅于此。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 使得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 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 还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以推动政治变革为目的的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相继爆发, 昭示着中国不仅仅要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学习西方, 还要在教育、经济、文学等方面发挥“西学”的作用。1902年, 梁启超提出:“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 必自新小说始。”由此, 近代小说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把小说视为“改良政治”的良药。而侦探小说, 既有内容新奇特点, 又有启迪民智的作用。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中国文人不再刻意去排斥侦探小说, 一些翻译家开始大量翻译侦探小说, 以顺应当时社会改良的文化需求。

二、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译介的特点

侦探小说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大体上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在我国传统的文体中, 根本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侦探小说这种类型,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学中没有类似的体裁, 中国古代有公案小说。在大多数学者看来,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虽然都是以案件的侦破与审理作为核心内容, 但二者无论在文体结构还是叙事方式上, 都有较大差别, 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形式。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 清末民初翻译界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 不仅仅是内容方面的翻译, 还涉及对侦探小说这种文体的引入和移植[3]108。具体来看, 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翻译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色。

1. 以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翻译为主。

1896年, 张坤德完成了对柯南·道尔四篇侦探小说的翻译, 并将其发表在《时务报》上, 这是清末民初时期所能考证的最早外国侦探小说。自刊登外国侦探小说之后, 《时务报》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对于当时该报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 梁启超曾做如此描述:“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这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热衷, 可以看出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从时间跨度上来看, 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1907年为界, 1907年以前为第一阶段, 此阶段为西方侦探小说翻译的初期;1907年以后, 直至民国初年, 是西方侦探小说翻译的高峰期。具体来看, 在西方侦探小说翻译的初期, 翻译家们主要翻译的是柯南·道尔所著的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因为当时柯南·道尔被视为英国一流的作家, 其作品大多数为侦探小说, 在英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颇具影响力。1901年, 黄鼎、张在新翻译了柯南·道尔的七篇侦探小说, 并将其编入《泰西说部丛书之一》, 于当年公开出版。1902年, 文明书局出版了《续译华生包探案》, 其中包含了多篇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1903年,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补译华生包探案》也正式问世, 其中以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为主。1904年, 由周桂笙、奚若出版的《福尔摩斯再生案》中, 收录了他们二人翻译的13篇西方侦探小说, 其中柯南·道尔的作品占据半数。1906年, 新民丛报编印了《最新侦探案汇刊》, 其中翻译了四篇西方侦探小说, 有一篇为柯南·道尔的作品。至于散见于其他杂志或报刊的西方侦探小说更是不胜枚举。但由于当时译者与译者之间、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 加上利益的推动, 使得大量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重复出现, 以柯南·道尔《A Study in Scarlet》为例, 这篇小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 就有奚若、黄人、林纾、周瘦鹃、陈彦等译者对其进行了翻译, 并出版在多本译著之中[4]244。这些译本所述内容基本一致, 但翻译质量却良莠不齐。当时这种西方侦探小说重复翻译的乱象,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2. 翻译速度快, 翻译作品数量众多。

到了1907年, 译者们在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的过程中, 选材开始丰富了起来, 除了翻译柯南·道尔的作品之外, 还大量翻译其他国家的侦探小说。比如法国侦探小说家鲍福、埃米尔·加博里奥、伯格贝, 日本侦探小说家黑岩泪香, 美国侦探小说家劳伦斯·林吉、乔治·麦沃特斯等的侦探小说, 都在1907年以后被大量翻译并引入中国。可以说, 1907年到新文化运动期间, 国内侦探小说的翻译达到了顶峰期, 与西方侦探小说翻译的第一个阶段相比, 呈现出了翻译速度快、几乎与原作的出版同步的新特点。在这之前, 由于国内翻译水平有限, 很多欧美国家的侦探小说都是由日文翻译过来的。而在此时期, 译者们直接以原著为蓝本进行翻译, 翻译步伐比日本还要快。有学者评论道:“在这个特殊的文艺领域里基本与世界文学潮流同步。”同时, 法国著名侦探小说家玛丽瑟·勒勃朗所著的以侠盗亚森罗苹为主角的系列侦探小说, 经国内译者翻译引入之后, 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亚森罗苹热”。此时期, 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队伍十分庞大, 所翻译的侦探小说作品占据了当时翻译小说的大部分, 据后来的史料考证, 此时期一共出现了近千部翻译小说, 而侦探小说就有500多部, 这也证明了当时文学界和翻译界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热衷。

3. 积极引入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

著名翻译家周桂笙曾经指出:“读中国小说, 如游西式花园, 一入门, 则园中全景, 尽在目前矣;读外国小说, 如游中国名园, 非逼历其境, 不能领略个中况味也。”这反映了中国小说表现手法与西方小说表现手法在本质上的差异。我国传统小说一般都先定宗旨, 让人阅读之时, 只要读其精华, 明其宗旨, 便能预料全书所述之事迹[5]179。但西方小说不同, 其情节曲折,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摸不清头脑, 直到全文阅读结束之时, 才能知晓结局。因此, 清末民初的译者翻译西方侦探小说, 也积极将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引入中国。比如周桂笙在翻译侦探小说《毒蛇圈》时, 他如此描述道:“起笔处即就父女问答之辞, 凭空落墨, 恍如奇峰突兀, 从天外飞来。虽然, 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爰照译之, 以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 幸弗以不健全讥之。”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 周桂笙对西方侦探小说的表现手法给予了高度赞赏。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的引入, 直接挑战着我国传统小说中以平铺直叙为主的叙事方式, 对于中国当时的小说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译介的历史价值

清末民初是我国翻译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 此时期大量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 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从目的性上来看, 此时期的小说翻译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大众教化与治国救国的任务。但站在文学的角度来看, 此时期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给当时寂寥的我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气象。一方面, 通过大量的西方侦探小说翻译, 使得国内文学界歧视、排斥侦探小说的现象有所改观, 特别是当时翻译界许多知名的翻译家如林纾、吴趼人、周瘦鹃等都积极参与到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之中, 使得文学界开始接受侦探小说这种文体, 并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展开研究。另一方面, 正是以周桂笙为代表的翻译家们在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的过程中积极引入、推介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 使得清末民初的很多小说家在创作活动中往往尝试改变以往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 代之以突兀起笔和悲剧结尾, 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也直接推动了中国此时期的文学发展。基于此, 总体来看, 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与引入这一文化现象, 是很值得肯定和研究的。

摘要：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 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 给当时寂寥的我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气象。本文分析了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盛行的文化背景, 考察分析了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译介的特点及其史学价值。

关键词：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翻译,引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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