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介入模式范文（精选6篇）
危机介入模式 第1篇
危机介入模式的内容及特点
1、危机介入模式的内容
(1)危机的定义。危机是指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受到意外危险事件的破坏而产生的身心混乱的状态。危机介入模式就是针对服务对象的危机状态而开展的调适和治疗的工作方法。危机通常可以分为两类：成长危机，即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面对不同的任务而产生的危机;情境危机，即因生活情境的突然改变而引发的危机。
(2)危机的发展阶段。危机发生、应对、危机解决、恢复期。危机产生之后，服务对象的身心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经过调适和治疗就会形成新和身心平衡状态。
(3)危机介入的基本原则。第一，及时处理。尽可能减少对服务对象及其周围基他人的害，抓住有利的可改变的时机。第三，限定目标。危机介入的首要目标是以危机的调适和治疗为中心，尽可能降低危机造成的危害。避免不良影响的扩大。第三，输入希望。调动服务对象改变的愿望。第四，提供支持。社会工作者需要充分利用服务对象自身拥有的击围他人的资源，为服务对象提供必要的支持。第五，恢复自尊。危机的发生通常导致服务对象身心的混乱，使服务对象的自尊感下降。第六，培养自主能力。整个危机介入过程就是社会工作者帮助服务对象增强自主能力面对和克服危机的过程。
2、危机介入模式的特点
第一，迅速了解服务对象的主要问题。社会工作者需要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服务对象最近的生活状况上，采用开放式的提问方式帮助对服务对象整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第二，迅整作出危险性判。社会工作者需要对服务对象采取破坏行为的可能性和危险程度进行评估，以便给予及时的介入和治疗。
第三，有效稳定服务对象的情结绪，与服务对象建立信任的合作关系。
第四，积极协助服务对象解决当前问题。协助服务对象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并制度以解决当前问题为主要目标的介入计划。
危机介入模式 第2篇
魏雁滨 陶兆铭
摘要：香港青少年服务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制度化，迄今已有 30 多年。除了服务性质趋向全面、服务对象不断扩充、工作手法各式各样之外，介入模式更从偏重辅导与治疗，慢慢转为兼重青少年发展与充权，为此，我们尝试讨论并寻找到这三种青年工作模式的特点、及其与香港青少年服务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青少年服务；青少年工作模式；青少年发展
青少年是社会宝贵的资产，也是构建和谐与进步的社会的新生力量。青少年发挥着承先启后的功能：
一方面继承社会的文化、价值、信念和理想；另一方面以新视角、新思维为社会开创新局面。因此，如何帮助青少年在急速转变的社会中有良好的适应及正面的发展，以至积极装备自己为社会作出贡献，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社会由此就会产生一个重要领域：青少年服务，就是要协助青少年满足其生理、心理、社交、家庭生活、培训及闲暇的需要、协助他们解决问题，以及发挥他们的潜能。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历史已逾一百年，但于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制度化，迄今已有三十多年。本文尝试介绍青年工作的三种介入模式，并以此视角探讨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
一、香港青少年服务的演进
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香港依靠大量中国内地移民所提供的劳动力和资本，慢慢发展成为一个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城市。但当时社会环境并不理想，物质还是相当匮乏，不少儿童及青少年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而有一些志愿团体为青少年及他们的家庭提供食物、住房、基础教育、技能训练及娱乐等服务（Newbery，2007）。1966 及 1967 年发生的社会**事件令政府及公众担心青少年对政府的不满会危害社会安定，因而社会开始关注青少年并为之提供普及教育和各种青少年服务（Hong Kong Government，1965）。加上当时有研究指出：香港青少年犯罪的成因之一为其因缺乏家庭及学校的培育而转向与群党从事非法活动以获取成功感及认同感（Ng，1975）。因此，香港政府于 1971 年开始实行小学免费教育，更于 1974 年就推广至实行九年免费教育；同时，政府亦将青少年服务纳入正轨，自此一直在经费上资助非政府机构开展相关服务。当时的青少年服务以个人辅导服务为主，通过提供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及外展社会工作服务以协助青少年解决个人在家庭、学校及社会遇到的问题，从而减少与预防他们违法及反社会的行为（Government Secretariat，1977），同时开设儿童及青少年中心提供有益身心的兴趣小组、康体活动、领袖培训及义工服务以提升其人格修养、社交能力及公民意识，帮助及鼓励他们成为成熟而负责任的良好市民（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1980）。另外，香港政府于 1990 年成立“青年事务委员会”，由专业人士、学者及青年工作者组成，目的是为青少年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见。青年事务委员会于 1993 年发表《青年约章》，在社会上颇有影
响。之后，青少年服务稳步发展，以学校社会工作为例，政府由最初一名社工对 4000 名学生的人数比例增加至现在每一间中学都有一位驻校社工。再者，政府于 1992 年初成立了一个“儿童及青少年中心服务检讨工作小组”，以总结与反思儿童及青少年中心的发展。其后该工作小组发表报告，建议将儿童及青少年中心、学校社会工作队及外展社会工作队重组为“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以避免服务分割、重复及缺乏弹性（Working Party on Review of Children and Youth Center Services，1994）。
目前，香港青少年服务主要由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儿童及青少年中心、学校社会工作队及外展社会工作队提供（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2010）。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以满足青少年各方面的需要。该中心整合各种资源，采用多元化的服务模式及手法提供了大量的辅导、支援、社教化及培养社会责任及发展潜能的活动。儿童及青少年中心以鼓励儿童及青少年参与有意义的活动来以促进他们的个人发展为宗旨，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目的则是帮助那些在个人、家庭、人际关系及学校适应等方面出现困难的学生，使他们能够把握学习机会，发挥潜能，及加强他们与家庭、学校及社区的联系。外展社会工作服务队提供的是通过外展手法接触较少参与传统青少年中心活动、且容易受不良影响的青少年，为他们提供辅导与指引，该服务由 2001 年开始增设深宵外展服务，且该服务的社工配备车辆及流动电话，为深夜在外流浪而有服务需要的青少年提供援助。除了以上四种服务之外，社会福利署及非政府机构还为残障青少年提供日间训练与职业辅导服务、住宿服务及社区支援服务等，使他们能融入社会；同时，也通过社区为本的康复服务及院舍服务，协助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成为奉公守法的市民（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2010）。
从上述的回顾可以看出：香港青少年服务相当全面，如果以服务性质划分可分为补教性、发展性及预防性服务；以服务对象分类则包括为学生、为一般青少年、为高危青少年、为残障青少年、以及为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提供的服务；若以工作手法分类则包括个案、小组、家庭、学校及社区，而本文提出以介入模式（intervention model）来分析及评估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与现状。原因在于介入模式不但考虑青少年的实际需要，更从较高层次的价值观及理论体系出发，还借鉴了实证科学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一整套操作实务，为青少年工作者提供行动方向、目标、手法和技巧方面的指引（Edginton, Kowalski, &Randall, 2005），可谓理论与实际并重。
二、青少年服务的三种介入模式
（一）辅导及治疗模式
辅导及治疗模式来源于西方精神病学、心理学及辅导学。这个模式主要帮助因精神健康、情绪、行为及关系问题而对其生活及成长产生负面影响的青少年，目的是找出这些问题的起因及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Lee, 2005）。辅导及治疗模式包括了心理社会治疗模式（psychosocial therapy model）、问题解决模式（problem-solving model）、行为矫正模式（behavior-modification）、以及危机介入模式（crisis-intervention model）等等（Butrym , 1976）。一般来说，辅导及治疗模式是以个别青少年及处理问题为本的。除了个案工作之外，社会工作者也运用不同的辅导及心理治疗方法为青少年提供小组及家庭辅导。
（二）发展模式
相对于辅导及治疗模式，发展模式强调青少年工作的目标不单是减少或预防问题的发生，而是着重青少年的全人发展，帮助他们茁壮成长，使他们能准备就绪以成为有贡献的成年人（Hamilton, Hamilton &Pittman, 2004;Pittman, Irby & Ferber, 2001）。社会工作者为青少年设计及提供全面的培训计划以培育青少年的发展资产（developmental assets），包括促进与他人联系、提升抗逆能力、促进社交能力、情绪效能、认知能力、行为效能、道德效能、培养自决能力、提高自我效能感、订立明确及正面的身份认同、建立目标和抉择能力、认可正面行为、加强亲社会行为及助长亲社会规范等（魏雁滨，2009;Cheung&Ngai, 2004）。由此可见，正面发展模式是以青少年发展为本的。
（三）充权模式
除了发展模式，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及前线工作者主张以充权模式制订青少年政策及提供青少年服务（Ngai, 2006;To, 2007, 2009）。与发展模式一致，充权模式认为每一个青少年是有成长和改变的能力，但前者却忽略了现存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如何剥削和压制了青少年的发展，特别是资源匮乏的一群（赵维生，1999）。充权模式主张与青少年建立一个伙伴关系，协助他们发展潜能、保护自己的权益、争取应得的资源、倡议政策的改变，最终目的便是共同建构一个有利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因此其核心理念是以改变所有青少年（尤其是弱势者）身处的社会环境为本（魏雁滨，2009）。
以上三种模式的核心理念、目标及介入取向虽有不同，但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换言之，关注青少年的个人问题，不代表会忽略他们的发展需要及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三种模式对构建和谐与进步的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谓缺一不可。要知道，不论是青少年的个人问题、他们普遍的成长需要，还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均会令青少年在生活上和成长上面对不同程度的压力和危机。若这些压力和危机未能得到有效的疏解，长此下去，便会令青少年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因而导致反社会行为的出现，以致危害社会的稳定。此外，当青少年被困在问题与不利的环境之中，他们的人力、社会及文化资本便得不到有效的培育与发挥，因而窒碍了其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发展。再者，青少年的活力与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若在制订社会政策和筹划社会服务时多吸纳青少年的意见，则相关政策与社会服务便能更紧贴时代的脉搏、也得到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对社会改革有长远的裨益。
如前文所述，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制度化迄今已有三十多年，政府及民间社会福利机构一直携手合作以不同的介入模式回应青少年的问题及需要，以下将从介入模式分析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
三、从介入模式分析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
香港青少年服务从着重提供个人辅导与治疗，发展至今日这种通过不同的介入模式协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状况，反映了香港青少年服务发展的多元化及全面化。值得留意的是，不同的介入模式在香港青少年服务发展的历程中并不是此消彼长的，而是每一种介入模式皆是青少年服务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从辅导及治疗模式来分析
辅导及治疗模式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是香港青少年服务模式的主导，这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个案工作一直是学校社会工作及外展社会工作最主要的服务范畴。正因这两种服务以个案工作为主，一线工作者不断应用及改良各种辅导及心理治疗方法以帮助困惑在不同问题中的青少年，这从青少年服务机构所出版探讨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及个案工作介入手法的书籍可见一斑。（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学校社工组，1993；香港明爱学校社会工作服务，2002）。除了个案工作外，小组辅导亦是青少年工作者常用的介入策略（Ngai, 2004）。另一方面该模式也可以处理问题为本开展青少年服务，这说是当社会上出现新的青少年问题，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便会合作研究及开展新的服务以协助受这个问题影响的青少年（Lee, 2005）。举例来说，近年滥用青少年精神药物的问题备受关注，政府便资助七间社会福利机构设立滥用精神药物辅导中心以回应这个问题（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10, To & Chan, 2009）。
（二）从发展模式来分析
尽管学校社工及外展社工都倾向把个案工作当成最重要的服务范畴，但他们也有筹办一些小组及大型活动来预防青少年问题的出现及促进青少年的心理、智能、社交等方面的正面发展，而儿童及青少年中心和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更是以青少年的全人发展及正面发展为主要服务目标，通过设计、提供不同的培训计划以协助青少年健康成长。事实上，研究显示了青少年参加这些活动后能发挥潜能、关心社会、支持社群融和、明白其公民责任等（Ngai& Cheung, 1999）。由此可见，发展模式明显以较宏观的角度看待青少年的成长，着重培育青少年的潜能发展，因而越来越受到重视。当前，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拨款四亿港元，与教育局及社会福利署协办一项为期四年的“共创成长路”青少年培育计划，这个计划便是引用了发展介入模式（石丹理、马庆强，2007）。
（三）从充权模式来分析
相对于辅导及治疗模式与发展模式，在香港以充权模式提供青少年服务仍属起步阶段。虽然越来越多一线工作者运用充权模式服务青少年，尤其是处于弱势者如新来港人士及女性等（香港中华基督教会，2002），但大部分属试验性质及较小规模。不过，有研究显示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及外展社会工作服务虽以个案工作为主，但仍能借着不同方法实践充权，包括：个人层面———令青少年重新肯定自己的能力以面对生活挑战及争取其权益；人际层面———与青少年身边的重要人物合作以维护他们的权利及社会公义；学校及社区层面———与青少年一起倡议改善学校政策与社区环境、以及动员社区资源以促进青少年的发展；制度层面———在教育界及青少年服务界扮演倡导者角色（Ngai, 2006, To, 2007, 2009）。
这三种介入模式对构建和谐及进步的社会起着重要的功能。前文提及香港社会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较快发展，在这个阶段，如果社会问题丛生，**频繁，便会令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当时的青少年文化水平不高，但精力充沛，活动力强，往往成为犯罪及反社会行为的主力军。面对这种情况，严刑苛法并不能解决问题，也许会激起他们更大的反抗，而聆听他们的需要、协助他们渡过困境才是有效之策。当时香港政府通过提供普及教育与青少年服务，大大抑制了青少年对社会不满的现象，并帮助他们积极装备自己投入社会，令社会渐趋和谐与进步。
然而，只靠提供补救性及预防性的青少年服务以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并不足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因经济起飞而发展为一个制造业中心，其后又发展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社会对人才非常渴求，同时亦需培训有能力、有干劲及有承担的下一代接班人，加上全球化及经济转型的时代趋势，香港需要大量优秀人才以开拓新的发展方向，因此培育青少年成为杰出领袖，协助他们积极装备自己、发挥潜能、对社会承担及具备国际视野的时代责任可谓刻不容缓（Ngai, Ngai&To, 2007），而能帮助青少年解决问题并不等于能令他们有足够的准备为社会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所以，青少年服务须从个人及问题取向扩充至以所有青少年及发展为本，这也是发展模式的要旨。
再者，即使香港社会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趋繁荣，但是仍然有一群处于弱势的青少年受到社会不同方面的排斥，他们作为公民的权益亦未受到足够的保护。来自低收入家庭者、失业者、新来港人士、学习困难者、身体残障者及有精神健康问题的青少年往往未能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去改变他们的命运，社会标签亦令他们出现偏差的自我认同。充权模式的青少年服务正是回应这些青少年的需要。一个和谐与进步的社会不单能促进经济发展，更须维护社会公义，鼓励社会共融，这也是香港青少年服务继续发展的方向。
（四）三种介入模式与青少年服务发展的关系
如上所述，这三种介入模式有着不同的要旨，因此其介入目标也有所不同。它们分别着重协助青少年解决个人问题、培育青少年发展潜能、以及与青少年一起谛造有利成长的社会环境，所以总体而言三者在构建和谐及进步的社会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前文提及三种介入模式对构建和谐与进步的社会同样重要，而近年来，备受重视的充权模式更能补充辅导及治疗模式与发展模式的不足之处，尤以如何提升青少年在个案服务及发展性活动的参与程度为甚。首先，传统的辅导及治疗模式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含着一种假设，就是视青少年为有问题者，而服务提供者则拥有专业知识和能力帮助青少年解决其问题。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容易令一线工作者忽略青少年对自身处境的理解及其持有的内在与外在资源（To, 2007）。透过引入充权模式的个案服务，社会工作者能提升青少年在接触阶段、需要界定阶段、介入阶段及结束阶段的参与，并在此过程中与青少年一起发掘其强处，以及确认其解决问题、满足需要、自我成长及面对周遭环境的能力（Lee & Charm, 2002;Ngai, Cheung, Ngai, 2007）。
另外，充权模式与发展模式均重视青少年的全人成长（holistic growth），同时也致力鼓励青少年参与社区服务，关心社会。然而，充权模式认为青少年不单是参与活动者，更可以与志同道合的朋辈一起筹划、设计与举行不同种类的活动。事实上，互助小组及自助组织在香港越来越流行（Ngai, Cheung, &Ngai, 2009），其着重提升青少年的社会资本、互相协助解决问题、以及建立社会网络来面对环境的急速变化。一线工作者也从活动或组织主导者慢慢变为促进者及辅助者，从而使青少年在活动过程中获得更大的益处（To,2007）。由此可见，充权模式的出现，提醒了运用其余两种介入模式的一线工作者增加青少年在个案、小组及活动过程中的参与，从而使青少年服务发展得更健康与更全面。
四、结语
危机介入模式 第3篇
1.1危机的界定。美国罗森塔尔认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构成严重威胁 , 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
危机是指个体的正常生活受到意外事件的破坏而产生的身心混乱的情景,从而产生的失衡状态。危机通常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成长危机,即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面对不同的任务而产生的危机 ;二是情境危机,即因生活情境的突然改变而引发的危机。
1.2危机的发展阶段。危机出现之后,个体身心会出现一系列的情绪和行为来应对现实。
一般认为,危机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危机发生。即案主身心处于极度紧张、沮丧、迷茫等状态,无法控制情绪及有效应对意外危险事件。二是危机应对。即寻找其它途径与方法解决面临的困难,这种方法可能是消极的逃避或破坏性行为。三是解决危机。在寻找途径与方法中,服务对象会形成解决方法,这需要专业者的引导,才能形成积极有效的新策略。四是恢复期。即经过调适与治疗,形成新的身心平衡状态
1.3 1946年,林德曼与卡普蓝合作,提出“危机调适”的概念,认为压力、紧张和情绪的调适与危机有紧密的关系。1974年,美国将危机介入模式正式列入社会服务的重要项目,并且在社会工作领域逐渐推广危机介入模式。
1.4危机介入的理论基础。危机介入模式以人格发展理论、自我心理学、学习理论、个体社会化理论为基础,发现不同危机对个体的影响。其中成长危机有一定的预知性和可防范性,但情景危机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需要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相结合,分析其无助感产生的环境因素,协助个体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1.5危机介入的原则
A. 及时处理。由于危机的意外性强、造成的危害性大,而且时间有限,需要社工及时接案、及时处理。
B. 限定目标。危机介入的首要目标是以危机的调适和治疗为中心,尽可能降低危机造成的危害,避免不良影响的扩大。只有把精力集中在目前有限的目标上,社会工作者才能与服务对象共同协商和处理面临的危机。
C. 输入希望。因为当危机发生之后,服务对象通常处于迷茫、无助、失去希望的状态,所以在危机中帮助服务对象的有效方法是给服务对象输入新的希望。
D. 提供支持。在帮助服务对象面对和处理危机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充分利用服务对象自身拥有的周围他人的资源,为服务对象提供必要的支持。
E. 恢复自尊。危机的发生通常导致服务对象身心的混乱,使服务对象的自尊感下降。社会工作者在着手解决服务对象的危机时,首先需要了解服务对象对自己的看法,帮助服务对象恢复自信。
F. 培养自主能力。危机是否能够解决最终取决于服务对象是否能够增强自主能力。整个危机介入过程就是社会工作者帮助服务对象增强自主能力面对和克服危机的过程。
2介入富士康过程分析
案例背景 :2010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广东深圳市台资企业富士康生产基地及生活园区内发生的一系列跳楼死亡或重伤事件。当地员工有40余万人,大多数死者的自杀动机或死亡原因未知,此次富士康事件具有聚焦性、紧迫性及破坏性,在极短的时间内一系列连跳事件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对自杀者家庭、外来青工群体、企业带来了巨大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时任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政府新闻发言人李平表示,从个体来看,这些员工大多属于“80后”和“90后”,思想观念不成熟,涉世不深,经历磨炼不够,心理比较脆弱,对情感纠纷、环境变化、工作生活压力调节能力不够 ;从企业来看,富士康集团40余万人处于相同年龄段的年轻员工聚集在一起,加上文化建设、企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容易使一些问题和情绪产生“叠加效应”;从社会层面看,这些员工远离家乡,缺乏亲人朋友的关心,社会服务关爱、支持援助不够,容易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
富士康连续坠楼事件,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涉及员工个体、企业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情况比较复杂。作为临床社会工作常用的工作方法,危机介入有着介入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事件发生后,深圳社工界响应政府号召,组成“深圳社工关爱富士康员工应急协调小组”,与工青妇、社区及政府其他部门工作人员一起,分赴龙华、观澜、大浪、松岗、石岩等街道富士康所属企业开展工作。
此次“富士康员工关爱”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员工访谈、发放工会申请表、个人评估、个案转介、护送员工返乡、对情况严重员工进行深度干预等。虽然带有强烈的政府维稳性质,但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社会工作专业发挥专业优势的平台,积累了一定的危机介入经验。
由于社工在倾听、访谈及沟通等方面具有专业优势,社工逐渐成为各工作组中的核心与主力,大量工作均交由社工处理和跟进,特别是个人评估、转介个案、护送员工返乡、深度干预情况较严重的员工等难点工作基本由社工承担。社工采取个案咨询与辅导及焦点小组等多种方法,运用尊重、同理心、提供支持等技巧进行介入。
首先,建立专业关系,评估服务对象需求。由于富士康员工众多,介入事由突然,因此采取特殊的工作模式。譬如在走廊上开展即时咨询,此举在紧急时刻排查了员工自杀倾向,通过社工的辅导,基本了解了富士康员工在工作、休闲、家庭、情感及社会关系方面的诸多需求,为进一步疏导工作和持续跟进奠定了基础。
其次,对服务对象需求进行分类介入。由于富士康员工大部分为“80后”及“90后”青工群体,其不仅需要在城市得到生存及发展机会,更需要在情感支持、休闲娱乐等方面得到关注,但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使其无所适从,产生的负面情绪无法排解时则会采取极端行为。对此,社会工作者链接企业及政府资源,进行分类支持,此举有效地将员工诉求得以表达,并形成书面性材料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再次,在企业责任承担方面。社工秉承专业价值,以相对客观的视角,以企业员工的需求为出发点,还原事件本身。发现比如“管理过于严格,人文精神缺乏”“薪资较低,员工加班时间较长”“休闲娱乐设施难以满足员工需求”“员工缺少老乡会等非正式支持网络”“因工作生活产生的情绪无法排解”等,以此促进了企业对员工的关注,多方面给予员工人文关怀。
最后,此次事件对社工来讲亦是一次危机介入领域的重大尝试,其在疏导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有目共睹。其中包括对企业员工、工作组成员以及自身的情绪处理,均发挥着社工独特的协调作用。
3介入反思
此次事件影响颇大,社会工作者大规模的首次亮相,对社会工作理念和精神是一种积极的传达,其专业所具有的人文关怀,挖掘服务对象潜能等,都对事后员工环境改善、需求掌握、企业改善提供了良好的处理视角。
企业社会工作的常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可以在企业管理中引入社会工作机制,以处理员工的生产适应、环境协调、福利保障、职业生涯发展的管理工作,企业社会工作涉及到劳动教育、技能培训、员工辅导、特殊成员服务以及相关宏观政策和权益的宣传和保障等多层面、多方面、多类型的服务 , 其目的是在员工职业与福利发展的基础上提升企业效率。
企业应建立危机事件应急机制,关注员工需求,为其提供心理疏导的途径,改善员工工作条件和福利水平,以柔性管理化解企业与员工的矛盾与冲突,积极营造企业人文氛围,进行职工职业教育,提升归属感。
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现代企业员工人格发展特点与生活需求已发生一定的变化,其社会化涉及的场所和群体值得重视,对“80后”与“90后”的青工群体而言,家庭和同辈群体应作为建立其支持网络的重要切入点。这种非正式群体的建立,对其排解情绪、减轻压力有着积极效用。
在危机介入的过程中,重视生命第一的伦理原则,有重度自杀信念或行为的服务对象优先及时介入,防止事件进一步恶化。
企业社会工作在国内发展的缓慢性,需要各资源部门的推动和支持,社工本身也应秉持专业助人自助理念,处理员工与企业矛盾。
危机介入模式 第4篇
关键词：大专生 心理健康教育 班会 危机干预
大专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存在着多种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班会，对大专生进行相应的心理危机干预管理，有利于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也是教育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一、心理健康教育班会在大专生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1.创建和谐班级环境
大专生心理健康班会能促进学生间及师生间的情感，使每一位学生都能更好地认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树立清晰的生活目标，增强班级凝聚力。
2.让学生具有良好品行
心理健康教育班会能促使大专生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和愉快开朗的心境，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同时，可以促使大专生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学会与人和睦相处。通过与人交往，让大专生增强社会责任感，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3.有利于辅导员进行管理工作
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是在辅导员指导下，有的放矢地与学生进行广泛的思想交流，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班级舆论氛围，促使辅导员对班级进行合理的管理和正确的引导。
二、心理健康教育班会开展的现状与分析
1.形式单一
由于大专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班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学生对主题班会的针对性感到困惑，对模式陈旧的班会形式没有兴趣，最终导致班会出勤率低。
2.内容空洞
由于大专生的社会阅历较少，对心理健康教育把握不好，缺乏整体的考虑和指导，使得班会的内容过于简单。再加上辅导员组织班会时往往会搬出一堆问题来说，常使班会不经意间开成了说明会。
3.辅导员专业性不强
心理健康班会对于辅导员的专业性有一定的要求，否则极易使班会脱离实际。如果辅导员对心理健康班会准备不充分，久而久之会直接导致班会对学生的吸引力下降。
三、大专生心理健康教育班会的危机干预模式
心理危机干预模式是借用简单心理治疗的方式，帮助当事人处理迫在眉睫的问题，让当事人恢复心理平衡，安全度过危机。对于普通人来说，则是动用各种社会资源为其寻求社会支持，预防各种意外。
1.主要形式
（1）集体心理干预。对学生介绍有关心理健康相关的知识及防预措施，使他们正确认知自我，树立战胜困难与挫折的信心，并能积极与他人沟通。同时，就学生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观察和分析有关自己和他人的情绪体验和行为反应的异同，让学生结合自身情况制订出相应的应对方案。
（2）个别心理干预。辅导员积极鼓励学生讲出自己的心理困惑。辅导员用耐心聆听、解释指导、鼓励保证、暗示、预防性谈话等方法，全面了解学生及家庭和学生的性格特点，指导学生学会控制情绪的方法。
（3）音乐干预。主要以感受音乐为主，教师挑选合适的音乐，通过正确的方式引导学生，嘱咐学生多欣赏旋律优美节奏舒缓的轻音乐，以缓解紧张情绪。
（4）放松干预。辅导员指导学生学会放松，通过在神经肌肉渐进放松训练中逐步达到全身肌肉的放松，思想情绪放松、呼吸放松、从而使交感神经活动性降低。
2.程序
危机干预介入的主要步骤如下。
（1）评估干预对象。辅导员及相关组织者需要认真倾听学生近段时间来的心理感受，耐心解答并记录学生提出的所有问题，取得学生高度信任，从而建立师生双方的密切关系。
（2）制订干预计划。针对各自班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从而制订相应的危机干预计划，必要时需利用学校其他资源积极配合班会的实施。
（3）认识干预过程。辅导员应根据大专生的文化程度及理解能力，讲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发展变化、进行心理干预的意义、过程及指导等。同时，展示好的案例，使学生在精神上得到鼓励，激发学生以乐观、自信的心理积极接受和配合相应班会的开展。
（4）指导情绪干预。由于各种因素引起大专学生出现紧张、痛苦等情绪反应，还可引起学生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心理应激反应。所以，在班会上要专门开设一个教育模块，用于教会学生处理情绪。使学生敢于面对现实，调整自己的情绪和心态，防止出现负面情绪，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
（5）获取社会支持。在班会开展过程中，辅导员应全面了解大专生的关系网络，积极鼓励其他老师、同学、朋友等经常来往，让学生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爱及自己的价值，激发其克服困难的信心。
（6）指导行为干预。辅导员在组织召开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时，应指导学生学会一些行为改变的方法。如通过苦思冥想，放松心身，改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危机介入模式 第5篇
学院、系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专业名称 社会工作 年 级 2009级 学生姓名 林长远 学 号 00953049
指导教师 吕霄红
2012年11月28日
一、大学生心理问题现状
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23.25%的大学生患有心理障碍，90年代上升到25%，近年来上升到30%，呈逐年上升趋势。最近几次心理健康调查表明，大学生已成为心理弱势群体，他们的精神行为阳性检出率约为16％，心理处于不健康或亚健康状态的学生约占50％左右。就目前的现状看，大学生的精神问题主要表现在自闭、抑郁、焦虑、偏执、强迫、精神分裂等方面，其原因大多是学生的心理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改善和治疗。据国家教委统计资料表明：1998年初，在一次对全国12.6万名大学生进行的心理健康抽样调查中，全国有20.23%的大学生在心理上有程度不等的障碍，甚至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北京大学近十年因心理障碍休、退学人数占休学、退学的人数的1/3左右，而精神症患者占到该校心理咨询中心咨询人数的60%以上。2002年卫生部召开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座谈会上透露：我国大学生中16．O％至25．4％的人有心理障碍，以焦虑不安、神经衰弱、强迫症状等为主，因心理问题不能正常学习和生活而休学或退学的学生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4年7月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4%的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状，17%的人出现焦虑症状，12%的人存在敌对情绪。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曾经公布了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地高校1000名大学生进行的心理调查。调查显示，超过25％的被访者曾有过自杀念头。调查还显示，大学生犯罪案例的增加也让人触目惊心，绝大多数犯罪行为也并非人们想中的高智商犯罪，恰恰是敏感孤独人群才会出现的“刺激—反应型”暴力犯罪。
二、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种类
当今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大学适应问题
大学适应问题主要是指刚步入大学校园的大学生由于环境的突然改变产生的一些不适应，由此引发的一些心理压力。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1.难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所引发的焦虑
由于环境改变所造成了一系列不适心理，大学生的这种不适应心理，在学习、交往等方面容易出现困惑、茫然和偏激。另一方面进入大学后，失去了往日家庭的特殊照顾，在遇到问题时，常常束手无策，郁郁寡欢，致使有的学生出现烦躁、痛苦、紧张安等焦虑情绪和疲倦、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神经衰弱症状。2.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所造成的失落 一些学生进入大学后发现现实中的大学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么完美，因此失去兴趣，不愿学习。另一方面，进入大学后，在思想上，大学生往往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认识不清。而在生活上，大学生要自己解决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在学习上，学习方法的改变同样困扰着一部分大学生，对于大学老师的教育方式很不习惯。这些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致使一些学生常常怅然若失，忧心忡忡，情绪低落，感到前途渺茫，困惑失望，从而形成失落心理。
（二）人际关系问题
人际关系问题主要是指大学生涉世不深，缺乏社会阅历，校园中的大学生面对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等一系列人际关系，容易产生抑郁、孤寂的心理，因而出现了一些人际关系失调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1.自卑
自卑作为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表现为自我评价低,缺乏安全感,常常自惭形秽。有自卑心理的大学生在与人交往中缺乏自信,时常会想到“别人会怎样看我?”对别人的言谈举止特别敏感,容易从他人的言行中发现对自己不利的评价。还有一部分心理自卑的大学生表现为凡是对自己要求很高,在交往中总是力求完美,为免于遭到他人的耻笑,则以一种盛气凌人的架势出现,以此掩饰自己自卑而脆弱的心理,这种心理使他们将社交圈子限制得很小。2.孤僻和冷漠
人际交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互动,它必须建立在相互接触、相互了解、相互影响的作用之中。而性格孤僻、冷漠的人,则认为人是自私的、不可信赖的.因而现实中与人总是保持一定距离,独来独往。由于不相信别人,也不了解自己,所以这部分大学生缺乏与人交往的热情.不愿主动参与或很少参与群体活动。3.情绪冲动
冲动是伴随着强烈不满、必须马上发泄出来的情绪状态。人在冲动状态下,意识范围变小,考虑问题偏激,主观化严重,自控力降低,常做出不明智的举动。大学生血气方刚,精力旺盛、个性鲜明,对于身边发生的一些小事常会采取过激的行为去解决,这种做法不但伤害了他人,也伤害了自己,为人际关系蒙上了阴影。4.恐惧
这类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表现为一是害羞,二是胆怯。有的担心学业不佳,害怕考试失败;有的担心能力不高,害怕被别人瞧不起。由于羞怯和缺乏自信,他们常常害怕在他人面前出错,特别在人多或有异性的场合下,会显得极度紧张,有的说话僵硬结巴,有的语无伦次、断断续续,还有学生说不出话。由此使这些学生对人际关系特别敏感,害怕与别人交往,回避集体活动,严重的导致社交恐惧症。
（三）情感问题 大学生处于成青年阶段或多或少的开始考虑自己的恋爱婚姻问题，这带来了因感情问题产生的心理问题。爱情、友情、亲情是学生情感方面的三个重要问题。1.爱情的困扰。
大学生在生活中从各个方面开始自己的情感之旅，因此正确处理爱情与学业的关系以及爱情与友谊的关系是大学生重要的情感课程。大学生还不明白责任感对于恋爱的重要性,因为大学生还未面对就业、婚姻、购房、抚养子女、赡养父母的压力。这些压力是成年人恋爱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和面对的。大学生如果不能很好的处理爱情和学业之间的关系，会带来很严重的心理困扰。另外大学生在处理爱情和友谊的问题上表现得还不成熟，分不清友谊与爱情，不能很好地把握男女同学交往的尺度。2.友情困扰。
友情是人生路上的宝贵财富，校园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与人文氛围滋长着学生各种情感的发展。在一项涉及大学生生活事件的问卷中，50％的大学生承认心里想着一个人而对方不知道，情感始终与大学生活相始相终，“想说爱你并不件很容易的事”“谁为我憔悴？”“想得到偏又怕失去”，在情感的边缘，很多学生在徘徊着。在处理个人情感问题上，看不清友谊与爱情，不能很好地把握男女同学交往的尺度。希望珍惜友谊又不经意的与友谊失之交臂。友情是人情感的重要方面，而同学之间的友谊更是值得珍惜，大学同学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大家相聚在一起是很难得的，但是如果大学生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不能很好处理同学之间的矛盾、误会，往往会使友谊不经意地溜走。3.亲情问题
近年来，反映大学生与家人关系疏远的文章非常常见，很多学生的反映是：与家长没有太多的话讲，跟他们联系是源于实质性问题：如经济供给、物质补充而非情感沟通，尽管自己也认识到不应该这样，但懒得联系却是一种普遍心态，而且从心理上也并不感到有歉疚，即使通电话，也仅仅是我一切都好，不用牵挂之类的客套话。与此相反，恋人之间的联系却越来越多，电话短信越来越频繁，一位学生在发出数十张贺卡后，人们并没有从他开出的“账单”上发现给父母的。很多家长也感到亲情受到空前的挑战，发出了“难道与孩子之间的联系仅是经济上的？”感慨，对父母给予的关心、爱护，不少大学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能够理解家长良苦用心的大学生少之又少。
（四）就业问题
一般的观点认为“大学生就业期的心理问题主要有挫折心理、从众心理、嫉妒心理、羞怯心理、盲目攀比心理、自卑心理、依赖心理等”，及其他心理如注重实惠、坐享其成的心态、过分强调自我价值等等。1.就业心理压力与焦虑
当前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使就业问题给大学生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在各年级学生都存在。大学生毕业前心理压力较过去有明显增大，主要原因是毕业方向的选择、就业、考研、恋爱分合、大学中不愉快经历、离别感伤、突发事件、经济条件等冲突和事件；女大学生心理压力大于男大学生，农村学生的焦虑水平高于城市学生。而大学生面对就业压力的释放方式则过于内向化，主要是自己解决和求助于同学朋友。2.就业心理期望与失落感
许多大学生都有一种“十年寒窗，一举成名”的心理，因此对择业的期望相当高。高期望驱使毕业生总是向往高薪水、高职位、高起点，渴求高收入、高物质回报率，并一厢情愿地对用人单位提出种种要求，将自己就业的目标定得很高，即使找不到合适的单位也不肯降低就业期望值。可是现实就业岗位大多不像大学生所想象得那么美好，因此当发现现实与理想的差异较大时，就容易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现象，并产生偏执、幻想、自卑、虚伪等心理问题，并可能导致择业行为的偏差。
3.就业观念不合理
大学生的择业观念虽然在总体上是倾向于务实化与理性化，但由于处于择业观念的转型过程，因此各种不良观念也存在着，并影响了大学生的健康、顺利就业。这些不良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只顾眼前利益，忽视职业发展。（2）职业标准过于功利化、等级化。（3）求安稳，求职一次到位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4）过分强调专业对口，学以致用。（5）职业意义认识不当。4.就业人格缺陷
（1）自我同一性混乱
有许多同学在毕业、择业的时候，尚未达成自我同一性。因此，他们在职业选择时往往是茫然、犹豫不决、躁动不安，不能主动、独立地获取职业消息、筛选目标、规划职业生涯，也不能解决就业中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自我同一性混乱在就业中的两个突出表现就是盲目从众与依赖。（2）就业挫折承受力差
不少大学生在求职时只想成功，一旦遭受挫折就会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蹶不振，陷入苦闷、焦虑、失望的情绪之中不能自拔。他们对求职中的挫折既缺乏估计也缺乏承受能力，不能很好调节自己的心态，也不会通过总结求职中的经验教训来获得下一次的成功。（3）自卑与自大
一些毕业生在求职中常会产生自卑心理，对自己评价偏低，他们总是以为自己的水平比别人差，单位要求很高自己肯定达不到，自己能力不行等等。（4）偏执与人际交往障碍
大学生就业中的偏执心理有不同的表现。①追求公平的偏执。②高择业标准的偏执。③对专业对口的偏执。5.就业心态问题 大学生在就业心态上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1、过度焦虑与急躁，2、消极等待与“怀才不遇”心理。
3、攀比与嫉妒
4、抑郁与逆反
5、说谎侥幸与懒散心理
6、心理不满与行为、生理反应失常。
（五）其他问题
除了以上问题外，还有一些如家庭贫困引起的心理问题，由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而产生的心理问题，由对个人前途不确定而产生的心理问题，等等。
三、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成因
（一）宏观层面
1.社会现实的影响
社会在现代意义上是指为了共同利益、价值观和目标的人的联盟。社会是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社会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培养、锻炼青年人成长的“大熔炉”,同时又是十分纷繁杂乱、无奇不有的综合体,青年学生投身既可以成材,亦可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市场经济中的激烈竞争在促进社会各方面飞速发展的同时,亦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紧张的生活节奏和巨大的工作压力使人感到精神压抑、身心疲惫。今天的大学生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花花世界”，这个世界充满机会和诱惑，同时也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 2.学校环境的影响
校园是大学生的主要活动场所，学校的环境在大学生人格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对前面社会形式而言，校园内的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更加直接而深刻。
3.家庭环境的影响
家庭环境是每一个人出生后所面对的第一个环境，家庭的早期环境对个体心理的健康成长有重要影响。现在家庭对子女的过分保护和过分严厉,将影响其独立性和自信心的正常发展,容易形成过分依赖或过分自责的倾向。甚至有些消极的教养方式,更容易使子女形成敏感多疑、自卑易怒、抑郁焦虑、偏执敌对等不健康的心理品质。
（二）微观层面
1.生理因素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心理活动是在遗传的基础上，经过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在实践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们对外界事物的反应具有个性特征,并建立起对紧张性刺激的反应模式,具有病态人格者就更具这种特征性。因此，特殊的人格特征往往成为导致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内在因素之一，对其人格障碍的形成起催化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每一种个性倾向性都有利弊两方面,重要的是,认清这 7 一点,充分了解自己,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2.心理因素
大学生普遍存在着自我认同危机。主要有以下表现：
1、理想的失落与人生观的漂浮不定。
2、心理发展中的内在失衡
3、性生理冲动与社会道德规范的冲突
四、社会工作介入
社会工作在介入大学生心理问题中主要是运用学校社会工作的方法。学校社会工作，是将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及技巧运用于教育机构和相关设施中，致力于改善学习环境和条件，帮助有困难的学生提高适应学习和生活的能力，通过与学生及其家长以及学校和社区的互动，协助预防和解决学生问题，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形成“家庭—学校—社区”三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构筑学生健康成长的和谐环境，引导学生寻求个别化和生活化的教育，建立社会化人格，使学生更好地适应当前与未来生活的一种专业服务。
学校社会工作的工作对象在广义上覆盖了学生、教师和学生家长,但从具体工作实践上看,主要是学习和社会适应有困难的学生,侧重于:(1)学习困难即厌学或虽然认真学习但成绩始终不理想的学生;(2)身心成长存在适应性问题的学生,如身体不适或心理障碍等;(3)经济上存在较大困难的学生;(4)存在新的发展问题的学生,如独立的人际交往能力、恋爱等。学校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帮助这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分析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走出困境。
工作内容及方式学校社会工作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以服务为主要特征。学校社会工作的内容大体有:(1)以个案工作评估并处理学生所遇到的问题;(2)向家长解释学生问题的内涵,使其了解子女在学校的发展状况,督促他们关心孩子;(3)为教师与学校提供相关的咨询,以改善师生关系,协助教师鼓励学生学习;(4)参与社区的建设发展工作,发挥社区的资源优势。从工作方式上看,学校社会工作可分为学校个案工作方法、团体工作方法和社区工作方法三大类。在三大类方法下,还有许多具体的实务方法,如教育方法、咨询方法、督导方法、研究方法等。因此,服务贯穿着学校社会工作的始终。
（一）个案工作介入
个案工作是专业工作者遵循基本的价值观念、运用科学的专业知识和技巧、以个别化的方式为感受困难的个人或家庭提供物质和心理方面的支持与服务，以帮助个人或家庭降低压力、解决问题、挖掘生命的潜能，不断提高个人和社会的福利水平。
首先，接案后，社会工作者将通过与受助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个案专业关系，在为其提供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的同时，对其提供更高层次的救助和服务。例如，提供给他们必要的认识和分析所面临的心理困境的能力以及发挥自身潜能的方法，使其提升自身能力。其次，社会工作者要以尊重、真诚、接纳的态度面对受助大学生，使其能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心理困扰。最后，社会工作者要对大学生进行自我认知的重构，使其了解许多心理问题是普遍存在于大学生群体中的，只要树立起面对它的信心和勇气，是可以击败它的，从而使受助大学生重新审视自我、增强信心，意识到自己是有能力克服困难的，进而提高他们自主解决心理问题的能力。个案工作在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介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情感方面的介入:工作者在介入过程中需要很多时间来处理案主情感方面的问题,观察他们的信仰、态度及价值观,并帮助他们提高自尊,更好地接受自己和学会感恩,提高案主处理情感问题的能力。
(二)认知方面的介入:认知理论学家认为,大多数行为的不良是直接起因于人们对自己、对他人及不同生活情境的错误认知。因此,工作者可通过认知重建来改善案主的情绪和行为,提升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行为方面的介入:在案主渐渐建立起新的自我对话后,需要进一步帮助他进行行为方面的改变,这样有助于案主在此基础上培养新的行为。在案主朱某的认知得到改善后,工作者对案主进行了行为治疗。
(四)环境方面的介入:社会工作介入不仅着力于案主本身问题的解决,而且关注环境对人的影响,加强对环境的介入,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会对案主社会功能的恢复产生积极的影响。
个案工作对大学生问题问题的介入,是一个治疗性服务和发展性服务并重的过程,也就是说,不是单纯地注重治疗问题,协助走出困境,而是更加注重服务对象的进一步发展,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致力于增强他们的自身能力。
（二）小组、团体工作的介入
小组工作（也成为团体工作）是指通过小组活动过程及小组工作者的协助，使小组内的个人获得小组经验，逐步实现行为的改变及社会功能的恢复，达到个人、小组、社区及社会的发展。它对于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可起到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以团体为载体，让成员相互交往、启发、引导、支持、鼓励，成员在互助体验中成长、学习，从而改进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具体来讲，针对大学生的特殊情况可以组成大学生心理问题调适互助小组。互助小组由具有相似的问题、遭遇和情境的案主组成，小组成员相互提供信息、劝告、情感支持和其他类型的帮助。
首先，在小组组建初期，社会工作者可把那些具有类似心理问题的受助大学生组织起来，让他们组成小组，鼓励组员们彼此交流，说出自己的内心感受。在此基础上让大家彼此认识，消除顾虑。其次，可将那些曾经有过同样问题，但目前已取得成效的受助者加入到小组中，以身说教，讲述自己的经验，使小组组员们增加其自我发展的意识和行动。再次，随着组员知识能力的提升，相应地，小 组形式也应从低级不断向高级转变，以更好地适应组员的发展，最终达到助人自助的目的。
（三）社区工作的介入
社区工作是专业社会工作的一种基本方法，一般说来，它是指在一定组织的领导和管理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社区工作具有以下几个理念特点：它是一种工作方法；它是一项有计划的行动；它的实现途径是鼓励社区成员自助、互助及自觉参与；它的基本目标是利用社区内外资源解决社区问题；它的高级目标是培养社区归属感，促进社区整合，促进社会转变。
在社会发展日益复杂的时代，单纯由学校承担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工作已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这就需要调动社会所有的可利用资源，在校内外构建全面的辅导支持网络，共同为学生服务，增强干预的有效性。高等院校既具有一般社区的特点，又具有学校社区的特殊性。需要认清高等院校社区工作要素的特点，结合高校学生工作的要求，要将社区工作理念运用到高校学生工作中，构建社区参与体系、互助体系、信任体系、成长体系。
危机介入模式 第6篇
一、家庭暴力概念界定
在对家庭暴力的定义中，目前学术界有多种观点。而女性主义大多认同一种较为宽泛的描述，即“将一切伤害妇女的或是使她们处于屈从地位的行为甚至不作为，都看成是对妇女的暴力”。比如，女性的贫困、营养不良与不能平等的享有健康服务，没有受教育或参与决策的权利，被剥夺了财产或是继承权，讥讽、谩骂、诽谤女性的精神虐待，等等[1]。此外，国内学者还提出“隐性暴力”的概念，即将生女孩妇女的歧视，比如产后营养差、休息少、指桑骂槐等间接伤害女性精神和健康的行为，统称为“隐形暴力”。
上述宽泛定义的好处在于，将家庭暴力中受虐妇女置入更加广泛的社会脉络中来考察，有助于引起各方对诸多侵犯妇女权利的关注，以此提高公众性别意识的觉醒。但是，其负面作用在于，会带来概念界定的相当大的风险。比如，在“一个词的外延越大，内涵就小”的逻辑演绎上，因引申的含义过多，有时反而难以说明家庭暴力问题。如此，在本文中，我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婚姻当事人对配偶实施身体的伤害行为，其中主要是指男性凭借体力和社会资源殴打、折磨妻子，也包括恐吓杀害、强行剥夺自由等对妻子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暴力行为。
二、国内家庭暴力的现状描述
据相关资料显示，在我国家庭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家庭暴力。如2003年中国妇联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2.7亿个家庭中约有30%的家庭存在着“家庭暴力”倾向。同时，在中国每年40多万个家庭解体之中，约1/4的家庭解体源于家庭暴力。尽管在此类家庭的暴力事件中也有女性对男性的暴力，但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占家庭暴力事件的95%以上[3]。另据《中国妇女报》1996 年“家庭暴力问题公众调查”的数据显示，有11.2%的女性曾经挨过丈夫的打，这与14.6%的男性承认打过妻子的数据大体一致；不过，也有44.9%的男性认为妻子挨打总有自身原因,从中可以窥见“家庭暴力行为是受隐性观念支配的”。不仅如此，据相关调查表明，许多家庭暴力仅仅依靠夫妻调试是难以解决的，如此，众多研究报告建议，家庭外部的社会力量应予以及时的干预和介入。
(三)国内社会各界反家庭暴力的成果
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于1994 年10月开通了我国第一条“家庭暴力投诉热线”；1995年，武汉市诞生了全国首家“婚姻避难站——武汉新太阳女子婚姻驿站”；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于1995 年12 月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研究与援助工作的公益性民间法律援助机构。1996 年1月，上海南方妇女儿童家庭暴力救助中心正式运营，它为长期遭受欺凌的女性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而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于2003年推出了“零家庭暴力社区”创建工程；辽宁省鞍山市则成立了反家庭暴力协会。2005年3月,全国妇联法律帮助中心正式挂牌,全国妇联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12338和全国妇联玫琳凯反家暴热线16838198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妇联及大连市妇联统一开通，并建立了中国妇女维权与法律帮助网。同时，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也设立了中国妇女维权和法律帮助专项基金。
从以上文献回顾中我发现，虽然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我国反家庭暴力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但是，家庭之外的社会力量对家庭暴力的专业干预和介入模式还十分欠缺，由此使得我国反家庭暴力的效果并不显著。比如，我国已建立了妇联或民间机构的庇护所等机构，但此类组织缺乏专业介入、抗压性、可操作性，其解决问题的实际性与根本性较弱，尤其缺乏在一个系统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下来协助受暴妇女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以此向受虐妇女提供直接而有效的服务。因而，本文通过我在中国进行的受暴妇女质性研究的案例分析，并借鉴国外已有的经验及国内社会工作者已进行的探索性研究，探讨了专业社会工作在家庭暴力中的介入空间及模式。二、个案研究的质性分析
就受虐妇女的意识觉醒及抗争时的社会支持环境看，我主要有以下发现：
第一，女性之所以在遭受家庭暴力后能够抗争，其主要原因是，她们自身有着较强的两性平等的主体意识。比如，这些受虐妇女均认为，女性是独立的，并非男人附属品；而丈夫打妻子正是男性赖以控制女性配偶的一种手段。如此，在遭遇丈夫的暴力之后，她们均以“主动提出离婚”的方式，对男权社会的家庭暴力控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抗。
第二，当妇女遭受家庭暴力而进行种种抗争，比如提出离婚诉求时，外界的社会环境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外界的支持足够时，意识醒觉的受虐妇女，才会更有勇气和信心去摆脱暴力阴影。否则，“娜拉出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家！” 同时，当外界的支持足够强大时，也能促进社会观念的改变，以达致女性意识醒觉的不断提升。比如，就我所研究的案例看，均非常明显的体现了这一观点。如个案三自己已想通了，但受到了亲友系统的阻碍，如此，导致了她对自己的选择与想法有所顾虑而下不了决心；相反，个案二则得到了外界的支持，由此，她也坚定了离婚的决心。而个案一在寻求社会支持时，医疗系统 如医院的医生、、司法系统 如法院的法官与公安的警察等、，则对她的选择与想法产生了质疑，致使她对自身的想法也产生了怀疑及困扰。至于个案四在寻求外界帮助时，其诉求因文化程度的影响而没能表达，加之110警察的处理方式更加深了案主“离婚后我下半辈子不知怎么办”的想法。这样，对于合法权益的不可把握性，则导致了案主一直陷于家庭暴力的恶性循环中。
第三，案例中的一部分声音，如法官、医生或某些案主的父母等，均代表了一种男权制度和话语，此种话语复制或强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压制了其抗争意识，同时也使女性生活在家庭暴力的病态化中，致使妇女作为主体的权利及独立性逐渐地被消解。因此，在此种男权宰制的社会脉络下，特别是在女性自身意识醒觉已经提升及她们开始抗争之时，能够从女性的声音与经验本质中发现女性的独特需要，并在社会工作视野下建构介入与干预的模式，以此提供受虐妇女的外界社会支持，则显得十分必要。
三、社会工作在我国反家庭暴力中的介入空间与模式——以社区介入方案为例
本文所探讨的反家庭暴力中社会工作的介入模式，指在社会工作的赋权与社会支持理论的理念下，基于我在田野调查中的质性资料分析，仅仅从社区介入方案的角度，来探究社会工作在我国反家庭暴力中的介入空间与模式。不仅如此，这个模式也结合我了国国情，即充分利用社区内外的资源，来建立我国多部门的干预机制。比如，将公安、司法、妇联、社区及其他部门联合起来，共同推动全社会对家庭暴力问题的认识，以帮助受虐妇女发掘社会支持的社会资源，解决其问题，协助其度过困难和危机；同时，也应推进受虐妇女能力建设的提升，并消除全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公正对待，以构建两性平等与和谐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
1、公安与司法体系中的社工介入：司法社工检查执法中的性别盲点，改变观念，提供资源来保护受害者
据我的研究发现，在司法人员中，对男女平等原则的认知率普遍较高，但是，对如何贯彻这一原则的认识却参差不齐，至于对我国家庭暴力的概念、性质及现状等问题，不仅看法不一，而且认识也十分模糊。比如，本研究中个案三的法官和个案四中的110巡警，就代表了相当多的司法人员对于家庭暴力性质的模糊及错误的认识。如此，在司法工作中，性别盲点、价值观的泛化现象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将男性的权力和价值泛化到女性身上，而没有考虑女性特殊的权力和自身价值的实现，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司法工作者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也造成了对家庭暴力案件的惩罚不力，致使受虐妇女不能得到有力的支持，进而造成对了对这些妇女的“二次伤害”。因此，在检查执法中的性别盲点上，我建议：应在司法系统中加入社工的介入，开展对执法人员的社会性别与反家庭暴力的培训，改变传统观念，增强司法人员、法律工作者的人权意识、平等意识、性别意识，并将专业社会工作的知识与方法纳入到执法工作之中。
比如，在司法系统的各部门中应安排社会工作者，对司法人员进行培训，以在司法部门执行家庭暴力案件中起到协助作用。同时，社会工作者还可以为“向司法部门求助的受虐妇女”提供资源，如庇护所、救助站、法律咨询及援助等，尤其要杜绝受虐妇女因害怕遭到报复或更为严重的虐待而放弃了求助的发生，以此帮助受虐妇女真正摆脱暴力，或是令受虐妇女有足够的勇气去自主自觉地寻求法律帮助。
又如，在110出警制度上，应针对家庭暴力者的特殊情况来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以杜绝“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的私事”而不予以处理的情况发生。其中，警察的职责决定了他们可能最早出现在暴力现场，或是最早处理家庭暴力的政府机构的代表。如此，政府应制定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具体规章制度。比如从接警、出警、及时制止家庭暴力，到处置家庭暴力，警察应保护受害者不再次受到伤害，必要时应抓捕施暴者，并按照明确的程序和处理原则来做现场调查记录等。
2、医疗系统的社工介入：医院社工提供的医疗服务及指导应与司法机构相配合，并在第一环节保护受害者
在面对遭受家庭暴力伤害的妇女,医生极有可能是第一见证人。如此，医院假如能够设置医疗社工，就能及时发现家庭暴力的存在，并协助医生诊断可能的家庭暴力个案，进而帮助联系或寻找相关的社区资源。比如，为受害者请求警方协助，为受虐妇女提供庇护所，或者转介给其他社会支持团体等。
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一些医院已建立了关于家庭暴力的“急诊室”，其功能是建立流程或标准化的程序来评估家庭暴力。而在一般的大医院也配备医疗社工，以协助医生诊断可能的家庭暴力个案，并给“病人”提供关于家庭暴力的社区资源。
在中国，医疗社工已开始起步。比如，在医院中，医生会经常接待身上疑似有家庭暴力伤害的女性病人，但从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医疗分项目的调查看，医务人员虽然经常接到了此类个案，但不会主动干预。于是，三年前，在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项目的支持下，北京市丰台区铁路医院在全国率先引入了“美国旧金山医疗干预家暴”模式。目前，此项目第一阶段已完成，同时，40多名医务人员接受了专业社工的培训。
一般来说，医疗干预家庭暴力的目标是，运用各种干预策略让受虐妇女明白她们有权摆脱受害者的处境。具体地说，这些干预策略包括：一方面，对于没有要求干预的受虐妇女，医生要接纳她对问题的看法，让对方感到被尊重；同时，要帮助受害者分析权力关系，促使其意识到不平等是问题的根源，而非女性的错误，以达致其意识醒觉的提升；最后，要让受害妇女意识到，家庭暴力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社会的公害，如此，她们可以获得多方面的资源来使自己增能。另一方面，对于要求干预的受虐妇女，医生应认真书写病历，并依据受虐妇女的具体情况考虑下一步的干预措施，比如转介给专业社工人员接案。此外，有学者将医务社会工作者对受暴妇女的赋权干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对话阶段，即主动与受虐妇女建立合作关系；二是发现阶段，即协助受虐妇女发现已有的但未知的资源；三是发展阶段，即协助受虐妇女建立适合其需要的能力和资源系统。
3、社区社工介入：社区社工应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以形成社区多机构的合作，来干预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及其所引发的伤害
既然家庭暴力不是家庭的“私事”，而是社会的公害，如此，反家庭暴力就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以社区为依托，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建立多部门的干预机制，比如将社区中的公安、司法、医院、妇联、中介组织及其他部门联合起来，共同推动全社区对家庭暴力问题的认识，形成合力来反对家庭暴力，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不仅如此，在国内，已经有一些实验点在尝试开展此类的介入，如右安门城市社区和延庆农村家庭暴力的干预项目。因此，我们进一步提出了社区社会工作在反家庭暴力中的如下介入对策。
1、在社区建立多机构合作的工作网络。反家庭暴力特别是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妇女组织 如妇联、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反家庭暴力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如此，通过社工介入，学习国外及港台经验，组建一个专门的工作机构为网络枢纽，并使反家庭暴力纳入政府日常工作中，进而成为政府社区建设工作的一部分，则可以将家庭暴力的防治工作通过网络逐级传达到基层社区，以此有步骤地对广大公众进行反家庭暴力的宣传，推进两性平等及和谐发展的社区教育。
2、社工进驻社区，并在社区建立及时制止、处理家庭暴力的工作机制。比如，社工可以建立家庭暴力调解委员会或咨询援助机构，以给受暴者提供心理和法律支持，从而使受害人免于受到再次伤害，保护其合法权益。另据一项调查资料显示，13.4%的女性在经历10次以下的暴力侵害后，就会向法律和社会求救，但绝大多数女性则要经历21次以上的暴力侵害，才会求助于外界的支持。如此，社会工作者对受虐妇女的赋权，则十分重要了。比如，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案主分析权力关系，促使其意识到“两性权利的不平等是导致问题产生的根源”，从而达致案主意识醒觉的不断提升，帮助其相信改变的能力在于自己，以协助她们产生自我概念、重要感及能力感，并鼓励她们为维护自己的人身权利，敢于向外界 如亲友、基层调解组织、妇女组织及庇护所等、求助。
3、开展社区内不同人群的培训，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包括：可以利用布告栏、板报的形式，登载一些有关反家庭暴力的内容；印发宣传小册子，分发到社区的每一户家庭；定期召开一些家庭座谈会，以此了解社区内的家庭暴力情况及开展宣传教育；聘请一些有闲暇时间并愿意发挥余热的社区活动积极分子，加入到家庭暴力防范的活动中来；由社会工作者组建社区反家庭暴力的工作网络，以联合各种民间组织与专门人才，以在社区中针对不同人群包括社区领导到干部、一般群众、受暴者、施暴者，来开展参与式的不同内容的培训，以宣传法律知识，改变传统观念，提升对家庭暴力的根源与危害性的认识，由此在社区形成一个防治家庭暴力的良好氛围，以预防家庭暴力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