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下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互联网”时代下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探析（精选6篇）

“互联网”时代下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第1篇

“互联网+”时代下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摘要：在数字化的国际浪潮中，中国出版业已经进入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期，“互联网+”概念的提出，更是证明了数字化是我国出版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传统出版的运营模式，为我国出版业催生了新的产业链，同时也对我国出版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结合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现状，从构建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为出发点，对如何培养数字出版人才进行探究。

关键词：数字出版

人才培养

出版教育

随着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数字技术以及云计算等技术形式的出现，一场席卷全球的数字化出版大潮汹涌而至。数字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思维的出现，驱动着我国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这是人类出版史上的一场深刻变革。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出版渠道、产业结构，更是一种思维的颠覆。

一、数字出版产业环境综述

1.国际环境

2000年，被称为数字出版元年。2000年，美国作家史蒂芬?金在亚马逊网站上发表了世界第一本电子书小说《骑弹飞行》。日本讲谈社副总经理近藤大介在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上表示，2000年是日本电子图书的元年，有53.5%的日本人表示会接触电子图书。在美国，跨国出版集团开始运用数字出版技术开拓市场，亚马逊的阅读器在美国销售了约50万台。德国的施普林格出版集团2009年在数字化方面取得的收益已经超过了50%……

2.国内环境

纵观我国的数字出版发展，已由传统出版从观望、跟进的阶段跨越到推进数字化出版的历程。出版业正处在由传统单一的纸媒出版向以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为依托的数字出版转型期，实质上也是由工业经济向网络经济的转变。据《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统计，2006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值为213亿元，2007年达362.42亿元，2008年为530.64亿元，2009年达799.4亿元，2010年约突破千亿元。2011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达1377.88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31%。2012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达1935.49亿元，比2011年整体增长了40.47%。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C）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2年我国18至70周岁国民的数字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6.3%，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40.3%。可见，近年来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增长势头强劲，数字出版受众的市场潜力巨大，国民数字阅读率总体上升。

二、“互联网+”时代需要高素质复合型出版人才

新闻出版总署在《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对数字出版作出了界定：“数字出版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数字出版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以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另一个是双向或是多向的跨媒体交融。这就对数字出版的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笔者认为数字出版的复合型人才应该具备以下几方面能力：

1.互联网思维下的编辑能力

对数字出版人才编辑能力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工作内容上，二是在工作手段上。

在工作内容上。传统出版的编辑业务主要由选题、组稿、审稿、加工、发稿、校对等基本环节组成。与传统出版编辑业务能力相比，数字出版的编辑人员需要具备互联网思维，突出表现在选题与组稿这两个环节上。数字出版由于传播渠道的网络化、跨媒体化，因而任何依靠单一媒体的出版产品，其盈利机会都要远逊于能够进行多媒体运作的产品。这就要求编辑出版人员在选题策划时，必须考虑选题在多媒体运作的可能性，应该具有对选题进行综合设计的能力。在数字化时代，稿件资源分布面更加广泛，作品质量大多参差不齐，加上多种媒体的出版产品对稿件的要求不尽相同，这就要求编辑人员必须有很强的稿件资源控制能力，善于从海量作品中选取有用的资源进行数字化、多媒体化开发。

在工作手段上。数字时代的编辑业务大多在计算机终端利用互联网进行编辑的。编辑工作的各方面都离不开对信息化技术、网络平台、多媒体转换等现代化技术的应用，因而要求编辑人员必须具备与此相关的能力。

简而言之，在数字化出版时代，编辑人员应该成为内容产品数字化加工的专家。

2.良好的市场营销能力

数字化时代为内容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渠道，同时渠道的另一端连接着不同的消费者群体构成的多元市场。数字出版市场的复杂多元，要求出版人员需要有良好的市场营销能力。主要包括产品包装设计能力和宣传促销能力。

在产品包装设计能力方面。要求数字出版人才能够通过对多元消费者特征和消费心理把握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拟出版的产品进行装帧设计，使其符合消费者的审美诉求。

在宣传促销能力方面。数字出版要求出版人才在对消费者消费行为和心理的大数据进行把握的前提下，能够综合运用数字化的媒体特点进行宣传促销，找准出版产品的卖点，以促进出版产品的销售量持续增长，市场销售寿命有效延长。

简而言之，在数字化出版时代，出版人员应该成为数字出版产品市场的营销能手。

3.较强的社会公关能力

在数字化时代，信息的产生与传播速度加快，出版业也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广泛深入。数字出版的每个环节都和社会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出版项目的成功运作都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大系统的协作。这就要求出版人员具备良好的社会公关能力，能够运用诸如微信、微博等互动性较强的媒体平台，加强和受众以及相关单位的联系。此外，数字出版人员可以利用数字媒体，寻找社会大众关注的事件，进行图书出版选题策划。同时，出版人员还可以利用博客平台，关注博主更新发布的相关内容来物色合适的作者。

简而言之，在数字化出版时代，出版人员应该成为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多媒体综合运用的能家。

三、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模式

目前，我国出版人才的培养主要在高校。传统出版教育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等多层次的出版人才教育体系。但面对数字出版的迅猛发展，我国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滞后、高校出版教育与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脱节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通过树立新的出版理念、优化师资队伍、加强数字出版基地建设等举措来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培养所需人才，已是我国数字出版业和高校教育急需解决的新课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建构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模式。

1.树立大编辑、广文化、多媒体的理念

教育理念是人才培养的指导方针。在数字出版时代，首先应该建立起与新时代相符的教育理念。

大编辑。数字出版在经历了渠道为王、终端为王后又回归到了内容为王，突出了编辑的重要性。大编辑是指编辑人员应熟练运用报纸、网络、手机、手持阅读器等多媒体技术进行内容的生产和文化传播。

广文化。互联网时代把人的视野无限拉大，这就要求编辑人员应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宽广的文化视野。

多媒体。编辑人员应积极利用多媒体，实现内容传播最大化，内容呈现形式最优化。

2.优化数字出版教师队伍

教师是实施教育的主导力量，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优秀的数字出版教师队伍。笔者认为优化教师队伍应从打破常规用人制度和进行教师培训两方面进行。

打破常规用人制度。目前，许多高校引进教师的门槛很高，要求教师具备名牌大学毕业的高学历或海外学习背景。但数字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中的一个新型门类，数字出版教育作为一门刚刚起步的新兴学科，尚无此专业的高学历、高层次的复合型学者。目前，大多高校的数字出版专业的教师队伍仍由传统出版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高校放宽门槛，打破常规用人机制，大力引进在数字出版、互联网、多媒体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

在打破常规用人制度外，各数字出版基地应积极接收教师培训，通过举办数字出版师资研修班等方式，优化我国数字出版教师队伍。

3.加强数字出版基地建设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2010年发布的《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到：“在全国形成8-10家各具特色、年产值超百亿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或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园区，形成20家左右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0亿元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出版骨干企业。”目前，我国先后批准成立的上海、重庆和杭州等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涵盖了数字出版的各大方向，吸引和培养了众多数字出版人才。

数字出版是一门应用型学科，仅靠高校难以完成人才培养的重任。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模式应该走产学研一体化道路，在充分利用高校教学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和数字出版企业的优势，将高校数字出版人才实训纳入到我国文化产业基地的建设中。加强高校与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基地的联系与合作，形成优势互动。数字出版基地为我国数字出版教育提供实践场所，而高校的数字出版教育为数字出版基地与企业提供所需人才。把高校教育和社会需求紧密联系，人力资源合理优化。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下，传统出版与新兴科技加速融合，出版业的重心向移动互联网转移，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逐渐清晰，我国对数字出版的重视力度也日渐加大。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时代对我国数字出版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目前，我国数字出版人才培养面临着与数字出版业发展脱轨的危险。如何通过高校数字出版教育改革、加强高校与数字出版基地的合力培养来提高我国数字出版人才的综合素质是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持续发展的重点问题。

参考文献

[1]郝振省，魏玉山编.国出版蓝皮书 2012―2013 中国出版产业发展报告 [R].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2]郝振省，魏玉山编.2011―2012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R].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3]郝振省，魏玉山编.2012―2013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R].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4]黄先容，罗紫初编.数字出版与出版教育（第三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郭?籽?，女，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互联网”时代下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第2篇

这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以计算机存储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兴媒介的勃兴引发的数字化浪潮，强势地冲刷着社会文明的每一个角落，传统出版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土壤、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出版模式受到严重冲击。古籍出版业虽说有其行业特殊性，但也未能幸免于外。如何应对数字化浪潮带来的挑战，是每一个古籍出版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传统古籍出版模式受到的挑战

毋庸讳言，传统的古籍出版模式是内向收敛的：就出版者而言，主要以全国数十家专业古籍出版社为主体；就读者对象而言，主要面向文史专业研究者和爱好者；就发行渠道而言，主要依赖于订货会集中订货、征订单发货和书店营销网络。受专业性强、受众面小、生产和销售周期较长等先天性因素的制约，古籍出版在竞争激烈的图书市场原本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数字出版的冲击下，其承受的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

第一，专业古籍出版社不仅要面对综合性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和其他行业出版社对古籍出版市场的“蚕食”，还要应对一大批以数字出版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技术提供商的大举“入侵”（见表1）。

表1 国内数字技术提供商及古籍数字化产品要览（截至2009年3月）

数字技术提供商

古籍数字化产品

备注

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国学宝典（收录古籍4000余种，字数逾10亿）、《篆刻备览》、《小说备览》（收录中国古典小说100种）、《古代小说典》（收录中国古典小说1000种）、《飞鸿堂印谱》（收录印数3500方）、《中国历代笔记》（收录笔记1150种，1.5亿字）、《宋会要辑稿》、《中国古代戏剧专辑》（收录古代戏剧310种）。

系统采用Unicode大字符集，另配有图像字；提供标题、全文、分类、专书检索，还可以多条件组合检索，检索结果可以复制、打印或保存。附加了联机古汉语字典等多种工具。

北京书同文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十通》、《康熙词典》、《大清五部会典》、《大清历朝实录》等。

采用全文检索、图文对照等成熟、先进的典籍数字化制作和集成技术。

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古籍1万种，全文18亿字。每种附1-2个善本的原版影像，总计1200万页影像）、《中国方志库》、《中国谱牒库》、《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历代碑志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爱如生电子书》等。

收录典籍合计5万种，近100亿字的全文数据和近6千万页的影像数据；提供查询、浏览、预约、复制等服务。

北京时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

龙语瀚堂典籍数据库（含小学工具、类书集成、出土文献、中医药文献、经部集成、史部集成、子部集成、集部集成、古典戏曲、佛教典籍、道教典籍、敦煌文献）。

采用国际通用的超大字元集进行加工校勘，文本精准无缺字；基于互联网的自然语言海量文本全文检索。

超星公司的超星数字图书馆

《古今图书集成》、《清实录》、《二十五史》、《资治通鉴》、《中国古典名著大系》等。

按照中图法分类；部分古籍可全文阅读，可全文检索。

北极星书库

中华古籍电子书（含各类古籍1268部）。

提供目录和书名检索，可在线全文阅读，但不支持全文检索功能。

北京数字方舟信息技术公司

古籍图书库（含280余种古籍）。

文件采用PDF格式。

北京天安亿友公司

《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

文件采用EXE格式。

天津永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

有阅读和全文检索功能，可显示检索词所在的单句或段落全文。

表1只是择其要者，将一些有代表性的数字技术提供商及其产品列举出来，还有许多潜在的市场进入者正在不断孕生。这类新兴古籍出版企业或依托图书馆的古籍善本资源，或吸纳文史专业研究人员参与研发，或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成立电子文献研究所，通过大规模、成系统地将常用基本古籍数字化，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专业研究人员的需要。它们研发的产品占领了图书馆及科研院所等大宗用户的很大市场份额。借助于与图书馆、专业研究人员的合作，从古籍出版资源的供给到数字化出版，再到网络发行给团体用户或个体用户使用，技术提供商完全可以绕开出版社完成整个古籍出版活动。未来专业古籍出版社如不能积极应对，将有潜在的被边缘化的危险。

第二，出于保存古籍的目的，公益性的图书馆也加入了古籍出版的行列。诚然，图书馆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古籍，但其保护手段却有原生性和再生性之分。所谓再生性保护，即以缩微、扫描、影印等方式，对古籍内容进行复制传播，其实质与古籍出版并无二致。随着图书馆工作重心的转移，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02年正式立项、由国家图书馆承接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计划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大规模、成系统地复制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及高校、科研系统图书馆，乃至博物馆的珍贵古籍善本。2007年，该工程一期已完成《唐宋编》和《金元编》共计758种1394函8990册善本古籍的出版工作；二期现已完成古籍选目556种，计划再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明清卷的出版工作。［1］

除传统出版领域外，图书馆界的古籍数字化亦呈方兴未艾之势。如上海图书馆于1996年启动了“宋元善本全文数据库”的建设，计划将馆藏古籍善本全部数字化，并分期实现上网服务；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开发的“汉达文库”提供近1亿字的古籍全文和18000幅影像资料；相对而言，大陆地区图书馆大多刚完成馆藏古籍书目数据的建库工作，全文数据库的开发还限于较小规模（见表2），但发展前景无可限量。一些学术机构也参与到古籍数字出版中来，如香港理工大学开发了“中文古籍网上出版平台”，目的在于让更多的稀有古籍得以通过互联网供给图书馆、学校、机构、公司以及个人读者随时随地使用。［2］尽管这类公益性的古籍数字化产品不以赢利为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读者对古籍图书的需求，改变了传统古籍图书市场的结构，其影响绝不可小觑。

表2 我国图书馆馆藏古籍全文数据库调查表（截至2009年3月）

古籍收藏机构

古籍全文数据库名称

全文资源数量

影像数量

上海图书馆

宋元善本全文数据库

20种（19794页）

首都图书馆

明清北京城垣资源库

202段落

358幅

大连市图书馆

明清小说全文库

40种

济南市图书馆

古籍地方文献

金石拓片

51种

270种

2037幅

5000余幅

绍兴图书馆

绍兴方志

8种

100幅

苏州图书馆

古籍善本数据库

12种502卷

全文影像

吴江市图书馆

吴江五百年古代地方志

24种

清华大学图书馆

科技典籍全文库

100种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

农书古籍全文数据库

9种

全文影像

山东大学简帛研究网

文献宝藏

33篇简帛文献

台湾中央图书馆

明人文集资料库

17种

部分影像

台湾中央研究院

汉籍电子文献系统

3.74亿字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汉达文库

近1亿字

18000幅

第三，数字化古籍适应了国民网络阅读的趋向，提供了辅助学术研究的工具，极具市场竞争力。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08年发布的“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互联网阅读率为44.9%，比2005年的27.8%攀升了17.1%；知道或听说过电子图书的读者人群占被调查者总体的47.4%。［3］随着网络的普及，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数字化古籍正好适应了这一变化。而且，数字化古籍提供的不止是一本书、一个数据库，而是一件学术工具、一个研究平台。它不仅提供诸多与内容相关的知识工具，如联机古汉语字典、年号与公元纪年对照表等；也能提供古籍字数、字频、词频的统计信息，行文风格特点的概率统计，参考数据的汇聚；还能提供不同版本比勘校对的接口、异体字的汇聚显示、读音的自动标注和朗读、在线标点断句等功能。这些工具、信息和功能，不仅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而且带来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革新。一旦专业研究者形成了对这种工具依赖心理，将给传统古籍出版模式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第四，古籍的数字出版借助于网络，在发行方式上有了质的飞跃，赢得了更广阔的市场。传统古籍的传统发行方式主要依赖于订货会订货、征订单发货、书店发行等所谓的主渠道，在图书市场变化加剧的今天，面临着资金短缺、发行门店减少、退货率居高不下、回款率低等困境。数字古籍的网络发行则有低成本、零库存、高时效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数字古籍更易于内容的组织管理，便于提供个性化的内容产品。既可以提供大型海量的综合性资料库，也可方便快捷地组织提供各类专题、专辑资料；既可以针对高校图书馆、研究所等团体用户开发网络版产品，也可为个体用户提供光盘版、手机版和U盘版等多种形式的产品。

二、中国古籍出版模式的重构思路

面对挑战，古籍出版社考虑更多的不应是如何消极回避，而应是如何借鉴新兴技术力量，重构古籍出版模式，实现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

1.出版主体：三股力量的合作与融合这里所谓的融合，是指由技术变革引发的产业边界的重新界定。［4］对古籍出版业来讲，首先就是出版主体结构的调整。专业古籍出版社一枝独秀的局面势将被打破，公益性图书馆与赢利性的技术提供商已然成长为古籍出版界不可忽视的两股力量。出版主体身份的多重性，带来的必然是古籍出版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作为事业单位的图书馆，它从事古籍出版活动更多的是出于保存民族文化的职责，追求的是社会效益；技术提供商追逐的是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和产业规模的扩张，即所谓的经济效益；古籍出版社恰好经历过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双重身份，天然地成为两者之间的沟通者和协作者。它们三者的合作与融合，也正契合了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的出版理念。

出版社与图书馆、技术提供商之间的合作与融合是有现实基础的。古籍出版社毕竟有多年的从业经验，在编辑力量、选题策划、出版规范、文化品牌等方面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图书馆在古籍出版资源方面具有无以伦比的优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图书馆系统保存的古籍有2750万册，其中可列入善本的超过250万册，足以弥补传统古籍出版存在的版本低劣重复的缺憾。图书馆拥有的古籍鉴定与整理的资深专家，亦堪称宝贵的出版人力资源；技术提供商则在数字出版技术、资金的运作和投入、电子商务营销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它们通过合作与融合，完全可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目的。在这方面业界已有不少合作成功的案例，如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是由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投资，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国家图书馆等合作伙伴的支持下，由北京书同文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研制完成的；《中国古籍基本库》是由北京大学提出创意和规划，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制作，最后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古籍出版产业的融合必然带来古籍出版各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出版收益的再分配（见图1）。以出版流程为主线，选题策划阶段是合作的起点，也是关键阶段，因为只有经三方博弈后就出版选题达成一致，才有合作的基础。选题确定后，就是筹措和组织出版资源。资金主要来源于出版社和数字技术企业的投资，因为图书馆的公益性决定了它不能进行商业投资（但它也需要获得出版收益来弥补在古籍保护等方面的投入），而古籍出版的底本主要由图书馆提供精选的善本，经内容专家校勘整理后出版。须强调的是，古籍的数字出版绝不是简单地复制古籍，而应属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的范畴，［5］因而在具体出版过程中，应以选题所在领域的内容专家（负责版本的考订和选择、文字的校勘和注释、出版物体例和功能的设计等）为主导，而不是以编辑或技术专家为主导。内容专家、编辑专家和技术专家的关系就如同建筑设计师、工程监理与建筑工人的关系。在发行方式上，传统渠道与网络渠道并行不悖，以满足不同类型读者的需求。

2.出版流程：向跨媒介辐射状流程转变

在数字时代，出版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纸质图书为核心转向以内容管理为核心，整个出版业呈现出融入更大范围的内容产业的趋势。古籍出版业要适应这种转型，意味着必须要突破单一的纸介质形式，古籍出版单位也将向内容提供商转变，而传统的读者或受众，将逐渐演变为内容消费者。伴随着这种转变，传统古籍出版流程也将向跨媒介的辐射状出版流程转变（见图2）。

古籍数字化出版流程的核心是内容管理，具体包括古籍内容的生产、组织和提供等，主要由相关的关键技术来实现，具体包括：基于自然语言的内容信息标引和识别技术、知识搜索引擎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库技术，以及开放的数字内容编辑平台、数字内容前置审查平台和可再生数字资源多次开发平台等技术。只有当古籍出版单位采用了以数字内容为核心的管理系统以后，传统的编、印、发环节才将被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流程再造”。［6］

3.出版产品：工具与内容的统一

传统古籍出版有两大功能和目标：一是为人文学术研究服务；二是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背景下，古籍出版的基本功能没变，但功能实现的途径和出版理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未来的古籍出版物，将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图书，而是现代工具与传统内容完美结合的统一体。针对文史专业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一般读者的不同需求，这个工具与内容的统一体可以为之提供相应的研究平台、教学平台和文化休闲平台。

数字古籍将亿万汉字所表征的信息，贯穿在数码的经络里，使得字字可查、句句可检成为现实；数字古籍中还可以嵌入相关的知识工具、信息计量工具，为读者提供即时服务；通过对古籍文本内容的深入揭示和语义关联，可从大量隐含的、以前不知道的、潜在有用的信息中提取有价值的知识，实现知识创新的目的。因而它不再是原来单纯意义上的图书，而是一个集文本内容、知识工具、研究手段为一体的研究平台。数字古籍还可嵌入远程教育网络，通过远程访问和自助式学习，为广大师生提供文史专业教学平台。借助平面图像、三维动画、立体声响、虚拟现实等各种多媒体技术手段，数字古籍能从感官上带给人们全方位的精神体验，为人们搭建一个文化休闲平台。所有这一切，都是古籍出版产品设计理念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创新。

图书试用网 图书营销新媒体

“互联网”时代下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第3篇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数字出版,课堂合作教学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 传统出版业正在推陈出新, 接纳新的出版技术, 数字出版是未来出版业发展的主流和主要方向。数字出版产业与传统的出版产业有所不同, 具备更多优质的特性, 数字出版产业不仅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 而且内容丰富多彩。除此之外, 数字出版产业对于行业从业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他们不仅需要具备应有的文字编辑基础理论以及编辑出版知识储备, 还需要通晓计算机专业技术以及新媒体知识体系等新兴领域。高等院校是我国专业人才培养与输出的摇篮与通道。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带给我国出版业一个全新的“改版”, 高等院校出版类专业的教育体系也应该随之发生改变。当前高等院校的出版类专业教育中存在着一些狭隘的教育思维, 不仅不利于优秀出版人才的培养, 也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一大阻碍。积极地探究互联网时代数字出版类课程合作教学模式, 成为当前相关行业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

一、当前高校数字出版类课程教学现状

(一) 学科归属模糊, 人才培养专业性不高

1983年, 武汉大学首先开办的图书发行专业成为我国高校编辑出版类专业教育的起点, 30多年之后的今天, 我国设置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高等院校已经达到了一百多家。在我国高校的教学体系设置中, 编辑出版学并非一级学科, 不一样的学校有着自身独特的教学特点以及不同的教学实力水平。因此, 不同的高等院校立足于自身教学能力, 将编辑出版学设置在不同的专业下面,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此专业在高校教育中的学科归属相当模糊, 没有明确的界定。伴随数字出版产业的不断兴起, 对专业人才需求量的不断扩大, 我国一些高校开始在已有的编辑出版学的基础上设置数字出版学相关专业, 开设相关课程。但是成熟的教学体系以及明晰的学科归属, 并没有在当前高校数字出版类课程教学过程中得以应用和体现, 缺乏学科专业性, 人才培养的质量水平受到影响和制约。

(二) 课程设置单一, 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

数字出版产业跟传统的出版业有所不同, 数字出版业的行业形态更加丰富多样, 这也就要求从业人需具备丰富多样的知识储备, 专业性与复合性成为数字出版产业人才的需求标签。当前, 我国高等院校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 仍然将传统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教学作为教学的重点甚至是主体, 并没有根据数字出版产业的特点和需求与信息技术学科甚至经济管理学科等进行一个合理的穿插与融合。比如, 一部分高等院校并未开设网络建设学科、平面设计学科、营销管理、多媒体技术学科等, 致使就读于数字出版专业的学生不能够掌握新媒体编辑技能, 无法熟练地借助信息平台进行业务操作, 也不知悉市场的动态, 课程设置得单一与不合理, 也造成了教学模式多理论教学, 缺乏实践教学, 大部分课程还是填鸭式的教学体制, 对于数字出版类教学来说是一大弊端以及阻碍。

(三) 教学设备投入不足, 师资力量比较薄弱

数字出版产业因其自身的先进性与前沿性, 决定了高校数学出版教学需要更加科学与超前。当前, 我国大部分高校数字出版类专业教育的设备投入不足, 很多教学内容缺乏教学设备的辅助, 教师的课堂教学受到一定的限制, 无法保证教学的效率以及教学质量。除此之外, 就目前情况来看, 我国高等院校普遍存在数字出版类课程师资力量薄弱的情况。大部分高校的数字出版类师资的教师通常是传统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师资源的共享, 尽管保障了传统出版教学的理论知识储备资源, 但是缺乏对于数字传媒以及数字出版等领域的资源储备, 相关专业的复合型教师数量相对较少, 一些高校甚至需要借调其他院校的教师课堂授课, 还有一些高校由于师资力量欠缺, 就去除了原本应该开设的相关课程。如此薄弱的教学硬件条件以及软件条件难以满足数字出版类人才的培养要求。

二、数字出版类课程教学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 人才教育理念落后

高校教学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教学理念的树立。对于一个学校来说, 教学理念是这个学校开展教学的指向标以及根基, 教学理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势必就造成了人才培养质量水平不高。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信息技术进一步普及以及发展, 数字出版类课程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改变, 对于数字出版类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但是当前高校并不先进的教学理念严重影响了人才培养计划的优化, 也成为复合型专业人才没有大量呈现的主要原因。

(二) 教育主管部门缺乏对数字出版类课程发展的重视

自从我国高等院校开设编辑出版专业以来, 编辑出版学一直列入二级学科, 大部分高校都将此专业设置在新闻传播学的一个下属学科里。对此, 很多行业专家甚至一些学者多次呼吁设置出版学一级学科, 但是就我国教育主管部门最新发布的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来看, 对于编辑出版学这个学科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仍然是一个从属性的二级学科, 而且学科从属模糊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这也就导致了高校数字出版类客场规范发展的过程更加缓慢和曲折, 致使人才培养目标无法统一, 人才培养质量更是得不到保障。

三、互联网时代数字出版类课程合作教学模式优化具体措施

(一) 借助互联网时代的新思维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

互联网时代的盛行带给出版行业信息化发展一个良好的平台, 甚至契机。对于一个高校来说, 数字出版类课程合作教学质量的提升离不开教学理念的优化与完善。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之下, 优化了学生的学习方式, 带来了很好的便利条件, 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接受形式。高校应该积极地借助这一系列的良好条件, 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理念, 无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教学内容, 都要立足于学生的基础甚至差异, 科学规划, 通过互联网的惠利, 多样化教学。除此之外, 数字出版人才教育培养质量水平离不开师资力量水平的优化, 信息时代不断普及, 新知识日益呈现, 数字出版类的教师应该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知识储备, 终身学习, 不断进修, 广泛地进行相关学科的充电补充, 丰富教学背景, 拓展教学思维, 优化自身的教学理念, 完善知识结构体系, 同时应该改变教师过去教学模式的教师角色, 翻转课堂, 为培养专业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 高校借助互联网平台, 创新教育模式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一定程度上对于高校教学来说是一个有利之处, 高校应该改变过去单一的面对面教学, 拓宽线上教学的教育平台, 不断地将两种教学形式的结合转变成数字出版类课程教学的一种新常态。数字出版类专业本身就是一个与信息技术联系密切的专业, 在教学专业设置上高校更应该推陈出新, 不断进行自主性创新。高校可以积极借助互联网信息网络, 将不同高校的优质教学资源进行整合, 结合数字出版相关企业的实际案例, 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以及优质的教学资源, 把教学过程中积累的知识体系以及习题集合等通过互联网学习平台给学生传递一个巨大的信息资源。除此之外, 高校可以将一些复合交叉型学科的课程, 进行教学视频以及多媒体课件的制作, 实现教学资源共享, 提升数字出版类课程合作教学模式的优化。

(三) 借助行业力量, 积极开展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时代的转型与反转, 数字出版类课程不仅理论基础深厚, 而且要求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互联网的发展在高校与企业以及科研院所之间形成了更便捷的联系纽带, 对于数字出版类课程发展来说, 理论基础的学习是最基本的前提储备, 更是融会贯通的条件。高校应该积极地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成熟发展, 有效地通过出版企业以及科研场所等组织的协助, 进一步实现数字出版类课程教育的良性科学发展。积极地在校外设置教学实践实训基地, 吸引企业与高校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 让学生在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实践锻炼, 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进一步借助科研力量带动教学质量的提升。学校应该定期邀请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走进学校的课堂进行讲座, 让师生共同学习更前沿的数字出版教学知识, 提升数字出版知识储备容量, 进一步促进数字出版类课程合作教学模式的完善。

四、结语

信息时代的高效与便捷惠及各个领域的同时, 也给传统产业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传统的出版业一方面享受互联网时代的产业优化福利, 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新的威胁。高校应该在行业革新的带动下积极完善数字出版类课程合作教学模式, 提升教学水平, 为数字出版产业培育出更多优质的应用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魏秀荣.新形势, 新标准, 新形象——浅析新时代的编辑人才[A].编辑人才论——中国编辑学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5 (11) .

[2]桂晓风.让更多的编辑人才涌现和成长——关于编辑人才学研究的几点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报[J].2015 (09) .

[3]王洪臣.创新性编辑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A].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中国科学协会2014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下) [C].2014.

[4]鲁家旗.职业资格制度是培养出版专业人才的重要举措[A].编辑人才论——中国编辑学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5 (07) .

[5]苏爱华, 熊楚才, 王赛群.加强编辑出版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思考[A].第四届中国科技期刊青年编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5 (02) .

[6]陈翔交, 吴利民.加大投入重点做好六大工作, 全面推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

[7]周玲, 李建军.政府、社会与高校人才培养互动机制构建研究[A].科学支撑科学发展——2015年促进中部崛起专家论坛暨第五届湖北科技论文文集[C].2016.

“互联网”时代下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第4篇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出版业正视挑战，积极应对新形势，实现了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技术的融合，数字出版已经成为出版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不同于传统出版，数字出版产业形态的丰富和多元，除了要求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具有传统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和文字基础之外，更需要掌握计算机技术、新媒体技术等知识。高校作为出版业重要服务系统之一，肩负着为行业输送和培养人才的重任。互联网技术给出版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高校出版教育现有的人才培养理念，教学方式已无法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数字出版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本文拟从高校人才培养（本科教育）的现状出发，分析高校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成因，以期对“互联网+”时代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

一、目前高校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1.学科归属不明确，影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自从1983年武汉大学开办“图书发行”专业算起，我国开展编辑出版的高等教育已经有30多年，目前正式开办编辑出版学本科层次专业教育的高等院校有一百多家。编辑出版学作为二级学科，由各高校根据自身的教学实力和水平设置在不同的专业下面，由此产生了编辑出版学在高等教育中学科归属不明确的问题。随着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各高校出版教育跟随时代步伐在传统编辑出版学科发展的基础上纷纷设立了与数字出版相关的专业方向和专业课程。目前全国共有100多所高校开设了与数字出版相关的专业方向和专业课程，5所高校开设了数字出版专业，如北京印刷学院、天津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湘潭大学等。以独立开办数字出版专业的5所高校为例，各高校在自身传统的编辑出版学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开设了数字出版专业，如表1所示，北京印刷学院、天津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湘潭大学的数字出版专业分别属于各高校的新闻出版学院、包装印刷学院、信息管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由此可见，已开设数字出版专业、数字出版课程的高校同样存在学科归属不明确的问题。因专业归属不明确带来人才培养计划、培养目标和专业定位之间的差异，比如各高校培养目标中对复合型人才的定位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因此，专业的学科归属不明确，直接影响了我国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质量。

表1 独立开办数字出版专业高校数字出版教育情况统计

2.课程设置不合理，缺乏与其他学科的融合

数字出版产品的形态多样化决定了合格的数字出版人才需要具备图文、音频、动画、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出版与编辑技术、多媒体设计等知识。高校受制于传统出版行业专业分工的影响，编辑出版知识依然是高校教学的侧重点，缺乏与信息技术学科、经营管理等学科融合的课程。例如：一些高校还没有开设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平面设计与排版、营销、管理、数字多媒体技术与应用等课程。这就造成一些数字出版专业的学生不会应用新媒体编辑技术，对信息平台使用不熟练，不具备市场营销知识等问题。此外，各高校的教学计划中，理论教学时间要远远多于实践活动，教学形式也局限于单一的“教师讲、学生听”。课程设置不合理现象在开设数字出版教学的各高校中普遍存在。

3.师资力量单薄，教学方式单一

师资是开展各项教育的主导力量，师资的教育水平直接决定学生的教育质量。各高校开展数字出版教育多数是和编辑出版专业共享师资队伍，对于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教学中相同的基础理论知识具有深入的研究和见解，而对于数字出版概论、数字媒介传播、新媒体技术等偏理工科课程对于绝大多数传统编辑出版专业老师来说有些力不从心，需要跨院系请相关老师承担教学任务。一些高校还存在因人设课的现象，根据老师教学特长开设相关内容，导致一些课程难以达到数字出版教育教学的要求。

二、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当前我国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所呈现出的问题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我国人才教育理念的滞后

教育理念是人才培养的指导方针，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数字出版在出版思想、操作流程、经营策略等各个环节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对数字出版人才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数字出版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2.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视不足

一直以来，编辑出版学列为二级学科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行业内学者和专家多次呼吁建立出版学一级学科，但在教育部最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编辑出版学的学科设置没有改变。学科归属不明确，导致行业人才培养目标不统一的问题依然存在。

3.出版行业各个环节给予高校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支持和帮助有待进一步提高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是决定行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行业内政府机构、知名企业、科研单位发挥“行业团队精神”对高校人才培养提供力所能及的扶持和帮助，是促进出版行业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目前，出版行业中的各企业、科研机构与高校的合作不够细化和深入，没有形成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例如校企联合建立的实验基地、教学实验室等合作平台，由于联合培养的各主体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差异，给予高校的帮助十分有限。

三、“互联网+”时代高校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对策

1.改变传统教育观念，建立“互联网+”时代的新思维

“互联网+”时代是整个出版行业的互联网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的变革、教育信息化理念的建立是高校教学改革的前提条件。

nlc202309090910

（1）出版相关部门建立新观念，利用“互联网+”时代媒介融合发展的大趋势，调动各种有效资源，将行业内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与高校人才培养机制实现共享融通，为高校培养掌握出版专业技术、熟悉出版市场规律、适合行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创造条件。教育主管部门鼓励高校开展多种形式教学，并对互联网时代高校开展的在线学习、平台建设、教学应用、学分认定等新情况、新趋势做出新指示、新规定，为高校教学模式的创新、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政策依据和保障。

（2）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学习的信息化，学生学习形式变得多样化，高校更新教育理念，建立以“学生为主”的个性化教学方式，从学习目标的确立到学习方法的选择，从学习计划的制定到学习内容的选取，都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学生的差异性。

（3）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既具有深厚的编辑出版基础知识又有精湛的数字技术技能的复合型、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数字出版专业教师需要确立终身教育的理念，通过学习掌握计算机软件技术、通信、经济、法律等学科专业知识；通过进修、产学研交流，丰富专业背景；通过参加培训、会议交流等开阔国际视野，学习国外的出版教育经验和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更新自身知识机构，为培养数字专业人才做好必要的知识储备。

2.教育主管部门给予出版学应有的学科地位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编辑出版学科已经发展成为包含编辑学、出版学、图书营销学等内容的独立学科体系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教育主管部门应重视出版专业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出版学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方面应有的地位，促进出版学科的良性发展，为我国建构系统性、逻辑性的编辑出版学理论提供更好的基础和条件。

3.发挥行业力量，在“产学研”培养中提高出版专业教育质量

新闻出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有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出版、印刷、传播、编校岗位上进行实际操作，才能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产学研”结合是提升专业教育质量的最佳途径，出版企业、科研院所对推动本行业的良性发展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首先，高校应进一步加强与企业在师资团队教学实践基地、学生实训基地的建设，鼓励企业为老师和学生提供在一线岗位实习和学习的机会，通过实践，教师可以将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引入到教学中，实现专业教育与实践的结合；通过实践，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缩小理论学习与实践的差距。其次，高校应进一步加强与出版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鼓励老师和学生积极参与到重大课题的研究中，实现以科研带动教学，以实践增长才干的目的。邀请学术界的专家和出版发行业内的骨干开展讲座；聘请科研院所学者、业内知名专家担任兼职教授，负责学生的专业课程辅导、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环节，进一步拉近学界与业界的联系，从而更好地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4.改变传统教育方式，建立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教学模式

基于我国的教育体制以及“面对面”教学中教师对学生价值观、人生观的积极引导作用，“面对面教学”与“线上教学”的混合式学习方式将是“互联网+”时代高校出版人才培养的新常态。作为与互联网技术联系紧密的数字出版专业，在教学模式上应该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1）高校建立数字化资源学习平台，创建多种形式的自主学习环境

“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按需学习、碎片化学习”，是互联网时代学习方式的重要标签，为学生创造自主学习的环境是高校改革的创新体现。将本校、其他高校的优质课程资源，数字出版知名企业、生产单位的实际案例，教师教学中累计的知识库、答疑库、习题库内容整合，建立数字化资源便于学生随时取用；搭建“数字出版新技术”的学习平台，将数字编辑技术、数字版权保护知识、出版经济、媒介经营与管理等交叉内容的课程制作成教学视频和课件，便于学生在线学习、自主学习；利用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建立高校微信、手机互动交流平台，便于学生之间的互动与学习，实现教学的开放、互动与共享。

（2）改变传统教学中教师角色，建立以“翻转课堂”为主的授课方式

为学生提供基于互联网和面授相结合的个性化“混合式”教学将是高校开展教学的主要方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学生在家通过老师发布的视频完成知识的学习，课堂则变成老师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教师从传统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逐步转变为“翻转课堂”教学中的服务者、协调者和组织者。高校数字出版专业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将出版学基础、中国编辑出版史、发行学等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知识通过“信息传递”的方式以视频播放的形式由学生自主在课前学习，对国内外出版案例的分析解读、实践操作等需要“吸收内化”的内容则是通过课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完成，“翻转课堂”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转换，能够改变传统教学中学生被动学习的局面，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作者单位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互联网”时代下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第5篇

关键词：互联网思维,数字出版,出版业

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计算机、手机等信息化产物进入到千家万户, 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推动下, 公众阅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数字阅读逐渐成为人们阅读的主要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已经成为传统出版行业必须思考和面临的一个突出性问题。做好数字出版工作的基本条件是要充分结合互联网时代特点, 在互联网思维模式下探究数字出版发展新趋向。本次研究围绕数字出版发展趋向展开, 突出了互联网思维因素, 研究的实效性较为突出, 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 数字出版发展趋势概述

数字出版是文化领域的数字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数字出版建立在各项技术快速发展的基础上, 随着计算机、网络通讯、数字技术等创新技术的快速发展, 数字出版呈现出高速和多元化发展趋势。数字出版使传统出版物被呈现在计算机等终端设备中, 数字化总的来看是过程的数字化, 其强调出版物内容的数字化、生产模式和运作流程的数字化, 传播载体数字化, 更重要的是阅读消费和学习方式的数字化。

数字化虽然在我国国内起步较晚, 但随着我国网民数量的激增, 数字化迎来了发展机遇, 网络图书、期刊等数字化业态已经形成。我国数字化出版业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2540.4亿元, 较2012年增加604.9亿元, 增长31.3%, 占全行业营业收入的13.9%, 这一数字比2006年增长了近十倍。现阶段我国国内数字出版产业呈现出高效融合的趋势, 产业逐渐实现深入融合, 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 原本严格区分的行业边界越发模糊, 内容供给和技术提供、运营服务等数字出版各环节逐渐融合, 为数字出版的向好发展提供了全方位支持。

在新媒体传播大潮的推动下, 数字出版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在信息化、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下, 数字出版实现了高效高质发展。但与国外发达国家数字出版业发展情况对比可见, 我国国内数字出版依然存在不足, 与国外数字出版业相比尚有差距。互联网时代背景下, 国内数字出版业盈利模式不清晰、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数字出版技术不统一, 一系列问题的存在, 限制了我国数字出版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 在保持数字出版高速发展前提下, 如何整合资源实现数字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值得各方深思。在公众阅读环境、阅读习惯和需求不断改变的情况下, 更大的市场机遇逐渐出现, 数字出版的优越性更为突出, 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正等待着出版业去探索和挖掘。

2. 互联网思维模式下数字出版分析

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出版转型发展, 其基础是更早更好确立互联网思维, 以互联网思维模式去思考出版业的数字化发展。实现创新转型、多元化转型是做好出版业转型发展的关键之举。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在内容生产、传播方式、营销方式及盈利模式方面都有较大差异, 对两者之间差异进行分析, 突出互联网思维在数字出版中的价值与作用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

2.1 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差异分析

传统出版业已经诞生了数百年, 传统出版的快速发展是工业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与其他工业化产业相似, 传统出版业也遵循着标准化、规模化和流水线生产这三个主要特征。出版业的商业模式秉承了工业经济的基本商业模式, 通过流水线上标准化作业获取利润。传统出版业出品的商品——出版物, 具有实体性这一基本要素, 其以书本、报刊形式出现, 多数情况下出版物都是数量有限的, 基于其有限性, 版权保护成为必然。通过对版权的保护, 突出了知识的价值, 传统出版的基本商业模式就是基于版权经营的一类商业模式。

数字出版是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持续发展下的一类产物。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本质区别在于, 数字出版物不再局限于实体性和有限性的限制, 数字出版物的传播效应更加突出, 同时数字出版具有更强的融合性, 通过对资源的整合, 体现出数字出版的价值, 同时形成数字出版的一类商业模式。相对于传统出版而言, 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难度更大, 版权保护的实际价值弱化, 激发传播的潜能, 实现阅读资源的整合, 围绕高效传播做文章, 以量换价成为数字出版主要经营之道。

2.2 互联网思维在数字出版中的价值作用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人们必须按照互联网模式去思考和探索, 在互联网思维模式下实现创新和转型发展。传统出版业企业要实现数字化转型, 把握数字出版机遇, 其关键在于要建立互联网思维, 依据互联网特征进行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的建构。

互联网思维的本质定义是指由多点相互连接起来的, 非平面、无中心、无边缘的网状结构, 互联网思维具有突出的网络化和网格化, 这一思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结构。随着公众参与性、消费主导权、需求多样化等互联网特点的显现, 互联网思维模式逐渐被确立。数字出版想要实现规范化、高效化发展, 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遵循互联网规律办事, 在互联网思维下推动数字出版的持续发展。互联网思维要求传统出版业各参与者都要保持创新意识, 通过不断创新提升出版业转型发展的速度, 使数字出版取得理想发展成果。总的来看, 互联网思维在数字出版中表现出引导、推动等价值, 保持互联网思维是数字出版过程中不能改变的一种状态。

3. 互联网思维模式下数字出版发展趋向分析

在互联网思维模式下数字出版必然将加快发展、创新发展, 其发展趋向有所变化, 对未来数字出版发展趋向展开分析, 有助于数字出版的规范发展。

3.1 资源有效整合数字出版呈现出多元化

数字出版能够实现对数字资源的有效整合, 进而使出版物能够满足于更多人的实际需要, 足不出户即可使受众获取到理想的信息资源, 同时数字阅读的成本也更低, 与传统出版物相比较之下, 数字出版物更具市场竞争力。数字出版要突破现有的市场限制, 实现创新优化发展, 整合各类出版资源, 利用互联网平台等现有平台体系, 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 使数字出版的潜在发展潜能和动力得到深度激发。

3.2 市场竞争激烈数字出版面临市场调整

数字出版业的高速发展, 使出版业同业竞争越发激烈。数字出版面临着市场调整的现实压力, 数字出版企业需要有针对性地面对现阶段市场情况, 找准发展方向, 有针对性实现转型, 通过对数字出版资源的优化融合, 使数字出版能够分类推进, 减少业内竞争, 形成竞争合力, 突出传统与数字出版优势互补, 加大知识产权保障力度, 使数字出版更为规范和高效。

3.3 创新效率更高数字出版迎来发展机遇

在互联网思维模式下创新是关键课题和环节, 创新是出版业效率和效能全面提升的保障, 数字化则是出版业创新发展的主要依托和载体。数字出版要紧抓创新和优化这一业态优势, 进而使行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创新效率更高有助于数字出版实现升级改造, 通过结构化调整, 明确数字出版发展轨迹, 力求经过创新拉动发展, 使数字出版实现持续有序发展。同时数字出版有助于文化领域的创新, 使创新驱动力得到体现, 文化创新带动了产业发展, 形成发展合力, 数字化创新的价值与作用得到充分展现。

结语

互联网时代出版业的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必然, 出版业需要以互联网思维模式探究数字出版发展新趋向, 对转型中存在问题加以分析, 进而找到发展方向, 明确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秦绪军.《刍议移动互联网对数字出版发展的影响》[J].出版发行研究.2016 (01)

[2]郭欣, 盛杰, 朱漪云.《期刊全媒体出版的版权制度建设》[J].出版广角.2015 (12)

[3]陈维超, 岳淼.《台湾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与突围路径》[J].出版科学.2015 (05)

[4]翟文华, 周志太.《网络情境下传统出版企业的突围路径分析》[J].编辑之友.2015 (09)

“互联网”时代下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第6篇

[关键词]数字出版；辞书出版；发展模式

[作者简介]周致欣，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白丽敬，河北大学。

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据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在整个产业的营业收入中，数字出版的比重首次超过纸介质出版，数字出版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一、辞书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辞书是字典、词典与辞典三种工具书的总称。字典主要用来解释汉字的音、形、义；词典主要用来解释词语的概念、意义、用法；以收录术语、专名、学科性词汇等为主的称为辞典。

中国古代的辞书按照字形、意义、读音分字书、训诂书、韵书三大类。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分析字形、探讨字体结构源流的字书；《尔雅》是中国第一部训释字义为主要内容的训诂书；《广韵》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以归纳字音，探求声韵源流为主要内容的韵书。清代《康熙字典》标志着中国开始出现以“字典”命名的工具书；1915年和1931年的《辞源》，1936年出版的《辞海》继承了传统字书的特点，吸收了国外词典编撰的长处，首次创立了词条；1937年，黎锦熙主编的《国语词典》首次按注音字母音序排列。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完整的辞书体系已基本形成，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辞书的功能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用户的需求。据《2012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在传统辞书出版物中，2012年总印刷出版数下降近10%。据艾瑞“2012年在线词典发展研究报告”最新数据指出，2012年网络查词、翻译服务渗透率已达73.7%；在线翻译网站、在线词典、下载版词典软件等市场渗透率都在50%以上。此外，移动端的手机词典app总下载量超过10亿次。上述数据表明，互联网给了传统辞书发展的新机会，同时也带来极大的挑战，传统出版业向移动数字出版转型已迫在眉睫。

二、辞书数字化的优势

1. 海量信息，不受容量限制

辞书以收录各种字、词、术语的语音、概念、用法等为主要内容，而受所收录内容信息量大、种类繁多等的影响，辞书也必然包罗万象。传统辞书受版式、规格、页码、资金等诸多容量因素限制，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不能全部被收录进去。目前，我国数字化的辞书类型主要有三种，即网络版辞书、软件版辞书与手持设备版辞书。这类电子版辞书不受传统纸质书规格、页码等容量的限制，可以拥有海量信息，这样就大大提高收录范围与辞书质量，更能够满足用户的查询需求。因此，电子版辞书能够非常便利地使收录工作者与用户之间达成平衡。

2. 易读、易携带、占用内存小

传统辞书少则上百页，多则千余页，携带十分不便；装订质量较为一般，稍有不慎则会导致书脊与封皮脱落，保存较为困难；除去意外损坏，辞书也会受纸张自然属性使用时间的限制。在这些方面，电子书的先天优势战胜了传统辞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子书的阅读器种类越来越多，市场占有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电子设备的普及率也十分可观，这些都是电子辞书的载体，可为用户随时随地查阅电子辞书提供巨大的平台优势。此外，电子书的存储与使用极为方便，只要不是删除文件，一旦获得便可永久使用。同时电子书占用内存小，一本5万词汇的《牛津双语词汇电脑板》只有15.29M。

3. 低定价、低成本

传统出版的辞书十分昂贵，除去辞书在编纂方面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需的经费，还需要印刷的纸张费用、刻板费用、油墨费用、人工费用与购买印刷设备的费用，印刷成册的传统出版辞书还需要价值不菲的运输费用、书库占用费用等。而电子版的辞书只需要编纂费用，且目前大多数电子版辞书都已经编纂完成，只需上传给出版社进行线上销售即可，因此电子版辞书在定价方面相较传统辞书有很大的优势。

4. 智能添加备忘，反复阅读更为便利

传统辞书由于受版面等因素的影响，页面留白较少，不能满足用户做记录的需求，若内附纸张补充既不美观也不易携带。而电子版辞书则能很好地弥补传统辞书地这一缺陷。现在市场上流行的电子辞书都有备忘功能，可将最近查询、使用过的字和词等按照用户需求添加至备忘录，并按查询时间或字词在电子书中的位置等功能排序，更加便于用户的反复阅读。

三、辞书数字化的发展困境

1. 版权问题

版权问题是我国出版界面临的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目前我国出版法中对于抄袭及比重的界定很模糊，法律方面的漏洞使得盗版侵权事件屡禁不止，而电子出版物因其公开性、复制粘贴简便性、传播便利性等因素，更使得抄袭、盗版等版权问题日益猖獗。辞书的编纂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且耗时周期长。但是，目前在互联网的搜索引擎中输入含书名的电子书下载就会出现数条电子书下载信息，这些信息多未经授权，且用户使用多是免费，或只需简单注册便可获取。此类严重的侵权现象长期存在却鲜有处罚，这给辞书电子出版等数字出版界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字出版业的生存与发展。

2. 数字出版经营模式尚未规范

目前，数字出版时代的盈利主要包括电子书和纸质书的利益分配、出版社和技术商合作的利益分成两个部分。出版社在制作图书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在数字出版产业中的收益分成却很低；技术提供商凭借在开拓市场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市场培育与产业教育成本，获得较多的收益。虽然目前市场上很多技术提供商支付给出版社一定的版权费用，但由于出版社在数字出版产业中的被动身份与地位，其在利益分配方面处于弱势。电子出版的版权很难保障，收益风险较大，出版商多选择在数字出版进程中放慢、放稳脚步，同时主推传统出版物。因此，建立健全的版权保护机制对于数字出版产业建立合理的盈利模式十分关键。

nlc202309051127

3. 电子书的使用受设备限制

目前，电子书的发展处于逐步上升趋势，市场占有率与营业收入也逐年升高，但电子书必须借助一定的设备才能使用，设备问题一直制约着电子书的发展。中国仍然有众多家庭生活不富裕，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家庭很难自费为青少年读者提供诸如电子阅读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使用电子书的设备，这就限制了中国众多的青少年用户使用电子版辞书。此外，据权威消息称，201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突破2亿，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老年人因其知识结构与视力、行动力等身体因素，其在使用软件时有着较大的限制。

4. 电子辞书参差不齐

辞书是一个信息密集的大系统，要求编者既有辞书学的知识，又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宽广的知识面。辞书作为一种工具书在提供权威信息、验证读者已有知识错误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倘若辞书质量出现问题将有可能在这方面影响读者的一生。目前市场上存在的电子辞书数量繁多，质量参差不齐。诸多不法出版机构在电子辞书编纂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注重辞书严谨性、科学性等辞书最重要的特质，反而连最低级的编辑错误都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将市面上发行的电子辞书进行简单的分类、编辑、排版就形成自己的电子辞书出版物。这类劣质盗版辞书除了损害作者、出版社权益，还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仿冒、盗版作品往往错误百出，对用户尤其是正处于接受知识的青少年来说，危害是毁灭性的。

5. 阅读习惯问题

自中国最早的一本解释词义的书——《尔雅》面世，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两千年来阅读纸质书籍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阅读时手里的笔在书籍上做笔记、批注、圈注，中间休息时在书中加个精美的书签已成为读书人的习惯。电子辞书虽然也有这些功能，但是改变一个民族的阅读习惯并非易事。

四、数字化辞书的发展建议

1. 政策、法律与技术维护三个层面保障版权

解决盗版猖獗问题，维护数字出版版权需要政策、法律与技术三个层面共同努力。我国应尽快弥补在网络出版法律方面的漏洞，完善法律与相关政策，同时对仿造、盗版辞书事件进行强有力的处罚，从法律与政策方面杜绝侵权是解决版权问题首先需要研究的。同时，解决数字化过程中的侵权事件还要靠技术的力量。网络出版版权人可以利用用户登录系统、终端识别系统、加密程序等技术形成数字作品防火墙，并要求用户加入电子契约。如此，以技术保护为基础，电子契约为辅助，版权人在其作品的使用、收益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享有许可或者不许可使用其作品的自由，以及以何种方式许可的自由，从而保护辞书和其他电子版图书的版权。

2. 多元化盈利模式

为了保证出版社的生存与发展，能够持续不断地提供给读者更多的精神文化食粮，必须扭转出版社在数字出版产业进程中的被动地位。出版商与技术供应商应采取多元化经营模式，达到出版商与技术供应商的协调发展。目前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赢利模式分为两类：B2C 模式，以当当网、淘宝网、亚马逊等网上书店为代表正积极地开创空间；B2B的经营模式，以中国方正电子的Apabi 网站为代表为出版企业提供服务。但是目前这两种方式都是以技术供应商为中心的盈利模式。笔者认为出版商可以与技术供应商达成协议，除去技术供应商支付一定的版权费用，每卖出一定数量的电子书后，出版商与技术供应商分成，让销售的成果同时惠及出版商与技术供应商，从而达到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同时，鉴于目前国内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电子阅读器等能够阅读电子辞书的设备普及率还不是很高，出版商可以联合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电子阅读器终端厂商或运营商，开展买电子书赠阅读器等相关活动。

3. 建立规范的辞书数字化认证机制

目前电子辞书的出版尚未形成规范的许可认证制度，针对辞书数字出版的认证机构仍是空白，不必像纸质书籍一样需经严格的审核，也不会像纸质出版物那样有书号，这在电子辞书的出版过程中就形成了制度漏洞。政府或相关管理部门可以设立专门的执法部门解决网络盗版行为，以便更清晰、更明确地认定、管理、制裁网络侵权行为，从而避免由于缺乏具体的管理部门而出现无人监管、相互推诿的现象。此外，要发挥中国互联网协会与互联网信息中心等相关专业组织的作用，强化此类相关行业组织在调研与出具鉴定报告方面的法律地位与认定权威，为打击盗版侵权提供强有力的基础。

4. 以用户为核心设置电子辞书类别

诸多用户在使用电子阅读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时还不习惯，电子辞书出版商若想争夺有着长久纸质书籍阅读习惯与阅读体验的用户市场，就必须针对不同用户群体发挥电子辞书的优势。电子出版物在用户购买过程中需要注册登记等流程，因此，出版商在掌握用户群体属性时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出版商可以根据用户属性及特点制作电子产品。如针对少年儿童的电子辞书就必须多些生动活泼的例子，并辅以图文进行讲解，同时还要添加对音节、释义、例子的语音朗读；针对老年用户群体则要添加字体放大功能与语音朗读强化功能；针对青年群体则要注重内容简洁与最新释义，将代表网络与社会中的时尚元素添加到电子辞书中，满足青年群体的用户需求。

[1]2012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Z].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2.

[2]2012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Z].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2.

[3]党跃臣等. 网络出版知识产权导论[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

[4]殷沈琴，张计龙，郝群. 电子书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应用进展研究[J]. 图书馆杂志，2012（8）.

[5]朱榕. 电子书著作权授权研究[J].情报科学，2012（30）.

[6]夏沣. 电子书盗版侵权现象的防范[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2）.

[7]俞银燕，汤帜. 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综述[J]. 计算机学报，2005（12） ： 1957-1968.

[8]殷沈琴，张计龙等. 电子书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应用进展研究[J]. 图书馆杂志，2012（8）.

[9]李莉. 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整合互动[D]. 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

[10]王启云. 电子书发展的瓶颈与前景[J]. 情报科学，2003（21）.

[11]戴孟宗，林家楷等.电子书易读性之研究[Z]. 2012第二届中国印刷与包装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

[12]李云. 电子书版权保护与最终用户利益的平衡[J]. 图书馆建设，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