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主义小说的评价(精选6篇)
新写实主义小说的评价 第1篇
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作者/周婷
摘 要: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新写实小说的兴起给中国当代小说的写作带来了新的希望,它以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成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受欢迎的小说流派。新写实小说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潜移默化的影响,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
新写实主义小说的评价 第2篇
一 教学目的:了解新写实小说的发生发展情况;主要的新写实小说作家作品;新写实小说的意义。二 教学重点:了解新写实小说的内容和意义
三 教学难点:理解新写实小说“新”的表现及评价。四 教学方法:讲授 五 教学步骤:
(一)课程导入:新写实小说没有终止时间。它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与其语境有重要关系。80年代中后期社会转型,社会阶层各个成员的文化色调在重组,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淡化,一部分人认同普通市民立场,这是一个自觉的文化立场的选择,对日常生活采取近距离写实性的扫描。
(二)概念
“新写实主义”这个称号的出现大概始于1989年第三期《钟山》的“新写实主义小说联展”。根据批评家的概况,新写实主义是继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现的又一面旗帜,它“从情感的零度写作”,“纯粹客观地对生活本态进行还原”,展现了现实的“原生态”,将“原色原汁原味”和盘托出,达到了“毛茸茸”的程度。
(三):兴起背景
1989年之后,中国社会现代化演进所必然产生的商业主义盛行和传媒行业的兴起,使中国现代文学所张扬的具有精英主义色彩的政治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遭遇空前的挑战,从思想文化层面入手来解决民族-国家问题的精英主义理想,在文学领域中不得不被摒弃。因此,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学实际上面临着一个由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向民间话语、由公共话语向个人话语转变的问题。
这一转变的标志性文学事件,就是所谓的“王朔现象”:王朔小说的流行、大规模地进入影视传媒及对于王朔作品的争论。王朔的现代性特征在于:立足于市民立场来把握社会历史,这为历史批判的精英主义传统划上了一个历史界线。王朔小说的流行与时代的“渴望”有关,它使以国家政治为核心的话语系统与民间生活实际上的严重错位暴露无遗,展开了一个抛弃了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日常生活价值框架的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审美旅程和言说方式。这样的开端未免充满了过犹不及的极端色彩和快意宣泄,它所遭受的种种非议,正是来自于精英主义话语的抵抗。
与市民言说的王朔小说的放肆而简单形成对比的是,代知识者言说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则琐碎而无力——它们同样是精英主义在90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双重失败,向民间意识形态迅速转向的结果。新写实主义小说是对先锋小说乃至寻根派和现代派小说的反拨。当方方将新写实的“风景”首先展现在当年光怪陆离的文坛上,在转换了审视现实的立场之际,新写实主义小说预示了某种对历史的解构姿态。问题在于,《狗日的粮食》、《烦恼人生》、《一地鸡毛》、《风景》等关怀人的生存问题的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实际上没有足够的立足于现代性立场上的人道主义理想与信心作为理性支持,它们使当代小说从现代主义小说的理性化批判框架进入理性疲乏的生活原生态描摹。如果说,使“文革”后小说大规模回到市民社会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历史功绩(就文学而言),那么,新写实小说的理性疲乏却不仅是当代中国理性困境的映射,更是知识精英在脱离了意识形态话语中心之后尚不能作为边缘性力量创建新理性的真实反映。
(四):小说的主要特点及不足之处 1:特点
(1):经验的日常性是其共同点之一,日常生活经验成了小说的集中叙述经验。
(2):群体性还表现在作家采取的相对中立、客观、冷静的叙述立场,尽可能的还原现实。2::缺点
(1):众多个性迥异的作家都被归入“新写实小说”名下。外延的无限扩大维持着这个概念的空洞运转。
(2):在叙事学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背景出现之后,新写实小说提出的那些概念说明表露了对叙事意义的无视。1):情感的零度忽视了叙述者的暴露。
新写实小说推崇“情感的零度”,即不让叙述者的情感介入故事,干扰读者的判断。但叙述者不可能在文本中完全消失,作者可以删去叙述者的抒情、道德评论、社会理想表述或者人物鉴定,但叙述者仍会在背景描写、人物识别或时间性概述方面留下痕迹。叙述者的情感可能强烈、可能淡漠,但却不可能成为零度。
2):对生活纯粹的还原忽视了语言层面的中介。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自成系统,不是一面和现实毫厘不爽的镜子。叙事学认为叙事包含着某种人为的结构,某种程度的预先制作。叙事所操持的话语经常携带了种种隐蔽的判断,悄悄地对叙事对象做了改变。因此,现实纯粹的还原不过是新写实主义的一个理论神话。
3):无视叙事,叙事话语丧失深度而趋于平面。
新写实小说写了大量平淡琐碎的生活场景和操劳庸碌的小人物,在这点上新写实小说继承了关注小人物的文学传统。现实主义往往通过一个完整的情节呈现小人物之为小人物的独特个性,新写实小说则有意消解小人物的独特个性,使他们成为芸芸众生。这些人物缺少强烈的自主精神,新写实小说更多揭示的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现状:琐碎的、凡俗的、安分守己的。生活世俗化并不等于表现世俗化生活的文学作品也要世俗化。人们在新写实小说中体察到生命的坚韧与顽强,体察到人生的乐趣与满足,但恰恰在这点上,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放弃了改造世界的特权,他们又一次接受了传统观念:叙事话语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素材。不少作家倾向于如实叙述,使小说出现了“流水帐”倾向。叙事的风格与现实的平庸不谋而合,新写实小说的叙事并未达到一个更高的真实,而是回归到传统的阅读经验,尽可能无阻碍地为读者接受。
(3):新写实小说的提出更像是商业思维进入纯文学领域的一个表征,它更多地与办刊策略、制造文坛热点等想法联系在一起。
(五):代表作家作品
“新写实小说”概念的提出是在1989年,但其代表作品的出现则要早一些。对“新写实小说”的讨论,自1989年下半年至1994年末,一直未间断。目前得到大多数作家、评论家承认的,可以包括在“新写实小说”里的作家有池莉、方方、刘震云以及叶兆言、苏童等。1:池莉(87-97小说)
生于50年代干部家庭,随父母的调动到处迁移。故乡的感觉没有,也找不到精神家园的根。因此对池莉来说时间有意义,故乡没意义。
童年时期人格分裂,对峙。红孩子——黑孩子
由童年到少年经历了一个精神上的失乐园的过程,看生活的立场发生了很大扭转。在把握生活时,用一种复杂的眼光看待社会:对峙和视角下调,用世俗眼光看。《烦恼人生》即是这种视角的产物,写了真正的生活。池莉作为作家时的偏执很突出。(1):《烦恼人生》
池莉1987年发表《烦恼人生》,引起很大反响。这部作品描写武汉钢铁厂职工印家厚一天的生活,在24小时内浓缩了他整个烦恼的生活状态。小说“生活流”的写法呈现了一种“毛茸茸的原生态”,让人似乎能亲身感受引家厚的“烦恼人生”,从而引起了无数处于同样境遇的读者的共鸣。从小说结构特点上看:沿着印家厚的脚步把所有的情节都串起来,当下烦恼经验和过往的浪漫经验交织起来表达了一个主题:生活就要认命,普通人要过普通人的生活。这种判断是池莉的认识。一天中所有烦恼经验加起,所有浪漫经验减去,其结果就是文本的主题。
小说中亚莉形象设置了却没有展开。亚莉——印家厚。亚莉——妻子
池莉压抑着亚莉,使这样一个三角的浪漫故事变成印和妻子两个人认同生活的平面结构。通过这样一种文学操作,池莉表达了对生活的观点。(2):《来来往往》
《来来往往》中康伟业与段丽娜的婚姻建立在一种时代的错误上。段丽娜在文化价值上比康伟业大,但作者的目光聚焦在康伟业与三个女人的浪漫故事上。段丽娜的形象实际上被弄坏了。时雨蓬是一个粗糙的物质时代塑造的一个物质女孩。(王安忆:上海表面的繁荣掩藏了精神的粗糙,上海的物质形态塑造了一批极端物质化的人。)
《来来往往》表面上极浪漫,实际上很不浪漫,由追求爱情到爱情幻灭。康段之间:饱暖思淫欲;康林之间: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康时之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小说仍是一个不谈爱情的主题。
总结:池莉几乎所有的创作都与爱情有关。但回答爱情时都是没有爱情,她用的不是爱情逻辑,而是婚姻逻辑。婚姻是世俗的概念,爱情是价值层面的话题。婚姻是知识性的命题,可以言说,爱情是一个信仰性的命题,不可言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错位。2:方方(1):《风景》
方方的《风景》发表于1987年,被誉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新写实小说”中最富于现代主义色彩的一篇。小说选择了一个出生后不久就死去的鬼魂“小八子”作叙事主体,叙述了“汉口河南棚子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一对夫妻和七子二女的家庭生活。作者的叙述语调是平静的,但却并不是所谓“零度情感”,而是对“恶”的生存法则,以及这类法则拒斥文明的无可奈何的认同。
小说叙述框架、视角都带有很强的虚拟性。但经验又是很现实的、近距离的。父母构成了一个人文背景,是孩子们成长的一个外在环境。老大和枝姐的爱情故事留有很大的空间,老二是一个带有女孩子气质的男孩子,在母亲的溺爱下成长起来,恰恰是这种保护造成了另一种悲剧:老二的毁灭是河南棚子的粗糙环境造成的,老二与其生活环境的不协调构成了他的悲剧。老七生不逢时,父亲又怀疑他不是自己的儿子,用暴力迎接老七,同时,老七也不受他两个姐姐的欢迎。他是生活在这个环境最底层的人。长大后上山下乡,大学毕业后做了中学教师。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报复家庭的人。在老七成长过程中,其性格的扭曲变态是明显的,这表现在他不择手段地往上爬的人生经历。
补:一组人物形象:高加林、老
七、于连、拉斯蒂涅。当一个人与其生活的环境有很大不合时,这种环境反而会培养出野心、反叛,但又毫不顾道德准则。由这类形象体验的一种弱势地位的创伤感形成一种原型:即由创伤感而开始感到世界的不公,从而反叛,报复。马克思的阶级论给这类人改变命运提供了一条出路,但更多的人选择联姻、色相等方式改变命运。这类反叛者的形象体现了我们每个人对缺失的反抗,在传达着个人的白日梦。(2):《桃花灿烂》
写得很细。故事背景是搬运站,男主人公米西的生活环境类似老七。米西在他的家中形成了心理阴影,从而影响他日后的生活。女主人公墨子与米西产生了爱情,米西想表达爱情,但又不明确表达。墨子处于女人的被动地位,认为女人只能被爱,米西不表达,墨子就不接受。水香的漂亮引起了米西的注意,他与水星调侃。在设置上,墨子和水香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水香代表了身体的、世俗的东西,墨子代表了精神东西。二者是一种精神爱与身体爱的悖论,男人迷惑于二者之间。
男女之间的爱情很复杂,性欲的影响很大,甚至使你去接受你不想要的。但性欲并不是爱情,它还有别的东西,爱总是伴随着一种恐惧、焦虑,说不清道不明,越爱的东西越不敢接近和占有它,这是一个困惑的命题。小说结局米西死了,相爱的两个人之间隔着某种东西,而死亡真正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对爱的高峰体验是否与死的体验类似?)。方方对爱情的想法有世俗层面上的,又有宗教层面上的。她对爱情的信仰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与池莉处于两极,方方表面上归于新写实,但在精神意义、价值层面上,方方高出新写实小说。3: 叶兆言
南大硕士,在文学出版社做过编辑,有家学渊源,培养全面。叶圣陶在人格上很诚实,知识功底扎实,是个温厚长者,常站在启蒙立场对世俗生活进行透视。叶至诚、叶至善对体制有信赖,对体制之外的价值有很高的警惕,关注的是体制内人的成长,昂扬的精神状态。叶兆言在85年后的创作让我们看到他在文化色彩上既不象祖辈,也不像父辈,其文化色彩很难定位。同时他又游离于知青之外,处于红卫兵或红小兵之间,与王安忆、张炜同一代,既不指认世俗,也不高扬理想。他身上集中了其祖父的温厚,同时又有点闲士的甚至是看透了某种东西之后的一种智性色彩,但又不像史铁生看的那么透,他始终关注的是世俗东西。
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中都有他。其创作的文类文体很宽。他有时极端世俗,把当下最日常的世俗的生活经验作为研究对象。如《关于厕所》对世俗生活看的很透:人生活在现实中,受动性是随处可见的,甚至是撒尿也能影响人的一生。《艳歌》
叶兆言小说拒绝浪漫小说的逻辑。小说结局的苍凉、荒凉感是新写实小说中很少见的。《艳歌》触到敏感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东西,与妻子的冷战让迟钦亭感到婚姻的无奈,与心中的恋人谈话后却感到苍凉,有更深的感叹(这部小说可与《白玫瑰与红玫瑰》相比)。小说表现了一个困境:人需要爱情,但爱情具体到一个人,你会发现你找的不是他,这是一个所爱非人的命题。迟钦亭的悲凉体验既是爱情的,也不是爱情的。人有理想,当你实现后,这个理想又变了质。时间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的悖论是苍凉的,是人无法挣脱的一个受困体验。小说没有结局。在新写实小说中,小说达到了一种别的小说无法达到的体验。池莉的烦恼体验停留在一种较情绪的层面上。《艳歌》没有一定的意象性,表现的是一种困境。题目是一种反讽,故事一点都不艳,表现了这种生活状态对人的捆绑。4:刘震云
当代作家中少有的有智慧的人之一,有人说他的写作有鲁迅的风格。
《单位》和《一地鸡毛》是姊妹篇,分别发表于1989年和1991年。《单位》写的是在某部某局某处这个“单位”里,“官”“民”都活得不轻松。《一地鸡毛》转到小林的家庭生活。其生活的烦恼程度,和池莉笔下那位印家厚也相差无几。刘震云在叙述这些生活中的“鸡毛”时,使用了大量的反讽笔调。对于小林,他是反讽中带有同情,对于老张、老孙、女老乔,也并非毫不留情的讥刺,而是有一点理解在里面的。
小说写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成长的故事,小林的经历是反成长的过程。
“一地鸡毛”、“蚂蚁”两个意象都来自小林的梦境。“一地鸡毛”的隐喻是那种纷乱的日常生活在人的内心中唤起的恐惧。梦表达的是一种本真的真实,小林虽被世俗化,内心并不甘心,很痛苦、恐惧,害怕自己被同化。城堡、铁屋子等与鸡毛都是围、困,表现主体与客观的关系,主体为客观所困。但城堡、铁屋子是硬的,鸡毛是软的,它表达的是日常生活对人的慢慢的异化。
“蚂蚁”合群,无个人、无主体性,盲目。陈凯歌《黄土地》结局一群人去祈雨,出现一个小孩逆向人群,越变越大,表现了个人从群体中出现。蚂蚁实际上反映了小林在把自己变为俗人后的恐惧。小林成了蚂蚁群中的一个。而“一地鸡毛”和“蚂蚁”都表现了小林内心中的不甘心。
(五):意义(总结)
新写实小说并非铁板一块的思潮,每个人的作品都有独特个性,不同作家也有不同的价值立场。作为一个流派,一个群体,新写实的作家们在精神层面上是不同的,新写实小说不是整合意义上的存在,不是审美、精神层面上的归类,它只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进行确定的一个流派
试图用一个流派来统合一批风格独特的作家是非常困难的,大部分“新写实”小说家会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甚至愤愤不平。“新写实主义”不过是一种命名,不过是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不过是对理论匮乏的一次勉强满足。在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落入低谷的岁月里,“新写实主义”这面旗帜似乎鼓起了重新聚集的勇气。在“新写实”的名下,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变动。
1、文学写作不再依循意识形态推论实践,写作者不再有充当历史主体的欲望。
2、那些凡人琐事成为写作的中心素材,文学回到单纯的生活,因而对生活的洞察力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故事也朝着“传奇性”方面发展,制造远离乌托邦冲动的阅读快感。
第七节
新历史小说(2课时)
一 教学目的:了解新历史小说的发展状况。
二 教学重点:掌握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观和审美特点。三 教学难点:认识新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的差别。四 教学方法:讲授 五 教学步骤:
(一)课程导入: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出现时间差不多,在87年前后,到目前没有终止。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主要作家和代表作品有:先锋小说中一部分涉及历史创作的作家。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和《枣树的故事》。苏童“枫杨树乡村系列”、妇女生活和新妇女生活系列。格非《大年》、《迷舟》。刘恒《伏羲伏羲》、《苍河白日梦》。女性作家的一部分作品也属于新历史小说,如赵玫。
(二)新历史小说观念:
新历史小说的出现,可视为鲁迅《故事新编》创作观念的承传和超越。由于道德失范、政治宽松和艺术民主,当今新历史小说拒绝接受“十七年”小说惯用的政治——历史话语,改变用历史小说阐释历史教科书的做法,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异端”性。
1:新历史小说家通过重叙历史,表现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在“五四”新文化背景上形成的“现代”话语,家庭的潜在文化语义就是封建、保守的营垒,是腐朽、堕落、衍生罪恶的渊薮,是民主自由与个性主义的否定力量。而新历史小说家将目光从宫廷、议政、战事、暴动、改朝换代这样巨型景观转向了村落、家族、血缘、人伦、性这些微型社会组织及其冲突。这表明新历史小说家对家族为内核的传统文化作了重新的审视和认同,因而写出来的作品富有深广的思想文化蕴涵。这类作品如《白鹿原》、《苍河白日梦》、《旧址》、《呼喊与细雨》、《活着》、《故乡天下黄花》等。
2:新历史小说家注重建构个人的历史话语。他们不愿以“再现”的手段去绘制与社会历史毫厘不差的真实图景,而宁可通过想象和虚构追求感觉的真实、情调的真切,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话语去探寻奥秘和重构历史。李锐在《旧址》中的题记:“我们的叙述不会给世界和时间带来任何增损,我们的叙述只是为了自己”,他还说自己只是“一意孤行地走进情感的历史,走进内心的历史”,看来,他并不钟情于历史的真实,强调以主体化的视角观照历史,这一点,体现出新历史小说家对历史的个人性的认识和体验。
李锐的《传说之死》,主人公六姑婆出身名门望族,并且是古城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曾舍命救过后来当上部长的弟弟,是一位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功臣。如果按照传统的创作方法,应该把六姑婆塑造成一位颇具传奇色彩和叱咤风云的人物,并且是一篇可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但是作者却洗去这段历史中的那些最能表现革命本质的浓烈的火红色调。而另辟蹊径,从疼爱和保护弟弟的亲情人性方面,去描述这位用香火自毁容颜以永不嫁人,终身信佛之志的六姑婆,是怎样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党的地下交通站重任的,又是如何为了“杨家的根”,怎样奋不顾身从敌人的监牢和枪口下将她弟弟救出来的。总之,六姑婆似乎没有多少革命的自觉意识,却完全具有甘愿牺牲自我的人性亲情的意识。从中可看出,即使带有浓厚“正统”色彩的故事,由于作者个人历史话语的顽强楔入,我们所见到的历史景观与已既定的历史面目发生较大的差异,凸现了历史被重新“书写”的个性化特征。
(三)新历史小说的审美特征:
新历史小说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在对历史的解构和意义的消解,诸如人物的世俗化,故事的虚构摹写和文本的戏仿艺术等。而这些方面,鲁迅早在《故事新编》时就有意尝试过。鲁迅的《故事新编》除了取材神话、传说外,主要取材春秋战国的史实,但他并不以修撰正史的方式,为古人树碑立传,而是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写出人物世俗化的特点。《理水》,塑造了治水英雄禹的形象。关于禹的传说,先秦典籍多有著述,然而,鲁迅祛除禹头上的神秘光圈,着力描绘他“乞丐似的”穷困艰苦和“铁铸”般的意志。有一段描写就很典型:“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伸开了两脚底都是栗子般的老茧。”小说结尾处还有一个令人回味的描述:“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禹,在鲁迅强大的艺术聚光灯照射下,现出凡人的一面,暴露了一些人性的弱点。这些圣人,在鲁迅笔下都突出其形象的“世俗化”和“非英雄化”的特点。而这一点,对后世历史小说创作颇有启示作用。
1:人物的世俗化,成为新历史小说自觉追求的审美特征之一。作为反拨和重构历史的需要,新历史小说由再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显赫的历史人物以揭示必然的历史本质,转变为叙述日常生活的风俗活动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以展现历史的本色。新历史小说是借一种历史氛围、历史情调、历史话语方式,在生命存在的体验上来展示人物的命运,以现代意识把对现实生命存在的思考,放在假定性的历史框架中来加以表现。作家在有意或无意间偏离或疏远了正统的历史,他们感兴趣的甚至是“正史”所不屑写的妾、妓、兵、匪,其身份一反传统话语中的政治色彩,而带有十足的民间性。新历史小说比较喜欢展示历史中处于“边缘性”的人物,写他们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朋友反目,邻里争斗等生活的日常性、世俗性、甚至是卑琐性的一面。
2:故事的虚构摹写,是新历史小说第二个审美特征。新历史小说家对历史不再保持谦卑,时常轻而易举地进入历史,从从容容地展开想象,至于史料的搜集和疑难考订均被洒脱地省略了。王安忆《父系和母系的神话》由一个中篇《伤心太平洋》和一个长篇《纪实和虚构》组成的。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我”就是王安忆,父亲就是王Ⅹ,曾祖父开创了我家的出洋史,同乡王木根说他还保留一本福建同安王氏家谱;母亲就是茹Ⅹ,她是一个浪子的女儿,“集孤儿与被抛弃于一身”,解放后以“同志”身份重返上海,等等,都说得有名有姓,可谓言之凿凿。但它又同时带有虚构性,在本书《跋》中,王安忆明白地说过:“我以交叉的形式轮番叙述这两个虚构世界。我虚构了我的家族,将此视作我的纵向关系„„我还虚构了我的社会,将此视作我的横向关系。”同时,她又说:“我在虚构时候往往有一种奇妙的逆反心理,越是抽象的虚构,我越是要求有具体的景观作基础。”这就说纪实和虚构是难分难解的,互相牵制,实者似实而虚,虚者似虚而实。这样小说就把纪实和虚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
3:文本的戏仿,是新历史小说表现出来的第三个审美特征。鲁迅把《故事新编》中文本的戏仿,称之为“油滑”手法,它表现了作者一种新的思维向度和艺术创造天赋。《出关》中对《庄子》中哲学语言的戏仿:
庄子——慢慢的,慢慢的,我的衣服旧了,很脆,拉不得。你且听我几句话:你先不要专想衣服罢,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是有衣服对,也许是没有衣服对。鸟有羽,兽有毛,然而王瓜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你固然不能说没有衣服对,然而你又怎么说有衣服对呢?„„
这段话,其实是鲁迅把《庄子》中几段话杂糅在一起,并把它们译成现代汉语的形式,达到了文本的戏仿效果。
新历史小说出于解构历史,消解意义,必然要建构自己独特的话语机制。而文本的戏仿便是最能代表他们历史话语的审美追求。
莫言《丰乳肥臀》对古人诗句、现实生活中的严肃或通俗歌词的文本戏拟,如:“黄鹤一去不复返,待到黑天落日头,让你亲个够。啊欧啊欧啊欧欧。”“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我是一张饼,中间卷大葱,我是一个兵,拉屎不擦腚。” 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的结尾:
一年之后,村里死五人,伤一百零三人,赖和尚下台,卫东卫彪上台。
两年之后,卫东和卫彪闹矛盾。一年之后,卫东下台,卫彪上台。
“文化大革命”结束,卫彪、李葫芦下台„„一个叫秦正文的人上台。
五年之后,群众闹事,死二人,伤五十五人,秦正文下台,赵互助(赵刺猬儿子)上台。
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的这个结尾,也是一种文本的戏仿,它是对历史的严肃性和正义性的嘲讽和消解,让人觉得历史的前进不过是既有事实的重新演绎而已。
(四)代表作家作品: 1: 刘恒
北京长大,当过兵,文学编辑、知青。现实经历并不特别,但他的作品总感觉其经历中有创伤经验(创伤是关联心理学、文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创伤和记忆有关,记忆和语言有关,语言和主体成长有关,主体成长是文学关注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写实小说视角尽可能放的很平,刘恒也关注当下经验,但他并不关注经验的日常性,而关注日常的本能,欲望(希腊神话关注人的日常性,希伯来神话关注宗教、超验的东西。)。刘恒的叙述和中国注重社会经验的主流文学不同,他更重内心经验,即心理学上的第二宇宙,强调人生中的创伤对个人成长的影响。《苍河白日梦》
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20世纪家族小说之一。(类似的有巴金的“激流三部曲”)
叙述人是一个家奴,是活到一百岁的时候,用回忆的语调讲述家族故事。小说以讲述型取代书写型。百岁老人与年轻作者的讲述含有一种历史沧桑感,老人是一个家族边缘的窥视者,其视角是有局限的。这给读者的想象留下很大余地。二少爷表面上有启蒙思想,深层里是一个没有长大的人格上的侏儒,人格严重分裂。二少爷的形象让人对启蒙话题有所思考。(可与巴金三部曲中的青年启蒙者比较)。
传统家族小说多以进化论、阶级论把家族成员分为老少两种,老代表保守,少代表新生,这已经是现代性叙事中的一个标准规范。但在这部小说中,父亲形象没有一点权力,什么都不操心。他唯一的担心是死。母亲只知吃斋念佛,父亲只知
吃
药
以
延
年
益寿。
2:格非
《大年》,以辛亥革命前后为背景,大旱之年,地主丁伯高的院子被一群饥民围住,丁家常客私塾先生建议分粮,丁听从了,矛盾化解了。
与传统的地主、农民构成小说主要驱动线不同,这篇小说的人物关系很复杂。豹子、私塾先生、玫构成了小说的核心,替代了丁伯高与豹子的结构。三个人的关系是一种性关系,而非财产关系。小说真正的驱动是两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的关系。这是作者对乡村关系的一个新理解。与传统的阶级、经济、政治关系不同,是一个人的情欲的关系。3: 叶兆言
“夜泊秦淮”《状元镜》、《十字铺》、《半边营》、《追月楼》。四篇小说的背景是辛亥革命到45年抗战胜利。剔除了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来构成的小说,叙述重点放到家常的世俗的生活上。
《十字铺》:士新与季云被放到对比的关系上。士新形象萎缩、木讷,侍从原型,走上坡路。季云:风流才子,敢作敢为,白马王子原型,走下坡路。真珠:才女、美女。士新步步为营,季云最终被杀。小说讲了一个吃到天鹅肉的故事,是反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南山先生把家安在妓院中,这是一种反讽。季云和南山的关系既有上下辈关系,又有朋友关系,这打破了传统家族中的权力关系。小说把爱情至上主义、英雄至上主义、理想至上主义、一切都放到了务实的基点上。
(五)总结: 1:意义:新历史小说有自己的对立面,相对于传统历史小说的讲述规范、意义规范来说是新的。
(1)结构上的颠覆:题材上选择家族日常世俗经验,替代传统的革命历史重大事件的题材。题材由大变小,使小说内部事理逻辑被颠覆。新历史小说内在逻辑和结构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压迫反压迫的关系,变成了更复杂的血缘、欲望关系。(2)意义的颠覆:结构形态之后是意义形态,传统的历史进步论变成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循环论。这是新历史小说在意义上的颠覆。
(3)选择边缘身份的人讲述历史也是其文体上的变化之一。(4)“新历史小说”受“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很大,除取材外,主要特征与“新写实”极为相似,尤其“新历史小说”在“记史”的掩盖下,将新写实小说被琐事的“实录”遮蔽的“故事性”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使得新历史小说的可读性甚至远在新写实小说之上,从而最后完成了对先锋小说文体实验导致的精英化倾向的反拨。2:缺点:
“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文学化的重构,对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文学当然是一个突破。但它本身的弱点也很快暴露了出来。新历史小说的作者们太强调对历史决定论的反拨,以至于常常陷入另一种模式之中;他们对叙事快感的过分热衷也让他们随意放纵自己的想象力,甚至顾不上逻辑和情理的制约。
第八节 女性文学(3课时)
一 教学目的:了解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的状况。二 教学重点:掌握新时期重要的女作家的创作,以及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几次转变。
三 教学难点:理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四 教学方法:讲授 五 教学步骤:
(一)课程导入:女性文学的繁盛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文学成果。新时期也是继五四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女性作家和女性文学作品迭出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不仅参与了女性意识的解放过程,而且参与了当代文学的重建过程。
(二)女性文学概念:女性文学指由女性作家创作的反映女性问题的作品。
(三)当代女性文学概况 1:17年文学中的女性文学
17年脱离了表现女性世界的规矩,女性意识隐藏起来。艺术个性、性别特征隐退。女性意识当时被看作小资产阶级意识。宗璞的《红豆》和茹志娟的《百合花》因为叙事角度和笔调都是女性化的、诗意的而遭到批判。2: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1):在中国现代史上成名的前辈女作家在当代焕发青春。如冰心、丁玲、杨绛、草明、韦君宜等。A:冰心:从多年沉默中走出,进入创作盛期
她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影响广泛、长久的作家。晚期作品成就很高,小说与散文都进入炉火纯青的状态。如《从八十岁发起的誓言》
B:丁玲:《杜晚香》、《牛棚小品》、《风雪人间》等。C:韦君宜:《老干部别传》、《洗礼》、《母与子》 D:杨绛《洗澡》、《干校六记》
(2):50、60年代成名的新中国第一代女作家,很多人都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中坚
A:宗璞《我是谁》、《三生石》、《南渡记》 B: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 C:刘真《黑旗》
D:柯岩《船长》(报告文学)、《寻找回来的世界》(3):新时期崛起的女作家
张洁、谌容、凌力、霍达、戴厚英、程乃珊、舒婷、陆星儿等
(4)八十年代中期的崭新一代的女性作家群
残雪、蒋子丹、张辛、迟子建、张抗抗、张辛欣、铁凝、王安忆、池莉、方方等
(5)90年代成为焦点的作家,如陈染、林白、卫慧等。
(四):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1:女人也是人(五四到80年代)
五四时期女性作为人的意识觉醒,女人是和男人一样的人,小说通过掩盖女人的性别身份,来突出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小说中忽视性别差异的写法,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女性解放的趋势,但也造成了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雄化的弊端。2:女人就是女人(90年代)
90年代市场经济繁荣,都市文化繁荣,女人成为欲望和消费的热点和卖点,这样的语境下,以女性性别身份为荣成为写作时尚。这是一个充满偏执论的反驳,只见女人不见人。如美女作家运用自传体小说这一修辞手段,引导读者把主人公经历与作者经历联系起来。消解小说的虚构性,刺激读者的联想。是一个牺牲个人尊严的性别秀,有意无意迎合了男权的期待。
3:女人和个人相互支撑(世纪之交)
女性文学中最先提出个人概念的是王安忆,她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提出:女人比男人更具有个人性,这就和文学的基础结成了同盟。
林白《个人记忆与个人化写作》“女性写作面临的语境是主流叙述下还有男性话语的覆盖。这两重覆盖轻易就能淹没个人。”
陈染:作为个人要从多数群体中疏理出来,很多人很多时候就是那种茂盛的泡沫。
(五)作家 1:张洁、谌容
(1)张洁:早期作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忏悔》、《沉重的翅膀》可谓主流文学的代表作;而《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方舟》、《红蘑菇》、《无字》等则昭示其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超越。
张洁小说的女性思考:张洁是首屈一指的最具才情的敏感的女性作家。有敏锐的女性意识,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方舟》题记: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反映了复杂的女性意识、个体意识,呼唤女性美的复归,同时又参与了当时寻找男子汉的文化主题。《方舟》、《祖母绿》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女性系列篇,表达女性追寻过程中的失落,其中男性形象软弱、令人失望。有亮色的是女性。《方舟》中三个女性结成朋友,反映了女性对男性失望后,在同性中寻找情感寄托的姐妹之情。《祖母绿》塑造了富有牺牲精神的曾令儿形象,为了爱一个男人,宁肯自己品尝爱的苦果。
(2)谌容:75年开始发表作品,命运多舛,大器晚成。80年代初以《人到中年》蜚声文坛。后有《太子村的秘密》、《懒得离婚》等小说,均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外《错,错,错!》、《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减去十岁》、《散淡的人》、《送你一束夜来香》等亦影响重大。题材多涉及知识分子,农民问题,爱情婚姻等。
2:张辛欣、张抗抗、池莉、毕淑敏
(1)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表现女性在爱情、家庭夹缝中的生存。《在同一地平线上》表现了一个贤妻良母的困惑,想走出家庭,寻找自己的价值,却由此导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小说提出了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中的两难,即男女在家庭中没有平等待遇,工作上则要处于同一地平线,否则男人觉得你是累赘。
(2)张抗抗:《爱的权力》、《北极光》(女性的理想之光,追寻理想男人)、《夏》、《情感画廊》(女性的关于爱、美的自然话语。)
(3)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人生三部曲),用笔解构传统意义上的爱情神话。
《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凝眸》、《绿水常流》、《你以为你是谁》、《午夜起舞》、《口红》、《小姐你早》、《云破处》等小说对人性、道德展开追问。
池莉认为生育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成人仪式。《怎么爱你也不够》写尽对女儿的爱。
(4)毕淑敏:《昆仑殇》、《女人之约》追回女人的失落的尊严和价值,提出女性解放的阻力在女性内部,往往由于女性间的身份等的不同,妨碍了女性解放。3:王安忆,铁凝
(1)王安忆:创作风格多变,文学视野开阔。其反映女性的作品展示了男女两性微妙的支配关系。如小说《逐鹿中街》以喜剧的方式展示了夫妻的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同时也不无悲哀的反映了女性对男性的根深蒂固的依赖性。小说《叔叔的故事》和《我爱比尔》则从两性角度探讨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揭示出东方文化在占有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面前所扮演的尴尬的女性角色。
(2)铁凝:其作品多在对社会文明进程的思考中展示女性的矛盾与困境,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乡村女性群体,如大芝娘、香雪等。小说《玫瑰门》被誉为展现女性历史命运的厚重之作,它通过对庄家几代女性命运的描写,揭示了女性生存与现代历史和社会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4:陈染、林白——新女性小说
“新女性小说” 往往也被人叫做 “私人小说”,或 “私人写作”、“个人化写作” 等,主要是指陈染和林白等近年的小说。它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为写作背景,站在女性独立的立场上进行女性个体生存状态的描述,自女性角度发出对生活和社会的诘问。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强烈的无所不在的性别意识。
(1)陈染的作品充满了哲学味和内心的思考,构建出鲜明的女性意识,被人为是女性私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有:《破开》、《私人生活》、《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凡墙都是门》、《流水不逝,圆圈不圆》
论新写实主义小说的意识形态性 第3篇
一、悲观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性
意识形态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社会意识。它不仅包含在大的社会生活方面, 表现最突出的就是革命。在现代文学时期, 大批的革命小说、左翼小说所宣传的激进的批判性的革命意识形态是多么强大的宣传力量。无数青年读了这些革命文学作品, 接受了革命意识形态, 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 献身于解放全国的斗争中。但新写实主义小说却和这些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相反。在我看来, 新写实主义小说家力图避免意识形态的干扰, 使他们的小说成为最“纯净”的小说作品。批评家南帆曾经谈到:“作家所使用的叙事话语并非透明的, 中性的, 公正无私的;种种权势与意识形态隐蔽地寄生于叙事话语内部, 它的唯一任务仅仅是展现事实的‘真面目’。新写实主义展现了现实的‘原生态’, 从而让生活无比真实地裸露在人们面前。”[1]
相对于革命小说所描写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件, 新写实主义小说描写的都是城市里普通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但就是这种日常生活也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以池莉的《烦恼人生》为例, “池莉1987年发表的《烦恼人生》, 是被批评家用来阐述‘新写实小说’特征的主要文本之一。”[2]《烦恼人生》中只描写了主人公印家厚一天的生活流程, 这种生活流程却代表了他整个的人生轨迹。可见这一天的生活轨迹是多么具有代表性。这也是整个80、90年代城市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模式化。这种生活透露出一种小市民的困境与无奈。读了《烦恼人生》却仍然能感受到80年代鲜活的时代生活气息, 对那个时代的生活有了一种切实的感同身受。这种感受使我们品味人生, 体味生活, 认识社会, 对人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这也属于文学的意识形态范畴。
池莉的另一部小说《不谈爱情》也通过普通人的感情生活来反映一种悲观的意识形态性。《不谈爱情》和《烦恼人生》、《太阳出世》一起被称为“新写实三部曲”。一对夫妇为了分房这一实际目的而走在一起, 其后的一系列事件皆因双方感情不合而引发。同样在那个年代许多家庭的组成仅仅是为了生活。这种日常生活所反映的意识形态性就是蕴含在这些日常生活的琐事之中。这种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与革命斗争的宏大意识形态不同。它反映的是人们在生活中的思想。新写实主义小说“还原”现实生活的本真。学者於可训解释到:“‘所谓‘还原’, 见之于小说的叙事方式是不去精心地构造完整的情节和生活故事, 以避免将生活过份戏剧化, 而是遵从生活的原生态, 通过大量琐屑的、平凡的、充满偶然性的和随机性的生活事件表达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看法。’”[3]从某种意义上说, 新写实主义小说是对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原记录。小说所描写的日常生活内容揭示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就是印家厚们对日常生活的理解, 从而形成的社会意识。人们面对这种社会环境竟会感到无力乃至绝望和虚无感。鲁迅先生说过, 绝望之于虚妄, 正与希望相同。小人物的烦恼与革命者的烦恼是等质的, 不存在孰轻孰重。
二、乐观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性
与印家厚们的人生烦恼所不同的是, 像《单位》、《一地鸡毛》、《太阳出世》等小说却透露出积极乐观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在作家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单位》中的主人公小林却是适应了这种琐细的日常生活, 并且慢慢使自己的生活有了改善。在《单位》这部小说里小林由一个自由散漫的大学生逐渐变成一个规规矩矩的小公务员。但就是在小林这种向平庸的世俗现实低头的情况下, 换来的却是个人的一些状况的改善。比如在单位中人际关系理顺了, 一些上级、同事对他有了赞扬。结婚后没房子也分到了房子。对所有这些琐事的叙写就构成了《一地鸡毛》这篇小说的全部情节。这种生活中的一个个小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小林的日子是越过越好。经过这无数日常小事的教育与磨练, 小林能够从中总结出一种日常生活的哲学, 说明人是可以适应社会适应现实, 还能乐观积极地面对日常生活。如果把《单位》与《一地鸡毛》当成姐妹篇来看, 我们会发现尽管生活是严峻的, 每天都有一些细小的烦心事, 非常琐碎, 但只要像小林一样适应了它, 日常生活的乐趣也就在其中。
三、隐含的作家情感态度与隐蔽的意识形态性
新写实主义小说家一直希望不带任何个人情感来写作, 让生活在他们的笔下字自动呈现, 让读者看到本质生活的自在自为。但这一写作意图有可能完全实现吗?批评家南帆谈到:“新写实主义的另一个著名的写作策略即是‘从情感的零度写作’。新写实主义希望作家应当放手让人物演出, 新写实主义作家取消了热奈特所谓的叙述者的‘思想职能’。他们不想让叙述者的情感介入故事, 干扰读者的独立。”[4]
因此, 要剖析小说文本中隐含的作者情感, 并从中分析出隐蔽的意识形态来。其实, 刘震云在他的小说中用冷漠的口吻表达了他无情的嘲讽, 学者陈思和谈到:“生活就是无聊小事的任意集合, 它以无休止的纠缠使每个现实中人都挣脱不得, 并以巨大的销蚀性磨损掉他们个性中的一切棱角, 使他们在昏昏若睡的状态中丧失了精神上的自觉。小林的精神发展轨迹, 就是他的精神世界逐渐抽空、个性逐渐消退的过程。听任自己的精神世界愈加滑向平庸和贫瘠。”[5]
而池莉的笔调则比刘震云要温和也要淡得多。“她以关切、认同的态度, 来描述世俗形态的生活。”[6]不仅如此, 池莉的新写实主义写作策略并不彻底, 她的小说总要借人物之口发一些议论, 或者抨击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或者阐述一下人生哲理。在这里新写实主义小说的意识形态很少指涉大的国家、社会这个方面, 它不是大写的意识形态而是小写的意识形态。它是一种关于平民生活的意识形态。如果将这种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和感受推广开来, 是一种平民生活哲学, 也就是一个阶层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的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是新写实主义小说隐约透露的城市平民对他们的生活的态度和看法。只要在小说中一有机会, 这种思想总会借人物之口或叙述人的评述跳将出来。正如英国学者托尼·贝内特总结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文学以某种方式‘向我们显示’意识形态, 文学能够使我们‘看见’、‘领悟’、或‘感受’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 文学影响和暴露日常意识形态形式。”[7]新写实主义小说不仅暴露了城市平民阶层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 也是个人的真实存在状况的写实性再现。
对于新写实主义小说也不乏批评者, 南帆谈到:“文学应当在生存的表象后面附加什么, 作家应当在种种形而下的骚动后面给出一个精神家园。文学当然有义务告知与揭示现实所包含的平庸。然而, 更为重要的是, 文学必须同时具有反抗平庸的功能。即便是反抗不合理的现实, 文学的反抗精神仍应保持在艺术的维度之上, 存留在审美方式之中。这即是审美与平庸的抗争。”[8]南帆的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他是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标准去衡量新写实主义小说。而新写实主义小说家的创作策略无疑是竭力避开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更重要的是, 南帆的这种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 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同的看法。这无疑否定了新写实主义小说的艺术创新。另外这些批评家忽略了读者的反应。正因为新写实主义小说家尽力取消他们个人的情感, 使作品成为一个开放的文本, 也就有了一个阐释的空间。因此, 任何人都可以从中读出自己的意义。
新写实主义小说家之所以选择这种写作策略, 我认为和他们在文学上的两个追求是分不开的。第一个文学追求首先要从建国以来的文学创作状况说起。从建国到80年代的小说创作立意是从具体的个人向大的国家方面开掘, 旨在歌颂整个国家事业的建设和繁荣。而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也依然探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这样的主题。到了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这里, 个人才真正成为文学描写的第一要素。第二个文学追求是, 建国后到80年代这30年小说描写国家的主题为建设、斗争、反思、改革, 也就必然涉及意识形态。新写实主义小说家似乎有意让他们的笔脱离政治的范围, 也和口号绝缘。但殊不知纯客观的叙述视角本身并不客观, 新写实主义作家总要在小说里评上一两句, 小说里的人物是有思想的, 这些思想就会带上意识形态色彩。
从新写实主义小说文本中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找出意识形态性。尽管新写实主义小说家尽量避免将个人的情感判断写进小说中, 但小说中的主人公并非木头, 他们对生活有感受有想法有意识, 这和小说家的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所以, 无论文学发展变化到什么程度, 无论是新写实主义小说还是其他什么小说, 意识形态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 也永远存在。
参考文献
[1]南帆.文学的维度[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7:188.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345.
[3]南帆.文学的维度[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7:188.
[4]南帆.文学的维度[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7:, 190.
[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314-317.
[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345.
[7] (英) 托尼·贝内特.科学、文学与意识形态-路易·阿尔都塞的文学理论[J]寿静心译.辽宁:辽宁大学学报, 1994 (4) :41.
新写实主义小说的评价 第4篇
关键词: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 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 对比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现代文学的写实小说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由于当时的中国时局动荡、社会昏暗、民不聊生,所以写实小说主要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和所承受的灾难,并对当局的残暴统治进行了批判,同时剖析了国民性格上的弱点和劣根性。以鲁迅为代表的当时诸多文学家用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向当时腐败无能的政府和人吃人的社会制度进行强烈的反抗,并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意识。当代新写实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新写实小说同样将写作对象放在了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上,通过描写这些小人物的奔波和辛苦,来展现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面貌。只不过当代新写实小说并不像现代写实小说那样包含作者对叙事的介入,而只是真实地再现人物的生活而已,而将对故事和人物的评判交给读者。本文将对这两种不同时代的写实小说进行对比研究。
一 相同的描写对象
无论是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中的写实小说,还是以池莉、方方、刘震云等诸多小说作家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都是把写作对象放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通过描写这些地位和身份卑微的小人物的生活状况,来向读者还原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比如在《孔乙己》中,鲁迅以孔乙己常去的酒店作为平台,描写了常去酒店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人。虽然光顾酒店的有地主、当官的等有身份、有钱的人,但更多的无疑是类似孔乙己之类的社会普通劳动人民。小说中对以孔乙己为首的普通社会人进行了深入的描写和细致的刻画,描绘了孔乙己这样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所接触到的各种炎凉世态。小说虽然是以孔乙己作为故事主线,但同时还描写了酒店伙计、力工等同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过着和孔乙己同样艰难的生活,但却并没有对孔乙己表示出同情,反而嘲笑、讥讽这个穿着读书人标志的长衫却和短衣帮一样在酒店外站着喝酒的人,甚至酒店的小伙计也认为孔乙己不过是个要饭的,而对他不屑一顾。最后,当孔乙己被打断了腿,并寂寂死去也没有引起人们多少的关注。
而在新写实小说中,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形形色色的社会人,虽然所处的年代不同,新写实小说中的人们不用过着像以前一样艰辛的生活,但同样为了生计、为了生活去品味各种无奈。池莉的小说《不谈爱情》中就描写了生活的琐碎和奔波对婚姻的历练。小说中的男主公庄建飞是一个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年轻医生,女主人公吉玲则是一个出身于平民家庭的书店小姐,他们的相遇和相爱充满了浪漫色彩,但彼此家庭的反对为他们的爱情乃至婚姻笼罩了一层阴霾。虽然两个人冲破家庭的重重障碍走上了婚姻的殿堂,但婚后幸福的生活却是那么短暂,之后便是普通生活的反复和琐碎。在生活的反复磨练中,两个人最初的甜蜜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为琐事的无谓争吵,最终终于因为看球这样一件小事而引发了两个人的强烈争吵甚至要离婚。和前文讨论的《孔乙己》一样,这篇小说同样是围绕小说的主人公而展开了对和他们同样生活状况的社会小人物的描写,比如双方的父母、姐姐、妹妹以及邻居和同事。相似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们相似的生活状况和思维状况,这些人生活在庄建飞和吉玲周围,共同形成了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众生态。
总之,无论是现代文学的写实小说还是当代文学的新写实小说,都把写作焦点放到了社会底层人物身上,通过描写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来反映作者的写作思想。
二 相异的叙事姿态
现代文学写实小说深受五四运动影响,强调人文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生为主要任务,被赋予了更多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鲁迅毫无疑问是现代写实小说的代表人物,当他还在日本仙台读书的时候就意识到,如果国民思想愚昧、精神麻木,那不管他的身体如何健壮,也只能做任人宰割的亡国奴,所以鲁迅毅然放弃了学医,改用文学来改造国民的愚昧和麻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从鲁迅的小说中看到极强的时局性和社会性,而这也是当时很多文学家的一种主要思想意识。所以,在现代文学的写实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到作者往往运用更加细致的描写,刻画生活在那个水深火热年代的劳动人民所承受的灾难,并且以冷峻的笔触揭示国民性格中的弱点和劣根,最后对当局者面对外来侵略的软弱和谄媚进行了讥讽和批判,企图用犀利的文字唤起民众的觉醒和反抗。《阿Q正传》便是一篇典型的批判国民性的现代写实小说。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时期、饱受当局剥削和社会毒害的一个普通农民,他没有固定的职业,也没有固定的住所,整天为了生计奔波,流窜于各个场所。阿Q的生活是悲惨的,由于穷,他甚至被财主赵太爷剥夺了姓赵的权利,从此便没有了姓氏。他没有老婆,甚至因为向寡妇表达爱意时遭到了殴打,不但赔了钱,还断了生路。阿Q悲惨的生活源于动荡的时局和腐败无能的政府。关于这一点,作者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对这种人吃人的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鲁迅对阿Q的剖析并没有局限在此,而是继续对阿Q所代表的国民性格的弱点进行剖析和讥讽。小说中的阿Q虽然身体上经常受到殴打,但在精神上却又异常成功,他自己虚构的种种胜利成为他支撑自己潦倒生活的主要动力,这种精神胜利法至今仍然被人们研究和分析。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代表了当时国民精神中的懦弱、愚昧、不知反抗、幻想幸福能够从天而降等种种民族劣根性。在鲁迅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存在于每个民众思想中的封建蒙昧主义的劣根性,才导致了当时中国国民众多却任人宰割、沦为亡国奴的屈辱历史。现代文学写实小说的写实不但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屈辱的历史,更为那段历史做了深刻的注解。
和现代文学中的写实小说不同,当代的新写实小说只是对生活中的人物进行了真实的描写,并不掺杂更多的个人感情色彩。所以,我们在当代新写实小说中,看到的仅仅是一幅幅当代生活中的真实画面,至于应该以什么样的情感和态度来看这些画面,便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作者并不会有倾向性的评论或者指引。如果说现代文学的写实小说是一部评论片,在向读者展示生活事实的同时,不断地指导读者如何对这些事实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甚至告诉读者作者自己看法的话,那当代文学的新写实小说则是一部纪录片,只是向读者真实地再现社会普通劳动者的种种真实的生活,至于该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生活以及生活的人,作者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将这种评价的权利交给读者。虽然没有评论,但并不妨碍读者通过作品对生活的思考。读当代文学的新写实小说,就仿佛看一面镜子,每天忙于奔波的人们或许没有时间停下来品味和反思自己的生活,而新写实小说则给了读者这样一个以宏观、俯视的角度去看待自己忙碌的人生。思考是人类的本能,即使作者不加提示,读者在读到某一个情节时也会不自觉地进行思考。所以当读者通过小说阅读另一个和自己类似的生活在社会底层为了生活而忙碌奔波的生命,会自然联想到自己,并对生活进行反思,这也是当代文学中的新写实小说区别于现代文学中写实小说的主要特点之一。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人物池莉在《来来往往》中讲述了一个中年男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成功后背叛妻子,和另一个女孩出轨的故事。如果单纯来看这样一句故事梗概,人们自然而然对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产生鄙夷和唾弃,因为这无疑就是一个当代版的陈世美。然而,当作者以细腻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故事中应有的曲折和自然,人们读过之后便不再单纯地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个故事,而是用心去体会故事中的男主人公甚至女主人公所走过的生活,并从这种真切的体会中去寻找故事的答案。这样,作者虽然没有一句评论,甚至没有一句倾向性的表述,但读者读起来却并不缺乏思考。作者把故事背景放到了社会转型期,男主人公康伟业下海后,经历了每一个成功的商人所经历的创业的艰辛和守业的起起伏伏,并终于成就了一份算是辉煌的事业。然而,随着康伟业事业的发展,他和妻子段丽娜的感情却越来越出现隔阂。段丽娜是一个非常正统的人,在思想上无法跟上康伟业的变化,而且对康伟业经常疑神疑鬼,经常怀疑自己的丈夫,甚至捕风捉影对康伟业严加拷问。所以,虽然他们曾经有着共同的相濡以沫的日子,有着共同可爱的女儿,但终于还是走到了婚姻崩溃的边缘。当读者读到这里,是否会联想到自己的婚姻呢?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康伟业和段丽娜的婚姻代表着中国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很大的群体。那么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婚姻会是怎样的结局呢?和读者预想的或和很多读者所经历的一样,一个名叫林珠的女孩走进了康伟业的生活。林珠年轻靓丽,善于打扮,充满激情,在这样一个几乎完美的女孩身上,康伟业找到了久违或者说从未有过的激情,于是移情别恋也就顺理成章了。读到此处,每一个读者已经不是简单地对康伟业的出轨行为进行唾弃,而是会思考: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我们应该如何经营自己的事业,进而经营自己的婚姻。而这也恰恰是作者的写作目的。虽然作者并没有对小说进行任何评论,但小说所展现的能够引起每一个读者共鸣的故事,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读者进行思考和反思。这便是当代新写实小说的特点,虽然写实但却并不对故事和人物进行任何评判,而将这种权利交给读者。作者负责真实地再现生活中的故事,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去思考其中所表达的情感和思想。
三 不同的主题思想
现代文学写实小说和当代文学写实小说都以当时社会背景为舞台,真实地讲述劳动人民的生活,但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决定了二者有着不同的主题思想:现代文学中的写实小说以真实描写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劳苦众生为主,小说以批判当时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为主。比如在王鲁彦的短篇小说《柚子》中,便讲述了和鲁迅所经历的类似的情境。小说讲述了长沙当时的军阀政府草菅人命、随意杀人的白色统治。当局为了掩盖自己的残暴,将所要杀的人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以犯人来处决。而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城里的人们竟然把看处决犯人当做一件比看戏还过瘾的事情,一时万人空巷,争相观赏。小说在描绘了军阀白色统治的动荡时局同时,也表现了长期受封建思想蒙蔽的国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丑态和嗜血的变态心理,这无疑是对统治阶级的残暴和对民众愚昧的无情批判。而当代文学的新写实小说虽然同样描写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但在艰辛中却表达着对小人物热爱生活、努力奋斗等闪光点的赞美。比如前文所述的《来来往往》,虽然男女主人公的婚姻让人感到压抑,但其中男主人公为了生活而不断奋斗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却是让人感到欣喜的,这同样源于新写实小说所反映的当代和谐、发展的社会背景。由此可见,小说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类型的小说。当代小说的发展必须符合社会的发展潮流,才能够吸引读者,引起共鸣。
参考文献:
[1] 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池莉:《我写〈烦恼人生〉》,《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2期。
[3] 丛晓峰:《近年新写实小说研究述评》,《山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4] 李阳春:《由本相走向寓言的新写实小说》,《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
[5] 刘薇:《生活价值的“发现”和神圣的失落》,《中山大学报论丛》,2003年第二十三卷第5期。
[6] 陈骏涛:《写实小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钟山》,1990年第1期。
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论文 第5篇
然而,小说创作样式的多元化并没有为小说持续赢得广大读者市场,读者群的丢失使得部分作家开始关注小说创作本身的问题,并将其作为小说创作的主题,于是也就出现了问题小说(即元小说)的创作。洛奇敏锐地感到,在英语小说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当代作家都处于创作的十字路口—传统现实主义被公认为小说家面前的一条死胡同,但实验主义小说样式似乎也不能为小说创作带来更多希望。
其实,早在四年前,美国作家兼评论家约翰·巴思就在《枯竭的文学》)一文中指出当代美国作家己经面临创作样式的危机,必须放弃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模式,重新评价小说叙事。1990年,洛奇在东安吉利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的一个研讨班上的讲话在他那篇《处于十字路口的小说家》一文出版二十年后,他在文中给小说家们归纳的四种选择仍然成立,但让他震惊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竟然在斯科尔斯以及加世纪60, 70年代的许多作家和评论家们一致宣布其死亡的葬礼声中顽强地存续下来,并明显成为当今小说家的严肃选择。我国学者杨仁敬在《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一书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在题材和写作技巧上大大不同于60年代的黑色幽默小说。这个时期的后现代派作家更关心政治,关注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尊重历史,揭露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后现代主义极端的创作方法开始被一种较为传统、更接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取代。
社会现实重新回到众多作家的视野,小说创作题材重新丰富,现实主义成为作家创作的选择,或者至少可以说现实主义成为作家考虑的重要因素。“跨界”小说(“crossover” fiction)的出现就是一个重要证明。洛奇提出,当今很少会有作家完全倾注于寓言小说、非小说,或是元小说的创作。
4结语
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论文 第6篇
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当代美国小说创作形式。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后现代小说实验风潮急转直下,小说创作面临继续实验和回归传统的选择。在小说创作的十字路口,当代美国小说家纷纷重新关注社会现实,借鉴现实主义创作模式,但不完全照搬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技巧和手段,而是联接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风格与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技巧。一批年轻小说家也积极参与此种创作模式。结果,在后现代主义新阶段形成一种类似传统现实主义风格但又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现实主义小说形式一一新现实主义小说,也有人称其为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新现实主义小说成为当代美国小说创作的主要类型。国内外学界对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现有研究主要局限于这一小说形式的名称界定和聚焦个别作家小说创作的新现实主义特征。本论文从创作题材、主题、人物塑造、叙事特征以及批评空间和经典构建等方面详细考察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揭示新现实主义小说是当代美国小说创作在传统和实验之间的第三条重要路径。论文由七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介绍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在我国和英美等国的研究现状,述评和归纳国内外己有研究。以此为基础,论文对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进行界定,指出研究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性,并提出研究目的、主要观点、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2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刻画研究
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是在美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实验热之后出现的小说样式。在人物刻画上,新现实主义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肯定有众多不同之处。19世纪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在人物形象刻画上遵循的原则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注重反映特定社会环境下特定人物的命运和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变化。那么,新现实主义小说在人物形象刻画上是否同样遵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原则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刻画在多大程度上回归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刻画模式?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刻画又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的人物塑造手段?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到现代主义小说,再到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然后再到新现实主义小说,小说人物概念历经了“人”、“人格”、“人影”和大写的“人”的转变。
在人物概念看似回归现实主义小说人物概念的过程中,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实现了超越,主要表现在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兼收并蓄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的一些人物刻画手段,最终塑造了内在性和外在性特征同时兼具的小说人物,凸显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美国小说的创作走向。本章研究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人物概念的擅变,论述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概念和人物刻画艺术,然后通过细读两部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品《大教堂》和《灵魂之湾》理解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刻画艺术。
3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题材研究
1971年,英国学院派作家、批评家戴维.洛奇在《处于十字路口的小说家》(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一书的同名论文中指出,从美国评论家罗伯特·斯科尔斯和罗伯特·凯洛格所著的有关论述小说通用史的作品《叙事的本质》出现开始,当代小说家面临四种选择: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寓言小说、非小说和问题小说(或元小说。这一论述在揭示20世纪60年代英语小说家面临多种创作选择的同时,实质上影射了小说创作陷入的困境。当时,摆在小说家面前的传统现实主义已被多数批评家和作家宣称为死路一条,而寓言小说和非小说成为小说家们热衷的创作样式。
然而,小说创作样式的多元化并没有为小说持续赢得广大读者市场,读者群的丢失使得部分作家开始关注小说创作本身的问题,并将其作为小说创作的主题,于是也就出现了问题小说(即元小说)的创作。洛奇敏锐地感到,在英语小说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当代作家都处于创作的十字路口—传统现实主义被公认为小说家面前的一条死胡同,但实验主义小说样式似乎也不能为小说创作带来更多希望。
其实,早在四年前,美国作家兼评论家约翰·巴思就在《枯竭的文学》)一文中指出当代美国作家己经面临创作样式的危机,必须放弃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模式,重新评价小说叙事。1990年,洛奇在东安吉利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的一个研讨班上的讲话在他那篇《处于十字路口的小说家》一文出版二十年后,他在文中给小说家们归纳的四种选择仍然成立,但让他震惊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竟然在斯科尔斯以及加世纪60, 70年代的许多作家和评论家们一致宣布其死亡的葬礼声中顽强地存续下来,并明显成为当今小说家的严肃选择。我国学者杨仁敬在《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一书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在题材和写作技巧上大大不同于60年代的黑色幽默小说。这个时期的后现代派作家更关心政治,关注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尊重历史,揭露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后现代主义极端的创作方法开始被一种较为传统、更接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取代。
社会现实重新回到众多作家的视野,小说创作题材重新丰富,现实主义成为作家创作的选择,或者至少可以说现实主义成为作家考虑的重要因素。“跨界”小说(“crossover” fiction)的出现就是一个重要证明。洛奇提出,当今很少会有作家完全倾注于寓言小说、非小说,或是元小说的创作。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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