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一世界读书笔记

一问一世界读书笔记（精选8篇）

一问一世界读书笔记 第1篇

她，一个在美女如云的媒体群中，不是最美可却拥有一种特有的知性与优雅的女人。她，在众多世界重量级的大腕面前，淡定且睿智。她，在一本叫做《一问一世界》的书中全方位地展现自己的媒体生涯。

她，就是杨澜。

对于杨澜来说，某种意义上，世界是用来问的。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类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知，似乎一直都在发问。也正是由于这种种的疑问，人类开始探索世界，从而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如果说杨澜是通过问来悟出生活的哲理，认识真实的世界，寻找真正的成功，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我，是否也要问问自己，怎么才能让我的学生能够学会提问呢?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仿佛总是老师提了问，学生记住了答案，然后再在考试时还给老师。尽管学生在学习时也有诸多疑问，可真正能主动提问的，又有多少?书中有一个小故事，讲的是杨澜在读大学时，按时上学按时交作业，可期末成绩却是B，教授说，你上课从没提过问题，证明你上课参与度不够高。看到这儿，我惊了一下，回想下自己对学生的评价，竟全然没有顾及到这个方面。可是，要怎样才能培养学生提问的能力呢?我想，最基本的，要创设一个平等、民主、宽松、和谐的课堂氛围，这样才能培养学生提问题的兴趣。而我，要转变角色，成为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思考如何提高学生问的质量。

杨澜，问出了一个世界，也许我们并不能像她那样的优秀，但至少，我们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用问来探索，来提升自己。

半个月前买的《一问一世界》，当时我同时在看三本书，分别是在办公室、厕所、卧室里抽空看的，因为白天上班一直比较忙，所以看得速度比较慢。再多翻看几页《一问一世界》的时候，我已被她深深的吸引了，撇开其它的两本书，专注于杨澜对电视新闻的这份执着，勇于选择，为了理想而奋斗到永远的书。

看完这本书，才了解了60后杨澜接触主持人，选择深造，创造精彩的栏目，开办电视台，申办奥运，做慈善等等。她的事业是如此的成功，不仅如此，她的家庭也异常和睦，吴征一直都尊重、支持杨澜的事业，作为两个儿女的母亲，她是孩子钢琴课上出席次数最多的母亲。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家庭和事业必须二选一，,杨澜做到了，得到了。其中更让我感到兴奋的是《杨澜访谈录》，杨澜把一个二人访谈节目做到如此高端，采访的嘉宾500多位，背后有一个旁大的团队，说其旁大，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每个人都有共同的理想、奋斗的目标、对电视新闻的热爱、创新精神，他们就是个旁大的搜索引擎，为了能提出更优质的问题、带着问题找寻真相，坚持不懈的努力。团结可以将力量最大化，杨澜就是组织者。

正是因为杨澜的对专业的执着，对祖国的热爱，怀有一颗善良的心，通过她自称记者的身份，转播给大家，也把她的成功分享给了我们，身受感染。我想赞美，却显得词穷。

《一问一世界》今天看完了，放下书，我感受到了一个与我印象里有些不同的杨澜。合上书后的感想如下：

1、这本书中多处看到人文历史与人性，秉承探求事实真相，留下一段记录，这是杨澜制作《杨澜访谈录》的所注重的。

2、一个人做一件事，其注重的品质与做事风格会被人们知晓后形成其个人品牌，并会吸引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事情。杨澜就是这样吸引了优秀的专业人士加入。

3、一起做事情的人会因为个人的原因离开;也会因为发展变动有一些人离开。变动是难免的，事情还是要做的，只要坚持仍然会继续前行。

4、支持爱妻事业的丈夫是多么难能可贵。

5、完整的女人有家、有事业、有孩子。杨澜并不因事业上需要而使一起干事业的女人放弃做妈妈，还会鼓励催促她们生小孩。

6、做电视以收视率为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得杨澜面对现实做出了多种选择。

7、作为母亲在理解与包容中与孩子共同成长。

一问一世界读书笔记 第2篇

知道杨澜是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她的主持，她高雅的气质，俊美的外形吸引了我，现在很多电视节目的女主持人都很漂亮，但是我觉得总没有杨澜的那样睿智，后来我就在网上把她主持的《杨澜访谈录》几乎全部看了一遍，让我更加欣赏和喜欢上了她，因为她是一位博学多才，满腹内涵的女子。所以当我看到商店书架上赫然摆着杨澜的《一问一世界》这本书，一眼就被书封面上身着白色礼服的杨澜吸引住了，她手拿话筒，低头沉思，那静静的眼神，再加上飘逸的衣襟，感觉很美，一种很有内涵的美。拿起书，看看封底，杨澜穿着一袭黑色长裙，身段高挑，眼睑低垂，旁边有几行小字：“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再渺小的个体也能折射出宇宙的大义。作为一个以提问为生的人，我祈望以一个个问题打开一个个世界，它可能是地理的，可能是行业的，可能是心灵的……”看看照片，再看看这几行字，想去深入了解这个如此精致的女人她精彩的人生，暑假里首先选择了这本书。

，走出青涩时代的杨澜完成了她的处女作《凭海临风》，后，作为入行20年的回顾，杨澜在新书《一问一世界》中，亲自讲述她从1990年到的生命跨越和岁月流转，从事电视行业的心路历程：与电视偶然结缘、离开央视、出国留学、创办阳光卫视的失败与艰辛、十年《杨澜访谈录》的台前幕后，节目团队的组建、人员分工配合和团队成员做节目所付出的辛酸和努力，担任申奥形象大使等，以及她眼中的传媒江湖。书中还透露了她与基辛格、克林顿、布莱尔、老布什、李光耀、韦尔奇等高端人物过招，杨澜以及她的团队如何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何对嘉宾巧妙提问，如何精益求精地创造这个有价值的节目。

作为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校但是提问难免会问及令对方尴尬的问题，比如说，她采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导演和制片人都说，杨小姐你一定要问问他莱温斯基的事情。杨澜感到这让她有些为难，即使是一位离任的总统也应得到尊重，怎么去问人家这种难堪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杨澜做足了功课。

了解到克林顿离任以后建立了克林顿图书馆，并在图书馆里设立展厅，展示了莱温斯基事件始末。于是，杨澜就大胆地问克林顿：“通常总统们在自己的图书馆里都会布置那些让自己感到非常骄傲的历史，您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展示呢?”克林顿不愧是有涵养的政治家，他直面这个问题，谈及他意在告诉后人美国党派之争的恶性发展。杨澜又问道：“您在自传里说过，在莱温斯基事件初期您一直是过着双重生活，什么时候您才从这种痛苦中解脱的呢?”这时，克林顿毫不回避地说：“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母离异、充满暴力的家庭里，我觉得别人不会理解我，我只有自己来处理自己的痛苦和麻烦，所以我一开始拒绝任何人进入我的空间。但是我最终决定把真相告诉我的妻子，我突然觉得我的痛苦解脱了，可以面对任何人了。”

当我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的时候，我仍然感到自己走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记者的世界、电视媒体人的世界。这本书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杨澜个人的成长历程;另外一条线索是电视传媒界的兴衰与发展历程。两条线索交织着，按照时间顺序正叙。作为一代中国最著名的记者型主持人，我看到杨澜的奋斗与坚持，也看到很多电视传媒人、世界知名主持人对这个领域发表的观点与思想。它不是一本深刻而严肃的教课书，相反里面更多的是活生生的人与一些看似琐碎实则折射出人性的细节，它由种种真实的故事串联而成，让一个行外人了解到了一个优秀电视传媒人的眼界及思想。读完之后给我印象最深刻启示和思考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印象很深的书中一句标题是：“世有疑惑，必须发问”

这是书的序言标题。杨澜讲述了她求学时的经历，在美国上大学，她有一种深刻的感受就是之前在国内教育体制下，让中国的学生们几乎不善于提问校而这也是让我感同身受的。我们在上课时，提问方似乎永远是老师而非学生，作为学生，我们只是接受知识，再把这些知识反馈给老师。思考-发问-思考，却是探索的过程。提问，代表着一种思考的积极性与讨论的参与度，它标志着从被动接受的过程向积极探索的过程的转变。

第二，如果想要进行跨文化对话，那么掌握一门母语以外的语言，是绝对必要的。

这个的重要性自不必言说，掌握一种语言，就为我们推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杨澜英文专业的背景也为她后来的发展与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掌握某一些学科的专业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

杨澜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主动选修了社会学专业。杨澜的书中也说过，提问并非来自于无知，相反只有知道得越多，才能提出更多越有价值的问题。杨澜表明了她的看法，如今的新闻时代，早已超越了仅仅是问who,when,where,what,why就能写出一篇好报道。现在，即把一个孤立的事件放在一定时间和社会背景的坐标上，给受众一个理解和思考的框架。而这需要比较专业的知识。能写出优质的文章，总需要有广博的知识与广阔的思考，要么是政治与经济领域，要么是人文科学领域，要么是自然科学领域。

第四，无论是不是记者，最重要的都是好奇与坚持。

“真相从不简单纯粹”，CBS主播丹・拉瑟曾对杨澜如是说。获得普利策奖的艾美・高斯坦说：“成为好记者的两个特征是好奇与坚持。”不仅仅是记者，在任何一个领域里，好奇心引领着人们一步步接近真相，好奇带来思考，思考引起发问，发问得到答案，然后再质疑，再发问校这个反复的过程就是探索与深入地了解，只有好奇心，那种迫切的想要了解、想要知道的热情能带领我们。坚持的意义在于追求真相与探索真理的过程从不如人们所希翼的那般一帆风顺。

道理说出来的时候往往总是很简单，看似是常识一般，而我们却总善于遗忘。记者是以提问为生的人，但提问与思考，对于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对于大多数人的意义，更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向别人发问，而是向我们自己，我们的整个生活发问校不仅仅是“让我问问你”，也可以说“让我问问自己”。

从书中我发现光环的背后是近乎吹毛求疵般地追求卓越，是不断地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寻求最佳的动态平衡。在央视《正大综艺》工作三年后，在大家看来春风得意的时候，毅然决定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学习国际事务专业。这种勇气与魄力，非一般的女人能比。通过哥大学习，培养了她国际化的观察视野，更加专业的新闻素养，更加纯正地道的英语，建立了国际化的人脉关系，开始了她幸福的婚姻生活，在事业上给她诸多支持的老公――吴征。记得曾经看过一期采访吴征的电视节目，谈到他们夫妻二人创业初期，杨澜对于电视节目的那种纯粹，甚至有些单纯的执着，吴征都默默地支持着。当杨澜创建的阳光卫视最后出现财务危机的关键时刻，吴征为了给妻子一个电视梦，通过自己娴熟的资本运作方式，最终让杨澜的梦想没有破灭。读到这里，我从心底佩服这个外表看起来有点胖、有点憨的男人。正如书中所说，判断一份感情品质最好的方式，就是看情感中的两个人是否有机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杨澜游刃有余地平衡着事业与家庭的关系，事业上，她是资深媒体人，家庭中，她是幸福的太太，两个可爱孩子的妈妈，她凭借着聪慧成为了精致的女人，演绎出了她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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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一世界读书笔记 第3篇

“如果你是一位从来没有经历过痛苦时光的教师, 或者有过却不以为然, 此书就不适合你了。这本书适合这些教师:他们体验过快乐和痛苦的时日, 而且其痛苦时日承受的煎熬仅仅源自其所爱;本书适合这些教师: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心肠变硬, 因为他们热爱学生、热爱学习、热爱教学生涯。”

因为热爱而痛苦、而承受煎熬, 这似乎是个悖论, 但准确地揭示了我的状态。曾经, 我抬头四顾, 渴望寻求到改善教学的灵丹妙药, 固然有所收获却仍旧摆脱不了层出不穷的问题所带来的痛苦。在惶然与焦虑交织中, 课堂上的我, 当班主任的我, 生活中真实的我, 在“打架”。我质疑我的学科, 我抱怨我的学生, 我不喜欢我自己。然而遇到《教学勇气》这样少有的关注教师内心世界的书籍后, 我开始沉静下来省察自己:为什么要当老师, 最初的那份热情还在吗, 为什么当语文老师, 为什么来到高中当语文老师, 教学中的痛苦和快乐的分别是什么……

最初,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抱着热爱走进学校, 走上讲台;后来我们小心翼翼闭口不谈, 不敢谈, 也不愿谈, 仿佛说出口就会被耻笑。“我是文 学教师, 我承认我热爱自己的学科。”“现在, 当我思考着教师的工作时, 得出一条结论:只有你自己依恋孩子们, 离开他们就感到无法生活, 只有在跟他们的接触中你才能找到幸福和欢乐的时候, 孩子们才会依恋你。”这是苏霍姆林斯基在回顾自己的从教生涯时所说的话。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他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言行一致, 将这份热爱化为行动, 热爱着、行动着、思考着。抛弃虚幻的热爱之情, 持之以恒地做出热爱之行, 于是, 他成全了自己, 也成就了许许多多的学生和老师。害怕耻笑, 害怕受伤而封闭或隐藏,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疲惫, 不如坦诚自己的心情, 有勇气面对, 才有可能改变。

更尖锐的问题是, 我以为自己热爱教学、热爱学生、热爱学习……但是如果真的热爱, 何以如此轻易地被遗忘和消磨, 没被转化成能量, 却变成痛苦的根源?还是说所谓的热爱, 带着自以为是的傲慢, 停留在了想当然的层面, 成为自欺之词?作者提醒如当头棒喝:当你非常热爱你的工作——如许多教师那样——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是深入地了解教学。面对教学中的困惑, 我们须知难而进而非逃避……

二、教学困惑的第三个原因

在作者看来, 教学困惑有三个原因。首先, 学科知识本身的广泛和复杂会使教师在教学内容的控制上总是难以把握;其次, 学生的广泛和复杂也在考验着教师的应变和智慧。接着, 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老生常谈, “如果学生和学科可以解释所有教学的复杂性, 我们复制世界的标准方式可能就有了——尽可能与我们的专业领域保持联系, 学习足够的技术, 使得自己处于引领学生精神的地位。”最后, 他提出了第三种也是最根本的解释教学复杂性的理由:我们教导自己认识自我。

“就优秀教学而方, 认识自我与认识其学生和学科是同等重要的……事实上, 认识学生和学科主要依赖于关于自我的知识。当我不了解自我时, 我就不了解我的学生们是谁。我只会在我经受不了检验的生命的阴影中, 透过重重墨镜看学生——而且当我不能够清楚地了解学生时, 我就不能够教好他们。当我还不了解自我时, 我也不能够懂得我教的学科——不能够出神入化地在深层的、个人的意义上吃透学科。我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 遥远地、视其为疏离于世界的检讨堆砌一样看待学科, 就像我远离自己的本真一样。”了解学生建立在了解自己的基础上, 吃透学科也建立在了解自己的基础上——如果不是在教学中有过快乐和痛苦, 如果不是一次次反思省察, 我无法理解这句话。如果说这几年的教师经历让我有了一点收获和成长, 那就是——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何以成为今天的我, “我与我周旋久”终于可以平和欢喜地成为真实的自己。在优秀老师的课堂上, 我可以从一节课里看到一位真实的人, 在课堂上的相遇正如在生活上的相遇。

刚走上讲台的时候, 我不了解学生, 也不了解自己。我带着固有的观念和学生相处, 时时不敢忘记自己是个老师——你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如果学生不能满足预期, 就指责惩罚;也会厌烦、烦躁、生气, 自我惩罚。后来我开始回忆自己高中时的样子, 心情;也想起那时身边的同学和故事。再来看看今天的自己和我面前的这些孩子, 有着这么多的不同和相同。我意识到, 对学生而言没有那么多“应该”, 如果每个学生都满足我们的想象和要求, 那才是一种灾难。我也观察身边的老师, 有的严厉, 有的宽容, 有的热情, 有的理性, 他们是那么的不同。有时候我会学着严厉一点, 有时候我又学着幽默一点, 有时候我温和一点, 那时候我仍然不了解我自己, 但凡看到别人的好就急于拿来用, 然而正是在这种有时成功有时失败的模仿中我逐渐了解自己。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 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终于我和学生的相处越来越自然, 我自己也感觉到越来越自在。

当我开始省察自身、了解自己, 课本上的文章也开始变了, 当然更准确地说, 因为我这个滤镜变了, 所以透过我呈现出的文章也不一样了。刚刚毕业时对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和李密的《陈情表》无感, 课堂上就照搬资料, 现在, 这些文章已经不再是书上冷冰冰的文字, 透过它们, 我能看到挣扎的灵魂、深沉的感情, 我也看到了自己。“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 真正好的教学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要解决教学困惑, 不要寄希望于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反求诸己更有效。

三、“我是谁”

“我们大多数人共同询问‘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应该教什么学科?

然后讨论更深入了一点, 询问‘如何做’的问题——好的教学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

偶尔, 会再深入一步询问‘为什么’的问题——我们教学是为了什么目的, 要达到什么目标?

但是, 即使有我们也很少问题到‘谁’的问题——教师的自我是什么样的?我的自我的品质是如何形成或缺失变形的?如何因我联系于我的学生、我的学科、我的同事以及我的整个世界的方式而形成或缺失变形的?教育制度如何能够支持和增强孕育着优秀教学的自我?”

了解自我的内部景观, 有三种相互依赖的重要通道:智能、情感、精神。智能让我们获得知识, 寻找方法;情感让我们重视感觉, 加强交流;精神则是对生命的爱和工作的渴望。我们不能仅靠智能而变得冰冷坚硬;也不要只依赖情感而变得肤浅脆弱;更无须求助于精神从而脱离现实。真实的生命, 完整的内部景观能够在智能、情感、精神三方面找到连接点。过去在不同的阶段, 我曾有不同的偏重, 而现在我在努力整合, 唯其如此, 我才能回答“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问题。

四、结语

一问一世界 第4篇

第二课时，同学们在学习第2自然段“盗火”的内容，我让他们抓住语言文字体会普罗米修斯是个怎样的神。同学们说得头头是道，我听得津津有味。突然，有一只手高高地举起了，哦，是小陈，我以为他要发言，赶紧把机会给了他。

不料，他却问了一个让我始料未及的问题：“为什么普罗米修斯要用茴香树的树枝去盗火，而不用别的树枝呢？”这可是我备课时没有备到的哦！我想避而不谈，再说教学时间也来不及了，可心里却有些不踏实。于是，决定还是讨论一下吧。我问道：“小陈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谁能来解答一下？”

一石激起千层浪，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一下子迸发出来了，有的说：“茴香树的树枝容易点着吧！”有的猜：“茴香树的树枝肯定与众不同，说不定是普罗米修斯家里种植的神树。”有的说：“说不定普罗米修斯也只是随便折了一根树枝，没什么原因。”

最后，还是被称为“小博士”的小储揭开了谜底：“茴香树的枝条，它可不是一般的树枝，它是奥林匹斯圣山上的神树，别的树枝烧着烧着就烧完了，但茴香树的枝条却烧不完，除非风把它吹灭，雨把它浇灭。因为它的茎长得很快，中间还长满易燃的木髓，只要不烧到外皮，它的燃烧速度会很慢。如今地中海地区的船员在有风的甲板上点烟时，仍然使用这种植物枝条。”

当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时候，他笑嘻嘻地说，是从课外书上看来的。此时此刻，同学们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接着，我继续回归教学思路：“谁继续说说还从哪儿看出普罗米修斯是个怎样的神？”许多只小手举了起来，我请了小宋，不料他开口又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普罗米修斯躲在后面呢？

没想到，这第二问却又让我和同学们有了新的收获：一个“躲”字，同学们不仅品出了普罗米修斯的聪明机灵，还体会到普罗米修斯是个善解人意的神，他不愿因为自己盗火，而让太阳神阿波罗一起受罚……很顺利地学完了“盗火”“被罚”部分，开始学习第4自然段“获救”了，此时，又有一个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宙斯派天神用沉重的铁链把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赫剌克勒斯怎么能解救普罗米修斯的呢？”我趁热打铁告诉同学们，你们可以去阅读《希腊神话故事》。

这堂课，在经历了质疑、讨论、思维的碰撞之后，同学们或许是带着疑问走出课堂，走向课外，但这一次次的提问，留给我的却是震撼、惊讶，我的内心不仅充满喜悦，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学生的敬佩。

《一问一世界》读书笔记 第5篇

生命有无数的可能性，你的梦想还在沉睡，为什么不把它唤醒?这句话，我看了很多遍，每次都让我充满着力量，兴许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但是我没有行动的动力。正是因为梦想，让杨澜在1994年毅然离开了让她成为的央视睁大综艺节目，而飞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正是因为梦想，让杨澜放弃在美国电视机构做主播的机会，而是毅然决定回国建立传播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平台;正是因为梦想，让杨澜不顾怀孕带来的不便和危险而跑遍港澳办、文化部、广电总局等相关部门，游说每位审批者，所以才有了中国第一个定位于历史文化的专业化电视频道——阳光卫视;正是因为梦想，杨澜才具备各方面的素质而得以与全世界的各式各样的大人物斗智斗勇，因而有了了解世界的《杨澜访谈录》。无论如何，一个人没有了梦想，正如航海中没有了指南针而变得目无方向，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想法，只要有一丝实现的可能，就请你坚持到底，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团队的力量。如果把杨澜的所取得的成就归于一个人的功劳的话，那是不太现实的。其实在杨澜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无名英雄，但是他们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无论是在上海的团队，还是在北京的团队。每一个对嘉宾的问题，都是这些人物，如复旦大学教授蒋昌建，不断收集嘉宾资料，然后经过整理，细细挑选才整出来的，所以每一个问题是汗水和智慧的结晶，当然在电视机前我们只看到了睿智的杨澜，却忽略了背后的英雄。

《一问一世界》读书笔记 第6篇

当一个人决定离开床的舒适，去石头上睡觉是，他就已经摆脱了某种惰性，而带来许多种可能。有一天，顽石也会留下他的温度。无可厚非，在这个世界世界上，我们都是在石头上睡觉的人，关键是你是选择怎样入睡的。

看杨澜的新书《一问一世界》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以及一个个鲜活的人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

一直很敬佩杨澜，惊异于她独到的视角，她的勇气，她的美丽以及这么一个小小的女人造出的这么一个大大的世界。是的，她说不上漂亮，但每一个见过她的人都被她的美丽所吸引。

整本书是将三件事交织一起展开写作的。第一件事是杨澜本人从事电视行业的心路历程;第二件事是《杨澜访谈录》节目团队的组建、人员分工配合和团队成员做节目所付出的辛酸和努力;第三件事是与这些被采访的“大佬”过招，杨澜以及她的团队如何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何对嘉宾巧妙的提问，如何精益求精的创造这个有价值的节目。从杨澜的职业生涯，我看到的这个社会的变化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看问题的角度。

“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这是杨澜在书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远见，源于思考，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掌握和对未来趋势的预测。它决定于人们能否在正确的时间作出正确的决定。纵观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家以及政治家，之所以成功，是他们富有远见，之所以远见成为远见，是因为他们成功。成功就是世间最大的硬道理。谁不想赢?

相较于杰出的男政治家和男企业家，我更敬佩那些在江湖中的女人们。在这个时代，女性作为劳动力和消费者的影响与日俱增，已经成为21世纪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三大动力之一。女性的“权利”与“权力”需要被重新定义;女性的“成功”与“成长”需要有不同的选择。无疑，杨澜就是这样一位女性，接受杨澜采访的女性也都是这样的女性。有人说，如果有更多女性能够参与到世界政治中，特别是成为领导人的话，世界将更加和平。我并不确定女性是否更爱好和平，但是可以肯定的说女性正在参与改变的不仅是职场规则、政策决定，更重要的是，改变既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而改变人类的未来。什么是幸福?“我相信幸福要靠运气，但更要考能力：梦想的能力、创造的能力、感受的能力和分享的能力。总之三个字：幸福力。我要的幸福是丰富而有价值的生命，是充满爱和温暖的感情世界。”杨澜于她自己做了最好的诠释，她就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看过《杨澜访谈录》的人都知道，节目嘉宾本身是一个影响一个时代的人物，采访的过程并不只是单纯关注嘉宾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而是侧重于人性本身，尊重生命个体，彰显个性基调，这也是杨澜一贯坚持的观点，也是《杨澜访谈录》的价值观。是人，他就会有喜怒哀乐，也会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当你站在空空的舞台，当所有人都走了，灯还亮着，那时的你会不会觉得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就像哲学家周国平写过的：有趣的是，你们想象不出这是个多么无趣的时代，。我朝四周看，看看人人都在忙碌，脸上挂着疲惫、贪婪或无奈，眼中没有兴趣的光芒。我看见老人们一脸的天真，聚集在公园里做儿童操和跳集体舞，孩子们却满脸沧桑。······我看见许多有趣的事物正在毁灭，许多无趣的现象正在蔓延。是啊，我们不得不慢下我们匆匆的脚步，回过头再去思考这个社会，去思考我们赢的价值。我相信有些人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就如杨澜那样用问题打开一个个世界，去思考，去改变着这个世界。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我们都是在石头上睡觉的人。但是谁能够在石头上轻松地睡觉?两种人：找到适合的石头的人或让自己适应某一块石头的人。而杨澜就是这两种人兼具的人，无疑，她赢了!她赢得的是她自己!

一问一世界读书报告 第7篇

报告题目：

姓名：

学号：

专业班级：

指导教师：

读书时间：世有疑惑，必须发问 ——你问的真的那么有“远见”？李海鸿100409013010级交通一班胡雪海11月——12月1

世有疑惑，必须发问

——你问的真的那么有“远见”？

书名：《一问一世界》

作者：杨澜

出 版 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页数：272

内容摘要：

本书共六个部分，每个部分所讲述的都包括不同“职场”人物，基本涵盖了《杨澜访谈录》的访谈嘉宾集中的若干领域：国际政治、商业、文化、女界、体育、艺术。

杨澜以自身经验阐述 “为何去问”、“如何去问”、“问后如何”三个方面，与我们分享了不同“职场”的不同人士成功的背后以及《杨澜访谈录》成功的背后。

本书中杨澜讲述了她从1990年到峰2010年的生命跨越和岁月流转;她与克林顿、李光耀、韦尔奇、基辛格等政界高端人物的交往秘辛；与韩寒、席慕容、陈道明、蔡康永、张学友等文艺界人士的深入交谈;普拉西多.多明戈、比尔.盖茨、金嘉楠、蒋昌建等商业界知名人士的会面；与王光美、小泽征尔、高敏等坚韧的女性的亲密交往。她如何在每次访谈以及人生的每个节点潇洒地转换；她对赢的重新理解与感悟；她的20年非常媒体生涯和她眼中的媒体江湖。

关键词：访谈、传媒、职场、成功

正文：

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演进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杨澜和这个时代的真相。即使如杨澜所说，“真相，只能接近，而不敢妄称得到”。杨澜靠着“在‘记录一个人和他的时代’的主旨之下,尽可能地贴近‘心灵的真实’”这样一个信念，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访谈，一句又一句的发问，一次又一次地跨越。

她的媒体生涯以提问为主，充满了挑战，也分外有趣。这是她留给我深深回味的东西，同时引发了我对《杨澜访谈录》深深的好奇之心，也引发了读者对杨澜本人成功的进一步的思考。我在想，是否有一天杨澜可以做一期节目来访谈她自己，或许杨澜早已这么想过，而《一问一世界》就是对她自己的一次成功访谈。

我始终在想，在她访问过那么多知名人士的过程，每一次她都能从容应对，每一次提问都那么有远见吗？诸如在生活中，要与一个人，与一个陌生人进行沟通，发问是必须的，只有不断发问，沟通才能延续；而只有是那些能让双方都感兴趣的发问才能让彼此饶有兴趣地沟通。一次访谈更是这样，每一个问题很可能关系到下一秒的对话，可能会遭遇冷场，那么这又如何应对。杨澜，真的是一个提问高手？

今天的一个优质报道是如何把一个孤立的时间放在一个有着一定时间和时代背景的坐标上，给观众一个思考的框架。而对于杨澜面临的还不只是去给观众一个思考的平台，还要满足思考背后的受访者所作出的思考，否则节目是索然无味的，观众的思考也会过于狭隘。

要想使提的问题有质量，更进一步和受访者沟通，那么相关知识就要更加丰富。而这一点恰是杨澜带着身孕迫切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的主要原因，或许正是这样真的让她的提问上升了一个档次。在采访过500多名国内外知名人士，各行各业，也并不是她通过深造就能把知识的空缺填补完整的。正如她在访谈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崔琦时，她根本不懂什么“磁场驱使绝缘体向整数量子霍尔效应转换过程的普遍性”，她又如何深入科学？那么她只能问“你做过什么”，“想做什么”，“今后能做什么”，“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这些问题不见得有多高端。而这本书所陈述的却多是和访谈有关的，但它却那么有吸引力，这也恰是杨澜访谈的高明。

对杨澜来说，某种意义上，世界是用来问的。而她的好奇心就像如今的商界、职场的竞争一样，强烈得无可救药。通过人物访谈揭示历史的真相、心灵的真实，以开放的视野，文化的包容，关注个体的困境与成长，成为了杨澜的不懈追求。杨澜在每一次访谈过程中都保持一颗好奇心，她将此次访谈看作一次旅行，用简单的问题，引发受访者的深度思考，带给观众精神或感官上的炽热。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经验之谈，是她20年来的传媒生涯的结晶，所谓“功到深处，柳暗花明”正是如此。那种在访谈时的优雅气质和潇洒转换每一个话题的节点，是杨澜的迷人的气息，也是本书所散发出的魅力。毋庸置疑，杨澜自身的经历以及杨澜的价值观也其展示的最有价值的思想内涵。

在杨澜看来，所谓远见在于当事人是否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

世有疑惑，必须发问。杨澜的发问并非句句高端，次次前沿，但她在每次提问是确实拿捏得当，她的发问似乎的确是有远见——有洞察力的。

作为主持人和记者，杨澜以提问为主，并以提问为乐。而提问，不一定来自于无知，相反有时候知道的越多，才会问出更有价值的问题。但在一个短短的采访不可能得到全部事实，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袒露真实的自己的。虽然已经采访过500多名知名人士，但杨澜每每接触的受访嘉宾并非在她的专业领域，她对不知道的还是没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于是，每次的提问都抛不开心灵故事，挖掘主人公内心真实的想法，而那些真正不为人知的故事始终是个谜。

所以，杨澜的发问并非真的那么有远见，能让每一才访谈都能环环相扣；能让每一个问题都出人意料，拍手叫绝；能让一次访谈解开层层内心谜团。

有多么让人难以置信的提问就有多么让你难以置信、拍案叫绝的回答。杨澜，只是用一颗好奇心敲开了受访者的心扉；这，绝非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是杨澜一个人的魅力，是《杨澜访谈录》的艺术，是《一问一世界》的跌宕起伏。

附注：

参考文献包括《杨澜访谈录》节目视频

朱冰语评

一问一世界读书笔记 第8篇

关键词：《做新闻》,框架理论,建构主义,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一词并不陌生, 新闻系学生都能背出陆定一先生的定义:“新闻是对于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再不济也能记住那句“狗咬人不是新闻, 人咬狗才是新闻”。但这种粗糙而不精确的描述实在令人生疑。

新闻到底是什么?能否简单等价于“事实”?什么样的事件才能成为“新闻”?定义总是很难给出。大多数人习惯于将自身置于受传者角度, 往往以新闻报道的出现为逻辑起点, 导致我们都忽略了新闻到达受众之前的生产过程。因此, 看到塔奇曼开篇就将“新闻”比作“了解世界的窗口”, 虽并无新鲜感, 但当她紧接着转折“但是新闻这个框架本身也有自己的问题”, 就产生了比“窗口”之喻本身要有趣而深入得多的思考。

一、新闻框架与社会建构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新闻业变化显著, 首先表现在不同媒介之间的竞争加剧, 报纸、电视等媒体都为了自身发展而在新闻内容、形式、人员雇佣等方面付诸努力。与此同时, 自60年代以来的重大新闻事件, 如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公民权利运动等, 以及70年代初的水门事件, 对于新闻媒体的考验不断加剧。大事件频出的年代, 媒体表现如何自然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研究的对象, 塔奇曼的研究也正是基于这段时期的案例调查和分析。

她的关注焦点非常明确, 在第一章就直接归纳出全书的研究重点:“本书把新闻看成是一种框架, 并考察这种框架是如何建构的, 或者说考察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机构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考察的重心是报纸和电视作为复杂的组织所必然遵循的程序, 以及新闻工作者所承担的职业关怀。”因此, “框架”不仅是行文的结构基础, 框架理论也是贯穿全书始终的理论基础。

具体来说, 塔奇曼也就是在探讨“新闻通过哪些环节实现社会建构”,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对媒介组织进行分析, 并反思 “新闻专业主义”这一被新闻行业奉为圭臬的准则。

二、文献综述与塔奇曼的理论创新

在新闻生产与社会建构的问题上, 李普曼早已有过表述, 他在《公众舆论》中提出了“拟态环境”的说法, 认为媒介对环境的描写使人只能接触到被建构的环境, 而非真正的外在现实, 人脑海中所形成的景象则更加偏离这种真实。这意味着存在三种层次的“现实”——真实环境、拟态环境以及脑海中的环境。

媒介构造的“现实”环境与人脑海中的“现实”恰好对应框架建构的两种类型, 一种是由媒介在生产新闻时所制造并依据的框架, 另一种则是每个个体先天所有的认知体系代表的框架。个体层面的这种框架与李普曼的“刻板成见”一说不谋而合, 刻板印象由我们所生存的文化背景决定, 如同一种社会基因保留在个体的认知体系中, “使我们投射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自身的意识, 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念, 我们自身的立场和我们自身的权利”。[1]

这与心理学的“图式”概念接近, 个体进行社会认知时, 图式对于输入的信息进行解释, 影响着人注意、编码和提取过程中信息的取舍。因此, 它不仅仅作用于处于受众地位的个体, 同样作用于作为新闻生产者的个体, 对于新闻生产过程中框架的形成与运用产生一定影响。

但李普曼时代还没有系统的框架理论, 更没有被引入传播学范畴, 首先完成这种结合的是戈夫曼。他首次将框架概念应用于传播情境中, 其对于框架的阐释在本书中成为一根主线。戈夫曼对于框架理论的定义是“个人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过程”, 而新闻制造的过程就是“将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纳入框架之中, 以便于对社会情境进行理解和反映”。[2]这显然符合新闻从业者在新闻制造过程中的实际状态。框架理论在戈夫曼之后有了新的发展, 彼得·博格和托马斯·卢克曼认为个体在日常世界中的建构不断客观化, 逐渐形成可以被其他人感知的制度世界, 而不仅仅局限于戈夫曼着眼的日常生活既定框架, 这也是塔奇曼在本书中更为青睐的框架理念, 因为塔奇曼希望达成的是对于新闻生产制度层面的分析, 而不是个体经验或感受的总结。

在前人的基础上, 塔奇曼更多地对框架转化的制度性机制进行了探讨。社会意义在社会互动交往中形成并慢慢成为一种共识, 这种共识可以被转化为制度化、组织化的规则和程序, 并理所当然地被用来作为判断行动或组织生产的资源。这意味着新闻从业者对于现实发生的事件总是基于过往的历史经验进行解读与加工, 这种加工方式却并不被与其产生的背景关联思考, 而是完全脱离语境被单独继承。

这有点类似于现代汉语中的成语误用, 许多成语的典故与产生渊源并不为人所知或者被人为忽略。现代人只是想当然地在当前语境中使用, 并不会思考是否与其本意脱节或者使用情境是否恰当。然而语言的意义改变可以被欣然接纳, 因为其作为工具的存在价值就是被最普遍地使用, 因此当所有人都错误地使用某个成语时, 那只管将错就错即可。但新闻制造如果被模式化的意义和制度所绑架, 可能并不应该顺理成章地接受, 如塔奇曼所说, 这些既定模式和制度可能“对新的新闻形式出现产生阻碍作用”, 其合法性需要被质疑。

因此, 制度化的框架必然影响新闻生产的方式,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条经典的从业规范, 也是塔奇曼在书中论述的重点。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怀疑并非塔奇曼所独有, 迈克尔·舒德森对新闻专业主义和其中最关键的“客观性”在《挖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著述。尽管李普曼一再呼吁新闻从业者要接受严格的教育, 掌握专业性理念, 借助科学来使得整个行业专业化, 但舒德森并不以为然。他指出客观性理念虽然是一个很流行的新闻学专业价值观, 但新闻报道的主观性是不可能被克服的。[3]

塔奇曼在遵循吉登斯的以“意义框架的创造和再生产” 为中心的“双重解释”基础上, 对于新闻生产过程及其现象意义深入解释, 指出新闻与社会成员间的互动以这种制度框架为基础, 并且资源与规则的运用无法排除权力的因素。这也就意味着新闻专业主义所标榜的“新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报道” 是一个神话, 与舒德森的判断相呼应。

三、前窗与后窗间的行文逻辑

从“新闻是窗口”的逻辑起点出发, 塔奇曼认识到这个窗口所代表的框架存在自身的问题, 因此窗口的大小、窗格的多少、窗玻璃的明暗就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对象。全书的逻辑架构也非常清晰, 前七章作为“前窗”围绕着新闻生产组织的新闻源、分工、叙述手法等方面, 通过大量的案例说明, 展示“日常发生的事情是怎样被变成了新闻这种具有现实时空的报道”;而八到十章则着眼于理论探讨, 用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新闻生产过程背后隐藏的东西, 告知读者新闻生产之所以如此的深层原因, 给出研究结论和理论参照。

有了框架作为研究的坐标系, 塔奇曼将新闻生产从空间、 时间、类型化、灵活性、叙述表达等维度进行解构。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与塔奇曼在第二、三两章的新闻时空特征研究联系紧密。诸如新华社在各行政区划分设记者站, 负责不同地理区域的新闻报道活动, 而《扬子晚报》因其地区都市报的定位主要着眼于江苏这一行政区划的新闻事件。同时, 每家媒体也会对条口进行划分, 经济条口与社会条口的记者不会彼此越界。而常有重大新闻出现的组织, 如警察局、国企等则会有通讯员这一身份或者有媒体派遣的常驻记者。这种地理边界化、组织专门化、部门分工化的规律揭示出媒介组织在获取信息源时的分工状况, 以及对于新闻生产节奏的安排, 共同建构出时空关联下的新闻网络, 形成全面的新闻覆盖。

在这两章中, 塔奇曼还论述了对于新闻事件的类型划分, 以及当出现新闻信息源获取或材料加工的矛盾时, 新闻从业者应当如何协商来保持新闻网络的良好时空秩序。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都建立在新闻价值判断的基础上, 主要在第四章《灵活性与专业性》中讲述, 探讨选择信息源和寻找事实这两个方面如何相辅相成, 互相作用, 也为“后窗”的新闻专业主义讨论作了铺垫。承接前文两个方面所构成的新闻事实网, 更具体地说明我们在构建事实网络时, 是在根据已知的程序来搭建, 这个网络无所不在, “一方面指导着记者去发掘新闻, 另一方面最终又把自己重新构建成一种新闻的框架”。

在新闻事件的叙述手法上, 塔奇曼主要在第六章进行了阐述。一般而言的叙述与文字相关, 语言如何架构、细节如何描摹、引用哪些受访者语言, 新闻报道的模式不仅与新闻内容息息相关, 更决定着受众在看到新闻时所感知到的意义, 这其中就暗藏着媒体想要传递的附加信息。在电视新闻的制作过程中, 镜头的运用同样有要求。尽管电视画面给人以真实感, 但电视新闻也是对现实的建构, 镜头的空间位置、组接运用、 快慢长短都存在着特定的行规。

例如, 平拍的视角往往给人以客观的感受;俯拍针对没有生命的事物或者自然景观;特写镜头则意味着亲近的个人距离。观众的感官容易被镜头“欺骗”, 也往往被镜头“塑造”。 电视画面上的犯罪嫌疑人总会以偏离正面的角度出现, 违背常规的视角给人以强烈的负面印象。而重大灾难事故现场出现的中央领导人则会占据更多画幅, 通常处于画面中较高的位置。尽管电视新闻片拒绝多种角度的拍摄, 一般要求摄像机处于和普通人视线相同的水平高度, 但在镜头上的细小改变并不会使观众变得警觉, 也不会使其警惕媒体是否蓄意构建另一种现实。尽管真相就是电视在掩盖其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安排, 但没有观众会试图思考电视新闻存在着时空的重构, 于是媒体就得以继续遵循自身的框架来建构社会并试图将这种框架施加给受众。

在“前窗”第七个章节中, 塔奇曼特别以妇女运动的报道进行了详细剖析, 用以验证前面几个章节对于新闻生产过程的分析。

到“后窗”的三个章节中, 塔奇曼转换到理论层面的梳理, 分别从新闻专业主义、框架理论和知识社会学角度, 说明新闻组织及其工作者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使自身或者社会合法性的证明。

在盘点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历史时, 塔奇曼参考了舒德森的研究和观点。舒德森认为, 美国的便士报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成长密切相关。大众报刊在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媒体争夺读者和广告的竞争中遵守了自由市场的社会规则。在此基础上便士报促成了信奉政治独立和报道事实性新闻的身份转变, 并逐渐培养了新闻行业对于新闻真实性的理解, 也就是专业性的中立与客观。如果说便士报时期媒体还可以扮演政府与民众的中间人角色, 那么20世纪初的经济秩序改变将完全打破原有新闻行业格局依附的社会经济背景。按照舒德森的说法, “20世纪的媒体卷入了新的经济转变过程中, 这就是集中、集权和企业联合的过程”。

当这段历史映照在我们所处的时空背景下, 可以看到极其相似的历史轮回。抛开体制的问题, 中国也依然不乏大量的媒体与权力合谋案例, 媒体为权力和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寻租缝隙, 这与塔奇曼对于20世纪初美国媒体专业主义的质疑完全一致。媒体没能在界定公众和私人的概念时表现出新闻敏感性, 何况其本身也在向企业、垄断者的身份迈进。因此, 当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向各国扩张时, 往往会遭遇质疑和反对, 新闻行业其他从业者担忧默多克的资本集团与本国政治权力之间是否形成了某种联合。如果存在这种联合, 则势必会破坏新闻业的生态平衡以及行业原则。

四、建构主义的研究层面

传统的传播学研究都以功能主义作为支持, 从而给出结论:新闻定义的基础是社会结构, 而不是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组织的活动。这种将社会视为先天的客观存在完全否认了个体努力可能给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事实上, 社会环境的存在本就不可以被等同于自然环境的存在, 后者的确是客观等待被发掘的对象, 而前者显然是因为有了人类劳动和思想层面的主观能动性才得以成形, 同时也并不是一形成就固定下来不可改变。

塔奇曼显然不认可功能主义对于新闻和社会变化关系的传统观念。她关注到新闻观念与社会结构的并存发展, 认为新闻价值的概念源自新闻工作者的实践, 也就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创造源于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塔奇曼试图用解释学的方法研究新闻, 从而给出了“窗框”的比喻, 并在分析妇女运动、软新闻与硬新闻的案例中加以运用, 证明新闻工作者如何把日常事件变成新闻事件, 这些都在强调是人们的积极活动建构了社会意义。这些案例的研究从媒介组织的角度出发, 把新闻组织看做一个复杂的机构来考察。

塔奇曼的建构主义思路有力反驳了功能主义导致的绝对二元论或者决定论等观念, 避免其逻辑走向因果论, 也否认了 “任何变化都可以顺利从所谓的系统中找到原因, 任何变化的结果就是推动或者带动了系统的改变。” [4]这同时也是对施拉姆、拉斯韦尔等人传播理论的突破。

在建构主义的基础上, 作者还引入了民族方法学者加芬克尔的研究方法, 关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 利用“自反性”和“指称性”这对概念描述人们如何把对生活世界的叙述理解为新闻报道, 记者如何理解事件, 以及人们如何在任何特殊的细节中推断出生活世界的特征。“自反性”和“指称性”在新闻生产中的运用形成了人们理解和解释生活世界意义和秩序的一个个“框架”, 在这里塔奇曼再次回归到了框架理论, 强调了“新闻是一种框架”的观点。

五、塔奇曼的答案与空白

新闻究竟是如何被建构的?其实书中的每一章都是答案的一部分, 信息源的获取、新闻信息的采集、内容加工、新闻组织内部分工、新闻叙述方式、新闻的类型化等等, 这些无一不揭露出:那些被人们以为是客观存在的对象或者文本, 都是由特定主体主观选择行为形成的因素。媒介组织通过这些环节逐步实现新闻生产过程中对于事实的建构, 新闻的框架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

因为对这种建构合法性的质疑, 塔奇曼重新思考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合理性。通过对NBC纪录片公正性等案例的剖析, 作者发现专业主义实践限制了激进思想向新闻消费者的传播, 因而也限制了每一个人把媒体作为政治和社会资源来利用的自由, 结果最终限制了人们的知情权。因此新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阻碍了质询精神, 阻碍了言论自由和公众统治的理性主义模式的实现。可以看出塔奇曼对于新闻专业主义本身持怀疑态度, 新闻作为日常知识无法被每个个体等同且客观地认知, 而结构性规则对于个体认知带来的限制、权力因素对于客观性的干扰, 都说明新闻专业主义所认定的真实与客观并“不能反映出新闻作为集体共同参与社会构建的实质”。

然而, 塔奇曼并没有给出任何方法来指导新闻业应该如何践行“专业主义”, 或者说如何尽可能克服新闻专业主义中的“主观”色彩。同时, 尽管对于新闻生产的框架分析详彻且细致, 塔奇曼海还是未提及这种建构该何去何从, 她的逻辑从新闻框架的形成到如何被运用层层展开, 却在现象描述完成后戛然而止。

尽管塔奇曼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可靠性进行了否认, 但并非意味着这条新闻行业准则就可以被抛弃。专业主义不够 “专业”是因为存在着外部压力, 但这些压力为其所作的辩解并不意味着其无需批评, 而批评也不等于抛弃, 这就像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理解:“之所以进行辩护, 不过想提醒批评者, 由于客观性存在问题就简单丢弃客观性是十分危险的, 就像相信客观便以为任何人任何媒介任何报道都是客观一样。”[5]

诚然, 所谓客观、独立、公正都是没办法完全企及的程度, 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也不存在一条非此即彼的分野可以作为精准的分割线供从业者们自我纠偏, 但无疑客观性是新闻生产必须追求的方向, 只要新闻业依然将自身定位为“第四种权力”, 是“社会发展的瞭望者”, 就理应以此准则为目标。哪怕这种专业主义所建构的合法性有待考证, 但只要其行为目的和行为方式是良善的, 至少符合了功利主义层面的社会利益最大化, 使得新闻与真实之间的距离最小化。一如追溯美国新闻客观性的来源时, 可以看到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自由民主传统, “关联着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 以及政治体系、民众与媒介三者的关系平衡。新闻客观性以民主为最高价值”。

六、启发

本书中塔奇曼的建构主义思路显然是尤其值得我们借鉴的一点。我们对于议题或者选题的思考, 往往受到功能主义的熏染, 总试图寻找原因。将一切问题从社会背景中找到看似合理的归因, 于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类型化, 最终找到一个决定性因素附会。

然而现实中的社会议题往往微观而具体, 过度地将问题抽象化理解导致“一个本来充满互动的生活世界被抽空, 余下的是概念化逻辑化了的躯壳——研究者观察的现象——客体, 把主体间性的世界约化为研究者和研究客体的二元关系, 犹如把新闻和新闻生产者的活动剥离一样”。

同时, 塔奇曼的研究案例也启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都可以被作为分析对象, 撇开过于高大上的研究思维和目标, 将生活经验运用于专业探讨能使这个过程更丰富而有趣。

参考文献

[1]黄旦.舆论:悬在虚空的大地?——李普曼《公众舆论》阅读札记[J].新闻记者, 2005 (11) :70.

[2]孙彩芹.框架理论发展35年文献综述——兼述内地框架理论发展11年的问题和建议[J].国际新闻界, 2010 (9) :18.

[3]迈克尔·舒德森 (美)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M].陈昌凤, 常江,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43, 70, 137-139, 145.

[4]黄旦.由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J].新闻大学, 2008 (2) :47.

[5]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10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