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简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精选6篇）

简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1篇

试论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摘要：政府和市场作为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 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方面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对于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强烈的问题意识出发，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核心，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以达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目的。本文主要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化过程、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与缺陷、现状分析、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等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市场、政府、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引言：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在经济学界，依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和答案，形成了不同学派。我国30多年改革发展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认识，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合理定位并履行好政府职能，才能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既是对过去30多年改革经验的总结，也为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一、我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化过程

改革开放前, 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国内国际社会政治的影响, 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全能政府模式, 政府主导国家一切经济社会活动。政府的权力无限大, 政府包揽所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社会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在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协调下按计划进行, 社会资源在国家的统一分配下实行计划配置, 不允许有国家计划外的经济活动, 社会功能完全处于一种被弱化的状态。这一时期, 严格地说不存在真实意义上的商品市场, 只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品市场, 商品的价格不能反映其价值及市场供求状况。当然,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 并且为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社会历史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改革开放后, 在国内国际新经济的推动和影响下, 我国的政府与市场的职能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府慢慢从“全能政府”中淡化, 市场机制逐渐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逐步从国家主义模式中走出来开始还权于社会, 政府开始从一些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撤出, 市场机制开始在一些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改革开放 30年的伟大成果雄辩地证明了, 在中国, 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合理转换,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显著地提高了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改善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 目前的中国还处于一种经济转型时期, 政府与市场的职责划分还不十分明确, 同时，还存在市场失灵等诸多问题，这些还有待于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中进行有效地规避和完善。

二、我国政府与市场的职能以及二者关系的现状分析

（一）政府职能及政府干预存在的大量误区 1.政府的职能

政府的职能宏观层面上，主要负责具有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社会性的义务，进行宏观调控。具体看，保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抑制通货膨胀，制定战略目标与实施步骤；根据社会水平调整产业方向与结构，制定产业规划与产业改革；制定、实施税收与金融政策，并调节个人、地区等经济间形成的非有机性结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和提供社会服务设施，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和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

2.政府干预的误区大量存在

①政府越位现象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实践表明，凡是行政力量过强的地方，市场力量就较弱；政府干预过多的领域，市场作用就难以发挥。政府的越位行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政府与市场间合理的分工与合作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市场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造成资源低效配里和严重浪费。同时, 政府越位给政府自身且滋生了寻租和腐败现象。

②政府缺位问题普遍存在。即应该由政府承担起来的职责, 政府却没有很好地承担或力度不够。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在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 制定市场规则, 提供公共服务等领域, 政府的作用与功能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政府在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能方面还存在着不足甚至缺位的现象, 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

③ 政府干预的方式存在不合理性。在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和干预手段,应该采取以法律、经济手段为主，宏观调控，间接管理，指导性计划等行政手段。在我国现阶段, 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 呈弱势状况;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角度看, 则呈现出政府的一种弱势状态。可以说,“ 弱政府、弱市场”共存是目前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非理想的状态。

（二）市场的职能和市场的实际状况 1.市场的职能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高度重视政府的作用，也要高度重视市场的作用。积极完善和规范市场准入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市场是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合理配置资源，使其得到充分利用，避免不必要的闲置和浪费，在市场机制自动配置组合资源的基础上，推动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市场是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间接管理的中介、手段和直接作用对象。国家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直接调节市场商品供求总量及其结构的平衡关系，通过市场发出信号，间接引导和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向，从而实现对社会经济活动全面、有效的控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有利于企业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

2.市场的实际情况

现阶段，我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和加强, 但市场的弱势表现仍很突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市场机制不健全。通过改革，我国在市场机制的完善方面已取得一系列成就, 但是, 目前总体上仍是不健全的，主要表现在价格信号的逼真度仍然不高, 很难真正反映商品价值和市场供求状况，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的现象仍然存在,价格信号的灵敏性仍然不够，不能尽快调节市场供求关系。

②市场法规不完备。首先，体制转换中产生一些新事物、新矛盾, 而经济立法较慢, 于是经济运行中无法可依的情况屡见不鲜。其次，原有的法律法规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需要进一步修订。再次，对市场经济的误解以及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加上我国司法制度和法律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往往使法律在实际中难以起到规范、约束、制裁的作用。

③市场体系的残缺。主要表现为: 消费品市场发展较快, 而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缓慢;有形市场发育较快, 而无形市场明显滞后;初级市场发育较快,高级市场发育缓慢;区域市场分割，全国统一大市场还未形成;国内市场与国市场尚未完全接轨。不完善的市场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市场机制功能的发挥。

三、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对策

（一）正确划分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边界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键在于矫正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错位、越位和缺位的问题，寻找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调节的最佳结合点。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确立“有限政府”理念。“法无授权不可为，法不禁止即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就是稳定宏观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调节分配不公，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政府必须减少其盲目性的干预，增加其服务性、社会性的职能，用 “有形之手”保障 “无形之手”。

（二）以市场为中心, 建设服务型政府

市场是社会基础性的内容, 国家是从社会产生的上层建筑, 只要国家政府存在, 它就必须履行其作为上层建筑的职能,为社会服务, 为市场服务。因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 必须首先明确政府职能, 应该在经济领域中寻求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最佳结合点, 使政府更恰当、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 可以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 为政府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提供合法性基础。

（三）引入竞争机制, 重视市场内在规律，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

自由、平等而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能够提高效率的重要原因,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了许多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的“ 第三部门”,它们的出现为政府竞争机制的引入提供了前提, 同时也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还要重视

市场内在规律，提供公平竞争环境，重视自由竞争环境的创造。

（四）完善市场机制及市场体系的建设

完善市场机制的建设，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使其价格能够充分反映供求关系并且真实合理。健全市场的法律法规，填补法律法规的空缺，并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法律法规，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加强我国监督机制的作用，使法律真正起到规范、约束、制裁的作用，完善我国的市场体系建设。

（五）采用多种手段, 改变政府管理方式。

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管理职能的消失, 事实上政府 正是通过管理的方式来实现服务的功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政府必须改直接的微观调控为间接的宏观调控, 给市场以充分的发展空间,同时必须改变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干预经济生活的方式, 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灵活多变的管理, 使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与政府效能的提高能够相互促进。

结论：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期, 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处于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过程中, 因此寻找和确立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将是一个动态的艰难的过程。有限且有效的政府,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才有可能实现繁荣富强。市场保障于政府,以市场为基础来界定政 府,用足市场,和谐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把政府能力用在最迫切的事务上,这才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也能够发挥政府的作用,用足市场,也用足政府,从而实现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素梅，论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 12月，第6 卷第 4期

【2】尹盼秋，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大连日报，2013年12月23日

【3】鲍盛刚，政府与市场的真实关系--中国改革与转型的方向，中国改革网，2011年8月19日

【4】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云南日报，2013年1月8日

【5】沈双逸，从西方经济思想到经济法——浅析 “政府”与 “市场”的地位关系，理论研讨，中国市场2012 年第 26 期(总第 689 期)【6】刘诗凯，丛 阳，浅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7】 陈铁英，试论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8】郑传璋，赵荣，试析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太原大学学报，2011年 3月，第 12卷第 1期总第 45期

简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2篇

经济学院

2011 级

工商管理一班

摘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点,已成为当代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过程的剖析来分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特性,并在分析了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现状的基础上对其走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 :政府与市场;新“公共管理”理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各国实践表明,调整市

场与政府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点,已成为当代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探讨市场经济进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演进,剖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特性以及两者关系演进的基本规律,这对我国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政府功能定位,建设民主、有效、服务的政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过程

在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基础性体制确立以后,西方学者在政府与市场领域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按照理论取向的不同,可以把他们的观点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主张尽可能少的政府干预;二是主张全面广泛的政府干预;三是主张有选择的政府干预。从经济学说史与政府实践的历史来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自由市场——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失灵——互补整合的演变过程。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自由主义时期 自由主义时期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主要观点就是强调自由经济,发挥市场经济自身的功能,要求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干预社会。翻开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可见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近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认为,人们听命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其结果是无意中使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人类需要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亚当.斯密的“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成为政府发展的基本观念。政府在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中的干涉极为有限,仅限于制定维护市场秩序的法规,提供最低限度的政府扶助,履行防御外敌和保卫公共安全等职责直到 20 世纪初, 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一直处于主流地位, 政府一直充当着“守夜人” 的角色。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打破了市场力量的神话,市场的种种缺陷都暴露出来,市场失灵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2.国家主义时期 “市场失灵”之后,人们希望政府能够弥补市场缺陷,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开始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在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政府取代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政府在经济领域对市场的广泛干预以及为缓解市场矛盾而逐渐推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使政府职能急剧扩张,政府公共部门的数量和公共支出迅

速膨胀。然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并不像设计者们当初预想的那样完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对滞胀束手无策,人们开始正视政府干预失败的恶果。

3.新自由主义时期 面对国家主义的“政府缺陷”或“政府失灵”,人们开始重新怀念自由主义,从而开始了自由主义更高层次的回归,即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全面干预。新自由主义学派强调市场的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配置资源。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指引国家发展的主导理论,英、美等国政府也回到保守主义政策上来,进行了较大调整。其总体趋势是寻求市场与政府的平衡, 在强化市场机制的同时也肯定政府介入的必要性。

二、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状

新中国建立之后, 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任何需求的满足基本上都有赖于政府的计划和管理, 政府的职能范围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任何计划外的经济活动都被认为是不道德或非法的,如果说存在着所谓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也只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畸形市场。政府对经济实行超常规严密控制,完全否认和排斥市场的机制和作用。由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干预,政府的职能也随之分化和扩张,政府的专业经济管理机构就急剧膨胀, 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全能政府”。

在实践中, 传统的全能政府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已越来越阻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首先,政府因为干预经济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政府以各种公共政策干预经济,但由于政府官员自身的经济人特性以及其他社会要素的影响,使实施公共政策的结果与制订公共政策的意图大相径庭。其次,政府的全面干预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最后,全能政府会动摇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政府统治基础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认同和信任。公共政策的低效率以及高昂的成本,必然导致经济的落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缓慢,必然会使人民的信任感和认同感降低,从而引发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 80 年代以来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到 1993 年开始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

到 200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我国经历了一个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了与改革开放前截然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篇章。市场经济是一种承认市场主体在经济领域的自主性、排除政府对市场行为、企业行为等进行干预的经济制度。它尤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它的政治含义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其政治前提是政府不直接插手民间的事务。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它恰恰是通过限制政府的作用来创造市场经济所依托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的最为根本的职能是保障财产和经济自由,政府任何时候都不能, 也不允许他人侵犯这种权利和自由。因此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不同,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即政府不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不再试图将国家的经济活动纳入政府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因为政府确信只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如相关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市场将会是有效而公平的。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法律意识的增强,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市场连带整个市民社会都处于一个迅速发展、完善的过程当中。这种现状也要求政府交还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退出不应干预的领域,尊重市场、社会自身的力量,逐步培育市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应该是实现有限干预的“有限政府”。

目前,“有限政府”、“ 服务型政府”理念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其中政府通过宏观调控、采取经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为市场服务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机构中会长期存在着把自己凌驾于一切社会要素, 包括市场之上的弊端,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着政府是市场发展的动力的认识误区;同时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市场发育程度和自我管理水平较低,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我国现行的政府机构及其管理体制虽然经过若干次改革,但是从总体上说, 仍然是与比较落后的产品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清。

三、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分析与展望

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可见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新中国也植根于半殖民半封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在历史上并未曾出现过所谓的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会有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经济的蓬勃

发展和稍后的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在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现状时,首先要明确, 我国市场经济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独立的、统一的、完善的市场,资源使用效率还很低下,竞争尚未充分,市场仍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不存在市场发育完善后带来的所谓“市场失灵”的危机。

那么中国是否也存在着西方社会曾经出现过的政府干预、政府失灵现象呢?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事实上中国经济走过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首先,西方社会在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后实行的政府干预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发展为基础的,尽管“市场万能”的神话已经破灭,但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大发展、生产效率提高、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等。西方的政府干预是对市场缺陷的补充,它所面对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社会。其次,西方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尽管是积极全面的,但相对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干预而言它的干预还是比较宏观的,方式也还是比较多样的,除行政手段外, 还包括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而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似乎也存在着政府过多干预导致社会经济几近崩溃、政府效能低下、社会全面停滞的所谓“政府失灵”状态,但笔者认为这种状态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曾经出现的“政府失灵”状态。我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出现的政府对社会的全面干预是沿袭苏联模式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实行的干预完全不同于西方“ 国家主义”阶段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它是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的全面干预。

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演变的历史是短暂而独特的,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失灵”,也没有在此基础上随后出现“政府失灵”,因此要解决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就必须根据国情，借鉴西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经验,寻找出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

1.以市场为中心,建设服务型政府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市场是社会的基础性的内容,而国家则是从社会产生的上层建筑,尽管国家最终将会消亡,政府的行政权力最终将回归社会,但只要国家政府存在,它就必须履行其作为上层建筑的职能,为社会服务,为市场服务。因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政府职能应该围绕着市场优化,即应该在经济领域中寻求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最佳结合点,其目的在于使

政府更恰当、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方面可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为政府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2.立足社会及市场需要, 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西方国家在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政府失灵导致的经济滞胀以后,普遍调整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力图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90 年代以后,为了更好适应社会的需要,提高政府效能,西方国家普遍开始了新一轮的行政制度改革,西方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实践与西方流行的现代行政学理论“新公共管理”不谋而合。所谓“新公共管理”概念具有这样的基本内涵,它提出政府行政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追求公共服务的绩效和结果,使政府的决策能够体现社会的反应,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接近公众的实际需求,使决策增加适应性,行政增加效益性。西方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行政实践为我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思想。

(1)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服务的目的性 市场经济意味着自由、公平和竞争,它需要的是政府的有限干预,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政府管理一切的观念,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调整政府的某些职能,使服务型政府的服务目的更明确,从而提高政府效能。

(2)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 自由、平等而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能够提高效率的重要原因。而在西方新一轮的行政改革中,竞争机制已经被引入政府运行过程。政府履行制定政策的职能,而政策的执行则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盈利部门共同承担, 这一机制既体现社会公正、防止政府垄断,又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效能。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了许多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部门”,它们的出现为政府竞争机制的引入提供了前提,同时也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当然也包括面对市场的公共服务。

(3)改变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管理方式 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管理职能的消失,事实上政府正是通过管理的方式来实现服务的功能。我国政府以往干预经济的手段比较

单一,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对经济实行全面直接的调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培育市场,改直接的微观调控为间接的宏观调控,给市场以充分的发展空间,同时我们必须改变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干预经济生活的方式,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灵活多变的干预,使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与政府效能的提高能够相互促进。

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处于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过程中,因此寻找和确立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将是一个动态的艰难的过程,但无疑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我国政治改革的进程,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简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3篇

关键词：VAR VECM,大豆期货,价格关系,定价权

1 概述

从1996年开始, 我国大豆进口数量激增, 进口数量从58万吨攀升到2004年的2200万吨, 增加了约37倍。在我国大豆进口持续高速增长过程中, 大豆价格剧烈波动, 仅2004年上半年, 我国大豆加工企业仅在大豆高价进口、无力接货而“洗船” (违约退货) 方面的损失可能高达50亿元以上, 更不要说加工后的亏损了。来自于国际市场的价格风险越来越大, 世界各主要大豆贸易国对大豆定价权的争夺日益激烈。那么作为大豆的主要生产国之一和最大的进口国, 我国在世界大豆市场定价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国际市场上存在怎样的价格影响关系?显然在世界大豆市场定价中的地位不同会对国内大豆加工行业和消费者产生不同的影响。目前, 世界大豆贸易是通过大豆期货市场来进行定价, 作为一种高效率资源配置的价格形式, 大豆期货价格已经成为全球大豆贸易定价过程中的权威价格。因此, 要考察我国在全球大豆市场中的定价地位, 只要考察我国在世界大豆期货市场中的定价地位、考察我国大豆期货市场与国际大豆期货市场之间的价格关系即可。因此, 将借助于VAR模型来系统分析全球三大大豆期货市场中、美、日大豆期货价格之间的关系, 进而得出我国在世界大豆贸易中的定价地位。

2 文献回顾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 国际学术界对期货市场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聚焦于国际各主要国家不同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因此, 关于期货市场间价格关系的研究国外已较为成熟。Booth et a1. (1996) 利用VAR模型分析了OSE、SIMEX和CME三大交易所的日经指数期货的价格关联和信息传递关系, 结果表明三市场之间存在着格兰杰因果关系, OSE在信息传导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此之前Hamaoet a1. (1990) , Bae and Karolyi (1994) 和Lin et a1. (1995) 已经作过了类似的研究, 基本上都得出日、美日经指数期货市场存在着相互影响关系的结论。同样, Tse et a1. (1996) 利用VAR模型考察了IMM, SIMEX和LIFFE这3个交易所欧洲美元期货市场信息传递关系, 结果表明各市场依次主导着市场信息的流动, 不存在哪个市场明显占主导地位的情形。

在上述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G.Geofrey Booth和Cetin Ciner (1997) 开始转入一般商品期货的研究, 他们以1993-1995年TGE和CBOT两个交易所玉米期货价格序列为例, 应用动态VAR模型考察了两市场之间的价格关系及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 结果表明TGE玉米期货价格的变动依赖于CBOT玉米期货价格的变动, 在价格信息传递中, CBOT玉米期货价格居于主导地位。Yiuman et a1. (1997) 利用误差修正模型 (VECM) 考察了纽约燃油期货市场和伦敦石油期货市场之间的信息传递过程, 结果表明前者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Holder et a1. (2002) 也应用了VAR模型分析了美国CBOT和日本TGE的大豆和玉米期货价格信息传导, 结果表明仍然是美国CBOT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国内, 彭朝晖 (2002) 应用相关分析和因果分析方法对SFE与LME两个交易所金属铜的期货价格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两市场金属铜期货价格的变动基本保持一致, 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之后, 司继文 (2004) 利用Copula函数和Kendalltau统计量的内在关系, 估计并选择最优的Copula函数刻画了我国大豆期货市场和美国、日本大豆期货市场以及日美元汇率之间的相关性结构, 结果表明3个期货市场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尾部相关性。同样, 对于大豆期货合约, 赵进文 (2004) 应用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中国期货市场与国际期货市场的接轨程度和关联度, 结果表明中国期货市场与国际期货市场已经具备了高度的相关性。吴虹生 (2Oo4) 也利用相关分析、协整检验以及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 分析了中美豆类农产品期货的关联关系, 结果表明两个市场存在着相关性, 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在滞后一期和二期情况下, DCE和CBOT的价格互相影响。与国外研究相比, 国内在期货价格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还仅仅限于相关分析和因果关系检验, 缺乏更为系统的分析。因此,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在两方面做出努力:第一是应用VAR模型对期货价格关系进行系统分析;第二是不仅仅考察中美两国大豆期货市场之问的关系, 而是站在全球的角度, 考察所有大豆期货市场之间的价格关系, 得出我国在其中的地位。

3 研究方法

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是动态自回归模型的联立形式, 最早是由西姆斯 (Sims) 于1980年提出。VAR模型不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 而是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用当期内生变量对模型中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 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估计过程中不带有任何事先约束条件。

VECM本质是一个有约束的VAR模型, 在解释变量中含有了协整约束关系, 当出现一个大范围的短期波动时, VECM会使内生变量收敛于它们的长期协整关系。短期部分调整可以修正长期均衡的偏离, 因此协整项也被称为误差项。在估计VECM的基础上, 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 这也是VAR (VECM) 模型一个重要的应用。在VAR和VECM的估计中, 通过赤池信息准则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确定合适的滞后期。

VAR (VECM) 模型另一个重要的应用是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所谓脉冲响应是指系统对其某一变量的一个冲击 (Shock) 或新生 (Innovation) 变量所作出的反应, 即在随机误差项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 脉冲响应函数就是用于衡量这种影响的变动轨迹, 它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方差分解则是通过将一个变量冲击的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个变量的随机冲击所做的贡献, 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 即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重, 定量地把握VAR模型中变量问的影响关系。

4 样本数据选取和处理

4.1 数据的选取

在本研究中, 选取2001年1月至2005年6月全球三大大豆期货交易所中、美、日大豆期货日收盘价格作为样本进行考察。选择2001年作为样本数据的起始点主要是因为2001年是我国期货市场治理整顿后规范发展的开始, 此后, 我国期货市场逐渐走出低迷状态, 开始全面复苏。为了克服期货价格的不连续性, 参照国内外期货研究一致认同的做法, 选取离交割期最近月份的期货合约作为代表, 在进入交割月后选取下一个最靠近交割月份的合约 (Booth et al, 1996;G.Geofrey Booth, 1997;Xiaoqing Eleanor Xu, 2005;华仁海, 2002;唐衍伟, 2004) , 不采取交割月的数据, 主要是为了克服交割月期货价格变动的异常性。中国大豆期货价格数据来源于大连商品交易所网站统计数据库;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数据来源于南京道通期货经纪公司研究部;日本大豆期货价格数据来源于东京谷物交易所统计数据库。

4.2 数据的处理

考虑到三大期货交易所期货交易中存在的差别, 对已选取数据作如下进一步处理:

4.2.1 交易日差异的处理。

中、美、日三国由于国情不同, 法定节日不完全吻合, 进而导致日交易价格不是完全对应。为了使价格序列一一对应, 采用直接删除在这些节假日的做法形成完整的价格时间序列, 这种做法的科学性已得到已有文献的验证 (Yiuman tse, 1996;Xiaoqing Eleanor Xu, 2005;高辉, 2003;唐衍伟, 2004) 。

4.2.2 价格度量的处理。

中、美、日三国在大豆期货价格的报价单位存在区别, 同时为了消除利率变化可能对价格关系的影响, 通过汇率转换, 将度量单位统一为美元/吨。

4.2.3 交割月份不同的处理。

中国大豆期货交割月份是1、3、5、7、9、11, 美国为1、3、5、7、8、9、11, 日本为2、4, 6、8、10、12, 日本几乎与中美两国交易所完全不同, 这样看似无法比较, 但只要严格按照选取最近交割月份合约的标准, 在进入交割月时, 选取下一临近交割月份合约的标准。仍然能选出可以比较的大豆期货日交易价格用于分析。

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软件Eviews5.0进行数据处理和计量实证分析。

5 VAR模型与Johansen协整检验

5.1 平稳性检验

检验三大期货价格序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之前, 首先要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价格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三大期货价格序列水平不平稳, 一阶差分后平稳, 即I (1) 过程。换言之, 它们均为不平稳序列, 不能够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理论来构建模型, 需要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协整理论来分析三者之间长期的均衡关系。

注:检验形式中的c和t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 k表示滞后阶数, 加入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为白噪声,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Ln P:大连商品交易所 (Dc E) 大豆期价对数值;Ln PJ:东京谷物交易所 (TGE) 大豆期价对数值;Ln P: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 大豆期价对数值;△表示差分形式。

5.2 VAR模型阶数的确定

要在VAR模型中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 还必须要估计出合适的VAR模型的形式, 而在VAR模型的估计中最为重要的是滞后变量的确定, 根据AIC准则得出以下结果 (见表2) 。由表2可知, 滞后3期AIC值最小, 因此模型定为VAR (3) 。

5.3 Johansen协整检验

在VAR模型估计的基础上, 我们来进行协整检验, 由于协整检验是对无约束的VAR施以向量协整后的VAR模型, 因此进行协整检验时选择的滞后阶数应该等于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减1 (薄文广, 2005) 。因此, 协整检验的滞后阶数为2。

根据本研究数据的特征, 在Eviews5.0操作中, 选择了存在截距项、没有趋势项选项, 由表3可知,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R=1, 即3个期货市场价格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随机趋势, 具有协整关系。三大大豆期货市场存在着协整关系, 在长期内, 三个大豆期货市场价格变化存在共同的变动趋势, 即我国大豆期货市场与国际大豆期货市场之间存在着整合关系, 从全球范围看, 三大期货市场呈现出很高的市场效率, 大豆现货供求信息能在三大期货之间快速地流动, 并从大豆期货价格变化中表现出来。下面将进一步揭示各大豆期货市场在市场信息传递中呈现出怎样的地位, 我国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6 VECM模型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定理 (1987) 证明了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必然联系, 由于存在协整关系, 无约束的VAR模型改进为VECM模型, 成为具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VECM模型的参数设定应与前面Johansen协整检验对截距项和趋势项以及滞后区间的设定保持一致,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注:括号外的数字是相应差分变量的回归系数, 括号内的数字是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的值, 在Ec项中括号内的第二个数字是t统计量的值。

VECM模型的整体检验结果表明, 模型整体的对数似然函数比较大 (为8800) , 同时AIC和SIC的值相当小, 分别为-l6.9O和-l6.77, 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很强。a Ln P△Ln Pi。和△Ln P的误差修正项系数的t统计量分别为-1.68、3.97和-0.73。其中前两个统计量分别在5%和l%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误差修正项系数的显著性说明:△Ln P和△Ln P受到3个市场期货价格变化长期均衡关系的显著影响, a Ln P却没有受到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 也即从长期来看, a Ln P.对ALn P。和ALn Pj具有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在估计VEC模型的基础上, 下面将对三大期货市场的短期因果关系来进行检验, 结果见表5。

从表5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在6个零假设的检验中, 只有“ALn Pct不是ALn Put的Granger原因”这一零假设未被拒绝, 零假设成立, 中国DCE大豆期货价格变化不构成美国CBOT大豆期货价格变化的原因, 而其他5个零假设皆被拒绝, 因果关系成立。从上面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来看, 美、日大豆期货市场价格都是我国大豆期货市场价格变化的原因, 我国对国际大豆期货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日本大豆期货价格变化的影响上, 而对美国大豆期货价格变化的影响却不显著。

7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

7.1 脉冲响应函数

由图1-1可知, 中国DCE大豆期货价格P对自身的1个标准差新信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 价格增加了1.2%左右, 并且保持着增长趋势, 由于时区因素, CBOT大豆期货价格P在当期对P影响为零, 但1天后迅速上升到0.4%, 并且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 而TGE大豆期货价格Pj变化对P。的影响在2天之内皆为零, 后逐渐上升到第7天的0.2%, 可见, 国际期货市场对我国大豆期货价格的影响主要来自于CBOT, TGE对我国的影响较小。

由图1-2可知, 日本TGE大豆期货价格Pi对自身1个标准差新信息的影响在当期立即表现出来, 为1.6%左右, 之后逐渐递减, 来自CBOT新信息对P;的冲击在当期为0, 1天后上升到0.7%, 并且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在第l O天至1%, 与此相比, DCE对P的影响最大值在0.4%以下, 因此, 我国与美国相比, 后者对日本大豆期货市场影响要大的多。

由图1-3可知, CBOT大豆期货价格P对自身一个标准差新信息的反应达到1.6%, 并且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 CBOT对来自DCE新信息的冲击的反应在0.5%左右, 之后没有变化, TGE新信息对CBOT的冲击在第2天之前先是下降, 第3天上升到0.3%, 在这一水平趋于平稳。所以, 对美国大豆期货市场的影响, 来自日本的影响和我国差不多。

7.2 方差分解结果

由表6可知, 给出了DCE大豆期货价格的预测误差主要来自于自身和CBOT, 在第l0步CBOT大约占到总预测误差的6.5%左右, 而来自TGE的影响最大值在1.4%左右, 所以, 国际市场对我国大豆期货市场的影响主要来自于CBOT, TGE的影响很小。

综上,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在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在全球三大大豆期货市场, CBOT大豆期货价格的变化对DCE大豆期货价格变化和TGE大豆期货价格变化的影响占据着主导地位。我国对国际大豆期货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日本大豆期货价格变化的影响上, 对美国大豆期货价格的影响最小。

8结论及政策涵义

至此, 主要得出两个结论:第一, 我国与国际大豆期货市场之间存在着市场整合关系;第二, 在国际大豆期货价格形成中, CBOT占据着主导地位, DCE和TGE对全球大豆期货价格形成的影响有限。这也就意味着在我国大豆进口中, 定价权存在于CBOT, CBOT在全球大豆期货定价中处于主导地位, 我国大豆进口价格受制于人, 对于定价缺乏“话语权”。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有:世界大豆贸易主要还是转基因大豆贸易, 因此CBOT转基因大豆价格反映的是全球范围内的转基因大豆的供需状况, 而我国大豆合约基本上只反映的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的供需状况;作为历史悠久的期货市场之一, 美国CBOT的市场参与者包括了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者, 使其形成的价格具有全球影响力, 而我国期货市场起步较晚, 还没有完全放开, 限制境外投资者的加入使得其在全球的影响力有限。

因此, 在我国大豆大规模进口还将持续的前提下, 根据上述关于我国与国际大豆期货市场价格关系的研究结果, 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我国大豆加工企业完全可以利用CBOT大豆期货市场来进行套期保值规避部分风险, 但须谨慎入市, 防止被对冲基金套牢, 降低套期保值来规避风险的效果。加快中国期货市场的开放步伐, 允许国内期货经纪公司在境外期货市场代理国内大豆进口商从事投资交易等, 为国内大豆进口境外套期保值提供更有效的法律法制保障;尽快培育壮大起以转基因大豆为交割品的大豆期货合约品种, 为我国大豆加工企业提供更有效规避风险的平台, 为争夺大豆期货国际市场定价权奠定基础, 同时完善法律法规。逐步对境外投资者开放期货市场。

参考文献

[1]Booth.G.G, M.Chowdhury and T.Martikaine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Information in Stock Index Futures Markets, European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1996:537～540.

[2]Yiuman Te, G.Geofrey Booth, Inform ation Shares in lntemational Oil Futures Marke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eonomiees an d Finance6.1997:49-56.

[3]Yiuman Tse, Tae-HwyLee, G.GeofreyBooth, Th eInternationalTransmissionof InformationinEurodo llarFuturesMarkets:aContinuous.1y Trading Marke t Hypothe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15, 1996:447-465.

[4]薄文广.FDI、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分析和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 2005, 9.

[5]华仁海, 仲伟俊.对我国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实证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 2002, 5.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4篇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不断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物质利益在调动工人农民积极性上的重要性，但是仍沿着计划经济的思路用政府的力量来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后来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但是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当时的定位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只是几个字的改换，不过这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为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制度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再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从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比发达国家低很多，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年均增长3%。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善于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10%。

可是从经验事实来看，从“二战”后到现在，全世界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进入到高收入（台湾与韩国），只有十三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其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是西欧周边和发达国家原本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

“二战”后的发展思路的主流是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即结构主义，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也就是高度强调政府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上的作用，忽视了市场。结果以对市场的各种扭曲建立起来了一些先进的产业，但是，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盛行的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二版，即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忽视了政府的作用，主张采用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结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发展的绩效比改革前还差。

在同一时期，有少数经济体取得了成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场”，也有“有为的政府”。为什么有效的市场很重要？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一个国家在国内、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前提。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只有在充分竞争、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之下形成的价格信号，才能使企业家按照当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产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为什么有为的政府也同样重要？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安排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的完善不是一个企业家单独所能推动的，必须要由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组织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或由政府自己提供这方面的完善。另外政府还需补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先行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样技术和产业才能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顺利进行创新和升级。所以，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再加上一个有为的政府。

对于转型中国家，有为的政府尤其重要。一方面，转型中国家因为过去所采取的战略，遗留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补贴不能一下完全取消，否则会带来大规模破产、失业，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需要政府给予原有的产业一些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转型中国家由于过去政府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基础设施非常差，同时存在很多制度扭曲，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务实地创造条件逐一去克服。

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采取的是一种务实的渐进双轨制，即一方面对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给予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让市场发挥作用。这样一个转型方式使得我们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的发展，但是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最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断恶化，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其原因在于，为了保护、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我们保留了一些对价格信号的扭曲，比如通过金融抑制人为压低资金价格，将金融资源主要分配给国有和少数非国有的大型企业。这相当于给大型国有企业和这些比较富裕的群体提供了补贴，而补贴这些大企业的是把钱存入金融体系，得不到金融服务而且相对比较穷的中小企业、农户和一般家庭。对于能拿到资金的企业来说，因为资金价格相对便宜，所以投资的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少，从而也会抑制劳动需求和工资，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此外，资源价格也偏低，谁能拿到资源开采权谁就能马上致富。这些扭曲都创造了租金，有了租金就有了寻租的行为，导致腐败贪污。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资本十分匮乏。当时以对市场的干预、扭曲给这些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保留一些保护、补贴是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属于“雪中送炭”。经过34年高速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那么短缺，很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在这种状况下，继续保留那些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为了“锦上添花”，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蔓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需要消除对市场所遗留的一些干预、扭曲，让资源由市场进行配置，这样一方面能够让经济更好地按比较优势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发挥好的作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产业、制度等结构的变迁。

如果能这样做，中国经济还可以持续、稳定、健康而且比较快速的发展。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简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5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主线，勾画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使改革有章可循。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严峻的外部和内部挑战，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为新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必须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结构化发展的思想是高度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则强调市场作用，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各个利益主体自然会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正是因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根本性的调节作用，那么任何政府和个人都不应该通过单独的力量来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两种经济观点都没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也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要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这就需要理论创新和改革突破。

《决定》把政府与市场关系恰当地描述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这有利于激发市场的活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政府职能。其最大的贡献是，明确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对象不同，在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上市场必须起决定性作用，而政府的作用主要将限定在公共领域或市场环境方面。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就是，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充分调动生产要素积极性、资源能够实现有效配置的就不需要政府干预;市场失灵或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就需要政府干预。也就是说，资源配置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不能脱离开市场机制过度强调政府干预，当然，也不能离开政府实行无政府主义。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全面破除各种市场壁垒，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化进程。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基础就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一方面，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另一方面，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决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因此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取决于政府管哪些事和怎么样管，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不该管的要坚决不管，该管的要坚定不移地管好、管出水平，要从事前的项目审批，加快向事中、事后的监管转移。

简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6篇

作者：何自力 核心要点

■ 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必由之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实现融合，关键是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

■ 我们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我们党和政府拥有强大的集中决策、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独有的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主要是通过收入分配形成的动力激发出来的。市场调节初次分配，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政府无所作为，而是要政府更好地作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识和确定宏观调控的任务，建立和完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调控框架。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基本定位。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有机统一 将社会资源有效分配到社会生产不同部门，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首要任务。社会资源的分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市场调节，一种是政府调节（或计划调节）。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或政府调节配置资源均属于特例，通常情况是政府与市场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资源配置。由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自然禀赋的不同，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并由此派生出形态各异的经济体制，产生了不尽相同的资源配置效果。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调节的结合体，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生产多少及怎么生产都是在利润最大化动力驱使下由私人资本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可能改变私人资本的支配地位，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因而会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削弱政府干预，导致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制造业严重衰竭，金融业过度膨胀；中产阶级没落，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依赖市场机制自发作用、极端轻视和削弱政府干预的直接后果。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严重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关系，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并不像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描述的那般美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计划调节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形成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苏联东欧国家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都曾实行这一体制。该体制以快速实现工业化为目标，实行单一公有制，主要利用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只起形式的和辅助的作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在迅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初步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变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该体制的缺陷也很突出：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排斥市场、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企业经济效益低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探索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新形式。党的十四大创造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我国探索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新的科学定位指明了方向。此后，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正是通过不懈地改革探索，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实践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它实现了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二

我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系列成功结合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合。

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必由之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实现融合，关键是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

经过多年深化改革，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已经实现了公共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的分离，国有企业成为了市场中独立的法人实体；

全国90%以上的国有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深入推进，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等机构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得到加强；

劳动、人事、分配等制度改革逐步深化，经理人市场化选聘机制开始运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全员竞争上岗和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普遍建立。

可以说，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已基本得到转换，市场竞争能力不断提高，总体上与市场经济实现了融合。

释放市场活力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上展开平等竞争，市场活力得到有效释放。同时，我们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我们党和政府拥有强大的集中决策、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独有的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市场活力充分释放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相结合，是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的重要制度原因。

市场激活微观经济与政府稳定宏观经济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我们把放开搞活企业作为改革的抓手，让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根据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进行自主决策，谋求最大利益。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而是着力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将经济快速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同时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建立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全面调控与精准调控相结合、区间调控与相机调控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框架，为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供求在总量、结构上保持平衡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市场提供产业变迁动力与政府引领产业变迁方向相结合。为实现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的比例更加协调，推动产业升级换代，我们强化了市场在产业变迁中的优胜劣汰和激发创新作用，依靠市场力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动力转换，为经济运行提质增效提供强大动力。同时，政府凭借信息掌握充分、资源动员能力强大的独特优势，可以通过产业政策确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和产业变迁的方向，比如：促进产业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组织结构；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供给能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等。市场激励自由竞争与政府加强监管优化服务相结合。市场竞争可以优化生产，增强产品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如果竞争是无序的，则会抵消效率，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我们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依法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督和管理，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与此同时，政府还着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加强公共设施建设，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努力促进就业，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为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共享发展提供强大保证。

市场提高效率与政府保障公平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主要是通过收入分配形成的动力激发出来的。

市场调节初次分配，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

公平则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实现的。充分发挥政府的再分配调节功能，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理顺分配关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维护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三

在深化改革中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政府既存在越位也存在缺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我们必须不断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给市场主体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为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政府监管部门要继续着力放松对市场主体的准入管制，大大简化企业登记注册程序，有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凡是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都应当取消审批，凡是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都应当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提升政府监管意识，落实监管责任，改变重审轻管、有权无责的现象，破除“懒政”“怠政”不良政风；加强信用体系建设，通过相关制度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提高违法成本。

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体系。建立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合理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建立和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积极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

优化政府组织机构。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着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优化政府组织机构设置，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科学配置行政职责，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推动形成权责统一、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政府无所作为，而是要政府更好地作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识和确定宏观调控的任务，建立和完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调控框架。着力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高度关注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以及民生、生态等指标，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