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精选6篇）

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第1篇

回顾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大致将其划分为几个阶段：1，西方社会心理学的萌芽与诞生(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08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和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不约而同地发表了以《社会心理学》命名的专著。西方把这一年作为社会心理学诞生的年代。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和苏联的社会心理学家先后把科学实验方法引进这一学科，才使得社会心理学从描述对象转向探索和揭示规律，社会心理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其奠基人公认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社会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基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1)开始运用实验;2)用数量分析补充对现象的质的分析;3)从描述现象转向揭示和利用规律。

2，西方社会心理学科学体系的建立(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早在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可多年来，这个很有价值的提议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

这些研究方式集中体现在，依托数学和物理学的原理，为“社会心理学”构建起严谨的科学体系，从而，奠定起它的定量精确研究方向。3，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的扩展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

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第2篇

朱虹

袁长林

（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云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092）

摘要：双语教育政策作为民族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搞好双语教育有利于民族教育的发展。本文从云南语言的使用状况、双语教育概念入手分析云南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以期能为云南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提供政策依据。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发展历程

一、云南语言使用状况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人口达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共有25个，其中有16个位跨境民族。除了回族通用汉语外，其余23种民族使用着27种语言。多民族构成了与相应的多语种，25个少数民族，除回族、满族、水族使用汉语外，其余22个少数民族操26种少数民族语言。从语言上来看，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分别属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共有52种新老文字。

云南的少数民族，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语言环境不同，人口多少、聚居和杂居的情况也不同，各民族语言的情况和受其他民族影响的情况就有很大差异，因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从现代语言使用的情况看，大致是这样：有的民族基本只使用本民族语言；有的民族除使用本民族语言外，有一部分人兼通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有的民族除使用本民族语言外，有一部分人还兼通两种以上民族语言；有的民族本民族语言消失，已通用汉语。双语教育则是从云南各少数民族开始接受汉文化教育那天起就已经存在。至于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一定规范的双语双文教育实验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开始的。20多年来，云南的双语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

二、双语教育的概念界定

（一）双语教育

关于双语教育，在当前教育学术界仍无定论，有着不同的解释。国外对双语教育这一术语的涵义也是众说纷纭，较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或认同的则是著名的双语教育专家M.F.麦凯(加拿大)和从西格恩(西班牙)在《双语教育概论》中所下 1 的定义：“双语教育这个术语，指的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种语言。”[1]我国著名学者严学宭认为“双语教育即使用两种语言，其中一种通常是学生的本族语言，作为教育教学实施的工具。”从上述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双语教育是一个包括母语和第二语言教学的整体过程，含有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教学系统，即本族语言和第二语言教学的体系。”[2]总的来说，双语教育是使用两种语言进行教学的一种教育形式，对于云南来说，有时甚至是三语或多语教育。

（二）双语教育政策

由于双语教育，在当前教育学术界仍无定论，所以对双语教育的政策定义有所不同，国内陈振明教授关于政策含义的界定是指国家机关、政党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陈振明，2002)。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政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某种准则或依据。《教育百科词典》认为教育政策是指“政党或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根据国家的性质和国情，参考国际发展的趋势，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所提出的教育工作发展的总方向，是国家教育基本政策的总括。”综合上面的定义，本文认为，双语教育政策指的是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协调教育内外各种因素，为实现双语教育的目标、任务而确立的一系列行动准则和依据，它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纲要。

三、云南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废除了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开创了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了充分尊重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陇商会议共同纲领》，1951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1951年政务院批准的《关于第一次全国各民族教育会议的报告》，1952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84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同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汉语文教学大纲》，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02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都对少数民族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平等权利做出了法律和政策上的保障，强调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并为少数民族地区双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依据[3]。

以国家的政策、法律为依据，云南省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逐步确定了 2 民族语文与汉语文(双语)的关系，制定了少数民族以学习、使用和发展民族语文为主，同时又自愿学习、使用汉语文的语言政策和双语教育政策。回顾云南省50多年的双语教育政策发展历程，正如全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一样，整个云南教育事业是在一个动荡的大环境中发展的，具体发展过程可分以下阶段：

（一）云南双语教育政策的形成期(1950—1976年)

为了降低教学难度，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质量，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制定并颁发了不少法律和政策，这些文件也就是云南推行双语（文）教学的政策依据，1951年9月中共中央在全国第一次民族教育会上明确指出：凡有现行通用文字的民族，小学和中学的各科教学必须用本民族语文教学。按当地少数民族的需要和自愿设汉文课。有独立语言尚无文字或文字不完全的民族，一面着手创立文字和改革文字，一面按自愿原则，采用汉语或本民族习惯用的语言进行教学。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云南依据国家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制定了相应的语言政策，突出了以民文为主、民汉两种语言并用的原则，同时提出了民汉互学语言的双语政策。“以民文为主”，即少数民族认真学习、使用和发展民族语文，这对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切实贯彻和落实民族政策、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继承和发扬云南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加速云南的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2 年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我省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景颇文、拉祜文、藏文等5种少数民族语文依据开始试用于小学教育。云南省共出版了以上前4种文字的12种小学课本和扫盲教材，还有49种读物。[4]此后，哈尼文、佤文也试用于扫盲教育，文字率先进入学校，进行双语文教学，以后双语文教育逐步铺开。1955年，云南省教育厅成立了民族教材编译室（1957年后并入云南省民族出版社）。到1956年，全省民族小学发展到3778 所，在校学生31 万人；民族中学8 所，在校学生0.9 万人。[5]1957年，云南省教育厅决定从当年秋季采用景颇文、载瓦文、傈僳文、拉祜文、哈尼文、佤文、彝文等7种民族文字课本，在部分少数民族小学进行试教。1958年云南省组织语文工作者在1957年方案的基础上对文字方案进行了修改，并在群众中试行。同时，在创制民族文字和试行过程中，这些民族的双语教育开始进入初创阶段。从以上有关文件的内容来看，可以说云南的双语教育政策己初步形成。这对于加强民汉之间的文化交融促进民族团结、推进云南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1959年以后，随着对 3 “左”倾错误的纠正，民族语文工作中也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使双语教育一度重现生机。如1963年云南省召开全省民族教育工作会议，重申了党的民族语文政策，提出了在民族小学中继续加强民族语文教学的意见，云南个别地方出现了一直坚持民族语和汉语双语教育的典型。1964年后，云南省全日制少数民族小学，根据云南省民族教育学制问题座谈会的意见，实现“二三分段”及“三三分段”，根据教学少数民族语文的难易程度进行分段，为其学习升学做准备。同年，云南省教育厅拟定了《云南省边疆民族地区全日制小学教学计划（草案）》和《云南省边疆民族地区简易小学教学计划（草案）》，供实行少数民族文字教学的学校参考执行。新拟定的边疆民族地区教学计划（草案）规定：无论是全日制小学还是简易小学，都要在一、二年级开设民族语文和汉语会话课，周课时分别为7—

13、1—2课时不等。

这一时期民族双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试行民族文字，开展民族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编写扫盲教材和民族文字的通俗读物。民族语文的使用大都限于社会教育范围，以扫除少数民族青壮年文盲为主，进入学校的还不普遍。有一些民族在小学开设了民族语文课，进行民族语文课的教学，其他课程仍沿用传统的汉文教学体系，使用汉文教材。还有个别民族用新创制的民族文字翻译了一部分小学汉语文、算术等课程的教材，供少数民族学生使用。这些照顾民族特点的做法，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新中国的建立，废除了民族压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从建国到1957年这一阶段，政府大力帮助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为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新文字，对一些不完善的民族文字进行改革和改进。除了重视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外，还积极提倡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文，发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从政策、语言文字建设、双语师资培养等方面，为后来的双语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创制和推行民族文字过程中，人们对民族语文使用的客观规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并积累了有益的教学经验，为以后的双语教育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材料和经验。但1958年至1976年这段时间，双语教育受到严重挫折。虽然在60年代初曾重现一线生机，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少数民族双语教育遭到建国以来最大的劫难，双语教育从建国初期的黄金时代跌入了低谷。

（二）云南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期(1977—1990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走出了“左”倾错误的羁绊，步入正确发展的轨道，双语教育也走上了复兴和发展之路。尤其是自80年代以后，双语教育实验与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1982年教育部制定颁发了《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汉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提出：“在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进行教学的中小学中，学生首先应当学好民族的语文，有条件的也应当学好汉语，至于汉语课开设和学习的年限，可以根据实际条件，加以灵活安排”。同年国务院转发《关于加强边远地区科技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发展民族中、小学教育，一定要在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适合少数民族的特点。”遵照以上指示，云南省积极进行双语教学和教改的实验。这一阶段取得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凡个方面：

1．恢复民族文字推行工作。从1979年到1985年，云南省有彝、白、哈尼、壮、傣、苗、傈僳、拉枯、佤、纳西、景颇、藏、瑶和独龙等14个民族恢复推行或试行20种民族文字或文字方案。1982年恢复景颇族载瓦文的试验推行工作，同年，对白文方案进行修订并试行，为了更好地发挥民族文字的社会作用，使民族文字更趋科学化和规范化，民族语文工作者继续对一些民族文字进行改进，使之完善，并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创制新文字。[6]

2.开展双语教育实验。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开展了双语教育实验，实验广泛涉及了双语衔接、双语教学内容与方法、双语教导制、双语教育模式等问题：

(1)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小学“双拼注提”实验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改方法运用到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中，从小学一年级学习民族语文，每周16课时，一年级下学期后半期民族语文课时减半用来学汉语拼音，采用“注、提”教材教授汉语文课，直至六年级，课时和教材份量逐年增加。一年级教学用语以民族语言为主，二、三年级民、汉两种语言并用，五、六年级以汉语为主，民族语言辅助教学。为保证质量，自1985年起州师范每年增设傣语和景颇语中师班，培养双语文教师，并编写了《民汉词语对译手册》，将小学统编五年制语文课本一至十册中的生字、生词解释和例句逐个按四行体进行对照，依次为汉语拼音、汉字、民族文字为汉字词句的意译和给民族文字注音的汉语拼音。[7]

(2)白——汉双语教育实验

剑川县西中小学的实验班按小学六年制的课程基本要求安排教学任务。

一、二年级语文课以翻译全国统编教材为基础，增编一些乡土教材。课本采取汉文、5 汉语拼音、白文三行体。三年级以后使用全国统编教材，配上生字、生词、例句和解释的《白汉词语对译对照手册》和白文民族乡土教材，数学课按全国统编教材进行翻译：体育、音乐除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外，增加一些白族体育、音乐方面的内容。各学科教材中语言文字比重和衔接，按“先白后汉，白汉并重;以白带汉，白汉俱通”的十六字原则，结合“注、提”的方法来安排，把白文作为白族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先导。[8](3)佤——汉双语教育实验

1982年，云南省沧源县贺南小学开始了佤、汉双语教育实验。学制为七年，教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佤语文教学为主，一年级主要学习佤文，能直呼音节，同时加授汉语会话，二年级学习汉语拼音，一、二年级使用自编的语文和数学教材，用佤语授课；第二阶段，过渡学习汉语文，三、四年级使用自编教材，每周佤语文4节，汉语文8节，使学生学会用佤语文和汉语拼音两个工具，通过汉语拼音注音、佤文释义逐步过渡到学习汉语文；第三阶段，以汉语文学习为主，在五、六、七年级使用全国统编教材进行汉语文教学，佤语文只作为一门课程。三个阶段中，以母语为先导，佤、汉双语文并举。[9]（4）载瓦——汉双语教育实验

从1985年9月起在西山区进行汉语载瓦语教学实验。实验班学制6年。第一年集中学习载瓦文和20以内的加减法，同时加授汉语会话课。后5年重点学习汉语文，采用5年制统编教材。到1988年，全县81所景颇小学，开设载瓦文的有60所，107班，占74%；在校景颇族小学生4347人，学载瓦文的2258人，占52%。用汉载双语文教学实验的有13个班。[10]（5）哈尼——汉双语教育实验

1984年云南省绿春县广吗小学开展了哈尼、汉双语文对译对比教学实验。开办一年学前班，学习哈尼文，要求学生会拼写哈尼文。升入一年级使用全日制六年制课本的双文对照教材，用哈尼文给汉文注音释义。两种语文的教学时间安排是：民族语文“从多到少”，汉语文“从少到多”，中高年级基本过度到以汉文教学为主。[11]

(6)纳——汉双语教育实验

1986年云南丽江县纳西族主要聚居地开始了纳——汉小学双语教育实验。实验计划是一年级第一学期学习纳西文拼音字母，第二学期加授纳西文会话和简单的数学知识。一年级纳西语文为语文课时的60%，汉语文为40%，以后民族 6 语文课时逐渐减少，到六年级时，只占9%，而汉语文课时逐年增加，到六年级时占91%。随后，丽江县陆续有些学校开展了双语实验，具体做法是学前班学习纳西文，一至四年级进行纳西、汉双语文教学，五、六年级实行单一汉语文教学。[12]

综合分析上述双语教育实验状况，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紧密结合当地语言功能的实际进行实验，聚居区双语教育侧重汉语文水平的提高，散杂居区侧重民族语能力的发展；第二，利用民族语文拼音文字的优势，促使学生的母语向汉语拼音的正迁移以及民文和汉语拼音向汉文的正迁移，汉语文与民族语文紧密配合，以母语为先导，先民后汉，以民促汉，达到民汉兼通；第三，将先语后文的语言学习和习得规律引入第二语言的教学之中，由汉语会话逐步过渡到汉文的学习；第四，利用学前儿童学习语言的天然优势，开办学前班学习民文，解决了小学低年级学习双语文负担过重的问题;第五，双语文并行保证了学生的双语兼通。

通过实验，人们从思想上统一了对民族语文和汉语文关系的认识，找到了在多民族、多语言文字的国情下，提高民族教育质量，培养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所需人才的根本措施，即实施双语教育。

(三)云南双语教育政策的完善期(1991年以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信息化、一体化日新月异的变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得少数民族对汉语的学习有了更加迫切的需求。这些变化，必然对原有的双语教育模式提出了调整和革新的要求。另一方面，随着国外双语教育理论的引进及国内外成功的双语教育实验的影响，云南的双语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双语教育理论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各类双语教育改革实验大规模开展，建立了相应的学术团体，形成了一支双语和双语教育研究队伍，编写了配套的双语教材，这些对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建立相应的学术团体，培养双语教育教学和研究人员，重视双语教材编译、出版工作。1993年成立了《云南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研究》，进行双语和双语教育研究，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双语教学研究书籍，为云南省双语教育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1999年以来，云南省正式审定了11个民族的158本民族文字教材，正式出版了11个民族14种文字的60多本教材。全省实施双语单文教学的有12个州、市，46个县19个语种，9561所学校，47805个班级(1~ 6年级)近48万多名学生。7 实施双语双文教学的有10个州、市，22个县11个语种，707所学校，1249个班级(1~6年级)5.8万名学生，全省共有536392名在校生接受双语教学，这对提高学生的巩固率，降低辍学率稳定边疆加强民族团结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过教育部门多年的努力，云南省的民族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2001年，云南省共有民族高等学校1所，民族中专学校3所，民族师范11所，民族干部学校11所，民族中小学41所，半寄宿制高小3219所。有14个少数民族的21中文字或拼音方案进入学校，开展双语教学或民文扫盲。民族大学生数由1949年的没有一人增加到2000年的19503人，占云南省在校大学生数的21.57％，中小学民族学生人数由1952年的27.77万人上升到2000年的225.86万人，占云南省中小学生比例的34.33％。到2000年，全省78个民族自治县中，78个实现了“普六”，62个县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48个县基本实现了“普九”。

参考文献：

浅谈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第3篇

一、国外教育心理学的发展

1、19世纪末, 美国社会涌入了大

移民, 青少年儿童也随之增多, 但各地的学校因规模有限, 无法一时间接收所有的入学儿童, 大部分学龄儿童游荡在社会上, 加上美国童工法的限制, 亦不能在社会上就业, 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隐忧。为缓解这一社会矛盾, 美国政府扩建公立学校, 并制定入学法, 使这些学龄少年回归到学校。虽然社会矛盾得以解决, 但学校教育体系却因此问题频发, 运用心理方法解决问题青少年成为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

1896年, 威特默 (Lightner Witmer) 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心理诊所, 向学习行为有问题的少年提供心理服务, 以此开创了学校心理学的先河[1]。1915年, 康涅狄格州聘请格塞尔 (Arnold Gesell) 为学校的心理学家,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成为学校心理学家的人。之后, 心理学在学校的运用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1946年, 美国心理学会 (APA) 第54届年会成立学校心理分会, 从此, 心理学在学校的运用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社会认可, 也有了全国性的机构。

2、加拿大地广人稀, 与美国相似,

是一个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口的移民国家, 社会环境多元化。学校心理教育工作发展迅速, 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 如学校心理学家, 社区人员, 咨询心理学家, 凡是被聘于学校帮助学生解决行为问题, 必须有相关的资格执照。在法国, 从事学校心理教育的人员, 只从有教学经验的教师队伍中选取,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接受心理学的专业培训。实际工作中, 除解决学生的学习, 行为, 情绪等各方面的障碍, 另对班级中的问题儿童进行观察和评估。澳大利亚的学校心理教育发展模式类似于美国, 主要职责包括对有问题儿童的诊断治疗, 为其家长和教师提供咨询等。

心理学在教学中的运用, 也相应带动了一批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 德国人莫依曼于1908年出版《实验教育学入门讲义》, 这本书内容囊括了当今教学心理学的全部课题, 此书认为教育应根据儿童的不同发展阶段, 因时因人而实施。当年, 美国的教育心理学创始人桑代克出版了《教育心理学》一书, 内容分为三大块, 人的本性, 学习心理及个性差异。这标志着传统教育心理学内容的确立, 至此, 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公认。

随着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 教育心理学进入了内容发展的集中时期, 除吸取儿童心理学与心理测验作为自身的内容, 也将各学科的心理发展纳入其组成部分。这一时期, 尽管行为主义制约着教育心理学的研究, 但也形成了多家学派和诸多理论成果。到了20世纪60年代, 学校教育课程改革促进了教育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1978年, 美国心理学家格拉塞《教学心理学的进展》第一卷的出版, 促使教育心理学成为富有活力的新领域。心理学有国际社会上一时兴起, 多数心理学家开始把目光转移至课堂学习这一领域。

二、教育心理学的本土化发展

教育心理学是由西方引入中国的, 但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教育心理的思想, 比如因材施教, 温故而知新等, 指导人如何学习。其中以孔子的思想最为著名, 他提出的诸如发展论, 差异论和知学论思想, 均是实践与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孔子认为, 学习有七个阶段, 立志, 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辩, 时习与笃行, 这与现代学习的五个过程与之对应, 即动机, 感知, 理解, 巩固与应用。除孔子外, 孟子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自己见解, 如循序渐进, 专心致志, 特之以恒。韩愈在教育心理方面的见解, 有些在今天看来也是可取的, 他认为学习有三个阶段:打基础, 深造及大成阶段。朱熹认为学习的意义在于:学习可以“穷理”, 学习可以“变化气质”[2]。古代的这些教育心理思想虽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缺乏相关的科学依据, 主观臆性较大。

1879年, 自科学的心理学诞生后, 被很快的引入我国, 逐渐发展至今天的心理学。各国的制度背景及思想各不相同, 我国教育心理工作者从本国实际出发, 运用辩正唯物主义观点, 结合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 为中国的教育心理学体系的发展添砖加瓦。1980年,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了第一本《教育心理学》 (潘菽主编) , 此书在修订1963年“内部讨论稿”的基础上, 涉及内容包括学习的基本理论, 技能的掌握, 各科教学心理学, 学生的差异, 教师心理等, 被各高等师范院校作为教育专业的教科书。之后, 1982年张德琇的《教育心理学研究》, 1983年邵瑞珍等编著的《教育心理学—学与教的原理》均吸收了国外最新研究成果, 为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锦上添花。

改革开放以来, 教育心理学在结构发展, 人员建设, 学科定位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发展, 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研究范围过于局限, 研究人员层次有待提高, 研究不够深入等, 这些都成为制约这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摘要：为更有效的实施教育, 需要对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的种种心理现象变化加以研究, 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从其发展历程来看, 同教育实践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本文拟就教育心理学的国内外发展作以下略论。

关键词：教育心理学,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Woody.R.H., La Voie, J.C., &Epps, S.Schoolpsychology:A developmental and social systems approach.Needham Height, MA:Allyn and Bacon, 1992

网络教育的发展历程 第4篇

一、国际网络教育的发展历程

网络教育的研究可以说与现代科技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特别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分不开。教育信息化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的提出，它推动了网络教育的发展。美国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正式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NII），俗称"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的建设计划，其核心是发展以Internet为核心的综合化信息服务体系和推进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IT）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特别是把IT在教育中的应用作为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美国的这一动作引起世界各国的积极反响，许多国家的政府相继制定了推进本国教育信息化的计划。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极大推出了网络教育的发展。

据Fulcrum Analytics研究公司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2001年年初，全球1／5的成年网络用户都接受了一种或多种网络培训，培训课程包括在职进修、大学本科课程以及研究生课程等。截至2001年年初，共有1630万成年网络用户参与了某种在线培训，较之1997年同期的数字多出60％。其资深分析师本·库特勒表示："虽然我不认为在线培训有一天会完全取代正式的大学教育，但现在的趋势是人们对互联网越来越熟悉，大家都希望能够利用这一先进的传播方式学到更多的新知识。"

近年来，美国的网络教育发展趋势很快。据美国联邦教育部国家统计中心对中等后教育机构远程教育的调查，1997－1998年，美国5020所大学中有1690所提供远程教育课程，占高等院校的34％，约166万学生注册接受各种形式的远程高等教育，占所有类型高校在校生总数（约为1434万）的11.6％。而又据美国联邦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1999年的调查显示，58％的高校采用异步教学的INTERNET课程，19％的高校采用同步教学的INTERNET课程，8％的学校采用多媒体教学包，也就是说采用网络教育课程的学校占85％。近些年来，美国各机构及公司针对成人远程继续教育的实践日益多了起来，据统计，美国60％的企业通过网络教育方式进行员工的培训和继续教育，例如HP公司、IBM公司等。

1993年加拿大工业部启动的校园网旨在使学生为知识社会作好准备，与各个省、地区教育部、图书馆及私营伙伴共同用现代信息技术营造终身学习环境和建设世界级的教育资源。1999年3月30日，其校园网成功地把全国所有的16500个中小学校，3400个公共图书馆，467个土著民族学校与互联网连接起来，使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所有学校都联网的国家。

二、国内网络教育发展历程

中国发展网络教育的目标是与中国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进行分不开的。早在1998年，教育部开始推出"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从而推动了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迅速发展。随后2000年6月的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则提出了3年内构建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框架。在2000年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国务院又做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在该决定中提到要大力提高教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和教育信息化程度，国家支持建设以中国教育科研网和卫星视频系统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目前国家已建成八家网络：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中国科技网(CSTNET)、ChinaNET、中国金桥网(GBNET)、中国联合通信网(UNINET)、中国网络通信网(CNCNET)、中国移动通讯网(CMNET)、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网(CIENET)、正在建设的二家是：中国长城互联网(GWNET)、中国卫星通信网(CSNET)。这些网络的建成推动了网络教育的发展。

1998年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和湖南大学举办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到2000年，国内已有30多所高等院校开办网上远程教育。到2002年已有67所学校获准举办远程教育试点。据最新资料统计，通过这些网络学院学习的学员在2002年秋季开学后，人数达百万以上。

同时国内还涌现一大批以基础教育考前辅导与职业技能为教学内容的网站，如101网校（www.chinaedu.com）、四中网校（www.etiantian.com）景山网校（www.jsedu.net）、前沿培训网（www.fronttraining.com）、中国职业考试网（www.chinatvet.com）、中国职业与成人教育网（www.cvae.com.cn）等网站。这此网站的建成极大促进了网络远程教育的发展。

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第5篇

教育心理学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又开始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其与语文学科的结合便产生了语文教育心理学。在我国，教育心理学与语文学科的初步结合以来，实现真正意义的完全结合，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本文拟就我国百年语文发展史上两个学科结合历程作一番梳理。

国际上，教育心理学经历了苏格拉底的理论准备阶段、赫尔巴特的理论丰富阶段和桑代克的理论完善阶段，迟至十九世纪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交叉学科的性质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与生俱来地需要承担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双重任务。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它所研究的内容——研究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各类心理现象及其表征，进一步探讨形成群体道德行为的心理特点，并揭示该过程中被教育者学习和掌握知识技能的一般规律。其性质和研究内容共同决定了它不可能单独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其他具体的基础学科相结合。于是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首先诞生了“以研究语文教育领域中的各种心理现象、特点和规律，探索语文教育与学生心理发展的相互关系为目的的，并为语文教育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1]的语文教育心理学学科。

教育心理学与语文教育在我国的结合过程，比国际社会的要更为漫长。大约与苏格拉底同时期的孔子也有许多关于教育的理论，然而这些零星的理论始终未能发展为系统的学科。由于战乱等因素，国际社会语文教育心理学学科的成立，一开始也未对我国产生多少影响。直到20世纪初，国人掀起学习西方的热潮，教育心理学才以舶来品的身份出现在专业人士的视野中，并逐步被他们运用到语文教育领域。“始于20世纪初刘廷芳的汉字学习心理实验”[2]，到1982年朱作仁《语文教育心理学》的出版，才真正实现了两门学科的完全结合。此后，我国语文教育心理学不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迈入了“快车道”。

受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代初刘廷芳以汉字学习的心理实验“开启了心理学实验进入语文学科的历程”[2]，他的博士论文《学汉语之心理学》是其实验的产物，说明了心理学与语文教育结合的可能性。这一时期，陈礼江与沈有乾也相继从事于汉字学习的实验研究，其中的艾伟自1925年美国留学归来后，更是长期研究中小学学科尤其是语文学科的心理。这些实验研究为之后的理论专著问世开辟了道路。姜建邦的《识字心理》(1948年)是产生较早的`理论著作，它被誉为“汉字教育发展史上从科学心理学角度作研究的首本成果”;艾伟也相继于1948年和1949年出版了《阅读心理·国语问题》、《阅读心理·汉语问题》，两本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语文教育心理学的诞生，“实现了教育心理学与语文教育的第一次真正结合”[3]。

新中国成立后，心理学实验运用于语文教育研究日益增多，以曹日昌、曹传咏等中科院心理学工作者在汉字字形的辨认以及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识记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初语文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也有了重大突破，1980年问世的潘菽主编的《教育心理学》，特别开辟专门章节“语文教学的心理问题”，阐发在师生心理互动条件下的语文教学的特殊心理规律，这意味着教育心理学与语文教育的结合开始走上正轨。到1982年朱作仁的《语文教育心理学》出版，“标志着心理学理论与语文教学实践的自觉结合”[3]，至此，实现了两个学科的真正结合。周庆元在出版的《中学语文教育心理学研究》，则是将语文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推向更深入层次。

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第6篇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无论就其实践经验之丰富，还是就其理论阐发之精彩来说，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总结其经验启示，对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此，必须正确认识和理解党在发展历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式，并建立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从中找出解决方式，这也是我们在学习中所要实现的目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程;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6-0215-02

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类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古希腊的斯巴达教育到当今的美国精神教育，从孔子的“礼、仁、中庸”教育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军政训政宪政”教育，无不重视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工作，但就其完整的系统来说，共产党是最突出的。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态度鲜明、做法公开，自觉一贯地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也突出地反映着无产阶级政党的风格。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不仅是党员最多的大党，它领导着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以来从事着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事业，他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无疑也是非常丰富的。

一、加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意义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有其自身的社会背景。它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传统和成功经验，现实背景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离开中国这个社会环境，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在当代中国的出现是不可能的。这门学科的名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从中国共产党文献中借用来的，是从“思想政治工作”及其相关概念中产生出来的，其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有密切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个政治概念，指称党的一项政治工作;同时又是一个学科概念，指称一个学术领域。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脱胎而来的，打着党的理论的印记。中国共产党人很重视对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进行理论总结，从而形成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这个理论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可以说已经相当完整。正是从这个理论中孕育和产生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学科。我们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虽然有时讲的是普遍规律性的东西，但其中的很多内容还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移植过来的。二者虽有相近之处，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学科建设有自己特定的规律性，我们要建设好、发展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必须努力探求这一学科发展的规律，按规律办事。

再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理论方面极为丰富的内容，是一个理论研究的宝藏。拥有这样一个宝藏，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者天大的幸运。我们应该不辜负这样的幸运，努力去开发这一宝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包含着其历史研究的方面，这方面的研究对象十分广泛，因此，在要研究古今中外的思想政治教育时，不能脱离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的研究。这段历史离我们最近，这对研究是非常有利的。至少，历史资料很容易寻找，不存在资料搜集和翻译方面的困难。应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教材和一大批论著。但是，相对于这个课题的重要性来说，相对于这个领域为我们提供的丰富资料和广阔研究前景来说，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很不够的，还有待于继续努力。

最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还在进行之中，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实践的推动，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学科来说更是如此。一方面，这个实践还在新的条件下探索着，创造着新的经验。这将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源源不断的新营养。另一方面，这个实践活动又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参与其中，使他们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在亲身实践中加深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理解。

当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特定的，又是广泛的。就其特定性而言，它只能研究自己的对象而不能去研究其他学科的对象;同时，其他学科也不来研究它的对象。但是，研究对象的特定性，并不是指单一性。一门科学，它研究的是一类现象而不是一个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只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之一，而不是全部。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

20世纪50年代，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概念。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经过漫长的过程，这一概念逐渐确立。从具体内容上讲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划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政治工作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推翻军阀统治，着重加强对工人农民进行了宣传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实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革命的具体实践之中，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从而奠定了强大的理论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取得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着重在农村地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政治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变新民主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从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主要目标任务是实现国强民富。由于处在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科学的认识，导致社会主义事业蒙受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真正步入正轨。与此同时，我们党在理论方面也不断完善。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工作中的优势。90多年来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党的历届领导核心根据所处历史条件和各个阶段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积极推动了一系列重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原则和经验，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地位不动摇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放在首要位置。西方国家虽不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命名，但也是如此践行的。在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可见，不管是在经济、军事还是其他各项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都具有强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说明，我党历史上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的认识有着摇摆不定的表现。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全党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被绝对化;“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威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在实际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有被忽视的现象。这就告诉我们：只有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和宗旨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成功，但这种成功首先不是技巧方面的，而是政治立场和态度方面的。中国共产党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并认真履行这一宗旨，将之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这就是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成功的最根本之处。

在革命战争年代，蒋介石因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非常有效，心生羡慕，就搜集共产党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材料，把一些国民党军官集中起来，让他们学习共产党的做法。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增加国民党军政治工作的效力，但事实证明这是白费力气。因为，他们只想学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却不想学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他们站在压制人民、欺骗人民的立场上，再好的方法也是没有用的。

（三）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表扬与批评相结合、以表扬为主等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利益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只有全面遵循各项普遍而基本的教育原则，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具有可观的实效。

（四）注意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丰富多彩的教育方式和方法有助于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党在幼年时期就通过各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古田会议决议》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献。它根据教育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互联网络的迅猛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和方法也有了质的变化。充分利用高科技，是思想政治教育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从而具有鲜明时代感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五）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党成立之初，中央组织机构尚不健全，但比较重视政治宣传工作。并且注重农村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也就为军队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古田会议以后，红军的军事委员会开始执行工作。中央军事委员会于1930年3月首次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工作进行建立和逐步健全，从上到下形成了结构严谨的工作网络。抗战时期组织机构趋于完备。改革开放以来，机构自上而下更为完备和成熟，有一系列党的宣传和组织网络，能够形成一套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思想政治教育机构的大力宣传和推动下，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总之，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在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素质和能力的同时，要不断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积极性，使他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