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精选6篇）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第1篇

中国如何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一 国际货币体系含义及其目标作用 国际货币体系就是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

目标：保障国家贸易、世界经济的稳定、有序地发展，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有效地开发利用。

作用：建立汇率机制，防止循环的恶性贬值；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提供有利手段和解决途径；促进各国的经济政策协调。

二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特点

改革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

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二）、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三）、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

（四）、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

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三 中国为什么要关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⑵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关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从现在来看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这成为了有一定现实意义的问题。从短期来看，我们希望国际货币改革有助于中国摆脱美元陷阱。从中期目标来讲，改善资源的全球配置，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从长期来说，我们面临一种选择，使人民币成为亚洲货币的组成部分。另外，人民币是否同美元、欧元成为一个三足鼎立的国际储备货币。如果可以形成的话，至少可以免缴铸币税。我引用一句话，“中国一不留神，积攒了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人民共和国变成了T-bills共和国。即便不考虑美国债券收益过低的问题，由于所持的这些资产都是以美元标价的，一旦美元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遭受巨大资本损失。”由于SDR(特别提款权)增加了，人民币的外汇资产价值损失可能有所减少。我重温一下凯恩斯的想法，凯恩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讨论国际货币改革的时候说，“在过去500年中，只有在两个各为50年的时期中，国际贸易中货币是行之有效的。战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缺陷是没有一个国际支付体系。持续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导致贫困、社会不满甚至战争和革命的原因。在过去500年中，所有国际货币安排的最主要缺陷是把调整的主要负担压在国际收支平衡的债务身上。

四 中国的政策选择⑶

从近期来看，中国面临着两个突出问题：其一是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失业增加；其二是外汇储备的安全受到威胁。应该承认，尽管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关，但中国目前所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所使然。例如，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并不必然导致中国选择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更不必然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由十年前的1000多亿美元，猛增到20000亿美元。如果我们认真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战略目标，在5年前就推行增长战略的转变，刺激内需、采取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及早废除对于出口和吸引外资的各种优惠⑵ 余永定 中国为什么要关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中国《国际经济评论》杂志2009

⑶ 余永定 中国的政策选择瞭望东方周刊2009

政策、积极发展中国国内的商业营销网络而不是过多地依靠出口加工贸易，中国就不会深陷“美元陷阱”。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关键还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央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只要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认认真真地把经济工作的重心转到振兴内需上，当前的暂时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则可以从流量和存量两个方面讨论。从流量的角度看，最重要的问题是减少贸易顺差，使资源尽可能用于国内的消费与投资。如果外贸顺差在短时间内无法压缩或压缩的代价过高，我们就应首先考虑让这部分顺差转化为对外投资而不是美元储备的增加。事实上，中国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扩大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是大有可为的。此外，中国企业对海外企业进行并购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从存量的角度看，中国应该积极寻找多样化（diversification）避险的方法。从期限结构上看，可以增加短期国债的比重减少长期国债的比重（但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这种工作可能早已进行）。从资产种类上看，减少政府机构债的比重可能是必要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考虑购买TIPS之类的债券。我始终认为，当美国国债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恰恰是我们适当退出美国国债市场的时机。此时的退出将不会对国债价格造成过大的冲击。尽管欧元资产和日元资产也不一定是理想的替代物，但分散化应该是一个基本原则。尽管在短期我们会遭受一些损失，但如果未来美元急剧贬值，我们将能避免更大的损失。我不是专业人士，对于应该如何分散风险没有发言权。只是希望有关方面在实现中国储备资产多样化方面能够有更大作为。无论从什麽角度看中国的储备资产都大大超过了需要。从理论上说，中国应该把部分储备资产变为实物储备、FDI和金融投资。向IMF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和地区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或购买其发售的债券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当然中国的对外借贷应该尽量避免用美元计价。这样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汇率风险。央行准备购买IMF发行的以SDR计价的债券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可追。”尽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且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对于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帮助，但中国仍应该积极参与到全球层面的以IMF为主要平台的国

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和G20旨在克服全球经济危机的努力。除在全球层面的活动外，中国还应继续推进区域金融合作，不放弃建立区域货币联盟和区域货币的尝试。最後，中国还应适当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区域金融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要努力的三个方面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国际货币体系

〔2〕余永定 中国为什么要关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中国《国际经济评论》杂志2009

〔3〕余永定 中国的政策选择瞭望东方周刊2009

〔4〕谭毅《国际货币合作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第2篇

一、从亚洲金融危机谈起

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的时候，曾经有很多国际组织和研究者担心，金融危机将重返亚洲。例如，著名的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在一篇题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和社会概览》的研究报告中就宣称：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整整十年的时候，金融危机可能重返这个地区，而其主要的触发因素，将仍然是货币汇率危机。今天来看，危机复归的预言固然过于凶险而且完全没有兑现，但关于汇率问题将始终困扰亚洲国家国内经济运行和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论断，则确实触及了广大亚洲国家(地区)的心头之痛。

汇率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心环节;发生汇率危机，折射出的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如果说亚洲的问题出在汇率上，那么我们可以等价地说，亚洲国家的经济运行强烈受到如今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合理影响。

在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时，人们还是习惯于把危机归诸危机国家自身。诸如国内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不完善、监管体系不健全、基本面不健康、以及财政赤字等等，是人们最先列出的主要因素。但是，危机的进程很快就让人们意识到这些论证过于陈旧。稍加分析便会发现：那些传统上导致危机的因素，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地区)中似乎并不突出。事实上，就在危机爆发的前3个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曾对韩国、泰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经济的基本面和市场化进程给予高度评价。这一矛盾现象迫使人们去另寻根源，于是，固定汇率制、过快和过度的自由化、过度的负债、以及裙带资本主义等等，被赫然列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新罪魁。客观地说，以上所列种种，确实都是亚洲国家(地区)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可以就此盖棺论定，则多数人心里都不甚踏实。人们或明或暗地感觉到，一定还有某些更重要的因素存在着，否则，危机不至于那么没有先兆，其传播不至于那么迅速，其影响范围也不至于那么遍及亚洲地区。

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的时候，现任中国银监会顾问，十年前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的沈联涛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十年回望亚洲金融危机”的文章，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了新的看法。这篇洋洋洒洒2万余字的长文，第一节的标题就不同凡响：“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泰国，而在日本。”那是因为：“日元的升值与亚洲的繁荣相联系，贬值则意味着亚洲的衰退。”换言之，沈联涛先生认为，牙买加体系所确定的汇率制度，是导致并加深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随后又购买廉价零部件，而将成品主要销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这种被称为“飞雁模式”的制造业扩展模式以日本为领头，随后是“亚洲四小龙”，再之后是“四小虎”，最后是中国大陆。问题在于：这一环环相扣的系统存在着严重缺陷：供应链网络有着美元和日元两种货币标准。基于这一结构，亚洲便存在着日元套利的交易机制。日元套利交易的本质是：以非常低的利息借入日元，投资于美元或者泰铢，以获得较日元更高的利息。尤有甚者，如果日元对美元贬值，那么，投机者就能获得双重收益：利差收益和汇兑收益。

真是一语中的!这里说明的道理是：只要亚洲国家面对多种他国货币作为国际交易手段和储备资产，只要那些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国内经济走势存在差异，只要汇率波动不居，则不论国内基本面如何，亚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就是随时可能的事。所以，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变，否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关键货币国家，就将始终生活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

二、少数国家主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非关键货币国家的潜在风险因素

为了探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回顾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是有益的。上个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种“双挂钩”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按照一个固定的比率同美元挂钩。这个制度正常运行的条件，一是美国在保证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不断向国际社会提供清偿力，二是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并维持该制度的稳定。众所周知，这个制度隐含着“特利芬两难”的矛盾，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上半叶，该制度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以“牙买加协议”为标识的国际浮动汇率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世界各国都开始自谋生路，以求自救。其路径基本上有两条。

第一条路径是寻求建立某种货币联盟，在一个小范围内另起炉灶。最具代表性且最成功的例证是欧元区的建立。经过长达30余年的艰苦努力，这个地区终于在上个世纪末，以国际协议的方式形成了统一货币区。欧元的启动以及随后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使得欧元区各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以汇率波动为要点的国际货币制度不稳定给区内各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冲击。另外，在这种体系下，区域内每个国家不必保持高额外汇储备，从而使得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最小化。

第二条路径则是重新实行美元本位制，也就是，将自己国家(地区)的货币按照调整过的汇率仍然与美元挂上钩并努力维持汇率稳定。欧元区以外的多数国家(地区)走的都是这条路。这样做的好处十分明显：由于美元是被多数国家接受并使用的国际货币，与美元挂钩，便使得挂钩国家在从事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入时，获得了价格稳定的良好环境。

但是，这同样也是一条成本很高，而且常常使挂钩国家陷入困境的路径。其问题主要有三。

第一，由于在国际交易中和建立国家储备时必须使用他国货币，挂钩国家(地区)便普遍存在着货币错配问题。所谓货币错配，从存量的角度看，指的是一国资产负债表(即国家资产的净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从流量的角度看，它指的则是一国损益表(即国家的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净值/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越高，货币错配的程度也就越严重。

第二，各国货币钉住关键货币，一旦挂钩国和关键货币国之间的国际收支间出现根本性不平衡，就会出现调整的不对称问题。由于美国并不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那样依法承担调整不平衡的成本，不平衡问题一旦出现，往往就会导致挂钩国家陷入成为美国经济波动和风险承担者的不利局面，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眼下发生的次贷危机，更是一个新的例证。

第三，与上述第二点相联系，广大非关键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免陷入两难境地。这种两难基于如下的现实：在美国和欧洲，其货币当局只须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制定单一的货币政策;而在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中，货币当局不仅需要针对国内经济形势来确定其利率和货币供应政策，还要同时根据对外平衡的状况，运用同样的工具来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汇率政策。遗憾的是，对内和对外的这两套政策，在目标和手段上常常相互冲突。回顾近两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前思后虑、左顾右盼的窘状，便不难理解个中的关节。

面对此状，人们再次对关键货币国家提出分担调整责任的要求。然而，这种希望注定要落空。因为，1973年牙买加协议已经取消了任何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承担的稳定责任，所以，关键货币国家和地区在制定其国内(区内)政策时，理所当然地都只会把本国(地区)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放在第一位。不仅如此，这些国家还会对非关键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指手画脚，并尽可能地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我们当然不愿臆测这些关键货币国家在制定其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时就心怀恶意，但是，基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殊性质，他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还有复杂之处。即便关键货币国家出于某种考虑或迫于国际压力，承担起稳定币值和调整国际收支的国际责任，根据“特利芬难题”的逻辑，他们最终也会遇到币值稳定和国际收支恶化同时出现的两难困境。这意味着，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非关键货币国家要想免除汇率波动的不当干扰，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设法自救。

三、根本出路在于在亚洲形成货币合作机制

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就已指出，虽然世界上非关键货币国家占据多数，但其中，亚洲各国(地区)对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感受最深。这是因为，亚洲各国经济的对外部门大都比较重要，其外汇储备规模也十分巨大，因而蒙受货币错配的风险最大。

不妨大致勾勒一下全球经济的总图景。目前，从地缘上说，世界存在三大经济区域：美国、欧洲和亚洲。从经济总量上看，亚洲最大，欧洲次之，美国最小。但是，从金融方面看，则是美国最强，欧洲次之，亚洲最弱。如果再集中到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手段上看，问题更为严重。迄今为止，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亚洲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自己规模巨大的产品和劳务的出口，以及日益增加的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无论是计价还是实际的移转，都必须以美元和欧元为载体。于是，汇率稳定与否，就永远是这些国家(地区)宏观调控难以回避的持续挑战。既然涉及汇率，就免不了要时时谨慎地处理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免不了要仰他们的鼻息，而且常常还会遭受无端的指责。

毫无疑问，所谓汇率始终是亚洲国家(地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说到根本上就是，亚洲国家(地区)在对外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在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中，是否有话语权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免受汇率问题的无尽折磨，我们必须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有人建议要更为充分地发挥SDR的作用。这种想法在理论上堪称完善，也符合创设SDR的初始愿望。但是，30余年的实践显示，在全球经济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宰的局面难以改变的条件下，希冀在技术上创设一种与各国的经济实力相脱离并剥夺发达国家主导权的新的记账单位、交易手段、支付工具和储备资产，是不现实的。SDR的创设和分配一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反对和阻挠，再明确不过地显示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还有人主张恢复金本位。这实在是个缺乏历史感的想法。如今，美元的持续贬值，使得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和地区蒙受巨额损失，致使投资者蜂起购买黄金保值。这种状况唤起了人们对金本位的回忆，似乎也顺理成章。然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金本位是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野蛮的货币制度，它使得人类的社会活动受到分布不均、产量有限、而且受到少数大亨的钱袋左右的冰冷的物的限制，并且使人们陷入“拜物教”的愚蠢境地。其实，只要了解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国际及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如何艰难地摆脱其黄金束缚并获得其现代形式的历史，便可以知晓，恢复金本位既不可行，更难使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和少数富人的控制。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唯一的出路在于效法欧洲，积极推进亚洲货币的一体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各种形式的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合作都采取积极态度。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经济和国际货币环境。

当然，亚洲货币一体化是一条长满荆棘的道路。从上个世纪末的“清迈倡议”算起，我们事实上已经做出了仅十年的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合作还局限在防范危机的领域，建立地区统一货币体系的根本大事，尚未出现值得一提的举措。借鉴欧元启动的历史过程，我们或许需要做好再努力几十年的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体系，在互信的基础上形成一体化的政治共识，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我们高兴地看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经济辐射力的扩大，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加强。我们有理由相信，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今后将越来越成为广大亚洲国家(地区)的共同事业。

然而，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积极的努力，当前由美元和欧元主宰全球金融体系的状况都不会很快改变。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必须有长期的应对之策。在我看来，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更为积极主动地运用这些外汇储备，则是过渡时期的理性选择。

于是我们就需要讨论全球外汇储备巨额积累的合理性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大都转向了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根据国际金融的传统理论，实行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一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外汇储备以天文数字在迅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外汇储备的全球积累是以相当不平衡的格局在发展。具体说，在世界的一极，美国和欧元区的外汇储备规模较小且保持稳定;在世界的另一极，外汇储备则迅速积累，甚至南美洲传统的重债国，现在也都摆脱了负债的地位，成为净债权国。对于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外汇储备的巨额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权财富基金”问题，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这是在难以摆脱关键货币国家的货币和其他经济政策对本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在汇率风险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降低持有外汇之制度机会成本、追求更好的长期回报和抵御金融风险的一种不得已的积极安排。

四、上海在国际货币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机遇

我们认为，无论今后的亚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可能采取怎样的形式，扩大人民币在大中华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使用范围，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如果上述讨论的确描绘了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路径，则建立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包括国际贸易中的计价、交易、结算，乃至储备货币的安排，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在今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中，努力形成人民币中心，构成国内各个城市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之一。

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我们需要做出大量的努力。其一，应当建立一套比较合适的经济和社会的制度安排，使得上海成为各种各样的人民币交易和经营人民币机构乐于生根的乐土。其二，需要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保证各种各样的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得以顺利地在上海开展业务。其三，应当以创新的精神，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扩大人民币的交易规模;其四，应当创造条件，大力培养合格金融人才，为国际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人力资本。

金融危机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第3篇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美元本位制, 美元作为计价货币而使用, 目前, 用美元计价结算占到了世界贸易总量的48%。用美元交易的比重在国际外汇市场中也超过了90% (1) 。美元还是实行钉住汇率制国家的“锚货币”。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 各国为了防止爆发金融危机, 都在增加自己的国际外汇储备。而又由于国际贸易的计价货币及有些国家的“锚货币”主要是美元, 所以全球外汇储备主要是对美元进行储备。

尽管近年来国际贸易不断发展, 但国际货币体系仍是不完善的, 其内在的缺陷使得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屡次爆发而且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首先, 由于美元的发行不受任何权力的限制,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美国可以利用美元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 实际上建立了美元的霸权, 形成的是一种浮动的汇率, 各国得不到债权保障;其次,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有缺陷, 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认缴的资本多, 它们的投票权也就多, 投票权占到总投票权的23.81% (2) 和45% (3) 。从而缺乏约束机制, 无法监督美国对国际社会应负责任的实施;最后, 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 决策权和平等参与权受到忽视, 少数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 安排国际贸易制度。美国利用金融投资将风险扩散到各国, 使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美国的错误埋单, 这对其他国家而言是不公平的。

二、当前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

至今, 已经爆发了多次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 同时, 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是为了推动国际贸易发展, 保证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世界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如果一种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了, 就可能导致经济大萧条, 甚至是引发各国间的战争。 (4)

美元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上拥有的特权, 使它不会考虑他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5) 美国具有惊人的国际收支逆差, 而顺差国尤其是能源出口国和新兴市场国家, 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这种国际收支的失衡, 不仅降低了经济效率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而且还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安全、平稳发展。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严重失衡, 主要表现在美国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但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 而其他国家处在外围, 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中心国———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向外输出美元, 得到的实际资源通过满足国内消费来维持物价的稳定, 还能从铸币税上得到收益。而那些拥有大量美元的国家, 既存在着美元贬值的风险, 同时本国的货币政策受到美国的制约, 不良国外投机资本就可能造成该国的金融危机。

美国人的消费观是先消费后储蓄, 其生产理念是先消费而再生产, 美国民众可以依靠向政府和私人举债的方式进行消费。因此, 美国为了满足国内的消费, 大量购买国外的商品, 美国源源不断的流向他国, 尤其是进行加工贸易的发展中国家, 因此, 美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逆差,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利用他国的剩余资金进行无约束或无限期地负债运转。但由于美元与黄金是脱钩的、美国国债也没有大量的国内储蓄作为支撑, 因此, 对于纸币的严重依赖将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信用泡沫, 其特征是资产价格暴涨和经济过热。如果大部分信用泡沫成为追不回来的不良资产时, 其他国家就会爆发金融危机。

三、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措施

加强对金融的监管虽能暂时扼制危机继续深化, 但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之下的世界金融秩序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可能会为日后更大的全球经济危机埋下隐患, 因此,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势在必行。主要改革措施有以下几点:

(一) 实现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好坏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实力, 而美国现在已不能独立承担这个责任了, 因此, 要实现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2003年欧元占外汇储备的比例达到了19.7% (6) , 结束了美元独霸天下的局面。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能够使各国减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对改善国际储备资产结构和增加国际储备资产供给来说是有利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使各国采用不同货币进行贸易结算, 各国国内宏观经济的运作更加协调。如何选择国际基础本位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 可以通过促进多元化的国际贸易交易货币与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等方式来改变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从而最终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二) 增加国际储备资产中黄金的数量

黄金能够保值, 因而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有重要地位, 是拥有财富的标志。往往在金融危机爆发时, 人们因为手中的纸币大幅贬值, 资产严重缩水, 就会大量购买保值的黄金。各国持有大量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在金融危机中由于美元贬值而损失惨重, 各国所积累的财富相应的大幅度缩水。因此, 各国应将本国的国际储备替换成一定比例的黄金储备。黄金是国际储备资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国储备的黄金量能够代表一国的经济实力和抵御危机的能力。加大黄金储备是规避风险的正确选择, 是降低风险的重要措施。因此, 各国政府应当减持美国国债而增加黄金储备。

(三) 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调节机构

一直以来都是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国际经济调节机构, 这一问题如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就不能使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有所改善。首先, 国际经济调节机构的投票权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中, 尤其是美国投票权最多, 因此, 要对投票权进行合理分配, 让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得到实现。其次, 当前国际经济调节机构对美国监督不力, 应对美国的国内经济发展、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加强监管。再次, 有些大国将国际经济调节机构当作干涉别国经济政策的政治工具, 因此要避免其政治化。最后, 国际经济调节机制应要顺应时代的变化, 推行多边主义, 发挥国际多边协调的作用。

(四) 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2012目前年人第民1币2已期经中初旬步具刊备了实现国际化的前提条件, 时人民币代的 (国总际第化5能0够1降期低) 美元本位制所带来的风险。 (7) 首先, 实现T人im民e币s F国际化后, 外国向中国提供的将是商品或服务, 而中国向外国提供的将是人民币, 是资源与纸币的交换, 因而中国是无成本的贸易。其次, 人民币国际化后, 既能减少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企业造成的损失, 又能让对外投资的企业得到更多的资金来源, 加速中国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最后, 人民币国际化之后, 中国就有权参与世界货币的发行, 既增加了对世界经济活动的影响, 又增加了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 整体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大国, 能够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加速中国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樊勇明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二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托马斯·梅耶、詹姆斯·S.杜森贝里、罗伯特·Z.阿利铂著:《货币、银行与经济》, 洪文金、林志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3]李若谷著:《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4]许少强.《美元霸权:生存基础、影响和我国的对策》.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4) .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第4篇

随着与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中国迈上新的征程。与前期引入资本的侧重点不同,中国在融入世界的新阶段当中,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而这种双向开放亟需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鉴于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诸多可选择的人民币国际化方案中作出谨慎选择尤为必要:一、货币创造早已进入了信用体系时代,退回到金本位制并不现实;二、全球统一货币相当于全球有统一的央行,面对千差万别的各类经济体,这更不现实;三、继续跟随美元就是对现有不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默认,这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和中美经济结构差异巨大的事实;四、欧元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亚洲各国文化和经济实力上差异巨大,不具备形成“亚元区”的基础;五、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收益难以体现。因此,最现实可行的选择是让人民币成为具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关键货币,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

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其名著《大萧条》中,认为是金本位制自身存在的紧缩性特征,导致各国货币供给不足和国际传导是1929-1933年大萧条的原凶。事实上,国际货币体系从金汇兑本位制向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变是一种进步,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向美元浮动汇率制转变,国际货币脱离了与黄金挂钩,美元本位制正式确立,这给国际经济创造了快速发展的货币条件,但同时也埋下了隐患。

危机根源在货币体系不合理

1981～1982年拉美的货币危机被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是拉美国家固定汇率制度与巨额外债或者内部政策的冲突引起的。但美元本位制的影响、美元走强和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应对高通胀,导致了油价和初级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恶化了拉美国家出口环境,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增大,并加剧了外债的偿还负担,也是引发拉美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1992～1993年欧洲的货币危机被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是欧洲国家固定汇率机制的内在不均衡和作为欧洲汇率机制中心的德国货币政策不当引起的(当时德国为了预防通胀提高了利率而不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降低利率),并让市场产生了英镑和法郎等欧洲货币要大幅贬值、欧洲主要国家将放弃欧洲汇率机制的预期,从而使欧洲货币危机具有了自我实现(self-fulfill)特征。作为欧洲汇率机制的中心,德国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仅是危机的表面原因。其实,美国与主要工业国家在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中,除了强调巨额贸易盈余的日本货币(日元)大幅升值外,也强迫同样具有较大贸易盈余的德国货币(西德马克)升值。而欧洲汇率机制相对固定,成员国之间的汇率调整次数较少,常常未能及时反应变化了的外部情况,这种不均衡压力加上德国统一后莽撞的货币政策给投机者留下了折冲的空间,这是索罗斯为何能在欧洲连连得手的重要原因。

1985年9月后,日元大幅升值,但日本初期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所以1986～1987年的衰退较为轻微,但仅靠资产价格泡沫推动经济,最终难以为继。日本央行20世纪90年代初大幅紧缩的货币政策刺破了泡沫,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之中。

日本陷入衰退导致日本金融机构海外放款大幅下降,同期德国统一导致德国资本流出大幅下降,引发1991年美国出现信贷危机并最终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日元升值的压力来自美国,尤其是美国贸易方面的压力。而日本的发展受美国制约,其背景就是美元本位制。

在此期间,东亚(除日本)主要市场经济体逐步形成了美元本位(盯住美元),和日本有点类似。东亚的奇迹主要是承接外部订单并将商品出口到发达市场的结果,也就是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当时东亚经济体既形成了高储蓄率高外汇积累的情况,同时也出现了外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大量流入的局面。

但是,这种繁荣很快耗尽了东亚经济体有限的经济发展战略空间,其政策空间也因为经验不足、失误较多而被压缩。1996年美国财长鲁宾推出了强势美元政策,东亚资金外流明显,尤其是投机资金迅速外撤,加上日元贬值使日本的商品出口竞争力上升,导致东亚经济体经常账户情况恶化。而美国倡导的华盛顿共识——贸易自由化、金融开放和私有化创造了资金迅速流出流入的通道,这给投机者以可趁之机。亚洲金融风暴从泰国开始向东南亚经济体蔓延,是在资金外流背景下投机者冲击的结果。同样,这里少不了美元本位制。

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与以往危机没有本质不同,尽管其发生在美元本位制的中心国。全球货币体系屡屡出现问题,这当然是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着漏洞。因为货币体系中心国无法被监管,可以充分利用美元本位制下的各种福利。

在美联储2001年来低利率政策的刺激下,美国房地产泡沫进一步膨胀。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次级按揭贷款的风险不断上升,在金融产品贬值的预期下,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出现了肠梗阻,并蔓延到持有大量美国次级债等产品的欧洲金融机构。相应的,在全球美元本位制情况下,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危机。除了欧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险象环生。

但是,美国国债仍然以极低的利率发售,全球资金还在买入“安全的”美国国债,这就是美元本位制给美国带来的益处。在全球央行给市场注资保证流动性和大幅降息情况下,银行贷款收缩有限,因此对经济的影响不如大萧条那样严重。

和金本位制的货币体系一样,美元本位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变量,但全世界普遍接受它几十年后,许多人已经忘记了这个自变量是如此重要。中心国自身货币汇率的动荡,尤其是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相互协同作用,既是从相应国际体系获益的重要手段,也推动了危机的爆发。因此,以往一系列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和美国对美元信用的滥用。

需增加一两个关键货币国

发达国家通过货币战略巩固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发展中国家通过货币选择谋求在全球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英国和美国,通过国家货币战略的实现获得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先后确立了英镑和美元的霸权。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也给积极主动适应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带来了较大利益,给未能主动适应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带来了诸多灾难。

毋庸讳言,即使美元霸权带来了多次金融灾难,但全球仍然缺乏新的货币体系改革方案来改变这一现状。目前欧元区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尝试,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霸权地位,因为欧元仍然依赖于美元。因此,要制衡美元的霸权,需要一种新思维,这就是笔者提出的增加关键货币国。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而言,这是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背景下,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国与国之间财富分配不均和消费能力不均的问题。

因为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是经济体之间的价格评价体系(货币是经济体内部的价格评价体系),在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通过国际货币的创造和扩张,以及对全球生产体系、贸易体系和资金流动的支配,成为财富的集中者。美国信贷创造着大规模的消费需求,这是全球失衡的根源。而真正有效解决根本矛盾则在于增加关键货币国(但不能过多,否则可能导致交易成本大幅上升),增加向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投资,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促使其财富和消费能力增长,从而逐步实现均衡。否则,国际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度发作。

从金融角度而言,多个关键货币国是制约发达国家肆意创造国际货币而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商品、劳务和资产价格因价格评价体系的改变而过度泡沫化的方案。如果能多一种或两种关键货币,通过竞争性选择,从而稳定国际价格评价体系,并减少过度流动性和资产过度泡沫化。

比较各种货币战略的优势和局限性发现,增加一到两个关键货币国或许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单一经济体的货币创造和国际货币的创造,早已进入了信用体系时代。因此退回到金本位制是不现实的,并且会导致全球的货币紧缩和既有金融秩序更大的动荡。全球统一货币,相当于全球有统一的央行,面对千差万别的各类经济体,目前显然无法实现。区域货币一体化对于区域内部的发展和整合有着较强的推动力量,但局限在于对于区域之外经济体的发展推动力量有限。超主权储备货币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第一,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货币后,储备资产的收益如何体现,IMF自身不是盈利机构,如何为储备资产付息;第二,如果以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产,按相应权重配置相应货币,从而获得收益以支付储备资产的利息,这实际上与目前各央行主动将储备资产货币多元化没有太大的差异。

中国成关键国符合多方利益

中国在诸多方面已经具备大国特征,但在金融领域还是一个新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汇率体制的逐步改变,尤其是1994年汇率体制的并轨和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实际上调整了国际价格评价体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内价格评价体系,为中国的发展获得了较大的战略空间,这也是中国跟随美元策略获得的实质性利益。但是,当人民币与美元绑在一起时,路径依赖必然发生,庞大的外汇储备时刻面临着贬值的风险,而国际社会也缺乏制衡美国的力量。

从明代以来,中国过早地丧失了金融主权,金融体系的落后使其自身货币创造能力低下。即使是现在,中国也只是被动地利用国际货币,并且将之作为外汇储备,国际货币创造则无从谈起。

作为地位不断上升的大国,中国必须具有大国思维和全球思维,要从全球发展的角度利用全球化货币战略不断巩固自身的地位,推动全球的发展。由于追求和谐世界和共富共赢的理想,以及自身独特的经济潜力,使其货币战略不可能如发达国家一样继续完全追随美国。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和人民币成为关键货币,应成为未来货币战略的核心内容。

从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霸权的发展来看,从黄金到英镑再到美元,不同阶段不同国家采用了不同的货币战略。现阶段许多国家仍然维护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当然,中国在美元本位制背景下一段时间内获益良多,但问题在于,中国仍然缺乏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缺乏国际货币的创造能力,缺乏把外汇储备资产转换为更有益的外部资产的能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是继续跟随美国美元本位制,还是继续推动超主权储备货币,或者有其他方向,比如区域货币一体化?

中国与内部需求潜力不大的日本、内部需求潜力和市场尚需整合的欧盟27国不一样。因为中国市场化时间短,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广大,随着产权的明晰和市场化发展,尤其是越来越多的资产逐步货币化,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推动下,财富日益积累和扩大,消费需求潜力和投资需求潜力巨大,这也是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周期具有独特性的根本原因。如此,中国能否具有大国的货币战略思维,并通过恰当的货币战略的实施,进而创造国际货币,对于中国能否成为真正的大国非常重要。

关键货币国有三个特点:一是自身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其他国家和地区资源开发和财富增加,使其消费能力不断增加;二是自身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并允许存在贸易逆差;三是自身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和计价货币),他国的贸易顺差以自身货币资产的方式存在。

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之一对于世界和中国都十分重要。对于世界而言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性:第一,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未来发展需要人民币成为美元一样的关键货币,中国要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关键货币国,最终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

第二,人民币成为关键货币,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是解决全球生产与消费这一根本矛盾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全球失衡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限制放任的美元本位制制造的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工具。就目前关键货币国的数量而言,全球至少应该有两个关键货币国,才能形成相互制衡。如果有三个关键货币国,可能会形成相对稳定的制衡关系,同时有助于解决规模化生产与财富分配不均的矛盾。当然,关键货币国也不是越多越好,因为越多就会存在着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

第三,如果人民币作为关键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就能制约美国滥用美元汇率政策,也能一定程度上限制发达国家过剩的流动性。全球货币战略的核心在于推动更多国家成为关键货币国,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国的共同意愿。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的战略方向确定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会有所加快,但并不会因此改变人民币国际化的渐进性质。

对于中国而言,也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性: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上升,中国要进一步增强金融控制力,必然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是要让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其目的是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以及中国资本帐户的开放,国际化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人民币的储备化是向关键货币国发展的基础。

第二,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愿望,而和谐世界的建设最终需要解决目前全球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以及财富分配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如果仅仅是跟随美国,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会加深世界的矛盾,自身也被绑在“贼船”上,被美国所支配。

第三,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核心在于为中国获得内外部发展的战略空间,为中国未来15年左右内部经济潜力挖掘完后做准备,为中国长期持续发展获得外部的战略资源和市场。

因此,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既是全球货币战略的需要,也是自身货币战略的需要。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并非出于挑战美元霸权的目的,而是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必然,是全球长远和谐发展的必要。因此,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和人民币成为关键货币,应该能得到主要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推动和支持。

走向关键货币国的紧迫工作

那么,中国如何走向关键货币国呢?中国向关键货币国的发展路径主要在三个方面:

首先,随着人民币的逐步可自由兑换和人民币的储备化,实现制造业链条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与欠发达地区形成自由贸易区,接受与欠发达地区产生的适度规模的贸易赤字。实现扩展内需和外需相结合的战略,平衡内外部战略空间,尤其要创造未来中国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空间,比如中国内部潜力空间挖掘之后的外部战略空间。

其次,将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结合起来,在东盟和港澳范围内有限制地推动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人民币资产,从而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逐步成为关键货币国积累重要经验。

最后,人民币作为关键货币本身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全球生产者、全球消费者和全球投资者,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全球商品市场、劳务市场和资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以自主和可控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理念,促进改革开放,以迎接相应的机遇与挑战。

人民币的国际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没有回头路。尽管我们并不预期人民币会很快成为储备货币,但未来的确充满了希望。■

加速人民币区域化

近年来,缅甸、越南、老挝等东盟国家是仅次于港澳台的人民币流通活跃地区。在中缅边贸中,每年跨境流动的人民币达10多亿元;人民币可在越南全境流通,越南国家银行已开展人民币存储业务。不过,人民币的接受程度尚远没有跟上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的增长。从2004年到2008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从1058.8亿美元上升到2310.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1.6%。但这意味着中国-东盟自贸区人民币的使用潜力巨大。

随着自贸区中绝大部分商品将实行零关税,将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提供契机。商品的自由流动,必然要求货币的自由流动,这就给人民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用提供了可能。

在推动贸易便利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推动人民币逐步成为这一区域的结算货币,对于人民币区域化具有重要意义。

2008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表示将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上海等城市已实施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目前中国与越南、老挝的银行也签署了双边结算合作协议。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在东盟地区的大力开展,顺应了当地市场对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需求,对于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投资活动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东盟地区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和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而美元波动剧烈,其对外贸易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汇率变动影响损失巨大。而人民币相对稳定,这使东盟国家有利用人民币结算规避汇率风险的愿望。

此外,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的启动和深化,还将进一步带动其他人民币金融服务,如人民币短期融资、人民币信贷、人民币存款等业务的发展,促进人民币产品多元化。

可以说,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人民币区域化的试验田。

大力将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结合起来,在东盟和港澳范围内以一定额度推动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人民币资产,从而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逐步成为储备货币积累重要的经验。

毋庸讳言,目前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的推行并不太顺利,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量不大。这里面,笔者以为存在着一些理论误区。事实上,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并没有明确的发展阶段可划分。因此,针对已经展开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必须做好五方面工作:

一、加快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在提升生产能力的同时提高消费能力,加强对外投资能力,允许在与部分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中出现逆差;

二、对于一些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的贸易中出现的人民币海外留存或贸易顺差,应该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尽早安排投资人民币资产的通道,比如针对一些国家央行或商业银行给予境外合格投资机构(QFII)投资渠道,从而实现人民币的投资化或储备化(初期可规定总额度不超过1000亿人民币,并根据情况调整);

三、允许境外合格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或股票,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他国家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兴趣;

四、考虑将目前的央行与其他货币当局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转化为储备资产的可能性;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读后感 第5篇

[摘要]仿佛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每次金融危机必然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变革。1930年代大萧条催生布雷顿森林体系；1970年代的汇率动荡和通货膨胀为欧元诞生铺平道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刺激各国重新思考贸易和货币整合。2007—2009年爆发“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再次成为举世辩论的焦点。

关键字：经济多元化 国际货币体系金融危机

主要观点：当前世界货币体制应该是多元化的才符合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代表世界所有国家的利益。

国际货币体系在不停的变更，导火线是每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每当一场危机的爆发就大多意味着一种新的货币体制即将诞生，从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进入文明经济时代以来的几次货币体制变革。从中看出，无论是哪次货币体制改革都是一个基点一个国家货币，一个基点就是以黄金为基点出发，以一主导国家的货币为衡量的标杆。

我个人以为，虽然每次危机后都有货币体制改革的呼声,但金融危机并非是世界货币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货币体制需要改革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单一货币体制并非最好的一种世界货币体制。从文章中我们不难知道，无论是哪个年代的货币体制都是由一个国家权力下的货币主导的，这种体制下掺杂着太多的政治因素和单方面经济因素。每个国家的出发点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很多问题的考虑上都是从看自己的角度去看世界，比如美元，当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美国就不会因为世界而不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愿意维持各国可以共同接受的通货膨胀水平。

其次，当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各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平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被各国所认同，在这种客观的经济条件下，主导货币制度的国家利用这种霸权谋取的强大经济利益，很难再被这些新发展起来的大经济体所接受，他们也希望从这一好处中分得一些。同时这些新生力量越来越有站出来说反对的话了，因为单一的国家经济实力再强大，某些时候也无法与一个经济发达的区域联合体来的强大，很多利益问题上不愿意受制于这一体制，更多的是不愿意因为主导国家的经济问题影响到自身区域的经济。

第三，经济危机只是体制改革的导火线也可以说是一个迫切需要改革的预警信号。经济危机的破坏力实在太大了，对某些国家经济的冲击甚至不能用严重来衡量。最糟糕的是这种危机大多是在当时货币制度无法继续承担责任的时候出现的，特别还是主导货币制度的国家出现的危机源，这种责任，无法让人不把它完全归咎给主导货币制度的国家。因为严重的货币体制问题而出现各色经济危机的时候，这种压力就会像火山喷发一样膨胀起来，各国就会把自己强烈要求改革的货币主张在重建后伸张出来。

国际货币体系 第6篇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

第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容和功能:

一是规定用于国际间结算和支付手段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及其来源、形式、数量和运用范围,以满足世界生产、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的需要。二是规定一国货币同其他货币之间汇率的确定与维持方式,以确保各国间货币的兑换方式与比价关系的合理性。三是规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以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

第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1、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以美元为本位币的体系。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支配地位，众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选择钉住美元或钉住以美元为主的货币篮子是现实理性的。美元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美国凭借美元核心国际货币的地位，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大量输出美元，无偿占有外国资源。而其他国家积累的大量美元储备又有相当大的部分重新流回美国投资于低回报率的美国国债，无偿占有外国资金。

2、国际货币体系流动性过剩。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元的发行受美国黄金储备量的制约。各国在一时期的黄金持有量是相对稳定的，加上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国际收支不会持续严重失衡。但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成为事实上的本位币，而且失去黄金拥有量的约束，美元的信用扩张首先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自利行为。

3、汇率过度波动性。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往往根据自身的需要理性地权衡而确定汇率，汇率政策成为各国的一项重要宏观调控的工具，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常常导致竞争性汇率贬值或升值，汇率的急剧波动在所难免。

4、国际金融机构的寡头垄断。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浮动汇率制度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构共同监管，而真正的掌控者为美国。在短期内消除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主要金融机构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

1.建立主要储备货币稳定的汇率体系。建立货币汇率稳定协调机制,通过政策调节及充分的协商,保持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其次,在其他相对弱势货币之间,允许其根据自身情况,在钉住、可调节和浮动之间作出恰当的选择。

2.积极推进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加强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研究, 探讨区域性经济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的冲击和维护国际货币秩序稳定。对于中国来说应该积极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准备制度条件。

3.进一步改革IMF体制功能。一是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更多地考虑根据一国国际收支状态而不是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降低美国对IMF绝对控制。二是增加IMF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在某国家或地区爆发危机时,增强IMF可动用资金的规模。三是扩大IMF提供援助的范围,增强其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职能。

4.加强国际货币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

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

第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