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星沉船案例分析

2024-08-21

东方之星沉船案例分析(精选6篇)

东方之星沉船案例分析 第1篇

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作文

这是一起天灾和人祸掺杂的悲剧;当然,天灾的比重略大于人祸。

说它是天灾,是因为客轮遭遇到了异常天气,甚至可能是龙卷风;这种异常的气候,无疑加剧了惨剧发生的可能性。

但我不得不说,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祸。我的理由是,这样一艘几乎满载的`大型客轮,它设计的抗风浪能力有多大?如果它不能抵抗倾覆它的风浪,它怎么会贸然出现在那样一个导致它倾覆的时间和地点?读者知道,六月多雷暴天气,尤其是长江水域;因此我们也有理由问一问,它在出行时,有没有安全预案,比如在遇到暴雨天气时采取更为谨慎的规避行为?

当天灾遇到人祸时,天灾难以规避,灾害程度也会被放大;当人祸遇到天灾时,人祸就会借助于天灾酿成现实的祸患。

一艘游轮,载着456个人,其中多数是自救能力差的老人,安全预案本应该做得更为严谨、科学和充足,以便把各种安全隐患都尽可能考虑到,考虑得更为严重一些,并预留出最大的安全空间。虽说恶劣天气不可预测,但是,恶劣天气并非一蹴而就,如果在恶劣天气显露出一点预兆时,就采取安全措施,是不是更有安全保障,也更为稳妥?

综合而言,所有的疑惑在于:“东方之星”为何满载着一群脆弱的老人,在那样一个酿成悲剧的时间,出现在那样一个酿成悲剧的地点?我想表达的是:把惨剧完全归咎为天灾,恐怕缺乏说服力,也难以服众。

——我想,主要原因可能是有些人在对待安全工作上不够精细、科学、严谨和超前,导致安全工作懈怠、疏漏,相对粗糙、粗放、潦草和随机,近乎听天由命,十分被动。这是这起特大惨剧的深刻教训。

人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再也不能以生命为代价来改善安全工作了。

在我看来,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成熟、现代和先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这个国家防灾、减灾、控灾能力。动不动就死一大群人,隔三差五就出一个群死群伤的安全事故,无疑反映了管理水平的松散、粗疏和落后。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很快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却出现400余人的群死惨剧,显然和大国形象不符,只能说表面是大国,里子却是第三世界;这种崛起,多少有些勉强,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对待悲剧事件,公众不能意气用事,凭借想象和推断,来渲染悲情,煽动不满,制造对立;在救援工作上,这一次国家做得确实足够好。而官方和涉事航运公司,也不能习惯于“把坏事变成好事”,转移视线,无限扩大、赞美救援行动……总之,面对悲剧,不能怀有消费心态,还是多一份理性、诚实、客观为好。

东方之星沉船案例分析 第2篇

事件:2015年6月1日21时32分,重庆东方轮船公司所属“东方之星”号客轮由南京开往重庆,当航行至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长江大马洲水道时翻沉,454人中12人生还,442人死亡。

国务院近日批复了“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调查报告。经国务院调查组调查认定,“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是一起由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飑线伴有下击暴流——带来的强风暴雨袭击导致的特别重大灾难性事件。

调查报告

强风加暴雨 一分钟倾覆

“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发生后,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安全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监察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全国总工会、湖北省和重庆市等有关方面组成的国务院“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调查组,并聘请有关方面院士、专家参加。

调查组认定,“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是由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飑线伴有下击暴流带来的强风暴雨袭击导致的一起特别重大灾难性事件。“东方之星”轮航行至长江中游大马洲水道时突遇飑线天气系统,该系统伴有下击暴流、短时强降雨等局地性、突发性强对流天气。受下击暴流袭击,风雨强度陡增,瞬时极大风力达12-13级,1小时降雨量达94.4毫米。船长虽采取了稳船抗风措施,但在强风暴雨作用下,船舶持续后退,船舶处于失控状态,船艏向右下风偏转,风舷角和风压倾侧力矩逐步增大,船舶最大风压倾侧力矩达到该客轮极限抗风能力的2倍以上,船舶倾斜进水并在一分多钟内倾覆。

调查组还查明,船长及当班大副对极端恶劣天气及其风险认知不足,在紧急状态下应对不力。调查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建议对船长张顺文给予吊销船长适任证书、解除劳动合同处分,由司法机关对其是否涉嫌犯罪进一步调查;鉴于当班大副刘先禄在事件中死亡,建议免于处理。

调查组还建议对检查出的在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中存在问题负有责任的43名有关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包括企业7人,行业管理部门、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36人,其中,副省级干部1人,厅局级干部8人,县处级干部14人。责成重庆市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对重庆东方轮船公司进行停业整顿。

答记者问

客轮未掉头 船长未弃船

参与事件调查的专家

徐祥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吴有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船舶力学与水弹性力学专家

宋家慧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理事长、高级船长

记者:如何认定事发水域出现的.恶劣天气是下击暴流,而不是最初媒体报道的龙卷风?

徐祥德:由中国工程院两位院士牵头国内外气象专家组成的气象调查分析团队,在综合分析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地面自动气象观测、现场勘查航拍资料和当事人谈话笔录的基础上,认定事发水域出现了下击暴流,客轮翻沉是由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飑线伴有下击暴流)带来的强风暴雨袭击所致。

经气象分析和实地勘察,距离“东方之星”号客轮倾覆位置北侧约8公里的老台深水码头附近,确实出现了龙卷风,此龙卷风为同一飑线天气系统下发生的灾害性天气,发生时间约为当晚21时20分至26分。龙卷风未影响江面,所以此龙卷风不是客轮翻沉的因素。

记者:遭遇极端恶劣天气后,是否存在掉头行驶、船长弃船逃生等问题?事件发生前,“东方之星”号客轮是否赶时间航行?

宋家慧:根据“东方之星”轮AIS、GPS轨迹资料,现场勘查记录及获救船员、旅客、事发水域周边船舶船员陈述,结合船舶模拟试验,证实船舶在遭遇恶劣天气时没有掉头行驶。

事发后,共有12人生还(船员6人,乘客6人),其中7人自己游上岸,5人被救上岸。经调查,船长没有在事发前弃船逃生。其逃生经过为:船舶翻沉时,船长和另外两名大副谭健、程林等船员的位置在驾驶室。船舶倾覆后,船长张顺文和谭健、程林等船员一同落水,船长在水里摸到左舷窗户钻出水面,随后顺流游上左岸。

客轮原定6月2日早上8时抵达荆州,但荆州接载乘客出游的客车因有其他接载任务,推迟到9时30分左右才能前来接载“东方之星”号客轮游客。因此,6月1日中午客轮从赤壁出发后放慢了速度,准备第二天9时30分左右抵达荆州。所以,客轮不存在赶时间问题。

记者:为何事发时该水域的其他船舶没有翻沉?

吴有生:2“长航江宁”轮和“翔渝9号”抗风能力远远高于“东方之星”轮,所以这两艘船舶没有翻沉。基于“东方之星”轮的实际状况,经试验和计算,该轮遭遇9级以上横风或11级以上瞬时风,风舷角大于21.1度、小于156.6度时就会倾覆。“东方之星”轮抗风压倾覆能力不足以抵抗所遭遇的极端恶劣天气。

东方之星沉船案例分析 第3篇

在此次“东方之星沉船事故”的13天报道中, 事故报道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6月1日至6月2日的初期阶段;6月3日到6月8日的中期阶段, 也是报道的高潮;6月9日到14日的后期阶段。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所营造的官方舆论场和以微博用户等社交平台用户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在这三个阶段中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东方之星沉船事故”报道中的特点

(一) 官方舆论场的信息告知和民间舆论场的情感表达

“东方之星沉船事故”报道的初期阶段, 央视及其他传统媒体对沉船事故进行了滚动跟踪报道, 内容多集中在介绍这一突发性事件和救援工作的情况, 以及政府对救援工作做出的指示。媒体的基本功能是信息的传递, 在突发事件发生之时, 央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迅速做出反应并进行权威信息的发布, 是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处理的重要环节。[3]

民间舆论场在初始阶段关注突发事件的发展, 转发来自官方舆论场发布的新闻报道。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具有实时性、交互性, 微博用户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内获取到新闻信息、关注时事, 通过评论官方舆论场的微博报道来实行意见的交互。民间舆论场初为“东方之星沉船事故”遇难者进行祈福, 通过微博或微信等自媒体手段表达自己的个人情感, 表达出对遇难者的惋惜, 在灾难面前体现出一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同时也体现出民间舆论场的人文主义情怀。

(二) 官方舆论场的对内激励引导、对外宣传和民间舆论场的社会参与

6月3日至6月8日, “东方之星沉船事故”开始引起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 随着一系列政府工作的进行, 官方舆论场作为喉舌, 凸显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引导。李克强总理亲临事故现场指挥救援工作的报道表达出政府对于事故救援的重视, 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当地政府等相关部门对事故现场进行搜救和处理的报道体现出政府的作为。此次沉船事故中官方舆论场对政府部门的报道稳定了社会情绪和民心, 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受众是一种鼓舞, 遏制了社会恐慌的产生。[4]在6月3日至8日的新闻中, 报道潜水员和官兵及相关人员展开救援, 当地居民和志愿者帮助遇难者家属并支持救援工作, 也是央视新闻报道的重点之一。6月5日重庆东方轮船公司召开发布会向遇难者家属和社会致歉, 6月6日开始在灾难现场对“东方之星沉船事故”中遇难者进行哀悼, 央视及各级地方卫视暂时停播综艺节目。这些都体现出对逝者的怀念, 表达官方舆论场的人文主义关怀。并且在这一阶段中, 国外媒体经国家同意前往沉船事故现场进行采访报道, 同时转发新华社和央视、人民网等官方舆论场发布的新闻。

6月3日至8日, 民间舆论场充分发挥自身的网络优势来参与此次公共事件讨论, 保持沉船事故的新闻热度, 使其在微博话题中一直居高不下。这场网络大讨论中, 民间舆论场大致分化成两类态度。一种是出现了“专业人士”即网络意见领袖对沉船事故提出自己的专业推断。另一种是民间舆论场个人情感的一种表达, 是对央视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报道的批判, 批判其过多的关注救援士兵和过少的关注遇难者家属, 认为央视等官方舆论场缺乏对事故本身的人文主义关怀。

(三) 官方舆论场的社会监测和民间舆论场的趋于认同

6月9日至14日, 新闻报道中不仅有开展救援工作的常规报道, 也有对沉船事故原因的深度探讨和家属善后工作的报道, 对突发事件的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分析, 减少此类事故的发生和将损失降到最小, 督促事件的后续发展。对遇难者的DNA比对, 对遇难者遗物处理的报道是对家属的安抚, 在事故原因被调查出来之前, 做好家属的善后工作。对遇难人数的更正体现出新闻的专业主义, 保持客观真实的新闻态度。官方舆论场有责任对社会进行检测, 将事故真相还原于受众。

后续阶段民间舆论场的态度与官方舆论场趋于一致, 认同政府的灾难救援工作开展, 认同国家对沉船事故的处理方式和原因调查, 认同官方媒体的主流引导作用。通过官方舆论场对于事故连续性、全方位的报道, 民间舆论场不断跟进, 对政府的救援行为和事故报道逐渐趋于认同。两个舆论场的有机融合与和谐统一, 能更好地塑造社会舆论环境, 更加强了对沉船事故的舆论引导。[5]二者趋于认同的融合, 相对缓和了沉船事故中期阶段相互对立的态度, 利于沉船事故的报道和调查。

二、“东方之星沉船事故”中舆论场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 全面的事故信息

官方舆论场正确的舆论引导, 全方位提供沉船事故信息, 使得民间舆论场减少对事故原因的猜测, 杜绝了网络谣言的产生, 也减少了民间舆论场对于幸存的船长和船员的人身攻击, 避免网络暴力的二次伤害。央视作为传统媒体代表及时关注灾难救援的常规工作, 消息层面的报道体现出官方舆论场对于受众的信息告知功能, 满足了受众对于社会上重大事件关注的信息需求, 消除了受众的不确定性。国家同意国外媒体到达事故现场进行采访报道, 转发官方舆论场的报道, 以及国外媒体对民间舆论场言论的观察, 将沉船事故整体展现在国外受众面前, 树立了大国负责任的形象, 也减少了境外反华势力对中国的诋毁和境外谣言的产生。虽然在灾难性公共突发事件发生时, 国外媒体普遍对中国的救援工作和事故原因都产生怀疑, 但是此次事故的对外宣传有利于国外媒体准确、客观、真实地进行全球传播。

在“7·23温州动车事故”中, 官方舆论场在事故处理阶段对现场的救援工作报道不全面而引发社会对事故原因的质疑和对事故真相的猜测。此次全面透明地向国外媒体展示事故现场和救援工作也避免了“7·23温州动车事故”中境外媒体的假设和揣测, 减少了境外反华势力谣言的产生和对事故的无端猜测, 对外宣传了一个良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 提升政府公信力

同时, 此次事故中, 央视等传统媒体对沉船事故中政府决策的报道有利于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凝聚力, 政府的迅速救援工作和将救人摆在第一位的相关报道稳定了社会情绪, 其中在央视微博中出现了对救人官兵辛苦救人的描述和图片, 官方舆论场体现出政府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的决心和对社会的负责。当地居民和志愿者义务帮助遇难者家属, 并支持救援工作的展开, 是对正能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进行传播的表现, 反映出个人社会责任意识, 此类报道同样给予受众信心, 形成了以救人为第一的社会共识。

“7·23温州动车事故”中, 官方舆论场的信息公开速度慢使民间舆论场的信任度不断下降, 纷纷指责政府部门的不作为, 让铁道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也让政府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度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

(三) 减少谣言产生

另外, 国家和官方舆论场的净网行动也减免了此次事故中网络谣言的转发, 以免谣言传播引起民众恐慌和社会危机。民间舆论场中网民之间不同观点的相互影响对于民间舆论场舆论氛围是极其重要的, 通过官方舆论场、国家联合采取的净网行动和打击谣言传播的措施实行, 督促网络意见领袖的理性化, 对网民行为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微博中专业领域人士的发声, 有助于帮助网民客观对待沉船事故。随着互联网微博平台的发展, 微博意见领袖层出不穷, 对自己的微博粉丝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微博粉丝通过转发等形式将意见领袖的意见进行扩散传播, 并与意见领袖实施即时互动来交换意见。但随着部分微博“大V”在净网行动中的沦陷和“大V”自身营销广告的嫌疑让微博粉丝渐渐对“大V”失去了信心, 反而一些小众化、在擅长的权威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中“V”异军突起, 开始拥有大批支持者和追随者。这些“专业人士”身份的意见领袖通过自己的判断分析和专业知识技能, 对事故原因提出自己的看法, 并获得了相应粉丝的支持和互动, 通过转发等形式得以传播扩散。在央视、新华社、人民网等传统媒体发布的新闻报道中, 意见领袖的转发点赞等赞同支持态度也影响着民间舆论场的支持赞同态度, 并且意见领袖的扩散及其粉丝的扩散帮助官方舆论场新闻的传播。

而在“7·23温州动车事故”中, 民间舆论场对于事故原因、事故处理方式及救援工作的谣言层出不穷, 引起情绪化的暴动和社会恐慌, 甚至演变成对官方舆论场的攻击和对国家政府的批评。民间舆论场无论是微博意见领袖还是普通用户, 都对事故提出自己的见解, 让无从考证的所谓“真相”在互联网上肆意传播。

三、“东方之星沉船事故”中两个舆论场的不足及解决

央视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作为公共突发事件新闻信息的传播者, 在沉船事故的初期阶段对有关打捞过程和沉船事故原因的深度新闻报道还远远不够。主流媒体的发声不完全、报道不完全以及在沉船事故中期阶段过度宣扬英雄主义和煽情性报道方式等引起民间舆论场的争议, 民间舆论场的话语权加强, 通过自媒体发声表达质疑。在灾难性事故报道中, 官方舆论场应更多地具有人文主义关怀, 将视角放在灾难中的人和生命上。同时官方舆论场也应该加强连续性议程设置的报道和深度报道, 对民间舆论场的质疑进行积极地回应, 以此产生正确的舆论引导。

民间舆论场的质疑推动着官方舆论场在沉船事故后期报道中不断改进报道方式, 同时民间舆论场对于官方舆论场应保持信任的态度, 耐心等待调查结果。民间舆论场因其自身的草根性, 以微博用户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主力军的知识水平、道德、文化背景等个人因素各不相同、参差不齐, 在突发事件发生之时的这种暴动行为, 看似是对社会事务的理性关注但是却情绪化。网络意见领袖具有号召力, 因此意见领袖的观点也影响着民间舆论场观点的走势, 网络意见领袖更需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理性发声。民间舆论场中网民之间不同观点的相互影响对于民间舆论场舆论氛围是极其重要的, 通过官方舆论场、国家联合采取的净网行动和打击谣言传播的措施实行, 督促网络意见领袖的理性化, 对网民行为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

四、结语

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不应是对立的关系, 而是应该互补互相促进, 并且相互融合。在此次的沉船事故报道的三个阶段中, 官方舆论场经历了信息告知到对内激励引导与对外宣传再到社会监测的特点演变, 而民间舆论场则经历了表达情感到社会参与再到趋于认同的态度变化。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变化是相互影响、良性互动的。民间舆论场促使官方舆论场改进报道方式, 加强深度报道和人文主义关怀, 督促沉船事故原因的进一步调查。官方舆论场对于民间舆论场进行了正确的舆论引导, 维持了健康和谐的舆论环境, 也减免了不必要的谣言产生。同时, 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境外媒体对沉船事故的准确报道, 提升国际形象, 也有利于民间舆论场内部的舆论氛围健康发展。

摘要:2015年6月1日晚, 东方之星客轮在从南京驶往重庆的途中突遇龙卷风, 在湖北监利水域倾覆。截至6月14日最后一名失踪者的遗体被找到, 为期13天的事故报道可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以央视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和以微博用户等社交平台用户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在这三个阶段分别有各自不同的报道侧重点和态度变化, 依据各自的不同阶段, 研究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交叉点及对立点, 分析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 并与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报道中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关系进行对比, 比较这两次事故中舆论场之间不同的互动特点。

东方之星沉船案例分析 第4篇

2015年6月1日21時30分,隸屬於重慶東方輪船公司的東方之星輪,在從南京駛往重慶途中突遇龍捲風,在長江中游湖北監利水域沉沒。

截至2015年6月13日上午,「東方之星」沉船事件全部442名遇難者遺體均已找到,生還12人。

本意是孝敬大半生辛勞的父母,不料將至親送上了那條永不歸航的船——「東方之星」。遭受這樣猝不及防的離別,親歷者切膚之痛難以言喻,而非親歷者也頗想知道這起事故該由誰來承擔責任,能獲得什麼樣的賠償。畢竟,逝者如斯,也沒有什麼比責任承擔的具體落實更能實實在在地稍慰親人們的痛楚。

筆者並無資格枉自定論歸責為何,翻船事件原因還在調查,最終的事故責任認定需以國務院調查組公佈的調查報告為準。但民眾也頗想知道:調查的結論不是天災就是人禍,或許存在天災為前提,同時也存在應急處理不當或其他人為因素的情形,旅行社、船公司、保險公司等主體在不同的情況下應當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呢?

根據相關報導,本次事故中有很多遊客通過上海協和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及各分支機構組織參與旅遊,組團旅行社是否應當承擔責任,應承擔怎樣的責任無疑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

旅行社責任取決於身份認定

《旅遊法》第七十一條規定,「由於地接社、履行輔助人的原因導致違約的,由組團社承擔責任;組團社承擔責任後可以向地接社、履行輔助人追償。由於地接社、履行輔助人的原因造成旅遊者人身損害、財產損失的,旅遊者可以要求地接社、履行輔助人承擔賠償責任,也可以要求組團社承擔賠償責任;組團社承擔責任後可以向地接社、履行輔助人追償。但是,由於公共交通經營者的原因造成旅遊者人身損害、財產損失的,由公共交通經營者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旅行社應當協助旅遊者向公共交通經營者索賠。」

遊客系在交通運輸工具上遭受傷亡財損是很明確的,從旅遊法的相關規定可看出,本事故中的交通運輸單位屬公共交通經營者,還是屬於非公共交通經營者的履行輔助人之區分,對於遊客或其家屬是否可直接向旅行社追責起著關鍵的作用。從公示資訊中查看,「東方之星」所屬船公司重慶東方輪船公司的經營範圍是「旅客運輸(重慶至南京長江幹線涉外旅遊船運輸,重慶至南京普通客船運輸)」。而從「東方之星」的航舶資訊中可見該船經營範圍為「長江重慶至南京省際普通客船運輸」,根據《國內水路運輸管理條例》、《國內水路運輸管理規定》等行政法規、規章的相關規定,如果該船公司向旅客(遊客)提供班輪運輸服務,或以對外公佈的固定路線、固定時間、固定價格進行商業性運輸的運輸行為;而其所擁有的「東方之星」事發當天的水路行程在其固定航線與時間範圍內,則船公司屬公共交通經營者的定性應當是明確的。但如果經查該船公司將該旅遊服務打包成包價旅遊產品再銷售給協和國旅,或與協和國旅另行簽訂類似於包航或履行輔助人協議的,那就另當別論了。

船運公司 三點質疑

那麼船公司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呢?

如果最後定性確實因遭受龍捲風或其他極端天氣而致人身財產損害,屬於因遭受不能預見、不可避免、不能控制的自然災害而適用免責條款。而筆者認為,即使事故是由極端天氣引起,假如船公司可以通過合理措施避免傷亡,但因輪船超期使用、超載,船員資質不夠等原因未能避免傷害的發生,依然不能視為不可抗力。

「東方之星」「目前並未發現超期、超載、船員資質不夠的情形,但坊間目前質疑較大的是3點:

一是既然「東方之星」沉船事故發生之前8小時,湖北省氣象局曾發佈氣象預警,並特別提到湖北長江段會有強對流天氣出現,「東方之星」仍枉顧風險,冒然出航,為此船公司是否要負擔疏忽責任?有專家解釋說:船舶航行並不是說遇大風暴雨就必須停航,即使風大浪高,船舶也有它獨特的航行方式,如真遭遇到突發的龍捲風暴,是始料不及的。

二是既然船的抗風能力與船的初穩性有關。初穩性高的船隻,大幅度搖擺後,可以迅速恢復,不容易側翻;而初穩性差的船隻,遭遇翻船的幾率就高。「東方之星」的航舶資訊為普通客輪,據相關報導,該船出廠後曾進行多次改裝,是否存在著為了將部分上層房改造成豪華房因此添附太多東西,或影響了船隻的主體結構造成重心上升、初穩性降低的情況?改造後是否按照相關標準進行檢測?如船舶經過合法改裝並通過了相關檢測,則應當視為符合適航要求。

三是稱在翻船前夕根據相關定位數據分析,航船軌跡突變向右偏離,是否因天氣惡劣,該船準備返航拋錨停靠,或者是根據複雜的風向風速做出了相應的調整而為,其中是否具有操作不當的情形?

根據《水路旅客運輸規則》和《合同法》中關於客運合同的相關規定,只要旅客的人身傷亡或自帶行李的滅失、損壞是由於客船的沉沒、碰撞、擱淺、爆炸、火災所引起或者是由於客船的缺陷所引起的情況下,對水路旅客運輸承運人實行的是推定過錯責任。也就是說,除非作為承運人的遊輪公司能提出證據證明自身並無過失,或者證明存在可以免責的事由,否則就推定其存有過失,並對事故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如果船公司能夠證明自身無過錯的,依據《侵權責任法》第29條規定:「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損害的,不承擔責任。」可以免除船公司的責任。

保險公司或成為賠付主力

如果是天災,保險公司將成為賠付主力。理論上講,在此次沉船事故中出險的遊客,若此前投保充分,最多可獲4種保險賠償。

1 .船主對旅客責任保險。「東方之星」客輪在中國人保按規定強制投保了「沿海內河船舶保險」和「船主對旅客責任保險」。該保險系強制責任險。船舶保額為500萬元(人民幣,下同),附加的人身傷害意外險保額為1萬元/人。

2.旅行社責任保險。協和國旅也應投保了「旅行社責任保險」。投保後,若旅行社在核定的經營範圍內,因為疏忽或過失,造成旅行者在旅行過程中遭受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依法應由旅行社承擔的損失,由保險公司承擔;最少賠償20萬元/人。

3.旅遊人身意外傷害保險。旅行社在組團出遊前,一般會建議遊客自行投保或出資為遊客購買「旅遊人身意外傷害保險」。究竟是旅行社建議還是旅行社出資,主要看旅行社和遊客的合同規定。

4.遊客自買保險。遊客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自行投保的壽險或意外險產品。

此外,遇難者家屬還可能獲得政府幫扶和社會愛心捐助。以上海靜安大火為例,據報導,火災事故中每位遇難者家屬獲得約96萬元賠償和救助金中有31萬是政府綜合幫扶和社會愛心捐助。

东方之星沉船案例分析 第5篇

【摘要】人文关怀是新闻报道的重要方面,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人文关怀尤为重要。本文对“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新闻报道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进行分析,并指出我国新闻报道中人文关怀的现状,以期为今后新闻报道中有关人文关怀问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人文关怀新闻报道“东方之星”沉船

一、沉船事件与人文关怀

1、新闻事件的背景介绍

2015年6月1日21时30分许,隶属于重庆东方轮船公司的“东方之星”客轮,从南京驶往重庆的途中突遇龙卷风,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沉没。

事故发生后,湖北省启动突发事件一级响应,成立水上搜救指挥部。长江船务管理局和省、荆州市、监利县已调集力量在现场开展紧急搜救。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对长江沉船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国务院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搜救工作。同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率有关部门负责人紧急赶赴事发地,现场指导沉船事故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在此次“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各方媒体都进行了持续的跟踪报道,力求最大限度的还原事实,倾注大量的人文关怀,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做到了新闻媒体应尽的社会责任。

2、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一词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其核心是反对一切以神为本的旧观念,宣扬人是万物之本,用“人权”对抗“神权”,并且颂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人文关怀应当是对人的生活状态,精神和人格独立的一种关怀,换言之是要真正的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人文主义者”的唐君毅认为“人文的思想”即指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历史之存在与其价值,愿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决不加以抹杀曲解,以免人同于人以外、人以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闻媒体越来越重视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新闻媒体报道的人文关怀,主要指媒体对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的精神需求的关注,是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各种需求的肯定。即要求新闻媒体人充分尊重人权,以人为本。以“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为例,在这种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人文关怀显得尤为重要,这种人文关怀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1)充分体现对人的尊重

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人首先应当保持对遇难者的尊重,其次对遇难者家属的采访和报道也应当尽量尊重其隐私与悲恸情绪。

(2)尊重和满足受众的知情权

作为新闻报道尽量保持新闻内容的公开、及时、透明是首要前提。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首先受众作为新闻的主体对事件的内容具有知情权。其次,遇难者和遇难者亲属对事件的具体细节及善后工作都具有知情权。

(3)促进新闻事业自身的发展

新闻传播中的人文关怀体现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特性,有利于新闻媒体社会功能的实现。

二、“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媒体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1、新闻报道表现形式中的人文关怀

记者作为连接新闻和事件的主要媒介,在新闻活动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能自觉具有人文关怀的意识,充分尊重和理解被访者,将会在采访者和被访者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桥梁,减轻受访者的心理负担。使得双方可以更好地沟通,还原事故现场,进而挖掘新闻背后更多的故事。因此在灾难性新闻的采访中,记者在获取新闻素材的同时应充分尊重和保护受访者情感需要和隐私。

重大的灾难性事故不仅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更多地是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带来心灵和精神上不可弥补的创伤。同时全社会也会陷入巨大的悲伤情绪之中,公众不仅需要知情,更需要疏导和鼓舞。此时媒体不仅要对事故进行真实详细的报道,而且要把握好舆情,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在此次“东方之星”沉船事件的报道中,许多媒体就表现出来高度的人文关怀意识。6月1日晚,在沉船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许多主流媒体通过其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形式率先对事故进行简要的报道。6月2日早,各大电视台通过早间新闻对事故进行报道,使大众通过权威媒体了解事故的进展。与此同时各大网站纷纷开设专栏对事故进行追踪报道,电视媒体也对此次事故进行了集中报道,例如东方卫视在沉船事件发生以后迅速在常规新闻节目《看东方》中做了集中报道,而且暂停了随后的娱乐节目。在此次沉船事件中,各大媒体的反应及时,报道迅速,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稳定了民心,对社会的舆论导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新闻媒体还透过多种形式体现其人文关怀。例如,百度关于“东方之星”的搜索版面调整为黑白色,以此表示对遇难者的哀悼。在“东方之星”遇难人员“头七”祭奠日这一天,各大电视媒体纷纷停播娱乐节目。参与现场救援的解放军武警官兵列队,集体为遇难者脱帽致哀3分钟,现场船舶同时鸣笛3分钟,向遇难者致哀。在哀悼的队伍中,包括中新社在内报道沉船事件的媒体记者,也暂停手中工作,为遇难者默哀。②?各大媒体所表现出来的全国的哀悼也表现出了对逝者的尊重与安慰。

2、新闻报道内容中的人文关怀

在突发性灾难面前,对于新闻事实的报道和对人的精神关注同样重要。正如美国资深记者和新闻学教授罗恩.史密斯所言:“新闻工作者往往并不满足于报道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还想把社会问题报道得富于人性,甚至激起读者的同感。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和正在经历这些问题的人打成一片,以深刻的洞察力采访他们,心怀同情和关心描述他们的处境。”③因此在此次沉船事件中,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倾注了大量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在此次沉船事件中,媒体将人作为新闻的报道主体,通过镜头前的各种“人”来彰显对人的关怀和尊重。灾难带来的无疑是巨大的痛苦,但是我们更应该探寻这痛苦背后更加伟大的东西,即人性的光辉和人与人之间的爱。

在事故报道中出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幸存者吴建强与老伴一同乘坐“东方之星”客船旅游,不幸却遇到此次沉船事故。据吴建强回忆在沉船之际老伴为了让自己逃生,选择“撒手”,他说“多亏了老伴帮了一把才能逃生”。每每谈及至此,吴建强总是禁不住流下眼泪。在“东方之星”沉船后不久,搜救组紧急派出潜水员进行水下搜救工作。潜水员官东第一个入水,在舱室内探摸时,官东发现一位老大娘,他摸到老人身边,为她戴上潜水装具,并于20分钟后和其他潜水员一起将老人成功救出水面。65岁的老大娘朱国梅成功获救。不久后,官东在水下又发现一名幸存的小伙子,由于惊吓过度,情绪紧张,小伙子无法穿戴救生装具,官东果断脱下自己的潜水重装具,和另外两名潜水员一起把小伙子救了出来。这名21岁的重庆籍船员陈书涵顺利得救。媒体通过报道这些真实的镜头拉近了大众与受灾者之间的距离,正是由于媒体对于这些在事故中彰显大爱的故事的报道,激起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在此次事故中监利县的普通民众纷纷尽自己的力量为救援和接待安慰遇难者家属提供帮助。

对于此次“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政府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事发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长江沉船事故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国务院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搜救工作。同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批示交通运输部等有关方面迅速调集一切可以调集的力量,赴现场指挥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2015年6月2日晚,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搜救工作指挥部会议上当即决定,成立国务院“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调查组,立即展开调查工作,彻底查明事件原因,给遇难者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的交代。

在此次灾难报道中,对李克强总理的报道深入人心。李克强总理及随行人员向逝者鞠躬默哀,表达对逝者的尊重。他反复强调,人命大于天,当前最关键、最重要的是搜救人员,每一分钟都非常宝贵,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千方百计,尽最大努力,任何可以救人的方案和措施都不能放弃。④这些报道体现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表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

结语

随着新闻改革的发展,我国灾难性新闻的报道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在经过汶川、雅安、芦山等重大灾难的报道之后,新闻媒体在进行灾难性新闻报道时都自觉注入了人文关怀。诚然,由于对人文关怀认知的缺乏,我们在一些新闻报道中仍然存在不足,但是总体在逐渐走向成熟。媒体也逐渐担负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总之,虽然此次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媒体在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理念值得我们借鉴。媒体人只有在报道过程中重视人,关注个体的精神情感,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个人的权益和隐私,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①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②http://,中国新闻网

③罗恩?史密斯:《新闻道德评价》[M].新华出版社,2001

④http://news.youth.cn/wztt/201506/ t20150605_6718709_2.htm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2014级研究生)

东方之星沉船案例分析 第6篇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的当代社会,各类手机app也应运而生。新浪微博也随机成为了当下热门应用,随时随地快速便捷获取海量新资讯。2010年之后,几乎所有的突发事件都是微博首发,微博直播。微博用户的渗透率和规模在持续增大,渐渐成为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新闻媒体对于事件的积极传播以及微博用户的“抽丝剥茧”对社会热点问题起到了一个“深入挖掘”作用。在网络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配合下,影响着网络舆情的形成和传播。

6月1日,新华网在微博上发布一条有关“东方之星”客轮长江翻沉的消息迅速掀起了网络圈的一阵巨浪。网民利用微博平台,表达了自己对此次沉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评价,随着事件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强大的网络舆情。如果不及时、不合理应对或者是应对不够到位,网络舆情会在个别民众的引导和利用下,迅速转化为现实社会中的公共安全事件,危害社会的稳定。如何面对汹涌的舆情,减轻网络舆情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就成了政府所要做的重要功课。

二、文献回顾

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发现,现有关于网络舆情的文献主要从概念、构成要素、形成过程等角度展开。“网络舆情”一词是由“舆情”衍生而来,所以“网络舆情”的概念也可以由“舆情”的概念演化而来,因此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舆情”。王来华(2003)认为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就有关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各阶层民众对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李小晖(2011)基于王来华的“舆情”概念认为舆情是指包括个人、集体和组织在内的参与主体通过相关媒介进行交流和交流活动有关的各种要素的总和。在网络舆情的构成要素方面,陈力丹(1999)在研究舆论的一般形成过程时把“社会变动、较大事件的发生刺激意见的出现”作为第一个因素提出。李小晖(2011)指出,网络舆情的形成要有网络参与主体、网络载体、倾向性言论、扩散和反馈。一是参与主体通过网络媒介发表个人倾向性意见;二是现实社会对倾向性意见的发表、交流活动的支持程度。刘毅(2007)认为,网络舆情的要素是网民、公共事务、时空因素、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网络舆情的强度、质和量。余亮(2013)指出,舆情包含民众、国家管理者、社会事件。除此之外,他还指出,网络舆情的产生和发展以互联网为依托媒介,网络作为载体,所以互联网也是构成网络舆情的要素之一。国外在网络舆情研究方面大多与政治相关。Stromer-galley J(2003)研究发现这些用户会受和自己观念想法不同的人的影响,他们肯定和接受在网络上其他人的观念,不断更新和改变自己的观念。DC Mut(2001)为网络舆情影响民众的观念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政治信息源是影响广大民众形成不同的政治观点的关键要素。M E Wojcieszak(2009)研究了网络舆情对民众观念的影响程度和主要影响的团体,民众的观念会受到网络舆情的影响。也有很多学者对网络舆情的应对提出了相应的策略。马荔(2009)认为法律机制是最重要的治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途径。史波(2009)从管理运行、预警、处置和善后四个方面提出应对网络舆情的措施。张玉强(2012)提出引导网络舆情危机,要采取多渠道、多措施的引导策略,坚持一般引导和分类引导相结合。周锋芒(2014)从体制建设、法制建设,应急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应对网络舆情公共安全方面的对策。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网络舆情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在网络舆情研究方面大多与政治相关。我国在网络舆情研究方面发展势头迅猛,对网络舆情的概念、构成要素等方面的研究较多。但随着互联网和各种新兴的信息媒介的产生和发展,网络舆情势态不断增长。特别是,近年来人类旅游规模不断增长,旅游危机事件也频频发生。结合我国国情,汲取国外网络舆情研究的长处,探索出我国网络舆情的发展规律,为政府应对网络舆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建议。网络舆情是一个融合交叉公共管理学、传播学等的研究领域,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是在研究社会结构的需要而兴起的一种分析方法。简单的来说,社会网络是由无数的点和无数的点之间复杂的连线构成的一个网络,“点”是代表社会中的行动者,“边”是代表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分析法主要是分析在一个特定空间范围内,行动者互相间的关系状况,寻找其中的特征来发现对组织的影响。社会网络分析法不但能够测量节点与节点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通过ucinet、pajek等软件工具来进行互动关系的测算。

(二)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是对整体网络结构的测度,以“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作为案例分析对象,收集统计网络舆情数据,研究网络中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联系。通过分析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各节点的不同的作用,来为正确高效引导控制网络舆情提供依据。通过社会网络的关系矩阵和网络结构图来构建突发型事件舆情的传播模型。首先选取并确定要研究的节点,搜集和统计数据,运用UCINET软件测算出该社会网络结构的密度和度中心性。

1.样本选取

在“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网民主要通过微博平台转发评论进行信息之间的传播交流,所以研究数据来自新浪微博。本研究共选取微博平台上25个节点,首先选出发布有关此次沉船事件的微博转发量较高的前五位,主要是各新闻媒体微博。再选取5位发布有关沉船事件的其他用户作为节点,主要是名人明星和粉丝数较高的用户。剩下的15个节点再在这些初始节点中随机抽样。以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关注、转发和评论等数据进行联系。在舆情传播网络的关系矩阵中,如果甲转发乙的信息,那么甲与乙的联系为1;反之,甲与乙的联系为0。

四、研究分析

基于“东方之星”舆情网络关系网络图对该事件的社会网络关系中的网络密度和度中心性进行相关分析。

(一)网络密度(network density)分析

网络密度是一个衡量网络中节点与节点之间相互联系程度,就是网络中各个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度,成员之间的联系越多,那么该网络的密度也就越大。它的取值的范围一般是在0~1之间。但是Mayhew和Levinger指出,实际完全图的连接数要远远大于抽样图的连接数,所以利用随机选择的数据测量出的网络图最大密度值是0.5。运用Ucinet软件对“东方之星”沉船事件舆情传播进行密度测度的结果为0.2391。结果如图1。因此,“东方之星”的舆情传播网络范围内各个节点与节点之间关系不是很紧密。网民对事件多数只是单纯的转发评论,网民之间的互动程度不高。但随着沉船事件的进展,参与沉船事件讨论的网民数量会不断变多,网民作为网络舆情主体,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讨论量的增多而越来越密切。这就需要舆情管理者对舆情发展的动态加大关注,加强舆情监督,正确引导网络舆情。

(二)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分析

度中心性是在网络分析中刻画节点中心性的最直接度量指标。一个节点的点度中心度越大就意味着这个节点的度中心性越高,该节点在网络中就越重要。运用Ucinet软件对“东方之星”沉船事件舆情传播度中心性进行测度。

度中心性的大小可以直接反映节点在传播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可以将以上节点进行简单分类:新闻媒体类、网络红人类、以及普通用户类。

由图2可以看出,新闻媒体类的度中心性都相对靠前。其中,度中心性最高的是新华网,也是很容易理解,新华网是在微博平台第一个发布“东方之星”客轮倾覆消息的,自然会拥有较高的信息传播力。也就是说新华网作为一个重要的节点,他发布的关于沉船事件的微博能被更多的网民看到和认可,在网民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很高。同时,新华网代表的也是媒体方,从整体上看,新闻媒体的度中心性都相对高,说明在网络舆情的管理上,媒体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新闻媒体发布的有关“东方之星”沉船的后续信息虽然不能直接决定大众对沉船事件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媒体设置的传播议题从而影响大众对沉船事件处理进展的态度评价。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个普通微博用户“动脉影”的度中心性也十分靠前,甚至超过很多媒体,成为了一匹“黑马”。该微博博主在事发后于6月2日写下了一条微博,一天内被转发了10万多次。该微博的内容是:我最感动的是为了方便救援,三峡大坝蓄起了水,使通过水库的水从每秒1万7立方米降到7000立方米,这个新闻淹没在了茫茫多的新闻里,但是能从这看到这种统领全国人命为重的责任与能力。”该微博引起了网民大量的转发评论,是说出了网民的爱国之心,引起了共鸣。在这次“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该微博用户宣扬了爱国主义正能量,降低了负面网络舆情影响。

在新浪微博中,可以将网络红人最直接的分成“名人明星”和“草根”。何炅、姚晨等名人明星在大众面前的曝光率高,在微博上也拥有上千万的关注者,所以他们传播信息的关注度很高影响力也很强。但名人明星作为公众人物,他们通常传递的是正能量。何炅、姚晨等关于“东方之星”沉船事件的微博被大量转发和评论是因为他们对事件中遇难人员发微博祈祷祝福,引起了网络很大的反响。“作业本”作为草根阶级,也拥有大量关注者,他因为常常发表另类新颖的观点而引起网民很大的共鸣,在这个微博平台上他成为了意见领袖,在一定程度上能引导舆论。

普通微博用户的度中心性都很低,对网络舆情的发展一般不会造成重大影响。但出于防患于未然,可以对所有用户发布微博内容的关键词进行监管,防止谣言的散播造成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

五、研究结论

社会网络分析法可以通过计量的方法判断出各个节点在事件中的影响力,对高影响力的节点进行有效的监管从而可以高效率地管控网络舆情,正确引导舆论。

(一)监管媒体议程设置,正确引导舆论

新闻媒体在突发的危机事件中,掌握更多最新消息,传播性和影响力也大。新闻媒体往往是拥有最新的一手消息,担当着网络舆情“创始人”的角色,作为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需要对新闻媒体发布的内容进行第一监管。新闻媒体发布的信息虽然不能直接决定大众对事件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媒体设置的传播议题从而影响大众对事件的态度评价。因此,在监督和引导舆论上,通过对度中心性较高的媒体议程设置的监督,管理网络舆情,及时防范不良网络舆情的扩散。

(二)监督“意见领袖”,把握舆论方向

草根网络红人作为“意见领袖”在微博上对于危机事件的看法态度也会影响很多网民。“意见领袖”会将获得信息加入自己主观的想法,然后把加工后的信息传播扩散给更多网民。因此,在控制网络舆情上更应加大对这些用户发布的内容的关注和追踪,发现不良舆情要及时切断其信息传播路径。同时也要重视网络舆情反馈作用,更好地把握舆论的方向。

(三)重视网络舆情“黑马”,控制舆论节点

在具体的危机事件中,可能会意外出现某个微博普通用户的度中心性极高。该普通用户发布的一条关于事件的微博,其中某个观点受到大多数网民的认同或者反对都会出现疯狂转发评论的情况,成为该事件中网络舆情“黑马”。他的言论能在复杂的网络语言环境中受到广泛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左右网络舆情的发展。不同的危机事件中,网络上出现的“黑马”位置角色可能会不同,可能会对网络舆情造成正面的影响或者负面的影响。无论怎样都不应忽视这类特殊情况,还是应该对此加强舆论监督,降低网络舆情负面影响。

摘要:网络舆情的本体是与危机事件有关的信息文本内容。文章以“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为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微博平台中节点之间的联系,将节点在社会网络关系网中的影响力的研究,转变为研究节点在网络结构中的中心地位的研究,也就是社会网络中的度中心性。从而有针对性地管控影响力大的微博用户信息的发布和传播,有效地做好网络舆情的监管。

关键词:危机事件,微博,网络舆情,社会网络分析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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