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教案范文

新中国史教案范文（精选6篇）

新中国史教案 第1篇

中国史学史教案

附中国史学史参考书目：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批评纵横谈》朱杰勤《中国史学史》等等,以上史学史，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史籍介绍和汇编为主，阐述其源流，考订其史官制度之变迁，重于历史文献学和制度的发展；另一类为历史哲学方面的内容，阐述历史意识的产生、历史学的形成与历史发展的关系，探求史学发展的规律，以及史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第一讲

中国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及史学的起源

一、中国史学史的任务

中国史学史是阐述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清代朴学的兴起与其时代的关系，宋代理学兴起与史学著作之风格如司马光与司马迁对于三家分晋的记载大不相同）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如甲骨文的了现对于古代历史认识的改变，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是史学的总结，更标志着政治方针的重大变化。），（中国的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则是新兴的学科，近人梁启超、夏曾佑在建立方面有一定功勋，他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新史学》等著作，尽管不够严谨，其奠基之功不可没灭。）通过叙述史学本身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的具体过程和源流演变进程，并揭示其发展规律的历史。

历史学与历史是有区别的，历史是曾级发生过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上的真实事实，而历史学则是通过利用史料来研究和描述人类历史的学科，它包括占有史料、认识历史以及历史研究、历史编纂的理论和实践，带有很大的主观性。

历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一方面，史学随着历史（诸如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了发展而发展，并在促进历史的发展中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它又因为对历史的认识需要有个认识上和技术上的准备过程，往往表现出滞后于历史发展的现象（人们的认识水平是非常重要而关键的，如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可谓见仁见智），甚至不如哲学和政治学那样跟得上历史的脚步。历史也是变化发展的，要从后往前进行观察，正如人们所说的“周公畏惧流言日，王莽谦恭待士时。若是当时便身死，千古忠佞有谁知？”。（又如人们对秦始皇修陵墓大加挞伐，但今天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为我们创造了大量财富。）

二、史学的起源

自从有了人类的历史，就产生了人类最初的历史意识。我国原始社会的人们，在生产斗争（治水平土和耕稼）和氏族部落间械斗的过程中（如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黄帝与炎帝和蚩尤的战争等等），为了积累和保存以往的经验，纪念那些为公众利益做出贡献的英雄人物以及自己的祖先和氏族的起 源的传说（这反映了原始婚姻关系的情况，如盘古氏开天地，如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商的祖先，弃为其母姜原践巨人足迹所生，《山海经》、《诗经》、《史记》等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多有），先是口耳相传，继又辅之以结绳刻木的手段帮助记忆，这种原始的历史观念和流传方式，是历史记载发生的前提。这些远古的传说在史学上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是远古的和非史学的，只有它们才能提供关于史学来源的材料。首先，远古的传说不仅反映了氏族社会人们的历史意识，而且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真实的历史内容。其次，当人们创造出来文字以后，这些远古的传说经过后人的加工、整理并记载下来，成为史学家探索、揭示先民初始时期社会历史面貌的重要资料。第三，远古的传说所反映出来的氏族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社会、神和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原始意识，曾在相当长的年代里影响着文明时代史学家的历史观点的发展和史学的面貌。今天，我们从先秦史籍中还能看到被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古代神话、故事传说，尽管这些资料记载是零星的，并且免不了都经过后人的加工，而且各书的记载亦互相差异，但无疑都是现实生活斗争的反映，是古代历史的镜子，而不是后人凭自己的臆想所虚构出来的。后来文字与历法产生以后，人们又用文字来记载历史事件及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而形成了历史著作，历史学终于产生了。

三、史籍和史官

中国史学的产生于奴隶社会，从夏到到西周的一千多年间，奴隶主不仅占有物质资料的生产，而且垄断着精神产品的生产，历史学被奴隶主阶级所垄断，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无不打上奴隶主阶级的烙印。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颛顼帝和帝尧时，因为上古时期“古者民神不杂”，由于出现了九黎乱德的情况，人人可以沟通天人，致使 “民神杂糅”、“民神同位”，使神灵 “无有严威”，于是“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第二次是在帝尧时期，他出兵征伐三苗，所谓“报虐以威，遏绝苗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这样就把沟通天人的特权掌握在奴隶主阶级自己的手中，他们这种垄断是通过巫觋（男曰觋，女曰巫。）来实现的。

我国从夏代起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机构，于是就要拟定各种制度，发布政令，从而产生了文书。各个部门进行工作，都各有自己的文件，如军事、政治、生产技术等等，将这些文件分类加以保管，就成为档案，这些档案文件便是最早的成文史料，流传至今的《尚书》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档案文件汇编。

天命思想是商周奴隶主阶级继承原始社会人们对于自然（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认识的一种遗迹，也是他们进行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殷商奴隶主阶级认为天命决定着人事，如史书上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以此神化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统治。殷人已有明确的史书记载，所以《尚书》上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西周统治者虽然鉴于商亡的历史教训，感到天命不可尽信，但他们提出的“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原则，仍然带着旧的迷信天命的色彩。商周统治者都从天命论证历史和说明现实的情况，表明神意史观在当时占着主导的地位。

当时辅佐商王和周王进行统治的官吏，具有宗教首领的性质，他们的知识结构具有宗教祭祀方面的知识、中医药方面的知识和天文方面的知识，是中国第一代的知识分子，也负有提供历史经验的责任，所以叫做巫，也可以叫做史，所以上古时代是巫史不分的。其中有一些史官，虽然不是专为记载历史而设，但他们 除交通神人、处理政务、箴君王、备顾问外，还掌管文书、起草公文、记录时事。还常为国君讲授历史，以使国君无忘先王之业，当时的统治者还把历史当作教育后代的课本。这样，大约在距今三千七百多年以前，我国就出现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又连续不断地产生了甲骨文、金文，《尚书》、《诗经》等最早的一批文字资料和作品。未能成文的历史和时事，则主要依靠瞽史（可见古代人们的社会分工是很合理的，也是各用其所长，人尽其材），默记口诵，赓续流传。

从甲骨文起，在历史记载中所包含的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始末诸要素日趋完善，涉及到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的各个方面，其写作技巧也日益提高，历史著作产生的条件已逐渐成熟起来。

“史”字原义，并非指书，而是指用文字记事的人，是职务名称，如同后世起草文书、掌管文件的秘书、书记之类的官吏，职位并不太高。在西周，一些下级机关部门，凡是从事于记事的官吏皆称史。（中国古代很多制度是从周代完善起来并有典籍记载的。）《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对此，清代学者江永曾作过解释，认为这里的“中”是指簿书，“又”是指右手，手持簿书为“史”，这正与周代那些起草文书、掌管文件的官吏叫“史”之义相符合。为什么当时把簿书叫做“中”呢?清代另一学者吴大澄有过进一步的说明，认为“中’字是“册”的简笔字，持中就是持册。周代把办理文书的工作叫做“治中”，这个“治中”也就是治册，是办理文书的的同义词。

夏代既然已经出现了国家，那么在奴隶制国家机构中，设置这类性质的官吏应当说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古籍中亦记载夏代设有太史令。如《吕氏春秋·先识》篇说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至于殷代设置这种官吏，则已更无争议，《尚书》上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不仅在《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等先秦史籍中都记载有内史等名称，而且甲骨文中亦有“作册”、“史”、“太史”、“内史”、“尹”等职称的出现。这些职称，直到西周初期还在沿用着，西周金文里就有“作册”、“内史”、“内史尹”等的称呼。在《周礼》中则还记载了周代的史官设置，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这五史之说，前人依据春秋时期史料考定，基本上都得到证实。史官的地位是比比较尊贵的，而且是世袭的，带有文化家族的意味，占有独特的知识话语的权力。另外，在《礼记·玉藻》篇和《汉书·艺文志》两书还载有左史、右史的名称，不过所记职责互不相同，前者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后者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对此，清代学者黄以周曾作过考辨，指出其具体分工应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二史都是设在国王身边的官吏，记言就是为国王起草文书，发布文告推行政令；所谓书事，则是指负责记录所发生的与国王有关的一些事件，这就不单局限于人事方面，自然界的重大变化即天道亦需记载，周代史官已经比较完善了，不仅王室有史官，至少在春秋时各诸侯国各有史官和史书，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郑志》以及其余各国之《春秋》其名称散见于各种史籍之中，如董狐（晋）、齐之太史兄弟、南史氏、左史倚相等等，打破了王室垄断史书记载的特权。三代以来史官的发展趋势是人事的内容逐步超过了天道，史官的职守逐步地摆脱了神道宗教的事务，慢慢地分离而成为某种专业，因而史官有更多的机会从事于历史记载、史料的搜集、汇编和保存，这就为史学进一步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西周统治者的道德观念，与其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并成为统治集团成员言行是非的准绳，维护着奴隶制的等级制度。所以，其道德观念，对整个社会具有法律裁判的性质和作用，而对历史著作也就具有了指导思想和理论根据的意 义。

至少在春秋初期，为了在历史记载中直接表达统治者的愿望和要求，史官们经过长期的记事实践，根据当时存留史事的格局，逐步在记事中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表现其立场观点的方法。记注式的文字记录，已初具历史著作的性质。《春秋》是这种著作的代表。它按时间顺序记录史事，奉周礼为评人论事的标准，着重于对统治集团成员的道德训诫。是我国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具有历史著作雏形的官修编年史。

四、甲骨文与金文所记载的历史

不仅关于史书史官的记载见之于文献，而且见之于甲骨文字与金文等实物资料。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体文字，已发现的大约有十万片，可以辨识有三千多字。因为它是殷商王家占卜的文辞，所以也称之为卜辞。殷人信奉鬼神，事无大小，都要取决于占卜。凡政治、军事、病丧、祭祀、风雨以及日常大小事件，事先都要先占卜一下，并把占卜的原因和结果，刻在甲骨上面。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古籍里所说的“君举必书”的最早起源。正因为一举一动都有记载，所以其内容非常广泛，可以说反映了殷商社会的各个方面。

(1)反映自然界的变化：风、雨、日蚀、大风暴的来临，天象的恶劣变化等。（这从《易经》中的一些内容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人们对于自然与人事的关系的得视。）

(2)反映对外战争：为了获得大量的奴隶以满足奴隶主阶级的贪欲，殷王朝曾向周围方国部落不断发动战争，抓捕俘虏以充当奴隶。武丁时代战争特别频繁，甲骨文中有大量记载。

(3)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反映：据专家研究，殷代全国各地建造了很多监狱，用来囚禁奴隶，而奴隶则用逃跑、暴动等方式与奴隶主进行反抗斗争。这类记载在卜辞中数量相当大，它一方面反映了殷代统治者利用庞大的国家机器对广大奴隶进行统治和镇压，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和激烈。(4)关于生产活动的反映：在殷代，特别是盘庚迁殷以后，农业逐步发展起来，在卜辞里有禾、黍、麦、稻、米、、田、圃、蚕、桑等字，并且占卜有年、受年和祈年的记录很多。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历法，也已经相当严密，在甲骨文中，习见“十三月”的名称，足见殷人是懂得置闰的。手工业方面，从地下发掘资料证明，不仅种类很多，而且所造的工艺品还非常精致。甲骨文里除了载有铜、石、玉、骨等工种外，还有造船、织绸、制革、酿酒等部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殷代在交通方面已有了驿传制度。

另外，关于殷王的生活、迁都的情况以及各种祭祀活动也都有记载。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尽管甲骨文不是有意识的历史记载，同时它的内容又是以王家活动为中心，但毕竟为我们透露出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又不象后世史书那样往往经过有意的粉饰、歪曲和篡改，因而其真实性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更何况商王的王家活动又不可能是孤立的，它与当时社会的各方面都 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甲骨文无疑是我们研究三千年前殷商社会历史、政治、军事、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等珍贵的历史资料。

金文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现存西周钟鼎文就是西周史官们的一种作品。金文又称钟鼎文，是铸在钟鼎盘盂等青铜器上的铭文。钟鼎文起源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流传下来的两周青铜器，有铭文者已达四千具以上。古人铸器，本意在于实用。在器物上刻字或铸字，起初是为了示其所有，后来又发展到有专为勒铭 记事而作器。如《墨子·鲁问》云：“攻其邻国，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存世金文中有关祀典、锡命、征伐、契约等等的记载，最长者达四百九十七字，为毛公鼎铭。金文一字一句皆为古人真迹，绝无传抄错误或经后人窜改的毛病，所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内容多为分封、赏赐、战争、纪念、会盟等的专门纪念，也可以作为日后的封地归属的凭证。由于文字发展到此时已经比较成熟，所以金文又多少带有工艺品的意味，所以制作精美，书法考究，成为后世学习书法的范本。

除官方史官外，还有一些辅助性的史官的作用亦不可低估，如古书上所说的瞽史、朦史。对于史料的留存和史事的传播来说，瞽史的作用亦不能低估。古籍中往往把他与左、右史相提并论，不是没有道理的。瞽朦是属于太师的乐官，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

(《周礼·春官》)，即“主诵诗并颂世系，以戒劝人君‛。又说“瞽为诗”，他们的说唱，应包含着比笔录详尽的史实，对简略而缺乏关联的左、右史的记录，起着联络会通、委曲细节的作用，他们之间相互补充，保存了我国古史的相对全貌。春秋时人引的《瞽史之纪》，可断定是他们讽谏周王的文字记录。

《国语·晋语四》引“《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谷之滋，必有晋国’。”又引“《瞽史之纪》曰： 唐叔之世，将如商数’。”语意都是和其“知天道”、“世奠系”吻合的。靠他们口诵而赓续流传的史事，为以后融合言、事的史书的编纂，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五、《尚书》及其史学价值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其体裁属史料选辑。它的内容主要是政府档案，如报告、公告、誓词、命令之类，所以它也是远古历代的政治论文集。相传孔子曾整理编选过《尚书》，因而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又称《书经》。班固《汉书·艺文志》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指春秋时代的秦穆公，而不是战国以后之秦朝）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始皇焚书时，《尚书》一度散佚，至汉文帝时，尊孔崇儒，才由秦时任过博士官的老儒生伏胜口授默写出来，共有二十八篇，因为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所以叫《今文尚书》，《今文尚书》被西汉政府立于学官，设立博士传授，因而广为学者所传诵。汉武帝时，鲁共王刘馀，“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艺文志》）所谓古字，即秦以前的籀书，也叫蝌蚪文。经过当时学者孔安国的校读整理，结果比伏生传授的多出十六篇，于是世间便出现了今文与古文两种不同版本的《尚书》但《古文尚书》没有列入学官，流传不广，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便失传了。到了东晋王朝在江南建立后，为用儒家思想来巩固统治，广求经籍，豫章内史梅赜便出来献上一本所谓《古文尚书》。它除包含《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以外，还多出二十五篇，又带着孔安国的《传》，即注释，说是孔壁《古文尚书》失而复得。大家信以为真，加上朝廷的提倡，于是广为流行。唐代孔颖达奉诏编定《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其中对《尚书》的解释，就用这孔安国的《传》。当时梅赜所献的这部《古文尚书》，被作为官定本颁行全国，元、明、清时，民间乡垫都读它。其实孔壁《古文尚书》业已亡佚，梅赜所献的这本连同《孔传》，乃是三国末年魏晋间人伪造的。宋朝的朱熹已怀疑梅氏《古文尚书》的可靠性说：“伏生书多艰涩难晓，孔安国壁中书却平易易晓”，认为不合事理，令人怀疑；至于《尚书》孔安国《传》，则“恐是魏晋间人所作，托安国为名。”（《朱子语类》）至清 代，阎若璩写了一本《尚书古文疏证》，举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据证明《古文尚书》是伪作，后来丁晏又著《尚书余论》，惠栋也著文进行说明，进一步揭露伪造者是三国魏的王肃，于是《古文尚书》是假书，孔安国的《传》是伪《孔传》，终于成为铁案。这是我国学术史上极有科学性的一项研究成果。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尚书》，是《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共有五十八篇，其中今古文都有的三十三篇为真，其余为伪。两书的篇目划分也不尽相同。由于《尚书》的今古文之争，所以后世形成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学派，其风格大为不同。大致而言，古文学派忠实于经文原意，重于训诂、音韵与文字的考订与名物制度经典的解释，今文学派重于发挥经文中的微言大义，重于阐释经文中所包含的伦理与哲学思想，而且为后人的自由发挥提供了一定空间，多为变法者或思想宣传家所所采用。

《尚书》是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其内容大多是历史人物的言语，诚如唐代刘知几所说“盖《书》的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史”（《史通·六家》）《尚书》基本上是统治者的讲话记录或文告。典是重要的史事记录；诰是君对臣的谈话；谟是臣对君的谋划；誓是王誓众之辞；命是册命或君主的某种命辞；一言以蔽之，《书》是政事之纪，它反映了我国奴隶社会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若按其性质而论，可以分为如下六类：

（1）讲述帝王事迹：如《尧典》，这已经可以称之为正式的历史，所以大家认为是战国时人根据传说追记成的。

（2）记载典章制度：属于后来志书性质，如《禹贡》，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地理志，据近代学者考证，它也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吕刑》则类似于后代的刑法志。

（3）议论国家政治：《洪范》就是箕子为武王论天地之大法，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4）

誓师词：如《甘誓》、《牧誓》就是分别为夏启、周武王对外作战的誓词。

（5）

策命：《文侯之命》是周平王封晋文侯为方伯(诸侯的领袖)的命令。

（6）

诰：诰在全书中所占比重最大，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有的是自上而下，也有是自下而上。《盘庚》是商王对臣民的训话，属于前者，《无逸》则是周公劝告成王之词，属于后者。

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前三类乃是历史记载，后三类则为文书档案。从总的来看，尽管它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历史著作，但其史料价值却不可忽视，因为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而又较完整的史书，保存了我国奴隶社会最早的一批重要文献，特别是商周二代。这些文献资料对于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情况、生产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重大的作用。盘庚迁都，是商代历史上一件大事，这位商朝的“中兴贤主”为了迁都到殷，先后发表过三次讲演。由于当时从世族百官到百姓庶民几乎一致反对，所以他反复说明迁都的原因，劝告群臣必须服从王命，指责群臣不该以“浮言”鼓动群众，并告诚人民应当听从他的命令，否则将如乘船一样，会有沉溺的危险。《盘庚》篇就是这三次讲演的记录，它不仅反映了迁殷前后臣民的不安情绪，面且也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阶级关系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等情况。虽说是当时的政治文件，却成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至于《周书》十九篇，除少数篇目外，大都为西周初期的文献，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周初统治者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诸如武王伐纣、周公讨叛、营建 洛邑、封树侯国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逸》篇，已经体现出周初统治者具有以殷为鉴的思想，它告诫成王不应贪图安逸，要效法文王勤劳节俭，“怀保小民”，这种敬天保民、以殷为鉴的思想在当时来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尚书》既是文件汇编，因此在内容上各篇之间互相独立而缺乏内在联系，加之又无明确的时间记载顺序，就为研究古代史的人留下了一些困难。

第二讲

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一、《春秋》名称之由来

春秋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因为一部史书而得名的，这是因为记事必须标年，商时一年只分春秋二季，所以取春秋二字连用来代表年，作为史事记载的通称。晋代杜预在解释《春秋》书名时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同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春秋经传集解序》）这就是说，编年史体之所以称为春秋，就因为其书以年为纲，举春以包夏，举秋以赅冬。因此，春秋时代以后仍然有许多编年体史书籍沿用着这一古老的名称，如《吴越春秋》、《楚汉春秋》等。

春秋时各国史书各有其名，如晋国叫《乘》，郑叫《志》，秦叫《秦记》，楚叫《梼杌》，鲁国叫《春秋》，孔子编的史书名为《春秋》，就是沿用鲁史记的原名，以鲁国旧有的史书为基础，（鲁国是史书和保留周礼文化最完善的国家），又是当时通用的一个名称。但随着各国史记的忘佚，《春秋》之名便专属孔子了。

二、孔

子

生

平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他的祖先原是宋国奴隶主贵族，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失败，迁居鲁国，家庭衰落。所以孔子早年生活贫困，靠给富贵人家相礼为生，也做过管理仓库和看管牛羊的小吏。中年时曾一度担任过鲁国季氏政权的中都宰和司寇等职。此后便“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是并无成效。他一生当中，很大部分时间是用在讲学和整理典籍上面。他一个人招收大批学生进行讲学，据说他有弟子三千，其中有突出成就的为七十余人。他的学生中如颜回、原宪等不少人的出身是很贫苦的。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古时学在王官，而他却大开私人讲学之门，这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对“官府之学”的冲击和对非官方学术活动的开展都起了很大作用，使学术文化得以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开放。

在讲学的同时，孔子还整理了古代典籍《六经》，并用它作为教材教育学生，从而使这些典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所以孔子在教育史上、文化史上都是作出过重大贡献的。

由于孔子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教育文化实践中的丰富阅历以及好学勤思的习性，使他成为春秋时代最大的思想家和学者，就在当时已被人们认为是“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的杰出人物。但是孔子在政治上毕竟是个保守主义者，他相信周王朝是社会制度的最完美形式。所以他虽然生活在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但他不是站在这个时代的前列为新制度的诞生而 大喊大叫，相反，他是一位哀叹世风不古而力图重建文武周公事业和他自己理想中的西周盛世而奔走呐喊的保守思想家。他对西周初年的政治家周公旦推崇备至，他经常形于梦寐：“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楚见周公！”（《论语·述而》）

但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作为封邦建国制基础的井田制在瓦解，奴隶制在崩溃，社会即将进入土地私有制，进入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奴隶主贵族的最高代表周天子的权威旁落，各地诸侯也逐渐衰弱了，而大夫则日益骄横，陪臣执国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子式微，诸侯坐大，这是历史的趋势。孔子看到奴隶主阶级江河日下，礼崩乐坏，痛心疾首，为挽救日见衰败的奴隶制，孔子为之奔走呼号，为维护封建礼制而呕心沥血，如在他七十多岁高龄时，他听说鲁国的大夫在季氏自己家中用天子之乐舞八佾，他怒不可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请求国君派他带兵去讨伐大逆不道之臣。他克已复礼的主张到处碰壁，但从不灰心。他的这套政治方针当然是行不通的，他只能到处碰壁，正如鲁迅先生所形容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孔子在政界失败了，便去从事文化教育，拿起文史作为斗争工具，从思想意识方面继续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

三、孔子作《春秋》的目的

孔子出身于贵族,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他自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重礼文、行、忠、信的教学内容，强调历史知识、社会实践和作人原则的结合。由于在政治实践上的处处碰壁，他改而企图用学术著作来宣扬并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作春秋的目的，主要出于一种拨乱反正的目的，重建自己理想中的社会道德准则，通过对历史上一些人和事的叙述和评论来宣扬自己的学说。他认为：

“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通过史实来说明问题，将比空谈理论深刻明白得多，所以他修编了《春秋》一书。他作《春秋》的态度近乎苛刻，以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崇高的责任感来写的：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

对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司马迁和孟子都有评论，司马迁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孔子作《春秋》的主要目的在于阐述“王道”，维护周礼所规范的社会秩序，孟子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和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司马迁又说：

“上大夫壶遂曰： ‘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 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孔子修《春秋》并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有他明确的目的，那就是通过写历史来宣扬他的思想观点，评论“是非”，“惩恶而劝善”，鞭挞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拥护周天子的权威，维持正在崩溃之中的奴隶制，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的社会状态，通过正定名份，使人各安其位，各尊其德，即所谓“拨乱世反之正“。所以，《春秋》与其说是一部史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政治学著作。

四、《春秋》的思想特点和史学特点

1、主观主义的历史观点，所谓尊尊亲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孔子修《春秋》并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从研究史实中得出结论的，而是结论早已存在于他的心目之中。他常常是强使史实就他，用选择甚至歪曲史实的办法，来宣扬他的思想观点的。例如，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夏天，晋文公在城濮大败楚国，成为中原的霸主。当年冬天，又在温地大会诸侯以讨不服，并把周天子也叫去参加。周天子这时早巳失去了过去的权威，只好听从诸侯的召唤，亲自赶去听侯吩咐。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孔子根据他”君君臣臣“、维护周天子权威的原则，认为自古以来，只有天子召见诸侯，哪有诸侯召见天子的? “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于是便在《春秋》中把这一历史事实写成：“天王狩于河阳。”意为周天子到河阳(在今河南孟县西)冬猎。这样写，周天子的权威是维护住了，天王像个天王的样子了，晋文公以臣召君之失也掩盖起来了，臣下像臣下的样子了，但却完全违背了事实，是十足主观主义的写法。

又如《春秋·闵公二年》记载：“十有二月，狄入卫。” “入”意为侵入过，但不能占有其地。而实际情况却是狄灭了卫国，那个好鹤的卫懿公君死臣散，国土为狄人所占领。孔子为什么不据实直书呢?因为当时齐桓公称霸，若写狄灭了卫，就等于说齐桓公不能尊周攘夷，不能攘逐北方的狄人，不能救患、分灾、讨罪，霸主不象个霸主。所以必须为齐桓公隐讳耻辱，只说狄人到过卫国。

再如鲁隐公是被鲁大夫公子羿所杀，鲁桓公被齐侯所杀。当时鲁桓公带着他的老婆姜氏到齐国会见齐侯，姜氏同齐侯私通，为桓公发觉，齐侯就叫彭生将桓公弄死。按照《春秋》用词的惯例，隐公应书被 “弑”，桓公应书被 “戕”。但这样写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不光彩的，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于是孔子就在《春秋》中书作：隐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桓公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薨”的含义是寿终正寝，善终，不是被杀。这样孔子就隐讳了尊者的无耻，但却掩盖了事实的真象。

2、惩恶扬善，立场鲜明。这尊者隐讳的史学方法，孔子修《春秋》时使用得很多。孔子千百计地掩盖统治者的丑事和罪恶，无非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尊严，让人们顺从他的统治。而在另一方面，孔子对于敢于犯上作乱，敢于不遵守奴隶社会的秩序的，则坚决予以贬斥。例如卫国的司寇齐豹，因被卫侯之兄絷夺走了官职和食邑，就杀絷作乱。孔子在记载这一历史事实时，根本就不承认齐豹是司寇，连齐豹这个名字都不屑提，干脆称他为“盗”，书曰：昭公二年“秋，盗杀卫侯之兄絷。”

又如襄公二十一年，邾国庶其背叛他的国君，以漆、闾丘之地投降鲁国。昭公五年，莒国牟夷以牟娄及防、兹之地投降鲁国。三十一年，邾国黑肱以滥地投降鲁国。三人都是小国的大夫，非卿。按照《春秋》记事惯例，是非卿不书名的，但孔子认为这三人盗地叛君，罪恶极大，便在《春秋》中破例地记上他们的名字，意思是要把他们三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使之遗臭万年。据说如果不这样进行“惩不义”，则“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贪冒之民，将寘（zhi）力焉”，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就将会维持不住了。

《春秋》书法的特点，是通过谨慎人用字来表现作者的立场观点，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这种特点的产生，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要求在历史记载中强烈体现自已的意志，另一方而则与我国古代官修史书独特的体制有很大关系。至少从商代以来就发生的利用历史对国君进行劝戒的作法，在春秋时有意识地扩展到了劝戒统治阶级主要成员。他们不仅注意比较遥远的过去，更注意目前，企图通过成文的历史，在当代树立起符合自己理想的楷模，谴责违背统治者利益的人和事，及时发挥其教育作用，这也说明史学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人们重视其在社会上的教育作用。显然，孔子是想用隐讳、褒贬的方法来“惩恶劝善”，使“乱臣贼子”惧，从而维护住周王室的尊严，阻止奴隶制度的崩溃。但这只是他自己的主观愿望而已，在实际上，他的这部《春秋》在当时能起这么大的政治作用吗?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但这却是夸大之辞。《左传》作者对《春秋》也推崇备至，显示出作者对史学目的的认识同于《春秋》，《左传》阐释了《春秋》笔法，而且谈到了对《春秋》的看法：“君子曰：‘《春秋》之称（用词造句），微而显（言简意豁），志而晦（记事而义深），婉而成章（表达委婉，但顺理成章），尽而不汙（尽其事实无所汙曲），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3、文字简约的《春秋》笔法。当时，书写条件大受限制，文字是写在竹简或木牍之上的，篇幅也有限，汉字又是如此难写，因此文章不可能长篇大论，所有不关重要的字、词都得省去。孔子写书又有所“忌讳”，怕“时难”，为求“免祸”，对于当代之事，常常是有话不敢直截了当地写出来，更由于瞽史的作用，可能使一字褒贬的真实含义得到传扬，所以当时统治者的近切愿望，可以通过这种简赅的用字来表达，所谓春秋笔法就是用字讲究，符合事件与人物的性质标准，不加专门的评论，而是在行文中通过用字来表达作者的立场与评价，如弑、篡、征、讨、伐等等。所谓《春秋》的“笔削大义微言”，只不过是我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编纂学上的一种表达形式而已。通过这种书法所表出来的是奴隶主政权的官方立场，其书法除了“告则书，不告则否”，“令不及鲁，故不书” 之类的惯例外，主要在于遵循政治思想上的原则，其围绕“君举必书”这一中心所进行褒贬予夺的标准，是周礼。周礼的核心是“经纪人伦”，这在《春秋》中所反映是很充分的，它反对一切违背周礼的僭越行为，表彰那些唯礼是从的人事。《春秋》多从礼与非礼评鉴史事，决定书与不书，及如何书。《春秋》简约地罗列了我国春秋时期的大事，有取舍详约，于纪事中寓褒贬，对我国史学著作具有发端的意义。但是它记事过于简略，每条最多者四十多字，最少者仅一字；表达作者态度的方法使不少记载的字面意义违背史实；更缺乏对史事具体过程和情节的记述，《春秋》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部共只用了一万八千多字，极其简略，导致了晦涩不明。有的记载只有标题而无具体内容，从不说明事件的原因和经过，所以单从《春秋》看，孔子寓于其中的褒贬到底是什么是很难了解的。就连孔子的学生们都听过孔子口授也搞不清到底是什么事件，对《春秋》的含义也是 “退而异言”，理解的很不一致。于是“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传》是《春秋》的讲解本，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看出历史的事实与孔子所表达的褒贬所指。

4、重人事而不宣扬鬼神：孔子对鬼神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自己可以说是“不语乱、力、怪、神”，他虽不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也不去宣扬。《春秋》里面尽管也记载了许多灾异如水、旱、雷、电、地震等，而且孔子也有较浓重的天命思想，可是他对这些灾异并没有人为地去披上神秘的色彩。更没有把它与人事关系牵连在一起。春秋时期各种政治军事活动如会盟、征伐本来都是结合着祭祀活动进行的，但《春秋》却能把人事从神秘的气氛中分离出来，是先秦时期的史籍中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这种思想内容正体现了以天道解释历史变动的史观转向以人事解释历史变动的史观的过渡。

五、孔子及其《春秋》对于史学的贡献

①孔子是私人修史的开创者：在此以前，著述历史皆是史官之职，孔子《春秋》的创作，标志了私人著述的出现，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史书从官书中解放出来，私人著作的风气随之兴起，这是个很大的进步，表明学术已不再为少数贵族所垄断。尽管这种解放是有限的，但其影响很大。

②初步创立了编年体史书的雏形：《春秋》采用编年体，初步将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记述历史，它已有了明确的时间顺序，把事件有系统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编排，上下连贯，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与甲骨文的记事零碎、金文的一篇篇孤立相比，已完全不同，它是我国第一部名符其实 的历史书。

《春秋》纪事，一般都有年、时、月、日，日子不明则有年、时、月，至少也有年、时。同时它所记的，正如上文已经指出过的，并不单纯只是鲁国一国的历史，而是把春秋一代天下大势的演变，做了全面的记载，涉及了一百二十四国之事，实际上它是一部春秋国际史，这也是孔子的一种创造。

③属辞比事，提出了一套历史编撰方法：属辞指的是语言的用词讲究，遣词造句，比事指排比史事。孔子在《春秋》的编写过程中，对于用辞和史料的选择编排都是很讲究的，力求用简单的字句区分出不同的事态。如同样写战争，就有伐，侵，战、围、入、灭、救、取、败等不同的字眼：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两兵相接曰战，环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毁其宗庙社稷曰灭„。同样杀人，又有杀、诛、弑等区别：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主选辞用字上规定一些义例，这是《春秋》书法上的一个特点，也是史学上一种新的写作方法，这种方法对后世史家撰史起过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孔子作《春秋》，在中国史学史上确实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孔子是中国奴隶社会史学的结束者，又是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开创者，其承先启后之功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第三讲

《左传》及其史学地位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编年体史书雏形的史书，编年体的真正成熟的代表之作是《左传》。《左传》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趋于成熟的标志。

一、《左传》的名称与作者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一部以《春秋》为纲的编年体史书。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把它与写定于汉初的《公羊传》（公羊高）《谷梁传》（谷梁赤）一起看成是《春秋》三传。其中公羊和谷梁两传主要阐释《春秋》的 “微言大义”，虽然涉及历史，有些地方对理解《春秋》也不无参考价值，但基本上只是在文字间强辞夺理、穿凿附会。主要是借题发挥，其史学价值并不大。司马迁和班固都记载说《左传》是春秋时期的史官左丘明的作品，是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的。司马迁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关于这个问题，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说得更加清楚：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所以传示来世。……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著述之冠冕也。‛

根据司马迁和班固刘知几等人的记载，左丘明和孔子大约是同时代的人。《论语》中甚至提到左丘明，而且孔子对左丘明非常尊敬，似乎左丘明年长于孔子，至少他们应是同时代的人。所以按一般情况而言，《左传》的成书的年代应与《春秋》相当，但其书虽与《春秋》纪事的起点相同，却记载了孔子死后五十年的事情，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类，还有一些带有预测意味的的话也得到应验，由此可知，《左传》成书应在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后，战国时期一些诸子百家的著作中也常引用《左传》中的话，一些内容已经比较流行，由此可以推断出《左传》的成书当在战国初期。但司马迁等人的说法并没有错，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说过：“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焉。”这是符合先秦著作形成的实际情况的。《左传》最初是出于左丘明的口耳之授，后来才著之竹帛，又经过后人一些加工整理，才最后写定。在战国以前，著作大体都是集众作的。那时学术重传授系统，谁是这部书的最初传授者，谁就是这部书的作者或编者，但是书中往往附益有不少其他人的东西。他的弟子或后来的传授者们都可以加些词句或篇章进去，对原书进行扩充，所谓“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已有也”，并不是前人写了一本书，后人就丝毫增删不得。其实《左传》是一部集众合成的作品，唐代的刘知几就已指出过：《左传》文辞，“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但由于左丘明是它的最初传授者，因而左氏也就被称为《左传》的作者了。

至于左丘明传诵《左传》，最初是否就是为了解释《春秋》，“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以至“受经作传”，对于这个问题，自汉代以来就有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左传》本身来考察，不能否定的事实是：它大体是以《春秋》为纲，用具体史实来解释说明、补充订正《春秋》的。《春秋》待《左传》而明，两者相辅而行，《春秋》离开《左传》就难以独立成书。但《左传》不象《公羊》和《谷梁》两传那样完全依据《春秋》，所谓“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它带有很大的独立性，相当于一部相对独立的史书，而且涉及了不少《春秋》中所没有的内容。关于左丘明的历史，古代留下来的材料很少。他复姓左丘，省称左氏。司马迁称他是“鲁君子”，君子即贵族。又说“左丘失明。” “左丘明无目”。据《周礼》记载，古代有一种官名“瞽朦”，职务是“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 以役大师。”这是一种乐官，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史官，他们传诵历史或歌唱史诗，以提供鉴戒，箴谏时世。所以《国语》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朦不失诵，以训御之。”瞽，无目。蒙，有眸子而无见。古以盲人为乐宫，因而瞽朦便成为乐官的代称。左丘明很可能是春秋末期出身于鲁国贵族的一位瞽蒙。他既熟知统治阶级的历史，又习闻先辈瞽蒙的诵说，因而掌握了丰富的史实。同时由于职务的关系，他自己也必须传诵这些史实，一年复—年，传诵的内容逐渐丰富，组织日益严密，修辞越发考究，于是便成为讲解《春秋》的绝好好材料了。然后又经过孔门子弟的记录补充，加工润色，至战国初年，一部与简略的《春秋》互为表里的《左传》便最后完成了。所以它实是始于左丘明而又集众合成的作品。

二、《左传》思想特点

作为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才写定的一部史书，《左传》比起写成于奴隶社会的《春秋》来，在思想内容和编纂方法上都有很大的突破。《春秋》的出发点是维护正在崩溃的奴隶制，所 以据鲁、亲周、故殷、寓褒贬，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以至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左传》则不同，它的历史观点有许多大的进步，具有一定的思想进步性。

1、《左传》不再以一国为中心，不象《春秋》以鲁国为中心，而是以全局为出了发点来记载历史，平均注意于晋、鲁、楚、郑、齐、卫、宋、周、吴、秦、越、陈等各个国家。虽然由于各国积累的史料有多有少，主要以晋国的内容为重要，但也是兼记各国史实。因而在记载各国史实时有详有略，但从《左传》记事的出发点看，它对各国并无偏倚。这是当时周王室的“大一统”局面已无可挽回地瓦解，而战国的局面业已出现的反映。还反映了一些民族融合的内容。《左传》承认了社会的变化。这种历史进化观点是十分可贵的，表明了作者对于历史发展的正视，它所包括的内容更加现实些，不象《春秋》完全出于道德标准。

2、《左传》不为尊者讳，对于奴隶主贵族以至周天子的腐朽没落，反而多所揭露。具有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左传》一书的历史进化论观点，主要表现在它对春秋以来旧秩序的破坏没有什么留恋婉惜之情。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无论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都起了剧烈的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作为历史学家来说，对待这些问题的反应就更为敏感。事实证明，《左传》作者在对待这些问题上的态度是积极的。众所周知，左传记载齐桓、晋文的霸业，晋悼的复霸，是全书精采的篇章。然而书中并没有流露出象孔子那样鼓吹恢复西周宗法封建秩序的观点或感情，对于春秋初年开始衰微没落的周王室也没有给予任何同情，所以能够如实地记录了周郑交质、晋侯召王(僖公二十八年)、王室向诸侯求金、求车(隐公三年、桓公十五年)等史实。这些史实反映了当时的周王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已连一个诸侯的地位也不如了。对于由“王”而“霸”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大国兼并小国和吞灭同姓国的历史事实也毫不掩饰，并且认为这种兼并是很自然的趋向，而不是什么违天不道的事情。相反，对于那些不符合 社会发展趋向的旧制度的残迹，如人祭、人殉的暴行，却是坚决反对。书中不仅多次引用当时著名的政治人物、贤大夫的言论，对那些用人祭祀和殉葬的国君加 以无情的谴责，而且作者还借用“君子”之言来直接发表议论。如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作者就借“君子曰”发表了一大段议论，谴责“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难以在上矣”(文公六年)。这种抨击是很激烈的。可见作者对于野蛮、残忍、灭绝人性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这些言论，显然又与《左传》作者的“民本”思想密切相关。

到了春秋晚期，诸侯衰微，政在大夫又成为整个社会的政治趋势，而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则标志着新的社会历史时期的开始。对于这种局面，特别是对那些所谓“乱臣贼子”的掌权行为，《左传》作者大都寄予一定的同情。鲁国新兴地主势力季氏赶跑了鲁昭公，《左传》记载说：“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昭公三十二年)。这就表明季氏赶走鲁君，是深得民心并且得到诸侯赞同的正当行动。他还引用了晋范献子评论季氏政权的一段话，来进一步说明鲁政权操在季氏之手的局面已定，鲁昭公就是要想复辟也只能是徒劳的。范献子说：“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昭公二十七年)。象这样一个基础稳固、四处有援、大得民心的新兴政权，有谁能够把它推翻呢?这种承认社会、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进化观点，在许多史实的记载叙述中都有所反映，特别是昭公三十二年所载史墨评论昭公之死的一段结论性的话更为典型；他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三后之姓(指虞、夏、商)，于今为庶”。这种观点自然和作者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他不仅如实地记下了这些历史事实，而且记下了对这些历史事实所进行的观点鲜明的重要评论，也就决非出于偶然。这种观点，正是西周末年以来王室势力衰微，地方权力加大，诸侯国政权不断更迭的历史反映。《左传》作者既能承认并又肯定这一社会变革的现实，其本身就是一大进步。这种历史进化的观点，对于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都起了良好的影响，成为此后中国史学园地里发展起来的一种优良传统。它如实记下了晋侯召天王的史实，不像《春秋》那样讳曰“天王狩于河阳”。《左传》的这些记载，对于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公室的没落，字里行间带着惋惜的情调，但却并不为之隐讳。它暴露公室的腐朽，揭示公室同异姓诸侯之间的矛盾，肯定了新兴的地主阶级由于得到人民的拥护，必将上台执政，对于日暮途穷的奴隶主阶级并一留恋，这种进化论的史观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是十分可贵的。这种记事的态度，同《春秋》往后看是不同的。这是战国初年奴隶社会业已崩溃，封建制度正在确立的社会现实在史学上的反映。

3、对于鬼神观念的变化。《春秋》很重视记载灾异，其用意，是要把天象和人事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天要人间发生某种事变的预兆。《左传》也记星象的变动，谈天命，谈鬼神，而有常以来占卜来预言吉凶休咎，认为人世间的祸福都是天从社会外部决定了的。所以它具有很浓厚的迷信色彩，基本上是以天命论的唯心史观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的变化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左传》又常以信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叙述着尊天命与怀疑天命的两种思想斗争，提出了“重人事，轻鬼神”的观点，作者调和天道与人事，并不是轻视人事，而是企图借助天道的权威来维护作者想象中的天给人世所拟定的纲纪，因此作者强调的并不是天道，而是在不破坏这一原则的前提下强调实现人的作用。这说明在人们的头脑中，上帝的观念已经模糊起来，《左传》作者对于商代以来的统治思想天命鬼神观念已经动摇了，而且它具有一种折衷的态度和矛盾心理，说明它对鬼神采取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4、《左传》具有可贵的民本的思想。

在奴隶社会，奴隶被看作会说话的工具，甚至连牲畜都不如，随着奴隶社 会的瓦解，封建制度的出现，人的地位逐渐提高了。《左传》注意到了人的作用，它记载昭公三年叔向与晏婴的那段对话，就很清楚地指出了：齐国为什么将为陈氏所有呢?因为老百姓“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晋公室为什么难以继续维 持下去呢?因为“民闻公命，如逃寇雠”。可见，《左传》的作者已经看到了人心向背对政权存亡的决定作用。他还写道：“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它认为天和神都要尊重人的意志，这就否定了天和神的神圣性，而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上，指出了决定社会变化的力量来自社会内部，即人的努力，而不是来自社会外部，即天的安排，它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在二千多年以前，是很进步的思想。但这些在《左传》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5、《左传》提倡记载史事必须据事直书，它赞扬像齐大史兄弟、南史氏这样的一些“直史”和“良史”。《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

“大史书曰：‘崔抒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左传》歌颂的这种直书、实录的精神，后来被作为史官的美德和评价史书的一个标准，在整个古代史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代史官坚持直书，是出自史官的责任感，也是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有了提高的表现。因为只有如实地记载史实，史书才能发挥垂训鉴戒、鉴往知来的作用。当然，像齐大史、南史氏这样的古代史官或史家，即使能摆脱统治者的压制，顶住权贵势力的干扰，极有胆识地坚持秉笔直书，也不可能在总体上写出历史的本来面貌。因为他们本身不可能突破阶级立场和时代的限制，他们坚持书“崔抒弑其君”，就是受忠君思想的支配，目的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对于被统治阶级，他们就不会秉笔书了。但是，他们冒死直书，坚持实录的精神是可贵可敬的，而且比起隐讳的笔法来，他们的记载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

6、作者用周礼来作为品评是非的标准。要实现其正定名分的目的，这和《春秋》是一脉相承的。它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继承并发挥了《春秋》以周礼为准则的正名思想，它说：“君子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以周礼作为评论人物、褒贬人物事件的准绳。但时至春秋，诸侯强大而王室衰落，周王往往被诸侯所左右，面对这种局面，《左传》作者是矛盾的，即不愿抛弃旧原则，又不能无视新现实，于是只好折衷，承认新现实而申明旧原则。

7、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

《左传》通过对各国历史事实的记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政治斗争，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王权的衰落，诸侯的强大，卿大夫的专权。这里既包含了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斗争，又包含了旧贵族之间的相互矛盾．另外还有下少的记载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通过这些矛盾斗争，暴露了统治者荒淫残暴的罪行，以及因之而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如记晋灵公时的情况是：“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瑾相望，而女富(指晋灵公女宠家的财富)溢尤”（昭公三年）。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由于这个原因，晋国民众统治者恨之入骨，“闻公命如逃寇雠，”反映出阶级矛盾的尖锐激烈,在齐国,由于统治阶级的拼命剥削，官府贮藏的粮食多得腐烂变质,而劳动人民的生活则痛苦不堪，甚至连小吏三老也挨冻受饿。人们为了生活下去，不断进行反抗，结果又遭到统治者的残暴镇压，《左传》记载当时的情况是：“国之诸市，履贱踊贵”。说明了人民被处刑砍脚的人很多，在市场上出现了假脚昂贵，鞋子反而无人购买的反常现象。这些记载，自然都是研究春秋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三、《左传》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就

1、《左传》的编纂方法，也比《春秋》前进了很大的一步，可以说它是一部比较成熟的编年体史书。它是可以独立成书的，它突破了《春秋》只记事不记言的框框，言事兼记，每事皆详，内容丰富，全书达十八万字，是《史记》之前篇幅最大的巨著。它对材料有剪裁，叙事有重点。虽然以时间为主要线索，也常常突破时间的局限，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必追述其前因后果，给人以清楚的印象。如对晋楚城濮之战，晋秦鄢陵之战等重大事件，对齐桓公、管仲、晏婴、晋文公、郑子产等重要人物，都溯源竟委，前后照应，予以详细记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同时，《左传》以记载事实为主，又有论断性的文字，这就把史和论结合起来了。

2、《左传》取材广泛，而善于运笔，它大体上以鲁《春秋》为纲，而“取各国史策为之”。一些无经之传非鲁史的部分，和经传历法有差异的地方，可能就是取材于别国史乘，它还记载了不少史料价值很高的材料，如各诸侯国之间的载书，一些私人往来信件和民间歌谣。这些材料的运用，往往能把某些历史人物和事件表达得准确鲜明，形象生动。它的记事范围不只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而是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特别是关于自然科学上的一些现象的记载，为我们研究自然科学如天文学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3、《左传》在历史文学上也有一定的成就。

《左传》文字通俗清新，简洁精炼，准确明快，尤长于描写人物和战争。它善于对众多的历史人物，按照他们各自在历史事件中所处地位，描述其在事件中的各种表现，真实地反映出主要人物的个性和思想。象赵盾、子产、叔向、晏婴、晋灵公、楚灵王、郑庄公、晋文公等人物，都写得各具情态，神彩焕然。如写晋国初霸时期的中心人物文公重耳及其周围的一些人物，用了相当的篇幅，详写了重耳在外十九年的流亡生活。表现他“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的经历，揭示其最后回晋作了君主在政治上就比较成熟的原因。在城濮之战中，他能听取各种意见，制胜强敌，奠定了晋国霸权的基础。

“公子”流亡遭冷遇，最后返国为君，这在春秋时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重耳的性格及其经历，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着力描绘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主要人物，能加强读者对历史人物及有关历史事件的理解，取得一般概括性的叙述所难以达到的效果。

《左传》写战争的文字特别出色。司马迁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作者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它善于抓住战争的起因，敌对各方在战前的动态，战时的力量对比，各方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布署，参战人员对所赴战争的看法和打算，及其遭遇，战争的经过和结局等，纵横交错、宏纤毕具地表现战争的全局。春秋时明几场主要的战争，如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韩原之战、郡之战，晋楚邮之战、鄢陵之战，都写得绘声绘色，雄壮激烈。

4、《左传》对中国史学影响很大。它成书之后，即在各国与各地广泛流传，战国后期不少人采用《左传》以著书。司马迁写《史记》时，不仅大量利用它所提供的材料，而且仿效其君子曰而为“太史公曰”，对史事人物加以评论，后 来的刘知几、章学诚都把它看作编年体史书的鼻祖，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说：“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更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

四、《左传》的姊妹篇——《国语》

《左传》又称《春秋内传》，此外又有《春秋外传》，就是《国语》，这两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关于《国语》，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三国韦昭、唐刘知几亦都确认《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但 《国语》中又记有涉及楚灭越、杀越王无疆的事，此事发生往公元前334年，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不可能活到这时候。所以《国语》中也挟杂有后人补充的一些材料，但它的最初编者应是左丘明。

《国语》以国为单元，分国编排史料，计《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共二十一卷。内容为记西周穆王至战国鲁悼公期间的一些史实。其下迄鲁悼公年间智伯之诛，与《左传》相同；但起子西周穆王，则比《左传》提前多了。全书以记言为主，“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其记载以无具体年月者为多，一事始末也常不完整，事与事之间不一定连贯，文风和语言也不统一。所以这是一部重要言论的集子，一部片断史料的汇编。它不象《左传》那样系统、连贯、完整，对材料有剪裁、有组织、有加工、有评论，又言简意赅，成—家之言。因此《左传》可说是一部熔铸而成的历史著作，而《国语》则是整辑排比而成的一部史料集子。但《国语》分国编排史料，开后来国别史的先河（同进稍后的《战国策》也是国别体史书，特别善于写辞令，语言非常有逻辑性，而且在技巧上非常讲究。）在编纂体例上也自成一家，刘知几称之为“国语家”，在历史编纂学上有很大的影响。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很清楚地指出了《春秋》、《左传》、《国语》三书的关系。清代赵翼认为：《国语》“乃是左氏采以作《传》之底本耳。古者列国皆有史官记载时事，左氏作《春秋传》时，必博取各国国史以备考核。其于《春秋》事相涉者，既采摘以作《传》矣；其不相涉及虽相涉而采取不尽，且本事自成片断者，则不忍竟弃，因删节而并存之”，成《国语》。

所以《国语》与《左传》，作者虽同为一人，但两书在个别地方，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载却互有出入，也就不足为怪。例如《国语·越语下》记载，越灭吴在鲁哀公十年，《左传》则云：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两者相差十二年。又《国语·周语中》记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周文公即周公旦之诗，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却说是西周末年召穆公之诗：两书记载有所不同。这并不难理解：《国语》是左丘明的史料汇编，它摘录列国史书原文，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对其中的史料不一定经过考定；而《左传》则是左丘明的一部著述，对所引用的史料必然要作一番鉴别考定，不照抄旧文。

据统计，《国语》全书所记载的史事，是《周语》三十三条，《鲁语》三十七条，《齐语》六条，《晋语》九十二条，《郑语》一条，《楚语》十八条，《吴语》七条，《越语》二条，合计一百九十六条。其中记晋事最多，达九十二条。《左传》也是这样，记晋事所占的篇幅最大，为全书的四分之一。再以《国语》所记的一 百九十六条史料的主题同《左传》对看，计同于《左传》者一百零四条，为《左传》所无者九十二条。同于《左传》者，多可看出《左传》引自《国语》。例如曹刿论战—事，《国语·鲁语上》记载云：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氏，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匿，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矢民求不匮于财，而神求优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而《左传》记此事，则为：

“(庄公)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偏，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 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 《国语》记曹刿论战，文词支蔓，冗弱无骨；而《左传》则词多体要，语言简洁。人们讲究文章要凤头、猪肚、豹尾，是要开宗明义，立义明确，内容充实，结尾要有力，而《国语》中曹刿论战这一节则并非这样。这是《左传》中不少材料引自《国语》，而又经过删节润色的证明。至于《国语》有而《左传》无的九十二条史料，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左传》记事范围以外的。《左传》传《春秋》，所以编年记事与《春秋》同起于鲁隐公元年。隐公以前的史事，如《国语》中所记录的周穆王征犬戎，周厉王弥谤、幽王灭亡，周东迁等等，虽属重大，但也理所当然地为《左传》所弃置。

在《国语》中还有一部分史料，则可能由于同《左传》的主题无关，显得烦碎细小，因而也为《左传》所不采用。如《国语·鲁语下》记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其中有物如羊，却故意对孔子说得土狗，孔子回答：“羊也。”这说明孔子对出土文物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又如在陈国，孔子认出“肃慎氏之矢”，说明他的历史知识很丰富。对于这类关于孔子博物有学识的材料，《左传》一概不收，因为这同它的主题无关。它是一部偏重于记政治活动的史书，所以它也记孔子的言行，而且不下十余条，但只限于孔子在政治方面的言论与行动。总之，《左传》引用了《国语》的大量材料，但它并不是随便照抄，而是经过了一番选择的。

《国语》与《左传》的历史观点很一致，它们在编纂学上都突破了春秋时期各国史记的框框，不再以一国为中心，而是平均注意于各国，说明作者思想中周王室大一统的观念已很淡薄，这方面两书是相同的。它与《左传》一样也不为尊者讳，反而有许多揭露奴隶主贵族暴虐没落的记载。如记载周厉王弥谤：“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诬，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国语》也讲天命，但也注意到人事的作用，《左传》认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语则进一步指出这些大事来源于农业之中，它把农业看成是社会的基础，是国家的根本大事，这是唯物的思想，比《左传》还要进步。

《国语》与《左传》作者同为左丘明，便前者是一部史料汇编，后者是一部历史著作，《左传》中的许多记载来源于《国语》，所以《国语》的史料价值很高。

第四讲 司马迁其及史学巨著——《史记》 《史记》是一部贯通上下三千年的通史，它确立了纪纪传体的史书体裁，开创了贯通古今的通史的写作，并以其独特的人民性与卓越的思想性滋养着后代的进步史学家，影响一真延续到现代。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产生，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奠定了古代史学确立和发展的基础。《史记》不但是研究古代中国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亚洲许多国家的重要史料。是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史学名著。

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1、家学渊源。司马迁(前145年——前87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生长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发展的时代，也是大一统局面出现后第一个经济文化的高潮时代。司马迁的幼年，是跟着父亲司马谈住在家乡度过的，“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参加过一些农业劳动，可见他的家庭应是一个中产以下的人家。司马谈是一位具有渊博学问的人，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写过《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道德各家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他肯定地赞扬了道家，批判了其他各家学说。《论六家要指》继承了《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韩非子·显学》批判精神的传统，并接受了《吕氏春秋》总揽百家语之影响的重要论述。他对各个学派有批评也有肯定，比较中肯地道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之学的短长。他批评阴阳家“使人拘而多畏”，而肯定它“序四时之大顺”；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事难尽从”，“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而肯定其“序君臣父子长幼之礼”；批评墨家“俭而难遵”，肯定它“强本节用”，批评法家“严而少恩”，肯定它“正君臣上下之分”。司马谈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贯通融合，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明言各家学说都是“为治”，只是提法不同，归根结底，都是殊途同归的。对各家学说只要取舍适当，都能为治国服务。西汉国家实现了空前统一，要求学术文化经过相互吸收而进行一番整理总结。司马谈所著，即是以各家学说同归于“治”为指导思想，进行此项总结的尝试。以上两个方面，即对各家学派“一分为二”地加以总结而又主张吸收各家所长的思想，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勤奋博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作了太史令，移家长安，这对司马迁来说，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他在父亲的亲自指导下，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自谓“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序》)，古文即古代学问的总称。这表明他很早就有古文修养，很早就能阅读用古文写的古代典籍。后来还曾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跟孔安国研究《尚书》，并进而博览和研究古代典籍以至当代的档案文书，为日后继续他父亲的史官事业准备了条件。

3、阅历丰富。司马迁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了漫游生活，据他自己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凝，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这次远游，足迹遍及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和今山东、河南等地。回到长安后，任职郎中，平时是宫门武装侍卫，皇帝外出就是车驾的侍从。虽然郎中只是一个小官，但司马迁从此却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活。后来因“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太史公自序》)，又有过第二次远游，一直到达了今天的四川和云 南西部。在侍奉武帝出巡的时候，也到过很多地方，自云：“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史记·五帝本纪》)。可见他的游踪，几遍全国。

这样多次的长途漫游，对司马迁后来进行伟大著作《史记》的写作起着很大的影响。在游历过程中，他不但观赏了祖国雄奇壮丽的山河，考察了各地的历史遗迹，收集了大量古代的文物资料和历史故事传说，掌握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了解了各地的风土民情、经济生活和地理形势，而且也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下层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所有这些，既使他扩大了眼界，开扩了胸襟，丰富了生活，增长了阅历，同时对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念的形成、发展也都起着一定的作用。为什么《史记》能够写得那么生动、逼真而又富有活力，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探访过韩信、萧何、曹参的故居，凭吊过屈原自沉的汩罗江，到过孔子的故乡去观车服礼器。特别是彭城、丰、沛一带的漫游，对于他描写秦楚、楚汉战争的形势、重要人物的活动和汉朝初年统治集团的面貌，都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实地调查所得的资料又往往都是在官方簿书的记载中无法见到的非常珍贵的资料。所以游历对于司马迁来说，是他一生中进行学习和实践的一个重要过程。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汉王朝视察和安抚少数民族地区，这个重大使命的委派，说明他的才能和学识已被汉武帝所看中。这时他年仅三十五岁。

4、责任与使命感。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登泰山举行封禅，司马谈以太史令侍从武帝。到了洛阳，却因病留了下来。封禅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未能参予，确使他又急又气，恰好这时出使西南的司马迁回到了洛阳。当时已经处于病危的司马谈向他儿子交待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很悲痛地垂着眼泪回答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又：“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喜哉！”(《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去世的第三年，即元封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这对于他的伟大著作事业，无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可以方便地查阅“石室金匮”，也就是皇家图书馆里所藏的各种典籍文书和档案资料了。又过了三年，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倡议并主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这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司马迁任太史令以后所做有益于人民的一件好事。汉兴以来，一直沿用秦的《颛顼历》，以致出现“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汉书·律历志》上)的现象，早有改正的必要。掌管历法是太史令的重要职务之一，所以司马迁为太史令后，于元封七年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上书，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汉书·律历志》上)。武帝于是他就把司马迁等人的建议和统治阶级受命改制的思想联系起来，“改正朔，易服色”，并正式命令司马迁等人共同制订汉历。在司马迁的主持下，聘请了许多懂得历法的专家和民间的历法研究者共数十人，终于制订出一个以正月为岁首的新历，这就是有名的《太初历》，亦即今天还在通行着的“夏历”。改历工作的胜利完成，充分说明了司马迁对于天文历法的精深造诣，他确实称得上是一位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并知医药，长于文史的学识渊 博的通才。

5、悲愤经历，忍辱负重。太初元年，在改历工作完成以后，司马迁就开始他的伟大著述工作。从二十岁起，他就已经在着手准备了，二十多年以来，无论是著述思想还是历史资料，应当说已经基本酝酿积累就绪，特别是从全国范围的长期游历中所得的调查资料，自然比任何本本史料都要可贵，加之任太史令后又有四五年的资料整理准备，于是太初元年就正式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在专心著述的司马迁，因李陵案件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了汉武帝，被捕入狱，处以死刑，这确是一场飞来横祸。按照汉律，判死刑的人，有两种情况可以免死，一种是纳钱赎罪，另一种是受“腐刑”。前者司马迁是办不到的，他说：“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这种亲身遭遇，使他看到了当时社会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看到了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虚伪性与残忍性。第一条路既然走不通，要活下去，那就只有忍受耻辱而受残酷的“腐刑”。这时的司马迁，精神极为痛苦，徘徊于生死斗争之中。但他想到自己的著述尚未完成，父亲的遗志没有实现，就这样死去那是毫无代价，也心有不甘，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想到了历史上许多于国有功的英雄人物，“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但到了大祸临头的时候，也都只有忍垢于尘埃之中。他还想起了古代的许多先辈，也都是在苦难的境遇中，发愤著作，以鸣其不平于天下后世的：“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都大邑，则仆尝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报任安书》)。司马迁为了实现平生的著作理想，决计步先辈之后尘，忍辱含垢，终于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种遭遇，自然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认识，从而也就增强了他的作品的进步性，从此以后也给他的创作事业带来更大的力量。他在给好友任安的信里，就正反映了他当时精神上难以形容的痛苦和发愤著书的决心。出狱不久，司马迁做了中书令，名义上地位比太史令为高，实际上只是个“闺阁之臣”，与宦者无异。这种处境，常常刺痛他那受了损害、受了污辱的心灵，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报任安书》)。当司马迁初任太史令时，心中充满了对生活前途的美好理想，并对仕宦表示很大的热心。现在担任了名义比太史令显贵得多的中书令，他的仕宦兴趣却反而消失无余了。他除了坚持著述工作以外，对其他一切事情全然抱定沉默的态度，毅然以刑后余生的全部精力，贡献于他的著作。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他在给友人任安的信中，透露了他的著作已经基本完成的消息：“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纲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这是司马迁用整个生命换取来的一部伟大的著作，是他理想、血汗和精神的结晶。这时他大约五十四、五岁。此后，他的事迹就无从查考了，卒于何年也无从确定，大概逝世在武帝末年，他的一生约与武帝相终始。

二、进步的历史观

司马迁的认识水平可以说是超越了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所以其《史记》的思想特点与其进步性是后世封建史家所无法比拟的。

1、“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发展观。

如何看待天人关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家，宣扬天人感应，鼓吹天有意志并享有绝对权威。司马迁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提出要“究天人之际”，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他是一位具有丰富科学知识修养的学者，精通天文历法，他根据天文科学的知识，说明自然界的发展、天体的运行都有自己的一定规律，而这种规律又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并且必须按照这种规律去行事。他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太史公自序》)。所以，在司马迁心目中的“天道”不是永恒不变的，“《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之行，故长于变”(《太史公自序》)，可见他强调的这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显然是对立的。他还认为天是没 有意志的，“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悲士不遇》载《全汉文》卷26引《艺文类聚》卷30)。人的祸福与天毫无关系，这种思想，不仅有力地打击了宗教迷信，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敢于和当时的官学天人感应论针锋相对地唱对台戏。要知道，他还是个董仲舒的“及门”弟子呢，能够作出如此成就，便越发显得难能可贵了。另外，还必须注意的是，他所指的天，有时亦指时势而言，如《魏世家》说：“天方令秦平海内”。，《秦楚之际月表》称赞刘邦的成功：“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等等，象这一类的“天”，与其把它解释成具有意志的、带有迷信色彩的内容，不如把它按照“势”或“时势”的观点来理解更适合于司马迁作《史记》的原意。尽管由于科学发展水平所限以及司马迁本人所承受的思想的复杂性，天人之间的关系还不可能说明得很清楚，但是他能够表明天道、人事各有自己的规律，不能由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去作随心所欲的安排，人的祸福与天毫无关系，天道、人事都按照自己的规律在不断地变化(当然两者之间，也常常会产生相互制约与影响的作用，人谋可以制约历史的进程，时势也可以影响人事的变化)，这种思想在当时来说，无可否认是一大进步。

“通古今之变”，目的在于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的变化和相互联系中，找出一些因果关系作为当今的借鉴。关于这点，司马迁曾明白表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这就说明他是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自序》)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变化。为了达到“通古今之变”的目的，他创立了前所未有的通史体裁，把自有史以来到汉武帝为止上下数千年人类历史的活动过程全部贯串在一起，这种通史体裁，本身就可以“通古今之变”，使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以及礼法制度的因革损益，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比较得一目了然。所以郑樵竭力称颂其“会通之义”。《史记》中以十表体现“通古今之变”最为明显，但在其他各种体例的编写中，也同样贯串了这一精神。他在评论秦取天下而成帝业一事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秦国的历史谈起，并联系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动以及秦在各国之间所处的地位，从而肯定了秦成帝业的历史影响。他的结论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他在《平准书》里，历举各代史实来说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并且在研究复杂的历史变化过程中，得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的历史辩证发展的法则。有的人只就“一 质一文，终始之变”，便把它说成是循环论，其实不然，这里的“文”是指形式，“质”是指内容，两者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何况这一论点又是在论述历史发展时提出来的，所举的社会历史都是在发展变化着而不是简单的循环重复，正所谓“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事实证明，司马迁在当时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自己编撰《史记》的目的要求，在当时来说，不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后来史家写史指出了应走的道路，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2、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司马迁创立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突出各种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突出人物在物质文化创造上的功绩，这本身就是对宣扬天的作用和宗教鬼神思想的否定。他认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不 是天和鬼神，而是人类自己。他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进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乱臣贵”(《楚元王世家》）这就是说，只要“君子用而小人退”，政治就上轨道，国家就会兴旺；“贤人隐，乱臣贵”，政治必然腐败，国家肯定危亡，充分重视人谋在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楚汉战争开始时，楚占绝对优势，但最后却以楚败而告终。这个变化，当然不是出于偶当然,司马迁在评论这一事件时指出，汉之所以能夺取天下，与它军事上“谋计用兵”，政治上集思广益是分不开的，而人心向背又是楚汉之争成败的一个关键。他批评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他写项羽所到之处实行坑杀政策，所过之境“无不残灭”；还写他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写他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写他坑田荣降卒，虏其老弱妇女，于是“齐人相聚而叛之”。对于刘邦，则写他破武关后约束大家“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写他在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而他“又让不受”。通过这样鲜明的对比，两种不同的后果也就生动地体现出来了，汉得楚失，决不是出于天意，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人谋。

3、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原因

司马迁对于当时国家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发展状况是非常关切的，他在《史记》中曾写了《平准书》、《货殖列传》的专门篇章来论述国家经济和社会财富生产状况，试图从经济的发展来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在《货殖列传》中他分析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发展情况时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里一方面说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其自身规律可寻，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方面说明社会的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而决定的，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由于各人为满足物质需要而去从事工作的结果。这些论点都表明了司马迁是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还力图用这种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历史观，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名往”。二千多年前能够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作这样的分析，在中国历史上确是罕见的。他还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要求是合理的，认为人们关心自己的生活，谋求个人的利益，是人的“天性”，他总结了“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的社会现象，因而得出了“仓廪实而 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货殖列传》)的光辉结论。这种观点同统治者利用仁义道德来抹煞人民物质利益的重“义”轻“利”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司马迁把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放在首位，一个人如果吃穿都无着落，也就谈不上仁义道德。所以他很含蓄地说：“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侯之门仁义存”(《游侠列传》)。司马迁还试图从经济条件出发，来说明人们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役使关系是由于人们对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有钱有势就有仁义，这是司马迁所发现的真理，也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的虚伪性与片面性的无情揭露。当然，司马迁的这一观点，同时也给统治者指明，所谓仁义道德并不能起万能作用，对于劳动人民首先要满足他们最起码的物质生活要求，否则再宣传也无济于事。这种思想在当时来说是大胆的、进步的，它有利于广大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4、成一家之言。

家本是社会组织单位，把家运用到学术领域，称具有独立思想体系的流派为家，是经过相当长过程的。《荀子》、《韩非子》、《庄子》书中有关学派的评论对此都起过推动作用。司马谈论述各家学派，见解更超过前人。他所特别推崇的道家，是融合各家之长、能随时适应客观变化的道家，这与老庄的道家不同。实则表明司马谈要吸收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的抱负。于是至司马迁，便立志要把著史这一家学跟作为独立学派的“家”统一起来。司马迁对此看得格外意义重大，他说：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于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就是说，周公以后五百年，孔子写了《春秋》；现在孔子去世又五百年了，应该继承孔子的事业，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上面所谈，司马迁以；“通”、“变”观点总结历史盛衰变化的因果关系，怀疑

甚至否定“天意”的安排，重视人心向背和人谋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都是构成他独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在肯定司马迁历史观进步性的同肘，也必须注意到他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都还是比较复杂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能不在他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我们在研究司马迁历史观时应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批判。

三、《史记》光辉的人民性

1、大胆地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功绩

《史记》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项羽列入本纪，这种举动在整个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中确是绝无仅有的范例。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在他的书中反复地论述了陈胜的首义之功，并把《陈涉世家》置于汉代诸世家之前，以显示陈胜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与作用，篇中又着重叙述了陈胜起义以后如何迅速得到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的具体历史过程，篇末则特别点出：“陈胜虽已死，其所臵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把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比做汤、武征伐桀，纣，孔子写作〈春秋〉，这在古代史上是最高的评价了。作这样的比 拟，那是有其深刻的含义的。司马迁一再强调陈胜的“首事”之功，实际上就是把陈胜起义作为开辟历史新时代的代表人物来看待的。没有陈胜的首难，就推不倒暴秦，从而也就不可能出现汉朝的大一统局面。所以在记述陈胜之时用他自己的话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人认为他的远大志向也就是富贵。这种观点的提出，在当时是非常大胆而杰出的。

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是因为项羽曾经一度成为全国的首脑——西楚霸王，成为发号施令于全国的政治中心人物，他说：“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急)也“(《秦楚之际月表》)。后来项羽“位虽不终”，失败了，可是他灭秦的历史功绩，为“近古以来未尝有。”(《项羽本纪》)，是永远也否定不了的，因而在《项羽本纪》的全篇文章中，他倾注了饱满的精神和同情的笔锋，对于项羽的英雄精神予以充分表彰，他说项羽见到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司马迁身处汉代，敢于把汉的敌手列入本纪，与高祖并列，其卓识大胆和推崇景慕之意不是灼然可见了么?对于农民起义领袖的英雄形象和历史功绩，竟能如此热烈地歌颂，这就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同情，承认“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肯定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勋。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司马迁史学思想中卓越不凡的人民性。

2、热情地颂扬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历史人物

司马迁在《史记》里，还热情地颂扬了那些对国家民族作过贡献，对广大人民有过好处的历史人物。他在叙述这些英雄人物时，都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抱着热爱的态度，分别不同情况，给予颂扬和评价，使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和业绩，千百年来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对于我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一生遭遇，司马迁是寄以满腔的同情，对他崇高的品质加以大力地赞扬。司马迁之所以如此崇拜和热爱屈原，就因为屈原热爱自己的祖国，能与恶劣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尽管两次被流放，他仍始终不忘自己祖国的危亡和人民的痛苦，所以司马迁赞扬他：“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并认为象屈原这样的人物，“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他在《廉颇蔺相如列传》里，突出地描述和颂扬了他们两人以国事为重的高尚品质。王蜀则强调他爱国精神之重大影响，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引诱，宁愿牺牲自己，不肯背叛祖国，这种爱国精神，在当时的齐国曾经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再如他写信陵君、司马穰苴、李广等人物时，也都能从不同角度和在不同程度上，发扬爱国精神，倾注爱国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曾经起过积极的教育作用。另外，司马迁在评论历史人物时，还以对人民态度的好坏作为衡量的标准。凡是对人民起过有益作用的人，大都得到表扬和赞美，反之，则受到批评和谴责。《吴起传》说：“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土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李将军传》说：“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而对屡立战功的霍去病，在肯定其战功的前提下，对他不关心士卒疾苦则加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卫将军骠骑列传》)非常明显，这些对不同人物的赞扬和批评，正反映了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是以对待下层群众的态度如何作为准绳的。这在《蒙恬传》里表现得更为突出。尽管蒙恬主持筑长城、通直道，对秦实有大功，最后被赵高胡亥处死，也自觉冤枉。然而司马迁从被压迫 人民的利益出发，认为当时天下未定，百姓困穷，痍伤满目，根本不应当兴此规模巨大的工程，而蒙恬“阿意兴功”。完全无视千百万人民的痛苦，落得个惨死的下场，实属罪有应得。对此，他在《蒙恬列传》的论赞里是说得那么恳切而入 理，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人民的同情心理。他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当然，司马迁在《史记》中所颂扬的人物，范围是相当广泛的，除了上述两类人物外，对于那些为安定社会秩序作过重大贡献、尽忠补过立有大功，高节至贤敢于反抗强暴者的人物，也都分别不同情况，有分寸地予以颂扬和评论。

3、勇敢地揭露统治阶级人物凶残狠毒的面貌

司马迁同情广大被压迫人民的思想感情，不仅表现在对许多人物的歌颂上，而且表现在他敢于对当时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及其爪牙凶残狠毒面貌的揭露上。他在《史记》里立了《酷吏列传》的专篇。所写人物全属汉代，并且除一人为景帝时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善于采用两面手法，挑拨离间，排除异己，结党营私，榨取钱财。对于他们穷凶极恶的面目，司马迁都以辛辣的语言一个个刻划出来。他写宁成，说“其治如狼牧羊”，并引了当时民间流传的谚语“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来说明人民对他的憎恨。对于酷吏们贪酷枉法，揣度圣意，深意周纳、作威作福的作法可谓刻划的入木三分。杜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俗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 当有人责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因如是乎?”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一问一答，不仅赤裸裸地暴露出杜周阿谀逢迎的丑恶嘴脸，更主要的还道出了封建社会法律的实质，揭露了封建社会法律的虚伪性，所谓法律，在封建社会中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任意杀人的工具，他要怎样杀人，就会有怎样的法律。正由于司马迁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能够揭露得如此尖锐和深刻。对于统治阶级所津津乐道的仁义道德的虚伪性，司马迁也同样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它不过是掌权者粉饰门面欺骗人民的一种手段，“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何知仁义，已飨其利 者为有德”(《游侠列传》)。什么仁义道德，什么法律科条，说到底，都不过是束缚、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工具而已。对于统治者残酷屠杀人民的罪行，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亦加以深刻的揭露。义纵任用牙爪之吏，“以鹰击毛挚为治。‛，‚所诛杀甚多。”做定襄太守时，一天之内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这些酷吏的凶残罪行无不使人切齿，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反而受到“上以为能”的称赞。这就说明这批掌握生杀大权，到处淫威杀人的歹徒，是完全得到汉武帝的直接纵恿和支持的。所以司马迁不仅对那些酷吏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而且对于罪魁祸首的汉武帝亦予以谴责和讽刺。他在《平准书》里，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记录了各种不同的巨大数字，揭露汉武帝轻用民力、厚敛于民的罪行，指出所谓“平准”，只不过是在为国兴利的幌子下，进上步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压榨和迫害而已。批评了汉武帝表面上讲究“仁义道德”，实际上却是严刻寡恩。卫宏《汉旧仪注》中说：“太史公作景帝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但即便被削去，在《史记》中仍然还保存着大量揭露汉武帝暴虐奢侈以及妄求长生不死的愚昧可笑的记载。对于当今皇上尚且如此直书，其勇敢大胆的精神也就可以想见了。这种精神在封建时代史学家当中又有谁可以和他相媲美呢！

4、忠实地据事直书的精神

司马迁《史记》，从汉代刘向、杨雄、班固等人起，都一致公认它是部“实录”，班固并解释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何谓实录?刘知几在《史通》里有过说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谓实录”(《惑经》篇)。这个说明与班固的四句话十二个字精神是一致的，即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编写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正是这样做的。他对于汉初近百年历史，首先记载了它的繁荣、强盛和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由于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武帝执政初期，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一般说是比较好过的。所以司马迁面对这一繁荣景象是歌颂的。他在《平准书》里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

类似的记载，还散见于《史记》其他的许多篇章中，诸如“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孝文本纪》)，“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南亩。”等等，不胜枚举。可是汉武帝为了夸张功德，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同时又耗费大量金钱来搞封禅、求仙和巡游的勾当，结果是“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瞻。”(《平准书》)。“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酷吏列传》)整个王朝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从以上这些治乱盛衰绝然相反的记载中，充分说明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处理，确是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他记载汉对匈奴的战争也同样直书其事。汉朝为了征伐匈奴，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尽管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损失也是十分惨重，这在《匈奴列传》和其他许多有关篇章中都有详实的记载，正所谓 “见盛观衰”。记事是如此，记人也同样是如此。项羽和刘邦是两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凡是读过《史记》的人都会感到司马迁是爱项羽而憎刘邦的，可是他在具体叙述两人的历史功绩时，却又能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在《项羽本记》里，司马迁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以饱满的精力，把项羽那种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描绘在读者面前，他热情地歌颂其勇猛直前“将五诸侯灭秦”的历史功绩，深切地同情其乌江自刎的悲惨结局。但是，对于项羽坑杀秦卒，分封诸侯、刚愎自用以及专重武力等等，同样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和尖锐的批评，特别是通过韩信之口批判了项羽在政治上的重大弱点。韩信说：

‚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暗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臵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淮阴侯列传》)。

韩信所列举的这些缺点和错误，不是无关紧要的小节，而是关系到胜败存亡的大端。对于这些弱点，司马迁并不因为同情喜爱项羽而加以讳饰。西汉王朝的开国君主刘邦，在司马迁的笔下无疑是一个属于贬斥的人物，而所处的时代又使他不可能进行明显的褒贬，于是他就把对刘邦的批判，往往是巧妙地借有关人物之口在有关的列传中表露出来，这样，既记载了历史，又进行了揭露。在《项羽 本纪》中，通过与项羽的对比，衬托出刘邦的怯懦无能而又残酷无情的流氓无赖嘴脸，在《留侯世家》中写出了刘邦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中写出了刘邦的猜忌功臣，在《淮阴侯列传》中更借韩信之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综合这一系列散见于各篇的叙述，一个狡诈多端的流氓无赖的本色也就完全毕露出来了。元明之际的杂剧作家雎景臣写过一出《山坡羊·高祖还乡》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写的，其立意构思可谓别出心裁。但在另一方面，司马迁对于刘邦在楚汉战争和建立西汉王朝中所起的作用还是照样加以肯定，并承认他比项羽机智而多谋。刘知几在《史通·曲笔》篇指出：“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而不直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为本朝及个人恩怨而讳饰，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切身的利害问题。又如司马迁在认识能力上明显要比当时以至后世的史学家高出一筹，如写秦始皇出身时，不是对他大加神话，而是如实叙述其身世来历，写出其不明到底是秦庄襄王之子还是吕不韦之子，不像后世史家对其加以种种的神话。而司马迁写当代历史敢于据事直书，不向暴力屈服，特别是对当朝开国君主和当今皇上的丑恶行径，照样大胆地进行揭露和讽刺，如实地记载下真实历史情况，他的不朽之作《史记》，自然无愧于“实录”之称。这种“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为我国封建时代的史学编纂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5、扩大了史书的记事范围

司马迁写作《史记》，扩大了史书的记事范围，使它不单只是记载帝王将相的历史。《史记》作传的对象，范围极其广泛，几乎 涉及到整个社会各阶层中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其中有：历代的帝王、贵族、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经学家、说客、策士、刺客、游侠、隐者、土豪、商贾、医者、卜者、农 民、悱优、妇女等等所谓三教九流，引车卖浆者流，这就突破了古代以来历史仅记上屈贵族人物的藩篱，这是他独到的见不识，不同凡响。在这些人物中，有许多是属于中下层的。就以西汉王朝初年的统治集团人物来说，从开国君主到佐命元勋，也大都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有屠狗的屠户，养马的马夫，小商贩，甚至是专给做丧事人家充当吹鼓手的。这就使《史记》一书有可能比较深刻地反映社会的全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不单写了汉族的历史，也写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此外，还替朝鲜、大宛等邻近中国的国家立了专传，并对中亚许多国家的历史也作了记载，这些记载对于研究世界史，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古代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以后许多史家对司马迁这一创造大都予以继承，从而成为我国历史家编纂史书的优良传统之一。

四、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巨大贡献

1、创立了完整的纪传体史的体例 司马迁的《史记》，创立了纪传体的全部体例，包括本纪

十二、列传七

十、世家三十、十表、八书，全书共一百三十卷。《史记》的体裁，是司马迁在总结继承先秦史学成就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尽管五种体裁各有渊源，但其原来的性质、用途却与《史记》不尽相同，何况把这五种体裁有机地结合在一部书里，使它们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自然要经过一番精心的安排和组织，因此，它绝不是随意的凑合，更不是因袭，而是一种创造。正如梁启超所说：“诸体虽非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此足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中国历史研究 法》第二章)。是用编年的形式，提纲挈领地写出一代大事,并非专为叙述帝王 政迹而立。司马迁心目中的本纪，是纲纪天下政治的意思，也就是把当时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中心人物立为本纪。所以项羽并非皇帝，吕后也非天子，而司马迁都把他(她)们列入本纪，因为在楚汉战争期间，项羽是“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的中心人物；而吕后在惠帝时实际上是掌握实权的人物。后来史家在撰述纪传体史书时，虽然模仿《史记》，却是貌同而心异，实际上已失去了司马迁立本纪的真实精神。就象刘知几这样杰出的史评家，也不理解这一精神，因而在《史通》里对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大表不满，这正说明刘知几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还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思想境界远比不上司马迁。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对于那些起过作用而没有立传的人物，“不容尽没”，亦以表载之。所以表是全书的联络和补充。书——以叙述社会制度和自然界现象为主体，对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发展和现状加以系统的记述，具有文化史性质，为后来文化典章制度史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世家——主要叙述贵族王侯的历史，虽然也是以人物为中心，但它与列传不尽相同，往往把某一家族的世代活动也记录下来。列传——是记载各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各种人物的历史。当然，这五种体例，并不是各自独立。面是相互配合，互为补充，从面联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史体的产生，对后世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郑樵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它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而被确定为正史。无论其涉及范围之广，涉及时代之远，史学价值之高，艺术影响之大，它都是空前的。

2、在史料搜集和取舍上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典范

司马迁能够写出这样一部贯串古今三千年历史的伟大著作，首先就得掌握极为丰富的历史材料，否则是不可想象的。凡是读过《史记》的人，都可以发现作者对于史料搜集的辛勤，史料来源的广阔，史料掌握的丰富，史料取舍的审慎，都是十分惊人的，司马迁用自己的创作行动，在史学建设上作出了杰出贡献。南宋郑樵虽然扬马抑班，但由于他自己对《史记》未作认真考察，轻信了班彪，班固父子之言，竟然也说出“亘三千年之史籍，而局跻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通志·总序》)这一番话来，实在未免厚诬古人。司马迁《史记》的史料来源，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先秦典籍和当世流传的著作。这些书大多收藏在皇家图书馆里，即所谓“石室金匮之书”。汉武帝很喜欢收藏书籍，多次下令全国，征求图书，并在宫廷里设了几个藏书的地方。经过最高统治者的搜访征求，皇家图书馆的藏书越来越多，“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以其特殊身份，对这些藏书完全有机会可以看到并加以利用。这部分书籍，数量肯定十分可观，司马迁用“六经异传”、“百家杂语”来概括，也肯定不会只有七八种，凡《汉书·艺文志》见录的书目，除晚出者外，皇家 图书馆里应该都有收藏。二是档案文书，这一部分资料也是大量的，因为不但有当代的，面且还有前代留下来的。如秦东向以争天下，“悉内(纳)六国礼仪”(《史记·礼书》)；到了天下并起亡秦的时候，“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萧相国世家))。象这一类的档案公文材料，自非一般人所能见到，而司马迁因职务关系，在撰写《史记》时却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尤其有关秦汉之际的历史，许多内容都是依据这类材料写成的，如《曹相国世家》、《樊哙列传》等所记战功，若是没有档案材料可资依据，要写出那样精确的数字是很难想象的。又如《三王世家》，就曾全录封策原文，保存了“汉廷奏覆颁下施行之式”。三是 重视运用亲身见闻和实地调查的材料。这种由实地采访所得的材料，其价值往往胜过于有形的文字记载，它不但可以补充书面史料之不足，订正旧日载籍之谬误，并且可以加深对真实历史了解的程度。《史记》之所以能够取得那样伟大的成就，与作者掌握并运用这类丰富的活的材料是分不开的，特别是秦以来至汉初这近百 年历史的撰写，主要就是依据这部分活的资料。如秦楚、楚汉战争的叙述，秦汉之际各种人物的描写，能够写得那么生动而有文采，都与此有极大的关系，而秦汉之际大小战役战场的复杂变化，如果没有一个了如指掌的形势在胸中，也是无从加以捉摸和叙述的。正如顾炎武所说：

“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日知录》卷26《史记通鉴兵事》）

司马迁用实际行动告诉了大家，编写史书，亲历其境采访史事是非常重要的。他从复杂的社会中，创造性地积累丰富的现实材料，为史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司马迁在掌握了丰富的史料以后，并没有为史料所役使而随便引用，凡所采录的，都经过一番考订选择的工夫，有可疑的则存疑，写作态度十分审慎。“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训”(《史记·五帝本纪》)，既然不雅训，他就不采纳；“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史记·货殖列传》)。自己不知道的，就不随便写；“至《禹本记》、《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史记·大宛列传》)，古书所记奇谈怪物，他更不随声应和。由于他对史料采取这样谨严详审的态度，严肃地忠实于信实的史料，所以他的《史记》才为后人一致公认为实录。

3、详近略远的编撰原则

重视当代史的研究，这是《史记》的一大特点。司马迁是武帝时代人，而其书就有《今上本纪》，他把历史一直写到当代的汉武帝。以朝代而言，夏、商、周三代各成一纪，到了秦朝，既有《秦本纪》，又有《始皇本纪》。至于汉代，则从高祖到武帝每人各为一纪。在十表中，三代作“世表”，十二诸侯作“年表”，秦楚之际则作“月表”。全书一百三十篇，其中专记汉代历史的就有六十二篇，兼记汉代及秦代的有十一篇。自天下并起而亡秦到《史记》成书约百年时间，这一百年的历史，在全书分量的比重上要比过去几个时代的总量大得多。这种重今思想，不单表现在具体篇章数量的比重上，更主要的还直接反映在内容中。他对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一直是抱着热情歌颂的态度，而对上古倒并不抱多大敬意，这也说明司马迁进步和发展史观。他在《六国年表》中有一段话正反映了这一思想，他说：

“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由于司马迁的着眼点是在秦取天下，“世异变”，“成功大”，因而对于那些不识时代变化而“牵于所 闻”、以古非今的思想提出了批评。班固也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汉书·司马迁传》)。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司马迁在《史记》的撰写中，确实是贯彻了详今略古这一原则，成为史学领域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之一。

4、运用时代语言反映时代特点 撰写历史少不了要记述人物的言语，这种言语如何表达，在史学领域里显然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做法，一种是采用当时的口语和方言，另一种则是“援引《诗》，《书》，宪章《史》、《汉》”，“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史通·言语》)。这两种做法，效果自然不同。因为人们的语言可以透露出各自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状态，是其全部生活的反映，而每个人又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这样，各种语言也就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反映一定社会所具有的特点。所以刘知几在写《史通》时，就从理论上提出了史家写史必须采用当时语言，“从实而书”，“记其当世口语”，不必加以文饰的主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真实历史情况。其实这一主张，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早已躬行有得，并且做得十分出色，为《史记》记的成就增添了光彩。如写陈胜年轻时为人佣耕的一段对话：“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毋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简单数语，活生生地刻划出—群农民天真质朴的性格，反映了陈胜对现实不满的心情，透露出他那非凡的理想。《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因击匈奴兵败，革职家居，一天晚上外出归来，路经霸陵亭，亭尉喝醉了酒，竟呵止他 不给通行，司马迁引了李广从骑和亭尉的一段对话，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只这一句话，就强烈地反映出失势人物的遭遇和亭尉作威作福的那付神态。象李广那样的失势人物和神态活现的亭尉这两种人，在当时都是不少的，司马迁对前者的同情，对后者的憎恶，自己虽未发一言，其情状则已溢于词表。此外，书中还大量引用当时的民谚歌谣来表达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司马迁在社会实践中，仔细观察社会，处处留心民间口头语言，从而有可能大量吸取这些生动的口语，恰当地使用在自己的著作中，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5、创立了论赞的作法。

古代史书没有论赞，如《春秋》所用的笔法，《左传》中只有简单的论赞，而司马迁则创立了对人对事进行评论的论赞。论人论事，特别客观公正，没有或少有个人的意气和爱憎，现在看来，也不失其进少性与客观性，深为后人所称道。而且司马迁的论赞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借别人的评论或反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陈涉为王以后，故佣耕者来访，说了陈涉一些坏话，陈涉将之处死，司马迁用故友之口来说明陈涉之败由于忘本，导致众叛亲离。又如《叔孙通列传》，更是一篇体现这种形式的典范，全篇多次对叔孙通进行了评论，可是作者本人却一次都未直接出面，先借秦诸生的话：“先生何言之谀也”，点出叔孙通为了升官发财，违背事实，对秦二世奉承拍马。接着就借鲁之两生的话指出他在汉高祖时制定朝仪，不过是为了“面谀以得亲贵。”而这套朝仪，确实使得汉高祖喜得心花怒放：“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高祖第一次行朝仪后所说的一句得意忘形的话，自然也意味着对定朝仪的人的赞赏。其实司马迁引这句话，还是在于针对叔孙通的“谀”而进行的批评。此外，传中还引用叔孙通一批弟子的埋怨和吹捧的话，米衬托叔孙通的虚伪与狡猾。总之，对于叔孙通的为 人，司马迁个人没有发过一句议论，都是通过别人的评论，把这个历事十主，以面谀得亲贵的叔孙通的面目，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用这种形式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在《史记》的许多篇章中都反映得非常明显。当然，司马迁并不只是限于引用别人的议论或反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往往还通过吸收当时民间流传的歌谣、谚语、俗语等穿插在他的叙述和论赞里，来反映自己主观的评价，并且做得非常出色。另一种是在历史叙述的过程里，把自己对所叙人物、事件和现象的

态度、论点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采用客观的内容来体现主观的评价。这是《史记》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最基本形式。又如〈李斯列传》，司马迁通过对李斯生平事迹的叙述，使人们看到这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典型人物。列传开头说：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这个故事深刻地揭露了李斯卑鄙的思想品质和丑恶的人生观。《廉颇蔺相如列传》则通过完壁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描绘，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通过历史叙述以表达其论断的形式，在《史记》一书中 广泛地得到使用的，特别是对著名历史人物的叙述。还有第三种，《史记》里还经常采用对比衬托的形式来表现作者的意旨，这一形式，在《李将军列传》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列传里司马迁曾插进程不识治军来衬托和说明李广在作战中所以常常获得胜利，原因就在于得到士卒的拥护。他先借程不识作陪衬，这是以客衬主，后来又用程不识之口道出两人治军的异同，这又是反客作主，最后通过叙述，把两人作了对比，这就更进一步加强了作者对李广的肯定评价，这种并叙比较的艺术手法，极尽抑扬变化之妙。不仅如此，司马迁还通过《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这两篇文章的比较叙述，写出了李广跟卫青、霍去病的出身不同、治军不同、战争经历不同和所享名声与下场也各不相同的情况，通过这种对比，更加衬托出李广一生为保卫祖国奋身疆场和体恤士卒热爱人民的品质，但是这样一位深得军心、民心的爱国将领，却一直受到贵戚的排挤和压抑，最后落得个“引刀自刭”悲惨结局，面卫青、霍去病却步步青云。司马迁在这两篇传记中，处处给予李广以深厚的同情，并对他的遭遇表露出愤愤的不平。在《项羽本纪》里，写鸿门宴中的项羽和刘邦，一方是轻敌、不忍和少谋，一方是怯懦、沉着而有机智。通过人物事件的对比刻划，不但使作者的观点在读者面前展现出来，同时也体现了作者表达语言的高超艺术手法，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

五、《史记》在历史文学上的巨大贡献

1、人物描写中的形象性与典型性。

《史记》不但是一部伟大胜利的史学名著，同时也是一部杰出的历史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所以鲁迅说它是“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史记》作者善于用不同的笔调，不同的语言，去刻划多种多样人物的性格和形象，使他们个性分明，神态逼露。同为贵族出身的四公子，各人有各人的性格特点，同样都是策士，每人有每人的脸谱特色。司马迁正是通过对各人不同形象的描绘，表现出他的爱和憎，表扬和批评。他把项羽刻画成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专欲以力服人、终于为人所制的失败英雄的形象，把大诗人屈原塑造成一个对祖国无限热爱和忠诚的爱国志士的形象。对于管仲和晏婴，前者突出他和鲍叔之间高尚的知己情感，后者则集中记叙了晏婴和越石父以及御者的轶事来歌颂，通过不同的艺术概括，使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目中，而为人人所喜闻乐道。对于反面人物也一样，象历事十主，以面谀得亲贵的叔孙通，出身微贱、骤致富贵的外戚田分等，经过生动的描绘和精心的塑造，一个个原形毕露，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抓住主要情节，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避免千人一面的概念化叙述，这是司马迁写作人物传记的最大特色。历史人物经过他的艺术加工，个个

性格突出，人人形象逼真，收到了如闻其声、如见其形的效果。

2、高超的语言艺术

司马迁在语言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语言艺术大师。他善于运用丰富多采的语言，生动地刻画出多种多样的典型人物的形象。特别是善于运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项羽和刘邦都曾见过秦始皇，并且都讲过想要取代秦始皇的话。但是由于他们两人的身份地位和 性格的不同，因此在司马迁的笔下，他们两人说话的语气也就大不一样：“(项)籍曰‘彼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而刘邦则“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高祖本纪》)前者粗犷直率，后者欣羡延慕。如果把这两句话加以对调，则于两人的形象性格就会显得大不相称。又如张良在鸿门宴说的一段话：“臣良奉白壁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羽本纪》)。同样两句赠送礼物的话，前者说“献”，后者言“奉”，一字之别，正好反映了对方——项羽和范增两人身分地位的不同。可见司马迁在语言的选择和运用上，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经过精心细致地推敲的。在《史记》中，司马迁还大量采用当时的口语，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和神态，而且很成功。《张丞相列传》里写周昌口吃：“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项羽本纪》里写刘邦在鸿门宴上不告而别，范增得知此事，立即敲破玉斗，怒气冲冲地说：“唉！竖子不足与谋。”《苏秦列传》中写苏秦与他嫂嫂的一段对话：“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等等，都表现出由于作者成功地使用了生动、活泼的口语，把说话人的声音笑貌也都形象逼真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在《史记》中熟练地使用语言艺术、特别是大量地采用当时的口语来刻画人物个性，可以说这是司马迁成功地塑造典型人物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司马迁还通过人物的语言，来进一步反映和揭露各种社会矛盾。如上引苏秦和他嫂嫂的对话，就活画出一幅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而在《汲郑列传》中，司马迁通过翟公的遭遇，更加典型地揭露了封建社会人情的虚伪与冷酷：“下邦翟公为廷尉，宾客阗(盈)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这一揭露是多么真切而深刻！显然与司马迁本人的亲身遭遇，使他看透了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残酷的利害关系是分不开的。他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正如后代蒙学作品中所说的“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另外，司马迁还常常利用歌谣、谚语、俗语等穿插在叙述和论赞里，同样使他在写人叙事上，增强了形象的真实感和作品的战斗力。

3、历史和文学统一的典范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杰作，但它首先是一部史学名著，作者司马迁用他那不畏最高统治者残酷迫害的坚强毅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据大量历史事实，创造性地写出了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这是我国秦汉以来出现的大一统局面在历史文化上的反映。书中所有人物都是真人真事，不夸张，不虚构，它是一部信史，与单纯的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差别。但是另一方面，司马迁又能抓住文学的特点，通过种种艺术加工，根据历史事实，忠实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典型，巧妙地使两者结合和统一起来，创造了历史和文学统一的典范。

六、《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与续补

司马迁历史学及其《史记》的成立，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还有他个人的条件和努力。第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动荡：自春秋战国至秦汉，封建制逐渐代替了奴隶制，而封建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又逐步发展起来，新旧势力的纷争，陈胜吴广的反秦起义，诸侯王与朝廷的对抗，各族之间的矛盾，各个集团间的倾轧，接踵继起，纷至沓来；于是政权兴而又亡，社会宁而又乱，各种人物出没浮沉。这一切，给司马迁打开了广阔的视野，提出了众多的问题，也提供了认识历史的良好条件；第二，司马迁以前的思想家在宇宙观方面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对人类社会一些个别零散的唯物主义观点，为他建立自己较为系统的朴素的唯物观点创造了条件；第三，唯心主义的系统化及其泛滥，给唯物主义提出了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回答各种问题的任务，二者“相激使然”，是司马迁历史观中唯物主义观点比较丰富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先秦史学已在历史理论、编纂范围、著作体例、历史材料、历史文学方面，为司马迁创作《史记》打下了基础；第五，个人的修养和阅历，特别是他参加制订太初历的科学活动和最高统治集团的政治活动，提高了他观察和理解史事的能力，而遭李陵之祸，内心“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于是寻求“一家之言”。

时代为司马迁提供了充分的前提，司马迁“隐忍苟活”，锲而不舍，终于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具有完整意义的历史学。它的成立，开创了我国史学史上封建史学的新时代。从整体上看，他敢于面对现实，敢于说真话，敢于从实际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去寻求自己的道路，更多地保留了封建制上升时期地主阶级思想的生气；他评论史事，不以已经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学为主要的标准，有儒家、有道家、有法家，甚至有“鄙语”、“谚语”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先秦诸子独立思考的作风。其后，人们对《史记》的评价大多注重其独特的思想趣向，刘向扬雄称赞《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扬雄和班彪、班固则说“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赞》）（处士即隐士，如宋代的林逋，梅妻鹤子，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司马迁死后，他的外孙杨恽对其书有传布之功。“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司马迁传》）此后，由于《史记》的巨大成功吸引着许多学者继续司马迁的工作。人们要依照他的办法续写以后的历史。自迁以后至东汉初年班彪之前的100余年间为《史记》作续补的有16人之多，他们是：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等等。其中最有名者为褚少孙与冯商、扬雄，凡褚少孙所补均有“褚先生曰”，但其篇目未明，价值亦不甚大。《史记》初名《太史公书（记）》，魏晋时始得名《史记》，但魏晋时人并未予以足够重视，至唐代以后始重其书。后世注《史记》者也大有其人，其中最重要者是宋裴因的《集解》，唐司贞的《索引》，张守节的《正义》，人称《史记》三家注。

第五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一、史学独立地位的确立

魏晋南北朝以前，人们并没有把史学当作一门学问，当时尚无史学这个概念，史书被当作儒家经典的附庸。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史书数量大增，在目录学上形成 一个独立的门类，史学在学术文化领域中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取得了重要

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封建经济制度从战国秦汉的土地私有制演变为封建庄园制，这种制度经济上军事上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社会动荡另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数学、医学、地理学、农业科技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出现了祖冲之、郦道元、贾思勰、裴秀的著名的科学家。在科学文化上，纤维纸普遍使用，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为史书的撰写和流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各分立政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各政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互相交织，激烈斗争，向史学家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回答的历史问题，也为史书的编写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同时各地方政权为生存而需要物质武器，提出“足食强兵”的口号，同时也需要精神武器，于是重视文化典籍的收集和整理。各政权先后收集了大理图书和编成了很多图书目录。

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库中，有经学、玄学、佛学、等思想武器，经学是对儒家经典的阐发与议论，汉儒治经，以名物训诂为主，这时业已走向繁琐和迷信。东汉时经学又与谶纬神学结合起来，来欺骗民众。标志着经学的衰落，各种异端思想兴盛起来，于是有玄学的兴起，清谈玄学祖尚虚无，放荡不羁，以无事为贵。又有佛教的盛行，宣扬天堂乐趣，因果报应之说，无非叫人们摒绝一切内心的思虑与感情，安分守已。玄学和佛教固然可以用来麻痹人们的斗争意志，但毕竟是偏于虚无缥缈的说教，严重脱离实际，并不能提供统治的鉴戒和应变的办法。这样，在当时整个学术文化领域中，史学的作用就突显出来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见之于行事，深切著明，重具体事实，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可以鉴往知来，又可以“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当时急需的是治国用兵之才，是应变有效的办法，而经学、玄学、佛学并不能教给人们这种才能，只有史书才是有效的教材，所以此时史学被各政权所重视，普遍修撰史书，正所谓“偏隅僭国，夷狄伪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史学成为重要的学术门类。同时各政权为了表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每个政权都设立史官，撰修史书，说明自已是顺天应人的政权，别的政权都是伪政权。各政权又设设立名目不同的史官职务，有叫著作郎的，有叫撰史学士的，或叫修史学士的，史官成为清要的职位。史官制度的健全，对于史料的及时保存，系统史著的撰修，有重大作用。

各政权设置史官，诏修国史，目的当然是为了占有以至垄断史学，使之完全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但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并不是统一的王朝，全国处于分裂状态，而且朝代更替频繁，有的政权仅维持几十年就垮台了。这样，统治者也就不可能将史官制度发展得很健全，将封建文化专制搞得很严密。东汉初不准“私改作国史”，后来蔡邕亦有国史“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的顾虑，而隋朝，“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但汉、隋之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却不曾禁止私人撰写史书，这就空出了较大的自由，使私人撰史之风盛极一时。《隋书·经籍志》记载： “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私撰史书，便于发挥作者的专长，成一家之言，常有较高的质量，富有创造性。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又一原因。史书数量大，在图书分类目录上便自然成为独立的部类。于是西晋荀勖在编《中经新薄》时，便专门将史书编为一类，这是经史分家，史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东晋李充时，又将史书的地位排在诸子之前，仅次于经书的位置，这是当时史书在整个学术文化领域中

地位提高的反映，此后这种分类法被普遍采用，到按经、史、子、集的名称和顺序著录图书的《隋书·经籍志》问世，这种四分法的权威地位便确立了，直到现在，一些图书馆还在采用此法。

史学一词，也是产生于此时的。《晋书·石勒载记》中记载：“太兴二年（公元319年），勒伪称赵王。……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睿为史学祭酒。”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史学”一词最早的记载。石勒出身羯人，并曾为人力耕，文化水平有限，却能重视史学，这是因为史学和经学学虽皆为统治者用以维护统治的工具，但经学重在抽象的义理，而史学则重在具体的事实，提供有据可查的容易理解事实，自然易于为石勒所接受，这也是明白浅显的道理。南朝宋元嘉十五年，并建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分别由雷次宗、何尚之、何承天、谢元立主持，这表明史学的独立地位得到社会的公认。

《隋书·经籍志》所载的史书大多是魏晋南北朝时的作品，同一种断代史书往往多到二三十家。如此时编写的后汉历史有十二家，三国历史二十余家，晋史二十三家，十六国史三十家，南北朝史十九家。这还只是限于纪传、编年二体有据可查的断代史而言，四百年间竟出现百部以上的著作，撰史风气之盛也就可以想见了。这一时期，不但史著数量大增，史著门类也在不断扩大，有通史，有断代，有纪传，有编年，另外还有传记、史注、方志等等，其中尤以纪传体的断代史和人物传记为最多，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史》、《汉》两书的影响，另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九品中正制的实行有利于褒贬人物的史学思想的发展，从而使得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二、社会上对史学的重视

封建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促使了史学地位的提高，而史学地位的提高，又引起了整个社会对史学的关注。与此同时，经学的势力，由于受到汉末黄巾起义军的扫荡和魏晋时期道家哲学的严重挑战而逐渐衰退下来，失去了它在学术思想界原有的独占统治地位，这就刺激了学者们以史学作为努力的方向，并以名列史家为光荣，于是世族子弟竟相争入史局，作为显名进仕之阶。晋华峤言当时的佐著作郎“职闲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晋书·阎缵传》)。宋著名史家何承天年老撰国史，“诸佐并名家年少”(《宋书·何承天传》)。北齐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颜氏家训·劝学篇》)。随着史学社会地位的提高，史职竟成了沽名钓誉的工具，当时慕史家之名的大有人在。为了达到个人的虚荣，甚至出现了许多不择手段的怪现象。何法盛窃人史著则千载传为奇谈：“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与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南史·徐广传》）。这个传说虽不一定可信，但它却反映了史学在当时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只要能够写出历史著作，便可以一举扬名于世，说明当世社会风气对于史学的重视。

三、史学发展的新趋向

1、编写断代史成风

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政局动荡不安，朝代更迭、国家兴亡显得十分频繁，前朝灭亡后朝为之修史，这是编写断代史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这一时期统治者特别重视本朝史的编写。那些旋兴旋灭的短命王朝或政权，亦多设官修史，为自身树碑立传。此一时期，私人著史之风更为盛行，王朝更迭频繁又为私人修史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个人修断代史史料易于搜集，撰写容易完整，自成一书，成为断代史特别发达的一个重要条件。虽然当时所撰之书由于战乱大多亡佚，但它们在史学发展过程中都曾起过不同程度的作用，也出现一不少秉笔直书的良史，如北魏太武帝年间崔浩撰写国史，“叙述国事，无所隐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史通·古今正史》）此时遗留下来的仅有的几部著作，无论从史学思想、史书内容和编撰技巧等各方面，也足以反映出这一时期史学领域的基本面貌，代表此时史学发展的重大成就。

2、人物传记的发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又一特点，是人物传记特别发达，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精神面貌。当时学者和统治者都特别注重纪传体。从学术渊源来看，《史》、《汉》的盛行，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而门阀制度的发达、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更为这种史体的风行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纪传体的重心在于人物传记，它最能够表现史家的才能，反映作者的史识，因此纪传史作者精心构思之处亦多集中于此，而社会上品评史家长短、评价史书优劣，也大都着眼于人物传记。所以魏晋南北朝许多史家一意致力于传记的经营，对于表和志往往不太重视，这对于后世研究此时的社会经济军事状况大为不利。陈寿的《三国志》就是一部典型的代表作。这种情况的产生，当然不应单从史家的学力和才华寻找原因，主要的应从当时的史学思想追究根源。当时史学思想的重点在于褒贬人物，而对于典章制度并不那么重视，这正是社会客观条件在史学上的反映。正因如此，摆脱其他内容，叙述人物始末的人物传记，在这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既有分类传记，也有以地域为中心的传记。著名史家谢承曾撰《会稽先贤传》七卷，陈寿著《益部耆旧传》十篇，习凿齿作《襄阳耆旧记》五卷，等等，都是记载某一地区的人物传记。袁宏著《名士传》三卷，皇甫谧作《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三书，梁时和尚释慧皎撰《高僧传》十四卷，等等，则是按照同类编写的人物传记。这些著作的出现，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丰富了历史著作的内容。魏晋时期的清谈，实际上这是当时一批代表寒门庶族地主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对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所进行的软弱的抗议，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而《高土传》、《逸士传》等著作，则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这一社会现象提供了史料。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大为盛行，为封建统治者增添了一种新的统治工具，给劳动人民套上了一付新的精神枷锁。它不仅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经济，而且成为这一时期文化思想领域中的突出现象，佛教的流传已经充斥于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几乎支配着当时的整个社会。随着佛教中许多流派的先后传入和创立，也就涌现了一批有名望的僧人，其中有不少人 还参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这些内容正史中很少记载，因此，象《高僧传》《洛阳伽蓝记》这类著作，又正可补充正史记载之不足。同时，随着佛教的传入，也带来了今天的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的古代绘画、音乐艺术和医学、音韵学、逻辑学等知识。因此，《高僧传》对于研究中西交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

及佛教史来说，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性，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出现的各类人物传记，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史学的发展充实了丰富的内容。可是，随着人物传记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的家传、别传和墓志、碑铭，这类文章大多是些隐恶扬善、歌功颂德之作，必须善于区别。

3、地方志的萌芽

关于方志的起源，说法很多。但是从后来方志所具有的内容来看，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记载某一地区有关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内容的著作。这种具备亦地、亦史特点的著作，实际上在西汉以来所出现的“地记”中已经有所体现。这种地记，一般都是既载人物，又述风土。这种著作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地方经济的发展与门阀豪族势力的增长。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逐渐发展，因而在这个地区出现了不少地记性质的著作，而豪族势力的增长又成为产生地记一类著作的社会基础。这样，亦地亦史性质的著作，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发展。习凿齿所撰的《襄阳耆旧记》，马端临谓其“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文献通考》卷198《经籍考》史部传记)，其实就是属于这样一类的著作。这样的著作，从内容来看，已经完全具备了地方志的规模。再就常璩的《华阳国志》而言，是属于方志。清代章学诚早巳讲了，地方志如同古国史，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地方历史，而《华阳国志》的内容正是如此，它叙述了巴蜀、汉中、南中一带风土、人情、物产等情况，记载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历史。不过它是通过人物传记的形式来表述历史的，如公孙述传、二牧(指刘焉、刘琦)传、蜀二主(指刘备，刘禅)传，„„一直写到成汉李雄。对于汉以后的地方土女也都一一记录其名姓。古代书目无地方志--类，杜佑在《通典州郡门·序》中提到《华阳国志》，显然是把它作为地理书看待的。《隋书·经籍志》则把它列入霸史(地方政权的历史)一类。这种亦地亦史性质的著作，虽然还没有统一的归类，但是它们的大量出现，却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特点，即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豪族割据势力的强大，因而这类著作也就成为我们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有用资料。

4、谱学的建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修撰家谱也盛极一时，并且形成了专门之学——谱学（也叫谱牒学），它是这个时期史学发展中新出现的反映时代精神的又一个特色。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一时期的谱牒著作，连同亡佚的计算在内，共有五十余种，近一千三百卷。谱牒学的盛行，是和门阀豪族势力的发展分不开的。门阀豪族最重门第、血统、婚宦，谱牒学正是为这一目的服务，它是为维护门阀豪族利益、巩固门第制度而形成的一种史学。郡望观念是在门第制度之下产生的，标举郡望在于显示门第。而门第的高下，又是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因此对于姓谱记录非常重视，这是当时那种庄园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唐代柳芳在论述谱学源流时指出：“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宫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 谱局，令史职皆具。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

‘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新唐书·柳冲传》)。这段话集中地说明了谱学发达的社会根源，它是完全为了维护门阀豪族的特殊地位和权利的。同是王姓，独以琅琊王氏为贵。琅琊王氏也以此自别于他郡王姓来显示自己的高贵。梁武帝萧衍未做皇帝之前，曾给齐帝上了一个奏书，彻底道破了谱牒与门第之间的利害关系。奏书中说：“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梁书·武帝纪》上)。可见谱牒对于门阀豪 族保持门第上的特殊地位和权力是何等的重要。另外，在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不以人材优劣为本，而以门第高下为据，这就从政治上促成谱学的发达。在门第 森严的情况下，婚姻制度亦与门第有密切关系，门不当，户不对，门第不相称就不能通婚，这也非得讲究家谱不可。还有在社交活动中，谱学也显得十分重要。当时社会上避讳之风十分盛行，与别人交谈，不能触犯对方的祖讳。官场中对避讳一事更为讲究，做官的都必须熟悉家谱，否则会招致意料不到的后果。凡此种种，都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的发达，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又有社会上的需要。

有了各类家谱，也就有了专门的人去研究各家谱学，从而又产生了统谱或百家谱。最初作统谱的是西晋挚虞，他编了一部《族姓昭穆记》，把各家谱系分清。这种谱学纯粹是为高门世族服务的东西，对家族之外来说，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贵，借以维持其社会地位和特殊权力，就家族内部来说，则是为了模糊阶级界限，掩盖阶级实质，一族之内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立，族长就是大庄园主，被剥削的族人虽也上谱，却处于农奴地位。可见谱学是维持封建宗法制度，巩固族权统治的有力工具。在这种谱学盛行的情况下，也曾产生了先贤传、耆旧传之类的史学著作，这类传记，实际上也只是在于表彰这些人物的门第和郡望而已。

5、史学理论的出现

随着史学独立地位的确立，史学理论也相应出现了，虽然此时的史学理论还很不成体系，但这是治史深入的又一表现。论史事，如诸葛亮著《论前汉事》；二是评论史书, 考辨史体，如何常侍著《论三国志》、徐众著《三国志评》等，可惜这些史评专著今皆亡夫，相传曹丕也有理论著作传于后世。但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却一直流传下来了。《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而其中的《史传》篇论述史书的起源演变、纪传体与编年体的得失，又评论古代一系列史书的体例，提倡“奸慝惩戒”、“善恶皆总”，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学评论专篇。它对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有很大的影响，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就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史评总结史学实践，评论史实，评论史书编纂方法，提出批评意见，这有助于史书质量的提高，把历史研究推向进步。

史考是考证史实、驳议辨疑，如晋谯周的《古史考》，刘宝的《汉书驳议》，陈姚察的《定汉书疑》之类。《史通·古今正史》记载：“谯周以迁书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其谬。”谯周的《古史考〉曾产生很大影响，揭开了我国古史考证的序幕，为把古史研究引向深入大有益处。

6、史钞、史注和史考的兴盛

史书种类繁，数量多，卷帙又大，读者必然难以遍读，亦不易掌握，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史钞的兴起。史钞即“钞撮旧史，自为一书”。它删繁就简，博取约存，提要钩玄，便于综览。其中有合抄众史，如三国吴张温的《三史略》、南朝梁阮孝绪的《正史削繁》等；又有专抄一史，如晋葛洪的《汉书钞》，南朝梁张缅的《晋书钞》、《后汉略》之类。大抵所有的正史在当时都有人下过节抄的功夫。同时又出现了《童悟》之类的通俗历史读物，表明这时期的史学也在向普及的方面发展。《隋书·经籍志》记载，南朝梁时甚至出现了“四境之内，家有文史” 景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又有注史之风的兴起。注史即释音训义，注解旧史，解原文之不懂难懂者，“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对读史起辅助作用。注史始于东汉虔服、应劭之注《汉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应劭撰；又有《汉书音训》一卷，服虔撰。可惜两书均已亡夫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提倡读史，注史之风也随之大盛。单从《隋书·经籍志》看，当时注《史记》的有三家，注《汉书》的有二十几家，注《后汉书》、《三国志》的也不止一家。此时注史人数之多，除清代以外是最多的，可谓名家辈出。史注是史学普及的一种产物，它原是旧史的一种附庸之作。但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人的一些史注，例如南朝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之类，却并不局限在对于原著的文字训诂，而是以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为主，兼及备异和论辩，引据博洽，注文篇幅甚至超过原著。这就使史注这种附庸之作具有了和原著同等的史料价值，这是对于史著的一种发展，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进期治史深入、史学研究水平提高的一种表现。

四、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及其它史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达还表现在对重要史书注释工作的重视。当时从事注释工作的人很多，单以《汉书》而言，从汉末至陈，为它作注的就有二十五家之多。裴因的《史记集解》和其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便是在这个时期所完成的著名的史注。

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出身于世代官僚的家庭，八岁就已学通《论语》和《毛诗》，后更“博览坟籍，立身简素”，二十岁便开始做官，东晋武帝时历任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宋朝，这时裴松之已四十九岁。宋文帝时，官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被封为西乡侯。文帝以《三国志》过于简略，乃命裴松之作注。于是松之“上搜旧闻，旁摭遗逸”(《上三国志注表》)，“鸠集传记，增广异闻”，于元嘉六年(429年)七月，书成奏上，宋文帝极为称赞，说它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宋书·裴松之传》)。

对于〈三国志注〉的内容，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曾作了概括的说明，“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可见裴松之注《三国志》，重点不在于训诂名物，而在于史料补阙、备异、矫妄、论辩等四个方面。清人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曾将其内容归纳为六类：“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伪异；一曰传所有之

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由于补注的内容涉及面很宽，所以搜集采摘的资料也就特别广博，引用的书籍达一百五十余种，作注时所费功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由于陈寿的《三国志》过于简略，因此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就显得特别重要，加之他所引用的那些历史著作后来绝大多数都亡佚了，如果要想对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了解得更详细些，那就只有依赖于裴氏的《三国志注》。大家比较熟悉的曹操在许昌实行屯田一事，陈寿在《魏书·武帝纪》中只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魏书·任峻传》中也只用了“是的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臵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个字。从这简单的记载中，要想比较清楚地了解曹操屯田的来龙去脉，自然是很困难的。裴松之在《武帝纪注》中补充了有关屯田事迹一百四十字，在《任峻传注》中又补充了一百八十二字。经过这样的补充，于是曹操实行屯田的目的，措施和结果都清楚地表达出来了，这就为研究曹操屯田解决了一大困难。对于历史人物，补充的资料也很多，如三国时期著名的科学家马钧，陈寿在《三国志》中只字未提，裴松之分别在《魏书明帝纪注》和《杜夔传注》中引了有关著作的记载共一千二百余字，对马钧的生平事迹和创造发明作了详细的交待，从而使马钧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得以流传下来。又如对当时的哲学家王弼，陈寿在《魏书·钟会传附王弼传》中仅用了二十三个字，当然也就难以讲清王弼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想。裴松之在注中引了七百五十余字，既补充了生平事迹，又增叙了思想学说，为后人研究这位哲学家提供了方便。

另外，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通过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可以反映出魏晋时期史学发展的趋向和水平。这一时期史学非常繁荣，史家人才辈出，史著成果累累，就是三国史的著作，也是蔚为大观。可惜这些著作后来大都失传，可是它们的成果，在《三国志注》中却被大量引述，加上裴松之所引用的大都首尾完具，一般均不加剪裁割裂，对于了解这些著作的大概情况无疑是个有利条件。同时我们从裴注的引文中还可以看出，当时许多历史学家在搜集资料、考订史实、编纂史书等方面，都曾作出过很大的成就，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著作也都发表过各自不同的意见。所有这些，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历史编纂、史学思想乃至整个史学的发展水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再就裴松之《三国志注》本身来说，在史学史上也有着重要的贡献。前人为史书作注，大都着眼于名物训诂、音义地理等的解释，《三国志注》除此之外，还大量补充史实，汇集异同，考辨真伪，进行评论，为史书注释工作开拓了新的途径。特别是对辨别史料真伪，确定史料取舍，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对于历史编纂学来说有很大的贡献。

当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正如前人所指出的，在补充史实方面，“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凿空语怪，凡十余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于史法有碍，殊为瑕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正史类《三国志》提要)。同时所引史料考订失实、荒唐不经的情况亦多有之，所以刘知几批评说：“喜聚异闻，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史通补注》)。至于遗漏之处亦在所不少，特别是许多重要历史人物，原书不详，裴注未补，原书未载，裴注不增。赵翼曾经指出：“裴松之注《三国》，号称详窍。„„然钟繇书法妙绝古今，本传不载，注中自应补入，而裴注不及一字。华歆从逆奸臣，管幼安视之殆犹粪土，则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应附载，以见两人品识之相悬，本传既遗，而注亦并不及，则世期之脱漏亦多矣。(《陔余丛考》卷6《三国志》条)此外，此时的史学著作还有《洛阳伽蓝记》《水经注》《世说新语》等等。

第六讲 隋唐史官制度的建立与史学功能新特点

一、隋唐两朝对于史书控制的强化

史学的重要作用，在汉唐间的数百年中，逐渐被统治者，尤其为最高统治集团所认识，因而控制修史日趋严密。唐以前，由于官修，私修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但大多数是奉诏著史，或是在成书之后得到朝廷认可，但基本上都是一人独立作史，他们都想成一家之言，而不在书中掺杂别人的意见，这些史学家多数本身就是史官，有些不是史官也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他们都可以看到史官们所记载下来的史料和保存的典籍，并利用这些文献来著史，所以隋以前所有历史著作的写成，又都同史官制度有密切关系，尽管如此，修史往往不能完全符合当权统治集团的需要，甚至某些奉诏所修的国史，亦由于修史者不尽站在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集团一边，自觉不自觉地触及乃至危害其统治利益。隋文帝时，为了进上步加强中央集的统治，在史学方面加强了控制，开皇十一年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明令禁止私人修史。唐代在政治上的再统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相应的措施，扫除分袭割据的痕迹，树立统一的历史观点，私人修史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于是唐代于武德年间下诏修前代史,李渊在《命萧禹等修六代史诏》中要求编修史书，必须做到“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但史书并未修成。除了各方面原因外，也由于当时统治者对于官修史书的措施并不得力。贞观君臣十分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太宗曾说“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并开始编纂实录与修撰国史等本朝史，在这一过程中，修史与取鉴、资治有紧密而有机的结合起来，历史著述在整个文化典籍中取得独立和占居第二的地位的稳定，纪传体史著取代了“古史记之正传”的编年体史著而处独尊，正史的修撰逐渐官府化和制度化，从而使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的地位逐步巩固起来。所以唐从贞观年起，就开始修前代史书，设置秘书内省，修五代之史（《唐会要·史馆上》）由姚思廉领衔主修《梁书》、《陈书》，李百药主修《北齐书》，令狐德芬修《周书》，魏征主修《隋书》，并任命宰相房玄龄总领监修，由魏征总加撰定，详加损益，撰总论，让令狐德芬主管体制、义例等问题，一时可谓人才济济，群英荟萃。还让房玄龄等重修《晋书》，太宗亲自作宣武二帝纪和陆机、王羲之二传的史论，全书总题御撰。在撰修前代史的同时，对国史修撰的控制更加严密了，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又“别臵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唐六典》卷九《史馆》）把修国史与前代史区分开来。唐以后，史官制度发展为史馆制度，从此历朝之纪传体正史便由官方史馆修编而成于多人之手，不再是由某人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了。在这些正史上虽然都有撰者的名字，其实他只是主编人而已，有的甚至是挂个虚名。只是因为他是宰相，是监修国史，官衔最高，史馆修成史书时便由他上表呈送皇帝，书便署了他的名字，实际上这书乃是史馆个集体之作。

二、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

关于史馆，关于史馆，《史通·史官建置》记载：

“暨皇家(指李唐)之建国也，乃别臵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42 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

又《唐会要》卷六三《史馆·史馆移置》记载：

“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 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及大明宫初成，臵史馆于门下省之南。‛

‚开元十五年三月一日，宰臣李林甫监史馆，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宜其附近，史官、谏议大夫尹暗遂奏移于中书省北，其地本尚药局内药院。”

据此可知，史馆为国家官署之一，隶属于门下省或中书省，由宰相兼任“监修”，即史馆之长。馆址则在禁中，位于门下省(鸾台)或中书省(风阁)的附近。以前史官隶属于秘书省，这是掌管图书秘籍的官署，如后之国家中央图书馆，政治地位并不高。唐代史馆改属门下省或中书省，这是唐朝的中央首脑机构，宰相治事之所，政治地位很高。从史馆的隶属关系，首长职衔，馆址所在，以及“馆宇华丽，酒馔丰厚”等等看，唐朝的统治者是在大力提高史馆的地位、重其职，也尽力为史馆的修史工作提供便利条件，而其目的，则是直接地严密地控制史书的编纂，并使之能产生最大的社会影响。

史馆的任务是修前代史，也负责储备材料以修本朝史。修前代史之史官常用他官兼任，其书修成，其职即罢，带有临时性；为修本朝史而收集资料之史官，则带有固定性。史官有“修撰”、“直馆”之名，《旧唐书·职官志》载：“登朝官领史职者，并为修撰；未登朝官入馆者，并为直馆。”此外，史馆中还常设有修史辅助人员多人： “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四人，亭长二人，掌上固六人，装横直一人，熟纸匠六人。‛

对于史馆中执笔修史之士，朝廷是很注意选择的，以便保证修史为朝廷政治服务。所以就是史馆中的人员，也并非人人都能直接参与修撰之事。咸亨年间，唐高宗李治下过这样的命令：

“撰修国史，义存典实，自非操履忠正，识量该通，才学有闻，难堪斯任。如闻近日以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辑讹舛，亦恐泄漏史事。自今宜遣史司，精简堪修史人，灼然为众所推者，录名进内。自余虽居史职，不得辄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之事。”

由于史馆修撰是选择他官兼任，所以出现过在家修史，而不居史馆编撰的现象。朝廷怕失去控制，泄漏秘密，于是又有“就史馆参详撰录”的规定，《唐会要》卷六三《史馆·在外修史》记载：

“(开元)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诏左丞相张说在家修史。中书侍郎李元绂奏曰：‘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今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院撰录，令国之大典，散在数所。且太宗刊臵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望勒说等就史馆参详撰录，则典册旧草不堕矣。’从之。‛

此外，对于史官又有利禄引诱，将史馆设在鸾渚为邻，与凤池相接的地方，馆宇华丽，酒馔丰厚。至于史书修成之后，皇帝又有丰厚的赏赐，仅《册府元龟》卷五四四《国史部·恩赏》中所辑录的此类材料，就有二十多宗。

史馆修史，不论前朝还是本朝，都离不开史料，唐代凭借其政治经济威力，在搜集资料方面很有成就，太宗、玄宗时曾多次下令搜集史料，为史馆修史提供情了丰富的史料。

唐政府最为重视的还是对于本朝史料的收集，以为史馆编修本朝史提供依据，其中收集史料的一套做法，相当完备。

(一)于门下省设置起居郎，中书省设起居舍人，两者职同而分侍：“每天子

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因之以成功，”唐朝规定：起居注每季为卷，季末录送史馆。这种起居注记录皇帝每天的言论和行事，它的起源甚早，可以上溯于汉代。汉武帝时即有《禁中起居注》，东汉时有《明帝起居注》，有《汉献帝起居注》，以后三国两晋南北朝各帝王亦多有起居注。所以在《隋书·经籍志》中，起居注形成为史部十三类之一。但直至隋初，并无正员专司其事，仅以令官兼掌，又废置不常。至隋炀帝时，始专置起居舍人二员，唐时又把这一职司固定完善起来，并明确了它同史馆的关系。可惜唐以前的历朝起居注，均已亡佚，流传至今的只有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二)武则天长寿二年以后，又规定宰相须记《时政记》，按月汇送史馆。《旧唐书·姚恕传》：“自永徽以后，左、右史(即起居郎、起居舍人)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恕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时政记》可以补充起居注的不足，也是史馆修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三)唐朝还规定：中央及地方各官署，均有录报大事于史馆的责任，这就使史馆的资料来源更加广泛了。据《唐会要>卷六六三记载，唐朝曾颁布《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其具体内容如下：

‚祥瑞。——礼部每季具录送。

‚天文祥异。——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验同报。

‚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

‚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 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虏畜产并报。

‚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

‚州县废臵及孝义旌表。——户部有即报。

‚法令变改，断狱新议。——刑部有即报。

‚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滥。——户部及州县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

‚诸色封建。——司府勘报，袭封者不在报限。

‚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并录制词，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

‚刺史县令善政异迹。——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

‚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

‚京诸司长官薨卒。——本司责由历状迹送。

‚刺史都督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下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诸王来朝。宗正寺勘报。

‚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勘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

唐代史馆就是依据上述起居注、时政记及诸司录报之材料，来编纂本朝史。所编本朝史，大致可分为二类：编年体之实录与纪传体之国史。

唐朝时，每一帝死后，便由嗣君命史馆汇集其在位史事，用编年体勒成一书，谓

之实录。实录起源于南朝，现在所知的最早实是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中的“《梁皇帝实录》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至唐，新君编纂先帝实录，成惯例。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朝自高祖李渊至武宗李炎的十六代皇帝，均修有实录，不缺一帝，总数达二十五部之多。这当然是史馆工作的一项成果。自唐宣宗以后的五个皇帝，因唐末战乱，实录或佚或阙，后由宋朝人宋敏求补成。于是唐朝二十一代君主，无不修有实录。可惜这套实录后来都失传了，现在只能看到韩愈主编的《顺宗实录》五卷，收在《韩昌黎集·外集》中。实录是各帝统治期间的编年体大事记，修成于后一代，被当作帝王的一种法祖教科书。它的史料性很强，是根据起居注、时政记、各官署录报材料编成的史料长编，它为国史的编纂提供了依据。国史一称正史，是纪传体史著，它总辑各实录事迹，勒成著作。比起实录来，国史对史料有更多的删节和加工。

在唐代，朝廷曾不断令人撰写本朝国史。从贞观直到武则天时期，修本朝史者史不绝书，而且多为一时名臣。但唐人写国史，只能是随写随续。安史之乱以后，中原荡覆，图典焚佚，朝廷撰修国史不能正常进行了，所以唐时终于没能修成一部比较完整的唐代史，但已经修成的部分唐国史，却为后人著述唐史提供了蓝本。唐代史书可谓多矣，有魏征等修成的《隋书》、《陈书》、《梁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等等，但不同的是，这些史书多为官方编修，或由史馆自己编成而由官方修改认可，如李延寿之《南北史》，总的来说，其思想成就并不高。尤其可贵的是，李延寿的《南北史》能够抛弃以前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的偏见，南北一视同仁。

综上所述，隋唐时期设馆修史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史官制度发展的结果，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势力上升，文化专制主义加强的结果。史馆凭借国家的人力、物力、权力，大集群儒，广泛收集各种资料，集体编成史书，这有助于克服个人收集史料与整理史料的种种困难，提高了修史的速度，便于史料的及时整理与保存。但史馆是封建王朝控制史学的一种官署，由官来写史，为官而写史,目的是提供巩固统治的历史鉴戒，维护封建秩序。史馆又实行宰相监修，遇事诸多牵制，常使执笔修史者无从下笔。同时所任用的史官们又往往是自视甚高的平庸之辈，刘知几曾指出：史馆中“人自以为荀(悦)、袁(宏)，家自称为政(刘向字子政)，骏(刘歆字子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加之史官内外串通，各有背景，人多嘴杂，“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俱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实录则取嫉权门，直书则见仇贵族。这样，史馆史官只好“争学敬且，务相推避”了。即使是出类拔萃的史家，在这种官僚机构中也是难有作为的。所以，史官修史，成书快，卷帙大，但质量差，充斥着封建主义的官方思想，在编纂体例上也难有创新。但进代总是向前发展的，便唐以后史学的成就，主要的不是表现在官办史馆的作品上，而是主要表现在私人的创作上。在唐代，真正对史学的发展作出创造性新贡献的，是私撰《史通》的刘知几和创作《通典》的杜佑。

第七讲 宋元时期史学的特点——以《资治通鉴》为例

第一节 宋元史学的特点

宋代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中外交流频繁，中国的经济重心

完成了南移，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阶级矛盾也很尖锐，所以地主阶级进行了改革，在思想上兴起了理学，希望以此来应对新的社会变化，主张 “文以载道”。这些特点在史学上都有所反映，史书的编撰和文献的整理都取得了不小成就，在历史观点上，思想家和史学家由于见解分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史书的各种体裁和体例都出现了，如纪事本末体。在内容和体裁上这些作品也都各具特色，显示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第一是编年体史书比以前有很大发展。官修的《日历》和《实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其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的巨制，在它的影响下，编年体史书有了很大发展，较为重要的作品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等。

第二是典制体史书的发展。宋初王溥修《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撰写有《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典制体的巨制。对后世典制体史书的撰写产生深远的影响。宋朝秘书省设会要所，编写宋代历朝会要多达3 000余卷。这些材料当时没有公布。今天的《宋会要辑稿》是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集抄出来的。元修的《经世大典》880卷，从形式上看是类书，但实际内容是典制书。此外还有专科性的典制书。

第三，通史在史书撰述中的地位大大加强。编年、纪传和典制三种重要体裁史书中都有自己的通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三部通史巨制的出现，是宋元时期的代表作。

欧阳修的《五代史记》也是通史性质著作，吕祖谦的《大事记》是一部编年 体的通史，上起接春秋，下至汉武帝征和年间，共12卷，是没有完成的著作。此外，黄震的《古今纪要》等，也是通史性质著作。

第四，古史和当代史的史书增多。前代史的总结和撰写受到重视。古史的增 多和史学求通的观念有联系。重要的史书有司马光的《稽古录》、刘恕的《通鉴外纪》、苏辙的《古史》、胡宏的《皇王大纪》、罗泌的《路史》和金履祥的《通鉴前编》等。其中有的著作理学气味较浓。

北宋时期的《旧五代史》《和元人修的《宋史》、《辽史》、《金史》在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元人修三史，决定“宋、辽、金各为一史”，这是史学观念上的一个发展。《辽史》的《表》、《国语解》，《金史》的《国语解》以及《宋史》的《道学传》等篇目有新意，都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变动。《金史〉叙事简而有要，深得史法。由于三史编修时间短，史实考订不精，特别是《宋史》疏漏的缺点尤其突出。

宋人记录、编修当代史成为一种风气。朝廷设相应的机构记载国家大事。机构设置和名称在不同时期不尽一致，但基本上沿袭下来形成了制度。1．时政记。有中书时政记和枢密院时政记两种。2．起居注。起居注官员侍立皇帝身旁，跟从行幸，记载朝廷大事。3．日历。据时政记、起居注和相关材料，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加以编纂。4．实录。它是据日历的材料进一步加工修成的。5．会要。会要载典章制度的有关材料。

6、国史。国史的体裁是纪传体，是根据其他材料进一步修成的。《文献通考》卷一九二《经籍十九》记载宋代修的国史有：太祖、太宗、真宗的《三朝国史》，仁宗、英宗的《两朝国史》和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的《四朝国史》。洪迈曾想合九朝三史为一书，但没有做到。另外还有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的《四朝国史》。由于政治斗争的影响，宋代实录与国史有些不断重修，这是宋代史学引人注意的又一个方面。

宋人撰写当代史重要著作有王禹的《东都事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46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此外还有数量很多的杂史、笔记。

第五，新体裁、体例史书出现。重要的作品有袁枢的《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是纪事本末体史书，朱熹和他学生写的《资治通鉴纲目》，是纲目体史书。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术史性质的作品。

第六，民族史、地方史和域外史有很大的发展。

宋元时期历史文献学比前一时期有显著的发展。治金文献形成为专门的学问，即金石学，目录学、校雠学有较大的发展。文献的辨伪、刊误、纠缪上出现新的局面。古籍的注释及类书、丛书的编纂，是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为史学 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宋人的辨伪、考订，可以说是开后代考据学的先声。

这个时期史学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对历史过程的理解上，各种不同的历 史观点展开激烈的辩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宋人力图从“理”的角度把握历史 过程，这是历史哲理的思考。在天人关系上，新的见解出现了，天人感应的灾祥 说受到进一步的批判。在史学工作作用的理解上，宋人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从历 史盛衰总结的角度，从史学和经学关系上，从历史的教化作用上，从史学对社会 生活的影响上，提出各自的认识。总之，史家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史学工作的作用，反映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关心，使史学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发挥作用。两宋史学家 很多人又是理学家；有的人虽不是理学家，但思想上和理学有联系。理学对宋代 史学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在历史文学上，不少史家是有成就的，许多史家又是著名的散文家。欧阳修 文风简洁晓畅、摇曳多姿。司马光的文风严整之中而又从容，写战争恢宏场面，显示其驾驭文字的能力，曲折有致，有声有色。这些都使他们的史著产生更大的影响，有的篇章成为千百年来人们传诵的名作。

第二节 宋元时期史学思想的发展

一 理学对宋元史学思想的影响

宋元时期史学思想的变化，是隋唐史学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史学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反映在史学思想上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哲学上的变化，理学产生，对宋元的史学思想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使这个时期的史学思想打上又一个鲜明的时代印记。而史学思想的发展对理学体系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的作用。史学思想的斗争同当时的理学和反理学的斗争，同理学内部的分歧和斗争有密切的联系。

宋代理学家关于历史的认识是当时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宋代史学家很 多人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或者和理学有某种联系。这种既是史学家，又是理学家或者和理学有一定关联的二重属性，为宋代史学的变化带来不同的效 应。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苏辙、朱熹、吕祖谦、王应麟、黄震、金履祥等 人的学术特征，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在《宋元学案》中说得清清楚楚。马端临师 承朱学的传人。郑樵有反理学的观点，同时又和理学有一定的联系。理学关于天人问题的探究，影响宋代史学求通的观点。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他著的《皇极经世书》把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历史，作为宇宙发展总过程的组成部分，编排出从“开物”到“闭物”的具体行程。在这个宇宙变动的周期中，人类历史只占极小的区段。周敦颐作《太极图说》，王夫之认为这本书是

“究天人合一之原”。张载以气化流行观点，说明人与生物同源，天人统一。二程认为理为宇宙根本，理支配自然变化，也支配社会历史变动。理的流行成为历史变动的原因，促使历史发生变化。朱熹进一步发挥这样的观点，并运用这样的思想指导写史书。

宋代修的许多古史，把人类历史记载大大提前。有的从盘古开辟天地写起；有 的在历史“邃古之初”，首先论述理气的流行，再叙人类产生；有的古史首篇就是《太极篇》。贯通天人古今去写历史，成为一种风气，以天理名分思考历史的变动，是贯通古今的一种做法。

笼统说理学家轻视史学，这样的看法不妥当。理学反对先史后经，反对废经 治史，反对把史学作为“记诵之学”。他们把史学作为“格物穷理”的一种手段，求历史盛衰之理，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程颐说：

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

《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历史兴废存亡之“理”，在程颐看来是支配社会盛衰变动的普遍法则，物极则反，事极则变，是万事万物变化法则，也是人类历史变化的法则。

理学家说的历史盛衰之理，是先验的天理，这种天理体现为封建纲常道德名 分的教条，维系这种天理，社会才可以长治久安。二程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大纲不正，万目即紊”。“名分正则天下定”。朱 熹说：“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只是盛衰消长之势，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势如此。”人间君王适应变化，对一些制度可以作变通损益，但天理纲常是不能变动的。二程说稽古而不泥常，是指古代的东西可以为借鉴，但不能死守着框框不作任何变动。

关于历史过程的见解，理学家一般都是美化三代，宣称三代是天理流行的时 代。二程说先王三代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是以法把持天下，以智力把持天下，历史的发展是后世不如前世。程颐说：“若举大运而言，则三王不如五帝之盛，两汉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汉之盛，至其中间，又有多少盛衰。”邵雍把中国历史分成皇、帝、王、伯<霸)四种情况，以皇。帝、王、伯(霸)和一年四季 的春、夏、秋、冬相比附，说：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藩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邵雍的皇帝王霸说，从趋势上看历史在倒退。一个周期结束后，接着是新的周期 开始。但历史不是简单地循环，三代而后，基本是伯(霸)道通行于世 ,邵雍把皇、帝、王、霸作为统治的一种特征。他认为，三皇以道行事，五帝以德行事，三王以功行事，五伯以力行事。皇帝王伯和道德功力相配合，构成一个系统。邵雍的这一套编造出来的理论，在北宋理学中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对宋代史学产生影响。

理学家关于《春秋》褒贬义例的各自见解以及关于正统看法的分歧，直接影 到史书的编纂。有的史家称辨正统，是“直欲还天理人心之正”。有的人称朱熹 写的《资治通鉴纲目》的凡例，是“合天理之正，人心之安”。一些史评著作以 理学的观点评判历史是非功过，讨论历史盛衰兴亡。范祖禹在《唐鉴》中的议论，受到程颐的称赞，称范祖禹的议论是三代以下的好文字，原因是范祖禹以“纯王”的天理来评论唐朝的史事与人物。

二 宋元时期史学思想的发展

从史学思想上看，宋元史学表现出它的深邃性、丰富性。北宋时期，宋元史 学思想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来了，围绕这些问题不同的观点展开了争论。南宋时 期史家思考深入了一步，把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在哲理的高度上进行更加 系统的讨论。元代的史学思想是承南宋的余绪而有所变化。

宋元时期的史学思想发展可以归结为：

——历史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历史变化的过程是怎样的，怎样看待历史的王道时期和霸道时期。

——史学的意义是什么。这又涉及到经和史关系的问题。历史研究的目的是 什么，史学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作用。

北宋时期史学思想突出的是名教思想，强调名分等级，认为这是历史和社会 的根本问题。司马光说：“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理安得独在哉！‛名分紊乱，礼制即崩溃，则天下大乱。这是司马光思考历史兴衰的主要观点。

与司马光不同的是王安石，虽然王也要维护封建统治，但他不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他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对先王之政，只能法其意，他所提倡的《周礼》，只不过是借《周礼》之名以行改革之实，他还认为灾异发生不是人事引起的，不能用历史事实附会灾异现象。王安石以“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的道理来驳斥灾异论的“傅会”之讹误。这是宋代史学思想的一个大发展。他还主张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以求经世致用。

南宋时有朱熹和陈亮关于王霸义利之辨，从天理人欲的角度谈历史过程问题，朱熹认为是道支配历史，贯串历史，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是“利”和“欲”，只是有时暗合义理，就整个社会历史来看，“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朱熹认为义和利两者不能两立。陈亮则反对其说，主张功利主义，他认为其一治理社会可以王霸并行用，义利双行，陈亮坚持世界和历史的客观性质，认为历史过程是一贯的，其二不能把历史打成两截。不能认为后代都不如古代。其三认为义利不是绝对对立的，王霸可以并用。南宋的郑樵提出会通观点，反对把历史过程割裂开来，马端临则把古今制度变化作为一个连续过程看待，指出反古实难，他的思考更加深入了一步。宋元时期关于史学工作作用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种看法认为 从历史的兴衰变化上，总结出可以借鉴的治道来，这可以称为“资鉴”的观点。第二种主要是理学家的看法，认为要从历史盛衰中总结盛衰之“理”，以历史证明天理万古常存；以“理”去“格君心之非”，使人君排除不合天理的杂念，按天理行事。史学是格物致知、认识天理的手段。第三种是从历史盛衰大势中，从历代典章制度得失中，总结认识，作为经世之用。陈亮的事功之学，叶适的经制之学，在史学致用上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吕祖谦集合事功、经制之学，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吕祖谦认为，学习历史最重要的是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说：“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史学的作用很大，他说：“文武周公之泽既竭，仲尼之圣未生，是数百年间，中国所以不沦丧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吕祖谦重视史学，抬高史官的地位，反映出吕祖谦学术的特点之一。他对史官作用的评价太过分了。但是程朱贬抑史学为理学之附从，吕祖谦和他们相比较，是

一个鲜明对照。此外，两宋时的历史文献学和金石学兴起，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说明了文化的普及与大众化。

第三节 司马光及其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

一、《资治通鉴》编修的经过

1、司马光的生平及其编修《资治通鉴》的动因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为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所编著。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宋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由奉礼郎迁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土。当时正值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而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旧 党”首领，故于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执政后，司马光即请求作外官，出知永兴军。次年，王安石为相后，又自请改判西京御史台(闲差)，在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于《资治迩鉴》的编纂。哲宗即位（1085年)，保守派重新得势，司马光担任宰相，把新法废除得一干二净。第二年，他便死了。死后封温国公，谥文正。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治见解上尽管迥然不同，王安石认为司马光是反对新法的人推出来的招牌，司马光则认为王安石是被吕惠卿等所利用，可是他们两人的私交始终很好，相互之间并无人身攻击。

司马光从小就爱好历史，这是他编修《通鉴》的先决条件。《资治通鉴》是奉诏编纂的，自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受诏，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十二月书成奏上，历时十九年之久。其实在受诏之前，他早已开始这一工作了。仁宗嘉佑年间，就着手编写过一部“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周世宗显德六年”的大事年表，于历代治乱兴衰之迹，采猎经史，作了扼要的记载，名为《历年图》，计七卷，在治平元年(1064年)进呈给英宗。接着又在此基础上，仿《左传》体裁，起自三家分晋，止于秦二世三年，写成编年史八卷，取名《通志》，“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进通志表》)。实际上这就是今本《通鉴》中的周、秦二纪。进呈英宗后，深得赞赏，并于治平三年四月，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官府还给他提供了自行选择助修人员，得就秘阁翻阅所藏图书、并给吏史笔札等方便条件，这样，就使司马光有可能顺利地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尽管以后他的官职多次变动，但编书工作却从未中断。

司马光为什么要编修《资治通鉴》，他在皇佑中曾对刘恕讲过：“《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刘恕：《通鉴外纪后序》)。又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亦说：“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

神宗于1067年继位以后，司马光进《通志》，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可见当时统治者对此书是何等的重视。

2、编修《通鉴》的优良方法

新中国史教案 第2篇

一、本课程的教学目的

 中国新闻事业史是新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了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规律，吸取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丰富专业历史知识，为以后的学习、研究、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总教学时数为36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认真学习杰出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记取历史上新闻媒介的经验教训；拓宽知识面。

三、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重点讲述新闻媒介的经验教训、杰出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

其中五四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延安《解放日报》整风改版是重点章节；而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和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反复为本课程教学难点。

四、本课程的知识范围及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是中国文化史的组成部分，是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法规、管理等新闻事业演变的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的归纳和描述。

新闻学专业的理论和业务等课程都会使用新闻史料来阐释相关问题。

五、教材

本课程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方汉奇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

主要教学参考用书。其他参考书目：

《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主编 《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著

《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丁淦林主编 《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吴廷俊著

《中国新闻通史纲要》：白润生著 《中国新闻纪录大全》：刘胜清编著

《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

徐培汀著

绪

论

绪论讲六个问题：

一、新闻事业史的含义及其研究对象

二、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分期

三、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特点

四、学习、研究中国新闻史的意义

五、怎样学好中国新闻事业史

六、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概况

一、新闻事业史的含义及其研究对象

（一）新闻事业史的含义

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内在规律的科学。

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组成部分。

新闻史又包括中外新闻事业史和新闻思想史等，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

戈公振：

所谓报馆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

（二）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对象

新闻史，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需要研究的是整个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特别是阶级社会诞生以来，各个阶级和阶层，运用各种有效的新闻传播手段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

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则要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一个时期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以及一类报刊、一类报人，乃至于具体到某一家报刊，某一个报刊工作者和某一次宣

传报道战役的历史。

研究到近代以来的新闻史的时候，还要兼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现代化新闻 传播机构和新闻传播媒介的历史。

要之，新闻史的研究对象就是人、事、物

1、新闻界的从业人员

2、新闻事件---历史上各个时期新闻传播方面大的、有影响的事件

3、新闻媒体，包括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互联网等

二、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分期

我国从唐朝开元年间开始出现朝廷官报，发展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从主流传媒情况看，可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唐朝开元年间到19世纪20年代，为古代报纸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出现过三种类型的古代报纸：朝廷官报、非法民报（小报）、合法民报（京报）。

第二个时期，从19世纪20年代初到90年代，为在华外报的发展与垄断期。

第三个时期，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10年代中期，为中国人自办报刊的高潮期。

第四个时期，从1915年到1927年，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五个时期，从1927年到1949年，为两极对立新闻事业格局的形成与演变时期。

三、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特点

第一、从事业性质上看，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首先，各种新闻媒介应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发展。

其次，政治家办报是中国新闻媒体运作的主流。

第二、从新闻业务上看，中国的报纸重视言论，尤其是重视政论。

第三，从管理体制上看，机关报是中国新闻传播媒介的主体。

此外，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从沿革的角度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在华外报的发展和垄断时期”。

四、学习、研究新闻史的意义

第一，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优良传统。第二，帮助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种新闻传播媒介的工作经验。第三，帮助我们更好地向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学习。第四，帮助我们丰富有关新闻事业的历史知识。

五、怎样学好中国新闻事业史

一是正确处理好史论关系。

二是要把握主线，掌握重点，兼顾其他。

三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全面准确客观地评价新闻史上的人物和事件。

六、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概况

从1917年第一部新闻史专著问世至今，我国新闻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17—1949

出版各种类型的新闻史专著不下50种。有通史、地方史、新闻人物研究等。其中的代表作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黄天鹏的《中国新闻事业》，林语堂的《中国报刊和舆论史》，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长白山人的《北京报纸小史》，孙玉声的《报海前尘录》，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张静庐的《中国的新闻记者们》等。

第二个时期： 1949—1978

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工作的重点为无产阶级革命报刊史。主要成果有：

《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央党校、人大新闻系编写）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闻事业史讲义》（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写）《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1966年人大新闻系编写）

另外，还有一批带有资料性质的新闻史参考用书：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新华日报回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申报七十七年史料》

第三个时期：1978年至今

新闻史研究工作空前繁荣的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队伍扩大了

1989年经民政部批准，中国新闻史学会在北京成立。

中国新闻史学会是在老一辈新闻传播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等人的积极倡议下，于1989年4月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的，是目前全国唯一的新闻传播学方面的国家一级学术性团体，上级主管部门为国家教育部，史学会秘书处挂靠在中国人民大学。——赵玉明

1992年6月，中国新闻史学会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学会《章程》，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选举方汉奇教授为会长。1998年5月，在上海举行了中国新闻史学会换届大会，组建了第二届理事会，继续推举方汉奇教授为会长。2004年4月，在河南大学举行了中国新闻史学会换届大会，组建了第三届理事会，推举赵玉明教授为会长，方汉奇教授为名誉会长。

中国新闻史学会选出新一届理事会

2004年05月12日06:25 人民网-人民日报

本报讯 记者刘圣清报道：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日前在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举行。会议组建了第三届常务理事会。

新一届常务理事会经协商推举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任名誉会长，北京广播学院赵玉明教授任会长。学会新聘新闻史方面专家宁树藩、丁淦林和陈业劭教授为顾问。

会议期间还同时举行了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

——《人民日报》(2004年05月12日 第二版)

（二）新闻史的研究活动全面展开，空前活跃

地方新闻史的研究、专业新闻史的研究工作、重要报刊历史的个案研究工作、新闻界人物——著名报刊活功家、著名报刊政论家和名记者的研究等等，全面展开。

出现了一大批丰硕的研究成果：

《中国古代的报纸》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中国近代报刊史》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简明中国新闻史》

《中国现代广播简史》

《报海旧闻》

《新华日报史》 《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资料》《华南新闻事业史料》《世界日报兴衰史》

《记者生活三十年》《邓拓评传》《范长江传》 等。

其中有通史、有断代史、有专史、也有新闻界人物传记。

思考题：简述学习中国新闻史的意义。

课前活动：历史上的今天—— 本次课到下次课之间一周时间内中国新闻史上发生的大事

件，每次上课之前请几位同学来讲，算平时成绩。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

—从洞穴时代到清朝中国土地上出现人类活动

→甲骨文→ 唐代报状→ 宋代小报→明清印刷新闻和《京报》

第一节 中国传播活动溯源

一、人类早期的简单信息传播

传播一词，最早见于《北史·突厥传》：“传播中外，威使知闻。”但是，人类早期 的简单信息传播活动，从远古时代起就已经开始了。一万多年前，山顶洞人使用的经过加工（穿孔、磨光、上色）的海蚶壳（饰物）就是这方面的物证——山顶洞人与百里之 3 外的沿海居民有交往。海蚶：一种软体动物，贝壳厚，生活在浅海泥沙中。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著文说： 在人类文明史上大概找不出比传播更久远的历史。人类自从从生物进化为人类以来，人类社会持续不断的进步与发展，就是由于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国与国之间不断地传播信息。„„人类文明的不断开拓、不断扩大，促进了人类的社会化进程。可以说，没有传播，也就没有人类、没有社会、没有文明史。－－《传播：权力与权利的历史性考察》（《新闻爱好者》04年12期）

因此，可以这样说，传播活动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的。远古的人们结群而居，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有了信息，需要互相沟通，这就有了社交传播活动。当然，那时的传播手段则是十分原始的。

（一）、口头传播：以口语述说来表达思想、交流信息。

口头传播是一种近距离、同时空传播，不受媒介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发布，但信息不易保存。而且在传播过程中，容易发生信息膨胀或损耗（误传）。

公元前四九零年，希腊人和波斯人在希腊的马拉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争，结果希腊人取得了胜利。为了把胜利的消息很快地送到首都雅典，就派了一个叫菲力比斯的战士，从马拉松一直跑到雅典。当他到达雅典时已经精疲力尽，传达了胜利的消息以后便死去了。

（二）标记传播：借助一定的物体或符号，传递或保存信息。

结绳记事、实物借代（海蚶壳）、珠贝传令、旗帜、木铎等。

优点是传播的距离远，胜过口语。缺点是不够准确，不能传递丰富的信息。

（三）声光传播：以声音和光线为载体传递信息的方式。

鼓号传令、烽火报警等。通常用于军事（消息树）。

优点是传播及时迅速、时效性强。若使用不当，则酿成灾难。（烽火嬉诸侯）

音乐传播（中华第一笛）

（四）图画传播 用简单的书写符号或图形来表达意思、传递音讯、记载事实。

一般有两种形式： 一是具象符号，如岩画； 一是抽象符号，如陶罐上的图符

1、具象符号：岩 画：优点是可以保存，并能够传播更丰富的意义，比较准确。如在某处古老岩画旁边的河里，今天还可以找到画上的那种鱼——说明岩画的指示意义。缺点是不够简便，画面上的信息容量也有限。

2、抽象符号：陶罐上的图符

优点是已经具有了象征意义，可以通过比较简便的方式传播丰富的内容。

缺点是作为符号还不够成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表意系统。

（五）文字传播 中国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

二、先秦两汉时代的传播活动

（一）、歌谣—口头新闻

梁启超把先秦诗歌看成是古代的“民报”：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yóu古代一种轻便的车）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林语堂英文本《中国报业民意史》说，我国在有文字新闻之前便已有“口头新闻”。

台湾学者朱传誉说，先秦的诗歌如《诗经》，有些可以“用还原的方法来看它原来的面目”，有的“可以改写成新闻”。

（二）甲骨、金器、岩石（早期的文字传播载体）

用

途：

1、占卜—甲骨

2、祭祀—甲骨、金器

3、颂德纪功—岩石

4、记录帝王诏书及法令—金器

5、记事—甲骨；金器

1、甲 骨

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商代－甲骨文。

当时人们尊尚鬼神，遇事占卜。他们把卜辞刻在龟甲或兽骨的平坦面上，涂上红色标示吉利，黑色标示凶险。在已发现的四千六百多个甲骨文单字中，已经辨识出了一千七百多 4 个。1899年在安阳发现。

2、金 器（青铜器）

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宣王时的一件重器，因作者毛公而得名。铭文铸在鼎内壁，有32行，共497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为金文的经典名作。

钟、编钟：编钟出现于商代，西周有所发展，盛于战国。

1976年2月，在秦始皇封土西北约100米处出土一件错金银钮钟，青铜制作，钟纽一侧刻有“乐府”二字，表明在秦朝就已建立了乐府机构。

3、岩

石：（垂之久远的文字传播载体）

在岩石上刻字始于周朝，盛行于秦，多用于颂德纪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行各地，到处刻石纪功。秦刻石镌刻着秦始皇功德铭和二世诏书，四字韵文，由丞相李斯篆书，字体为小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东巡泰山、琅琊、东观、碣石、会（guì）稽时，都曾立刻石。今实物仅存《琅琊刻石》和《泰山刻石》残石。

秦泰山刻石：于岱庙东御座大殿露台前西侧，是泰山石刻中时代最早的作品。刻石原文222字，历经沧桑，现仅存十字：“臣去疾臣请矣臣”七字完整，“斯昧死”三字残泐（lè 石以其纹理而裂开）。为国家一级文物，堪称稀世珍宝。

（三）竹、帛（露布）—时效性较强、影响较大的文字传播载体

1、竹 简：用竹子或木头削成的狭长而又平整的小片片，竹子做的叫竹简；木头做的叫木简，又叫版牍。一般用毛笔在上面书写。简的长度不一样，长的有三尺，短的只有五寸。简上写字时，还要准备好一把刀，万一把字写坏了，就削掉重写。直到今天，我们还把修改文章称为“删削”。竹简的单片为简，串起为册。“简”上写了字后，用绳字、丝线或皮带，把一根根“简”编在一起，就成为一册一册的最原始的书了。“册”是一个象形字，就象一根一根“简”用绳子串起来的样子。

南宋文天祥诗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

汗青：即史册。竹简在制作过程要用火烤去竹汗（水分），称为汗青，后世用为史册的代称。

用竹简和木简写书，比甲骨上刻字容易，但缺点是笨重，翻阅起来十分麻烦，携带尤其不便。战国时，思想家惠施外出旅行，要用五辆车子装随身携带的“书”。后世便用“学富五车”指饱学之士。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每天要看的公文竟有一百多斤重。西汉的东方朔，为了给汉武帝提建议，竟用了三千根竹简写了一篇奏章，由两个人吃力地抬进宫去。

2、帛：白色的丝织品，战国时期开始用作书写和绘画材料。帛比简轻得多，书写起来也方便，但原材料不易得，专为贵族所用，平民不能够享用。

中国现存最早的帛画是20世纪30年代在长沙的楚墓中发现的。

楚帛书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长38.76cm，宽47cm，为战国中期作品。内容有三部分，即天象、灾变、四时运转和月令禁忌，不仅载录了楚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和风俗，而且还包含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方面的思想。文字的四周绘有12个怪异的神像；四角还有用青、红、白、黑四色描绘的树木。

露布：一种报捷文书。把军事捷报书写在帛制的旗子上，通报四方。露布起始于汉朝。“不封而露，宣布四方”。又称“捷布”，主要用来传递战争胜利消息。露布的公开性、时效性比较强，传播面比较广。成语“倚马可待”就是由晋代袁宏书写露布而来。

（四）纸：—最经济、简便、实用的文字传播载体

早在公元前2 世纪，我国已发明了造纸术。民间用大麻和苎麻的纤维等原料造纸，纸质太差——厚薄不均、强度较差，不便书写。

东汉蔡伦(?—121)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发明了性能优良的“蔡候纸”，发展了造纸技术。“蔡侯纸”采用树皮和其他植物做原料，为造纸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驿使与驿站、驿道——给传播加快速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传递信息网络的国家之一，历代均建有邮传机构。

驿使就好比今天的邮递员；驿站分马驿、水驿、水马驿三种，分布在各地的交通枢纽或通衢大道，用以接送使客，飞报军情。

“驿”的制度在古代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传播的时效性。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的传播思想：“孔子强调„实‟，内在蕴涵真实可靠，符合周礼，反对„巧言令色‟；孟子强调不卑不亢，广交王侯，表现傲岸的人格尊严；荀子则强调以美丽的形式打动受众，有时甚至不妨迎合受众心理。所以，孔子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孟子洋洋洒洒，巍然好辩，荀子哗众取宠，咄咄逼人，表现出独自的风格和个性。”

（《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李敬一，1996，武汉大学出版社,99页）

原始状态的新闻传播活动缺乏一定的目标、规模和系统性。只有当报纸这一传播媒介产生之后，人类的新闻传播才能称得上是完全意义上的新闻传播。

（袁军、哈艳秋《中国新闻事业史教程》）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先有新闻事业的国家。

唐代是中国开始有新闻事业的朝代。

第二节 唐朝的新闻传播事业

一、中国报纸的起源

三种说法： 周朝说 汉朝说 唐朝说

唐朝说被公认。中国古代报纸起始于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2年）发行的开元杂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也是世界最古老的报纸，已被较多的历史资料证实。

唐朝的报纸是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发行的政府官报。

唐朝的藩镇势力发展后，节度使在首都长安设立办事机构“邸”，后来改称“上都留后院”，又改成“上都进奏院”，简称进奏院。经由进奏官传发给各藩镇、用来介绍朝廷政事动态和各项消息的书面报告就是最早的官报的雏形。当时就叫进奏院状、邸吏状、状报等。

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起居生活、皇帝的诏旨、官吏任免事项、官僚们的奏章、其他军事政治方面的重要消息。

二、证据：文献、实物

1、文献：孙樵《经纬集 · 读开元杂报》

2、实物：《敦煌进奏院状》（2份）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报纸－887年。

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的敦煌进奏院状（1983年方汉奇先生考证）

进奏院状的特点：

（1）不定期地由派驻首都的进奏官向地方传发，其读者主要是藩镇长官；（2）没有报头。行文上保留某种官文书痕迹；

（3）所提供的各类信息，都是进奏官们自行采集的，绝大多数属于朝廷的政事活动，带有情报性质；（4）类似与16世纪欧洲的“新闻信”。

三、唐代报纸产生的背景

（一）经济繁荣、政治清明、藩镇制度、国际交往多。

（二）百官要了解朝政，对外也需作宣传介绍，这种形势必然促使政治、经济信息的公开传播。

（三）传播工具：笔、墨、帛、纸等都已具备。

公元713年，唐玄宗登基亲政，改元“开元”。他励精图治，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故开元年间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取得了唐朝继贞观之治之后的又一大治时期——开元盛世。

四、唐代的其他传播活动

唐代驿传系统覆盖全国，为传播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唐代官方的传播活动，除了有“报状”、“进奏院状”外，还有沿用前朝的烽燧、露布、6 檄文、榜文和告示等。

非官方传播活动有士人之间的传播活动和民间的传播活动。前者主要是靠书信、著述、赋诗等；后者主要是口耳相接的口头传播。

总之，唐代是中国开始有新闻事业的朝代。唐诗里开始出现“新闻”一词：

多少新闻见，应须语到明。［晚唐］李咸用：《冬夕喜友生至》

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同上《春日喜逢乡人刘松》

还有两本书的书名用两了“新闻”：《锦里新闻》 ［晚唐］段成式著

《南楚新闻》 ［晚唐］尉迟枢著

小结：唐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和带有官报性质的新闻传发活动，揭开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序幕，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

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最富裕。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宋代的GDP占全球的50%。当时的中国堪称世界第一大国。而首都开封则是世界第一大都市。

第三节 宋代的邸报和小报

一、邸报──官报

宋朝从960年开国。开国之初，进奏院的设置延用旧制。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开始对进奏院进行治理整顿，设立了都进奏院。官报改由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统一发布，都进奏院负责具体工作。官报这时有了新的名字—邸报（朝报）。邸报由门下省负责编定，给事中负责审定，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朝廷官报”。

邸报具有更多的报纸特征和封建官报色彩：

1、邸报是在封建朝廷的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按一定的制度统一编发的、向地方官员们 传报朝廷信息的中央一级官报。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进奏院和官方新闻的发布权。

由中央政府统一编印和发行新闻的制度是宋代新闻事业的最大特点。

2、周期：定期发行

3、内容：皇帝的诏旨、起居；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战报；刑罚等

4、部分雕版印刷：而且发出后允许传抄和复制，并允许这些复制件以朝报或邸报的名 义在社会上公开发售

5、读者：政府官员和一般知识分子

6、有了官派的记者：女官内夫人、起居郎、起居舍人等

7、发行：经由驿递发往全国

二、宋代的新闻检查制度

（一）、判报 : 由门下省的给事中负责，有时皇帝亲自参与，决定发报稿件的取舍。主要是限制以下消息的发布：

● 灾异 ● 军情 ● 朝廷机事 ● 未经批准公布的臣僚奏章

（二）、定本：进奏院定期把编好的官报样本送请枢密元审查，经审查批准的样本称为“定本”，进奏院必须根据这一“定本” 发报。

定本制度是在宋王朝下令改革新闻出版法后制定的，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开始实行。

定本制度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出现的有文献可查的新闻检查制度。

三、小报—非法民报 小报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出现的非官方报纸。

小报内容为未经发布的官吏任免消息和臣僚奏章、时事性政治材料等。肇始于北宋，盛行于南宋。小报消息虽不完全可靠，但深受老百姓欢迎。因此，屡禁不绝。

当时已有人把“小报”称为“新闻”。

产生原因：邸报的内容和发行受到严厉控制，民众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小报应运而生。一出生就受到查禁。

被禁原因：触犯了封建统治者议论朝政之禁和新闻泄露之禁。有些内容涉及朝廷机密。

屡禁不止的原因：小报的新闻色彩远比邸报浓厚，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意。比如宋高宗绍兴7年，御使胡铨写了一份奏疏，请求“斩秦桧以谢天下”，邸报不登，而小报全文照发。小报的出现，是我国古代报纸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打破了封建官报的垄断局面，揭开了中国民间办报历史的第一页。

宋代新闻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1、出现了朝廷官报──邸报

2、出现了民办报纸──小报

3、出现了新闻审查制度──定本

4、出现了雕版印刷的报纸（雕版印刷始于隋朝）

雕版印刷：用刀在一块块木板上雕刻成凸出来的反写字，然后再上墨，印到纸上。每印一种 新书，木板就得从头雕起，速度很慢。

活字印刷：北宋刻字工人毕升，在总结雕版印刷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试验，发明了活字 印刷术。他用胶泥做成一些规格一致的小方块毛坯，刻上阳文反手单字，然后用火烧硬，成为单个胶泥活字。这样把刻板改为活字，排版印刷，错了可以掉换；书印好后，字还可以再用。

印刷术产生的意义：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是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又一大贡献。因为印刷可以大量而迅速地复制信息，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发明了印刷，民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四节 元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一、没有来得及建立全国性的官报发行体制

二、民间流行“小本”，类似于宋代的小报，朝廷的查禁更严厉

三、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出现了印刷精美的书籍、大量印刷散发的商品广告等，民间的传播活动大量存在。

第五节 明代的新闻传播事业

一、明代的邸报

明代没有进奏院，由封建中央政府统一安排官报的发布和传抄等事宜。其内容与宋朝的邸报差不多，但限制更严格。凡涉及政治和军事机密的信息和官文书，一律不许抄传。其名称仍习惯叫做“邸报”。

二、明代邸报的抄传和发行工作

（一）通政司：朝廷政事信息的总汇，主要职责就是收受大臣的章奏。

（二）六科：公开发抄部分臣僚章奏，并记录皇帝接见大臣时的谕旨，其中的一部分发布出去。

（三）提塘：各省提塘官（类似进奏官）的办公地点，提塘报房，简称报房。由提塘报房发出 的官报通称“邸报”。

提塘：负责军情及各项文报呈递下达工作的 基层组织，并负责抄传邸报。

明代邸报的进步之处：

（一）内容方面，开始有了社会新闻；还附有“鼎甲单”，及时报道有关科举方面的最新信息。

（二）发行周期为日刊，书册形式，每册的字数为3千－5千，发行量为5千－1万本，流行较广。

（三）崇祯末年，部分邸报开始使用活字版。

四、民间报房的出现－民间新闻事业的发展标志 明末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对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最晚至万历年间就出现了民间报房 有人以送邸报为职业：何光烨 有人定期支付邸报的费用 “抄报行”得到官方减免税收的待遇 最初为手抄，之后有雕版印刷，到后来发展为活版印刷

五、《万历邸钞》 《天变邸钞》《急选报》

《万历邸钞》万历年间的邸报抄件。起始于万历元年（1573），止于万历45年（1617），中间有缺损，共32册，多人抄录，无署名。抄录中作过整理，有选择、删节，也有增加和综合，部分地反映了当年邸报的面貌。

《天变邸钞》专门报道明熹宗六年五月初六（1626年5月30日）北京“天变”情况的邸报。所谓“天变”就是发生在北京内城的特大灾异事件。

《天变邸抄》对这次灾异的报道，具体详实，涉及面广，采访了不少目击者和当事人，在写法上非常类似现代新闻的“倒金字塔”。可能出自民间报房，临时发刊。

《天变邸钞》节录

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已时，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色涌起，屋室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

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重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街道门户伤心惨目笔所难述。震声南自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即不被害者，屋宇无不震裂。狂奔肆行之状，举国如狂。遥望云气犹如乱丝，有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合科道火药局失火，缉拿奸细，而报伤甚多。此真天变，大可畏也。

《急选报》目前能够看到的唯一一份明代报纸的原件，出版于北京明万历8年（1580年）4月22日。是现存最早的印刷报纸。小册子形状，正文六页，黄纸做封面，有报头为“急选报”三个大字和“四月份”三个小字。正文分四栏，逐个介绍被急选的162名官员的姓名、籍贯和被任命的官职。可能出自民间报房。

六、明代的其他新闻传播活动

1、塘报：由下至上、由地方向中央逐级汇报军情的文报。是有关军事信息的重要传播工具，发自提塘。

2、告示：中枢部门以下的各级政府机关发布

3、竹筹、揭帖、旗报和牌报流行于农民起义的队伍中

第六节 清代早期和中期的新闻传播活动

一、官报──邸报的发行

清代继续在全国发行邸报，其发布方式、发布渠道和明代十分相似，也经由通政使司、六科、提塘三个环节：

1、政使司负责提供新闻

2、六科负责发布新闻

3、提塘负责抄传发行

内容：宫门抄、上谕、臣僚奏章 读者为各级官员

二、提塘报房和提塘小报

（一）提塘：分京塘、省塘两种

京塘：各省设在北京的提塘。

主要任务：收受和转呈地方上报中央的各类公文；收受和下达中央各部院发给本省的一般公文，皇帝发给本省官员的一般谕旨和赏赐品；发行邸报

省塘：驻在各省省会的提塘

（二）提塘报房：提塘官们为了工作方便，自行设立的。清代初年就已出现，属于半官方机构。

（三）提塘小报：提塘官们曾经发行过一种小报，又叫“小抄”，被视为正式官报的一种补充。盛行于顺、康、雍、乾四朝，乾隆以后被禁止。

提塘小报在康熙末年就受到限制，原因是：先于部文到达地方，泄漏了司法机密，影响了对获罪官员的惩处；刊发了严重不实的消息；刊发了未经六科发抄的章奏。

处罚非常严厉，直至杀头。何遇恩、邵南山捏造小抄被处斩。

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因办报而获罪被杀的有姓名可考的最早的两个人。

三、民间报房与《京报》

乾隆中叶以后开始出现大量的民间报房：公慎堂为最早，聚兴报房的历史最长。清代有名号可查的报房有10多家。北京民间报房出的报纸通称《京报》，这些报房也被称为“京报房”。而从事报房工作的多为山东人。

《京报》的基本情况：

1、《京报》有了封面和报头。一般以“京报”两个字和报房的字号作为报头。有的《京报》还在报头上加印了图案。

2、因为多用黄色连史纸作封面，故又有“黄皮京报”之称。

3、刊期较为固定—日刊，书册形式。

4、主要内容来自官报：宫门钞、上谕和章奏，时有社会新闻的报道。

5、《京报》发行范围遍及全国，对新闻的传播有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

6、报房《京报》以盈利为目的，每月报费约为1两2钱。出版后由雇用的报贩直接送给订户。

7、清末各报房《京报》的总发行数大约在10000份左右。

8、《京报》一直出版到清朝末年。

四、清代地方新闻传播活动和辕门抄

（一）新闻传播活动：各省的提塘除发送官文书和官报外，也自行设立报馆，翻印《京报》向当地的官绅出售。

各省会还有一些人以个人名义从事新闻传播活动。他们有的贩运或翻印《京报》，有的抄卖或刻卖单页小报，藉以牟利和维持生活，成为专业化的新闻工作者。

（二）辕门抄：以报道地方官场消息为主的非官方报纸。出版于各省省会和一些重要的府城，由熟悉当地官场情况的抄报人和报房采写编印发行。其内容除上谕、督抚衙门牌示外，还刊有大量有关省内官员任免、请假、销假、丁忧、起复、出差和省籍京官的升黜、省内候补官员的月考期等方面的信息。主要有抄报人自己探访得来。

五、清代其他传播活动

朝廷还用榜、贴示、告示等发布官方消息；民间报房出版和发售《京报》汇总之类的出版物；书籍、年画、历书、商业传单等大量问世；起义农民则用揭帖、旗报、牌报进行宣传。

清代早中期新闻事业小结：

1、封建官报的发行体制趋于定型；肇始于宋明两代的民间新闻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2、提塘在清代的新闻事业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3、北京出现了大量民间报房。

4、地方新闻事业有一定发展。

5、提塘和民间报房的发报活动受到 严格限禁，这其实也是文字狱。

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评价

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为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二、中国有世界新闻事业史上最早的报纸，特别是最早写在纸上的报纸和印刷在纸上的报纸都诞生在中国。

三、中国古代的报纸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密控制，其历史基本是一部封建统治阶级掌握传播媒介、控制舆论工具、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历史。

四、中国古代的报纸发展缓慢，在1千多年的时间里，形式和内容都没有太大变化。但社会在发展，旧式的邸报和京报从形式到内容都已完全僵化，根本无法适应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的命运只能是被新型报纸所取代。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报纸的最后结局。

论 文 一（2000-3000字）

1、代报纸研究：开元杂报、进奏院状比较

2、宋代小报产生背景和屡禁不止的原因

3、清代的京报房和京报

（三周后交，可以有图，文字部分不许下载，手写、打印均可。）

第二章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19世纪10年代到90年代，在华外报的发展与垄断期

概

述

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1840年以前，中国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帝国。政治上是封建专制，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文化上是尊孔读经。历代封建王朝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人民群众没有新闻言论自由。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家，从唐代的“报状”到明清的京报，新闻事业历经千余年,但是，由于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封建经济，因此古代报纸的内容与形式长期僵化不变，发展缓慢，始终处于落后的原始状态。

当清朝皇帝还在做着“天朝大国”美梦的时候，西方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西方一些国家已经从中世纪封建与教会黑暗统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新闻自由成为反封建统治斗争中最振奋人心的口号。尤其是19世纪初西方廉价报纸兴起以后，西方报业进入大众化时期，发展势头迅猛。另一方面，18世纪60年代出现的工业革命，推动西方各国开拓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刺激他们到海外进行殖民扩张，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一批批政客、商人和传教士纷至沓来。

直接原因：一是内因：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为报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渴求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因此，各种报刊“应时而生”。二是外因：主要是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扩张，促使西学东渐。中国近代化报刊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活动而产生。

最早来华从事办报活动的是一批基督教传教士。

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为界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到1840年以前，外国人来华创办了近20种中外文报刊，创办者大都为传教士。由于清政府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与禁教政策，其办 报活动局限于南洋及我国广州、澳门。

第二阶段，从1840年至19世纪末，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外国人办报活动不再像鸦 片战争以前那样受到种种限制，办报规模与地域迅速扩展，逐渐形成以香港和上海为中心，从东南沿海向内地发展的办报格局，完全垄断了中国的报业。

传教士共创办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这些报刊在内容编 辑、印刷、发行等方面都带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诞生。

第一节 中国近代报业的开端 

一、《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与第一批中文近代报刊 

（一）马礼逊、米怜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为了实现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和侵略，最早被派到中国从事传教办报活动的是英国伦敦布道 会传教士马礼逊。伦敦布道会是英国的海外传教组织，成立于1795年。该组织对在中国传教有 浓厚兴趣，成立后不久，就积极筹划到中国传教。

马礼逊（1782～1834）：基督教新教派遣到中国传教的第一人。英国诺森伯兰人。19岁入神道学校读书，主动要求到“困难最多”的中国传教。来中国前，做了充分准备，突击学习汉语和自然科学知识。1807年初，他先横渡大西洋，绕南美洲到美国，历时八个月到广州。

他“习华文、学华言、衣华服、食华食”，身穿长袍，指甲养得长长的，背后还拖着一条

长辫子，把自己全盘中国化。他翻译《圣经》、编纂《英华辞典》，同时出版《新约》和许 多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后来和助手米怜一起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1、《察世俗》创办的意义：《察世俗》为纯宗教性刊物，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是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它的创办，揭开了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第一页，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由古代进入了近代的发展阶段。

2《察世俗》的编辑思想、方法、技巧：米怜既是创办人，又一直担任主编。他的一些编辑思想、方法、技巧在今天看来也值得借鉴。比如刊名，他在《序》里介绍说：“学者不可只察一所地方之各物，单问一种人之风俗，乃需勤问及万世万处万人，方可比较明辨是非真假矣。……所以学者要勤功察世俗人道，致可能分清是非善恶也。” 这些话，说明了“察世俗”名称的由来。

他还非常注意研究和迎合读者：文章简短、通俗、生动，并尽量采用通俗的白话体，语言精炼；长篇文章往往采用章回体连载，篇末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以迎合中国读者心理；其中的传教文章大量引用中国儒家语录，以增加亲近感和说服力；说教性很强的文字则用对话、讲故事、打比方等方式，以求生动易懂；

他还附会儒学，经常用儒家言论来阐释《圣经》文句，以示二者的思想和精神的一致，创造了“孔孟加耶稣”的对华宣传模式，而且采用中国纪年；

他还总是以自家人口吻讲话：“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很中国；

“察世俗”的封面更是煞费苦心：右上为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中间为刊名,左下为编者署名—博愛者纂。

3《察世俗》为线装书册式，月刊，雕版印刷，免费赠送。以传教为宗旨，绝大部分内容是阐述基督教教义，其次是宣讲伦理道德，再次是介绍天文学等科学知识，后期增辟专栏，介绍世界各国概况，并涉及中国时政。

4《察世俗》中的新闻之最： ①最早的预告性新闻：《月食》

②最早的广告：《告贴》

③最早的新闻图画：《事逗娘娘悬人环运图》

《月食》

照查天文，推算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该有月食。始蚀于酉时约六刻，复原于亥时约初刻之间。若此晚天色晴朗，呷地（即马六甲）诸人俱可见之。（载于第l卷第2期）

此文五十多个字，短小精练，可算作是一条预告性新闻。这是中文近代报刊上的第一条新闻。

（二）外国人早期创办的其他 中文近代报刊

《察世俗》出版至1821年12月停刊。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23年又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办了《特选撮要每月统计传》，从内容到形式均仿照《察》。麦都思在《序》中说：“弟要成老兄之德业，继修其书，而作文印书”，“弟如今继续此察世俗书，则易其书名”，“此书名虽改，而理仍旧矣”。1826年停刊，前后共出4卷；

《天下新闻》：1828年伦敦布道会又在马六甲出版了第三份中文月刊，该刊散张活字印刷，仍为宗教性刊物，时间很短；

《依泾杂说》：1827至1828年间，澳门葡萄牙人创办的一份中英文对照报刊。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创办、主编：郭士立；出版地：广州；中文月刊（1833.8.-1838.10）郭士立，普鲁士传教士，1824年到东南亚一带传教。1832年前后多次深入到中国内地探取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后留居广州。他精通中文，会讲几种方言，以“中国通”自居，还是行贿高手，并拜一个福建人为干爹。

《东西洋考》的基本情况：

1、内容：有宗教、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知识、新闻等，显示了与《察世俗》的继承关系，语言、文风、封面都带有《察世俗》的痕迹。在业务上初具近代报刊的基本特征。

2、形式：中国书式，雕版印刷；

3、体裁多样：言论、杂句、书信、编者按、插图、故事、寓言、诗词等。4、意义：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

1841年1月发表的《新闻纸略论》，是中文近代报刊第一篇介绍西方报业情况与新闻自由 12 的专论；刊物后期摘录《京报》和刊载行情物价表，这是最早采用《京报》材料的中文近代报刊。

5、特 点：

①栏目比较固定，首设新闻栏，开始刊登社会新闻，以国际新闻为多，但绝大部分是假的； ②首设言论栏，每期必有，且置于首页；

③重视文学作品的刊发，诗歌、辞赋、散文都有； ④首创在篇末加编者按的作法；

⑤明显的侵略性，直接为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服务。

总之，《东西洋考》在性质上基本上脱离了宗教刊物范畴，成为替外国人打开中国大门摇旗呐喊的舆论工具。报刊业务方面，在先前传教士所办刊物的基础上有重大改进；在新闻报道、言论撰述以及编排技巧等方面，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近代报刊的基本特征。

《各国消息》（中文月刊）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主编；1838年10月在广州创刊；完全取消传教内容，内容主要为国际新闻、航运消息与市场报道，也刊载少量中国消息。中国书式，石印，第一份石印的中文刊物。附出有货价行情表，为国内中文报刊首创。出8期左右，因局势紧张停刊。

二、首批近代外文报刊的出现

19世纪20年代后，随着外国侵华势力的逐步渗透，来华的传教士、商人、政客日益增多。这些人一方面急切需要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情况；另一方面，对自己本国的 发展现状也需及时把握，以便为尽快打开中国大门制订方针策略。为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一 批外人创办的以外国人为读者对象的外文报刊。出版地点局限于澳门和广州。这些外文报刊，在规模、数量、出版时间、新闻出版业务等方面均超过了同期的中文报刊。

外文报刊首先在葡萄牙控制的势力范围澳门出现。1820年，受国内革命斗争的影响，澳门的葡萄牙人分为相互对立的两大派—立宪派与保守派。立宪党人为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民众的支持，于1822年9月12日创办了葡文周报《蜜蜂华报》。这是澳门、也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外文报纸。号称中国第一报。它具有带动效应，是近代报刊传入中国的重要一环。

《蜜蜂华报》由立宪党首领巴波沙亲自创办，是立宪党人的政府机关报，纯粹的政治报纸。该报由官印局印刷，每逢周四出版。报纸出至1823年12月26日，因保守派篡权，立宪政府被推翻而停刊。

19世纪30年代后，葡文报刊在澳门成批出现。如《澳门钞报》《帝国澳门人》《真爱国者》《澳门政府公报》等，共有8种。但出版时间都很短，对中国社会影响不大。

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外文报刊，是英美等国的传教士、商人在广州等地出版的英文报刊。最先创刊、影响最大当数1827年11月8日创刊的《广州纪录报》。这是在中国创办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初为双周刊，后改为周刊。创办者是英国鸦片商马地臣。该报是商业性质的报纸，致力于商贸信息的传播。但在报道商贸信息时，也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即为英国的侵华政策、鸦片贸易服务。

1839年5月，该报迁至澳门，鸦片战争后又迁往香港，改名为《香港纪录报》。

《澳门杂文编》1928年创刊，周刊，中国第二份、澳门第一份英文报刊，仅出4期。

《中国差报与广东钞报》（1831～1833年），创办于广州，英文，周报。这是美国商人在中国创办的第一份报纸。

《广州周报》（1835～1844年）也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英文报纸。它以新闻报道面广、言论有见地而著称。1836年10月13日，它出了一张号外，被称为中国近代报刊的第一张号外。《中国丛报》，出版时间最长、内容最为丰富、影响最大。

英文月刊，马礼逊倡议、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32年5月在广州创办并担任主编。

创办宗旨：最根本的目的是向西方人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最可靠、最有价值的情报”。它全方位报道中国情况，是当时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西方武力侵华的舆论阵地，对英美的侵华政策有明显的影响。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该刊迁至澳门，后又迁到香港，后再迁返广州，1851年12月在广州停办，出版时间近20年。

小 结：

中国早期的近代报刊从内容到形式已明显不同于传统的邸报。它们有消息，有通讯，有评论，文章中的新闻要素比较明显，其读者为一般民众，有广泛的社会性。因此，它们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新闻事业由古代向近代的发展。

中文报刊特点：多数在东南沿海和南洋群岛出版；以宗教作掩护，尽量中国化，从宗教 宣传到“知识炮弹” —目的是征服中国人心；宣传中外友好。

外文报刊特点：公开宣传殖民政策，以侵略者的态度和语调议论中国各种现象；刺探情报，系统介绍中国情况，极力煽动入侵中国；出版地集中在香港、澳门、广州等。

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外报的扩张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香港被割让，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五口通商）。西方国家利用侵略战争得到的特权，不断扩张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垄断，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作为征服者，外国人的办报活动不再像鸦片战争以前那样受到种种限制，办报规模与地域迅速扩展，报纸数量猛增，共创办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逐渐形成以香港和上海为中心，遍及从东南沿海到中原腹地的办报网络，完全垄断了中国的报刊业。这是在华外报的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报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商业性报刊迅猛发展，取代了传教士报刊而成为报业主流。早期，传教士的办报活动仍然非常活跃，主要还是中文报刊，但宗教内容已普遍退居其次；商业性报刊首先是外文的；19世纪60年代后，中文商业性报刊迅速崛起，打破了传教士垄断中文报刊的局面，出现了《申报》《新闻报》等具有很大影响的商业性报刊。

一、外文报纸的扩张

从鸦片战争结束到19世纪末这一段时间，最早出现的是外国人办的外文报刊，而且数量很多。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一批批西方传教士、商人、政客纷纷涌入中国。为了满足这些人了解中国时政信息和商业信息的急切需要。外文报刊大量出现。

这一时期外文报刊的发展，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数量急剧增加，先后有120多种。

二是语种增多，有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葡文、俄文；数量最多的是日文报刊，但英文报刊的规模与影响最大；且刊期不一，有月刊、周刊、三日刊、双日刊、日刊等。

三是区域扩大，香港、上海、广州、青岛、天津、北京等地均有。

主要外文报纸：

香

港：《香港钞报》（《香港公报》）1841年5月1日创刊，香港最早的英文报纸。

1842—1860年间是香港报纸的发展阶段，其中最有影响的英文报纸有四家：

《中国之友》《香港纪录报》《德臣报》《孖剌报》

《香港纪录报》曾将《三国演义》译为英文在报上连载。

《德臣报》：1845年2月由英商肖锐德和德臣创办，初为周刊、后为日报，曾获得刊印政府公报的合同，成为官方出版机构。1894年孙中山在创立兴中会时，该报主笔黎德曾参加起草对外英文宣言。第一次广州起义时，该报曾发表文章表示支持。

1871年发行《香港新闻》；1871年辟中文版《中外新闻七日报》；1872年4月改出中文《香港华字日报》，由中国人独立负责。

《德臣报》一直出版到1974年8月（129年），是香港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

《孖剌报》：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张英文日报。1857年10月创刊，1941年停刊（84年），创办人和第一任主编是美国人赖登，因所刊评论被判罪，莫罗继任主编。该报敢于揭露英政府的弊端和官员的腐败行为，也是香港历史上影响很大的报纸。

1857年11月出版中文附刊《香港船头货价纸》，这是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后改为《香港中外新报》，70年代又改为《中外新报》，成为独立的报纸，由广东人伍廷芳、黄胜等编辑。

上

海：

《字林西报》（1850年）

《大美晚报》（1867年）

《华洋通闻》（1874）

《文汇报》（1879）

至90年代，上海形成了《字林西报》 《华洋通文》 《文汇报》三足鼎立的局面。

天

津：

《中国时报》（1886年）

《京津泰晤士报》（1894年）等。

在这些外文报刊中，《字林西报》影响最大。其前身是《北华捷报》，英国商人奚安门在上海创办，1850年8月3日出版，商业周报。1864年《字林西报》成为独立日报，《北华捷报》成了它的星期副刊——子报胜过母报。它是上海第一家外文报刊。

该报重视新闻。以消息快捷、材料丰富著称，受到中外人士注意。它在中国许多边远地区都聘有通讯员，曾一度获得独享路透社电讯的特权，在新闻报道方面远远超出其他报刊。该报重视言论。言论版的上端印有 “公正而不中立”的社训。其实，“公正”只是幌子，“不中立”倒是揭示了其实质所在。该报言论常常就中外关系、中国政局和其他时政问题发表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政府的立场，被视为英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喉舌，有“英国官报”之称。1951年因对朝鲜战争的报道失之偏颇，引起上海市民不满，工人罢工，3月31日自行停刊。它是旧中国出版时间最长（101年）、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的外文报纸，现完整保存在上海。

综上所述，这个时期外文报纸大都是商业性的，出版者多为外国商人。商业行情、船期、广告是其最主要内容，但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维护本国的在华利益、为其殖民政策辩护。有的甚至公开宣称其办报宗旨是“保卫外国在中华所有之政治商务利益，并抵拒华人之舆论”；有的明目张胆地煽动本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

二、传教士办报活动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传教活动的种种限制被逐步解除，《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均有相关条款，保证传教士自由从事传教活动，中国政府“不得苛待禁阻”。据统计，1844年在华的传教士仅有31人；1860年增至100余人，中国教徒也从6人增至2000余人；到了1877年，达到了470余人，中国教徒人数已将近1万。

这些传教士十分注重书报的出版工作，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因此，传教士所办中文报刊的数量急剧增加，1860年发展到32家，1890年则增至76家。

传教士所办主要报刊：

《遐迩贯珍》月刊，1853年，香港

《六合丛谈》月刊，1857年，上海

《中外新报》半月刊，1858年，宁波

《中外杂志》月刊，1862年，上海

《教会新报》周刊（《万国公报》），1868年，上海

《中西闻见录》月刊，1872年，北京

《格致汇编》月刊，1876年，上海

《遐迩贯珍》：（1853－1856）

这是香港出版的、也是鸦片战争后第一份中文报刊，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编，铅活字印刷，刊有中英文对照目录，这都开中文报刊之先河。

《遐迩贯珍》总体上是站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立场上，但在报道中国内部消息时，还是比较客观的。它曾连续报道太平天国的情况，至今被史学家 视为珍贵史料。

1855年起，增出附刊《布告篇》，刊登各类广告并开始收费，这是中文报刊首次出现的收费广告。

还曾登载新闻图片，也是中文报刊首创。

《六合丛谈》（1857－1859）英国伦敦教会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主办，伟烈亚力主编，上海第一家中文月刊。该刊除宗教内容外，还有自然科学、商业行情、中外新闻等。

墨海书馆：1843年由麦都思主持成立，他圈地建房，建基督教堂，设立华英书院，那一带后来就叫麦家圈。墨海书馆率先有了铅印设备。但印刷机笨拙得很：长一丈多、宽三尺，由两人掌握，用一头牛拉动机轴旋转。人们感到好奇，纷纷前来观看。有好事者作了一首竹枝词：

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垄耕书田。

王韬曾在此参与翻译、编辑工作，时间长达13年，为他以后独立办报积累了经验。

麦都思，英国传教士。1817年，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印刷所。1818年，担任《察世俗》的编辑。1823年创办《特选撮要》。1838年编印《各国消息》。1843年11月，上海开埠，即到上海定居，将巴达维亚印刷所迁至上海，在中国开办了第一个现代化的印刷出版机构。

1854年当选上海工部局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主持墨海书馆期间，聘用伟烈亚力、王韬、李善兰等人为编辑。自1852年起，除出版宣传宗教的小册子、创办《六合丛谈》外，用木版印行西方科学书籍20多种，对中国知识界影响很大。1856年9月，回国述职探亲，次年1月24日逝世。先后撰有中、英、马来文宗教小册子90余种。

以上介绍的这些报刊，虽为传教士所办，但已不像鸦片战争前那样热衷于“阐发基督教义”。有的还保留有“宗教”栏目，刊载一些宗教内容；有的则完全以商务信息和新闻言论为主，极少有宗教内容；有的始创阶段以宗教为主，以后逐渐过渡为综合性时政刊物。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它由宗教性报刊转变为非宗教性报刊的过程，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传教士办报活动的变化。

《万国公报》其前身为《中国教会新报》

创刊时为宗教性报刊，以宗教内容为主，销量最高只有三千来份。洋务运动兴起后，清王朝一些实力派主张“师事夷人”，学习西方“长技”。同时，中国许多地方爆发了反洋教运动，教案频频发生。林乐知认准这一形势，开始增加非宗教内容，扩大教外报道。1874年9月，彻底抛掉“教会”牌子，改称《万国公报》。在内容方面，以时政评论、科学知识为主，并选录一周的《京报》，刊载商贸行情，而宗教内容退居其次。

1883年7月，该报因林乐知忙于创办中西书院而停刊。

停刊6年之后，1889年2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机关报复刊。复刊后，一方面着力介绍西方文明；另一方面更注重评论中国时政，大谈变法改良，以此实现广学会图谋开放中国人的思想、干预中国时政的办会宗旨。在甲午战争和维新变法期间，大量发表评论中国时局的文章，不遗余力鼓吹变法，对资产阶级维新派产生了很大影响，发行量由二三千份猛增至近4万份。最高达5万多份。读者极为广泛，连光绪皇帝也订阅了全套《万国公报》。日本天皇与其内阁官员也是热心读者，由上海的日本领事馆长期订购转寄。

《万国公报》出版时间先后长达40年，在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中，它出版时间最长、销量最大、影响最大。林乐知也因此而著名。除林乐知外，它的主要撰稿人还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它的作者，除一大批传教士外，还有包括王韬、郑观应、孙中山等在内的5百多名中国人。康有为不但是它的读者，还曾经参加了该报在1894年举办的征文。他们创办的刊物开始也叫 《万国公报》。几个月后，李提摩太提出抗议，始改名为《中外纪闻》。

林乐知，美国基督教监理会牧师。1853年受洗，1860年携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来中国，先后在上海、苏州等地传教。1861年曾赴天京访问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他主张中国应向西方学习，但并不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还最早提出儒家与基督教相结合的传教思想。但他宣传殖民有功，鼓吹中国走印度道路。1868年创办《中国教会新报》，该刊完全由他一人操办起来，他自筹资金，自己编辑，自己发行。他还担任过《上海新报》《中西教会报》的主编。

1881年，林乐知又在上海创办了中西书院，专门为中国培养人才，从而得到中国许多上层人物的支持。1906年最后一次返美期间，曾获准进谒老罗斯福总统，反复陈明中国人民对列强加诸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深恶痛绝，应尽快加以废止。之前还受到当选总统的接见。他在中国传教达47年，是有名的“中国通”，被称为“中国现代化的播种者”。1907年在上海病世。

三、《申报》等中文商业性报刊的兴起与发展

随着西方列强对华经济活动的日益拓展，出版面向中国商人与普通消费者的中文商业性报刊已成为外国人在华开展商贸活动的迫切需要。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上海、天津、汉口、福州、广州、北京、沈阳、旅顺等地，相继出现了一批中文商业性报刊，打破了传教士垄断中文报刊的局面。

第一批中文商业性报刊主要有：

《上海新报》1861年，上海

《中西闻见录》1872年，北京

《申报》1872年，上海

《字林沪报》1882年，上海

《时报》1886年，天津

《字林汉报》1893年，汉口

《新闻报》 1893年，上海

中文商业报纸的“商业性”有一个发展过程。19世纪60年代的商业报纸，以刊载商贸信息、为商业服务为特点，本身并不一定赢利；且多与外文商业报纸联系密切，作为外文报馆的附属出版物。如1858年初创刊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就是英文孖剌报馆出版的。《上海新报》是由英文《北华捷报》出版的中文报刊，由英商字林洋行主办。

《上海新报》： 上海第一份中文近代商业报纸，1861年11月9日创刊，北华捷报馆创办、美国传教士伍德主编、字林洋行出版，有人说它是《字林西报》的中文版。初为周刊，后改为周三刊。1868年改新板式后，用白报纸两面印刷（国内最早），已接近现代日报，被誉为“上海中文报纸的第一颗新星”。编辑业务上，从1870年3月24日起，开始在每条新闻上加标简明标题，并用头号字排印，4号字排正文，版面比较现代化。10年间无竞争对手，11年后被“黑马”《申报》挤垮。

19世纪70 年代后，上海商贸活动日益繁盛，办报已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作为贸易中心的上海出现了一批以赢利为目的的报纸。其中，最具代表性、且最为成功的是《申报》。

《申报》：1872年4月30日创刊，初为双日刊，从第5号起改为日报。由英国商人美查同伍华德、普莱尔、麦基洛等人合资创办，最后产权归美查一人所有。美查于同治初年来到上海，经营茶、丝出口贸易，后生意亏损。鉴于《上海新报》等曾获相当大利润，故将资金投入报业。美查视办报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以报纸本身赢利为目的。这种办报观念，多少具备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报业的基本特点。《申报》以赢利为目的，如何吸引读者，提高销量，至关重要。针对当时订阅者多为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特点，美查聘请熟谙中国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的文人学士如蒋芷湘、钱昕伯、何桂笙等担任主笔或编辑，旨在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在外国人办的报刊中，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申报》是第一家。

美查将报名定为《申江新报》（简称《申报》），意为在上海出版的新式报纸，与旧式报纸有别，便于招徕读者。为与《上海新报》竞争，《申报》采用国中国土纸单面印报，每份售价8文钱。由于降低报价，抢走了《上海新报》的不少老订户。

《申报》的创办，打破了《上海新报》独家经营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来看待他所从事的报业，从报纸的内容、发行和价格三方面与《上海新报》展开竞争。美查认为，“这报是给华人看的，文字应从华人方面着想。”因此在内容上尽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一创刊就呈现出近代报纸比较完备的形态，确立了“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的办报模式。大幅度降低报价，积极拓宽发行渠道。所以，对手《上海新报》不得不于1872年12月30日自动停刊。《申报》成为上海独家经营的中文报纸。

《申报》对新闻业务的改革：

一是十分重视言论。每期一篇，置于首页。他们认为报纸的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要“上关皇朝经济，下知小民稼穑之苦”。内容涉及新闻观念、自然科学知识、反对传统陋习、提倡封建伦理等许多方面。

二是改革新闻报道。首先是重视新闻的真实性。日本侵略台湾，美查还派人去台湾采访，发表了具体生动的《台湾军事实录》等战地通讯，这是上海中文报纸中军事通讯的开端。其次是在报道重大社会新闻时，经常采用连续报道或集中报道的方法。例如连续三年报道“杨乃武冤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提高了《申报》的知名度和发行量。再次是重视新闻的时效性。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电报传送新闻稿。先是用快车快船传递《京报》信息，1882年1月16日，该报刊发了由驻京记者拍发的一条清廷查办一名渎职官员的专电，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条由报社记者所发的电讯。

三是重视广告，并发表副刊性文字。广告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且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文艺作品成为它的必备栏目。

四是把商业经营原则应用于报纸副业。

①创办文艺期刊《瀛寰琐记》《四溟琐记》《环宇琐记》；②出版白话新闻报；1876年3月创办了通俗易懂的白话小说《民报》，这是我国最早的白话报刊； ③编印画报。《瀛寰画报》为中国画报之祖。1884年5月又出版了《点石斋画报》； ④印书

此外，《申报》馆还开办了药水厂、肥皂厂等，并在1889年组成“美查有限公司”，总资产达白银30万两，是创刊基金的180多倍，实现了美查的“赢利”的目的。

《申报》1883年版面，刊登笔记、诗文、竹枝词等，为后来报纸副刊之滥觞。

《申报》的创办使中国新闻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它的最高销量曾达14万份，是近代中国历史最久（77年）、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曾被誉为中国的《泰晤士报》、中国的《纽约时报》。很长一段时间上海人把报纸通称为“申报纸”。

继《申报》后，上海又出现两张具有广泛影响的中文商业报纸。首先是《字林沪报》，于1882年4月2日创刊，由字林洋行主办。该洋行出版的《上海新报》10年前在与《申报》的竞争中败北停刊。《字林沪报》仿效《申报》的经营方式，最终站稳脚跟。《字林沪报》曾连载长篇小说《野叟曝言》，还于1897年11月24日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副刊《消闲报》。

1893年2月17日，由英商丹福士等主办的《新闻报》以与申、新相抗衡的姿态创刊。到19世纪90年代上海报坛形成了 “申、新、沪、”三报鼎立的格局。

在报业发展上，上海后来居上，取代了香港、广州而成为全国新兴的报兴中心。

从1850年到1894年，外国人在上海创办了60多种中外文报刊，其中不少发展成为颇有影响的全国性报纸。这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地域布局、报业结构、办报模式等，都有着深远影响。由此带动了北京、天津等城市，逐步形成了在华外报网，垄断了中国的报业。

1899年11月4日，美国人福开森买下了 《新闻报》，由汪汉溪担任总经理，从此，上海报业又成为两军对峙——《申报》与《新闻报》。《新闻报》的竞争手段有三：（1）迅速介绍商业行情，以经济新闻为重点；（2）运用东借西还的资金周转方式，不断添置新式印刷设备；（3）不惜巨资，建立无线电收报台，直接收听外国电讯，赢得新闻出版时间。到1929年，两大报业并驾齐驱。（这是后话）

《申报》和《新闻报》作为英、美报纸，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活动提供讲坛，为推销他们的商品做广告宣传。但是，他们以赢利竞争为动力在新闻业务和生产工具方面的不断变革、他们的报业资本以及先进经营理念的渗入，对后来中国本土报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它们之间的竞争对报纸业务的发展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

四、在中国发稿的外国通讯社

根据1870年世界几家大通讯社分割世界新闻市场的协定，英国的路透社享有在中国的独占发稿权。1872年，路透社总社派记者科林兹到上海建立了路透社远东分社，负责中国、朝鲜、日本等国家的新闻收集和发稿，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路透社的垄断被打破。1914年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在上海创办东方通讯社，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到二十年代，法国哈瓦斯社和美国合众社都分别到中国活动或建立分社。

首先采用路透社电讯稿的是《字林西报》，以后一些外文、中文报刊都采用。

五、在华外报的历史评价

在华外报的出现及其向中国内地的步步深入是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扩张同步进行的。从19世纪初到世纪末，外国人在华创办了上百种报刊，完全垄断了当时中国报业。

这些报刊，无论是外文报刊、中文报刊，还是宗教报刊、商业性报刊，从实质上来说，都是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舆论工具，都是为维护外国人在华利益服务的。

正如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所指出的：“外报之目的，为传教与通商而宣传，其为一己谋便利，夫何待言。当时教士与官吏，深入内地，调查风土人情，探刺机密，以供其国人之参考。故彼等之言，足以左右外人舆论与其政府之外交政策，而彼等直接间接与报纸均有关系。” 但也有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如英商台仁特主持的英文《中国之友》报。

至于外报（尤其是中文报刊）中大量的关于西方自然与社会科学文化知识的内容，其根本目的并不是希望中国人了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走上自强独立的道路，而是通过宣扬西方文化以征服中国人高傲自大的观念，清除其敌视外国人的心理，为入侵中国扫除思想障碍。正如郭士立所言：“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18 “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当然，就客观而言，外报所传播的科学文化知识，对开阔国人眼界，启迪国人心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外报的宣传，对顽固存留于国人头脑中的封建守旧观念，是一种巨大冲击。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林则徐、魏源、王韬、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对外报介绍的科学知识倍加重视，外报对他们确立“打开眼睛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并进一步形成系统的维新变法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新闻观念与报刊业务方面，外报对中国人的影响更为直接：

（一）报刊观念方面。将言论、出版自由等西方近代报刊理念引入中国，体现了民主观念。报刊可以由私人或团体主办，有独立的撰稿人，记者、编辑可以自行采写新闻、发表评论。

（二）报刊内容与版式方面。从《察世俗》到《申报》的进步与发展，使中国人认识到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还培养和锻炼了中国人，为以后自办报刊打下了基础。

（三）报刊经营管理方面。

外报报馆是独立机构，且内部分工明细。有专职的编辑人员负责组稿、编稿，还要安排版面、制作标题。许多报纸有跑外勤的“访事员”、“访员”，即记者，并普遍采用公开招聘方式聘用，本埠有专职访员，外埠有特约访员。

（四）物质技术方面。铅字、印刷机等近代报刊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是通过外人的办报活动引进到中国的。早期的中文报刊采用木版雕印。1834年美国传教士将一套汉文木刻活字送往波士顿，制成一套汉文铅字运来中国。1838年，法国也复制了一套。1859年，美国在华设立的英华书馆又制成电镀汉文字模和以24盘常用字为中心的元宝式字架。这些成果，逐渐为当时中文报纸采用。

第三章

国人办报活动的兴起与报业大发展

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

概

述

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使一些士大夫和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开始抛弃夜郎自大的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他们从外国人办的报刊中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而眼界大开，初步认识到报刊的社会功能，开始自己动手创办报刊。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报刊最早出现在香港。1858年孖刺报馆出版的《中外新报》和1864年德臣报馆出版的《香港华字日报》应该是中国人办的最早的报纸。

19世纪70年代，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地中国人创办了一批近代报刊。其中 《循环日报》是早期国人所办报刊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该报发表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成为我国政论性报刊的先驱。它与《中外新报》《华字日报》长期三足鼎立，成为香港三大中文商业报纸。

目前新闻史学界公认的第一张国人自办近代报纸是1873年创刊于汉口的《昭文新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愈来愈严重。为了救亡图存，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全国掀起维新变法运动。报纸成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工具，维新派所办报刊遍及全国。其中主要的有《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湘报》《国闻报》等，形成了中国新闻史上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

维新派的新闻思想与报刊业务改革，对我国新闻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第一节 国人早期的办报主张和办报活动

一、国人早期办报主张

（一）林则徐的译报活动

林则徐（1785－1850）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也是最早认识到报刊社会功能的中国人。1839年3月，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时，发现“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 19 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认为“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为了及时了解夷情（洋人的动态），林则徐在广州设立了翻译馆，下令“所有夷书，就地翻译”，召请一批译员，搜集翻译外文报纸，把其中一些重要材料进行精选，编成《澳门新闻纸》。

《澳门新闻纸》是林则徐所倡导的“开眼看世界”的产物之一。是一份文摘式的译报。“新闻纸”翻译了当时澳门出版的所有报刊以及印度、新加坡等地报刊上的文章，内容既有外部对当时正在实行的禁烟运动的反应和评论，也介绍了洋人的生活起居习惯。

《澳门新闻纸》当时几经传抄送清朝皇帝和官员们阅读，使他们从中得到不少“夷情”，成为闭关锁国的旧中国看世界的一扇窗口。

1999年12月在南京举办的“澳门四百年”展览上，首次公开展出了中国现存唯一的一套《澳门新闻纸》，这套珍贵的孤本新闻纸手抄于1839年。

（二）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洪仁玕（1822—1864），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卓越政治家。1852年，广东起义受挫后逃往香港。1859年来到天京（今南京），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并向洪秀全进呈治国纲领《资政新篇》。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新闻主张：①设新闻馆；②准卖新闻篇；③兴新闻官；④只须实写。（主要新闻观点）遗憾的是形势发生变化，他的办报主张没有实现，但他毕竟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办报思想，这是和清王朝封建专制言论政策截然不同的思想，洪仁玕是我国近代报刊思想的第一位奠基人。

（三）郑观应、王韬、陈炽的办报主张

到了19世纪70～80年代，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发表文章，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出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办报主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

陈

炽：《庸书·报馆》

王

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

他们文章的内容及办报主张：

1、提出办报的目的是“立言”，强调报纸的社会监督、向导国民作用；

2、提出了言论自由的要求；

3、反对外报垄断，呼吁允许国人办报；

4、论述了报纸编辑人员的条件：从业者应道德高尚、知识广博；

5、论述了报纸的文风等。

（四）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化报纸

艾小梅主编的《昭文新报》1873年7月创刊于汉口，“以奇闻轶事诗词杂作为主”，由日刊改为五日刊，不到一年停办。

容闳于1874年6月16日在上海创办了《汇报》，由两日刊变日刊，设有纪事、京报全录、中外新闻及船期、行情等栏目。因受到官府限制和《申报》攻击，只出版一年半却两次改名，先改为《彙报》，再改为《益报》，由此可见当时国人办报之艰难。

其他还有：《新报》、《述报》、《维新日报》、《广报》、《奥报》等。

《新报》：1876年11月23日创刊于上海，是一份官商结合、由上海道台控制的报纸，被国人称之为“官场新报”、“道台嘴巴”。

《述报》：1884年4月18日创刊，广州中国人办的第一家中文日报，出版一年左右停刊。

国人早期创办的报刊，从内容来说，明显反应出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和反对外国对华侵略的民族主义立场。然而，参与创办报刊的多数是一些与外商和洋务派集团关系密切的买办式人物，这就决定了这些报刊对外商和洋务派集团的依赖关系。

它们有的挂外国招牌，如《广报》；有的则找一个外国人作名义上的“总主编”，如《汇报》。同时，很多报刊在经济上依赖于洋务派官僚。如《汇报》的两个大股东都是洋务派官僚；《新报》的一部分经费出于上海道道库，后来又接受江南制造总局的津贴。这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先天弱点在其早期办报活动中的体现。

在封建统治下，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近代报刊举步维艰，难以发展。上述报刊中，除在香港出版的几种外，其余都是短命的，几个月或1年就被迫停刊。出版时间较长的《广报》，也只维持五六年。其中《广报》只因刊登某大臣被参一折而被两广总督以“妄谈时事、淆乱是非” 20 的罪名而“严行查禁”。封建统治者对新闻舆论的压制和摧残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一时期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香港的《循环日报》。

（五）王韬与《循环日报》

王韬：（1828－1897）江苏甫里（今苏州甪直）人。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应麦都思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曾参与编辑《六合丛谈》。1862年因上书太平天国被清廷抓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翻译五经。1864年兼任《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1867－1870年漫游法、英、俄，并在剑桥大学讲学，很受欢迎。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1884年回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

王韬: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

王韬是我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的政论反帝爱国、昌言变法、深入浅出、富于感情，曾被《申报》等转载，后来被梁启超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影响很大。其政论主旨是：“救时以内为本”；“治内以重民为先”；“图强以变法为要”；“变法以人为重”。其政论特点是：内容广泛，篇幅短小，及时论述时政，论述透彻。

他的部分政论后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

他关于办报的言论代表了维新变法前报刊理论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报刊理论的基石。

《循环日报》：大型日报，1874年2月4日创刊于香港，王韬创办并任主笔（10年）。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宗旨，是中国第一家以政论为灵魂、鼓吹变法自强的铅印报纸。最早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认为“循环”变法乃自强之道，能实现由弱到强的转变。以后办报立言成了资产阶级报业的传统。（1959年终刊）

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国人办的中文报纸，广告占报纸版面的3/4左右。同时，它以印刷业为依托，经营各种文化事业。

第二节 维新运动与国人第一次办报高

概 述

1894年，甲午海战的失败，日本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接着是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各国帝国主义疯狂地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使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受到极大刺激，国人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以此为契机，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国人自办的报刊 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形成了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第一次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到1898，全国各地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多数为中国人自办，而又以维新派创办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这些报刊积极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打破了外报在华的出版优势，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主要力量。

一、强学会时期的资产阶级报刊（1895-1896）

1895年“公车上书”活动后，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进一步开展。8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了维新派的第一份报刊《万国公报》。强学会成立后，该报即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

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原来汉朝时封建政府用车马接送被征举的读书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1895年春，康有为、梁启超同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举人们大为震惊。各省举人先后到都察院请愿，反对签约。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立即起草了上皇帝万言书，联合十八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1300 多人签名，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请求都察院将上书代呈光绪皇帝，但遭到拒绝。“公车上书”标志着维新思想由书生议政、舆论宣传发展成为社会请愿、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维新派在维新时期的报刊活动以1896年8月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从1895年8月到1896年8月，维新派通过办报进行运动的发动和准备，使统治阶级的上层对维新变法的主张从知之甚少到知之渐多，由敌视到同情甚至支持。这一时期的报刊主要有：《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

后一个阶段，从1896年8月到1898年9月。维新运动已形成高潮，维新派将办报作为组织运动、领导运动、指导运动的主要手段。这一阶段的报刊主要以上海、天津、长沙为中心，有《时务报》《国闻报》《湘学报》《湘报》等。

康有为（1858－1927）：著名维新派政治思想家、文学家。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今广州）人。出身于士宦家庭。早孤，幼年受教于祖父。他先后7次上书，请求变法图强，其中以“公车上书”最为有名。

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一起创办《万国公报》，成立强学会，发行《强学报》，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1898年与梁启超等人发动戊戍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后来他思想日趋保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著名维新派政治思想家、政论家。先后创办10多种报刊，提出了“耳目喉舌论”，创造了“时务文体”，从事报刊宣传活动27年，人们称之为“舆论界的骄子”。有丰富的报刊实践经验。一生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万国公报》：维新派办的第一份报刊，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报刊的萌芽，以政治宣传为目的。梁启超、麦孟华主编，双日刊。这是中国第一份免费赠送的报刊。因与上海《万国公报》重名，四个月后改名为《中外纪闻》。该报没有自己的印刷和发行机构，而是托《京报》报房代为排印，并随《京报》免费分送北京官绅。该报形式同于《京报》，雕版印刷，但其内容迥异，以讲论洋务为主，每期必有梁启超撰写的论说，宣传维新变法，受到具有维新思想的士大夫的欢迎。该报为改良派政治团体的建立和改良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中外纪闻》 由康有为题写报名。比《万国公报》更具有报纸的性质，除了言论外，增加了新闻、外电、各报摘录、译报、上谕等，主要是宣传维新变法，但言论还比较谨慎。18期后被迫停刊。

1896年1月12日，康有为等又在上海创办了强学会上海分会的机关报《强学报》，康门弟子徐勤和何树龄主编。该报铅印，五日刊，免费派送。以“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为其宗旨，“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成为维新派在南方的喉舌。该报政治色彩更为浓厚。旗帜鲜明地倡导变法维新，发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变则不能久矣”的警告，明确提出了“明定国是”、“开设议院”等政治主张。《强学报》只存在14天，出版3期。

维新派办的这两份报刊一创刊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破坏和抵制。1897年1月20日，清廷下令封闭强学会，《中外纪闻》《强学报》也被迫停刊。但是，它们的影响是抹煞不掉的。

强学会的成立，标志着酝酿了几十年的变法维新，已由思想宣传变成有组织的政治活动。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作为第一批中国政治团体机关报，标志着中国政党报纸的萌芽。它们冲破了封建“言禁”，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

二、《时务报》及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

1896后，随着维新运动进入高潮，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也进入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维新派和支持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创办了许多宣传鼓吹变法的报刊。

其中由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是当时维新派的主要机关报，影响最大。

（一）《时务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机关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旬刊，创办人有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等。总经理汪康年，主笔梁启超，先后任撰述的有麦孟华、徐勤、欧矩甲、章太炎等。石印，书册式，连史纸印刷。每期约3万字，印刷较为精美清晰。内容首先是论说，其次是皇帝谕旨，大臣奏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第二期起又将域外报译分成西文报译和东文报译、法文报译。报译的分量最大，占全刊的一半以上。

《时务报》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强为宗旨，是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产生轰动效应的报刊，其创刊号一印再印，达6次之多。它的许多文章议论新颖，文笔活泼，深受知识界欢迎。数月间销量最高达1.7万余份，风靡海内，“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影响极大，为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尤其是梁启超撰写的文章，更是风靡一时。梁启超因此名声大噪，被称为中国报刊第一人。

他的《变法通议》是维新变法的代表作，从创刊号开始一直连载43期，第一次全面而系统 22 地阐明了维新变法主张，是维新派的政治纲领；其新闻思想代表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对近代报刊的功能及作用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认为报刊关乎国家的兴衰，是国家的“耳目喉舌”，国家的强弱与报纸的多少是成正比的，强调报纸对于国家的去塞求通的重大作用。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 梁启超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梁启超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早期改良派的新闻思想，第一个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他的关于报人思想品德修养的主张一直是我国新闻教育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为我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影响巨大。

（二）其他维新派报纸： 受《时务报》的影响，各地维新人士和有识之士纷纷办报，数量、种类之多，地域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就形成了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

时间短：1895-1898，特别是1897、1898两年。

数量、品种多：94种

地域广：上海、浙江、湖南、广东、江苏、北京、四川、天津、澳门、广西、陕西、安徽、江西、香港等地。

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维新派主办的政论性报刊：《知新报》、《国闻报》、《湘学报》、《湘报》等。

《知新报》（1897、2、22－ 1901、1、20）：维新派在华南的重要舆论阵地。康广仁任总经理。宗旨：介绍西学、宣传新政、鼓吹变法图强。因在澳门，言论大胆，戊戌变法后仍在出版，是维新派在国内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

《国闻报》：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日报。1897年10月26日由严复和友人创办于天津租界。该报主张“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并仿照《泰晤士报》“日报之后，继以旬刊”之例，创办《国闻汇编》旬刊，著文立说，介绍西学，批评时政，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成为与《时务报》南北齐名的影响最大的报纸。百日维新期间，该报刊发了光绪皇帝的全部变法上谕以及维新人士的变法条呈，并以按语、评论的形式为维新运动呼号。这在当时的报界是绝无仅有的。戊戌变法失败后第7天，《国闻报》就赫然登出《视死如归》一文，赞扬六君子舍生取义的精神，对他们惨遭杀害表示深切哀悼。

在维新派报刊中独树一帜，《国闻报》很有特色：首先，它以“通外情为要务”；其次，讲究办报的策略；再次，消息迅速。

严复（1854－1921）：中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也是很有影响的报人。他为报纸写了许多政论，还翻译了大量的国外科学文化知识，他译的《天演论》等在国闻旬刊上发表，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进化论思想影响了一代人。

《湘学新报》：湖南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也是湖南第一份近代报刊，1897年4月22日在长沙创刊、旬刊，以“倡新学、开民智、育人才、图富强”为宗旨，呼吁变法，赞美君主立宪制度，宣传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思想，公开声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君主专制是“私之至也”。《湘学新报》第21期改名为 《湘学报》。唐才常、陈为镒先后主编。

唐才常：戊戌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报人、富有斗争精神的维新派政论家。在武汉组织自立军武装勤王起义，事前暴露，被张之洞逮捕并立即杀害，年仅33岁，株连数百人。

《湘报》：1898年3月7日在长沙创刊。湖南第一份日报，湖南维新运动高涨的产物。该报提倡民权平等，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其思想深度、宣传规模，都超过了同期其他维新报刊。它的新闻和评论为后世研究湖南的维新运动发展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主要撰稿人为唐才常、谭嗣同，变法失败后，1898年10月15日被查禁，共出版177期。

谭嗣同（1865～1898）：维新运动中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报刊政论家。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年丧母，父官至湖北巡抚。读书广博却屡试不第。好任侠，胸怀济世大志。甲午海战后转学“西学”，投身变法洪流，得到康梁赏识。1897年开设时务学堂，次年又成立南学会，后创办《湘报》，宣传变法思想。不久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受光绪器重。后因戊戍变法失败就义，为“戊戍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题壁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绝笔：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三）专业性、商业性、纯娱乐性报刊：

《指南报》：最早的消闲小报，李伯元创办；《农学报》：最早的农业报刊；《算学报》：最早的数学报刊；《女学报》：最早由妇女主编、以妇女为读者对象的报刊，康同薇、李惠仙等 创办；《集成报》《萃报》：最早的文摘报；《蒙学报》：最早的儿童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最早的白话报，目的是农、工、商“人人而阅之”、“广开民智”。

三、维新派报刊的历史作用及对中国报业的贡献

（一）进步作用：

1、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维新报刊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西学和西方情况，宣扬资产阶级新文化，使广大知识分子的头脑为之一震，思想得到解放。

2、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维新派通过报刊陈述列强环伺中国的危险局势，谴责列强的侵华行径，发出了建设一个强盛、独立的新中国的号召，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士大夫知识分子抵御侵略、振兴中华的爱国激情。

3、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变法的实现。各地维新派新团体的报刊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获得了一大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仁人志士的支援和支持，使变法维新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二）历史贡献：

1、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在“百日维新”中，促使光绪皇帝下诏允许“官绅士民”办报，使国人自办近代报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中国统治者第一次“恩准”了出版自由，进行了近代新闻立法的有益尝试。

2、开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提高了报人、报业的社会地位。

3、创造了报刊新文体，推动了政论写作的发展，影响了一代文风。

在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谭嗣同、唐才常等。在这些报刊政论家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当时称为“报章文体”或“时务文体”。

这种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八股文、桐城派古文和骈体文等传统文体的束缚，适应了资产阶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对中国近代报刊文体的演变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第三节海外华文报刊的出现与发展

美

国：

《金山日新录》教会报，内容有新闻、评论，1854年4月22日创刊，几个月后停刊。

《东涯新录》1855年1月4日旧金山创办，中国留学生李根担任华文编辑。

《沙架免度新录》1856年12月创办，第一份由旅美华人创办的华文报。

《旧金山唐人新闻纸》、《唐番公报》、《华美新报》、《檀山新报》与《檀山新报隆记》

新加坡：《叻报》薛有礼主编，1881年12月10日创办，1932年停刊。（叻：华侨称新加坡为石叻lè、叻埠）

菲律宾：《华报》、《岷报》、《益友新报》

马来西亚：《槟城新报》

第四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

概

述

戊戌变法后，维新派创办的报刊绝大部分被封闭或被迫停刊。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他们相继在海外创办了一系列报刊，继续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创办和控制的报刊有 24 30多种。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改良派的办报活动已是强弩之末，其地位正在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所取代。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民主革命的同时，也很重视报刊宣传作用，创办了一大批革命报刊。又由于资产阶级内部政治派别的分化，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报刊大论战。这个论战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发展，形成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第二次办报高潮。

第一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在境外的兴起与发展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兴起

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1899秋，鉴于“康有为派所出版杂志，风行内外„„革命党对之，实属相形见绌”，“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便选择香港作为办报基地，“始遣陈少白至香港组织《中国日报》”。

1900年1月5日，《中国日报》在香港创刊。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辑。

陈少白(1859～1934)：儿时学习经书、古文，有较好的国学根底。以后转到广州格致书院求学，与孙中山同在博济医院附属华商学校共学西医，两人痛恨清皇朝的腐败，和尤烈(尤，音汪)、杨鹤龄结为拜盟兄弟，被称作“四大寇”，为清政府通缉。陈少白随孙中山一道转去香港、日本，并往台湾进行革命活动。陈少白通中、英、日语文，口才敏捷，文笔凌厉。他主办《中国日报》首先改革版面，将中文报纸的长行直排改为短行横排，给读者一个崭新的面目。

《中国日报》是兴中会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最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报纸。孙中山取的报名，意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该报早期宣传爱国救亡，后期大力宣传三民主义，是革命党人重要的舆论阵地，报馆则是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场所。这种既是舆论机关又是联络机关的组织形式，后为多家革命派报馆所继承。把办报和武装起义等实际革命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是该报的一大特色。该报1913年被袁世凯查封。

《中国日报》的宣传内容：

1、揭露和声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罪行，宣传反清和反对封建制度；

2、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介绍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赞美民主共和，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主自由；

3、报道革命党人和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宣传、声援义和团反帝反侵略的行动；

4、宣传反帝救亡，谴责八国联军侵华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拯救祖国；

5、批判资产阶级保皇派。

《中国日报》还出版了侧重于论说的副刊《中国旬报》，二者合称为《中国报》。“旬报”设有“杂俎”专栏，利用广东民间喜闻乐见的粤讴、南音、班本等文艺形式，讽刺昏庸腐朽的清朝官吏。“旬报”停刊后，“杂俎”专栏移入日报，改名《鼓吹录》，成为中国报纸最早的文艺副刊之一。

继《中国日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香港又创办了《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唯一趣报有所谓》（《有所谓报》），创办人和主编都是郑贯公。

郑贯公（1880—1906）：原名道，字贯一，笔名自立、仍旧，广东香山人，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杰出宣传家、报人和社会活动家。

《世界公益报》：1904年1月27日创刊，日出两大张五万字，号召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人天下，光复中国。

《广东日报》：1904年3月31日创刊，自称以“发挥民族主义，提倡革命精神”为宗旨，主张以暴力手段，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1906年4月停刊。

《有所谓报》是一张通俗小报，1905年6月4日创刊，内容分庄重诙谐两部分，言论比前两个报纸更为激列。被后人称为“一纸风行，为省港各报之冠”。

兴中会时期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报刊： 《开智录》：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刊物； 《译书汇编》：专门译载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名著； 《国民报》：革命倾向十分明显，曾发表章太炎的《正仇满论》，这是革命派最早正面

驳保皇谬论的文章；

《浙江潮》：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就发表在此刊上„„

另外还有：《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江苏》《直说》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大发展

《民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大型月刊，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设论说、时评、选录等栏目。先后担任该刊主编和撰稿的有胡汉民、张继、章太炎、陈天华、汪精卫、宋教仁等。孙中山亲自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第一次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以排满为中心、民权－以建共和政体为中心、民生－以土地国有为中心的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民报》热情宣传三民主义；热情介绍、支持外国民族解放斗争；介绍西方进步文化和各种新思潮；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了介绍。创刊后受到国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第四号的发行量已达万份，第七号又增加到1.7万份。前几期都是一印再印，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报的创办及其宣传壮大了革命派的声势，也壮大了同盟会的队伍。1910年2月被日本东京警视厅勒令停刊，共出26期。另有《天讨》等增刊。

这一时期，除《民报》外，革命派人士在日报创办的报刊还有十多家,影响较大的有：

李叔同等人主办的《醒狮》； 柳亚子等人主办的《复报》； 四川留学生主办的《四川》；

云南留学生主办的《云南》；河南留学生主办的《河南》等。

《河南》1907年12月创刊，同盟会河南分会主办，刘积学任总编辑，张钟端为发行人。刘青霞捐巨款2万元资助。宗旨是“作酣梦之警钟，为文明之导线”，锋芒毕露，被称为“首屈一指”的留学生刊物，“足与《民报》相伯仲”。鲁迅曾以令飞、迅行的笔名，在《河南》上发表了《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等7篇文章。

该刊出至第九期，在清领事的要求下被日本警察厅查禁。

张钟端(1879-1911年)，字毓厚。清末河南许州(今许昌)人。1905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创办《河南》杂志，鼓吹反清革命。《河南》被查封后，他也被拘禁数日，释放后被革除留日官费生的学籍。受刘青霞资助继续学业。

1911年回国。武昌起义爆发后，在开封组织秘密机关，被推为河南革命军总司令兼参谋长，事泄被捕，英勇就义。被称作河南辛亥革命领袖。

刘青霞（1877～1923），河南安阳人，同盟会成员，著名社会活动家。出身于宦门巨富之家，原名马青霞，17岁时受父命嫁于尉氏县大地主、山西试用道刘耀德为妻，始改刘姓。25岁时夫亡，刘氏家业由其执掌。1906年，随其兄长东渡日本，有幸结识了孙中山、黄兴、鲁迅等一代名人，并于同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走上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道路。《河南》杂志在其资助下才得以创办发行。刘青霞回国后，任北京法政学校校长、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等职；在河南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在开封创办大河书社，并捐重金购买武器，支持辛亥革命起义。拟将数百万家产捐献给国家修筑铁路。孙中山深为感动，亲题“巾帼英雄”誉赠，冯玉祥也率军在尉氏植千亩松林，昭其精神。与当时的“鉴湖女侠”秋瑾齐名，被誉为“南秋北刘”。还被称为豪门女杰、革命英雄。

三、改良派在境外的办报活动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组织“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以梁启超挂帅，创办了一系列报刊，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保皇立宪的思想与活动。影响最大的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另外还有华侨商人邱菽园出资，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新加坡创办的《天南新报》；徐勤在美国旧金山创办的《文兴日报》；梁启超在檀香山创办的《新中国报》等。

《清议报》：1898年12月23日创刊于日本横滨，旬报，保皇会海外的第一个机关报，主编梁启超。出满100期后，报馆发生大火，被迫停刊。

宗旨：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励国耻

内容：捧皇帝斥太后，宣传政治改良，主张渐变。

《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创办于日本横滨，半月刊，梁启超主编。命名取意于《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宗旨：“开民智”、“造新民”，成为保皇会最主要的言论机关。

曾发表梁启超撰写的11万字的长篇论文《新民说》。文章强调“新民为今日第一急务”，26 大力鼓吹人们都要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激励人们都要具有“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等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新民说》一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开始意识到“新民”对于“新国家”的必要。最高发行量高达1.4万多份，畅销国内主要城市和10多个国家。

《新民丛报》总的倾向是鼓吹保皇立宪，但由于梁启超思想受革命派的影响，也曾一度倾向于民主共和，谈论“破坏”、“革命”。后来梁的思想回到了保皇派的老路子上去了，又在和《民报》的笔战中惨败，报纸逐渐为思想激进的青年所厌弃而于1907年8月悄然停刊。

四、《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

《民报》所宣传的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引起了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全面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民报》作为革命党人的主要宣传阵地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报刊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进行。

双方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论战：

一是要不要推翻清朝政府 ——关于民族革命的论战； 二是要不要建立共和政——关于民主革命的论战； 三是要不要改变土地所有制——关于民生主义的论战；

四是要不要进行革命——关于革命是否会引起瓜分和内乱的论战。

除《民报》和《新民丛报》外，双方在国内外的20多种报刊都投入了论战。论战从1905年到1907年进行了两年之久，由于《新民丛报》总体上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民报》从总体上把握了人民的心声、时代的潮流，即革命，所以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结束。

论战的胜利在政治、思想上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三民主义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论战培养和锻炼了骨干，壮大了革命派阵营，为辛亥革命作了组织准备。论战对近代报刊新闻业务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它促进了报刊政论文体的发展。在论战中，双方报刊发表了大量政论性文章，且带有强烈的辩论性质。使政论文主题更加鲜明，措词更加激烈，笔锋更加犀利。

其次，它促进了革命派报刊的大发展。论战前，革命派的刊物不到30种，报纸仅10多种。而论战后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刊物增加到40多种，报纸增加到60多种。革命派扩大了舆论阵地。使报刊成政党的论战工具。

第二节 国人第二次办报高潮

由于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国势危阽，封建专制统治摇摇欲坠，迫使清廷不得不实行“新政”、修订法律，并着手进行近代新闻法制的建设，有限度地开放了“报禁”、“言禁”，予人民以创办报刊的自由权利。于是，资产阶级革命和改良两派都把新闻中心由国外移到了国内，迎来了国人办报的第二次高潮。

一、清廷的报刊法

清政府加强对报业的控制而制定的报刊法规：

1906年7月，清廷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8年1月清廷正式颁布《大清报律》：共有42条，1910年修订，增为45条，内容较之前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更为详细、严格和完善，增加了保押金制度和事先审查制度，规定发行人应交纳250-500元的保押金，每天发行的报纸，应在发行前1天12点以前，送有关部门查核，按律办理。该法颁布后，受到报界的一致抵制。

二、国内革命派报刊的出现

《大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刊，1902年12月9日在上海创刊。主编戢元丞曾在日本参与《国民报》的编撰工作，《国民报》停刊后，戢元丞得到孙中山的帮助回国办了《大陆》月刊。该刊以刊登政论为主，倡言革命。但考虑到国内的政治环境，言论比较含蓄。1906年1月出至的47期后停刊。

《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7日创刊于上海，“苏报案”之后的第一家革命派报纸，被称为“苏报第二”，章士钊主编。报道讲究策略但不隐讳其革命立场。积极声援章太炎、邹容在法 27 庭上的斗争；并详尽报道“沈荩案”。1903年12月3日停刊。

《大公报》连续报道“沈荩案”：

8月4日报道：拿来刑部之沈荩，于初八日被刑，己志本报。兹闻是日入奏，请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向不杀人。奉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俄事警闻》：1903年12月5日创刊于上海。蔡元培、林白水、柳亚子等编撰。1904年2月更名为《警钟日报》。该报将据俄宣传与反清宣传紧密结合起来，猛烈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政策。1905年春被查封。

面向中下层民众的白话报刊：《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警钟日报》

三、《苏报》和“苏报案”

《苏报》发展的三个阶段：（1）1896年6月26日创刊，胡璋经营，文字低劣，声名狼藉；（2）1899以后，陈范经营，亲保皇党报；（3）1902年以后，陈范倾向革命，1903年夏5月聘章士钊为主笔，面目一新，成为革命报。

“苏报案” 是辛亥革命前著名反清政治案件。章士钊担任主笔后，《苏报》增设 “学界风潮”和 “舆论商榷”两个专栏，用来报道学生运动和大造革命舆论，并推荐邹容《革命军》，发表章太炎驳康有为改良主义的论文，鼓吹革命。斥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成为清政府对其采取镇压的口实，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拘捕了章太炎，邹容自动投案，《苏报》也遭查封。

“苏报案”的庭审很滑稽：清政府为原告，章、邹为被告，二人把法庭当讲坛，宣传革命„„经多次开庭，1904年法庭宣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二年，《苏报》永远停刊。后邹容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章太炎、邹容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感动了整个中国近代史，“风吹枷锁满城香”，这样的故事远超出了善于虚构的小说家的想象。

孙中山指出：“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少从俞樾学经史，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和《经世报》编辑，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1898年避往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1899年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回国后,与蔡元培等共组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革命排满文章、为《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

1917年7月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后潜心治学，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又字威丹。四川巴县人。12岁读完“四书”“五经”《史记》《汉书》。13岁参加童子试，对八股试题不满，顶撞主考，愤而退场。谭嗣同就义后，他仍然悬挂遗像，题诗赞颂。16岁时，考取四川官费留学生，因为思想激进被除名。次年，自费赴日留学，又因为反对留学生监督姚文甫受到迫害，被迫回国。

1903年5月，《革命军》由革命党人集资出版，被视为“中国的人权宣言”、二十世纪国民教课书。先后翻印20余版、110万册，偏远地区竟卖到10两银子一本。孙中山说：《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革命军》如振聋发聩的霹雳，读之令人热血沸腾。

我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尔毋自暴！尔毋自弃！为同胞请命，为祖国请命。……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于涉尔主权之外来恶魔，尔国历史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名誉飞扬，尔之独立旗已高标于云霄，尔之自由钟已哄哄于禹城，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风，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

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四、国内改良主义报刊的再生与发展

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派报刊大发展的同时，民营报纸也迅速崛起。主要有《大公报》《京 28 话日报》《时报》 《东方杂志》等。这些民营报纸在政治上大都偏向维新改良。在业务方面，由于它们之间的竞争，大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创新。

（一）《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报头为严复所书。英敛之担任总理兼撰述和编辑，总揽言论和经营全权，以敢言著称，宣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黑暗吏治和国外侵略。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日发行量达5000份。

在报纸创刊号上，英敛之作《大公报序》宣布：“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西欧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故取报名为“大公”。创刊弁言宣布要“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这为以后《大公报》的发展定下了不畏强权、爱国为民的基调。《大公报》经常讥弹国政，并著论抨击慈禧、袁世凯等。但因英敛之信奉天主教，有教会庇护，清政府对其无可奈何。《大公报》举办过不少赈济灾民之类公益活动。为宣传民众，英敛之还亲自撰稿，用白话写文章，向民众灌输科学知识，在当时堪称创举。

清末官场乌烟瘴气，魑魅魍魉充斥其中。《大公报》把他们分为十派：冥顽派、威势派、牟利派、权诈派、排外派、媚外派、油滑派、奴隶派、假正直派、假振作派；又把他们比作九如：如虎之猛、如狐之媚、如蛇之狡、如虿之毒、如无知之偶，如钻泥之鳅、如黑暗之洞、如无底之渊、如毂木之蠹虫。指责吏治的腐败，痛快淋漓，鞭辟入里。虿（chài，毒虫）

《大公报》1916年9月盘给了军阀王郅隆，政治上趋向北洋政府安福系和日本，销量每况愈下，到1920年每天只印几十分，被迫于1925年11月停刊。1926年6月，被新记股份公司接办，成为“新记大公报”，成了中国现代影响较大的日报。季羡林在给《大公报》百年丛书的题词中说，《大公报》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

英敛之(1867—1926年)，本名赫胥利·英华，字敛之，满族，出生于北京。他的重要贡献，就是创办了《大公报》。他在天津办报，却和直隶总督袁世凯抗争了十年之久。因此，梁启超赠他对联：“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他悄然离开了《大公报》。此后潜心宗教、教育和慈善事业。1911年曾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1922年开始筹建辅仁大学，1925年辅仁大学开学后任首任校长。

（二）《京话日报》：彭翼仲1904年8月16日创刊于北京。目的有二，一是“开发民智”，一是建立一个能够为中国人说话的舆论阵地。该报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对象，以不畏权势、仗义执言著称，赢得读者的信赖与支持，首创北京报纸日销量超过万份的纪录。1906年9月28日被清政府查封，1913年复刊；不久，因触怒袁世凯再度被封，袁死后又复刊，1922年最终停刊。

彭翼仲（1864－1921），江苏苏州人，自幼生长在北京，出身于“门无布衣”的名宦世家，中举后，痛感官场腐败，弃绝仕途。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流落社会底层，赶车拉过水，扛过面口袋，对下层人民的生活疾苦有真切体验。

他办过三种报刊：《启蒙画报》意在开启童智（1902、2－1904末）；《京话日报》意在开启民智；《中华报》（1904、12－1906、9）文言文写作，面向官绅，意在开启官智。

彭翼仲报铭：人活报活

社会欢迎

拈髭自忖

敢负生平

民国二年七月 六日自志

《启蒙画报》二十四开的书型，封面是红色中露出白色的梅花。文字异常浅显，每段纪事都有插图。这部《启蒙画报》的编述，我到现在还深深地纪念着它。

——郭沫若《我的童年》

（三）《东方杂志》：1904年3月11日创刊于上海，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为我国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文摘月刊。宗旨为“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分文学、哲学、工业、商业、理化、博物等门类。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杜亚泉、胡愈之等出任过主编。1942年12月停刊，是中国近现代出版时间最长的杂志。1999年9月5日复刊为《今日东方》。

《东方杂志》报道河南近代新闻业：汴省阅报处自龙巷创设后，二曾祠继之，怀庆彰德又继之。兹闻南阳士绅，亦共设阅报处六所，信阳州亦将组织焉。

二卷，十一期，1905、12、21

（四）《时报》：戊戌变法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1904年6月12日创刊于上海。改良派十分重视此报出版，先后支持20万元。该报为全国性大型日报。版面新颖，新闻时评引人注目。狄楚青主编。它的“公”、“要”、“周”、“适”的论说要求和“博”、“速”、“确”、29 “直”、“正”的记事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闻的某些规律；它创造的短小精悍的时评方式深受读者欢迎。1939年停刊。《时报》首创对开四版、两面印刷的现代型板式。辛亥革命后，各报都仿之。从此，报纸的书本板式被完全淘汰。

五、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的形成（一）秋瑾与《中国女报》：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的主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而打破自“苏报案”后革命派报刊宣传活动沉寂局面的，是1907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中国女报》是我国近代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之一。中国近代最早的妇女报刊是《女学报》。此后，又相继出现了10多种妇女报刊。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与以前的妇女报刊不同，它不是一般地停留于宣传女学女权，要求男女平等，而是进一步提出妇女的解放必须与反清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中国女报》虽然仅办两期就因“费绌停顿”，但它在当时妇女运动和反清革命运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女报》停刊后，另一女革命家陈志群于 1907 底创办《神州女报》月刊，以代替《中国女报》。此后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各地又相继创办了近20种妇女报刊，但其影响都赶不上《中国女报》。

秋瑾在第1期《敬告姊妹们》中写道：“我的最亲爱的诸位姊姊妹妹呀！„„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爬不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稠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涂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流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秋瑾(1875－1907)，号竞雄，又号鉴湖女侠。竞雄就是不让须眉的意思。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自小家境富裕，能写诗填词、骑马击剑、使棒舞枪，立志要做一名巾帼英雄。

1904年4月赴日本留学，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年底回国加入光复会。1905年再次赴日，组织了中国最早的妇女团体──共爱会，加入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1906年春回国，办中国公学。1907年7月安庆起义失败，14日被 捕。15日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临刑前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

（二）于右任和“竖三民”：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成为国内革命派办报新高潮的开端。当时革命派报刊活动的中心，主要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在上海创办了15家报刊，香港13家、广州15家、湖北10家，陕西、四川、贵州、新疆等边远地区也有了革命派的报刊。在这些报刊中，于右任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和湖北革命党人创办的《大江报》影响较大。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笔名右任、骚心、大风等，陕西三原人。十七岁应县考，成绩特优而获案首；二十五岁乡试中举，被誉为“西北奇才”。1904年因书写“爱自由如发妻，换太平以颈血”诗句，被三原县令举发，遭到通缉，逃往上海。1906年赴日本，晋见孙中山，入同盟会。他的政治生涯是从办报开始的，后人称之为“元老记者”。宋案发生，致力于反袁。创立上海大学，任校长。担任国民党的监察院长达三十余年。

1949年去台湾。擅书法、诗文，尤以草书见长，有“一代草圣”之美称。

《神州日报》1907年4月2日在上海创刊，于佑任办的第一张报纸，也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该报不用光绪年号，而用干支和公元，意在蔑视清廷。因火灾于右任辞出。

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重新集资，在上海租界创办了《民呼日报》，意为“大声疾呼，为民请命”。对开4大张16版。革命色彩比《神州日报》更鲜明。因宣传“吊民伐罪”“改朝换代”、揭露贪官污吏，8月2日租界巡捕房拘捕了于右任，并久拘不放，该报8月14日被迫停刊，仅出版92天。9月8日于右任被判“逐出租界”。

20天后的10月3日，于右任又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了《民吁日报》，“吁”字在沉痛中尤含幽默意味。该报揭露日本政府企图夺取满洲铁路筑路权进而控制我国东北的阴谋。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该报又发表文章赞扬安的英勇行为，说伊藤之死罪有应得。日本政府恼羞成怒，串通清政府于11月19日查封《民吁》（只出版48天）。

《民吁日报》被查封后，于右任又于1910年10月11日创办了《民立报》。该报的出版，30 得到了孙中山的大力支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它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以及临时政府的各种消息，实际上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机关报，成为辛亥革命前夕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报纸。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都是于右任创办，由于报名都用“民”字打头，一脉相承，创办时间又互相衔接，故被人们称之为 “竖三民”。

（三）武汉的革命派报刊活动：

《楚报》创办于1905年，武汉最早的一份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商务报》创办于1909年10月8日，后更名为《商务日报》，群治学社机关报，詹大悲主编。

《大江报》创办于1911年1月3日，文学社的机关报。詹大悲总编辑。该报两大特色：一是以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要读者对象，反映他们的疾苦，维护他们的利益；二是旗帜鲜明，敢发惊人之语。汉口商会曾赠联称颂：大笔淋漓，万言日试；江华灿烂，一纸风行！

1911年7月17日，《大江报》发表了何海鸣写的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7月26日又发表了黄侃撰写的言词更为激烈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震撼江城。鄂督瑞徵极为震恐，诬以“荡乱政体，扰害治安”，于8月1日查封该报，并逮捕詹大悲，何海鸣自动投案。瑞徵原拟对二人判重刑，但慑于民愤，判处徒刑18个月。这就是新闻史上著名的 “大江报案”，研究者认为“大江报案” 是“武昌首义的导火线之一”。《大江报》停刊至武昌起义后一度复刊，但不久又被黎元洪封禁。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自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司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呼吁：“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振聋发聩的声音在神州大地回荡，文章实际上起到策动辛亥武昌首义动员令的作用。

詹大悲（1887－1927），湖北蕲春县人。1909年曾任汉口《商务报》主笔。1910年12月任《大江白话报》主笔，1911年1月因违抗当局禁令被迫停刊，詹又创办《大江报》。因“大江报案”而名声大噪。武昌首义爆发次日，詹出狱。1923年10月受孙中山之命参加起草《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7年7月，武汉国民党中央实行“分共”，清洗捕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12月17日，詹被两湖清乡督办以“赤化分子阴谋暴动罪”逮捕杀害。

（四）立宪派报刊：1906年9月，清廷决定“预备立宪”。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民国宪政会，后更名为帝国宪政会。梁启超主编或支持主编的报刊有：《政论》《国风》《民国公报》

立宪团体的报刊：上海的《预备立宪公报》 四川的《蜀风》《蜀风杂志》等。

（五）清廷官报：面对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攻势，清廷在镇压的同时，也开始创办官报以占领舆论阵地。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官报》（双日刊）。1903后各省纷纷创立官报：《湖北官报》《南洋官报》《豫省中外官报》等。清廷中央各部门也开始创办官报，如商部创办的《商务官报》、学部创办的《学部官报》。到1907，清廷发行了最高官报《政治官报》后改名《内阁官报》。所有这些官报的内容，以“恭录谕旨第一、奏折第二、咨札第三、章程第四”，极少新闻，“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因而毫无生气，读者甚寡。

第三节

新闻理论与业务的发展

一、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国外办报的同时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新闻

理论对他的新闻实践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根据亲身的体会，在报刊功能、办报原

则、健全舆论、宣传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

一是报纸的“两大天职”说：

1、监督政府

2、向导国民

二是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标准：

1、宗旨定而高；

2、思想新而正；

3、材料富而当；

4、报事确而速。

三是健全舆论的主张。报馆要造成健全的舆论必须具有五要素：

一曰常识；二曰真诚；三曰直到；四曰公心；五曰节制。

四是报刊宣传的两种方法：

1、浸润法

2、煽动法。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均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但是，他们的新闻思想与改良派的也有质的不同，他们更注意汲取西方新闻学说中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涵，因而具有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性和战斗性。

公开承认革命报刊的党派性。资产阶级革命派明确宣布自己的报纸是 “党报”和 “机关报”，必须大力宣传革命党的纲领和主张。

明确提出为革命办报的主张。把报纸视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报纸应反映民意、影响和指导舆论。记者应该先知先觉。

三、新闻业务工作的改进

在内容上，报纸已具备新闻、评论、副刊与广告四大要素；新闻标题不再单一； 评论形式多样：社论、时评、编者按等； 副刊：《中国日报》的《鼓吹录》,《申报》的《自由谈》等； 在形式上，版面设计更现代化，结束了“报”、“刊”不分的时代。

1904年1月17日，广东老报人骆侠挺在广州创办了中兴通讯社。这是中国人办的第一家通讯社。

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从发展到幻灭

第一节 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一、自由新闻体制的确立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史称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北军政府就颁布了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但是，这时却出现了“暂行报律”事件。

“暂行报律”事件：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却制定了《暂行报律》。

基本内容如下：

1、出版报刊必须履行登记手续；

2、“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应受惩处；

3、“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应受处罚。

这立即引起上海报界一致反对，孙中山知道后，下令撤销《暂行报律》。“暂行报律”事件反映了孙中山的尊重舆论和办事策略，也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矛盾与斗争。

1912年3月12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规定： “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人民群众的言论出版自由，第一次载入了国家根本大法，促进了新闻事业的大发展。

二、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

辛亥革命后，“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的报刊达500多家，总销数达到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超过历史最高纪录。我国新闻界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治斗争的相对缓和，这时期报刊上的政论性文章已失去其主导地位，而新闻通讯则日益增多。

这时期的报刊大部分是由国民党系统创办的。较重要的有：北京的《亚东新报》《中央新闻》；上海除原来的《民立报》外，还有被称为“横三民”的《民权报》《国民新闻》《中华民报》；武汉除恢复的《大江报》外，还有《震旦民报》 《民国日报》《大汉报》；其他如长沙的《国民日报》、南宁的《民风报》、广州的《中原报》等。

《民权报》由戴季陶、何海鸣主编。该报以言论激烈闻名于世。“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这是他们的口号。

第二节

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新闻事业

一、袁世凯控制新闻事业所采取的手段：

（一）创办御用报纸、收买报纸报人。较有影响的《亚细亚日报》，是御用报纸中影响 最大的一家。

（二）制定法律、条例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袁世凯在执政期间先后颁布了《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出版法》。

（三）用暴力手段任意摧残报业、迫害报人。据统计，袁世凯统治期间，全国报纸至少有71家被封，49家受到传讯，9家被反动军警捣毁。新闻记者中至少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

“癸丑报灾”：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和其他反袁报刊进行了大扫荡。北京、天津等地的国民党报刊全部查封，有的主笔被捕。上海的《民立报》《民权报》《民强报》《天铎报》等国民党报纸因为在租界出版，不能直接查封，袁便采取禁止在租界以外发行的办法，迫使这些报纸停刊；甚至连一向 “拥护中央”的《粤声报》《民治报》等也被查封。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1912年初的500家少了2/3，同时有大批报人受迫害。

二、报界的反袁斗争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民立报》从案发的第二天起，每天以正版篇幅连续报道宋案经过，刊登凶手的供词和袁党往来的密电等，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就是刺杀宋教仁的元凶。有的报纸发表题为《强盗政府》的社论。广州创办了《讨袁报》，一些报纸还出版了反对袁世凯的专刊。

宋教仁（1882—1913）：名链，字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4年3月与黄兴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1905年5月与黄兴等在日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鼓吹革命。8月参加中国同盟会，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回国后任《民立报》主笔。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法制局长。嗣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1913年2月大选结果，国民党大胜，行将出任内阁总理，致招杀身之祸，年仅31岁。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不得人心，大多数报刊都反对袁世凯。就连原先拥袁、亲袁的一些报纸和报人，在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帝制的震撼下，也转而加入了反袁行列。

梁启超写的反对复辟帝制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派人送去20万元请他不要发表，被拒绝。《大中华》杂志发表该文后，各报争相转载，影响很大。

《申报》《华字日报》等，也改变态度支持反袁。1915年创刊的长沙《大公报》，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反对帝制。

长沙《大公报》：创刊于1915年9月1日。日出三大张十二版。版面设计精美，栏目内容丰富。一创刊就高举反袁大旗，以“毋忘国耻”、“爱国救民”为宗旨，以“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无畏气概，同帝制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三、袁世凯统治下的新闻立法活动

《报纸条例》：1914年4月2日颁布，共35条，集合了前清、日本等国关于报纸出版法中众多限禁条例，规定报纸的创办实行批准及保证金制度等。《出版法》：1914年12月5日颁布。涉及所有文字、图画印刷品、各类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另外还有《修正报纸条例》《新闻电报章程》《电信条例》《著作权法》 《中华民国约法》

四、北洋政府对新闻事业的扭曲与迫害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新闻事业也和政局一样，呈现出复杂的情况：报界既存在着堕落，又出现了希望；从属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报人、报纸和整个报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怪现象：首先是报人、报纸品格低下；其次是报纸言论退化。第三是出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报刊。

第三节 新闻事业在逆境中的发展

一、新闻报道工作的加强与新闻通讯事业的发展

报纸上消息的比重加大，电讯增多，一些重要的电讯还用大字号排出，并在字旁加圈加点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新的报道体裁——夹叙夹议的新闻通讯开始走向成熟，深受读者欢迎。

辛亥革命后，新闻通讯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1912到1918年，新创立的新闻通讯社有20 33 多家。较著名的有李抱一于1912年创办于长沙的湖南通讯社，邵飘萍于1915年创办于日本的东京通讯社和1916年创办于北京的新闻编译社，还有1918年冬国民党在上海创办的国民通讯社。通讯社的大量建立，改变了我国新闻传播单纯依靠报纸的状况，反映了新闻事业的发展。

二、黄远生等名记者的出现

黄远生（1885－1915），江西九江人，原名为基，字远庸，远生是笔名。21岁时中光绪甲辰进士——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但他无意仕进，以新进士之资格赴日本留学，190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回国后先在清政府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脱离官场，专事新闻，成为著名记者和政论家，时人誉之为“报界之奇才”。

黄远生的记者生涯是从1912年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的，先后任《申报》《时报》《东方日报》《少年中国》《庸言》《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特派记者、主编和撰述。他长于采访，勤于写作，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新闻通讯写作而负盛名的记者，是我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中国报纸从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演变的开拓者。

作为报界奇才的黄远生，的确是卓越超群的，而作为政界的活动家，则表现出一定的政治上的局限性。对袁世凯曾抱有幻想。但他反对帝制，为摆脱袁的纠缠，1915年9月3日逃到上海，在上海各报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以示决绝。后又避之日本，发现有人跟踪，再远避美国，12月25日晚，在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刘北海枪杀。黄远生被误杀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界为之震惊。1916年1月21日，梁启超给蔡锷的信中说：“痛哉！痛哉！今失此人，实社会不可恢复之损失也。书此泫然。”

黄远生以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记者自勉。他的新闻通讯，文字流利、畅达、幽默，对民国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们的丑态，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深受读者欢迎。他遇难后，所写新闻作品辑为《远生遗著》4卷，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1919年出版，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

黄远生的新闻通讯极富特色，一直为报界后人称道学习。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是题材重大、记载详实。当时政界的著名人物、重大事件他都曾报道过，很多又是独家新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远生的通讯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二是针砭时弊，忧国忧民。三是细致详尽，幽隐毕达。四是通俗自然，不拘一格。

1912年写的《外交部之厨子》一文，风靡一时，可谓代表作：

外务部之厨，暴殓既多，酒肉皆臭。于是厨子乃畜大狗数十匹于外务部中而豢养之，部外之狗，乃群由大院出入，纵横满道，狺狺不绝，而大堂廊署之间，遂为群狗交合之地。故京人常语谓外务部为狗窖子，京中语谓妓院也。

邵飘萍：“不可多得的全才”

邵飘萍（1886－1926），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祖籍浙江东阳，生于金华。是继黄远生之后民初最活跃且具传奇色彩的报坛名人。13岁中秀才，19岁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刻意学习梁启超的文章，立志献身于新闻事业。毕业后在金华教书，同时担任《申报》的通讯员。1912年在杭州办《汉民日报》，任主笔，并被推荐为浙江省报界公会干事长，因反对袁世凯曾三次被捕入狱。1914年，邵飘萍东渡日本留学，与同学三人创办东京通讯社，向国内发稿。1915年初，他最早把“二十一条”秘密协定驰报国内。1916年春回国，主持上海《时事新报》笔政并为《申报》《时报》撰稿，抨击袁世凯。袁死后，被《申报》聘为特约记者去北京，发了许多脍炙人口“北京特约通讯”。

1918年7月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12月创办《京报》，自任社长，并兼任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讲师，毛泽东、罗章龙都是他的学生。为鼓励报社同人揭露时弊，报纸开办当日，邵飘萍手书“铁肩辣手”四字，悬挂在报社办公室内。这四字摘自明代杨继盛临刑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将“妙”字改为“辣”，显然是要突出《京报》的“辛辣”特色，不仅道出邵飘萍的心志，也是他与编辑部同仁共勉的座右铭。1919年5月3日，邵飘萍应邀出席北京大学学生集会，号召学生“挺身而出，救亡图存，奋起抗争”，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之一。1919年8月《京报》被封，他逃往日本。1920年回国，恢复《京报》，锐意改革，出副刊十余种，赞颂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并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1925年由李大钊、罗章龙 34 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连夜写下了题为《世界空前大惨案》的讨段檄文。据统计，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京报》刊出各种有关惨案的文章就多达200余篇。张作霖、吴佩孚携手攻打北京，入京后首先就要处决邵飘萍。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名被奉系军阀逮捕，未经审讯，惨遭杀害，以死立言、“以身殉报”。1928年《京报》由夫人汤修慧复刊后办至“七七事变”。

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准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并指示有关部门要安排好烈士家属生活。金华县人民政府颁发了烈士证书，使飘萍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感到由衷的欣慰。

飘

萍

启

事

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预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

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大多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兵以后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考查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藉博一粲，以后无论如何攻击，不欲再有所言。

邵飘萍毕生从事新闻工作，当过通讯员、记者、特派记者、特约记者、编辑、主笔、社长，办过报纸、通讯社，既精通业务，又善于管理；在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方面也做出了贡献，所以被誉为“不可多得的全才”。

邵飘萍最擅长的是新闻采访，所著《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采访专著。他的采访艺术有以下几点：一是随时处于角色之中；

二是广泛交游，不惜小费；

三是千方百计，随机应变； 四是掌握心理，把握战机。

林白水：“愿以身殉所办之报”

林白水（1876-1926），福建闽侯（今福州）人。原名獬、万里，字少泉，40岁时，他将“少泉”中的泉字身首分割，便成了“白水”二字，这里有“愿以身殉所办之报”的含义。1901年任《杭州白话报》主笔。该报的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就是由他写的。1903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法科兼习新闻，加入同盟会。同年夏返沪，与蔡元培等创办《俄事警闻》。12月，自办《中国白话报》。1904年出任《警钟日报》主编，宣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孙中山曾书“博爱”二字相赠。

1904年，清廷筹办“万寿庆典”，为慈禧祝70寿辰，林白水愤而写下一副对联：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此联字字辛辣，把慈禧的嘴脸刻画得入骨三分，令人拍案，各报无不争相转载，一时广为传诵。

帝制取消后，林白水创办《公言报》，任主笔。“捅”破过不少黑幕。段祺瑞政府里的政客贿赂议员拉选票，被林白水在报上揭露，顿时引起北京舆论哗然。时隔不久，有政客在津浦租车案中舞弊，又被林白水独家揭露出来，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结果，这些政客有的被革职入狱，有的虽然被包庇下来，但不得不畏罪辞职。林白水对此颇为自得，说：“《公言报》出版一年内颠覆三阁员，举发二赃案，一时有刽子手之称，可谓甚矣。”

1921年春，林白水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自任社长，以白水为笔名，发表政论文章，揭露军阀政客的黑幕丑闻。翌年，报纸被查封，他入狱3个月。出狱后，《新社会报》改为《社会日报》。1923年10月，因刊登揭露曹锟贿选总统的文章，报馆遭封闭，他再次入狱。

他曾说过：“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1926年4月，直奉联军开进北京，著名报人邵飘萍遭杀害。此种恐怖氛围中，林白水仍敢在时评中斥军阀为“洪水猛兽”。8月5日，他在《社会日报》发表《官僚之运气》一文，揭露潘复与张宗昌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丑闻；讥讽号称“智囊”的潘复为“肾囊”，“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恼羞成怒的潘复哭诉于张宗昌。6日 35 凌晨1时，林被捕。4时许，不经审讯，张宗昌以“通敌有证” 罪名，将林白水枪杀于北京天桥。时人悼之：萍水相逢百日间。

林白水的本名獬，是传说中的独角异兽，能辨曲直，见人争斗，必冲上去用角顶恶人。林白水的报人生涯，就颇具疾恶如仇、除暴安良的“獬性”。

1986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其女旅美华人、美国国防大学教授林慰君捐资在故乡建立纪念堂、纪念碑。

小

结

这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事业虽然遭遇了第二次严冬，但新闻人不屈不挠，新闻事业在逆境中仍有较大发展。首先表现在涌现出许多报人和报刊；其次是在民国初年的新闻界出现了一批以采访独家新闻、内幕新闻和写新闻通讯著称的名记者，如黄远生和邵飘萍等；其三是新闻通讯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

第六章

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

概

述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中国新闻事业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报刊是《新青年》。

《新青年》打破军阀黑暗统治，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大本营，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传播新思潮的报刊风行一时，以《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代表的学生报刊大量涌现。

五四运动 后，《新青年》改组、《共产党》月刊以及第一批工人报刊的创办，标志着一种新型报刊-—无产阶级报刊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

五四时期，是我国新闻报刊业务改革的一个重要时期。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得以广泛运用；副刊一改先前的消闲性质，成为介绍新文艺、新思想、新知识的园地；报刊政论的内容与形式均有发展；新闻学术研究与新闻教育引起社会的重视。

第一节《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一、《新青年》及其主编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笔名三爱、只眼等，安徽怀宁人。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15年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

1918年冬，为了提供新闻时效，他和李大钊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后，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事宜。同年8月，他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1915年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政治上，袁世凯窃取了国家政权，加紧策划复辟帝制；文化上，袁世凯为了维护统治，操纵报刊舆论，竭力提倡封建道德、宣扬鬼神迷信。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治，必须从思想启蒙入手，广泛开展新文 36 化运动，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代替封建主义思想。陈独秀等顺应历史潮流，《新青年》应运而生。

《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初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它一经创建就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针对封建文化的束缚，打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向青年提出了六方面的要求：

①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③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④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⑤实利的而非虚文的；⑥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它的主要宣传内容是：提倡自由民主，反对封建礼教，开展批孔运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发起文学革命运动。

1917年初，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随之迁到北京。1918年起改组为同人刊物（第二阶段）。编辑部同人有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鲁迅、刘半农等。1918年11月，李大钊在第五卷5号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该刊首先注入了马列主义的宣传内容。

后来，陈独秀也撰文宣传马列主义。1920年，陈独秀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过程中，将第七卷第6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新气象，也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的集合点”。这一期发表了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李大钊的《MAY DAY运动史》以及大量的全国各地工人劳动、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和材料，详细披露了资本主义剥削下工人奴隶式的生活和苦难。

1920年9月第八卷1号起，《新青年》改组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改组后的《新青年》加强了马列主义的宣传。新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译介关于苏俄革命的文章，向广大读者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激励、团结许多人从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积极的准备。

1921年7月该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不久由陈独秀再任主编。1922年7月出至第九卷2号后休刊（共54号）。

二 《新青年》的主要贡献

（一）提倡自由民主，反对封建礼教，开展批孔运动

《新青年》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在思想上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反对尊孔复古，要求争取人权、个性解放。《新青年》从创刊起就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向封建礼教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指出封建伦理道德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尊孔必定导致复辟。同时，它大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观念，指出封建伦理道德是与共和民主政治水火不相容的。把反对封建专制和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结合起来，是《新青年》进行民主思想宣传一个重要特点。

（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新青年》提倡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人生，反对偶像崇拜、迷信盲从、主观武断和一切黑暗愚昧现象。陈独秀撰写《偶像破坏论》支持此观点。《新青年》发表了不少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以及宣传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文章，抨击封建迷信谬论。

创刊号文章形象地把民主与科学比作一辆战车的两轮，缺一不可。要求人们驾着民主与科学这两轮战车，向封建礼教猛烈冲击。

（三）发起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紧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作为文学革命重要内容的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运动，也是由《新青年》首先倡导的。它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加以提倡，并发表了一些用白话写作的文学作品，以后又逐渐成为完全的白话文刊物。《新青年》从四卷1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新体诗，直接推动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宣传，惊醒了一代青年，被看作是 “明灯黑室”、“空谷足音”，开中国历史的 “新纪元”。广大青年推崇陈独秀是 “思想界的明星”。

胡适说︰“廿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致高一涵等四人关于《努力周刊》的停刊信，1923年10月9日）

三、李大钊、鲁迅、胡适

李大钊，1889年生，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13年北洋法政大学毕业后，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甲寅》编辑、《新青年》编辑等。在《甲寅》《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文章。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五四运动。1919年他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编成了《马克思研究》专号。

1920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在国共合作期间，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参与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鲁迅，1881年生，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学医，后弃医从文。1909年回国。1912年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同年5月，首次用“鲁迅”笔名，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此后鲁迅又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和《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和许多随感录，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和封建礼教的荒谬，有力的抨击了封建复古派。鲁迅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1926年8月，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鲁迅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了他后期十年最为光辉的战斗生活。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先后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译文》等文艺期刊，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病逝。

胡适，1891年生，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年赴美留学，从师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主张文学革命。同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

1919年7月，胡适提出实用主义研究方法，影响颇大。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宣扬“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后，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发表“全盘西化”的主张。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代表蒋介石签订了《中美互助条约》。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国，1962年在台湾逝世。

第二节 新的报刊宣传阵线的形成

一、《每周评论》的创办

一战后，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日益关注国内外时事，这迫切要求报刊加强时事政治的报道和评论，《新青年》单枪匹马与整个封建势力斗争显然已经不能够适应时代的需求了。《每周评论》生逢其时，弥补了《新青年》时效性差的缺点，形成了新文化运动新的高潮，成为中国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时事政治性周报。

《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22日创刊于北京，陈独秀、李大钊创办并主编，以“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为己任，矛头直指封建军阀，指出官僚、政客、军阀是“三害”，“三害”不除，政治就没有清宁之日。五四运动中，从21期至25期，该刊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报道和支持这一运动，支持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文化思想，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 38 义。从第26期起，胡适接手主持，挑起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成为宣传实用主义的刊物。1919年8月30日出至37期，因发表揭露军阀当局的言论，被北洋政府查禁。

五四运动中，《每周评论》发挥了积极的舆论先导作用。它系统地报道了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并及时发表评论，对学生运动给予正确的支持和引导。

《每周评论》第一次把学生的伟大爱国运动称为“五四运动”，赞扬它是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的一个“创举”；第一次提出学习“五四精神”，即在关系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候所表现的“学生牺牲、社会制裁和民族自决”的精神。

二、报刊对五四运动的宣传报道

北京：《晨报》《京报》连续报道五四运动； 天津：《大公报》胡政之是采访巴黎和会的惟一中国记者，他的“巴黎来电”是《大公报》吸引读者眼球的一个亮点；

上海：《申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7家报纸联合拒登日商广告； 长沙：《大公报》不怕被查封，连续、详细报道五四运动，并发表评论支持学生运动； 中国报界空前团结，1919年4月15日，北京、上海等共83家报纸成立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

三、进步学生报刊的纷起

五四运动时期，适应群众政治斗争蓬勃发展的需要，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带动下，进步学生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1919年一年中就达400种之多。《湘江评论》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它们中的成功代表。

（一）毛泽东与《湘江评论》

1919年4月，毛泽东带着许多新思想、新经验回到湖南。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湖南 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经过五四大潮的洗礼，毛泽东成长为湖南学生的领袖之一。该刊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主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倡民众的大联合以推翻强权的统治。文章多为毛泽东执笔。

创刊号上刊登了署名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宣言提出“由强权得自由”的号召，主张以平民主义来打倒强权。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努力追求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实行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

在宣言中毛泽东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晨报》也予以介绍，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以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2、3、4号连载后，成都、北京、上海等地报刊曾予转载。《湘江评论》主要栏目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该刊全部文章用白话文写作，以述评为主，李大钊评价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8月上旬被军阀张敬尧查封）

（二）周恩来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年7月12日创刊，天津学生联合会机关报，周恩来主编。该报为对开大型日报，以评述为重点，其中周恩来以“飞飞”笔名撰写的许多评论，议论精到，富有战斗性。例如创刊号的社论《革新、革心》的、时评《黑暗势力》等。9月22日被反动当局查封。10月7日复刊改出三日刊。周恩来为复刊号写了《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该报第100期特地取名 “奋斗号”。

四、五四运动对国民党的影响

孙中山看到五四运动的巨大威力，决定模仿《每周评论》出版《星期评论》1919年6月8日上海创办。另外还在上海出版《建设》杂志；北京出版《解放与改造》，后改名为《改造》由梁启超和蒋方震主编。

第三节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

一、《新青年》的改组

1920年9月，《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由民主主义性质的刊物改组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社会主义刊物。改组的主要标志：

一是组织领导方面，陈独秀已经由激进民主主义立场转换到无产阶级立场上，并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负责人。在印刷发行上，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印刷发行。从组织上、经济上加强了中共上海发起组对《新青年》的领导。二是编排形式和宣传内容方面的明显变化。从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的封面正中绘制了一幅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同时，从这一号起，增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在言论上，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方向来引导读者。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

二、《共产党》月刊：

中共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11月7日创办的半公开理论机关刊物。主编李达。创刊号陈独秀执笔的《短言》表达了上海发起组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中心思想。

《共产党》月刊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1、宣传有关共产党建设的知识，介绍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资料。

2、论述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党的纲领策略。

3、向工农兵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称赞它：“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改组后的《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在继续进行“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后，又对伪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斗争。伪社会主义是以研究系梁启超和张东荪为代表，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大肆宣扬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新青年》第8卷第4号收集了有关论战的正反两方面文章，编成《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文辑，揭露论敌的真实面目。无政府主义也是当时的一种思潮，连毛泽东都一度很热中于此。《新青年》第9卷第4号编成了《讨论无政府主义》专辑，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权学说，帮助青年学生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三、工人进步刊物

随着五四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相继建立，一批工人报刊得以创办发展。《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劳动与妇女》等是其中影响最大的。这批刊物是我国第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报刊。

它们强化了革命人士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的本领，为中国早日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是通过这些刊物的传播，使得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开始结合起来，为党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四、中俄通讯社：1920年7月，共产国际工作组和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创办 “中俄通讯社”（后来简称 “华俄社”），由来华小组成员兼翻译杨明斋主持。这是我国第一家无产阶级通讯社。1925年8月1日停止工作。

五、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产生的历史条件、特点

三个历史条件：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报刊和通讯社宣告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广泛传播；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发起组成了共产主义小组，这就为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思想旗帜、编者作者队伍和组织领导力量等必要条件。

特点：

1、在时间上，中国无产阶级报刊产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先有报，后有党”；，2、中国无产阶级报刊是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它一问世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3、中国无产阶级报刊一诞生就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

4、早期无产阶级报刊初步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

5、我国第一批无产阶级报刊已经注意到办报要联系群众，特别是要依靠工人阶级。

第四节、五四时期新闻事业的重大改革

一、自由讨论风气的出现与政论的发展

《新青年》等宣传新文化的报刊，冲破封建统治的桎梏，促成了思想解放，形成自由讨论的民主风气，使报刊成为百家争鸣的园地。报刊政论受到重视并不断发展丰富。《新青年》发表的短小锋利的时评，又称杂文，是一种 “匕首”、“投枪”式的评论文体，后来逐渐成为报刊上的一种常用文体。

二、倡导新文风

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五四运动中涌现的数百种报刊纷纷采用白话文。在推广白话文的同时，《新青年》还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

三、新闻业务的改进

加强记者队伍的建设，重视直接采访、迅速报道，国内外消息、通讯比重增加，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新闻作品。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合筹经费，向美、英、法、德、俄等欧美5国一次派出7名特派员。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3人，成为我国采访报道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实际情况的第一批新闻记者。

瞿秋白：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同年11月，他和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还写了著名散文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书。是我国最早的无产阶级新闻记者。

周恩来：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应天津《益世报》邀请，撰写旅欧通信。

五四报刊的大发展，促进了我国新闻界同国外新闻界的交流。1921年至1922年，《泰晤士报》社长北岩、《纽约时报》记者麦高森等先后来到中国考察讲学。

1921年，中国新闻界代表6人参加檀香山世界报界第二次大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出席国际新闻界会议。此外，随着国内外新闻来源的扩大，特派记者、访问记者的交流也在增多。1919年，《大公报》胡政之成为中国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记者。

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报纸副刊发生了突破性的革新，出现了影响较大的4大著名副刊：

1、北京《晨报》的副刊。刊名《晨报副镌》，由孙伏园主编，《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镌》上连续刊载的。

2、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邵力子主编，1920年5月20日创刊。

3、《京报》的《京报副刊》，创刊于1924年12月5日，孙伏园主编。

4、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初由张东荪主编，后继主编有俞颂华、宗白华等。

五四时期的进步副刊办得很有特色。它们宣扬民主与科学思想，传播社会主义新思潮，刊登短小政论和犀利杂文，联系社会生活和政治文化实际，“论时事，砭锢弊”，爱憎分明。

它们注重知识性，宗教、哲学、科学、美术各类稿件兼收并蓄，内容丰富、题材多样、短小生动，很吸引人。其成功经验为我国报纸副刊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开端

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告成立，一直活动到1920年12月。该会的创办标志着我国将新闻作一门科学进行研究的开端，也是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任会长。学会聘有两名导师：一是徐宝璜、一是邵飘萍。

该会的宗旨是： “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

新闻学研究会出版了3期《新闻周刊》，这是我国早期采用横排的报刊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业务刊物。学会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

徐宝璜为学会讲课写的讲义《新闻学大意》（后来改名《新闻学》）于1919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是我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蔡元培称赞它 “在我国新闻界实为 ‘破天荒’之作”。徐宝璜是我国最早赴美国研究新闻学的人，回国后任北京《晨报》编辑，北京大学教授。他讲授新闻学概论基本知识，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概

述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国共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全国出现了革命高涨局面。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共产党员帮助国民党左派创办的报刊获得大发展，并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所有报刊归纳起来有三种类型：

一、共产党的报刊和共产党领导的报刊

党的报刊：《向导》《前锋》《新青年》；团的报刊：《先驱》《中国青年》；

工人报刊：《劳动周报》《工人周刊》等。

二、国民党左派的报刊及进步文化人士主办的报刊

《政治周报》《民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语丝》《莽原》等。

三、帝国主义、军阀政客、国民党右派及胡适所办报刊。

第一节

建党初期的革命报刊

一、党的报刊的创办及党报思想初步形成

（一）《向导》的创办及其特点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就创办了一批宣传马列主义的报刊。1922年7月，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样，就需要有一份更为权威的、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来指导民主革命，实现党的主张。而作为当时党的诞生地的上海，又有着创办党的报刊的基础条件，《向导》便应运而生。

《向导》： 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周报。陈独秀题写刊名，撰写发刊词《本报宣言》。它一创刊，便集中力量宣传党的“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55期开辟“寸铁”专栏，刊登短小精悍的文章，揭露敌人往往一针见血。《向导》还利用在北京、武汉、广州等地设立的通讯处，大量报道各地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特别是以较大篇幅反映上海的革命斗争形势。

经过《向导》持之以恒的宣传，终于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深入人心。中共“四大”评价指出：在中华民族革命运动中，《向导》“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它的发行量由开始的二三千份很快增至2 万份、4 万份，最高达10万份。是党的早期报刊中发行量最大、坚持最久、又能较正常出版的机关报。1927年7月出至201期被迫停刊。1926年5月30日，《向导》第155期为《五卅特刊》，集中发表纪念文章，如：《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五卅周年中的中国政局》《五卅的赤血与中国的赤化》《五卅后的上海邮务工人》等。读者赞扬《向导》的创办是中国“二千年来历史上破天荒的荣誉作业”，称赞《向导》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呼冤而确能指示民众以革命大路的”惟一报纸，把《向导》看做是“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向导》的经验和特点：

1、树立了党管党报、集体领导报刊工作的范例；

2、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注重以事实服人；

3、密切联系群众，与读者息息相通。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接受党外群众监督，开创民主办报之先河。

《向导》周报的首任主编是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央委员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曾先后继任主编。参与编辑的还有毛泽东、高君宇、张太雷、罗章龙、周恩来、罗亦农、郑超麟、赵世炎、李大钊等党的领导人。

蔡和森，双姓蔡林，学名蔡林彬，字润寰，1895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一个破落的小官吏家庭，家境贫困。幼时读私塾，稍长做过牧童、学徒。16岁时才入初等小学读书，因年龄大被嘲笑为“太学生”。但他刻苦攻读，一个学期后便跳级进入高小。1913年到长沙，考入铁路专 42 门学校，后转入第一师范学校。在校内他读书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以才学出众著称。在一师学习时，通过阅读《新青年》，蔡和森树立了革命志向。1918年，他与毛泽东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会内同仁当时评价说：“林彬是思想家，润之是实践家。”杨昌济说：“二子海内人才，前途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并向国内朋友写信提出要组织共产党。毛泽东接信后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921年年底，蔡和森回国，在上海经陈独秀等介绍加入共产党，并于1922年“二大”上同妻子向警予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

蔡和森长期主办《向导》，在该刊上发表了130多篇很有见地的理论文章。他的突出贡献有两点： 一是满腔热情地从事党报编辑工作；二是以忘我精神从事党的报刊政论写作。

1927年任中央宣传部长，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土地革命开始后，他长期在上海和莫斯科两地工作，因反对过“左”的政策，1928年被撤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宣传部长之职。1931年6月间，原先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叛徒顾顺章，带特务到香港，抓捕了蔡和森，并由港英当局将他引渡给广东军阀。在广州狱中，蔡和森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他的四肢被钉在墙上，敌人用刀把他的胸脯戳烂。他牺牲的日期已不知晓，殉难的惨烈也是很久后才打探出来的。

(二)、瞿秋白与《新青年》季刊和《前锋》月刊

这是中共中央继《向导》之后又创办的两个机关刊物，由瞿秋白主编，陈独秀、张太雷、向警予等为主要撰稿人。这两个刊物在党的理论宣传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前锋》是中共中央第一份经济政治机关刊物，主要刊载我国经济情况和国际政治形势方面大文章。《新青年》季刊是中共中央第一份理论机关刊物，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

瞿秋白(1899.1-1935)，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11月参与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莫斯科采访，写了数十篇新闻、通讯发表在两报上。还撰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书。1921年兼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教员。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瞿秋白在党内素有才子之称，是第一个把《国际歌》正式译成汉语的人。

1920年，瞿秋白旅俄途经哈尔滨时，在参加俄国人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首次听到此歌。1923年，瞿秋白将从法文译来的词和简谱发表在1923年6月的《新青年》复刊号上，从此，《国际歌》在社会上传唱起来。现行的《国际歌》歌词由萧三于60年代初再译定稿，但其中Internationl”（英特纳雄耐尔）一词还是保持瞿秋白的音译。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7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

在他主编的《热血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为之写了序言。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34年2月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23日在福建被捕，6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6岁。

(三)党报思想初步形成

1、明确提出报刊的阶级性质。强调党报要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党的报刊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

2、党的报刊要面向民众、面向社会，宣传、组织最广大民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3、党报工作者要忠诚党的事业，增强马克思主义修养，深入群众，勇于实践，不畏艰苦牺牲。

二、青年团报刊

北京团组织于1922年1 月15日创办的《先驱》半月刊。第四期起迁上海出版，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的机关刊物。1922年5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构建立，《先驱》改组成为团中央的第一个机关报。在首批团刊中，《先驱》出版时间最长（1923年8月停刊）、也是唯一由地方团刊转为中央团刊的。

《中国青年》：1923年8 月，团中央“二大”决定创办《中国青年》作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10月，《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恽代英、萧楚女、李求实等先后担任主编。经常发行1 万多份，最多时2 万份，1927年10月停刊。在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是办得很出色、影响很大的刊物之一。它曾经三次停刊，又三次复刊。

《中国青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最早的以传播马列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为主的团中央机关刊物。

《中国青年》的宣传内容：

①帮助青年正确对待学习、工作、生活，引导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

②评述时事政治，帮助青年正确认识国

内外形势，提高觉悟；

③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各种侵蚀青年的反动、错误思想。

《中国青年》走过了80多年的光辉历程。几十年间，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中国青年》。毛泽东三次为它题写刊名；周恩来对它有求必应；它推出了雷锋、王杰等英雄模范人物；最早公开喊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它是中国现存历史最长的一本杂志，也是一本典型的红色刊物。

恽代英（1895－1931），江苏武进人，祖籍常州，与瞿秋白、张太雷并称近代“常州三杰”。1915年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时，他就编辑刊物，宣传反日爱国。五四运动时期，他为《东方杂志》《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刊物写了数十篇论文，着重倡导民主与科学思想。之后，编辑武汉学联机关报《学生》周刊、《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当选团中央委员，担任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

1924年国共合作后，恽代英担任国民党上海市执行部宣传秘书，筹办并主编执行部机关刊物《新建设》，参与领导上海《民国日报》副刊部工作。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5月任黄埔军校主任政治教官，主持校刊《黄埔日刊》的编辑工作，并继续为《中国青年》撰稿。1927年春在武汉筹建黄埔分校，指导出版校刊《革命生活》日刊，倡议创办并编撰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群众》周刊。大革命失败后，恽代英参加领导广州起义、南昌起义，主编中共广东省委《红旗》半周刊。1929年初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负责编写《每日宣传要点》，兼任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编辑。他有过“独人办报”的历史，即办《每日宣传要点》，上班路上阅读构思到办公地点坐下写稿，千把字一气呵成，从动笔到印好只要半个小时，同时准备好发行工作。周恩来称赞说：这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破天荒的。1930年5月，在上海浦东秘密工作中被捕。他在国民党监狱里留下绝笔：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摒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反映了一位革命者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牺牲精神。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惨遭杀害。

恽代英、萧楚女为办好《中国青年》付出了大量心血，是最受读者欢迎的编撰人。

作为《中国青年》的创办者、首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恽代英勤奋写作，精心编辑，还亲自处理读者来信。发表文章百余篇、通信四五十封。他的作品代表了《中国青年》的文风，就是：热情加说理。既洋溢着革命激情，又有求实精神。读者反映，每读代英的文章，“浑身就像火烧一样发热”。他一生从事报刊宣传活动16年，主编和参与编辑的报刊有10余种，撰发报刊文章500 多篇，他具有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对早期中共党报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贡献。

萧楚女，原名萧秋，字树烈，乳名朝富。笔名有萧楚女、丑侣、抽玉、野马、匪石等。1891年生于湖北汉阳鹦鹉洲。父亲萧康平，经营木材商业。萧楚女幼年时，生活十分优裕。后来父亲木材生意破产，肺病复发病逝，家道从此中落。母亲萧罗氏靠缝补、织衣度日，两个妹妹送给别人作了童养媳。年幼的萧秋作过茶馆“跑堂”、船上伙夫、街市报童。

1911年，萧楚女参加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义中，一只耳朵被炮声震聋。辛亥革命后，愤然退伍。在实业救国的思潮影响下，考入了武昌实业学校学习蚕桑专业，毕业后，在《大汉报》《崇德报》任编辑，经常用“楚女”笔名发表文章，无情鞭挞袁世凯政府的反动统治。他文才横溢，下笔成章，被报馆同仁誉为“打字机”。1919年在武汉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加入利群书社，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和恽代英一起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新蜀报》。

1924年，萧楚女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分领导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和四川的革命工作。44 之后到上海，主编《工商学联合会日报》《中国青年》等，积极投身五卅运动。

1925年8月，受党指派，到河南担任中共豫陕区委宣传部长，主编党的机关报《中州评论》。和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等一起工作，帮助各界青年组织了“河南青年协社”等进步团体。因反动军阀通缉，返回上海。1926年1月，萧楚女到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兼阅览室主任，协助代理部长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2月又被聘为全国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5月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专任教员，遵照所长毛泽东的意见，制定教学计划。他负责讲授《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运动史》和《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课程。11月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编辑《黄埔日刊》。1927年四一五政变中被捕，不久被秘密杀害，年仅36岁。

萧楚女通过勤奋自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他的文章情理交融、分析深刻，感人至深。青年读者称他为“真理的战士”、“革命的煽动家”。他还长于论辩，常能出其不意地击中论敌要害。写过许多文章和小册子，其中著名的有《显微镜下之醒狮派》《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

三、民众革命团体出版的报刊

（一）工人报刊：《劳动周刊》，1921年8月21日创刊于上海，4开小型报，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也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张全国性的工人报纸。

《工人周刊》1921年7月创刊于北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机关报，曾被誉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1924年2 月，改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报。

（二）农民报刊：随着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1926年下半年到27年初，湖北、江西、山东、湖南广东等省的农民协会纷纷出版农民报刊和农民画报。如《湖北农民》 《湖北农民画报》《江西农民》《锄头》《农友》《犁头》《耕牛》等等。

（三）军人报刊：这一时期出版的军人报刊有30多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中国军人》和《军人日报》。

另外还有妇女报刊和学生报刊。如《妇女声》《妇女日报》《妇女之友》和《中国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新学生》《上海学生》等。

四、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办的报刊

《政治周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1925年12月5日创刊于广州，由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筹办并主编。第5期起，沈雁冰、张秋人接任主编。该刊注重用事实说话，通过大量事实报道和评论，揭露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阴谋活动，揭示右派分裂的必然性，反击敌对新闻工具的反革命宣传，为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和巩固广东民主革命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他还有《中国农民》《农民运动》《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等。

第二节

“五卅”运动中革命报刊的宣传斗争

一、《热血日报》与反帝报刊的涌现

《热血日报》： 1925年6月4日创刊，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日报，为加强五卅运动的宣传专门出版的，共出刊24号。瞿秋白主编，是一张4张4版的政治性报纸。具有通俗化、群众化的特色。该报和《向导》是党领导五卅运动的指导报刊。

五卅运动中，在《热血日报》创刊的同一天，上海学生联合会机关报《血潮日刊》出版。6 月11日，上海总工会机关报《上海总工会日刊》创刊，12日上海工商联合会主办的《工商学联合会日刊》创刊，上海学术界对外联合会早在6月3日就创办了《公理日报》，共有十多种。这些刊物的出现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声势浩大的宣传阵线。

“五卅”运动时期著名报纸，出版时间都是20多天。创办人分别为胡愈之、叶圣陶、茅盾、瞿秋白、杨杏佛等人。

二、革命报刊同帝国主义宣传机器造谣破坏的斗争

(一)反对“工部局”在五卅运动发生前后 封锁消息；

(二)揭露帝国主义支持外报歪曲宣传；

(三)造成强大声势，迫使登“诚言”造谣宣传的报纸道歉、检查。

《诚言》事件：1925年6月27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专门成立“出版处”，编印出版《诚言》，为帝国主义辩护，颠倒是非，恶意攻击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群众把宣传品上的“诚言”涂改为“谣言”、“贼言”等。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刊登《诚言》。引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慨。在爱国力量的舆论压力和说服下，《申报》7月18日刊登向全国人民道歉的启事。《诚言》事件标志着帝国主义报刊欺骗宣传的再次破产；同时也说明，中国的报刊必须坚持反帝、爱国的方向，否则必将为人民群众所唾弃。

第三节

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及其新闻理论的传播

一、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

北京成舍我于1924年4月创办《世界晚报》，1925年2月创办《世界日报》，同年10月出版单张《世界画报》，成为我国报业史上第一个独立同时办三个报的报人。

旧中国民间三大报系：成氏报系、南京新民报系、新记大公报系。

《世界晚报》四项宗旨：

一、言论公正；

二、不畏强暴；

三、不受津贴；

四、消息灵确。

报社立场公正不阿、言论公正，加上消息灵通，不畏强权暴力，为民喉舌，所以深受读者喜爱支持，报纸销路极佳。成舍我善于用人，他将张恨水招到麾下主编“副刊”。张恨水后来在报界有“副刊圣手”的美誉，这与成舍我当初的准确定位是分不开的。

晚报在抓社论、时评与“独家新闻”的同时，还精心办好副刊《夜光》，除诗词、小品外，1924年4月12日开始刊载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直到1929年1月24日刊完，历时近5年，洋洋100万言。小说生动地描述了古城的社会风貌和人情世态，享誉京城，它让读者认识了张恨水。小说连载过程中，曾出现读者在报馆前排成长龙争购报纸的空前场面。

1924年秋爆发“直奉战争”，为堵住奉军入关，吴佩孚调张福来任前敌总指挥。晚报抢到这条消息后，立即发头条新闻，但标题《前敌总指挥张福来今早出发》却把“福”字误排成“祸”字，闯下了大祸。当晚，报馆被宪警查封。报馆被封的第三天，冯玉祥临阵倒戈，不但不出兵山海关，反而包围北京城，软禁曹锟，吴佩孚逃往洛阳，冯玉祥当上北京的主人。五天后，晚报复刊且销路大增，由原销三千份骤增到万份以上。有人说，晚报因“祸”得“福”。成舍我的名声因此大噪。果真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世界日报》问世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该报陆续揭载许多新闻，并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6月10日发表署名“舍我”的时评《沪案唯一之目标》，主张惩凶、赔偿。次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日报以大量篇幅刊登了有关惨案的新闻和照片，发表了署名“舍我”的时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在谴责军阀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同时，提出了段祺瑞政府引咎辞职、惩办凶手和抚恤死难者三项要求。这些时评喊出了时代的声音。

日报除揭载国内外要闻外，还设有经济界、教育界、妇女界等专栏。副刊《明珠》1927年2月发表张恨水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历时5年，皇皇百万言，成为风靡一时的小说。这部小说的言情故事演绎得曲折有致，很有韵味，要比《春明外史》中的情感故事精致得多。

成舍我，原名访钦，笔名舍我。祖籍湖南湘乡，1898年8月28日出生于南京下关。10岁时即与新闻活动结缘，13岁被安徽一家报纸聘为外勤记者，14岁参加青年军。“五四” 运动时，白天在北大国文系读书，晚上到北京《益世报》任编辑，跑新闻、编副刊、写社论。1919年5月23日，该报刊登了他写的《安福与强盗》的社论，抨击北洋政府当局，结果报纸被当局查封，总编辑潘云超被判刑一年；复刊后的报纸销路因此骤增，成舍我不仅没有被革职，反而代行一年总编辑职。五四运动进入低潮期，军阀之间连年混战，报纸成了军阀官僚争权夺利的工具。成舍我辞去《益世报》职务，自己办报。他的愿望：“第一是要说自己想说的话；第二是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1924年4月16日，《世界晚报》创刊。仅用二百元大洋创办了一份报纸，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堪称奇迹，成舍我成功地创立了他的第一个“世界”。

在办三报的同时，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为三报培养初级人才。1926 46 年曾被奉系军阀逮捕。1928年3月在南京创办《民生报》。1934年5月，《民生报》因揭发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彭学沛（汪精卫部属）贪污案被封闭，成舍我也被拘禁四十天。

获释后，去上海，于次年创办小型日报《立报》。仍坚持日报“对外争取国家独立，驱除敌寇；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的宣传宗旨，销路常超过二十万份，打破了我国自有日报以来发行量的最高纪录。抗日战争爆发后，被国民党当局聘为国民参政员。1942年在桂林恢复世界新闻专科学校。1945年在重庆出版《世界日报》。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北平(今北京)，复刊《立报》和《世界日报》。1947年当选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移居香港。1952年去台湾，在台北各大学任教，主要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后在台北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任该校校长及世界书局董事长。1988年（90岁）台湾当局解除报禁后，申请在台北创办《台湾立报》。1991年病逝。为新闻事业奋斗80年，被誉为“报业巨子”“报刊大王”。

天津《大公报》改组：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吴任社长，胡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任总编辑兼副经理。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并以此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成为北方大报之一。

上海《申报》和《新闻报》，这时已由史量才掌握，标榜“无偏无党”，宣传上强调“中庸之道”，销数猛增。《申报》在1912年史量才接办初期，销数只有7000多份，到1922年平均日销5万份，1926年超过10万份。《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和《新闻报》经理汪汉溪，都致力于经营报业，取得显著成绩。

这一时期，上海黄色小报、画报也多达几十种。

二、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传播

（一）中国广播事业的诞生与通讯事业的发展

中国的广播事业最早是由外国人经办的。1923年1 月，美国商人奥斯邦创办的中国无线电公司与英文《大陆报》合办的上海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开播。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由于它没有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当年4 月停播。1926年10月1日，哈尔滨广播电台开始广播，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之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广播电台相继开播。

（二）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的进展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高等新闻教育奠定基础的时期。1924年燕京大学成立报学系（后称为新闻系）；复旦大学中文系1924年秋开设新闻学讲座，1929年建立新闻系。几年间，全国约有圣约翰、10所学校设新闻系或报学系，并请英、美新闻界名人讲学。

出版的新闻学著作：

任白涛《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学总论》、任超《新闻学大纲》、蒋裕泉《新闻广告学》、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戈公振《新闻学撮要》。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中国记者、新闻学家。1925年开始撰写、讲授《中国报学史》，1927年出版。这是第一部全面地、系统地记述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著作。被公认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曾多次重印、再版，并出有日本译本。

小

结

按新闻史的分期，本章和第六章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的新闻事业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西方社会的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新观念在中国广为传播，以《新青年》为龙头、以学术报刊为主体的启蒙报刊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接着是中国的“大革命”时期，一方面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封建集权专制废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新闻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黄金时期新闻事业的发展表现在5个方面：

1、在百家争鸣报刊发展的热潮中，无产阶级报刊脱颖而出；

2、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报刊的新变化与共产党报刊的新发展；

3、民营的企业性大报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京的《世界日报》如日东升，蒸蒸日上；天津的《大公报》起死回生，再造辉煌；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继续发展，更上一层楼；

4、中国的广播事业诞生与通讯社初步发展；

5、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得到重视。

第八章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第一节 国民党新闻统治的形成

一、建立了全国性的官方新闻机构。

依靠官方新闻网络—“一社”、“一台”、“两报”，垄断新闻的发布权和评论权，控制全国舆论。

一社：以中央通讯社为中心，建立通讯事业网；

一台：中央广播电台为中心，建立广播事业网；

两报：以《中央日报》《扫荡报》为中心，建立国民党党报网、军报网。

最大特点：造谣诽谤，人称谣言公司。

二、利用政权力量和法律手段，制定新闻出版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迫害革命报刊。如《出版法》《宣传品审查标准》等。

三、实行野蛮的书报检查制度，任意删削检扣进步书报。

四、拉笼、收买、笼络报人，假意俯顺舆情。张季鸾、陈布雷效忠蒋介石。

第二节国统区地下党的报刊和进步报刊

一、《布尔塞维克》及其他地下报刊

1927年10月24，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了政治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组成由瞿秋白任主任的编委会。为了迷惑敌人，躲避查禁，伪装封面和目录，化名出版。1932年停刊，共出52期。它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列主义和号召青年进行中国革命的文章，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激发青年革命斗志发挥了重大作用。很多上海青年看了该刊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布尔塞维克》的创办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安定了党心、民心，说明党中央仍在战斗；其次，它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揭露教育了党员和人民，为斗争指明了方向。同时摸索、积累了地下报刊斗争经验以及党报建设经验。

《上海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出版的通俗报纸，1929年4月17日创刊，初名《白话日报》。李求实主编。为避免迫害，曾用过《天声》《晨光》《沪江日报》等名称。1930年8月14日终刊，15日起同《红旗》合并出版《红旗日报》。

《红旗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创刊后秘密发行，销数曾达近2万份。曾出版独立复刊《实话》，李求实主编。

《中国青年》先后改名《无产青年》《列宁青年》秘密复刊。

求实，李伟森（1903－1931），湖北武昌人。五四时期同恽代英等组织利群书社。1921年入团，次年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任武汉《日日新闻》总编辑。1924年曾赴苏联学习。1926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主编《少年先锋》，后调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在团的第二、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1929年起参加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主编《上海报》《实话》，同时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工作。1931年1月被捕，2月7日牺牲于龙华，“左联五烈士”之一。

二、国统区的进步新闻事业

（一）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1932年3月20日成立，由瞿秋白、邓中夏等参加指导。通过各种方式，团结新闻界，开展进步宣传活动。出版机关刊物《集纳批判》周刊。1934年春“左翼记联”创办了小型报纸《华报》。1935年秋“左翼记联”又公开组织“中华新闻社”对外发稿，一直活动到1936年5月。

（二）鲁迅以报刊为阵地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鲁迅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帅，率领左翼文化工作者，以报刊为重要阵地，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①注意守住营垒，发扬“韧”的战斗精神。鲁迅一生用过130多个笔名，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后十年“围剿”严重时期使用的，仅在《申报》上就先后换用过四十多个笔名。②重视发挥杂文的战斗作用。把杂文当做投向敌人心脏的“匕首和投枪”，“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来的东西。”

鲁迅的杂文特点：把政论性与形象化融为一体，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瞿秋白称鲁迅的杂文是“战斗的‘阜利通’”（文艺性论文）。

鲁迅一生编辑过19种报刊，并指导过许多报刊的编辑出版。鲁迅从事报刊编辑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他的卓越的杂文，都是新闻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一、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报刊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新闻宣传，主要采用简便易行的标语、布告、壁报、简报等形式。古田会议以后，在红军中出版的《时事简报》，成为根据地和红军初创阶段的主要新闻宣传阵地。

各地红军武装起义、攻占一些城市之后，则创办一些面向工农大众的油印、石印、铅印的报纸。如红五军的《工农兵》报、红七军的《右江日报》、红三军团的《红军日报》、中央军委的《红军报》等。

《红军日报》： 1930年7月28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立即接收国民党长沙国民日报社的房屋、印厂、纸张等全部物资设备，第二天出版《红军日报》。这是红军报刊中第一张也是惟一的一张铅印对开大型日报，8月4日停刊，共出版6期。

这是采取剥夺反动报纸的印刷设备来装备出版人民报纸的最早尝试。

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又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1933年秋，仅中央根据地就有各种大小报纸34种，出现了人民通讯事业的萌芽。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红星报》《青年实话》《斗争》报及红色中华社。

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是临时中央政府机关通讯社，1931年11月7日诞生于江西瑞金，它是革命根据地的“空中桥梁”。1937年1月，鉴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党中央决定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新华社”和“红中社”一脉相承。因此11月7日就被定为“新华社” 的诞生纪念日。从瑞金时期起，新华通讯社始终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中，逐步成长壮大。

《红色中华》：中央政府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与“红中社”是一套班子，出至红军开始长征停刊。1935年在陕北瓦窑堡复刊，至第325期改名为《新中华报》。

《新中华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起初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9年2月7日，改为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机关报。1941年5月15日终刊，与《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红色中华》报配合党政的中心任务进行宣传，成为党用以组织战争和经济动员的有力工具。

《红色中华》报的宣传报道内容有以下三方面：

①配合党政中心任务，积极进行了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宣传；②帮助党和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③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及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以及国民党的卖国政策。

《红星报》，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军委总政治部主办。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原为铅印，长征途中改为油印。邓小平、陆定一曾先后担任主编。被称赞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的喇叭”。1935年8 月初停刊。

《红星报·见面话》

《红星报》今日和同志们初见面，要把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和以后要做的事情和同志们讲一讲。

它要是一面大镜子。凡是红军里的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它上面看得清清楚楚。

它要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斗争消息，地方群众的斗争消息，全中国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形，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

它要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可以告诉同志们一些群众工作、本身训练工作的方法，可以告诉哪些工作做得不对，应当怎样去做。

《红星报》在苏区时为铅印，4开4版。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后，报纸克服困难，坚持出版(油印)，生动地记录了红军长征中的大事、要事，歌颂了红军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1934年底至1935年春，中央红军在贵州期间出的几期《红星报》，每期两版或 49 4版，刊期不定。报纸版面不大，但栏目多，内容生动活泼。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强渡乌江天险的战斗，《红星报》以通讯《伟大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作了翔实的记载。

《青年实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1931年7月1日创刊。

长征途中，还出版了《战士报》《前进》《战斗报》等。

第四节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新闻事业

一、共产党的报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

根据地有《红色中华》等；北平有《华北烽火》《长城》等； 巴黎有《救国时报》。

《救国时报》：1935年5月中共在法国出版，廖焕星、李立三先后任主编。该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航运纸型到巴黎印刷发行。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发行43个国家及国内各地，销数达2 万份，影响遍及国内外。该报创刊时名《救国报》。

二、国民党统治区新闻界的变化

史量才和《申报》

史量才（1880－1934），一生致力于文化、新闻和慈善事业。1901年至1903年，就读于浙江杭州蚕学馆（浙江理工大学前身）。1908年任《时报》主笔。1912年同张謇等人购得《申报》产权，自任总经理。1929年又陆续购进《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等大部股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报业资本家。

史量才以远大的政治目光和高超的办报能力使报纸销量达14万份之多，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刊之一。

“九·一八” 前后，史量才主张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对《申报》进行改革，改变先前保守的政治态度和单纯营业性质，转向爱国进步立场，要求抗日和民主，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改革后的《申报》有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言论态度鲜明，加强政治时事评论。1932年《申报》连发了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鲜明反对内战。

其次，革新副刊《自由谈》，聘青年作家黎烈文任主编，改变长期庸俗的趣味主义编辑方针，主张文艺的进步与近代化。《自由谈》成为反文化“围剿”的进步文化阵地，大量发表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的作品；

再次，聘请爱国人士黄炎培、戈公振等人进报馆设计部，主持开展社会文化服务事业，相继举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等，团结培养大批青年走向进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史量才以《申报》为舆论阵地，连续发表坚持武力抗日的社论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文章，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猛烈的言论进攻。同时，他通过《申报》开展募捐活动，出巨资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申报》发行量已突破十五万，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迎来了它最后、也是最灿烂的黄金时代。

“一·二八”抗战期间，史量才倾力支持抗战，捐款捐物，奉献了大量心力，被选为新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随后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还当选为上海市参议院议长。“一·二八”之后史量才在上海的地位、声望令独裁者望而生畏。作为《申报》老板，他同时控股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独立的舆论力量更是蒋介石所无法容忍的。

中国陶瓷史阅读心得 第3篇

中国是个拥有五千年久远文化历史的国家。在这广袤的土地上, 物产丰富, 人民朴实勤劳, 极具想象力和创造力, 因此拥有丰富的文化传统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期艰苦的社会实践中慢慢积累, 不断总结修改所累积的精神文化财富, 同时也代表了中国人民所独特具有的。在地球这可美丽的星球上, 有着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丰富的各类资源。一提到中国, 及不得不想起陶瓷。“CHINA”既是中国的代名词, 又代表了中国极其浓厚的文化沉淀和中华民族极其丰富的创新能力。中国陶瓷史, 不仅反映了中华名族的发展史, 而且凝聚了中国古代先民的辛勤劳作和智慧。

中华先民制陶本是为了实用。原始陶器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由原本的渔猎社会变成了定居的农业社会的衍生物。原始陶器约于一万多年前产生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开始的制陶通常由手工捏制, 烧成温度较低, 烧结程度欠佳。后来出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可谓是我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的两座丰碑。仰韶文化的彩陶是一项卓越的成就, 它在陶器未烧时画以三角、波折、宽带、网格等几何形纹样, 烧成后彩绘固定在陶器上不易剥落。绘画风格由写实逐渐发展为抽象。龙山文化, 又称黑陶文化。最为突出的是薄而光亮的黑色“蛋壳陶”。早期的龙山文化陶器装饰, 以篮纹最为常见, 这不仅有装饰的作用, 更是为了加固陶器, 使其更加经久耐用。晚期的龙山文化陶器, 除了大量的灰陶, 还有红陶和黑陶。与此同时, 快轮成型的制作工艺也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同时由于父权制的确立, 反映对男性祖先崇拜的“陶祖”塑像也屡见不鲜。

进入奴隶社会的商周时期, 创造出了最早的原始瓷器。陶器表面的花纹多为了加固陶器或者是为了方便移动所制。那时候的陶器多半是些灰陶和印纹陶, 同时还有艺术成就很高的, 造型花纹与青铜器相似的白陶。春秋战国时期, 步入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当时的文化坏境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在装饰效果上, 也大胆采用彩绘陶, 表现一种奔放自由洒脱的艺术风格。春秋战国时期的陶瓷样式明显带有对于漆器和青铜器的借鉴与改良。如果说原始陶器是为了实用, 那么在战国时期的陶瓷, 不免带了几分宗教礼仪和人文因素。

一提到秦朝, 首先想的必定是那壮观的秦兵马俑和巍峨延绵的万里长城。以秦兵马俑为例;数以千计的与真人真马同比例的陶俑, 栩栩如生, 采用了印坯、盘泥条、模制、捏塑多重工艺, 烧至完成后又用各种矿物色料在其表面彩绘。秦兵马俑不仅规模宏大壮观, 也有很高的艺术造诣, 真实再现了当时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气魄。真可谓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汉代是制陶发达的时代, 在东汉出土的百戏俑钟, 较为著名的便是四川出土的“击鼓说唱俑”。它的造型生动, 张口眯目, 动态十足, 略带夸张却又不失真实感, 一改过去陶俑呆板木纳的形象, 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隋唐时期的陶瓷创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唐代经济繁荣发展, 政治长期稳定, 文化艺术气氛良好, 涌现出大量陶瓷作品, 首推的便是唐三彩。唐三彩形体比例和谐、性格特征刻画细致’釉色绚丽斑斓, 极富浪漫色彩、吸收了外域的文化带有一定的异国风情。 提到唐代, “南青北白”这个词肯定不陌生, “南青”指的是浙江越窑的青瓷, “北白”指的是河北邢窑的白瓷。越窑青瓷的特点是胎体较薄、釉色均匀、色泽青翠莹润。邢窑则以素面白瓷而闻名, 白瓷白如雪。胎质体薄釉润、瓷质较硬、釉白微黄或微青、胎面光洁没有过多的装饰。

然而宋代陶瓷的魅力也不容小觑。五大名窑更是各有其独特的美。它们的器型饱满、古朴、轻盈、端庄。它们的釉色各具风格;哥窑灰青古朴沉静、定窑白釉洁白素雅、钧窑窑变绚丽多姿、汝窑官窑翠美盈润。它们的纹理各有特色;哥窑深浅疏密如网如织、定窑刻划画花秀丽典雅、钧窑屈曲蟠折逶迤延之、汝窑长短交错细密紧致、官窑纹线纵横飘逸流畅。

元代的器物大多体积较大, 直径可达50 公分, 颜色以蓝白釉色为主。蒙古人崇拜蓝天白云, 因此认为蓝天的苍天色雨白云的白色最为高贵。陶瓷文化的根源是农耕文化而不是游牧文化。元代陶瓷大量外输, 因此它们那时的作品融合着因为外侵带来的交流, 图形多以龙凤植物为主, 带有强权政治的味道。本世纪五十年代后, 美国的波普博士把“至正十一年”铭青花瓶作为标准器。到了明代中后期, 人文复兴, 艺术创造拓展了人文思潮。艺术家层出不穷, 作品有高度、有纯度、有指向性, 体现出人性的光辉。官窑名窑兴新发展, 陶瓷的品种很多, 已基本完备。釉上釉下、雕刻划花、宜兴紫砂、山西珐花器, 此时的装饰无不吉祥、无不歌颂时代, 不免带有些许拍马屁的意味。清朝中期, 掀起了在紫砂作品上描龙画风的风潮。在现在看来, 实在是暴殄天物。随着闭关锁国, 欧洲列强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 欧洲对于陶瓷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研究和发展。

重构中国远古史 第4篇

先说中国远古史的概念，是指自从人类诞生到夏代结束（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最终的意见，是公元前1600年）这阶段的中国历史。中国远古史的概念直接来自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他在主编十卷本的《中国通史》时，把这一段历史称为“远古史”，而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称为“上古史”，“远古”与“上古”更多的只是个时间标志，没有什么别的含义。我与白先生不同的是，将夏代的历史归于远古史，是因为迄今为止，关于夏代的历史资料主要来自考古学和传说，没有文献资料，这和商代不一样，商代历史已有成熟完备的甲骨文字资料出土，虽然在文字释读方面尚有待于突破，但原则上说，已是有文字后的历史了。夏代之前的历史没有成熟的文字史料存在，一般人们又把这段时期的历史称为“史前史”，也就是说，中国远古史和中国史前史，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

再说我们为什么要重构中国远古史。

其实，现存的关于这段历史的知识体系，本身就是后人根据自己理解的情况，构建出来的，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如今，种种条件的变化促使我们再次提出了重构中国远古史的任务。

从史料学的角度看，中国远古史的史料只有两种，一是考古学发掘的遗址、实物及其报告，二是存留在古代文献中的传说。其中存留在古代文献中的有关中国史前史的传说，最早的也出现于东周晚期的先秦时期（汉代的文献也是根据先秦文献而写的），这时，距夏代灭亡已有1200多年的时间了，离传说的黄帝时代就更远，所以，这些文献中的传说资料本身就是先秦时期的人重构出来的东西，可靠性极差。

最具可靠性的史料当然是考古学的发掘成果。近年来，考古学发展得十分迅速，新成果层出不穷，对这些成果的认识是推动对现行中国远古史知识体系进行变革的重要动力。

从构建史前史的方法来看，现代人主要是利用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成果和思维方式对远古的史料进行分析和猜测，进而形成关于远古史的知识叙述。近几十年，这些学科的发展突飞猛进，比如分子生物学对传统古生物学的挑战就迫使人们对一切史前发现重新做出解释。

简言之，史料和研究方法本身的变动，构成了重写中国远古史的内在动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从来都是为了满足现实的某种政治需要而重构远古史的。以中国远古史为例，现行叙述体系主要是基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现之上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建立的世俗政权摧毁教会的神权统治的重要武器，它否定了人类由来的神创论，也就否定了神在现实世界的权威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是为其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现实政治需要提供的“科学基础”，用恩格斯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项重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可是如今，基督教的神权统治早已被彻底摧毁，社会主义也经历过跌宕起伏的实践，由空想变成现实，这种现实又转而提出新的超越性的要求。简言之，人类世界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面临着的已不是危及到小群体利益的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而是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可能危及到整个人类的根本性问题：地球环境恶化、核战争毁灭性的威胁、生物科学可能带来的人造生物的不确定影响等等。这一切，都要求人们通过重构人类最初产生的远古史进行反思，人类的过去与未来有什么关联？人类未来的命运是什么？一句话，现实政治格局的变化构成重写中国远古史的外在动力。

2 重构中国远古史的原则

首先，要坚持科学性第一的原则。

什么是科学性？

在我看来，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一切从事实出发，即承认一切科学研究已经发现的事实，包括现代考古学、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一切学科已经发现的事实，不管这些事实与已成的结论是否一致，都要只承认事实。尊重事实，是任何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原则。

第二，承认任何科学结论的相对性。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研究本身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活动，在不同的探索阶段，所取得的认识成果是不一样的，所以，任何阶段的科学结论都不是永远正确的，诚如德国哲学家卡尔·波普所说，能被证伪的结论才是科学的结论。所以，应该时刻意识到，我们对古代历史的解释，只是依据现在各门科学发展的情况做出的一种主观知识描述，它本身不是绝对正确和永恒不变的结论。

第三，要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什么是指出未来科学发展的方向？就是自己现在还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当我们知道哪个地方存在哪些问题、而以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还解释不了时，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写出来，列在那里，等待别的人去解释，这就意味着指出了下一步科学研究的方向。

按照科学性的原则，我们重构的中国远古史文本应呈现为三个组成部分：

（1）对现存中国远古史叙述的反思；

（2）对中国远古史的新解释；

（3）目前发现但尚无法解释的问题。

除了科学性外，我们要坚持的第二个原则是历史的现实性原则，我们研究远古史，归根结底是要为现实服务的，我们必须对这些现实目的有充分的自觉，不能回避或掩饰这些目的，相反，应充分地利用历史智慧来解决现实问题。前面我说过，进化论和唯物史观，为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今天重构中国远古史，也要回答当今时代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那么，当现实需要与科学发生冲突时怎么办？毫无疑问，坚持科学性第一的原则，这是每一个历史学家天然应具备的立场。

3 人类及其历史的起源

1

关于人类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

（1）神创说：即说人类是由某位神创造出来的。比如西方说是上帝造的人，中国有女娲造人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有两种类型，一是人完全是由上帝用非生命的物质造的，如女娲抟土造人；另一种类型是神用原有的生命创造出人这种新生命，如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个夏娃，西藏传说，说藏人是岩石魔女这个神和弥猴的后裔①等等，神创说基本上来自各民族远古的传说。

（2）进化论：大约出现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由布丰、达尔文、赫胥黎等人提出，认为人类是由猿类演变过来的。这是目前被最广泛接受的说法，围绕这一学说，发展出系统的关于人类来源和进化的假说。

（3）外星说：这种说法是现代学者在对进化论提出质疑后，提出来的一种所谓的科学解释，认为地球上的生物和人类都是从别的星球上迁徙过来的，而且随着地球寿命的终结，人类还会继续迁往其它的星球。②

（关于人类起源的各种学说，本期另有专文奉上，此处就不详细引述。）

我要强调的是，这三种说法都是没有得到证实的假说，作为假说，无论其借以论证的理由是什么，仅就其并非确凿的事实这一点，各种假说的价值都是一样的。

神创论来自古老的传说，当然无法被证实，因为谁也没有看过创造人的那个神，无论是上帝、女娲还是岩石魔女。但是，人类为什么会留下这种传说，是在科学理性不发达时的无根据的空想，还是来自远古人的某种记忆？证实这种说法成立的证据固然没有，但完全证伪它的证据同样也没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法，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些传说中有些与事实相关联的地方，比如岩石魔女和弥猴生人的传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进化论提供证据，因为它至少可以说明，人类是由另一种生物在某种不知道的神奇魔力作用下演变而来的。这些远古的传说绝大多数并没有转化为愚弄现实人们的宗教教义，都只是各个民族的传说故事，是其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知识形式，所以，不能完全排除它们的真实性以及科学价值。

外星说是否定进化论后，试图在现有的科学基础上解释人类起源的问题，主张这种学说的学者自然能找出很多理由，但是，一来这些理由都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二来这种学说仍然没有说明人类起源的原因问题，用我们一位年青的同事商昭的话讲，就是将地球上问题推到了外星上，就算地球上的人来自外星，那外星上的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种学说论其彻底性和逻辑解释力，尚不如神创说，神创说没有解释清神由何而来的，但起码解释了人是怎么来的问题。

相比之下，进化论的解释就完整得多，它不仅解释了人的起源问题，而且解释了生命的起源问题。按照这种学说的说法，生命起源于无机物，各种无机物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变成有机物，从有机物再变成低等生命，然后再逐渐进化出高等的生命，进而进化到人，人是生物界进化的最高形式。①根据这一理论，结合考古学发掘，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共同构建出人类从产生到进化的路线图：人和现代人的共同祖先是埃及古猿，然后分两支演进，一支经过森林古猿逐步演化为现代猿，一支经过腊玛古猿、南方古猿到直立人。②在南方古猿（距今约400—150万年）后，人类的进化阶段是能人和智人，最后才是和我们现在一样的现代人，在体质特征上，晚期智人基本上与现代人一样。应该加以强调的是，各国的古人类学家所用的概念以及设想出的人类进化图谱是不同的，比如“能人”这个概念，就是英国考古学家利基夫妇提出的，他们把在东非奥杜维峡谷发现的古类人猿化石，命名为能人，意思是“能制造工具的人”，③在很多时候，“能人”与“直立人”是一个概念，指能直立行走的类人猿。所以，我们所能见到的所谓人类进化图谱总是存在着各种争议，不同的人类学家提出的人类进化图谱也是不同的，至今尚无一个有高度共识的方案。

进化论对古生物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形态比较学，迄今为止的动物学分类法，也是基于细胞层次上的形态分类学。按这种分法，将形态上相近、且行为方式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动物，按相似程度的不同依次归为界、门、纲、目、科、属、种。人类就属于灵长目人科的人属智人种。①按古生物学的划分方法，人科中还有很多其它的成员，如南方古猿等等，人属也有很多成员，如能人、鲁道夫人等，但现在活着的生物中，人科动物只有人属智人种这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分类法就是一种主观杜撰。为什么把这些动物归为灵长目？难道就是因为它们的智慧都高于动物界其它的物种吗？当然不是，那时还没有测量动物智慧水平的可靠工具（现在也没有）。为什么又把各种猿归为人科？也仅仅是根据体质结构特征，如胳膊、腿的长度与人最接近而已。

说到底，无论是生物学的分类方法还是进化论的人类进化图谱，本质上都是人们一种主观思想上的知识构建，并不意味着它们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本质，由于这种主观性质，这些学说中间争议不断就不足为奇了。比如，一个重要的讨论是人猿何时揖别，即人与猿类何时分离（一支古猿进化为人，另一支进化为现代猿），就有很多不同观点。根据现有的化石分析，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大约距今500—1600万年时②出现的这次分离，这个时段之长令人咋舌，而且解释不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分离。此后的人类进化图谱因化石资料的丰富而编造得更加系统。由能人（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晚期智人，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脑容量的变化，能人的脑容量在600—900毫升（如爪哇人、中国的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等），早期智人脑容量为1000毫升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1350毫升，已与现代人接近（如非洲的布罗肯山人，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中国的丁村人、大荔人等），晚期智人的脑容量达到1300—1600毫升，基本与现代人相同（现代人的脑容量在1300—2200毫升之间）。而且，在行为特征上，从能人到晚期智人共同的特征是会制造粗糙的石器（即打砸出来的旧石器），会使用火，从能人到晚期智人，历时二、三百万年，这些被称为“人”的古猿类在行为上并没有大的进化，所以，有人类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在这二、三百万年间人类在知识和技术上的进化，远不及现代人出现以来的这一万年？很显然，用自然选择的理论来解释这种问题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事实上，这种进化图谱的主观色彩特别浓重（当然，前提是存在着同样主观色彩浓重的生物分类学），人们确实挖掘出了不同时期、脑容量不同的动物化石，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些化石之间存在着遗传和进化的连续关系。现代分子生物学已对这种依据解剖形态对比建立的古人类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比如，欧洲的尼安德特人（距今20万—3万年）曾一度被认为是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因为他的脑容量已经达到1000毫升，甚至到1300毫升以上，会用火，会制造石器，而且还有埋葬同类的习俗。但1997年德国科学家提取了378个尼安德特人的线粒体基因，经与现代人基因对比，得出的结论是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在遗传上没有关系，③这就等于断了现代人是由尼安德特人进化而来的路径。对此，仍坚持进化论的古人类学家解释说，可能存在多种进化路径，尼安德特人不是人类的祖先，人类可能另有其它祖先。

科学研究的方法对科学研究结论也有重大影响。以古人类学为例，主要方法是测量其骨胳特征，以这些特征与现代人猿（也包括人科的其它动物，如猿类、猩猩）的结构特征相对比，但测量误差之大几乎到了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的程度。有个几乎可以当作笑话来讲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是关于中国的山顶洞人的。山顶洞人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1930年发现，1933—1934年进行了发掘，山顶洞人的脑容量为1300——1500毫升，和现代人相一致。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距今18865±420年④，山顶洞的化石包括三个相当完整的头骨及许多头骨残片、下颌骨、牙齿、脊柱骨和肢骨等，至少代表8个人的个体。三个比较完整的头骨具有不完全一致的形态。根据德国著名人类学家魏敦瑞（F.Weidenreich）的观察，101号男性头骨在测量上很象某些西欧智人化石，从外形观察却应为原始蒙古人种；102号女性头骨很象美拉尼西亚类型；103号女性头骨则象爱斯基摩人类型。由此，他得出一个奇怪的推测：这些山顶洞人是由外地迁来的居民，因受到原住当地的蒙古人种的攻击而绝了种，所以后来的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同他们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中国的人类学家吴新智重新研究了山顶洞人的三个头骨，认为魏氏过分强调了三者的差异而对其共同性估计不足。实际上，三个头骨都较粗硕，头很长，额部倾斜，上面部低矮，眼眶较低，梨状孔宽阔，这些有的是晚期智人所同具的原始特征，有的则与今日蒙古人种相近。他们应代表原始蒙古人种，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特别相近。①中国人类学家和外国人类学家对这三个人头骨的人种判断有如此大的差距，固然有各自的民族立场的作用（很多欧洲学者是有些种族偏见的，当他们想说中国人祖先就残暴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中国学者要证明，现代中国人一直就是这里的“原住民”，故得出那样的结论），抛去这些立场差异不谈，这个例子也说明，以测量人头骨的形状来判断人的人种归属这种方法是多么缺乏客观上的可靠性，不同的人用同一种方法测量同一个人头骨得出的结论竟相差这么大。

我较详细地摘引了这个案例是想说，古生物学无论在初始理念、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上，都存在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分子生物学的冲击下更加严重，以至于整个古生物学乃至生物学的知识体系，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而我们这些指望着生物学家们给出一个人是由何而来的确定答案的历史学家，就得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新中国史教案 第5篇

专题三

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XX年考纲要求】

20．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原表述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

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及其意义。（增加意义；删除“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

“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澳门的回归；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21．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新中国初期的对外关系：新中国初期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增加新中国初期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新中国初期的重大外交活动。（删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要的外交活动：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增加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国在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重大外交活动。（删除国际国内意义）

2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一五”计划、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中共八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删除过渡时期总路线）

经济体制改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经济特区的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办；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开辟；上海浦东的开发和开放；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的特点。

23．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复习指导】

以现代化为主题，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准备与启动（1949——1956）。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曲折与延误（1956——1976）。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振与辉煌（1976年后）。

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1956年

【教学目标】、知识与能力：了解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有以下内容：政治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制定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人民大会制；不断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制度；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经济上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一五计划完成。思想文化上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④科技成就上：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等。通过对史实的把握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和成功。

2、过程与方法：讲授法、探究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本阶段处于过渡时期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新中国成立后，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五计划的开展，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步。

【教学重点和难点】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五计划、三大改造、毛泽东思想

【教学安排】四课时

【教学准备】多媒体、教学案

【教学过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国家领导人宣布就职，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以《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2．意义：

①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纪元，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统一的道路，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

②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壮大了社会主义力量，鼓舞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继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二、巩固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1949～1952年

．主要措施及其作用：

①继续解放全国领土。1951年x藏和平解放标志着大陆的全部解放，中国基本上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

②进行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政治基础。

③开展抗美援朝。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羸得了和平环境。

④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使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

⑤合理调整工商业。发挥了私营工商业有得于国计民生的作用。

⑥加强对农业和矿业的领导。调动了广大农民和工人生产的积极性。

2．总的结果：到1952年底，国家财政经济取得根本好转，工农业生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显著提高。为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经济基础，并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1953～1956年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主要任务：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2．特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3．经济建设指标的超额完成：工矿业成就突出，建成鞍山钢铁公司三大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和飞机制造厂。

4.意义：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面貌，为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二）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设）

．对农业的改造：1953年开始，实行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用由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形式。1955年底基本实现合作化。

2．对手工业的改造：采用与农业改造同样的步骤。

3．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1953年中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方针。1955年底通过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4.三大改造完成的意义：到1956年，全国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同时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5．三大改造中存在的问题：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②对一部分私营工商业者使用和处理不当。

（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

．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①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全国政协和地方各级政协是这种制度的组织形式。

②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结束，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

③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

④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中共提出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标志着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②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和宪法的制定是我国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标志，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满足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愿望，保证了祖国统一、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调动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时，我国省级民族自治区有5个，即内蒙古自治区、x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x藏自治区。

四、建国初期的对外关系

．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主要内容：①“另起炉灶”；②“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③“一边倒”。建国一周年时，同苏联等17个欧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2．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打破帝国主义孤立封锁、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3．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保卫了国家独立和安全，为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提供了安全的外部环境。

4．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开创外交新局面奠定基础，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准则，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成熟。

5．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的国际会议。

6．1955年，参加亚非（万隆）会议，会上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推动了会议的成功。亚非会议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联系，形成了反帝反殖的万隆精神。

【教学反思】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956年迄今

【教学目标】、知识与能力：了解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政治上“文革”的发动。外交成就。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2年中人两国邦交正常化，国际上出现更广泛的同中国建交的热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开展。我国逐渐形成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XX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民主与法制建设成就突出。人民代表大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完善，基层民主得到推广。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成熟。“一国两制”的成功运用及两岸关系的发展。

2、过程与方法：讲授法、探究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社会主义的建设不可能一帆风顺，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基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纠正“左”倾错误，从中国国情出发，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随着改革开放应运而生并发展、完善。

【教学重点和难点】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五计划、三大改造、毛泽东思想

【教学安排】四课时

【教学准备】多媒体、教学案

【教学过程】

一、1956—1976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失误

（一）探索的背景

．国内：①“一五”计划经济指标的超额完成，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②三大改选的基本完成，使生产资料由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③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法律保证；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各阶层和各民族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2．国际：①美国长期推行“遏制与孤立”中国的政策；②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中苏关系恶化。

（二）探索的成就

．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

2．中共提出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组成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3．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科学地判定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是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

4．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做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5．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1960年，中共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6．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恢复调整国民经济。

7．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明确提出全面整顿的思想以纠正“左”倾错误。

8．打开外交新局面：

①1971年联合国第26届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表明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

②1972年尼克松访华签订《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8年，两国发表《中美建交公报》，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③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三）探索中的失误：

．产生失误的原因：

①客观方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两极格局下美苏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的别有用心。

②主观方面：急于求成，忽视经济建设客观规律；对阶级斗争形势和世界战争形势估计错误。

2．失误的表现：

①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②掀起“大跃进”运动，追求经济建设的不切实际的高速度。

③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低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盲目扩大公有化程度。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当时被称为“三面红旗”，这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和1959—1961年的国家严重的经济困难。

④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涉及思想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导致思想禁锢、经济瘫痪、民主法制遭到空前的践踏。文化大革命使“左”的错误发展到顶峰，给党、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建国后最严重的损失。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978—迄今

（一）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思想理论界展开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2．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支持讨论的深入发展。这场讨论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从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打破了长期以来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的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

（二）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

．主要内容：

①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②实现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即作出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还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③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方针，决定平反冤假错案。

2．历史意义：

①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束缚，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②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起点。

③全会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全会报告阐述了邓小平理论，成为我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④综上所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三）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平反冤假错案：1980年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在全国范围平反各种冤假错案；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等的历史地位。

2．1982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公民有向国家机关取得赔偿的权利；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国家领导体制；1999年，又增加了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

3．全面立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197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后又通过《义务教育法》、《民法通则》、《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从而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民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的完善法律体系。

4．确保人民参政权利：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立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助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1984年颁布施行《民族区域自治法》；1998年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初步建立了村民民主自治制度；宪法还强化了人大对各级政府的监督权力。

5．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开始

①1978年安徽、四川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随后全国普遍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村开始了历史性变革。

②1983年中央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村建制。

③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废除统购派购制度，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推动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④发展乡镇企业，为农民致富和农村工业化开辟新路。

2．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开始

①中心环节：增加企业活力，把企业搞活。

②改革管理体制：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政府主要实施间接管理和宏观调控。

③改革所有制：把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

④改革分配体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⑤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国有企业改革加快了步伐，进入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阶段，在国有企业中实行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是由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为主，而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经济体制。1992年中共十四大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②具体措施有：全面放开粮价，实行市场定价；改革金融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企业所得税；改革社会保障体制。

③市场经济体制的优点是依靠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自发地对经济进行调节，推动经济合理发展。缺点是会带来一定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解决办法是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调控。

（五）实行对外开放

．前提：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目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

2．内容：引进来，即引进外资、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走出去，即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

3、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①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包括建立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设置4个沿海经济开放区和浦东新区、开放内地省会和沿江、沿边市镇。

②在开放地区实行一定的特殊优惠政策。

③加入亚太经合组织（1991年）和世界贸易组织（XX年12月），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

（六）努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979年祖国大陆改变对台湾政策：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

②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炮击金门；

③邓小平访美期间宣称“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

2．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是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指导方针。

3．香港回归：1997年7月1日中国正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

意义：洗刷了百年国耻，开创了香港和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在完成统一大业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标志着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作出了新贡献。

4．澳门回归：1999年12月20日中国正式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人民解放军进驻澳门。

5．台湾与大陆关系的发展：

①大陆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倡议“三通”，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探亲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②1992年海基会和海协会达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即著名的“九二共识”。1993年汪辜会谈达成了推动两岸交流的多项协议。

③1995年江泽民提出八项主张，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④XX年台湾当局发生变化，中共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坚持反对分裂国家的图谋。

（七）新时期的外交活动

．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

①调整的依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②调整的内容：

a.改变了对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这一论断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方针的出发点。

b.邓小平指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目标是：反对霸权主义，促进世界多极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全球化，实现共同繁荣；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c.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具体表现为不结盟政策，即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任何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2．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

①积极参与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性热点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如两伊战争问题、柬埔寨问题等；②重视联合国在维和领域的工作；③促进联合国关于裁军问题的审议和谈判工作。

3．积极参与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活动：

①1991年参加亚太经合组织，成为重要成员。

②1997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缓解东盟经济危机，并与东盟确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③发展与欧盟各国关系，1998年与欧盟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④XX年领导创立“上海合作组织”，并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全面发展了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合作。

（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和形成

．形成过程：

①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是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②之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阐述。

③1982年中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④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十三大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一次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系统概括。

⑤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标志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熟并形成体系。是改革开放的第二次宣言。

⑥同年中共十四大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新的概括，使之成为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⑦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和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

2．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三个有利于”。

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⑦“一国两制”的构想。

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3．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①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并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起来的。

②邓小平理论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

③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指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旗帜，是现代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

【教学反思】

中国共产党斗争史`附录

一、关于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思想体系。

2．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3．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撰写的主要著作有：

①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个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②工农武装割据时期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③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

④解放战争时期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

⑤建国后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4．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③“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④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⑤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开辟敌后战场；

⑥新民主主义理论；

⑦革命统一战线理论，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

⑧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⑨开展整风运动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5．毛泽东思想的深远影响：

①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指导中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通过和平方式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②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共取得革命胜利和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

③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地位。

二、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从积累的治党治国治军的经验中创立的重要思想理论。

2．在XX年中共16大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中共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

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集中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指导思想。

中国近现代史附录

一、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一）物质生活与习俗的变迁

．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近代化基础设施的兴建。

2．“断发易服”、放足、社交礼仪和饮食的西化。

3．新中国的新生活新风尚。

（二）交通和通讯工具的进步

．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推动中国水上交通业的近代化进程。

2．19世纪80年代初清政府修筑唐山——胥各庄铁路，标志着中国铁路的诞生。

3．XX年（“九五”期末）中国铁路营运总里程跃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京九铁路的建成加强香港与首都的联系。

4．20世纪初,汽车开始出现在上海。

5．1909年冯如制成中国第一架飞机,标志着中国航空事业的开始,1920年中国首条航线北京--天津航线开通，中国民航业拉开了序幕。

6．19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条有线电报在台湾架设,20世纪初上海崇明装置无线电台,南京开办第一个电话局,开通第一部市内电话。XX年中国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数均跃居世界第二位。

大众传媒的变迁

．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是国人在境内最早创办的报刊。《时务报》、《民报》和《新青年》是宣传改良、革命和新文化的报刊，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2．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中共先后创办了《红色中华》、《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国民党办有《中央日报》。建国以后《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3．1905年《定军山》首映标志着中国电影业的起步。1931年始有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是《渔光曲》（1935`莫斯科）。《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

4．1958年北京电视台试播，标志着中国电视业的诞生。

5．20世纪90年代，网络媒介诞生，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

二、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建国以来的重大科技成就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成功，同年中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实验成功；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宣告中国进入航天时代。XX年“神舟”5号飞船搭载宇航员杨利伟成功返航，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党课课件：党史、新中国史 第6篇

党史、新中国史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的探索、奋斗与发展，是我们弥足珍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瑰宝。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内容。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要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不断强化以史为鉴、走向未来的历史思维，增强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的历史担当。

党史新中国史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活教材”。xxx指出，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得“软骨病”。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历史，蕴含着我们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今天，我们要从革命先烈的执着信仰和追求中汲取精神动力，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理想信念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

党史新中国史是树牢“四个自信”的“奠基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历史。这其中，有党艰辛探索的历史，有党自觉探寻新路的历史，也有党在探索中走向成熟、走向辉煌的历史。“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学好党史、新中国史这两门必修课，会使我们更加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地把握历史规律，清醒地认识中国国情，在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上坚定“四个自信”。

党史新中国史是恪守为民情怀的“对标尺”。xxx告诫全党“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革命为民、立国救民、执政安民、发展富民、强国兴民的光辉历史。为了初心使命砥砺奋斗，我们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正确道路，使具有70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人民心连心，才能广泛得到人民的信任;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党才能永葆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党史新中国史是担当历史重任的“动力源”。担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中继承的优秀品质。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之接续奋斗。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担当作为、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无论弱小还是强大，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破除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可以深刻认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的本质内涵，立足新征程新使命，接好时代的“接力棒”，走好当代人的长征路。

追根溯源忆初心，读懂党的不懈奋斗史。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要认真学习我们党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了解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在深入学习和不断领悟中，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弄清楚艰苦卓绝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

常学常新悟初心，学深党的理论创新史。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要认真学习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理论上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98年来，我们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xxx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理论上的清醒才能有政治上的坚定。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千锤百炼明初心，悟透党的自身建设史。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要认真学习我们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经受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发展壮大的历史。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98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谱写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中，始终坚守先锋队的政治本色和使命担当，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向历史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我们要从党的自身建设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导向，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