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南通教育（精选5篇）
张謇与南通教育 第1篇
张謇与南通教育
张謇（1853年5月25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海门市长乐镇（即今常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他创办我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的工作；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华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状元张謇于光绪二十一年（1985）从京城辞官回到家乡通州，在兴办实业的同时大力创办教育事业，以其毕生精力在南通一地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从纵向上说，有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从横向上讲，有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等。所办学校之多，成效之卓著，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张謇非常重视基础教育，办学重点是普及小学教育，以此作为开发民智，提高民众素质的起点。他预计通州全境一万方里，每二十五方里设一小学，须设四百所，后又考虑到乡间小路，刮风下雨，道路泥泞，小孩上学太远，改为十六方里一小学，计划设六百所。
要办这么多的小学，教师从哪里来呢？张謇拿定了创立师范以培养教师的主意。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謇在南京申请创立公立师范未得到批准，他就自己出资两万元，加上其兄和友人的资助，共九万多元，在城南钱佛寺旧址创建了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今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次年四月初一（1903年4月27日）正式开学。
通州师范虽属于中等师范学校性质，主要目标是培养小学教师，但教师和学生的程度都比较高。早期聘请的一批教员中有著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师曾等，还有七名日本籍教师，后来也有著名学者主东润等。师范的课程设置可以满足在高、初、两级小学教授各门课程的需要。通州师范附设小学，作为师范生的实习基地。通师招的是男生，张謇考虑小学教师以女子为宜，就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办了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和附属小学。
张謇发动地方人士，利用庙宇或集资修建一些简陋的土房来充当小学校舍。他又主张开征教育税，建立教育资金，自己则带头捐资办学，在他的影响下，南通私人出资办学也很多。从1903年至1926年张謇去世，南通全县公私立小学发展到350多所，在校学生23420人。
当时全国有近百万残疾儿童，缺乏受教育，学技艺的机会，外国的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两三所盲哑学校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张謇于民国初年创办了南通狼山盲哑学校。张謇念贫、念弱、念残的思想意识于此可见一斑。
张謇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第2篇
张謇所处的时代, 是我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甲午战争惨败, 八国联军入侵, 导致《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张謇从一名晚清状元, 到积极投身于实业与教育, 成为近代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 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在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下, 张謇认为:“欲雪其耻, 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1]并提出了“以实业养教育, 以教育促实业”的主张, 以实现他“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政治理想。
随着近代西方工业的发展和我国民族工业的兴起, 张謇清醒地认识到:“夫世界今日之竞争, 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之竞争, 学问之竞争。”[2]因此, 民富国强, 发展民族经济成为张謇兴办高等教育的直接目的。
1905年, 张謇在《请设工科太学公呈》中曾提出:“我之出口, 但有生货, 偶兴制造, 则化学分析而成之资料, 又无一不购自外洋。由是以推, 不苟不兴, 国终无不贫之期, 民永无不困之望, 可以断言矣。”[3]面对这种无奈的现状, 张謇果断提出了“苟欲兴工, 必先兴学”、“教育为实业之母”等主张。教育既为实业的发展服务, 又教人以谋生的一技之长, 使教育与经济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二、张謇的高等教育实践
张謇根据“普及教育已广泛开启明智, 专业教育以提高技艺”, 以及“专门别其派, 大学会其归”[4]的办学理念, 在大力倡导和举办初等、中等教育的同时, 又创办了一系列的高等学校。
1. 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
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和目标, 张謇在创办高等教育的实践中, 历经艰难。但他坚信“天下无不可成之事”。创办学校,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经费问题。张謇在南通兴办的几所学校, 都是用家族的私有资产投资的, 明确提出:“故已成立之中等以上各学校, 及其他关于文化事业之种种场所, 均由张詧、张謇及张孝若于各实业私人红利项下, 此第拨款建设。”[5]除了倾其私有资产兴学外, 他还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办学资金。他主张:“官立学校用国家税, 公立学校用地方税, 私立学校而力不足者, 政府以国家税、地方税补助之。”[6]并且为了筹集经费奔波于政府有关部门之间, 多次致电有关官员, 落实学校经费。为了节省政府和地方的开支, 张謇还提出了以厂养校的主张。“惟南通纺织专门学校, 系就大生纱厂附近建设, 所有常费基金, 由厂中筹拨, 业经叙陈一切, 前已遵呈大部批准备案。”[7]张謇甚至请求国外学者、团体捐助。当他获悉美国国会通过决议, 退还庚子赔款, 用于我国文化事业时, 又致函美国政府请求以退还庚子赔款酌技补助南通文化教育事业基金。
2. 创办各类高等学校
清末, 由于中国能通机械纺织工程学的人才很少, 机械的安装和维修都操纵在洋人手里。张謇下决心培养我国各行业的有技艺之专长的工人。于是在1912年4月, 张氏兄弟在大生纱厂创办了“纺织染传习所”, 次年提升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 开辟了我国纺织高等教育的先河, 学校分本科和预科。毕业生曾主持完成了大生三厂全部纺织新机的排车设计与安装工程, 从此摆脱了对洋人的依赖。学校为建设我国纺织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有“中国纺织工程师摇篮”之美誉。
鉴于我国淮河、长江水域经常遭受洪水灾害, 而又无精通水利的专门人员。张謇万分焦急。在他的大力倡导下, 1915年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水利高等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以培养治水专门之人才。学科分设特科与正科, 正科招收高中毕业生, 学习三年毕业,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近现代水利事业的发展。
甲午战争的失败, 除了清政府政治上的无更暴露出我国海军的薄弱, 张謇在考查了欧美日本的海运状况后, 于1909年创办了上海高等学堂船政科, 辛亥革命后, 更名为吴淞商船学校, 即现在的上海海运学院前身。商船学校的创办既发展了民族航运, 又壮大了海军力量, 真可谓一举两得。他借鉴国外经验, 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为民族航运工业培养了大批俊才, 使我国的航运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
由于南通地区盛产棉花, 为了充分利用资源优势, 发展南通经济, 张謇于1898年创办大生纺纱厂。为了培养农垦事业专门人才, 1909年办了初、高等农业学校, 后又改为甲、乙两种农业学校。1919年成立农科大学。学校设立农艺、园艺、畜牧、农化4个学科, 并采取欧美农科大学的最新学制。当时在培养人才、改良棉种、研制害虫等方面均处于国内前茅。新中国成立后, 学校在全国院系调整时迁往扬州, 为苏北农学院, 即现在的扬州大学农学院。
国富民强, 除了发展经济之外, 广大民众还要有一个健壮的体质, 故于1912年3月, 与其兄以私资又在南通城南昭武院旧址创“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 先设西医科, 后增设中医科。张謇提倡中西合璧, 博采众长。注重临床医学的研究, 并组织毕业生到日本研习, 开阔视野。1927年, 南通医学专门学校改为“私立南通医科大学”, 后历经院校合并、抗日战争的洗礼,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 定名“苏北医学院”, 1957年迁往苏州, 为苏州医学院, 南通建分部, 1958年更名为南通医学院。
张謇除创办了上述几所高等学校之外, 又协助创办了上海复旦学院、南京两江高等师范、苏州铁路学校、吴淞水产专门学校等高等学校。
三、张謇的近代高等教育思想
张謇明确地主张:“以实业辅助教育, 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所至, 即教育所至。”“父教育而母实业”即是张謇对自己多年教育实业实践的提炼总结。“父教育”, 反映他对教育工作、对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人才的高度重视;“母实业”, 反映他从实业发展中取得经费以发展教育的思路。这一种理念说明了张謇是从社会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考虑如何推动现代化事业的。社会现代化首先是人自身的现代化, 即人的科学文化、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与进步。人的科学文化、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与进步, 要靠发展教育事业。张謇首选教育正反映他非常重视人自身的进步与发展。实业发展、生产力提高, 这是社会客体方面的进步。
张謇在学校管理方面倡导从严治校, 从严治学。在师资队伍、教育目标、教学手段、融合中西等方面, 形成了一套具有自己特色的教育思想。
1. 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
要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 关键在教师。张謇要求教师严于律己, 为人师表。为培养良师, 张謇创办了各类师范学校, 呼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 并提出按资历将俸禄分成不同的等级, 以调动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针对实业教员缺乏影响实业学堂开设的现象, 张謇提议学司开办实业教员讲习所, 为各种实业学校培养师资。
2. 在教育目标上, 张謇提出要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
面发展的人, 并且把道德放在主导地位, 认为“首重道德, 此则学术”[8], 否则“学术虽精, 必不能信用于人。”张謇强调学生培养要注意三点: (1) 要注意学生道德思想, 这是首要问题, 也是学生的立身之本。 (2) 要注意学生身体健康, 以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 (3) 要学习科学技术, 注重实地练习。适应世界大势要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此外, 张謇还对其创办的几所高等学校分别规定了校训。南通大学农科的校训是勤苦简朴;南通大学纺织科的校训是忠实不欺, 力求精进;南通大学医科的校训为祁通中西, 以宏慈善。这些校训各具特色, 体现了学校对人才的培养目标和严谨治学的风格。
3. 在教学手段上, 强调知行统一。
张謇不仅强调学生要学习文化知识, 还要求各校学生参加实习教育, 并积极为学生提供实习锻炼的场所。他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建立了纺织实习工厂, 为农校建立了实验农场, 为医学院建立了附属医院, 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 增加了感性认识。张謇还亲自致函好华特厂推荐学生去实习, 以便让学生多接触社会实际。
4. 融合中西, 力求精进。
张謇在兴办教育与实业时, 不仅继承我国传统教育的思想,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学的影响。但是, 张謇反对全盘吸收西方的教育思想, 而主张从我国实际出发, 融合中西先进文化思想, 自成体系。为了多了解学习国外的教育思想, 张謇曾邀请美国教育博士杜威先生来通讲学, 并选派优秀毕业生赴国外留学、实习, 构建起汇通中西的桥梁。
5. 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早在上世纪初, 张謇先生就强调“学必期于用, 用必适于地”。意指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 并非用之于装饰门面, 倡导教育要立足地方, 服务地方, 在校地互动中育人, 在服务中促进自身发展。
综上所述, 张謇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创办的高等学校,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实践性和先进性。在高等教育的实践中, 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为我国的近代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摘要：本文通过对张謇创办高等教育的历史背景与办学实践的分析, 阐述和总结了张謇近代高等教育思想, 旨在为高等教育的实践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关键词：张謇,高等教育,历史背景,办学实践
参考文献
张謇与“大生”模式 第3篇
中国最早的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
“大生”模式的第一个重要特征是靠股份公司制兴办“大农、大工、大商”，建成中国最早的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
股份公司制
甲午战争后，主张实业救国的张謇不惜以状元之尊，打破封建文士耻于言商的旧风气，开始在南通筹办新式纱厂。当时他只是一介寒儒，自家并没有多少财产，只能“仿照洋厂”，依靠股份制向社会集资办厂。当时中国股份制仍处于起步阶段，社会“风气未开”，张謇经历“千磨百折，”多方集资，才好不容易办起了大生纱厂。
1901年张謇又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开垦苏北沿海滩涂荒地。大生纱厂不仅是通海垦牧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在垦牧公司创立之初还不断给与其借贷资金支援。两个企业在张謇统一领导下，结成多方面的经济联系。可以说，1901年通海垦牧公司的创设，标志着跨行业、跨部门的大生企业集团已开始形成，它是中国最早的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
此后，大生企业集团不断壮大。从1903年起张謇又依靠股份制向社会集资，相继创办了广生油厂、同仁泰盐业公司、大生轮船公司、资生铁厂、大生二厂、大生三厂、新通贸易公司、淮海实业银行等等40多家企业。
这些企业互相在融资关系、商品供售、技术支持等方面建立紧密关系，协调行动，都是大生集团成员企业。大生集团的企业基本上都实行股份制。集团内的各企业都是相对独立的法人企业，虽然企业间经济往来十分密切，但是各自独立核算，产权关系明晰。如果其中一企业严重亏损办不下去了，就停歇以至拍卖，不致因一厂关闭而牵动全局。
张謇创造的“大生”模式在企业制度上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用股份公司制兴办民族资本主义的“大农、大工、大商”。可以说，没有股份制就没有大生企业集团。
股息“官利”制
然而，股份制在中国的引进和推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大生集团实行的股份制受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坎坷的发展过程，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实行股息“官利”制度。
在大生纱厂集资过程中，张謇屡遭挫折，曾被迫借月息高达 1.2分的高利贷以度难关。当时因集资困难，为了招徕社会资金，维持工业投资，大生纱厂及其他民族工业企业普遍实行股息“官利”制度，即不管生产与否，不论企业盈亏，股东定期必分官利股息。张謇曾认为当时中国如无官利制度，则“资本家一齐猬缩矣，中国宁有实业可言？”按照著名经济史家严中平的分析，官利是国内“高利贷资本统制中国投资市场的落后情形”的表现。官利的水准，受当地高利贷利率所左右，大生纱厂的官利为年息8厘。
官利因不论企业盈亏都要支付，所以实际上类似债息。对于企业来说，官利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根据大生纱厂盈利分配情况统计，一般盈余年份官利要占纯利的20%～30%，盈余少的年份则占的比重更大，有时还造成账面上的亏损现象。
一位研究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专家认为，官利制度对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演进具有双重的历史作用，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股份企业的经营负担，甚至成为导致公司步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它的存在又“使得具有制度创新性质的股份公司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演进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和发展可能。”
笔者认为，官利制度的作用还不仅于此，它使近代企业的股东往往将股权看成一种对企业的债权，导致股东对企业经营关注程度的弱化，因而可以从积极意义上把官利看作是一定场合下经营权对所有权的一种“赎买”。这一点，对大生企业的两权关系起到了一定作用。
特殊的两权关系
“大生”模式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大生集团企业经营权大于所有权，张謇独揽企业大权，同时又有自觉接受股东与社会的监督，并实行按资与按经营劳动相结合的利润分配制度。
经营权大于所有权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上，大生集团企业实行了一种比较特殊的两权分离程度较大的方式。大生集团中的企业两权分离程度比较大，股东们除了在股东大会上讨论企业大政方针外，一般不能直接介入企业的经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一直掌握在张謇兄弟手里。
通海垦牧公司甚至在《集股章程》中明确规定，在筑堤工程开工后10年内，各位股东“可以查察议论（公司总理等）所办之事，不得干预办事之权”。大生集团在进行企业利润分配、资本积累比例和发展方向的决策时基本上是按照张謇办企业的宗旨，利用企业盈余来进行整个南通地方实业的兴办，以及对教育、社会福利、社会公共等事业进行资金支持等许多事实，可以说在大生集团的重要企业里，张謇的经营权大于股东们的所有权。
有些论者对张謇的经营权大于股东们的所有权一事有微词。笔者认为，评论两权关系问题不能用简单的公式来套用，应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具体分析。对于大生企业早期的两权关系，应考虑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大生纱厂刚创办时社会“风气未开”，大多数股东不知道办厂是怎么回事，十多年来始终不知厂在何处、作何状的大生股东几乎占八九成，他们参与企业经营的知识基础很薄弱；大生各主要企业几乎都是由张謇一手创办的，他对西方工业文明比起同时代多数人有较清醒的认识，又经历了筹建企业的艰难历程，在企业经营管理的知识基础方面较厚实。而且状元公张謇的经济思想及地方自治思想，也有较大的感召力。因此张謇在知识基础和思想基础方面，具有无人可比的优越地位。
二、作为集团核心企业的大生纱厂，是由政府和商人两方面投资创办的，政府的官股占有很大比重，由张謇这位受官方信赖的“绅”领用；企业的商股投资者虽有各种动机，但有不少人是因与张謇的私人关系较好而投资协助办厂的，是所谓面子款，这就为他以后代表这些股东行使产权奠定了基础。所以，张謇虽然自己在纱厂的股份不多，但是他总揽大生大权仍然有较大的资本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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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生纱厂初创时，国家尚无公司法、商法等，股份制企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少问题诸如股东大会权力等还很模糊；而张謇则有“奉旨总理通海商务”的权威身份。而且如前所说，官利可以看作是经营权对所有权的一种“赎买”。这些也是张謇总揽大生大权的历史条件。
四、张謇虽然在大生集团里大权独揽，但是他治理企业有很高透明度，有关各企业《章程》等都明文公布，每年还将各企业的《帐略》和《说略》公之于众，自觉接受监督。从有关企业的股东会议纪录来看，张謇很尊重股东们的意见，得到了股东们的拥护。结合时代条件来看，张謇在大生企业的经营权大于股东们的所有权，有其内在合理性。这一特殊体制减少了不必要的扯皮，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办事效率，使得企业得以克服种种困难，逐渐发展起来。
职员也分享利润
大生企业不仅经营权大于所有权，而且经营者也分享企业利润。大生集团企业的职员，不仅领取固定的薪水，还按照企业章程所定的“花红”参与企业利润分配。
张謇在大生纱厂《厂约》中规定：每年余利除提保险金、公积金（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外，分为13股，10股归股东（约占77%），按资分配；3股（约占23%）作为总理和各级职员的花红，按经营劳动分配。《厂约》公布后，有股东曾经致函张謇，认为按照《厂约》中规定的利润分配办法，董事以下分红太优。张謇则认为企业各级职员的经营劳动应当得此酬劳，因而未改初衷。 1902年以后，大生的利润分配具体办法有一些小变动，但是分配按资与按经营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仍然保持下来。
大生集团其他成员企业，如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大兴面粉厂、阜生蚕桑公司、资生铁冶公司等等，都仿照大生纱厂，在其集股章程中订明股东们所得利润与企业管理人员的花红比例为10比3，企业利润按此比例在股东与经营管理人员之间进行分配。
其实，花红在中国有较长久的传统。清前期中国北方的旅蒙商、票号商、粮商、四川的井盐业、云南民营铜矿业等等，都广泛存在着一种被称为“身股”或“人力股”的利润分配制度——企业经理人员及手下职员，按其经营劳动实绩和职责大小，分得高低不等的股份，参与利润分配。
大生企业利润分配中的“花红”是这一历史流传下来的企业激励链中的一环，是将职员经营劳动与企业经营效益挂钩的一种激励方式，也可以说是适应当时“最稀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企业经营者的创新能力”情况的一种反映。当代企业中的“经营股”、“技术股”等，可以说是古代“身股”、“人力股”原则的一种延续。
严明的企业管理机制
“大生”模式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建立了一套机构精干、章法严明的企业管理机制。
大生纱厂是张謇赖以成就其宏大事业的基础。在纱厂创办过程中，张謇倍尝艰辛，深知“坚苦奋励，则虽败可成；侈怠任私，则虽成可败”，因此在经营管理上极为用心。他在建立大生企业管理机制方面有三条历史经验值得后人记取。
第一条经验是要有一套章法严明、系统完善的规章制度。张謇等人起初对管理近代工厂并不在行，他们花大力气遍访上海等口岸的中外纱厂，“考诸上海各厂，而加以斟酌”，研究企业管理办法。在纱厂管理机构方面，张謇贯彻因事设人的组织原则，使纱厂在开车之始就建立了一套精干的企业管理机构：纱厂总负责人为“总理”，由张謇自任（后来张謇为农垦事业及其他新办事业在外奔波时，请其兄张辞官回乡任纱厂协理，协同管理企业）；下设进出货、厂工、杂务、银钱四所，各所负责人称为“经董”，直接对总理负责； 经董之下各自选用并管辖若干“执事”（职员）。
张謇还亲自拟定一个《厂约》，作为企业管理的基本规章。《厂约》明文规定了纱厂的管理体制、管理原则以及各级人员的责、权、利及考核办法。张謇在《厂约》中还将自己置于大家的监督之下，鼓励各级职员对自己提意见，对厂务提建议。张謇又于1899年颁布《大生纱厂章程》制定21项有关纱厂各车间和各职能部门管理办法。这21项具体章程共有195条规定，对纱厂各道工序和各个岗位的人财物管理等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使部门分工负责制的管理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大生纱厂《厂约》和《大生纱厂章程》，可以说是中国纺织企业最早的较完善的规章制度。
第二条经验就是张謇自己能以身作则，严格按章办事，起到了重要的榜样作用。他在为筹建纱厂到处奔波的五年间，有时因旅费不够，宁可上街卖字维持，也不肯动用厂款。在这五年间，他“生计赖书院月俸”，未支厂一钱。张謇的榜样作用，带动全厂上下节俭办事，与当时其他企业的糜费形成鲜明的对照。两江总督刘坤一曾对大生勤俭办厂的做法赞叹不已。
第三条经验就是张謇严格用规章制度实行管理，并且与沈敬夫、高清、蒋锡绅、江导岷等大生企业的高级领导人结成相互敬重、“沥胆相扶”的朋友关系。张謇对企业中下级职工也以礼相待。这样的做法反映了张謇的儒商特色，也暗合现代管理学所说的“人本管理”的精髓。
重视市场营销
“大生”模式第四个重要特征就是实行“土产土销”、重视市场营销的经营方针。
在清末民初，中国企业经营的外部条件异常恶劣。当时的政府顽固坚持实行厘金制度等危害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而且当时国内没有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社会法规制度及基础经济部门等都很不理想。基于这些原因，大生纱厂等民营工业企业为了减少市场购销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一方面采取了向纵向一体化企业集团方向发展的战略，将市场交易的一部分纳入到企业集团内部，使交易行为内部化，以此来减少交易成本，增强竞争实力，同时也减少因异地流通而带来的厘金等税收盘剥；另一方面就是实行“土产土销”的经营方针，与当地商界头面人物保持紧密联系，利用他们帮助企业收购原料及推销产品。
例如，在大生的棉花收购系统中，有大生自己设立的“门庄”；也有棉商以自己资金收花，并与大生预先定下供应数量，从中收取佣金的“抄庄”；有大生供给部分资金，专门代厂收花的“下庄”。为了更彻底地解决原料问题，张謇还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等一系列农垦公司，以发展棉花种植，保证有足够的原料供应大生纱厂。为了管理新开垦地区的棉花收购，大生又建立了许多称为“分庄”的辅助机构，其总数高达2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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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企业还非常重视当地的土布业市场。大生将所产之机纱以“魁星”为商标，象征它是状元办的厂，以扩大社会影响帮助推销；并在通海地区组织一批殷实的纱庄为基本户，优先销售大生的“魁星”纱。张謇、张兄弟还通过劝说入股大生、结成儿女亲家等方式，与通海地区关庄布巨商建立密切关系，使他们在门市收布时竭力向织户推荐大生的“魁星”纱。张謇还注意与其他商人发展联系，例如同地方钱庄一道为当地土布商人提供特别的信用贷款等等。大生的棉纱都是通过开盘方式批发给各纱庄销售。大生纱厂的开盘时间由自己掌握，每年仅开四、五盘，而且都选定在花纱价格对企业有利时才放纱出厂。
为了更好地开展上海等地市场营销业务，大生纱厂在进出货董下设驻沪帐房，后来将其升为驻沪事务所。随着大生系统企业的不断增设，大生资本系统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多种联系纽带、多角化经营的企业集团，驻沪事务所也发展成为集团内几十个企业掌握市场行情、采办物料、批售产品、调划头寸以及接待来往人员的多功能机构，事实上已成为大生集团的“神经中枢”。实行重视市场营销的经营方针，使得大生企业集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采取较为灵活的营销策略，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成功。
重视人才管理与投资
“大生”模式的第五个重要特征是实施重视人才开发与管理，重视新式教育的发展战略。
在用人方面，张謇首先坚持了因事设人、组织精干和部门分工负责的设岗原则，避免产生冗员和浪费人才；其次，人才一经任用，则通过规章制度进行约束，而不做任何人为干涉。他要求各部门负责人定期汇报支用、盈亏详情，定期考核功过，评定等级使之与奖酬花红直接挂钩；企业职员如有贪污或渎职行为并造成损失者，除赔偿损失外，还要处以责罚，直至辞退。
张謇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贯彻招贤纳士，重用人才的思想，选拔人才重才学，重品行，而“不问贵贱，不问年龄，不问所操何业，不问男女”。张謇曾说他自己在用人方面“无论教育实业，不但打破地方观念，并且打破国家界限”。他不惜以重金聘用外国专家，大生纱厂曾聘用过英国的工程师汤姆斯、忒特和玛特，同仁泰盐业公司聘用过日本盐工师，南通保坍会聘用过荷兰的特莱克，在教育方面也用了不少外国专家。
张謇认为“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必须“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当兴办实业初见成效时，他就用企业盈余，着手兴办近代教育事业，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纺织专门学校等。创办职业教育机构是大生企业集团培养中低级职员的最佳途径，它显著的优点。
在张謇的推动和影响下，南通掀起兴办职业教育和为经济建设事业服务的各类教育热潮。南通的新式教育，大大改变了传统教育“只读圣贤典籍”的内容，代之以传授世界先进的科学知识；在教育方法上，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的学生完成了大生三厂全部纺织新机的排车设计与安装工程，使得大生企业摆脱了技术上对外籍人员的依赖。该校的毕业生不仅为大生所用，而且也“服务于沪汉津锡通海各大纱厂，勤朴精敏，素为一般人所钦服乐用”，成为中国各地纺织企业借重的人才。
从实际出发的劳动制度
“大生”模式的第六个重要特征是实行了从实际出发、照顾传统文化特点的劳动制度。
大生企业的劳动制度采用了与同时代国内其他民族资本企业相似的做法，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并存，但是大生集团各企业的劳动制度，也有着一些个性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个性特征是“亦工亦农，工耕结合”。大生的工人大多是农民出身，许多工人下班后还要参加农田劳动或家庭手工业劳动。每到农忙季节，大生纱厂还关门停产，放工人回乡忙农活，这在其他工厂是罕见的。
这种“工耕结合”劳动制度，“使大生纱厂工人谋生的手段多样化，有安全感”。大生纱厂的女工，生孩子时厂里发给补贴；孩子小需要人照顾时可以把孩子带到厂里，有厂里雇人专门照看。大生企业鼓励工人学习技术，工人中的技术能手（包括女工）可以升级、加薪，以至升为工头。在通海垦牧等农业公司，实行雇佣劳动制和租佃制度相结合的劳动组织形式。在公司修筑拦海大堤，进行排涝、蓄淡、洗盐等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中，实行雇佣劳动制度；在已围滩地进一步改良、开发方面，采取“公司加农户”式的经营方式。这种劳动组织安排是符合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实际的。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大生集团领导人能够考虑到企业的体力劳动者主要是从本地招收的农民，因此实行了从实际出发，照顾传统文化特点的劳动制度。
综上所述，“大生”模式六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在清末民初曾对当时的中国企业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的南通也凭借张謇的大生集团与“大生”模式一度成为中外闻名的区域经济发展样板。近代著名学者胡适曾这样评论张謇：“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理解胡适的这番话，更深刻地认识“大生”模式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影响，还有必要对中国近代企业制度演变的历史线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张謇与南通教育 第4篇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年(1876),入江宁淮军吴长庆幕,任营中首席幕僚。袁世凯(1859—1916),字慰廷,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两人交往之始,是在光绪七年四月,袁世凯率家中旧部数十人来登州投军,吴长庆因与袁嗣父袁保庆友善,故留袁于营中。据张謇《啬翁自订年谱》记载:“四月,项城袁慰廷世凯至登州,吴公命在营读书,属余为是正制艺。”[1]P843在教授过程中,张謇发现其文字芜秽,不能成篇,但办理军务,颇为干练。后在老师张謇的举荐下,“旋予帮办营务处差”。“营务处者,犹昔军咨祭酒行军司马,凡军中事,咸得督察”,袁世凯由此崭露头角,登上了清末的历史舞台[2]P359。
光绪八年六月(1882.7),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持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函抵军营见吴长庆,“说高丽、日本斗衅事”[3]P198,朝鲜国王李熙更命吏部参判金允植等向清政府请求派兵镇压兵变。于是清政府令张树声“酌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张树声最后定由吴长庆率淮军六营随水师提督丁汝昌东渡朝鲜弹压内乱。此次张謇随吴入朝,吴任张“理画前敌军事”,事务繁忙,据张謇年谱记载,“手书口说,昼作夜继,苦不给。乃请留袁慰廷执行前敌营务处事”[1]P844。吴长庆因此应允,袁氏在庆军营中有了一份正式职位。在入朝平定内乱的过程中,袁世凯表现突出,与张謇合作颇为默契,直至内乱平定,袁世凯表现深得张、吴的赞赏。又因为他善于揣摩他人心理,既能慷慨而谈,又能谦卑自抑,于是三年之间,职位节节攀升。袁世凯少年得志,很快傲慢的心性与膨胀的野心暴露,其待人接物的态度变化曾引起张謇不满,“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称愈奇,不解其故”[4]P19-20。张謇也早有预料,“慰廷刚而无学,专而嗜名,不一年必有忿争倾构之事,吾甚危之”[3]P225。后朝鲜内乱被镇压,吴长庆却被调防荒凉特甚的奉天金州,病势沉重,不久便逝世。就在吴长庆回国后不久,袁世凯便“自结李相,一切更革,露才扬已,颇有令公难堪者”[1]P845。张謇曾因此与其兄张詧,其友朱铭盘联名致函袁,规劝袁“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以副筱公之知遇”[5]P21,此书长达数千言,言辞激烈,斥责意味明显。两边伤了感情,此后,近二十年间,彼此不通音讯。
二
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应日人天野恭太郎邀请,赴大阪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并考察实业、教育。此次访问历时两个多月,张謇公开赞成君主立宪并且正式投入立宪运动,就是在此次亲自到日本考察以后。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二日(1904.5.26),张謇在日记中写道:“与杨杏城谈项城”[3]P528。杨杏城即杨士琦,为袁世凯重要亲信。五月十三日,张謇又在日记中写道:“与项城讯,徇彦升说也。”[3]P529彦升即周家禄,张謇好友,曾与张、袁在吴长庆幕共事。同时在年谱中记载:“以请立宪故,南皮再三属先商北洋,汤寿潜亦以为说。余自金州归后,与袁世凯不通问者二十年,至是始一与书。袁答:尚须缓以俟时。”[1]P865此后八月初八日,日记记载:“彦复来,言宪说为公路(指袁世凯)所阻,以渠与各疆吏电证之。”[3]P533第二天,日记又记:“晤熊聘三同年。与公路讯。”[3]P533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8)张謇致函袁世凯,继续敦促袁带头奏请立宪。他劝袁世凯:“且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6]P90不久,全国立宪运动愈演愈烈,清廷迫于压力终于表现出以立宪安抚国民的意向,所以袁世凯支持立宪的态度转为明确,极力奏请立宪。清廷在各个方面的促进下,终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三日,下诏准备“仿行宪政”,预备立宪由此开场。后张謇曾致信袁世凯,对袁氏支持立宪、奏请立宪的积极态度极为赞赏,表示愿尽弃前嫌,重续旧好。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1909.1),袁世凯被当局以“足疾”为由迫令其“回籍养疴”。张謇很明白,袁世凯尽管罢职在野,但是他在北洋武装系统中的绝对权力仍然保留着,并且势力强大。宣统二年五月(1910.7)二十七日,张謇在日记中写道:“观直隶别馆,颇觉袁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毕竟与人不同。工艺殊有擅胜处,江苏不及也。”[3]P636同时在张謇自订年谱里也记载了他对袁的欣赏:“观劝业会直隶馆,颇感袁世凯才调在诸督上。”[1]P871
宣统三年(1911),皇族内阁成立后,张謇等人虽然极其失望,仍借商会代表访问美国之事,赴京对清政府“进最后之忠言”。此次启程北上之前,张謇特地致电袁世凯:“别几一世矣,来晚诣公,请勿他出。”[5]P162五月十一日傍晚,张謇如约抵达河南彰德洹上村,正式访袁,并与之久谈。两人自山东军营一别,已有27年没有见面,张謇“午后五时至彰德”,“夜十二时回车宿”,“慰廷留住,未之许也”。关于谈话内容,张謇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廿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其论淮水事,谓不自治则人将以是为问罪之词。又云此等事,乃国家应做之事,不当问有利无利,人民能安业,即国家之利。尤令人心目一开。”[3]P650此次会面张謇对袁世凯的印象颇为满意,张謇回车时曾说:“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7]P180出京至天津,张謇于闰六月十四日日记中写道:“观罪犯游民工厂,规模极备。周览马路,又至图书馆之设置。慰廷要是不凡,但气稍粗犷耳,举世督抚,谁能及之?”[3]P655此次夜谈与天津之行不仅进一步消除了张謇与袁世凯旧日的嫌隙,而且使袁氏成了张謇心中清廷之后维系政局稳定的主要希望。
三
两个月后的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烈火迅速燃烧全国,紧接着上海、杭州、苏州相继光复,张謇由此下定决心转向共和。对于当时局势的判断颇为敏锐的张謇认为,想要控制全国已经相当混乱的局势,只有尽快说服袁世凯转向共和。他和程德全共同向袁世凯上书,并派杨廷栋前往面陈袁世凯,他说:“其必趋于共和者,盖势使然矣,分崩离析之余,必求统一维持之法。”[8]P180并劝袁世凯不要再为清朝效忠,大势所趋之下应该向美国共和伟人华盛顿学习。九月二十六日,清廷迫于现实压力交出军政权利,命袁世凯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并重新起用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接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为了提高内阁声望和笼络东南人心,先后请张謇出任江苏宣慰使和农工商大臣。张謇既已公开宣布赞成共和,当然不肯再接受清朝任何官职。实际上,在袁被清廷举为内阁总理当天,张謇曾再次致电袁世凯,希望他早日看清形势:“大局土崩,事机瞬变,因不充分之立宪,致不得已之罪已,亦不能取信……潮流所趋,莫可如何。公之明哲,瞻言百里,愿征广义,益宏远谟。为神州大陆洗四等国最近之大羞,毋为立宪共和留第二次革命之种子。”[9]P178袁世凯也知道,拉拢张謇不仅可以争取东南地区上流绅商的支持,而且可以通过他们间接影响南方革命党人。十月七日这一天,张謇给袁世凯复了一封信,再次谢绝北上,并希望袁认清全国形势,早日转向共和。
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六日,孙中山回到上海,几天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当时袁世凯在北方已大权独揽,清廷此时已经丧失统一全国政治的权利,以孙中山和袁世凯分别为代表的南北两个中心代之而起。尽管相比后者,前者势力单薄,并不能统率整个南方地区。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是以承诺自身的即将消亡为条件的。南北和谈的开始,更是早在孙中山还未回国之前。当时袁世凯曾秘密嘱咐北方赴上海和谈代表唐绍仪,要他到上海“先晤张謇探其意旨”。在张謇等人的居中协调下,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即袁世凯逼迫清帝逊位,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推其为大总统。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从张謇的主观愿望来说,自然还是着眼于大局的稳定,张謇支持袁世凯出来主持政局,并对袁世凯主持国家大政后的发展局面抱有极大幻想。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张謇是辛亥革命时期,拥袁出山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
四
1913年10月16日,年逾60岁的张謇到达北京,出任“第一流内阁”的农商总长,后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职。在任期间做了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例如,“他首先从精简机构、紧缩编制着手,把农林、工商两部合并为一个部。”再如,“他把农商部的工作重点放在宏观指导方面,着重从事经济立法、查勘规划与筹建劝业银行,都说明他已经开始具有近代经济管理的良好素质。”他还主持制定了各项政策、法令、条例、规划,对于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起了某些促进作用[10]P296。
张謇刚入内阁时,曾对袁世凯政权寄予厚望。但是他很快就发觉,情况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就在他到任不久,就恭逢袁世凯解散国会之举。据11月4日张謇日记记载,“午后三时院约临时会议,知总统令解散国民党从乱议员百七十余人。”[3]P684张謇对此非常焦虑,三天后日记又记:“与任公(指梁启超)谒总统,筹论维持国会之法”,希望袁保留国会。但袁世凯以整治内乱为借口,“无与国会,已电各省速集候补议员云”[3]P684。1914年1月10日,袁正式下令解散国会,事隔未久,又进一步下令停止地方议会。从1914年5月1日开始,袁撤销国务院,改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首先从一系列官职变更上恢复清朝体制,帝制阴谋日益暴露。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改元“洪宪”,在北京做起了黄粱梦。其时,张謇早已请辞农商总长等职回到家乡,但请辞水利局职颇为波折,张謇曾经四辞电政事堂请允辞局职,直到1月2日终于获允。在当日的日记中张謇写道:“得政事堂电,许解局职并参政,可喜也。电政事解代谢。”[3]P711张謇终于解除了与袁世凯政权的一切关系。同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病逝,张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3]P717可以看出,他原来对袁世凯的期望是何等殷切。
张謇与袁世凯,一个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考量,是真正的心系国家前途的历史推动者;一个以满足自己的权欲为目标,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中而不顾,是典型的玩弄权术的政客。他们的交往以师生关系始,以政治倾向不同终于决裂,一方面体现了两人的人格之不同,另一方面折射出一段历史与政治的发展进程。
摘要：张謇和袁世凯都是近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人物。自清光绪七年四月(1881.5)结识到民国五年五月(1916.6)袁世凯逝世,期间两人交往关系复杂。张謇与袁世凯结识自吴长庆幕成为师生关系,后张对袁露才扬己痛责之,不通音问20年。1904年因主张立宪又重新交往。1913年后,袁任张为农商总长及全国水利局总裁,在工商、农林、水利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张謇日记》,张謇,袁世凯,关系变化
参考文献
[1]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卷6[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张謇全集卷5[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3]张謇日记.张謇全集卷6[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4]张謇.与朱曼君,张致袁世凯函.张謇全集卷1[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5]张謇全集卷1[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6]为抵制美货事致袁直督函.张謇全集卷1[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7]刘厚生.张謇传记[M].上海:上海书店,1985.
[8]拟会程德全嘱杨廷栋进说袁世凯.张謇全集卷1[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9]致袁世凯电.张謇全集卷1[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状元下海：?张謇与大生集团 第5篇
1894年4月24日凌晨，紫禁城万籁俱寂，太和殿外伫立着等待宣召的十名新科进士。他们神情肃穆，但内心却无比兴奋与焦灼。状元，这是何等的荣耀？多少人梦寐以求！焉能不激动万分？午门钟鼓齐鸣，传胪大典开始。皇帝平常礼仪上的中和韶乐，重大礼节专用的丹陛大乐，同时奏响。
年已不惑的张謇，心潮起伏。他十六岁时一举考中秀才，意气风发，立志科举成名。然而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中道辍学，当了十年的幕僚。虽然此后也顺利中举，但一连四次在最高层的会试中的败落，却不禁使他心灰意懒，加之饱看宦海之险恶，科举之腐败，他已对功名利禄渐生厌倦。此次进京会考，实是父命难违……
“一甲一名，张謇……”
似乎从遥远的旷野传来一声悠扬的喧呼，张謇浑身一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迎来一束束欣羡杂以嫉妒和失望的目光时，他的脑海已是一片空白。
一年之后的冬天，在长江北岸的通州城里，人们沸沸扬扬地议论着一个爆炸性新闻：洋鬼子的奇技淫巧将在通州出现，大生纱厂即将成立，而主事者竟然是新科状元张謇！
创办大生纱厂
话说张謇状元及第，入了翰林院不久，老父逝世，遂匆匆回籍奔丧守制，这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俯首屈膝签定城下之盟，九州大地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国耻家痛使新科状元悲愤交加，苦苦思索着人生之路和救国救民的真谛。他决定走实业救国道路，立志要在南通创办纱厂。
绅领商办
有人对张謇的决定暗中生疑：甲午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商品与资本输出，向中国大量倾销棉纱，上海等地纱价不断下跌；此时办纱厂有利可图吗？南通向来闭塞，不比江南市场环境好，在这里办厂，能立得住脚吗？
这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张謇也并非轻举妄动之辈。他在南通做了周详的考察。虽然目前棉纱市场疲软，但是南通一带机纱市场前景看好，这里洋纱尚未充斥，而织户众多，棉纱需求广阔，且南通广大的剩余劳动力可为纱厂提供充裕而廉价的产业后备军。
但张謇不曾料到，贵为状元，下海办事业竟是如此艰辛。
传统士绅，高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素以清高自命，转而经商，退居四民之末，这其中观念的转变首先就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张謇是奉旨办厂，受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派经办商务。但他从一开始就决意将纱厂办成商办工厂，因为洋务运动期间创设的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大多宣告失败。张謇希望能摆脱腐败的官僚体制的直接干预。
张骞将他的纱厂取名为“大生”，寓意“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他希望以通州为基地，通过发展新工业，从家乡走向全国，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大生纱厂由通州、上海各三名董事即“通沪六董”协商认办，预定招股六千共六十万两白银。但招股不易，不久两名董事知难而退，相继辞职。纯粹商办的方案遂成泡影。
退而求其次，办厂方案改为官商合办。但是在这种经营方式下，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随时有可能受到官府的直接干预与控制，腐败与垄断随时会侵蚀企业的机体，因此商民纷纷反对。左右为难之际，张謇在张之洞、刘坤一的帮助下，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那就是“绅领商办”。
上海商务局将搁置在黄埔江畔多年的进口机器折价25万两，以官股的形式出让给大生纱厂，到期领取官利，官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纱厂仍用商办形式经营。以张謇为首的士绅在其中的作用是，“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通官商之邮”，也就是说，通过开明绅士的威望与影响，取得官府的间接支持和保护，沟通官与商之间的联系。
这一方面有效地避免了官府的消极干预，同时也避免了纯粹商办企业羸弱无助的缺陷。对于大生纱厂而言，由于张謇的作用，“绅领商办”无疑优越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与纯粹商办，不啻为一种有效的经营方式，既具备了商办企业独立经营的优势，在某些方面又能获得来自官府的特权。
应该说，这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悲哀，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就某种程度而言，“绅领商办”是张謇对民族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一种贡献，毕竟，它是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中国早期企业形式基础上的创新与进步。
志比城坚
经营模式虽已确立，但实际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却远远超过想象。绅领商办的形式虽然一般商人乐于接受，但资金的筹措仍非常有限，通州本地资金甚微，而上海商界对通州办厂似乎有些不屑一顾。地方官员，虽然对新科状元以礼相待，空头承诺不少，实际的支持并不多，有的通州地方官吏还暗中阻挠。当时资本稀缺，融资成本高昂。好不容易筹集了6万现金，1897年12月开始在通州城北的乱坟荒野上建造厂基，筑路架桥，雇工、材料、运输等开支浩繁，很快便花销一空。张謇只得赶赴上海再筹资金。此时，这位纱厂创办人，只能依靠卖字得来的旅费狼狈启程。
张謇四处奔走，足迹广涉江苏、上海、安徽、江西、湖北各地，周旋于官衙之间，游说商民之中，就像化缘的和尚，遇庙必拜，逢人作揖，费尽唇舌。大生纱厂装机建厂、试机开车，每走一步，都极艰难，张謇随时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在此期间，风言风语不断传来，讥讽有之；叹惋有之。张謇面临沉重的压力，修建厂房进展缓慢，有人冷眼旁观，幸灾乐祸，恨不能见它立即夭折；厂房建成，有人冷言冷语：“厂囱虽高，何时出烟？”试机之后，人们仍然怀疑：“引擎虽动，何时出纱？”
直到1899年4月，纱厂正式开车出纱，流言蜚语才不攻自破。而为了早日出纱，取信于人，张謇是将价值8万两的棉花转运上海出卖才解决了开车出纱的燃眉之急。开车之后，资金告罄，无力续购棉花。张謇又一次四处奔走求援。大生纱厂筹建至此，张謇的状元光环与社会关系网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此时也如同强驽之末，软弱无力。张謇为之心力交瘁。为了大生纱厂，这位状元公为此付出的心血不知是当年应考的多少倍。
将近五年了，数不清有多少次碰壁。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也考虑过辞职，甚至求助于贷款条件苛刻的外国资本。此时，张謇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纺纱，则停车闭厂，以还股东。”也就是说，在最大限度内加快资金周转，使纱厂拼着一口气，度过生死之关。如实在行不通，则就生死由天了。
天无绝人之路，张謇的得力助手沈燮均把自己布庄的资金全部接济了大生纱厂，终于使张謇的背水一战成功，总算立住了阵脚。1899年夏，棉纱行情一直看涨。在通海地区，小农家庭手工制作的土纱越来越受到机纱的排挤，织户纷纷改用机纱。市场上，十二支纱的价格，批发达65两，零售达67两，大生纱厂的产品，初一投放市场就很快畅销。纱厂的资金周转逐渐宽松，收购原料，就地进行，源源不断。
张謇信心倍增。这位士大夫出身的企业家，亲手制定了一套完整而新颖的管理制度。他拟定的“厂约”，是中国民族企业早期比较完整的治厂章程。
厂内凡执事者概称先生，摒弃传统的老爷称谓，这在当时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厂约实行明确的分工，责任落实到人，考核奖惩严明，杜绝彼此推诿；总理的职责是：“通官商之情，规便益之利，去妨碍之弊。酌定章程，举错董事，稽察进退，考核功过，等差赏罚。”；推行技术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同时，高薪延聘英国技术人员为总工程师，保证机器设备的正常运转。
开车不久的八月，产品就供不应求，纱尚未纺出，已预购一空。投产第一年，获利银12万两，第二年获利银15万两。大生纱厂的成功，并没有使张謇陶醉而止步不前，他的气魄更宏伟，目光更远大。
创建大生企业集团
当历史跨入二十世纪时，张謇挟大生一役初战告捷的余勇，又先后创建一系列以大生为轴心的企业群。1900年，张謇筹建通海垦牧公司，决心将海门荒滩建设成良棉基地，为纱厂供应原料。垦牧公司在集股筹资方面，较当年大生纱厂的创建相对顺利，到1901年7月集股已达14万元，顺利开工。但是，早期中国民族企业家的命运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说大生纱厂是如履薄冰地走过来，那么，垦牧公司则是在狂风骤雨中拼搏出来的。
与人争，与天斗
垦牧公司一开始就处于与传统势力相对立的位置。在海门荒滩上，蓄草煎盐的粗放生产方式，只能生产质量低劣的海盐。但盐为专卖商品，官吏能契以寻租，贪污受贿，从中渔利。这样一块肥肉他们怎愿轻易放弃呢？张謇花了整整八年时间，多方奔波，才将种种人为障碍逐一排除，将其宏大计划一步步向前推进。
垦牧公司的建设不仅要与人相争，而且要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拼搏。把辽阔的海涂荒滩化为良田，谈何容易？海滩盐碱地，先要蓄淡，继要种青，方能杀碱。这就需要兴修水利，筑路修堤，开渠平地，工程十分艰巨。1905年夏天，数千民工不畏艰险，建成七条长堤、开挖了部分河渠，开垦了7000亩土地，但不幸在一场大风暴中全部化为乌有，牧场羊群也悉数散亡。
狂风巨潮使不少股东纷纷撤资而去，但张謇坚定不移，他总结经验，继续前行。五十多岁的人了，还一如既往，和青壮年一样，顶风寒，冒酷暑，坐着一辆独轮小车，在崎岖不平的垦区颠簸而行，在芦苇丛中艰难跋涉。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酷暑天，海涛汹涌，巨大的海潮挟狂风之威，如巨龙翻滚，疯狂地冲击着海堤。张謇不顾左右的苦劝，以有病之躯，“出入于狂风急浪之中，与骇浪惊涛相搏”。他踉踉跄跄巡视工地，指挥民工加固堤岸，抢险救灾。
近十年的苦心经营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10年，千里斥卤瘠土变成了膏腴良田，耕地面积达3万多亩。昔日的荒滩上建起了繁忙的村镇，六七千应募而来的劳动者，在此组成了一个新型的农工商一体的小区。垦牧公司向世人显示了骄人的成就，为大生纱厂提供价廉质优的棉花。
在此期间，张謇又创设了一系列企业：1902年开办大兴面厂，利用纱厂的剩余动力磨粉，供应纱厂浆纱和工人食用；同年开办广生榨油公司，利用纱厂轧花棉籽制油自用；次年设大隆皂厂，以充分利用油厂的下脚料；为有效地解决运输瓶颈，1904年创立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和南通天生港轮埠，此后还建成泽生水利公司、大中通运公司、外江三轮公司、船闸公司等；1906年设立资生铁厂，专为大生纱厂修配机件；其他如染织考工所，是为纱厂发展服务的实验与研究机构，懋生房地产公司是为各厂职工修建商品房；1907年在崇明久隆镇开设大生二厂。
自下而上的救国方略
张謇马不停蹄地投资办厂，一步一步实现他的实业发展宏愿，同时这也与他的政治理想紧密相关。19世纪20世纪之交，爱国志士在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发动各种各样的变革与改良运动。张謇搏击于商海之中，也热情地关注和参与着政治变革，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
戊戍变法期间，适逢张謇进京，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随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苦难的华夏大地，连年动荡不安。张謇忧日甚。作为传统士绅，他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思图强而忧愤；作为实业家，他更加务实地探索救国之途。在清政府一次又一次让他痛心疾首之后，他用自己的实践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救国之路。他意识到只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才是真理，自上而下的道路失败，他逐渐清晰地形成了一条地方自治的救国方略。
按照他的设想，先在通州大办实业，发展经济，扶植教育，走出一条富强之路，然后推广到江苏省，进而扩展到全国。中华之振兴，指日可待矣。应该说，这个设想既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保守主张，也不同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激进理想；这是他从事实业逐渐摸索到的道路，其独到见解有重要历史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早期民族企业所处市场环境的滞后，在通州地区尤为突出，也迫使张謇不得不分散出击，通过多方投资为大生等企业营造一个较好的市场环境。在通州这个尚为封闭的经济地域中，张謇及其大生纱厂如同鹤立鸡群，卓立于小农经济的土壤里，因此，无论从原料到运输各个环节，乃至雇工的食宿等细节，张謇都是在孤军奋战，荜露蓝缕地为建设自身的市场环境努力。或者说，他通过企业集团内部的指令性安排，来弥补市场环境的不足。
这位勇往直前的开拓者，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非凡的谋略，终于建立了以纱厂为轴心的规模庞大的大生资本集团。辛亥革命以后，民族工业的处境略有改善，大生纱厂的发展逐渐加快。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内部争霸战争为中国民族工业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宽松环境与发展良机。大生纱厂迎来了它的鼎盛春秋。1917年大生纱厂纯利76万两，1922年更高达263万两。至1921年，大生集团的支柱第一、第二两个纱厂，资本接近370万两，历年纯利累计共达1660余万两。
在鼎盛时期，张謇扩张实业的激情也进一步膨胀。1914年创办大生三厂，并计划继续建立六个纱厂，但只有大生八厂建成，其他或停留于一纸计划，或耗巨资后流产。1918年筹建淮海银行，此后又陆续创办大达轮船公司、大昌纸厂等多家企业。同时，盐垦企业系统也迅速扩建了十数家公司，至1920年，投入资本共计2000多万元，占地面积400多万亩，垦殖土地70多万亩。
在短短数年，分散资金投入多家企业，超过了张謇与大生纱厂的合理负荷，急于求成，虽然一度业绩辉煌，但无形中也种下了苦果。
根据以实业养教育、以教育促实业的宏大设想，在大生纱厂立稳脚根后，张謇便大张旗鼓地开始教育投资。1902年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随后陆续成立了从幼儿园到专科学校各级教育机构及公益事业机构。1920年又成立综合性的南通大学。
如此骄人的成就，使张謇及其企业集团足以傲视于世。年逾古稀的张謇虽然激情高昂，也难免偏离其一贯的冷静与稳健，但他并没有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1920年正值辉煌颠峰时，他仍然不忘谆谆告诫：“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
不幸而言中。这位盖世英杰，虽然能够先后在学界与商界都取得当时登峰造极的成就，但在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他仍然无法摆脱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悲壮历史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列强发动对华经济扩张狂潮，而此时中国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国民经济凋敝残破。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庞大的大生资本集团内部潜在的种种危机终于一并爆发出来，不可收拾。此时，年迈的张謇无力回天，只能眼巴巴地坐视自己苦心经营三十多年的企业集团轰然崩溃。而这位“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不久也在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现代夸父
大概在人类混沌初开之时，有一位追赶太阳的英雄，名叫夸父。为了实现自己的追求，他爬山涉水，奋力奔跑，永不停歇地追逐太阳。后来，他口渴难忍，一气喝干渭水、黄河，也无济于事，仍然继续前进。临终之前，他放下手中的拐杖，用自己的脂膏血肉浸润之，滋生了一片桃林（即邓林），延绵广布数千里。
中国古代的这个神话故事，本来的寓意是讥讽夸父不自量力。但后来，夸父为了伟大的理想而竭尽全力，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的坚强毅力，为人们所称颂不已。夸父的追求虽然没有实现，但他用血肉之躯惠泽后世，更为人们所敬仰推崇。陶渊明有诗赞曰：“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张骞是又一位夸父。他的宏大设想，不无知识分子理想化的浓厚色彩，恨不能通过无止境的实业计划，一夜之间改善中国的市场环境，改变国弱民穷的悲惨命运。他也像夸父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呕心沥血，百折不挠。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他不可避免要走向失败。
张謇立志以通州为试点，以近代企业为龙头，振兴经济，地方自治，救国救民，走出一条适应全国富强之路。他排除种种艰难险阻，探索创新；他开创绅领商办的独特模式，成功创建大生纱厂；他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型垦牧公司，继而开设了一系列近代化的企业，形成了农、牧、工、商一体化的大生企业集团。这在当时是一种创举，其中的艰辛困苦，不一而足。施展浑身解数，竭尽其杰出的商业才华，创造辉煌的成就，但最终张謇还是没有走出历史的遗憾。
以一个状元的身份，张謇一改象牙塔里清高腐儒的形象，义无反顾勇赴商海，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千古绝唱。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路先锋，他对实业矢志不逾的追求，他对商业实践的可贵贡献，留给了后人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他在南通的实业成就与教育成就，更为地方经济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