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尝试作文范文（精选8篇）
初次尝试作文 第1篇
初次尝试包粽子四年级作文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如约而至，大人们又像往年一样包粽子、插艾叶草，湄苏河上依旧是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今年，我却没空去凑热闹，因为我要在家里跟着奶奶学包粽子。
大清早，妈妈就去市场上买回了棕粑叶和糯米，我们一家人吃完早饭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奶奶负责搭配食材，我和妈妈负责清洗粽粑叶，再把棕叶子分成一根一根的细丝。洗完手，我就开始学包粽子了。奶奶麻利地把棕叶子用一根筷子穿起来，挂在了椅子上，然后很娴熟地把竹叶卷成一个漏斗形，先把一颗红枣放进去，接着再放点米，再把米团团地包住，用棕叶子牢牢地捆住，就这样，一个粽子包好了。看到奶奶包得如此轻松，我跃跃欲试地说：“这也太简单了吧，让我来包!今年咋们家的粽子全都由我承包啦!”奶奶和妈妈相视一笑，一起说：“好，就让你来包”。
我找了个小凳子坐下，高高地挽起了袖子，煞有介事地包了起来。首先，我学着奶奶的样子，把粽粑叶卷成了一个漏斗形，然后就往里面装米。可是，米刚一装进去就漏了出来。我不服气，又试了几次，还是这样。奶奶看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连忙告诉我：“粽粑叶的下面一定要对成尖尖的角，而且手一定要把下面箍紧，这样才不会漏出来”。我听了奶奶的话，马上就把粽粑叶箍得紧紧的，迅速往里面掺米，居然真的没有漏出来!平时奶奶常说：“樱桃好吃，树难栽”，这下我可算是明白了，看似简单的事情，不用心去做，也是做不好的。吸取了上次失败的经验后，我可再也不敢夸海口了，老老实实地按照奶奶教的方法来制作。
在经过了几次粽子垮掉的经历后，我终于摸出了一些门道，虽然最后还是包得松松垮垮的，没有奶奶包得那么精致，但我仍然成就感爆棚，妈妈还帮我拍了照片做童年的回忆呢!
初次尝试作文 第2篇
在这一周的时间，我尝试了用多媒体教学。我以前认为右面的同学会因为反光而看不清楚，但是我尝试的时候只有几个同学看不清楚。使用多媒体教学有利也有弊，问题在于怎样趋利而减少弊端。
之前我使用多媒体给他们看了河北师大“三色木”的图片和一个蝴蝶的一生的小视频。感觉用他们的多媒体最麻烦的事情是需要自带键盘和鼠标，有的还需要插在多媒体电视的后上方。我买了一个PPT翻页笔，就不用带键盘按回车键了，就比较方便了。
我给他们第一次使用多媒体讲课的时候，发现这节课讲的很快。一节课有五十分钟，讲完课加上最后的测验用了三十几分钟。很明显这节课的时间的利用不好。用课件是缩短了板书的时间，但是这节课最大的问题是不够充实。一节课我并没有很多的拓展，这节课讲解的时间就非常短。一节课所要讲的知识会更多，但这些知识都要和这节课有相关的联系，还要考虑学生们的接受能力。一节课不能是老师一直在讲，要和学生们有一些互动的环节，要不然整节课下来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空旷”。所以在使用多媒体的时候要多设计一些拓展和相互交流的环节，这样才会有更加充实的课堂。
使用多媒体教学会看到有很多的学生会有很大的兴趣听课，因为用的是多媒体。现在重要的一点是怎样才能利用他们的兴趣进而产生对生物学科的兴趣。我知道这个过程可能是非常的困难的。但我一是可以向其他的老师讨教相关的.问题;二是可以尽力去慢慢引导他们产生对生物的兴趣，抓住他们的兴趣点并努力让他们学到真正的知识;三是要把每节课要学的知识与实际生活有连接点。这样他们就会对知识有更深的印象。
我在第一次使用课件的时候讲的很快，但重要的一点是没有给同学们足够的时间做笔记。同学们课本上都是空白的或者是勾画一些概念，并没有知识的整理和笔记。所以我在讲完一个重要的知识点的时候会稍微的停一停，给同学们一些时间做笔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以让同学们用笔记下来会有更好的记忆效果。
初次尝试作文 第3篇
1 PBL教学法的实施
1.1 教学对象与课时安排
我们选择了西藏大学医学院2010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班的学生42人, 并于2012年9月开展了一次PBL教学模式的尝试。教材为金惠铭和王建枝主编的“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病理生理学》, 总的课时为72学时, 其中理论教学课时为56学时, 实验教学为16学时 (其中2学时进行一次PBL教学尝试) 。
1.2 PBL病案设计
我教研室从病理生理学案例版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病理与病理生理学第6版, 王斌、陈命家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搜集选取案例, 并结合本班级、本专业的教学大纲和教案的要求进行精心设计和制作了1项病案专题。此项病案中共设计了5个疾病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平均设立了2个讨论题目。
1.3 PBL授课方式
开学初, 课题负责人与同学交流, 用多媒体的形式培训同学进行一次“PBL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比较”, 让同学们能够比较详细的了解PBL教学模式的方式方法以及PBL教学模式发展概况、特点和组织形式。
授课前1周, 将PBL教学的病案与思考讨论题发放给每位学生, 要求学生必须事先进行预习并查找相关的资料, 在自愿的原则下, 按照男女比例适中分为8个小组进行讨论, 自主推选一名同学为组长作中心发言并将每位同学的发言内容进行记录总结。在授课当天, 前1个半学时由每个小组的组长按照PBL病案以及预先设定好的思考讨论题组织同学进行讨论, 每个小组的组长先代表发言再进行自由发言、并对发言的内容做记录。后半学时, 由教师对讨论结果做出总结、答疑解惑。
2 PBL教学效果评估
2.1 同学对预设问题讨论的准确度测定和结论
教师将各组对专题病案讨论的问题进行综合评定, 分为:完全准确、大部分准确、小部分准确。统计出的3种结果的次数分别为:完全准确度10.3%, 大部分准确度71.6%, 小部分准确度15.4%。总的看来学生对病案中所提出的问题把握度较好, 学生基本具备了一定资料查找能力、综合分析推理能力。
2.2 同学对PBL教学的满意度测定
专题讨论后, 由班长收集每位同学填写的测评结果, 测评结果共分为:完全满意、大部分满意、部分满意、不满意。然后由教师进行汇总并统计, 结果为:完全满意5人次 (11.9%) , 比较满意15人次 (35.7%) , 满意15人次 (35.7%) , 不满意2人 (4%) 。PBL教学结果总满意度达85.4%。
3 教学体会
在本次教学中, 作为教师认真参与PBL教学模式的实施探讨、结合当地学生的学习能力认真撰写PBL教学专题病案、组织学生课前进行PBL教学模式的讲解、举办本教研室“PBL教学总结会”, 初步体验和完成了PBL的教学过程。
同学们对这次进行的病理生理学PBL教学初次尝试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大多数同学都能够积极参与PBL教学实践, 基本上具备了独立学习思考解题的能力和逻辑综合分析能力。从这次同学们对病理生理学PBL教学案例中设立的问题讨论的准确度来看, 完全准确率+大部分准确率达81.9%;教学结果总满意率高达96%;同学对PBL教学的满意度为85.4%。表明了同学们对这次PBL教学尝试的初步肯定和好评, 同时大家也经过自习和讨论的方式基本上能够掌握疾病诊治的相关知识和疾病发生的机制作用以及案例讨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但因本次的病理生理学的PBL病例设计和讨论对于西藏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来说只是初次尝试, 虽然大多数同学的积极性很高, 但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 主要有: (1) 有的同学们认为, 讨论时按预先设定的顺序进行讨论, 容易出现被动答题的现象。 (2) 有的同学们认为, 在分组讨论过程并不是所有的组员都能积极主动的参与案例的分析, 其中有学习能力的缺陷, 也包含了消极的学习态度和对自己所学基础知识的掌握度不够。 (3) 有的同学认为设计的案例不够生动, 缺乏争辩性、焦点性、诱导性、创新性、时代性等。 (4) 有的同学认为案例分析的不够全面, 不能够给出一个合理而又比较准确的答案, 存在着模棱两可的现象。 (5) 有的学生认为讨论的案例应该有多种选择性, 并随机抽取其中的一例来进行讨论。对于以上这些问题今后有待进一步探索。
总之, 在医学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框架下现阶段社会对高质量医学人才的需求[1], 这就意味着必须建立、培养当今医学高素质人才相适应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与新的教学尝试。着力于培养西藏地区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应该是西藏大学医学院所有教师的共识, 也必然会成为当今我区医学教育改革的发展重点和发展趋势。建构主义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3]。眼下大多数医学教育工作者提倡以PBL教学模式作为载体, 围绕每个PBL教学中包含的核心知识开展主动学习, 经过预先设定问题→自学分析解题→得出结论的过程主动获取相关的所有医学知识。PBL结合案例教学法既抛弃传统的填鸭式的课堂教学学生又能在教师的引导或指导下进行主动的探索和进行医学专业能力的建构, 它是一种比较适合目前我国医学教育实际的教学方法[4,5]。我们作为当代西藏地区高校教师也深刻体会到了在具体实施教学过程中, 对于案例的真实化、典型化设计和设定相关医学问题相组合是使PBL教学达到有效引导和实践基础, 需要我们每一位教师从头学起和不断的教学实践。
参考文献
[1]李情.理解医学人文教育的几个关键[J].西北医学教育, 2006, 14 (5) :516-517.
[2]雷俊霞, 杨惠玲, 郭振宇, 等.病理生理学国际化教学改革探究[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06 (12) :53-54.
[3]Hodgson CS, Baillie S, Contini J.Creating Web-based patienteducation to enhance students'experience in a PBL curriculum[J].Acad Med, 2001, 76 (5) :546-547.
[4]段红, 沈宜, 姚欣.教学法在病理生理学教学中应用的问卷调查[J].医学教育探索, 2007, 6 (12) :1182-1183.
关于方向的初次尝试 第4篇
1岁以内的宝宝能够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来感知一个物品的位置，离自己有多远，在哪个方向等。如果爸爸妈妈能够在平时对宝宝加以引导，宝宝对方位的感知会发展得更好。比如平时给宝宝一个漂亮的玩具时，爸爸妈妈可能会说“在这边”或“在那边”，其实，对于小宝宝，爸爸妈妈也可以用准确的方位名词，比如“在前面”、“在后面”、“在旁边”等。当然，为了帮助宝宝理解，爸爸妈妈还可以用手势来配合语言。
游戏1：听铃声找方向
适合：0～3个月的宝宝。
玩法：准备一只铃铛或其他声音悦耳的发声玩具，然后在宝宝左右两侧交替摇晃。妈妈要注意控制力度，避免声音过大。这时候，妈妈不要说话，看宝宝的头会不会跟着你的铃铛声转悠。
效果：在寻找声源的过程中，听觉和方向感得到了提升。
游戏2：认识左右手的律动
适合：6个月以下的宝宝。
玩法：妈妈可以带着宝宝说儿歌：“宝宝的右手举高高；宝宝的左手碰天空；左手、右手，拍拍拍；右手、左手，好兄弟!”一边说儿歌，一边分别举起宝宝的左右手。
效果：可以通过双手的摆动来练习双手的灵活度，同时也带着宝宝进行了方位的认知。虽然宝宝不一定现在就明白左、右等空间概念，但起码他知道自己有两只不同的手，一只在身体的这一侧，一只在身体的另一侧。
游戏3：捉迷藏
适合：8个月～1岁的宝宝。
玩法：对于已经有移动能力，例如会爬行的宝宝，爸爸妈妈就可以跟宝宝一起来玩捉迷藏的游戏了，同时练习听音辨位的能力。爸爸妈妈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叫宝宝的名字，让宝宝找找看你在哪里。
效果：宝宝听到别人喊自己的名字往往很感兴趣，这时候让宝宝来寻找呼声的来源，锻炼了宝宝听声音找方向，体会远、近等空间概念。
游戏4：找玩具
适合：9个月～1岁的宝宝。
玩法：爸爸妈妈可以试着将玩具先放在宝宝的面前，然后用小毛巾或小纸盒盖起来，让宝宝自己将玩具找出来，让宝宝练习物体恒存的概念，同时让宝宝了解玩具在毛巾的下面或是小纸盒的里面。当然，也可以将玩具放在宝宝拿得到的小桌子上或桌子下。
效果：让宝宝建立基本的空间概念，如里面、外面、上面、下面等。
1～2岁宝宝看方向
生活中有很多让宝宝明白世界有方位的机会，爸爸妈妈可以巧加利用。比如在带宝宝一起外出散步时，看到天空飞过的小鸟，爸妈可以问宝宝“小鸟在哪里?”边问边引诱宝宝向天上看，使语言和动作相结合，让宝宝渐渐懂得这些方位用语的含义。
游戏1：野外寻宝
玩法：这个游戏在户外玩特别有趣。爸妈可以把玩具躲起来，并作一些标记。如系上绳索或皱纸等，使“宝藏”轻易被宝宝找到。寻宝之前，爸妈先要跟宝宝讲清楚，如“小汽车躲在树叶下”、“布娃娃躲在滑板车下”或“小熊躲在小树丛里”，然后让宝宝去找。
效果：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宝宝一起寻宝，并伴以方位的描述，如“宝宝向前找一找”、“宝宝到左边找一找”、“宝宝往右边找一找”等，有助于宝宝对方位的理解。
游戏2：和球一起游戏
玩法：准备10个充气球或海绵球。爸爸妈妈和宝宝一起向上或向前抛球、踢球、滚球等，也可以在宝宝的前面、后面摆放两个箱子，让宝宝把球抛进不同的箱子里。
效果：爸爸妈妈可以预先用语言提示：“上面”然后球往上扔，然后让宝宝模仿自己扔球的方向，或者“下面”、“前面”、“后面”等不同方向。一个方向重复3～5次，加深宝宝对这个方位的认识。
游戏3：它们在哪里
玩法：爸爸妈妈可以说出四周某一物品的名称，比如电视、钢琴、沙发等，一一询问宝宝这些物品放在什么地方，让宝宝走过去指出来，练习空间知觉。
效果：宝宝会指出客厅、卧室、厨房等不同地方的物品，了解室内的方位。
游戏4：散步
玩法：对于常走的路或距离较近的地方，沿路走时，爸爸妈妈就可以和宝宝说“这里是超市”、“这里有一座桥”、“这里有一条河”或“这里有一棵大树”等。去亲戚家拜访，也可以提前告诉宝宝：“我们今天去姥姥家”或“我们今天去儿童中心”等，然后沿路可以给指给宝宝看一些标志性的建筑。
效果：通过向宝宝描述她正经过的地方，可以加深宝宝对不同地方的认识，熟悉周围环境，增强对方位的感知。
2～3岁宝宝认方向
宝宝现在能自如地四处走动，对方向的认识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深化。
游戏1：堆积木
玩法：给宝宝2～3块积木，先堆一次给宝宝看看。可以往上堆高或是并排排成长长的一条，然后让宝宝模仿。当宝宝越长越大时，积木的数量就可以慢慢增加。
效果：宝宝堆积木可以锻炼对长、宽、高三维感念的认识，增加对空间的理解。
游戏2：整理物品
玩法：让宝宝自己玩玩具并将它放回原来的位置。这个任务的完成需要爸爸妈妈用正确的语言提示，比如“小动物的家在玩具柜最下边的一层”或“积木的家在玩具柜第二层”。为了让宝宝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表示方位的词，爸爸妈妈也可以在玩具柜的隔层板上贴上该种类玩具的一张贴图，比如一个小动物贴图，一块小积木贴图，这样宝宝看到贴图也能够很好地识别这就是摆放该类玩具的地方。
初次下象棋作文 第5篇
初次下象棋作文
我特别羡慕那些会下象棋的人，在学校同学们下棋时，我就暗暗的.学着下象棋。星期日，妈妈带我去超市买东西时，我就要妈妈给我买了一副象棋。回去以后，我就要爸爸跟我下了一盘毕竟是头一次下，我输给了爸爸。今天，我又和外公下了一盘。第一步，我按照原来总结的规律，架了一个当头炮，外公上了一个马，，我也上了一个马，外公出了一个车，这时候，我突然想起外公告诉我的一句下棋的谚语：“三步不出车，棋在家里输。”于是我也偏了一个车，想吃外公的炮，想不到外公早就知道我会出车，把炮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一来，我一往，“战斗”非常激烈。我也有举棋不定的时候，既想“重炮将军”、又想“双马饮泉”，还想“大刀剜心”，不知怎么走才好。最后硬是让我来了一个“海底捞月”，把外公攻击得是进退两难，只好认输。 通过下棋，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持之以恒，无论多么强大的对手，你经过努力都可能战胜它。 初次下象棋作文350字
小学生作文（中国大学网）
初次优秀作文 第6篇
在我的人生中，有很多初次，今天，我又经历了另一个初次DD第一天上初中
还是个小妹妹的我，单独走入学校大门。一群群大哥哥姐姐们，从我的眼中移动过去。我的心害怕极了，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呆呆的站在那儿。眼睛一眨一眨的，直冒冷汗。
滴答……滴答……一秒一秒的过去，冷汗一滴一滴的流着。
在那烈日的当空下……我……我终于鼓起勇气来……一步一步的跟随着大队伍，去寻找我的教室了……
“自我介绍”老师亲切的说“张择宣”……
“好，到……”D啊，到我拉。我心急如麻D愣了一下D四肢发抖D挪上教坛D木讷而出……
我几乎昏过去了，真是惊险啊。可怕可怕……
因此，初一的第一天……相信大家能猜想到……结果，学校多了只‘乌龟’……
人生有许许多多的.初次。感觉似乎很紧张、很害怕；也许，会很难忘、很有趣；或者是若人厌吧……
初次难免，无人能知道。无意的初次：也许终生难忘，也许家破人亡。
初次种花作文300字 第7篇
在我人生中，我做了许多值得回忆的事，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要数种花了。
周末，我和妈妈正在散步，突然看见了一朵小花，但根没进到土里，我心想：小花，你也是有生命的呀，我一定要把你救活。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妈妈表示赞同，我便把小花小心翼翼地带回了家。
我准备了一个盆栽，把鲜艳的花儿种了下去。先挖出了一个坑，再把小花儿种在了里面，埋回了土，又把小花扶正，把它放在阳台窗口上，让它照到阳光。这时，我看了看，小花无精打采，像在说:”我要水，我要水，渴死了。”见小花要死了，我急得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这时，妈妈也兴致勃勃地走来，看到这样的结果出乎意料就命令我找水来。我一接到“命令”，就像一只小兔子似的飞快地跑去卫生间接水了。浇过之后又要施肥了，我感到束手无策了。这时，一丝希望掠过，妈妈耐心地教了我，我马上感到一阵轻松。找好了肥料，我按照妈妈的吩咐，施了肥，花儿在风中频频点头，像是在感动地说：“谢谢，谢谢，小朋友，你拥有一颗善良、可爱的心，以后你会得到好报的。”我听了，美滋滋的，比喝了一桶蜜还要甜好几倍。
没几天，花儿渐渐低下了头，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滚，穿过我红润的脸颊流到了衣服里。一滴一滴，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妈妈见天气温差比较大，安慰我说：“过几天会好的，妈妈确保错不了。”见妈妈胸有成竹，我便马上不哭了，几天后，天气慢慢变好，小花儿也开的越来越灿烂了，如同一位翩翩起舞的少女。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像一朵绽开的鲜花，高兴地一蹦三尺高，别提有多高兴了。
初次尝试作文 第8篇
20世纪80年代初, 由于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 农民的收入和农业产值获得了高速的增长。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政策决策层对商品经济和市场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信心。这一效率认知显然强化了中央政策决策层对计划管理体制弊端进行改革的决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的价值观极大地降低了政策决策层在确立政策目标与改革方案上达成一致的成本。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粮食政策目标是十分简单明确而又迫切的, 即增加产量和农民收入。为此, 在生产方面, 农村自发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得到中央的认同并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生产组织制度的变革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初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的主要激励因素 (Lin, 1994) 。
在市场流通政策方面, 1979年以来, 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便沿着市场化方向展开。鉴于当时粮食价格显著低于经济作物, 不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首先从实行超购加价和调减征购基数开始。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 中央掌握6种粮食 (小麦、稻谷、谷子、玉米、高粱和大豆) 加权平均价格, 每千克提高20.86%, 超购部分加价50%。在粮食统购价格方面, 除了农村周转粮、借销粮、种子粮 (不包括优质品种) 、奖售粮、兑换粮、代队储备粮和过头粮退库等都实行购销同价外, 其他统销价格保持不变, 购销差价由中央财政补贴。同时, 粮食征购数量从1979年起减少25亿公斤, 水稻地区口粮在200公斤以下、杂粮地区口粮在150公斤以下的, 一律免征。
1982年, 考虑到国家每年在进口1500万吨粮食的情况下仍有750万吨左右的缺口, 根据总体改革思路, 中共中央1982年1号文件强调粮食购销要“以计划调节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仍需坚持统购统销政策。1982年1月, 国务院下达《关于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通知》, 决定从1982年粮食年度起, 除了新疆、西藏外, 中央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商确定粮食征购、销售和调拨包干数字。包干数字确定后, 从1982年度到1984年度一定三年不变;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农户在完成征购任务后, 有权自行处理多余的粮食 (1) ;同年12月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提出, 进一步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 对农民完成统派购任务后的产品 (包括粮食, 但不包括棉花) 和非统派购产品, 允许多渠道经营。国营商业要积极开展议购议销业务, 参与市场调节。供销社和农村其他合作商业组织, 可以灵活购销。农民个人也可以经营。可以进城, 可以出县、出省;撤销农副产品外运由归口单位审批的规定;凡属收购任务以外的农副产品, 购销价格可以有升有降。1982年, 国家统购任务进一步下调为303.2亿公斤, 比1979年减少73.4公斤。而超购粮食数量逐年增加, 占征购数量的比重从1979年的37%上升到1984年的70.5%。
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国家在粮食流通领域也开始对统购统销体制进行一定的调整, 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在1979—1984年期间, 粮食流通主要发生了以下几个特征性的重要变化:
一是粮食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从1979年3月起, 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 超购加价幅度由原来的30%提高到按新统购价格加价50%。为保持市场稳定, 除了供应农村的奖售粮、饲料粮、种子粮实行购销同价外, 其他统销价格保持不变, 购销差额由财政补贴。
二是逐步减少统购粮食数量。中央对省 (自治区、直辖市) 实行购销调拨包干, 以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国家统购粮食逐年减少, 1982年降为303.2亿公斤, 比1979年减少73.4亿公斤。超购粮食数量逐年增加, 占征购粮食数量的比重从1979年的37%, 上升到1984年的70.5%。
在保持国营商业主渠道作用的同时, 发展多渠道经营。1983年1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完成粮油统购任务后实行多渠道经营若干问题的规定》, 允许以粮食为原料的工商企业, 除按计划供应外可以自行采购部分粮食加工成品出售。农村“四坊”和饮食业, 除来料加工外, 可以自行采购粮食加工成品销售。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可以自行采购自用粮食, 但不允许贩运。
二、财政补贴负担加重和农民“卖粮难”对国家统购制度形成的改革压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重视价值规律成为当时的中央决策层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 中国领导人表示了前所未有的要放弃对农业的直接控制的愿望, 中央政策放弃了指令性生产计划, 缩小了指令性统购的范围。价格和奖励措施成为重要的政策工具, 放松了对私人国内贸易的限制,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Sicular, 1993) 。随着粮食产量出现逐年不断增长的良好势头, 导致了两个方面的结果, 强化了政府缩小乃至放弃或废除指令性统派购政策的观念。
一是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和农民出售粮食的数量规模不断增加 (表2) , 政府发现自己以更高的超购价格购买的粮食占总收购量的份额 (比重) 迅速上升 (表2) , 这一比重从1979年的37%上升到1983年的65%和1984年的71%, 而同期为了保持市场稳定和城镇居民的消费者价格的稳定, 除了供应农村的奖售粮、饲料粮种子粮实行购销同价外, 其他粮食销售价格继续保持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水平不变。而国家城镇粮食销售价格自1979年收购价格提价之前就已经低于收购价格 (表2) , 于是, 上升的粮食收购成本与很低的、不变的零售价合在一起产生了日益增加的价格补贴, 这项价格补贴产生了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 如表1所示。政府的粮食油财政补贴规模1978年只有32.4亿元, 仅1979年就迅速升为78.1亿元, 并且以每一年平均的21.4%的速度快速膨胀, 到1984年已达到209.2亿元, 这在当年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已经很高了。正如Sicular所言, 财政负担的加重加快了收购政策调整的步伐。
在严格的国家统购和超购加价等政策下, 粮食增产和农民收入提高之间存在高度一致性, 随着价格的不断提高和产量的增加, 农民的收入也迅速提高了。为了确保城镇居民“合理”的消费者价格, 政府继续维持平价粮供应, 而以财政支付承担了粮食购销差价。
二是农民卖粮难问题的出现, 促使政府决策层将“流通环节不畅”与收购政策的弊端直接联系起来。“卖粮难”的报道最早出现在1980年, 但当时这只是在局部地区发现的个别现象。考虑到当时最主要的流通组织即国有粮食部门的存储吸纳粮食的能力是有限的, 实际的粮食调运与贸易受到严格限制, 私人粮贩还没有大量出现, 粮食的市场调节能力十分有限,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放大了粮食所谓“过剩”或“多余”的局面。中央政策决策层认识到卖粮难是流通渠道不畅造成的, 流通渠道不畅又是限制流通的政策所致。于是, 1982年12月, 中央政治局通过《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提出进一步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对农民完成统派购任务后的产品 (粮食) 和非统派购产品, 可以灵活购销。农民可以经营可以进城, 可以出县、出省。撤销农副产品外运由归口单位审批的规定 (2) 。但是, 从表2可以看出, 1982年农民出售给国家的粮食份额仍高达92.4%, 市场多渠道流通购买农民的粮食份额只占7.6%。到了1983年, 农民卖给市场的份额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 只占5.6%, 而高达94.4%的粮食是卖给了国家。1984年, 尽管国家收购的粮食总量仍在增加, 由1983年的96.74百万吨上升到107.48百万吨, 但由于1984年是改革之后粮食产量第一次创历史最高峰, 超过4亿吨大关, 农民卖粮食难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虽然1984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商品流通的重要性, “抓生产必须抓流通”, 指出“当前, 流通领域与农村商品生产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 越来越突出”。但是, 1984年解决流通渠道不畅的政策并没有消除全国普遍出现的“卖粮难”、“储粮难”和“运粮难”等现象。
上述问题的严重性, 在1984年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起草的一份政策研究报告中清楚地反映出来。该研究所向中央主管农业的负责人提交的政策建议备忘录提出“积极调整应变”的对策, 即“把新问题当作新机会, 及时结束以国家财力刺激农业的超需求增长, 相机改革农产品购销机制, 使我国农业的持续增长, 逐步建立到靠经济规律来调节的可靠基础上。”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 1986) 。这一政策建议既有助于粮食增长目标摆脱巨额财政补贴的压力, 又有利于解决农民“卖粮难”的流通渠道不畅的难题。更为重要的是, 该政策建议同当时政府“解放思想”的信念以及积极发挥价值规律的商品经济思想理论相一致。
三、1985年粮食市场化改革:政策设计
于是, 在沉重财政补贴负担和农民“卖粮难”的双重压力下, 1985年中央政策决策层接受了上述课题组的政策建议, 正式达成共识, 对长期以来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1985年的中央1号文件发布了这次粮改的主要政策内容。
从1985年开始, 粮食、棉花正式取消了统购, 改为合同定购。定购的粮食按“倒三七”比例计价 (0.3作为原统购价的权数, 0.7作为超购加价的权数) , 形成固定的比例价格。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 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原统购价, 国家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取消粮食统销以后, 任何单位不得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农产品不再受原来经营分工的限制, 实行多渠道直线流通。粮食的经营、加工、消费单位都可以直接与农民签订收购合同, 农民也可以通过合作组织或建立生产者协会, 主动与有关单位协商签订合同。农村销售价格调整以后, 国家供应的粮食仍按计划供应 (王晓明, 2002) 。
从1号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出, 1985年“粮改”政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改革的性质具有显著的市场化取向。1985年的粮改将实行30年的统派购政策下的国家强制性收购粮食的行为改为平等自愿性质的商品交易合同形式, 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农民可以自主地决定将粮食出售给多渠道流通的任一组织或企业。
二是改革的基本形式是合同定购。合同定购的最重要条款是粮食的价格与数量。新的合同价格是按“倒三七”计算的固定比例价格。与原来政府收购价格相比, 新的合同价格比原来的统购价高, 但却比超购价低。关于新的合同价格对粮食生产供给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刺激作用以及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1985年粮食产量的大滑坡存在很多种不同的观点。对于这一点, 下文将给予讨论。
三是改革的保障条件。1985年的粮改方案设置了两个重要的保障条款 (措施) :一是对城镇消费集团既有利益的保护。除了对农村销售价格作出调整之外, 国家对城镇居民供应的粮食仍按平价粮计划供应。这就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震动, 使得改革具有明显的渐进性和局部性。二是对农民设置合同价格的下限。当市场价格低于压统购价时, 国家承诺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虽然, 在20世纪80年代, 粮食市价从未低于统购价, 政府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 但是, 对合同价格设置下限却是我国农业政策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价格保护的问题 (卢锋, 1999) 。
四、1985年粮改政策的后果与争论
1985年粮改之后, 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伴随着粮食价格 (市场价格与合同定购价格) 的下降, 粮食产量出现较大滑坡;二是粮食定购合同的可实施性面临挑战, 自愿的商业合同最终为国家定购性指令所取代。由此, 市场化的改革实验迅速步入了双轨制时期。
首先, 1985年粮改之后, 粮食市场价格和收购价格相对上一年明显下降。其中, 粮食合同收购价格, 如山东的小麦、玉米合同定购价格比上年统购、超购混合平均价格分别下降了3%和4.4% (山东粮食志, 1991) 。与粮食合同价格变动相似, 粮食市场价格在1985年下半年虽有微弱回升, 但全年平均水平仍比1984年略有下降, 由0.49元/公斤降到0.48元/公斤, 由于通货膨胀高达8.8%, 实际粮价下降到0.37元/公斤 (1978年不变价格) , 降幅高达11.9% (卢峰, 1999) 。随着上述两种粮食价格的同步下降。1985年的粮食产量也下降2820万吨, 这是1978年改革之后第一次出现较大幅度的滑坡, 减产幅度达到6.92%, 如表3所示。对于粮食产量减少的原因存在各种各样的解释和争论:一种争论是围绕哪一种价格——即市场价格还是合同定购价格, 还是所谓边际价格会对产量变动产生作用;另一种争论是从土地自然要素投入技术角度看, 是粮食播种面积减少, 还是农业生产灌溉设施等技术因素, 还是自然灾害、气候等随机因素对粮食产量波动的影响作用更大 (3) 。
其次, 1985年粮改的第二个出乎决策层意料之外的结果是粮食合同定购性质的改变与收购 (价格) 双轨制的正式确立。高小蒙等 (1992) 描述了1985年之后, 粮食合同定购任务是如何从中央层层分配到村庄和农户家庭的, 即全国粮食定购任务总量确定以后, 根据各地近年的产量、人均占有量、收购量、平价销售量和调拨量等因素逐级分配, 并适当对收购量偏大的地方予以照顾。粮食定购任务分配到最基层一级 (村或村民小组) 后, 一般是根据承包土地的数量平均分配给每个农户, 并进一步以合同形式加以明确。向基层分配定购任务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 往往要抽调大量人员, 花费一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最后仍会有一些农民拒绝在合同定购书上签字。如山东省粮食志记载, 1985年粮改开始时, 国家同农民签订粮食收购合同, 只强调协商定购, 定多少算多少, 而农民则因国家收购价低于市价怕定多了吃亏。烟台市的4亿公斤粮食定购计划迟迟无法落实, 虽经市政府召开电话会议发动, 但最后仍差3050万公斤没有落实, 实际仅完成34750万公斤, 比计划少了5250万公斤。1985年, 中央分配给山东的粮食定购任务为37.5亿公斤 (贸易粮) , 春季省对地市安排35.5亿公斤, 秋季增至37.5亿公斤, 实际仅完成34.15亿公斤, 占定购任务数91.07%。
在1985年的粮改中, 政府实际上试图放弃国家计划定购任务, 而代之以国家与农户之间自愿签订的订单或“合同”形式。但是, 由于双轨制下市场价格明显高于计划合同价格, 农民普遍不愿意履行“合同”以将粮食出售给政府, 于是政府就在难以低成本控制粮源以确保城镇居民“平价粮”供应的压力之下被迫放弃自愿性收购“合同”政策, 而改为恢复实行具备强制性的“国家定购”政策。这次改革与政策的逆转原因就在于政府的利益受到损失, 或者说, 假若政府不付出代价 (按市场价格收购所需全部粮食) , 就无法实现其政策目标 (保证城镇居民的“平价粮”供给) 。
有关1985年粮改政策的争论同时还涉及对1984年粮食是否存在“过剩”以及1985年粮食产量滑坡的原因的广泛讨论。争论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以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 (粮食体制改革问题课题组) 的研究为代表, 这是一个为当时中央政策决策层所主要采纳和参考的主流观念。作为当时政府的主流观念, 该观点认为1985年粮食存在过剩, 因而1985年粮改政策设计是正确的、必要的。而另一种观点则持相反的看法, 主要代表有农牧渔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1987) 、丁声俊 (1986) 、农牧渔业部政策法规司 (1989) 以及黄道霞 (1990) 等。
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粮食体制改革问题课题组认为, 1982—1984年, “农产品出现了超常规高速增长”, “粮食供给量的增长大大快于粮食消费量的增长。因此, 全国破天荒地出现了粮食的‘低水平相对过剩’。并提出‘控制’或‘调减产量’的主张。同时提出‘抓住电动机加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推进粮食购销体制改革。’” (国务院农研中心五组, 1987)
对于1985年粮食减产的根本原因, 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粮食体制改革问题课题小组认为, “在于1982—1984年粮食增产幅度大大超过了粮食消费的增长, 国家因而采取了控制措施。”“减产幅度大, 除客观因素外, 和实际采取的措施较强有关”。“特别是事实上发出的限购”信号, 对“限产”作用是极大的 (4) 。“1982—1984年粮食增产幅度大大超过了粮食消费的增长, 国家因而采取了控制措施, 农民对此作出了大致正常的反应。”因此, 以此作为农业“衰落的讯号是十分错误的”。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粮食体制改革问题课题认为,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以来粮食供求的波动基本上是正常的。” (国务院农研中心五组, 1987)
而反对国务院农研中心关于1984年粮食“过剩论”的观点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丁声俊较早地指出, “1984年全国粮食供求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 供求平衡并有较多结余, 但粮食不是多得超过限度、消费不完, 因此还谈不上‘过剩’, 也不是什么‘相对过剩’。必须保持清醒头脑, 不要把粮食剩余说成是‘过剩’, 中国粮食的需求量十分巨大, 且将日益增大, 对此不可掉以轻心。粮食生产进难退易, 不可采取‘多了砍, 少了赶’的政策。要抓紧粮食生产。”“我国有些地区一度出现‘卖粮难’, 并不是因为粮食真正太多了, 而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 仓储设施差, 粮食调拨、购销政策不适应, 粮食转化能力低等所造成”。“这是一时的表面现象”。“粮食仍然是我国当前需要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
农牧渔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农村经济增长课题组也认为“不应用适度波动和常规增长来掩饰农业的停滞和萎缩, 因为这种波动不是由经济正当运行节奏所引起的自发波动, 也不是由生产力内在机制制导的波动, 而是一种由于投资真空所加重的农业基础设施的破坏, 并进一步强化了久已存在的资源的危机, 致使农业发展受到了不应有的制约” (5) 。1985年粮食大减产的重要因素是:“对于当时形势错误判断, 导致了决策上的失误。”“失误是从对粮食生产形势的错误判断开始。……把1979年至1984年粮食的非常态供给误作常态供给, 以至对今后粮食供需状况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我国延续二、三十年的粮食紧缺状况已一去不复返了。正是这个错误的判断, 不仅助长了对粮食生产方面的盲目乐观情绪, 还进一步铸成了改革统派购制度过程中的具体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把改革统派购制度放在1984年之后, 主要出于两个考虑, 一是……急于解决国家‘少购’的问题。二是……要解决国家‘少补’的问题”。因此, 与改革统购统销相配套的经济政策的基点是, 取消加价敞开收购政策, 采取压价和限购政策, 在签订1985年秋粮合同时, 一开始就搞封顶数, 强调只准减少, 不准超过, 抑制粮食的增长势头。“封门拒收”政策造成的抑制种粮信号的冲击力, 成为直接导致全国粮食大面积减产的重要因素。
农牧渔业部政策法规司认为, 1985年减产的原因并不像前一时期仅从生产领域作出的经济分析那样简单, 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 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以及受其影响的社会环境存在以超常速度将农民从粮食种植业推到其他种植业和非农产业, 农民正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双重诱导下, 自主地“转业”或“转向”, 做出与国家意愿相背离的选择, 而这种两极选择倾向正在不断扩大。由此, 对1985年的政策失误的批评主要集中在: (1) 错定合同定购粮价“倒三七”, 使新产粮区的定购价低于上年粮食收购的实际价格水平。降低了合同定购粮价, 给农民错发了价格信号。 (2) 1984年农产品全面丰收和供给充裕, 是难得的改革时机。但仅对农产品继续有“放”有“统”, 粮价有“死”有“活”, 粮食购销价格倒挂, 而没有使农产品价格改革一步到位。其结果却事与愿违, 造成农产品比较利益下降。 (3) 在市场不发育、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不当的不协调环境下, 放手进行农业结构调整, 一度调整失控, 使全国粮食播种面积调减过多 (黄道霞, 1988) 。其中, 比较激进的批评如黄道霞指出, “在盲目乐观情绪的支配下, 认为‘粮食生产问题不大了’, 这样上上下下自觉不自觉地减少了对农业的投资。” (6) 粮食政策“失误的根子”是“急于扩大市场调节”。“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 产生了一种‘市场幼稚病’, 迷信市场的调节作用, ……企图以此来解决农副产品的供求矛盾, 达到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作用。” (7)
这一时期对1985年粮食初次市场化改革失败的评价和反思非常深刻地凸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其复杂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后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1985年粮改以及其后的历次粮改都出现了政策目标落空 (极端的情形是要么如1998年粮改后市场价格低迷和农民卖粮难呼声高涨, 要么如1993年粮改后市场粮价急剧攀升带动物价失控) , 而客观上粮食市场化的结果会受到粮食市场供求和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粮食企业和农民的经营行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旦粮食市场化改革目标落空, 主流观念对于改革失败的原因的识别、分析和判定就成为左右粮食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重要决定因素。显然, 对于1985年粮食市场化改革的主流观念发生了分歧和转变, 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的改革方案和评价虽然在改革之前和初期得到政策核心决策层的认同和支持, 但是, 改革之后的粮食市场形势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宏观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迫使政策核心决策层对于农牧渔业部的政策研究机构观点以及社会学术界的批评保持了审慎的关注。在治理宏观经济通货膨胀和整顿经济秩序的背景下, 粮食政策目标序列中粮食产量刺激和供给保障目标开始取代了粮食 (价格) 合同市场化目标的优先地位。这表明, 1985年粮食初次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契机失去了, 有利的改革条件和明确清晰的政策目标同样重要。因此, 政策核心决策层必须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创造充分的条件以及等待下一个机会窗口的出现。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表明, 粮食市场化初期改革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是允许和扩大粮食市场交易的份额, 即1982年开始允许农民自由处理其交售国家统购任务之后的余粮;二是试图改变国家统购的性质, 即由国家强制性的征购转变为国家和农民之间平等的契约交易关系, 这一尝试正是1985年粮改的真实含义和转轨价值。1985年粮食政策的市场化改革和之后历次重要的改革 (如1993年的价格自由化改革、1998年粮改) 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即改革的初始目标多数落空并且出现一定的政策回归, 但是改革的部分制度设计却保留下来且继续对后续的改革产生重要的影响。1985年粮改的重要制度价值是总体上终结了过去完全意义上的国家统购制度, 正式确定了粮食市场价格双轨制的制度基础, 实现粮食合同收购和市场交易开始同步运转。应该说, 1985年的粮改和之后历次粮改还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重要的粮食政策改革一般都与政府沉重的财政补贴不堪重负有关;二是历次改革的最终目标取向是一致的, 即期望在国家、粮食部门或企业和农民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良性的和制度化的交易关系。但遗憾的是, 多次粮食政策改革都能比较容易地解决或减轻政府的财政补贴负担, 却难以形成稳定有效的合同治理关系或粮食订单交易制度。
不过, 自从2001年以后的粮食市场化政策改革却似乎显示出更为成功的效率特征, 如实现了中国粮食产量将近7年持续增长和市场价格的稳定和适度提高。这令人瞩目的改革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既是过去多次渐进式改革累积效果的体现, 也是对过去多次改革经验充分吸收和修正的结果。如和1985年的粮改相对失败比较而言, 2001年以后的粮食市场化改革政策明显修正了过去历次改革包括1985年粮改中存在的缺陷或失误。例如, 一方面, 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 降低粮食生产成本, 从而缓解了粮食市场波动增加可能产生的农民种粮激励下降的风险, 或者说粮食直接补贴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农民抵御市场化改革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 长期的国有粮食企业产权改革和行业竞争性的提高, 增强了粮食企业和农民建立直接长期合约关系机制的激励, 这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平滑粮食市场的波动幅度。当然, 粮食市场的投机行为或价格操纵的情形也仍然是存在的, 不过, 政府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调控粮食市场的经验, 能够在打击粮食市场投机或操纵行为的同时不破坏市场运转的制度基础。政府对粮食市场制度运转的社会科学知识的认识水平和信心的提高, 是过去包括1985年在内的历次粮改都无法比拟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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