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原文及翻译

《贞观政要》原文及翻译（精选11篇）

《贞观政要》原文及翻译 第1篇

《贞观政要》原文及翻译

原文：

贞观九年，岷州都督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又诬告靖谋逆，减死徙边。时有

上言者：旧秦府功臣，请宽其过。太宗曰：“虽是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便开侥幸之路。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①?我必不赦者，正为此也。”

(节选自《贞观政要》)

翻译：

贞观九年，岷州都督高甑生，因为不听李靖的调度指挥，又诬告李靖谋反而犯罪，免于死刑而流放边疆。当时有人为他向唐太宗求情：高甑生是以前您做秦王时的功臣(即很早前就效宗秦王李世民了)，请求您宽恕他的罪过。唐太宗说：“他虽然是很早就有功劳，这功劳确实不能够忘记，但是治理国家需要遵守法令，处理事情也要公正划一;现在如果赦免了他，就开了功臣非分企求的.先例。如果高甑生免于处罚，谁会不企图得到特权?我一定不赦他的缘由，就是这啊。”

《贞观政要》原文及翻译 第2篇

《说苑》日：“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

《礼记》曰：“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然则臣之情伪，知之不难矣。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尽力乎?

(选自《贞观政要》)

4.对下列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萌芽未动，形兆未见 见：显现

B.夙兴夜寐，进贤不懈 夙：早晨

C.不受赠遗，辞禄让赐 遗：遗失

D.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 饰：掩饰

5.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3分)

A.转祸以为福 自以为关中之固

B.面言主之过失 臣之壮也，犹不如人

C.所欲进，则明其美 生，亦我所欲也

D.使主恶布于境内 不拘于时

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臣子行为，有六正六邪的区别。人臣之术，就是要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

B.从人主和人臣的关系上看，六正之臣能够替人主考虑，六邪之臣会替自己考虑。

C.引用《说苑》，意在辨“人臣之行”;引用《礼记》，意在知“臣之情伪”。

D.虽然忠臣、奸臣难以分辨，但只要以礼相待，以法约束，他们都会尽力。

7.翻译下列句子。(10分)

(1)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

(2)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

参考答案：

4.C(3分)

5.C(3分)

6.D(3分)

7.共10分。

(1)用礼仪劝勉君王，用长远的策略使君王明白，顺助美事，纠正恶行，像这样的人，是良臣。(6分。重点词语“勉、喻”，2分;状语后置、判断句，2分，句意，2分)

(2)对内使骨肉之亲分离，对外制造朝廷的混乱。(4分。重点词语“离、构”，2分;句意，2分)

文言文参考译文：

汉代刘向在《说苑》中写道：“臣子的行为，表现为六正六邪。实行六正则臣子光荣，犯了六邪之罪则臣子耻辱。什么是六正呢?一是有先见之明，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臣子能够预见到得失存亡的利害，使君主免于祸患，永保江山稳固，这样的臣子，是圣臣。二是虚心进谏，劝告君主实行礼义，帮助君主成就善事，避免君主犯错误，这样的臣子，是良臣。三是废寝忘食，兢兢业业，不断地为朝廷举荐贤才，不断用古代圣贤的楷模来勉励君主，励精图治，这样的臣子，是忠臣。四是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断绝祸患产生的根源，转危为安，使君主高枕无忧，这样的臣，是智臣。五是奉公守法，不收贿赂，谦让节制，这样的臣子，是贞臣。六是国家混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面指出君主的.过错，这样的臣子，是直臣。以上就是所说的‘六正’。那么六邪是什么呢?一是贪得无厌，不务正业，苟且偷生，没有立场，这样的臣子，是具臣。二是认为君主说的话都是好的，君主的行为都是对的，只会趋炎附势，助长君主的逸乐，不顾严重后果，这样的臣子，是谀臣。三是内心阴险，外表拘谨，八面玲珑，嫉贤妒能，要想提拔谁，就只说好的，隐瞒过失，要想排挤谁，就夸大他的缺点，掩盖他的优点，致使君王赏罚不明，下达的命令又不被执行，这样的臣子，是奸臣。四是凭着自己的机巧辩才，掩过饰非，对内离间骨肉之情，对外制造朝廷混乱，这样的臣子，是谗臣。五是专权霸道，不可一世，私结友党，聚敛财富，伪造君主的诏令，以显贵自居，这样的臣子，是贼臣。六是用邪道歪门迷惑君主，陷君主于不仁不义之境，蒙蔽君主，使他不辨是非曲直，臭名昭彰，这样的臣子，是亡国之臣。这就是所说的‘六邪’。如果贤臣做到六正，避免六邪，那么朝廷就会安宁，国家也会太平。生时为百姓造福，死后被人追忆思念，这就是为臣之道。”

《贞观政要》在明代的地位及影响 第3篇

一、《贞观政要》与明代的皇室教育

在明代, 《贞观政要》同样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 在皇室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统治者不仅将《贞观政要》与《尚书》、《春秋》、《资治通鉴》等书列为太子必读之书, 而且历代皇帝在平日的经筵日讲中也将《贞观政要》列为首选教科书之一。永乐二年 (1404) , 明成祖令“翰林院官日分二员, 同春坊司、经局官讲书。以《五经》、《四书》、《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1]。

明宣宗闻侍臣讲《贞观政要》时说:“唐太宗致治之美, 庶几成康, 实本于此。予尝反覆是书, 谓安天下必先正其身, 未有身正而影曲, 上理而下乱者。”[2]

景泰二年 (1451) , “土木之变”后脱难回京的李贤向代宗呈《上中兴正本疏》, 进献十策, 希望代宗能像自古圣贤之君那样“留心于务学, ……或进陆贽奏议, 或览《贞观政要》。不以炎暑而辍经筵, 不以风雨而罢讲读”[3]272。后来被代宗视为座右铭。

成化四年 (1468) , 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刘定之上疏明宪宗:“愿皇上取其 (注:指明太祖) 御制诸书, 及史臣所纂述宝训, 与《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相间进讲, 既览于古, 又法于近。”[4]

素有“中兴之主”美誉的明孝宗对《贞观政要》一书也极为重视。史称他在位期间“时御经筵, 寒暑不间”, 其经筵日讲的内容除四书五经外, 又“间以《贞观政要》、《通鉴纲目》或《大学衍义》”[5]。其即位之初, 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汤鼐疏请孝宗在文华殿听日讲时应“自《皇明祖训》, 祖训条章, 而始命其讲解敷析, 间取典谟训诰及《贞观政要》、《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书, 日命讲说二三篇, 考验历代帝王兴衰治乱存亡之由, 以为鉴戒”。由孝宗“祖训诸书朕常敬览”[5]的答复可知, 《贞观政要》也是他经常阅读的书目之一。后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曹璘上疏言十事, 亦对孝宗提出了相同的期望, 称《贞观政要》等书“皆深切治道者, 尤宜时经御览以助圣德”[5]。

隆庆初年, “时寒暑皆罢讲”, 因此隆庆四年 (1570) , 太子太保殷士儋奏请明穆宗“如故事, 四时无辍, 并进讲《祖训》及《大学衍义》、《贞观政要》”。明穆宗对此“嘉纳之”[6]5125。隆庆六年 (1572) , 穆宗更是将其作为定制, 命讲官“进午讲, 讲《通鉴节要》及《贞观政要》”[6]1407。

明神宗即位之初亦“益勤史学, 更命进讲《贞观政要》”[7]800。万历九年 (1581) 十二月, 按日讲的课程安排, 第二年春天应该讲《孟子》, 但内阁首辅张居正认为“《贞观政要》一书, 于君德治道实为切要”, 于是奏请“拟于明春即以此书进讲”, 神宗“然之”[8]。万历十年 (1582) 十二月, 大学士张四维等为使皇帝“万几之暇, 时加观览, 以求温故知新”, 又将当年讲过的经书及《贞观政要》一本呈进, 明神宗亦“从之”[8]。可见, 明神宗在位前期对《贞观政要》一书还是比较重视的。虽然后来在万历十六年 (1588) 二月因神宗认为魏征“先事李密, 再事建成, 后事太宗, 忘君事仇, 固非贤者”而命以后讲筵“罢《贞观政要》, 而讲《礼记》”, 但从神宗“然自政要罢后, 次年四月遂不复御文华”的记载[7]63-64, 再加上其二十多年不上朝的记录, 明神宗此举恐怕是他厌倦经筵日讲而找的一个借口。

崇祯帝平日常读之书中亦有《贞观政要》。史称崇祯帝时“《书经大全》、《春秋》、《性理大全》、《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补》、《贞观政要》、《皇明宝训》、《帝鉴图说》、《廿一史》等书, 皆命司礼监提督, 又将经厂印贮之书查进备览”[9]246。

由上观之, 《贞观政要》一书在明代的皇室教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几乎明代的每一位皇帝都将该书作为经筵日讲的重要书目之一, 并赞赏有加, 以期从中汲取治国安民的宝贵经验。

二、《贞观政要》与明代的史籍编纂

《贞观政要》作为一种记载帝王言论和政德体式的政论性史书, 不是史书通常采用的编年体、传记体的写法, 而是分门别类, 按照专题叙述。这种写法观点分明, 条理清晰, 目的是让读者更容易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更方便地从中吸取历史的借鉴。这种体例也为明代的史籍编纂者所效法。

洪武七年 (1374) 五月, 吏部尚书詹同奏请明太祖“请仿唐《贞观政要》, 分辑圣政, 宣示天下”。明太祖对此极为赞赏, 命其辑《皇明宝训》, “乃分四十类, 凡五卷”, 并规定“嗣后凡有政迹, 史官日记录之, 随类增入焉”[6]3928。随后, 翰林侍讲学士宋濂等于洪武八年 (1375) 所撰《洪武圣政记》亦“略仿《贞观政要》之例, 标题分记。分严祀事、正大本、肃军政、绝倖位、定民志、新旧俗六类”[10]474。

成化年间, 官至南京兵部武库司郎中的娄性撰《明政要》共二十卷, 该书亦“仿《贞观政要》之体, 编载明太祖、太宗、仁宗、宣宗、英宗五朝之事。凡四百五十二条, 分类四十”[10]479。

弘治五年 (1492) , 时任礼部尚书的丘濬上《访求遗书疏》, 奏请加强典籍的管理工作, 自学士而下, 至于专司其职的掌管典籍各官, 要积极清理现存图书, 访求所缺。珍贵的图籍, 务必抄誊正副, 使“一书而有数本, 藏贮而有异所”, 而对于那些“辞语近质, 不可行远, 卷帙浩繁, 难以尽布”的书籍, 则“请如洪武六年翰林学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历以为宝训事, 例仿唐人《贞观政要》体制, 将前项书籍, 撮其旨要, 举其宏纲, 分门别类, 以成一书。命工刻梓, 颁布天下, 垂宪后世”[3]。明孝宗嘉纳丘濬所请, 并立即下诏访求遗书, 按其所请付诸实施。

嘉靖七年 (1528) , 大学士张璁奏请明世宗仿照《贞观政要》、《洪武圣政记》体例对嘉靖朝的史事“命官编纂, 以年日月为先后, 集以成卷”, 并建议编成后“宜名为《嘉靖政要》, 或名为《嘉靖圣政记》”[11]。此中不免体现出张璁阿谀奉承之嫌, 但也反映出《贞观政要》一书之体例在当时确有较大影响。

宗室文人朱睦柜挈是嘉靖、万历年间的藏书家、著述家、目录学家, 曾撰《圣典》二十四卷, 该书“纪太祖开国事迹, 分八十一目。仿《贞观政要》之体, 视宋濂《洪武圣政纪》所载较详”[10]485。

万历三十年 (1602) , 南京礼部郎中陈治本、工部郎中吕允昌、礼部主事朱锦等依据万历以前除建文、景泰两朝外其余十朝实录而编纂《明宝训》一书, 该书共四十卷, “分类编载, 门目大同小异, 皆以《贞观政要》为式云”[10]487。

崇祯十年 (1637) , 赵元祉撰成《定保录》一书, 亦“以明诸帝事迹, 仿《贞观政要》之体, 分修身、尊贤、训储、纳谏、驭臣、严宦寺、子民、诘戎兵、帝训为九类”[10]489。

由于《贞观政要》一书的体例突破了以往史书编年体、传记体等传统写法, 使读者能够较为清晰地掌握事件的来龙去脉, 因此这一体例既受到了明代史官的青睐, 也被私修史书者频频效仿, 对明代的史籍编纂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贞观政要》在明代的刊刻流传

《贞观政要》自问世以来, 曾经过多次校对、刊刻, 因此各种抄本、刊本众多。多本并行的结果不可避免会出现传写错漏。鉴于此, 明代统治者也曾两度对其进行重校、刊刻。第一次是在明太祖洪武三年 (1370) , 宋濂以“中秘本”重校、重刻;第二次是在成化元年 (1465) , 明宪宗“偶阅《贞观政要》, 喜其切于时政”, 遂命“重加梓刻, 以付讲筵”[4], 并亲自为新刊的《贞观政要》本作了序言。

除上面所讲中央机构刻本外, 《贞观政要》还有书坊刻本与藩府刻本两种。明初朱元璋免除了前代的书籍税, 允许各种机构自由刻书, 使得当时民间书坊林立, 刻书颇多, 传统的经史子集书籍均有涉及。国内现存明代《贞观政要》书坊刻本主要有两种体系, 一为勤有堂刻本, 一为遵正堂刻本。在明代, 各地的藩王被严格限制参与政治斗争, 但在其他方面限制不多, 又因其有一定经济实力, 所以很多藩府从事文化事业, 对于藏书刻书较为热衷, 并成为一种风气。藩府刻书始于洪武末, 讫于崇祯末年, 与朱明一朝相始终。我们现在可以大致确定明代藩府中有蜀王府和崇王府两家刻过《贞观政要》一书[12]。

明初, 在免除书籍税、各种机构可以自由刻书的情况下, 上到中央内府, 下到地方书坊, 都对《贞观政要》进行过刻印。可以推知, 《贞观政要》一书在明代的影响已不仅仅限于统治阶层, 连平民百姓亦有接触。

《贞观政要》是一本古代帝王治国安民的政论性史书, 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唐太宗这个杰出的政治家和魏征、房玄龄等一代名臣联手开创的盛世——贞观之治的历史面貌。它涉及的诸多问题受到了包括明代在内的历代统治者的重视, 在皇室教育、史籍编纂、书籍刊刻等方面对明代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书中提出的任贤纳谏、惩治腐败、教育子女、重视文化教育、尊师重道及增进民族团结等方面的诸多观点和施政措施, 同样值得我们后人不断研究和探索, 以期“古为今用”。

摘要：推翻蒙元统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朝, 在“法祖汉唐”思想的指导下, 统治者对《贞观政要》一书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因此该书对明代的皇室教育、史籍编纂、书籍刊刻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贞观政要》原文及翻译 第4篇

作者：吴兢

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汉、晋以来，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以至于灭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爱，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诸王承宠遇之恩有过厚者，臣之愚虑，不惟虑其恃恩骄矜也。昔魏武帝宠树陈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从而畏之也。此则武帝之宠陈思，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而每年别加优赐，曾无纪极。俚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圣创业，岂惟处置见在子弟而已，当须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赐物百段。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给魏王泰府料物，有逾于皇太子，上疏谏曰：“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道亚霄极，甚为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与王者共之。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而先王必本于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伏惟陛下功超万古，道冠百王，发施号令，为世作法。一日万机，或未尽美，臣职谏诤，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传》曰：‘臣闻爱子教以义方。’忠、孝、恭、俭，义方之谓。昔汉窦太后及景帝并不识义方之理，遂骄恣梁孝王，封四十余城，苑方三百里，大营宫室，复道弥望，积财镪巨万计，出警入跸，小不得意，发病而死。宣帝亦骄恣淮阳王，几至于败，赖其辅以退让之臣，仅乃获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愿恒存礼训，妙择师傅，示其成败。既敦之以节俭，又劝之以文学。惟忠惟孝，因而奖之道德齐礼，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曰：“养百姓最急。”黄门侍郎刘洎曰：“抚四夷急。”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传》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斯而言，礼义为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岁久。岁久则分义情深，非意窥窬，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过四考。”

译文

作者：佚名

贞观七年，唐太宗封吴王李恪为齐州都督。唐太宗对侍臣们说道：“父子之间，哪有不想经常团聚在一起的呢?但家事国事有所不同，必须让他们出去担当重任，作为国家的屏障。并且要让他们及早明白自己的职责，断绝他们对太子位置的野心。这样，我死了之后，也能让他们兄弟之间没有危亡的祸患。”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汉、晋以来，所分封的诸王都因为所给的权势不合适，没有预先定好各自的地位，才会有灭亡的灾祸。君主大都很清楚这种情况，但沉溺于私爱，因而没有借鉴‘前车之鉴，后车之覆’的教训。现在诸王当中，有的过于受宠，我担心的不仅是他们倚仗宠爱而骄奢自大。从前魏武帝曹操宠爱陈思王曹植，到文帝曹丕即位后，对陈思王监视禁闭，把他当成监狱里的囚犯，这是由于先皇加恩太多，继位的君主加倍提防他的缘故。这说明魏武帝宠爱陈思王，反而害了他啊!而且皇帝的儿子何愁不富贵，身封大国，食邑户数不少，衣食无愁，还需要什么呢?而且陛下每年还另外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全无规定限制。俗话说：‘穷了不用学节俭，富了不用学奢侈。’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如今陛下创业的目的，难道仅仅是处理安置现在的子弟吗?陛下现在应该制定长远的规章，让万世遵照执行。”疏奏呈上后，太宗相当赞赏，于是赏赐马周绢帛百段。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因为每天供给魏王府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太子，于是向唐太宗进谏说：“古代圣人制定的礼义，是尊重嫡子，不重旁支的。作为太子，地位极其尊贵，日用的东西与钱财货物不加限制，跟君主没有什么两样。庶子地位低下，不得与太子一样享受同样多的俸禄，这也是用来防止嫌疑，以便根除祸乱的根源。可是古代的圣王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为基础，然后才制定国家法律。他们知道有国家，必然有亲疏贵贱，虽然一般人的子女也值得疼爱，但不得超过尊贵的太子，这种法体必须尊崇。如果不能确立各人的名分，就会造成应当亲近的人却被疏远，应当尊敬的人却被冷落的局面。这样，谄媚取巧之徒就会乘机兴风作浪，以个人恩怨危害国家，捕风捉影。臣希望陛下为国家制定明确的法令，颁布执行，让您的功勋流传千代，成为后世帝王的.楷模。陛下日理万机，或许还有些事情做得不够完美。我的职责是指正您的过失，不容许有沉默不言的时候。我发觉供奉给太子的东西比魏王还少，朝廷上下听说了这件事后，都觉得做得不妥。《左传》上说：“我听说爱孩子要用礼义来教导他。‘忠、孝、恭、俭’，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过去汉代窦太后和汉景帝不知道‘义’中所蕴涵的道理，于是娇宠梁孝王，封给他四十余座城池，封地达到方圆三百余里。梁孝王骄纵奢侈，大肆修建宫室，他的宫室四处可见，所费钱财更是数以万计，他出入都城威风凛凛，不可一世;谁知他遇上不得意的事情，竟然发病而死。宣帝也娇惯淮阳王，差点造成汉的败落，最后仰赖退让之臣的辅佐，才获得幸免。何况魏王年龄还小，涉世未深，我希望皇上经常用礼义加以训导，选择良师教他兴亡成败的道理，既接受礼义方面的教导，又接受文学方面的熏陶。这样既通过忠孝进行教育，又用道德礼义加以约束，必然能使他成为有用的人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人的教化方法。”太宗听了他的话，十分赞许。

《贞观政要》原文及翻译 第5篇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跋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①，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妨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

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

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事败，皆捕斩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②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选自《贞观政要》)

注①提封：指国内、四境之内。②建牙：建立官署。

4．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绥：击败

B．戎狄豺狼，不可厌也 厌：厌倦

C．孝武扬威远略 略：谋略

D．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 犯：侵犯

解析A．绥，安抚；B.厌，满足；C.略，侵略。

答案D

5．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3分)()

A．化中国以信 斧斤以时入山林

B．未悟其有益也 其孰能讥之乎

C．若即劳役，恐致妨损 若不阙秦，将焉取之

D．因谓侍臣曰 因之以饥馑

解析A．用，介词/按照，介词；B.这种做法，代词/表示反问语气，副词；C.如果，连词；D.于是，就，连词/接着，动词。

答案C

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自从突厥颉利可汗被打败后，有很多归降的部落首领在朝廷做官，五品以上官员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在朝官员的一半。

B．太宗派遣使者招降鲜卑拓跋氏，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样做没有益处，上疏陈述理由，但太宗没有采纳他的奏言。

C．都督李大亮认为，招降突厥会耗费国家财力，妨碍百姓的耕作，引起百姓反感，百姓不能接纳他们，对中原没有益处。

D．贞观十三年，突利可汗的弟弟发动叛乱，最后兵败被杀。太宗因此后悔以前的做法，就让突厥旧部回到黄河以北居住。

解析“引起百姓反感，百姓不能接纳他们”文中没有这样的内容。

答案C

7．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6分)

(2)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4分)

答案(1)所以周天子爱民而排除外族，就延续了八百年的帝业；秦始皇轻率发动战争对付胡人，所以四十年便绝灭了。

(2)当初，我不采纳魏徵的建议，终于感觉到烦劳破费一天比一天厉害，几乎失去了长治久安的好方法。

参考译文

自从突厥颉利被打败后，来归降的各部落首领，都封为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官员就有一百多人，几乎达到了在朝任职官员的一半。当时只有鲜卑拓跋氏没有归降，唐太宗又派遣使者安抚招降，使者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样做无济于事，只能使国家破费，于是上疏说：“臣下听说要安抚远邦必先安定近邦。中原的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四方藩邦之人，犹如枝叶，损伤根本来使枝叶繁茂，来求得长久的平安，没有这样的.事。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用信义来教化中原，用权变来驾驭藩邦。所以《春秋》说：‘戎、狄如同豺狼，不能满足；华夏各国是与我们亲近的，不能抛弃。’自从陛下统治天下，十分注意巩固根本，老百姓生活安乐，兵力得到了加强，九州之内殷实富足，四方夷狄自然臣服。如今朝廷招降突厥，虽然他们加入我朝版图，臣下愚蠢，觉得烦劳破费，没有领会到这种做法有什么益处。黄河以西的百姓，有镇守和防御藩邦的作用，但这里州县萧条，人口稀少。再加上隋末战乱，破坏和耗费特别多，突厥未平定之前，他们尚未安定生产，匈奴势力衰弱后，百姓才开始回到田地中，如果马上役使他们，恐怕会妨碍他们耕作、损害他们利益。以臣的想法，请求陛下停止安抚招降。并且称为蛮荒的外邦，即使愿意臣服也不要接纳。所以周天子爱民而排除外族，就延续了八百年的帝业；秦始皇轻率发动战争对付胡人，所以四十年便绝灭了。汉文帝养兵镇守，天下丰收安宁；汉武帝张扬威名向边远地区扩张，致使天下空虚损耗殆尽，后来虽然有轮台之悔，但已追悔莫及了。至于到了隋代，很早就夺取了伊吾，后又征服了鄯善，得到之后才知道为此而损耗的日渐增多，招徕了外邦却使国内空虚，只有损害没有益处。远察秦、汉，近看隋代，他们的动静变化，国家的安宁危亡，都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伊吾虽已臣服，但远在边关荒漠之地，那里的人不是华夏种族，土地也多荒漠盐碱。

《贞观政要·诚信》文言文翻译 第6篇

文言文的翻译方法有很多，大家掌握了吗？下面是《贞观政要·诚信》原文及翻译，为大家提供参考。

【原文】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译文】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斥退皇帝身边那些佞邪的小人，唐太宗对上书的`人说：“我任用的人，都认为他是贤臣，你知道佞臣是谁吗？”那人回答说：“我住在民间，的确不知道谁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来试一试身边的大臣们，如果谁不怕雷霆之怒，直言进谏，那就是正直的人。

如果谁一味依顺陛下，不分曲直地迎合皇上的意见，那就是佞邪的人。”唐太宗回头对封德彝说：“流水是否清浊，关键在于源头。君主是施政的源头，臣民就好比流水，君主自行欺诈妄为，却要臣下行为正直，那就好比是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言行多诡诈，所以很看不起他的为人，现在如果让我也这么做，不是让我效仿他吗？这不是实行政治教化的办法！”于是，唐太宗又对上书的人说：“我要使诚信行于天下，不想用诈骗的行为损坏社会风气，你的话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纳。”

文言文的翻译方法

1、保留法：

即文言文中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官名、爵名、谥号、庙号、年号、书名，等等，不必翻译。

2、加字法：

即在单音节词前或后加字，使之成为双音节词或短语。

3、解释法：

即对某个词怎么解释就怎么翻译。

4、转述法：

用符合现代汉语习惯的词语来表述用了某种修辞格的词语。

5、改写法：

即将文言文中习惯用语改译为现代说法。

6、补充法：

即先补上文言句中的省略成分，然后再翻译。

7、调序法：

《贞观政要》伦理思想研究述要 第7篇

一、《贞观政要》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述要

《贞观政要》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为目前伦理思想研究中成果最丰硕的部分。研究在《贞观政要》的德治主义的价值取向方面达成一致。之所以形成德治主义的伦理精神, 却形成两种观点。其一如《君德论——〈贞观政要〉研究》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年) 一书认为, 由于作者的价值取向, 对太宗的记述并未从法家法术势的角度立意, 而是从儒家的德治为本的角度记述贞观政事史实的。另一观点则在于贞观君臣的价值取向。对此, 不同时期问世的研究, 如《孔子思想在初唐》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85/02) , 《唐太宗的政治哲学探析》 (《北方论丛》, 1998/03) 和《从贞观之治看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与历史价值》 (《哲学研究》, 2002/09) 等都阐明了这一点。而《从贞观之治看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与历史价值》还强调贞观之治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将该理念变成现实的案例。然据考证, 《贞观政要》的德治思想既有吴竞的故意, 元戈直批评唐太宗“于圣人之仁义, 盖外似而内违, 名同而实乖”即为一证, 亦有君臣政治价值取向的客观事实。两者在研究中绝不可偏废。

继而, 论者以民主原则、民本原则和宽容原则概括《贞观政要》德治主义的伦理原则。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问世的论文多围绕其民主原则展开, 体现“文革”后中国政治痛定思痛后的励精图治。在《试论唐初贞观朝廷内部的民主风气》 (《黑龙江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79/04) 中, 作者论述了君臣间通过纳谏与谏诤的民主方式实现德治。但这种行为是否可用“民主”加以概括值得商榷, 文本的诠释必须从文本与其社会文化语境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 “我注六经”非解读历史的正确方法。“民本原则”历来为学界研究之重, 一来因为君民关系为贞观社会改革之重要内容, 而“以民为本”则完整再现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之精髓, 反映了贞观之治的德治主义本质。如《论贞观民本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1/06) 等文皆论述了贞观政治以民生、民心为重的政治事迹。二来借古鉴今, 以求当今为政者警诫。此为《要顺乎民心》 (《秘书之友》, 1995/10) 等文之主旨。而“宽容原则”则主要为刘炬系列论文的主题。研究以“宽容政策”出发分析唐盛衰的原因, 不失为诠释历史发展的匠心之法, 但当视其为深层甚至唯一的原因时, 就不免落入政治决定论的窠臼。

君德理是目前研究得最深入全面的部分。其中, 集大成者非《君德论———〈贞观政要〉研究》一书莫属。书中将君主的政德分为君主个体的行政道德, 对待臣吏的道德, 以及对待百姓的道德。该书既是对于此前相关研究的总结,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部分的研究画上的句号, 此后的研究基本无出其右。

与君德研究相比, 官德的研究存在严重不足。“贞观官德”的概念首次明确地出现在《重视我国历史上的官德思想研究》 (《道德与文明》, 1995/06) 一文中, 但鉴于其成文的缘由:为《君德论》撰序, “官德”于此在逻辑上就变得模糊不清:究竟意指“君德”还是“官德”?此后, 《浅议“贞观之治”的法治, 德治及官德》 (《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06) 一文开始正式使用“官德”来概括贞观官吏的政治道德。该文试图阐述贞观德、法并举, 官德之于贞观之治的影响, 然而在论述中, 君德的“在场”使得“法治与德治”实为对以往“君德”的论述, 而官德亦为君德的必然结果。此为新瓶装老酒的研究。同时, 该文以为“吏风的道德层面意义即为官德”, 但隋唐时期官与吏已截然分开, 两者存在一条明确的界线[2]。《论〈贞观政要〉的官德思想》 (《伦理学研究》, 2007/05) 一文批判了以往局限于“帝王学”的研究之偏颇性, 论证了《贞观政要》作为官箴书的地位, 概括了七个层面的官德内容。该文为国内目前唯一专述贞观官德的文章, 填补了学界在此领域的空白。但是, 由于作者的史学背景和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取向, 文章将研究定格于贞观时期, 缺乏继往开来的审视, 使得研究呈现静态的特征;且未将官德置于宏观的社会道德系统内, 立体展现官德在其中的功能, 缺乏综合、系统性视角, 使得该文仍为传统平面性的研究。

二、《贞观政要》法律伦理思想研究述要

贞观之治将法家的治国思想与儒家德治思想完美地结合且付诸实践, 使得律令制度成为赋予唐帝国以特色的重要内容, 以此形成的《武德律》、《贞观律》和《唐律》被视为中国传统正统法学之经典。故研究者多结合唐律, 从贞观的立法原则、守法执法等方面展开对《贞观政要》法律思想的探讨。研究的首次高潮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 体现“文革”后人们重建正常法律秩序之企望;第二个高潮出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晚期, 表达这一时期的人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要求健全法律制度的愿望。然而, 至今尚无一篇或一部专述其法律伦理思想的研究。故这里仅就现有论著中体现出的法律伦理精神, 立法执法所蕴含的伦理原则和贞观刑法中的道德性加以综合述评。

在德治主义指导下, 贞观君臣虽然认为法律对治国至关重要, 但刑法却为实现仁义之方, 故法律的基本精神应为“工具主义”[3]。第一次高潮时陆续发表的论著, 如《唐太宗的法律思想》 (《文史哲》, 1985/03) , 90年代和本世纪问世的论著, 如《论〈贞观政要〉中唐太宗的法律思想》 (《华夏文化》, 2004/01) , 都指出这种“德主刑辅”的理念。早期研究对此多为赞誉, 认为唐太宗引礼入法开创了传统法律史上的新局面, 对后世王朝法律产生了积极影响。但随着对法和法制认识的深入, 学者更加关注其对中华法系和国民性的负面影响。如《礼与法》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年) 指出, “德礼为本, 刑罚为用”之法典化使得中华法系被深深地打上伦理道德的烙印, 很难形成普遍、独立的法系。法服务、服从于等级之礼, 等级主义与人情主义便成为传统刑法的特征, 从而导致国民意识中平等、公正等民主意识弱化与泯灭[4]。同时, “引礼入法”既消解了法律的客观性, 也造成道德的法典化和严酷性。“三纲”是唐律一以贯之的指导原则, 并被列为“十恶”之大罪, 即为其典型的表现[5]。这些评析应是客观中肯的。在人治主义的传统中国, 法的这一伦理精神虽然是一以贯之的共性, 然而鉴于《贞观政要》的这种伦理精神所具有的承上启下之功用, 又可谓其特性。

在德治主义和“以礼入刑”的法律精神下, 贞观法律强调的是宽容和公平公正的伦理原则。研究显示, 宽容原则主要体现在立法、执法方面的人性、人道。“慎杀恤刑”是宽容原则的具体表达。“慎杀”体现唐太宗重视生命的可贵伦理精神。贞观十一年颁行天下的《贞观律》体现了“务在宽简”的法律思想, 该律为中国现存最早最系统的成文法典《唐律疏议》之主体, 其律比隋律减少大辟者达92条, 以至于贞观四年“断死刑, 天下二十九人, 几致刑措” (《贞观政要·刑法》) [6]。“恤刑”则表达唐太宗尊重生命的人道主义。唐太宗不仅废除连坐的酷刑, 而且取消诸多残害人体的刑律, 使贞观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轻刑时期[7]。在追溯贞观实行宽容原则的原因时, 除了业已被不断探究的隋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展示的巨大摧毁性力量, 以及管理集团对儒学的尊奉外, 贞观君臣关于人性善的认同应当也是其中重要因素。但该部分尚未有人研究。

公平和正义原则体现出执法过程中对象的平等性和量刑上的公正性。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非常可观。这些研究依据唐太宗“法者非一人之法, 乃天下之法” (《贞观政要·公平》) 的思想, 认为法律被视为贞观全民的行为准则。且统治阶层注意“赏不遗疏远, 罚不阿亲贵, 以公平为规矩, 以仁义为准绳” (同上) 。臣对民要据法断罪, 按罪以罚, 不可“罪非其辜”, 不容许出现“舞文弄法, 曲成其罪”的现象。由于坚持执法如一, 从而出现“民知罪之无私, 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 故尽力以效忠”的情况。很多的研究者也深刻地指出, 唐律的这种追求公平正义的法律伦理原则固然为传统法律精神之圭臬, 但唐初也是等级特权思想法典化的关键时期。贵族官吏可以减免刑罚, 良贱异法的内容被正式写入国家大法。在这样一套完整严密的制度保护下, 绝大多数贵族官吏犯罪后却能减免刑罚, 逃脱刑罚的实际执行[5]。由此观之, 贞观之平等正义法律伦理原则实又为典型的特权主义。

贞观法律的德性被集中概括为“诚信”。傅礼白先生对此语焉甚详, 他认为贞观视法之本质为国之大信, 法律失信, 社会秩序的根基就会被毁坏, 是以法律诚信是政治诚信的基础, 甚至高于皇帝个人的信用[8]。其他的研究者从贞观律的“定一”和“永式”来论证其的“诚信”。如《论唐太宗李世民的法律思想》 (《社会科学辑刊》, 1981/02) 强调两者意在维持贞观律的长久性和连续性, 以使国家取信于民。反之, 若法令朝令夕改, 就会使百姓“奸诈益生”, 还会滋生腐败。鉴于当今中国的法律使政府难以取信于民, 贞观律的诚信已成为学界重笔发挥的内容。但亦有傅礼白、彭炳金等学者理性地分析:虽然唐太宗有法须守恒以维护其信用的思想, 但由于政体的性质及其他主客观因素, 唐太宗自乱其法, 失信于民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 尤其是在贞观中后期。而这是今后的研究者需要综合考虑的。

由于贞观政治的德治主义和法律的“工具主义”取向, 公平公正的伦理精神和法律“诚信”的落实凭借的不是制度的完善, 程序的正义, 而是君、臣、吏的德性。这样, 法律伦理的研究必须回到政治伦理层面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述评, 目前学界关于《贞观政要》伦理思想的研究虽取得一些成就, 但整体上仍存在诸多不足, 如研究领域有待拓展, 研究内容需进一步深入和理性化, 研究方法因囿于分析、概括和比较的传统三段论模式而亟待更新。一言蔽之, 《贞观政要》伦理思想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空间。假以时日, 《贞观政要》必将迎来对其伦理研究的新高潮。

摘要：《贞观政要》是唐史官吴兢编撰的一部政治性论著, 学界对其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 其他领域的伦理研究尚待起步。而目前的研究成果也存在内容与方法等方面局限性, 这必将肇始《贞观政要》伦理思想研究的新高潮。

关键词：《贞观政要》,政治伦理,法律伦理

参考文献

[1]之所以强调“学术性研究”, 因为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 国内曾出现《贞观政要》研究的热潮, 但该研究都是基于社会主义感情和政治热情的“伪历史主义”的“揭穿” (克罗齐语) , 非客观、理性化的学术研究。

[2]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M].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3]王立民.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4]赖早兴.刑法平等论[M].法律出版社, 2006.

[5]马小红.中国法律思想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6]陈秉贞.唐太宗的法律思想及其影响[J].史学月刊, 2002 (171) .

[7]王威宣.唐太宗的法律思想[J].文史哲, 1985 (3) .

《贞观政要》阅读答案 第8篇

【甲】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讳、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选自《出师表》）

【乙】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日：“汉、魏以来，诸葛亮为丞相，甚平直。尝表①废廖立、李严②于南中。立闻亮卒，泣日：‘吾其左衽③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④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⑤等岂可不企慕及之？”

（选自《贞观政要》，有改动）[注](D表：指上表建议。②廖立、李严：蜀汉之臣。③左衽 (ren)：古代少数民族衣襟左开，借指异族入侵而亡国。④陈寿：西晋人，著有《三国志》。⑤卿。古代君对臣的称谓。

(1)解释下面句子中加点的词语。（3分）

①志虑忠纯：

②悉以咨之；③严闻亮卒：

(2)下雨句子中加点词意思相同的一组是（3分）( )

A太宗谓房玄龄等日太守谓谁（《醉翁亭记》）

B尝表废廖立、李严于南中予尝求古仁人之心（《岳阳楼记》）

C立闻亮卒卒获有所闻（《送东阳马生序》）

D．发病而死舜发于畎亩之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3)请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句子。（6分）

①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②诸葛亮为丞相，甚平直。

(4)请用“／”给下面句子断句。（断两处）（2分）

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

(5)【乙】文中哪句话最能诠释诸葛亮提出的“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的主张？（请用原文回答）(3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1)①忠诚②商议，询问③听到，听说

(2)B【解析】此题考查考生对文言文一词多义现象的分析理解能力，要结合句意推测，难度适中。

A项依次解释为“对……说”，“为，是”；C项依次解释为“死”，“终于，最终”；D项依次解释为“生”，“兴起，指被任用”。B项，两个“尝”意思相同，都是“曾经”的意思。

(3)①因此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给陛下（使用）。

②诸葛亮做丞相，非常公平正直。

《贞观政要》阅读答案 第9篇

【甲】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乙】 治国安民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节选自唐·吴兢《贞观政要》)

【小题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4分)

(1)患有所不辟也： (2)贤者能而丧耳：

(3)征求无已： (4)遂得徭役不兴：

【小题2】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4分)

(1)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2)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

【小题3】请用/为下列两个句子标上正确的停顿。(每句标一处)(2分)

(1)由 是 则 可 以 辟 患 而 有 不 为 也 (2)此 皆 朕 所 目 见

【小题4】乙文中唐太宗使百姓安乐的措施是什么?(用文中句子回答)(2分)

【小题5】甲文所倡导的义对乙文的治国安民有何重要意义?请联系实际谈谈你的看法。(3分)

答案

【小题1】1)同避，躲避 (2)罢了 (3)停止 (4)兴起、发生(每题1分，计4分)

【小题2】(1)不仅是贤德的人有这种思想，人人都有这种思想。(2分)

(2)治国好比栽树，只要树根稳固不动摇，就能枝繁叶茂。(2分)

【小题3】(1)由是则可以辟患 / 而有不为也 (2)此 / 皆朕所目见 (每题1分，计2分)

【小题4】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2分)

【小题5】甲文所倡导的义是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大义，正是乙文统治者所追求，才使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从而更有利于更好地管理国家，让百姓安乐。(意对即可，3分)

解析【小题1】

试题分析：文言实虚词的考查，最常见的命题形式是，指定文中若干个词让学生作解释。要求解释的词，虚词要能辨出一词多义;实词，要识记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用法。如，虚词耳的用法;实词辟通假字现象。

考点：理解常见文言实虚词在文中的含义。能力层级为理解B。

【小题2】

试题分析：翻译文句，应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翻译文句时要做到字字落实，要特别注意对关键词语的把握，着眼于表达原句的意思，一般用对译法、替换法、调整法、保留法、增补法、删削法等办法进行翻译。此处注意是摇等重点字词的理解。

考点：理解或翻译文中的句子。能力层级为理解B。

【小题3】

试题分析：一般来说，主谓之间应该有停顿，句领起全句的语气词后应该有停顿，几个连动的成分之间也应该有停顿。所以划分句子节奏时，除了要考虑句子的意思，还要考虑句子的结构，比如句子的主谓———宾有时还要注意一些特殊的用法。

考点：理解或翻译文中的句子。能力层级为理解B。

【小题4】

试题分析：这是文言文中内容理解考点。学生筛选并提取文言文阅读语料中的信息，是建立在文章理解基础上的考查方式，促进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达到读懂读通的目的，能够用原文的材料来解决问题。

考点：筛选文言文的信息。能力层级为C。

【小题5】

试题分析：联系生活实际，个性化感悟是近几年文言文中考种常见的题型之一，是课内文言文阅读的拓展迁移。要求在理解文章内容、把握文章主旨及作者观点态度的基础上，能联系社会、生活的实际和个人认识，对文章做出评价，阐发个性化的有创意的阅读。学生能扣住观点，说出自己的感悟，并能联系生活实际，扣原文主题进行小结。

读贞观政要有感 第10篇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是对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和全面介绍的政论性专史。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的作者吴兢是唐朝人，据估计，他花大量心血写成此书的目的主要有：

一、出于对“贞观之治”的仰慕；

二、出于对当朝统治者的期望。虽然《贞观政要》是一部史书，但是它突破了史书的普遍性的写作方式，《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书、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以古为镜为主旨，以君臣政论为内容，通过对话答辩的方式表达。书中主要记述了唐太宗与45位大臣的争论或奏疏。

《贞观政要》分40篇，每篇围绕一个中心问题以君臣对话或奏疏的形式进行深刻阐述，内容细致深刻。又以时间为第二排列顺序，一来有利行文，二来也可清晰地呈现唐太宗君臣的思想发展历程。而值得思考的是作者吴兢对这些篇章的编排方式，比较明显的是作者把“君道”作为第一篇，“慎终”作为最后一篇，其实这是有很深的寓意，这些我们都不难发现。

在封建社会，君主是维系一个王朝的关键，皇帝的英明或昏聩对全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影响极大，正如书中魏征所说：“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吴兢把君主的个人素质看得十分重要，可以说，《贞观政要》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不断提高君主的个人素质，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全书第二篇到第四十篇全都是围绕着第一篇“君道”这个主题来的。因而，“君道第一”这个排列方式体现了作者的深切期望和政治思想。

作者写书的目的体现在第四十篇——慎终。自古“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多少王朝、君主，无论开始如何“善”，最终都免不了“衰”，不得不说是历史的悲剧，连唐太宗这样英明的君主，后期面对自己的功业，骄逸情绪逐渐滋长。因而，“慎终”不仅仅是说说而已，现实中是极难挑战的，也是对君王个人素质的最重要的考验。由此亦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是非。”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皇帝李世民，在他最得力的诤臣魏征死后所发出的感慨。《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一样，都是写给统治阶级看的，希望当时的统治者能以史为鉴，长治久安。

但不论是秦始皇、李世民、魏征还是吴兢，都无法做到千秋万代、与世长存。这主要是由于不能指望李世民的子子孙孙都像他那样善于汲取历史教训。当然，李世民“以为鉴”的历史，并不见得都是真实无误的。

历史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纵然是一向被称为“信史”的《贞观政要》，也有太多杜撰的、或是想当然的内容。例如有关三代以前的记述，就很难说有多大成份是史实，又有多大成份来源于神话和传说。再如“嚼碎张巡齿”的记载，也是夸张多于事实——除非当时张巡正在害牙病，那就和对敌人的仇恨关系不大了。

但“历史虚无主义”却是绝对不可取的。要求史书所载百分之百真实可靠，本来就是不现实的要求。毕竟，史家们正努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虽然这是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但我相信，史家们所记载的内容，还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毕竟周公有过大权独揽的经历，毕竟王莽有过礼贤下士的表现，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至于如果“当初”他们真的“身便死”了，那不是还有“盖棺论定”一说吗？

“以史为鉴”并不因史书内容有杜撰部分而失去意义——就连完全杜撰的小说尚且有不可估量的借鉴意义，何况史实远远多于杜撰的史书呢？

和其他所有史书一样，《贞观政要》也渗进了许多神话、传说以及作者想当然地杜撰的内容，但这并无损于它的伟大。读到“嚼碎张巡齿”这一段时，没必要深究他的牙齿究竟是怎么碎的，他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却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脑海。读到将士们箭尽粮绝，张巡把自己的小妾给将士们分食了的时候，于残忍、冷酷、血腥的感觉之外，也无法不油然而生对张巡的无限敬意。这样恨敌入骨、坚忍如狼的张巡，力尽被俘后如果不是大义凛然、慷慨就义，那才是真正不可想象的怪事！至于他的牙齿究竟是怎么碎的，恐怕不会有一丝一毫影响到他近乎神一样不朽的光芒！

推而广之，史书里其它不够真实的细节描写，并无损于“史鉴”的意义。史家们在力求真实的同时，难免会留下星星点点的瑕疵。但瑕不掩瑜，绝不可因史书的不完美，就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

唐太宗的用人和自律成就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一段空前盛世。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造就着新的历史，我们的执政与封建帝王的统治最大的不同是，共产党的执政目的是达到全民族富裕和崛起；封建帝王则统治是目的，百姓的福祉是手段。这是最根本的不同点。中国共产党今天能够成为执政党，是因为党的宗旨得到了人民的认可，是因为千千万万共产党员从党诞生那一天起为民族解放和中华崛起所表现出的那种献身精神。但是，今天能够执政并不代表永远能够执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亦适用于今天。

今天的执政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崛起这一重担的承担者。我们应该借鉴贞观之治的历史，在努力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又要保持严格自律，要有如履薄冰的意识，要“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时刻要有执政为民的意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逐步摆脱贫困步入小康走向富裕。但是要“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还长，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在选人用人上一定要“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要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需要千千万万个智者、勇者、仁者、信者共同开拓我们的事业。我们一定要廉洁自律，“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利则思正身以黜恶”，时刻不忘我们是在为民执政。

在如何认识自律的重要性上，我想引用明朝郭允礼《官箴》中的一段话：“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公正、公平的社会可以造就文明的风气，廉洁的政府自然就能在民众心中树立起威望。中国历朝历代对此都有论述，他们对廉洁自律重要性的认识是有一定深度的。在《贞观政要》中有不少经典警句值得永远铭记。如：“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这些警句含义深刻而丰富，可以引发出许多思考，让人产生一种除了对古代圣贤的敬意，同时也会产生一种自我激励的动力。

《贞观政要》原文及翻译 第11篇

“朕每防微杜渐,用绝谗构之端,犹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觉悟。”[1]要经常防止各种不健康的思想不健康的观念侵蚀自己腐蚀自己,保持高度地清醒头脑分清是非界限,根除造谣诬陷的弊病,使每个人的思想觉悟永远处于一种谦虚谨慎的状况之中,避免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接受道德教育,知荣辱,讲原则,重品行,作表率,做道德的示范者,做诚信的引领者,做公平的维护者。如果一个人希望自己永远掌握真理,那就必须控制自己的错误行为。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程序,发挥思想宝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2]为规范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活动,证监会于2012年10月18日下发了《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全文共分六章七十个条款,尤其在第二章第12条中明确规定了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应当包括风险揭示的条款:一是市场风险;二是管理风险;三是流动性管理;四是停业风险;五是解散风险;六是撤销风险;七是破产风险;八是其他风险。其目的就是为了规避经济风险。在业务规则第28条规则中要求,“限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募集金额不得低于三千万元人民币,其他集合计划募集金额不低于一亿元人民币。”[3]由此可见,集合资产的额度如此之大,所以存在的风险也就越多,其管理细则就要更细致才能够管理好集合资产,减少集合资产管理的风险。

二、“雕饰院宇,不可复行”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艰苦奋斗

“朕巡省河、洛,经历数州,凡有所须,皆资官物。”[1]唐太宗批评满州刺史赵元楷的弄虚作假行为,其具体表现为:民服黄纱,盛绵庙宇,修建楼阁,饲羊百口,养鱼千头,左右迎接等不良行为或不良做派,其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唐太宗的愉悦。但唐太宗火眼金睛很快就识破了赵元楷的动机,于是大加批评与教育,要他吸取“亡隋弊俗”的教训,此风不可长,不可盛行,于是使赵元楷“渐惧”数日,不食而亡。笔者在课堂上经常提到的一句话,会计就是管家,会计在家里是家庭里的管家,会计在单位里是单位的管家,会计在国家里是国家的管家。既然是管家,在人生路途上和专业方法上就要存疑、务实、求真、创新。在理财上要做到生财有道、用财有方、聚财有巧。在文化传承上一定要学习《大学》中的“三纲”,即明德,亲民,至善。也要学习《大学》中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二十一世纪的炎黄子孙,特别是企业家和企业管理人士应当牢记古圣先贤的谆谆教诲,树立正确的财富观,用《大学》的理财智慧引导人生和引导企业走上正确的道路。”[4]千万不要弄虚作假骗取上级的信任与嘉奖。弄虚作假,不可复行。

三、“近习之间,尤宜深慎”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小心谨慎

“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1]学好人做好事如切如梭,学坏人做坏事如凿如磨,要与思想健康,品德端庄的人一起工作、生活,学习他们的长处,学习他们的优点,千万不要学习他人的缺点,他人的错误,他人的恶习。只要自觉心安,东西南北都好,这是一个人能否健康成长的关键。所以要选择优雅的高尚的明智的做法、作派和作风, 正确认识民生工程的重要性,保障性安居工程是各级政府的 “德政工程”,是政府运用市场机制的原理来解决中低档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至此,注册会计师或审计人员在审计工作中要把保障项目的品质提升上去,要提高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提高居民项目的资金投入,提高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要扩展政策性受益的范围,要保证安居工程项目的公开、 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同时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建立有效的纠错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发现苗头性问题一查到底,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5]

四、“身兼数职,亦复如法”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用而不疑

唐太宗从不听信谗言,任用贤德能者,“亦复如法”[1]。分清是非界限,分清对错界限,分清优劣界限,分清好坏界限, 用真善美道德标准武装自己,提高自己。摒弃假恶丑,摒弃坏的作风,保持优良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以及学习作风。做一个贤者,做一个能者,身兼数职仍然胜任,轻车熟路地驾驭一切事务。在会计工作中要与时俱进,随时随地要掌握新法规、新政策、新制度的出台,在处理日常事务中要特别小心谨慎,当前正在进行试点工作的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是目前规模最大的结构性减税措施,“面对新的账务处理和纳税申报系统,企业会计人该如何突围,实现新旧税制交替的顺利过渡?这是摆在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6]至此,会计人要“吃透”税收政策,要在“作用”上下力气,沟通与学习“营改增”的新规定及相关事宜,才能使自己处于不落后的状况。在会计技能上方法上理念上要与时俱进,笔者体会如下:汉口源点, 峰居南丘,祥云福照。望彩虹上下,龙腾虎跃;黄鹤劲舞,鹦鹉欢叫。百度窗口搜索,新浪滔滔,欲与大家试比高。察动静,看中国知网,谁最骄傲。百度文库网好,引无数同行竞指导。击扣空间,谈天说地,网易邮箱好,真情昭昭。云盘无限,新浪微盘,亦公亦密可锁罩。网网通,数财会百科,还看今朝。

五、“广开言路,尽忠竟虑”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协调关系

“朕此开直言之路者,庶知冤屈,欲闻谏诤。”[1]在工作中要听取不同意见,尤其是不同主张人的意见很重要,因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有对必有错,有是必有非,有功必有过,有得必有失。只是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不同阶层看待一个事物的某一个方面,至此,难免存在偏颇。若能全面地正确地系统地听取一个或一系列的建议、措施、方法,很可能就是一个完整的方案或一个完整的预测方案或一个完整的决策方案,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协调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或利益关系。在市场化经济激烈的竞争条件下,各个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不一样,在集权与分权管理上,王棣华认为,“大企业往往财务分析,小企业往往财务集权。经营业务多元的企业往往财务分权,经营业务单一的企业往往财务集权。跨国公司需要财务分权,国内企业可以财务集中。”[7]在正常情况下是分权还是集权,要视企业管理当局的管理意图而定,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笔者认为,分权可以给下级机构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但集权可以调动更大的资金进行某项筹资或投资,生产或经营的进行,各有利弊,各有千秋。

六、“善既必书,过亦无隐”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