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翻译理论简史

中西翻译理论简史（精选9篇）

中西翻译理论简史 第1篇

中西翻译简史期末总结

本学期，有幸选了赵老师的中西翻译简史课，目睹了赵老师作为目前中国译界大师的风采，收获颇多，感触颇深。翻译的学习中实践很重要，同时理论知识也必不可少。赵老师以风趣幽默的讲课方式，使我们在轻松的学习环境下了解的中外翻译历史，对于翻译界众多著名的大师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首先，关于中西翻译历史，赵老师在本学期初以时间为顺序讲述了中外翻译的兴起、发展与成果，使我们对中西翻译史有了宏观的了解。做为翻译专业的学生，对中西翻译史学习和了解是十分重要的，在中西翻译简史课上，我们首次看到了赵老师用其生动的语言和独特的构思为我们展现的中西翻译历史画卷，内容丰富，画面宏伟壮观。同时，也使我们深深折服于赵老师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

其次，在微观上，老师位我们详尽介绍了中外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汉学家，其中包括鸠罗摩什、道安、僧睿、僧佑、罗XX、jamesLegge、williamEdwardSoothill等等。老师对翻译大师及其作品的认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既不是完全肯定，也没有完全否定，这也教会了以辩证的观点看待许多翻译理念和译著，这样的学习和思考方式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取长补短，稳步前进，同时做一个有思想的译者。

此外，本学期课程，以博客为平台，我们有幸欣赏到赵老师的众多翻译作品，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也与我们交流了自己在翻译《三字经》、《道德经》等中国古典文学的心得体会，我们也看到了老师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在心底对老师产生的由衷的敬意。

最后，经过本学期的学习，我的翻译理念有了质的飞跃，对翻译有了更深的认识，所有的进步都离不开赵老师的悉心教导和言传身教，在此对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将会继续努力，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也期待老师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开辟更辉煌的明天。

XX年6月28日

中西翻译理论简史 第2篇

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语言是探索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中介.不同的哲学思维会使语言呈现不同的特性,这一点在翻译理论中的体现尤为明显,因此中西译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试以中西哲学思维的.差异来揭示中西译论相异的根源,并回答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这一问题.

作 者：吴培培 WU Pei-pei  作者单位：成都医学院,外语教研室,成都,610081 刊 名：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SOCIAL SCINECES EDITION) 年，卷(期)： 23(3)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哲学   思维   翻译理论  

中西翻译理论简史 第3篇

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的文学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和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是第一人提出的“翻译伦理”概念,和对翻译伦理的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向:翻译学。2001年,在翻译研究的权威杂志上讨论了翻译的伦理问题与“回到道德”的主题。皮姆客座编辑,在介绍“翻译研究已经回归到对各种伦理问题的讨论”。芬兰学者Chesterman在以往的翻译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翻译伦理研究的四种模式(代表道德、服务伦理、社会伦理、基于规范伦理)提出了另一种伦理:承若伦理。

二、国内翻译伦理的研究综述

研究翻译伦理在西方国家展开的时候,中国学者也已经开始关注翻译的伦理问题。研究翻译伦理在吕俊教授2001年6月的《“跨越文化障碍——重建”巴比塔》开始的,但他的研究似乎不能用一只手鼓掌的感觉。直到2005年,根据翻译在外国翻译伦理的研究上来看国内学者正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截至2009年3月,共有26个论文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

三、伦理视角下《圣经》翻译史的简析

圣经是在时代之前写的,原来是一个经典,是基督教从犹太教承袭下来的,原文为希伯来文。西方的宗教势力一直强大,圣经翻译一直是西方统治者的思想的统一,促进宗教,巩固权力工具。圣经翻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译本的翻译策略和原则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翻译行为中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受到其伦理思想的影响。

作为国内“圣经”翻译的译者,马礼逊相信上帝翻译伦理的“圣经”,是“忠诚”;在翻译标准方面,他认为“圣经”是“神的话”,力求忠实于原文,以朱熹经典注疏和“三国”风格的结合“简晰”和“达切”中下阶层的风格,凸显了新教改革精神和传教士的想法,是“灵活”;在上帝翻译,他放弃了天主教会的“上帝”,画一条戒线,另一种方式提出多个常用的翻译,通过传教士翻译的实践是适应战略”。当然,他强调译者的效忠上帝和原文的忠实的翻译,反映了“圣经”,“神的话语”的神学思想,反映了传教士翻译的伦理和历史局限性的焦虑。

公元前3世纪的《七十子希腊文本》

“七十子希腊文本”是西方圣经翻译的最早版本。更换各种解释版本的时候,统一信徒的思想,宣传犹太价值观(张春百,吴,2004),让更多的人相信上帝,72位犹太学者已下令采取从旧约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

公元前第五世纪的铁可以罗姆“通俗拉丁语的圣经。”

在这405年里,哲。为了更准确的罗姆翻译直译法。”流行拉丁拉丁圣经》有标准的圣经翻译。这是一个复杂的拉丁版的“新”的基础上,重新修改的产品,目的是解释上帝的话的统一,以消除“噪音建立和巩固教会的权威”。

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翻译圣经,第十七世纪的英国《杰姆斯圣经》译本。

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圣经翻译的重要意义是希腊语的第一个翻译。”新的“,然后在旧约的希伯来翻译”在一个“这是一种被确定和开始。”《圣经》的德国版。在这个过程中,我必须遵循的人,和翻译的原则。它可以推动圣经的翻译。圣经是人民的第一部分。在知道的其他语言不能用句子的句子“。对读者采用自由翻译的翻译,目的是要完成的。这本书是圣经。在德语中。从基础的形成和发展对现代德语的作用。第十七世纪西方的“杰姆斯圣经翻译组47人”是英文翻译的历史,一个壮举,可以驱动圣经翻译,因为现代英语的历史功绩。要推动文艺复兴的发展,传播人文思想,“人”,人本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圣经,翻译有很大的影响。

马礼逊翻译伦理:一个独一的神。

文明(道德)不同(道德)。对别人的东西的一种道德规范和人的行为控制的人际行为的道德生活,他必须负责.马礼逊,译者的圣经必须携带。双重责任:正确理解和把握精神和忠实翻译的精神和区域的意义。要了解一个上帝的想法,并相信学者和学生。教师在语言上是不是很好的实践,和语言。方法根据上帝的知识是异端。李丹认为,无论是对“异教徒”、宗教、基督教、或是带上一个带,或是无聊的看法,无论是深刻的认识。所以所有的输入。

四、结语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记录了犹太人的文化历史超过一千年。本文选择几个重要版本的圣经翻译在不同时期,并探讨了圣经的翻译伦理的历史观点。从这篇文章看出每个时期的翻译“圣经”,译者的翻译伦理观也受到自身的价值判断以及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尤其,《圣经》汉译时所处的艰苦环境,不管是《七十字希腊文本》对原文本的忠实和实施客户同意的目标,还是加上译者或通俗拉丁语圣经文本翻译理论突破了在德国和在国王杰姆斯圣经翻译的第十七世纪的英语翻译原或文艺复兴时期的马丁·路德的绝对优势符合目标语言规范,符合读者的期待,还是马礼逊汉译《圣经》笃信上帝的翻译伦理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伦理对《圣经》翻译的影响。

摘要：越来越多学者的开始关注翻译中的伦理问题,翻译伦理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国内外翻译理论研究的的一个焦点,本文着重介绍了国内翻译伦理的发展情况。从公元前三世纪至今,各种《圣经》译本不断涌现。本文选择了在不同时期的几个重要版本的圣经的翻译,和分析了历史翻译《圣经》从道德的角度。本文指出,圣经在翻译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原则,译者的翻译伦理是影响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不同时期的版本体现了不同的翻译伦理。

关键词：翻译伦理,《圣经》的翻译,翻译史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89.

[2]顾颍.从佛经与《圣经》翻译看中西方翻译思想——《中西方翻译思想比较》评析[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3):122-123.

《中西翻译简史》述评 第4篇

【关键词】《中西翻译简史》 翻译理论 述评

一、内容与结构

本书第一、二章可划分为一部分。第一章首先介绍了翻译的来源与产生及其地位，以及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必要性。第二章分别介绍了西方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史的分期。作者从翻译对象出发，提出把中西方翻译史分为宗教文献翻译阶段、文学翻译阶段和非文学（实用文献）翻译阶段的观点。此种划分方式为后面具体叙述中西翻译史铺平了道路。

本书的第三、第四以及第五章可划为一部分，主要记录了中西翻译史在宗教文献翻译阶段的发展状况。第三章主要介绍了中国翻译史在宗教文献翻译阶段的发展情况。作者指出中国翻译史始于佛经翻译，并且经历了三个时期：东汉末年、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作者针对上述三个具体时期中的佛经汉译情况分别进行了详述。第四章主要介绍了西方翻译史在宗教文献翻译阶段的发展情况。作者指出西方翻译史始于圣经翻译，并且经历了三个时期：希腊罗马时期的早期圣经翻译，宗教改革时期的圣经翻译，现代圣经翻译。同样，作者从这三个时期出发分别阐述了圣经翻译的情况。第五章主要记录了《圣经》中译在宗教文献翻译阶段中的情况。本章主要记录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圣经》中译的情况：早期传教士的圣经翻译，译名之争，官话合译本和《圣经》的现代译本。

第六、第七章可划分为一部分，主要分别记录了中国和西方的科技文献的翻译情况。通过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翻译和中世纪阿拉伯文献翻译的介绍，第六章阐述了西方的科技翻译情况。第七章则主要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科技文献翻译情况。作者分别从古代和清末明初这两个时间节点出发，系统的介绍了这两个时期中国的科技文献翻译状况

第八、第九章可视为一部分，主要论述了翻译对中西各国民族语言形成的影响及其地位。第八章主要分别叙述了翻译对英语、德语和法语形成的影响。第九章则论述了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作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佛经汉译对中国现代语言与文学的影响；清末明初的翻译活动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文学翻译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第十和十一章可划分为一部分，主要论述了翻译对中西文化价值传递的影响与作用。第十章以欧洲各国对古希腊典籍的翻译情况为例，从古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后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典籍的翻译为出发点，阐述了翻译在西方翻译史上文化传递所做出的贡献。第十一章则通过介绍清末明初时期的社科翻译，马克思著作的中译，苏俄和东欧文学的汉译，以及现代西方思潮流派的中译，阐述了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对文化价值传递所形成的影响。

第十二和十三章可视为一部分，论述了翻译在中西翻译史上对当代各国文化交流上的影响。此部分通过介绍西方国家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通俗文学和经典文学名著的中译情况，阐述了翻译在中西翻译史上的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十四章分别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提及了西方翻译思想发展的最新动态。

第十五章主要描述了翻译职业化，翻译教学专业化和翻译产业化的现状。

二、本书特点评析

1.编排新颖.本书首次将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研究，首次按照翻译对象进行划分研究的时间节点，即从宗教文献翻译、文学翻译和非文学（实用文献）翻译三个阶段为路线对中西翻译史进行论述。

这样的编排在译学史相关著作中尚属首次，十分新颖，吸引读者。此书为读者系统地对比性阅读中西翻译史各自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有助于读者在短时间内同时了解中西翻译史。

2.主次分明.此书虽涉及内容多，但主次分明。作者从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两条路线出发，着重论述中西翻译史上的主要事件、代表人物和主要的翻译思想与理论，突出了本书的要点，同时也系统地记录了中西翻译史的整个发展历程，使读者能在宏观上了解中西翻译史的基础上，把握住重点。

三、本书局限性

1.全面但不详细.此书虽涵盖了中西方翻译史的相关内容，内容全面系统，但是相比较于单独研究中国翻译史的书籍和西方翻译史的书籍而言，此书在论述某一翻译阶段的历史情况时未进行深入地剖析和完整的介绍。例如，此书在介绍中国翻译史上的佛经汉译时，只讲述了诸如玄奘、鸠摩罗什等少数几个大家耳熟能详地佛经译者，未介绍一些同样为佛经汉译事业做出贡献的，但却鲜为人知的学者，例如赞宁等。

2.全面但重复.此书以宗教文献翻译、文学翻译和非文学（实用文献）翻译三个阶段为路线对中西翻译史进行论述，内容全面，但不乏有些章节有重复现象。例如：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清末明初对西方社科名著的翻译”与第七章第一节“中国古代的科技翻译”有所重复。

《中西翻译简史》首次将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共时地研究论述，对中西翻译史编写有了新地探索和尝试。本书涉及内容广，条理清晰，主次分明，为广大英语翻译专业学生在短时间内同时了解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具有极大地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中国翻译简史第三讲 第5篇

在中国翻译史上，翻译人员最早在周代称作“象胥”或“舌人”。《周礼·秋官》：“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语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言辞传之。”

我国第一篇诗歌翻译据说是《越人歌》（《越人歌》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明确歌颂恋情的诗歌，它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据楚大夫庄辛说，当年鄂君子皙“泛舟于新波”之日，有个越人“拥楫而歌”，但歌是用越语唱的，鄂君子皙不懂越语，只好请人翻译，原来歌词表达了对身为令尹的楚王同母弟鄂君子皙的仰慕之情。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弘佛法，派僧侣四出传教。早在公元65年之前佛教就传入了中国。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

中国佛经翻译中涌现出了众多的翻译大家，他们的翻译思想至今仍是译界宝贵的财富。

支谦，一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故姓支。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一般认为是《法句经序》。据陈富康考证该序作者实为支谦无疑。序中云： 诸佛典皆在天竺，天主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佛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意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词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

这是最早反映“文派”“质派”争论的文献。

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咏叹，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以无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及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六百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义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其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

鸠摩罗什（344—413）是后秦僧人，祖籍天竺，华名童寿，著名译经大师。他反对过于质直的翻译，其翻译往往不拘于原文体制，经常变易。关于文体，他说：“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

彦琮（557—610），他在《辨证论》中提出了“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翻译原则，坚持忠实第一，倾向直译。他还提出了“八备”说，是对译者的要求。

所谓“ 八备”,是指做好佛经翻译工作必须具备的八个最基本条件：

（一）“ 诚心爱法, 志愿益人, 不惮久时, 其备一也。” 即要求译经人诚心诚意接受佛法观点,立志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业, 不怕花费长久的时间。

（二）“将践觉场, 先牢戒足, 不染讥恶, 其备二也。”要求译经人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别人讥厌恶。

（三）“ 鉴晓三藏, 义贯两乘, 不苦暗滞, 其备三也。” 要求译经人对佛教经典有渊博知识, 通达大小乘经论的义旨,不存在含糊疑难的问题。

（四）“ 旁涉坟史, 工缀典词, 不过鲁拙, 其备四也。”要求译经人通晓中国经史, 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文字表达准确,不疏拙。

（五）“ 襟抱平恕, 器量虚融, 不好专执, 其备五也。” 要求译人心脑宽和, 虚心好学, 不固执己见, 不武断专横。

（六）“耽于道术, 淡于名利, 不欲高炫, 其备六也。” 要求译经人刻苦钻研学问, 不贪图名利, 不奢望高贵职衔。

（七）“ 要识梵言, 乃闲正译, 不坠彼学, 其备七地。” 要求译经人精通梵文, 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 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但又不能拘泥于梵本格式。

（八）“ 薄阅苍雅, 粗谙篆隶, 不昧此文, 其备八也。” 要求译经人对中国文字学具有一定的修养, 熟悉文字的使用, 保证译文通畅典雅, 忠实谁确。玄奘（600—664），唐代名僧，称“三藏法师”，俗名陈祎，洛阳缑氏人。梁启超认为：“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规也。”（《翻译文学与佛典》）他在译经中已成功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多种翻译技巧。他还提出了 “五不翻”的音译原则，即，秘密故、含多义故、此无故、顺古故和生善故。

佛经翻译高潮之后，到明末清初，即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的万历到乾隆时，形成了第二次翻译高潮，与欧洲传教士来华有关，他们的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目的，但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这一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有徐光启、李之藻等。1742年，雍正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同时采取闭关政策，第二次翻译高潮告终。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思想随之涌入，翻译成了对抗外敌的革命利器。冯桂芬把翻译提到了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的地位。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他在1894年冬天写了《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他指出了翻译西书的首要目的是反抗外侮，战胜列强。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善译”的标准：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无毫发出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马氏的这一理论与现代的翻译等值论已非常相近。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

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 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 第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

严复（1845—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指出：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严复还论述了自己的“达旨”的译法。他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背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人。其一生翻译西洋小说约180余种，是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林纾主张以翻译救国，强调翻译的社会功能。他强调翻译时译者应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达到与原作中的人物心灵交汇。他在译《黑奴吁天录》时 “且泣且译，且译且泣”。

鲁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他们一方面强调翻译对“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引导国人进步的作用；又强调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和审美功能。他们主张直译，认为直译有利于引进新知。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他既强调翻译的目的和功能，又强调翻译作品的艺术要素，他说：“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艺术色就是该作品的神韵。”在回答关于“形貌”与“神韵”二者不能两全时，该以谁为重的问题时，他说：“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他提出了“风韵译”的说法，他说：“诗的生命，全在他那种不可把握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有种‘风韵译’。”他还十分注重译者的主观感情投入，他说：“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

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还站在中国语言改革的高度论述了他的“直译”“硬译”主张，认为“欧化”“洋气”可以“益智”和“输入新的表现手法”。

陈西滢（1896—1970），原名陈源，字通伯，江苏无锡人。他从美术的临摹中悟出了翻译的三种境界：形似、意似、神似。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福建龙溪人。他提出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美。据此他又提出了译者的三种责任：对原著者的责任、对中国读者的责任、对艺术的责任。关于翻译的“忠实标准”他又提出了四义：非字译、须传神、非绝对、须通顺。他认为要做到通顺，要做到两点：须以句为本位；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他同意“翻译即创作”的说法。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他说：“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对于 ‘信’，就像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

朱光潜（1897—1968），安徽桐城人。他指出在翻译中“信”最难达到，首先因为“字义”难彻底理解。他列出了词的六种不同方式的意义：直指的或字典上的意义；文学作品中结合上下文产生的特殊意义；在长久的发展中每个字有了“特殊的情感氛围”，具有了使人产生种种特有的心理反应和联想的意义；字音与节奏的情感表现意义；字义的历史变迁；字义的引申及其在隐喻、双关语、典故、惯用语等方面的意义。他认为:“理想的翻译是文从字顺的直译。”

傅雷（1908—1966），字恕安，上海南汇人。他强调理解和体会原作的重要性。他在《翻译经验点滴》一文中

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琢磨出来。

他还强调译者本身的条件、气质对于原作的“适应力”。他在1951年写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再形似而在神似。”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江苏无锡人。他提出了“化境”说。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引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入得 ‘化境’。”

刘重德（1914—），河南滑县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德把泰特勒的三原则与严复的“信、达、雅”综合起来，并根据他个人的翻译体会，提出了“信、达、切”三字翻译标准。

(一)信——保全原文意义；

(二)达——译文通顺易懂；

中西翻译理论中“忠实”对比 第6篇

一、中国翻译理论概述

中国翻译史包括传统翻译史和现代翻译史, 分水岭就是新中国的成立, 发展迅速, 为翻译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的翻译理论史大致分为3个阶段:

1.东汉至清末民初, 以马严为标志的中国翻译学的开创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佛经翻译比较著名的有:东晋的道安, 主张直译原则, 重质朴轻文采;唐朝的玄奘, 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力求忠实与易懂并重。中华民族借助翻译, 第一次大规模地、比较系统地接触、认识和引介佛教文化,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明末清初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觉醒了的有识之士, 借助翻译引介西方的科学技术, 走翻译—会通—超胜之路, 以达到富强国家的目的。鸦片战争以后翻译的范围、规模、影响、参与性都是以往两次高潮所无法比拟的。这一时期的翻译主力是大批的近代知识分子, 相较而言, 风格更加多样, 复杂性也远较前两次为高, 集体创作和个人创作并存。具体表现为:一是以林则徐、魏源和冯桂芬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先进分子, 将翻译提高到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 (冯桂芬语) 的高度, 借助它引介西方列强的兵工技艺、声光化电, 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语) 的目的;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 以“译书实本原之本原” (梁启超语) 的态度, 借助翻译广泛引介西方政治法律和各种学术之书, 以达到维新变法、救国保种的目的;三是以梁启超、林纾为代表的先进人士, 借助翻译引介西方小说, 使小说进入平民百姓生活。

2.五四运动时期以及五四后, 中国翻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也是文坛上明星迭出的时代。鲁迅、瞿秋白等文化名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 给了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一个新的选择。郭沫若的风韵译, 傅雷的神似论, 钱钟书的化境论, 都强调原作的神韵, 将翻译理论推向了最高境界.借助翻译引介的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 中国社会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鲁迅创作的“启蒙文学”, 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 李大钊呼唤的“青春文学”, 使中国文学无论从内容上, 还是从形式上都实现了现代化。

3.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现代翻译思想从20 世纪80年代的理论意识和学科意识的“觉醒期”, 经过了中西翻译理论的“融合期”之后, 开始进入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期”。这一时期, 我国的翻译事业呈现出“研究”倾向, 也就是描述性研究, 着重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描述、揭示和认识, 是一种比较脱俗的纯学术研究。

二、西方译论概述

西方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源远流长, 据现有的文字记载, 历时已达二千余年, 几与我国翻译史同龄。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流派有: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和研究学派。

1.文艺学派。

20 世纪上半叶以前的翻译可看作是一种艺术活动, 研究途径侧重从原文的文学特征着眼, 特别关注主题结构和话语文体, 多照顾原文及原文作者方面的因素。这一时期翻译的关键是如何准确传达原文的内容信息, 其争论的焦点是:在不可调和的情况下, 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哪个更重要? 是忠于原作的内容而不顾读者能否接受, 还是变通原文而迁就读者?这种注重文字技巧, 强调译文的艺术手段运用的翻译途径, 我们今天称之为文艺学途径.

2.语言学派。

翻译学者借助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把翻译理论从传统的文艺学转换模式中分离出来, 进行科学细致的语言层次分析。为开辟语言学途径做出重要贡献的, 首先是英国语言学家卡特福德。他将系统语法用于译论研究, 讨论了语境和上下文的关系, 其中特别对有关原语和译语从语言结构方面的差异对翻译原则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材料转换成与另一种语言对等的文字材料的语言活动。其次, 俄国的费道罗夫则明确提出翻译理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翻译问题只有在语言学领域内才能真正解决。美国学者雅克布逊将翻译与语言符号的关系分为三类, 即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非语言翻译。1977 年前西德的威尔斯出版了《翻译学问题与方法》, 指出翻译应以话语为基本单位, 并明确使用了“翻译学”这一概念.由此可见, 翻译理论与语言学的结合, 产生了一大批翻译学者和译论成果, 译学研究发展成为一门更科学更系统的应用学科。

然而, 语言学派认为翻译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过于注重原文文本的分析, 忽视了审美及文化因素, 这些研究的不足阻碍了翻译学的全面发展。进入八十年代以后, 把翻译由两种语言间的语言转换活动变成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解释的文化活动。翻译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并出现了文化转向。

3.研究学派。

这一科学命名扩大了翻译学研究的范围, 加深了理论研究的发展, 翻译学家从文化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理论, 以多元系统派、文化学派、阐释学派、描写学派、解构学派等为代表。以埃文·左哈尔为代表的多元系统学派, 以巴斯奈特、勒弗维尔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 以图里为代表的描写学派, 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学派等诸多翻译理论先后被引入国内。最值得注意的是翻译出现文化转向之后带来的翻译研究的视角和途径, 这也是受惠于西方源远流长的研究方法—描述性翻译研究, 更注重文本外部的研究, 从宏观上把握, 带有明显的“纯理论”特性。

三、由忠实性来看中西译论的差距

在中国翻译界长期独领风骚的就是“忠实”, 即忠实于原文的意旨, 这是国内翻译家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这一点与传统解释学家施莱尔马赫的观点一致:“作为一个译者, 他所面对的文本是存在一个确定的意义的, 译者应该努力去把握原意, 去探究作者的本意。”但是后来的伽达默尔宣称鉴于理解的历史性, 原文意旨不存在, 当视域融合不存在了?在我国翻译史上是不乏实例的。比如, 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时我们就达到了理解, 但是即使理解了, 也无法去原文作者的意图。这就挑战了我国的传统译学, 同时也为我国的翻译事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复制力, 拓宽了我们的翻译研究视野。那么, 这样是不是说译者可以胡乱翻译, 随便删改原文, 因为原文意旨已经阶级改良派, 为达到维新变法、救国保种的目的, 删减更改西方政治法律和各种学术之书。如果不忠实了, 译作有没有其他的评判标准?法国解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巴尔特宣称“作者死了”, 是译者创造了译作, 也是译者使原作得到了再生。译者虽然可以不受限制地对原作进行自由的想象和发挥, 他毕竟还负有尽可能忠实地向译语读者传达原作的任务, 所以从译者或者是译作的立场来看, 是否忠于原文也许不一定, 也不可能是判断译文好环的唯一标准。

西方译学理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对翻译实践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描写, 对翻译中的各种关系进行严密分析, 如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关系, 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翻译目的、翻译材料与翻译手段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这些描写和分析来推断翻译的规则和原理等, 具有明显的“纯理论”特征。而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普遍表现为缺乏翻译的学科意识、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经验主义译论占主导地位。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翻译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 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基本形成, 我国也产生了大批优秀翻译家, 如王佐良, 许渊冲, 叶君健等, 但是仍然存在差距。我们有必要引进西方翻译理论, 尤其要借鉴西方翻译研究的视角和途径, 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基础之上, 吸纳西方翻译研究的长处, 培养和发挥创新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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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中国出版社集团, 1998.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商务印书馆, 1991.

[4]宋志平.西方译论研究途径及对我国译学建设的启示[J].东北师大学报, 200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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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靖民, 徐淑华.中西译论研究基本模式对比[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 (4) .

[7]刘雅宁, 张思洁.中西方译学理论对比浅析[J].中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8]刘峥, 张峰.哲学视角下中西翻译标准的对比[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2) .

中西翻译理论简史 第7篇

1.权力话语理论与翻译

翻译研究早已不再是讨论词与词、句与句抑或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切换”问题了,它已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研究者们都在广泛地汲取语言学、文艺学、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营养,努力充实和构建翻译学完备的框架。研究翻译再也不能简单地以翻译论翻译了。在翻译界,国内虽然尚未提出对翻译学如何建构的定论,但翻译研究作为一个不断地发展、深化、扩充的过程, 都时空紧密联系。它的研究势必也要反映出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历史的含义。

自二十世纪翻方向由单纯的语言论转向对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知识权力等的分析和考察。翻译不能光沉溺于“语言的游戏”中，而应强调艺术与意识形态、文本与历史现实、文学与权力话语之间错综而复杂的关系。对任何文本的进入,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必须“不断返回个人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所谓特殊环境,不可否认是与“权力结构”有所关联的。新历史主义诗学坚持权力话语的制约作用。在他们看来,历史是文学参与其间,并使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群体,社会权威与它异权力相激相荡的作用场。翻译作为与文艺毗邻的学科,必然与之共同拥有这一特征。

须知任何人的存在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其对任何文本的理解必然会蕴含自身所处时代氛围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性。作品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对象,而是译者和读者心灵对话的产物。原著的产生本身就会留下权力话语的烙印。作为译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既要吃透原文诸多方面的内容,也不能完全脱离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与历史环境,因此他的一系列活动,从对译著材料的筛选与抉择,到对翻译行为的衡量与把握,都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和权力话语的制约。这种新历史主义的眼光使我们认识到了翻译研究与权力话语必然存在着密切关系。我们不应忽视翻译传播过程中这些富含生命力的因素,把“权力话语”、“意识形态”或“话语制约”等概念注入翻译研究,将会使翻译研究跃出一个层面,从而日臻完善。

2.“权力话语”作用于翻译实践

可以说,福柯的“话语”已经成了权力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什么是权力呢？国家政权、军队机构、法律条文等是有形的权力，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习俗以及宗教等是无形的权力。福柯提出了由“知识”、“权力”、“语言”三个因素所合成的“话语形成”。任何话语形成都是权力和知识作用的产物。“权力”作为最根本的因素,影响、控制着“话语”运动,但真正的“权力”又通过“话语”来实现。福柯认为作家并非只是在玩文本游戏,而是在一个真实的权力斗争世界里产生话语。“权力话语”一直在指导或限制着文本的创作和批评以及各种理论与实践,翻译领域自然也摆脱不了权力话语的制约。译者对原文文本的阅读和阐释多数情况下都会受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原文文本就不能独立于社会政治权力,译者本人也不能完全独立于所在的权力话语的厘定范围之外。

语言本来是无阶级性的,但作为言语,乃至话语却无不关系着人的主观情感、认识水平,因而与社会政治、权力机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这一现象在我有显著表现，我国每一次翻译高潮的兴起和沉寂都充斥着与权力话语的顺应或冲突关系。这在五四前后、解放初期、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二十世纪初,在国人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文艺界、翻译界的知识精英们在翻译选材方面就大力提倡译介反映西方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翻译活动被摆到了帮助巩固和加强权力统治的位置,以致翻译明显地带着配合意识形态准则的痕迹。文革期间 ,翻译工作者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就更多了。因为一旦有超越或违背权力话语的译作或译论出现,马上就会受到诸多制约。直至八十年代以后,各个学术领域都空前发展,翻译理论与实践也同样获得了新的活力与生机。由于政策的宽松和实际的需要,各类书籍如雨后春笋般被翻译传播到了中国,使学术研究得到极大的推进。

国外翻译受权力话语操控的情形也是有史可鉴的。在西方,《圣经》的翻译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所涉及的语种范围、译本种类以及译文的使用频率都是其他作品的翻译所不能比拟的。因此考察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翻译活动就会发现,如果译者的人格力量、思维范式与所处的意识形态之间不能保持一致,他对权力话语进行的挑战甚至反叛就会导致冲突。西方宗教势力历来强大而顽固,其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话语的象征,《圣经》则是其表达形式。可想而知,《圣经》的翻译与权力话语就愈加密不可分了。早期罗马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的哲罗姆因重译《旧约》时常采用违反“神圣不可侵犯”的译法,而受到传统势力的指责,甚而终其一生都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无情抨击。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派代表人物马丁•路德因译《圣经》时创造出一种通俗、能为大众接受的文学语言形式,使得“农民和平民也能读懂并援引《圣经》中的章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争辩。”因此而遭到权力机关——教会的迫害。

3.“權力话语”理论有助于翻译研究更加合理和全面

二十世纪以来,福柯的权力理论,深刻地冲击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给翻译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他使话语不再局限为话语本身;而是把话语变成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象。翻译是受意识形态操控的，只是接触翻译的人们,不管是译者、读者,还是评论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已受到了权力话语的制约甚至操控。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孤立于历史环境而存在;任何文本,原著也好,译作也好,同样也不能孤立地存在。一个译出的文本,在不同权力话语影响下的不同读者眼中,因其期待不同,感受不同,其评价也各异。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在同时期,有相当一部分译者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情感和诗学标准来进行翻译活动或理论研究。

当今文论领域都已不再局限于狭隘的文学自身的内部研究,翻译作为一项极具社会性的活动,也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理想的翻译研究必然是跨学科的,它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有着复杂的关联。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在文学、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因该利用这一理论的特点,使之在实践中发挥其应当具备的功能。

参考文献

[1]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59.

[2]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157.

[3]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109.

[4]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374-381.

《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述评 第8篇

第一章“绪论”可视为此书的概要总结。本章介绍了西方翻译史在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近代和现、当代这六个时间段里的发展概况,以及提出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在文艺学和语言学的视角下进行研究的。

第二章“古代翻译”主要介绍了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五世纪西方翻译发展的概况。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1)《圣经》的早期翻译 ;2)古罗马时期的拉丁语翻译。谭载喜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对古代时期西方翻译史发展概况的论述,并着重介绍了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恩尼乌斯、西塞罗、贺拉斯和昆体良等古代西方翻译家,以及阐述了他们各自的翻译主张与观点。值得一提的是,翻译中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在这一阶段首次被提出。

第三章“中世纪翻译”主要记录了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截止这一时间段中西方翻译发展的概况。中世纪西方翻译的发展主要由三大历史标记构成 :1)翻译家波伊提乌及其翻译观点(初期);2)托莱多“翻译院”(中期);3)各国的民族语翻译(末期)。因此,谭载喜在本章中依次论述了上述三个历史标记。依据这三个标记,谭载喜也总结归纳出三个对应的西方翻译史在中世纪发展的特征 :1)初期,西方翻译依旧以拉丁语翻译为主 ;2)中期,西方众多译者汇集托莱多,形成了翻译阿拉伯著作的高潮,同时一些东方文学作品开始被翻译引进 ;3)整个中世纪时期都能见到民族语翻译的身影,但直到末期,民族语翻译发展才达到顶峰。

第四章“文艺复兴时期翻译”主要介绍了以德、法、英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时期(14世纪至17世纪)翻译实践与理论发展的状况。对于德国而言,谭载喜依次介绍了翻译家布兰特、赖希林、伊拉斯谟、路德及其翻译思想 ;对于法国而言,谭载喜主要阐述了翻译家阿米欧和多雷的翻译主张 ;对于英国而言,他主要论述了翻译家诺思、弗洛里欧等的翻译观点。总体而言,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翻译史的最大特点是民族语翻译地位的稳固,以及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开始步入真正的辉煌与灿烂。

第五章“近代翻译”主要介绍了以法、德、英、俄四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近代时期(17世纪至19世纪)翻译实践与理论发展的状况。对于法国而言,谭载喜着重介绍了巴特的十二项翻译原则 ;对于德国而言,他着重介绍了施莱尔马赫对笔译和口译的论述,以及洪堡以语言学为出发点研究翻译的思想与主张 ;对于英国而言,他着重介绍了德莱顿的翻译原则和观点,以及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对于俄国而言,他着重介绍了翻译家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别林斯基的翻译观点。总体而言,近代西方翻译是是文艺复兴时期翻译的进一步发展。

第六章“现、当代翻译”主要介绍了西方各国在现、当代翻译的概况。对于现代(20世纪至二战前)而言,谭载喜主要介绍了意大利翻译家克罗齐、德国翻译家本雅明、法国翻译家瓦莱里和马鲁左、美国翻译家托尔曼、英国翻译家波斯盖特、菲利莫尔和贝茨、前苏联翻译家丘科夫斯基、卡什金、斯米尔诺夫及其翻译理论。对于当代(二战后至今)而言,谭载喜主要介绍了中欧、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低地国家及以色列等地和前苏联在当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近况。总体而言,现、当代西方翻译无论是实践方面还是理论方面在发展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进而达到了西方翻译史上最大的发展高潮。

二、整体特点

学者蒋骁华(2005)曾评论道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1)通俗易懂,言简意明 ;2)资料翔实,去芜存菁 ;3)对绝大多数译事译论不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而是夹叙夹议,有分析有主见 ;4)论史采用分期、按国别的办法。(蒋骁华 ,2005(4):48)学者邵璐和周欣(2006)也认为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纵横千载,紧跟时代 ;脉络清晰,渊源凸现 ;分类独到,目的明确 ;选材精当,资料丰富 ;介绍充分,评论恰当(邵璐和周欣 ,2006(2):61-62)。

综上所述,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内容充实,结构清晰,布局新颖,影响深远。

三、部分局限性

学者蒋骁华(2005)认为谭载喜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西方翻译史大致由文艺学和语言学两条主线贯穿发展的观点有待商榷。他认为在西方翻译史中以文艺学为视角研究翻译,与以其他视角研究翻译的比例不相上下,因此将文艺学视为西方翻译史发展的“主线”欠妥。

四、结语

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以历史时间为节点,主要介绍了西方翻译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本书内容充实,结构清晰,布局新颖,进而能够使翻译专业的学子系统和完整地了解西方翻译史。

摘要：谭载喜2004年所著的《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以历史时期为节点,从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近代和现、当代这六个时间段为出发点论述了西方翻译的发展史。此书系统完整地梳理了从古到今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脉络。本文将从内容概要、整体特点和部分局限性这三方面对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进行评述。

中西翻译理论简史 第9篇

【关键词】《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 翻译活动 重要性

一、主要内容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是一部系统介绍我国自夏商至“五四”运动以前历代翻译活动的著作，共包括五个章节。

第一章：从夏商周朝到东汉桓帝前的翻译活动。我国原始社会的翻译活动已无文献可考，夏商两代现存史料也极少。周朝时，异族杂居，语言不通，译者应运而生。秦汉时，设置专门的机构从事礼仪及对外活动。在《史记.匈奴传》和《东观汉记》中记载有当时匈奴的民歌，极其珍贵。

第二章：从东汉桓帝末年到宋代的翻译活动，可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首先对从佛教的创立及至佛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进行概述，然后将这一历史时期的佛经翻译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草创时期（从东汉桓帝末年到西晋），发展时期（从东晋到隋），全盛时期（唐代），基本结束时期（北宋）。作者围绕着四个时期佛经翻译的历史背景和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翻译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等进行充分论述。第二部分中，作者介绍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北宋的外事活动及翻译情况，医学历数等书籍及其他宗教如景教和摩尼教经典的翻译活动。第三部分介绍了主要少数民族如西藏、辽、金、西夏及高昌回鹘的文字创立史以及翻译活动。

第三章：元代的翻译活动。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作者介绍了蒙古族文字的创制历史、元代的翻译机构和配备人数、译员的培养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元朝对皇帝诏书及官方文书的翻译、汉文典籍的翻译、汉族大臣奏章的翻译和国史的翻译;第三部分对蒙古文与其他文字之间的互译，以及汉文与蒙文以外其他文字的互译情况进行梳理。

第四章：从明代到鸦片战争前的翻译。主要介绍了明代初中期历书，史书，外事翻译活动以及外事机构四夷馆;同时期回、蒙、傣、彝各族宗教典籍的翻译情况;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代表人物，如利玛窦、徐光启、汤若望、南怀仁等和他们的主要译作，包括涉及科学技术，天文地理等九个种类。这些译作对促进明末清初的社会发展和增长各个阶层的视野具有重要作用。最后介绍了清初、中期满、汉、蒙、藏各族文字的互译及外事机构和翻译活动。

第五章：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翻译。主要介绍了鸦片战争前翻译的代表人物林则徐的重要影响，其次介绍了当时的外事机构总理衙门及其翻译活动，甲午战争前后的西学翻译和代表人物和翻译机构，如李善兰、华蘅芳、马建忠、严复、梁启超，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然后介绍了同时期我国一些译者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包括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等，代表人物有林纾，杨念慈等，作者着重对林纾的翻译活动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价。最后作者对鸦片战争后的译名统一问题进行简要论述。从作者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从鸦片战争开始，我国的翻译活动与政治背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译者出于爱国情怀，对译作进行选择，并试图寻求一种强国，救国的方法。

二、整体特点

1.资料翔实，真实可信。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国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虽然资料丰富但是分散零落，收集极其困难。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了大量的史料，不仅贯穿古今，而且来源多样。其中有的资料来自史书，如《史记》、《新唐书》、《宋史》、《辽史》、《清史稿》等等;有的来自名家名作，如梁启超、任继愈、王国维、钱钟书、季羡林等;

2.论据充分，论证严谨。正因为作者积累了大量资料，涵盖了古今中外各时期，并非作者一家之言，所以在论证具体问题时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同时又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如207页在介绍蒙语公文汉译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时，作者列举分析了大量语料，令读者对这个问题有更加清晰地了解。

3.列举细致，全面详尽。作者对每一时期翻译的代表人物都进行了详细的列举，而且在介绍非常重要的译经僧，如道安和鸠摩罗什时，作者将二人的翻译进行比较，分析了他们各自翻译的优缺点，言之有理，公平客观。作者引用的资料中还包括许多统计数据，例如作者对各时期佛经翻译的种类和数量都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罗列。

4.描述生动，印象深刻。尤其是对于唐代著名僧人玄奘的介绍，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带有很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从介绍他在印度的伟大事迹到译经时勤恳认真的态度：“三更暂眠，五更复起”，以及玄奘为我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都十分详细，读后令人动容，心生敬佩。

三、不足之处

因为资料的庞杂，工作量的繁复，本书中也存在一些细微的不足之处：245页，介绍马德新的弟子马安礼翻译《朝觐途记》以及他对马德新的评价，最后对马安礼进行简要介绍。此处对马安礼的简介有点突兀和多余，可以把这部分提前至他对马德新的评价之前，使文字更加流畅，逻辑更加清晰。238页，作者对《烟土披里纯》的原文意译与梁启超的译文比较进行转抄，但是两个译本的顺序有差别，并且内容有很大的出入，那么作者在这里进行引用的目的又是什么？

四、结语

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详细梳理了从中国古代至“五四”运动前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翻译历史，不仅包括具体的翻译事件，还涉及到历代翻译机构、作品、理论及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对研究中国的翻译史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