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李白范文

2024-09-22

阮籍李白范文（精选6篇）

阮籍李白第1篇

论阮籍、陶渊明和李白的诗酒之趣异同

11级中本1班 2011011114 陈靖文

一、嗜酒与作诗的内在联系

（一）阮籍——诗中无酒，诗酒分家。

阮籍爱喝酒，他“嗜酒”“酣饮为常”。但他不似陶渊明给自己的内心找皈依，在田园生活的饮酒生活中回归自我，他一直悬着这颗心，他这一生都没有松懈过 “避祸”的神经，在酒里逃难一般，始终没有找到内心的栖止之所。他不评论人物，也不问世事，何以消极至此？

1.饮酒原因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他的饮酒„„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己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

他以酒自醉，是一种避祸的方法，酒于他是防御的武器，是软铠甲。例如:司马昭想和阮籍结为亲家，他不敢得罪文帝，大醉六十天使对方没有开口求婚的机会；司马昭宠臣钟会多次探询诗人对时政的意见，“欲因可否而致之罪”，他也以大醉得免；司马昭假意让九扬，人们劝他写劝进书，临到人们来取，他还在“据案醉眠”，躲过了一次违心表态。（《晋书·阮籍传》）

阮籍饮酒，是无可奈何和对黑暗社会的无声抗议。他在这一点上就易于陶渊明和李白。

2.诗酒分家

他这么爱喝酒，但是《咏怀》八十二首中竟无一片咏酒诗，发出的是“对酒不能言”的感叹。他的咏怀诗中提到酒的只有“临觞拊膺”（《咏怀诗》其三）、“林觞多哀楚”（《咏怀诗》三十四）、“对酒不能言”（《咏怀诗》六十四）、“堂上置玄酒”（《咏怀诗》六十七）四处。其余诗作中写到酒的也更是少之又少。这一系列诗作，多感慨，苦闷中有旷达，如体现游仙和隐居的诗歌《咏怀》其十：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牛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二）陶渊明——诗中有酒，在诗酒中书写情致。

陶渊明爱喝酒，众所周知。梁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陶渊明诗，篇篇有酒。”白居易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也说：“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陶渊明为官前十三年饮酒诗约六首，其数量远远少于归隐后。而他归隐田园以后作诗一百零一首，其中约四十一首，也就是约百分之四十一都是饮酒诗。

1.陶渊明饮酒诗，有追随闲情雅致心境的一种自由姿态下的创作，也有为排遣苦饮酒作诗

他所作饮酒诗大部分都体现了一种闲适自然的心境，有时也流露欢快之感，前期入世时的诗歌饮酒诗较少，诗风也很沉郁，抒发向往归隐的情绪。

后期在悠然的田园生活中，他的饮酒诗体现乐趣和慰藉——郊游饮酒，从事农务后饮酒。在遇火后家境困顿，导致在诗酒中排遣情绪，借酒浇愁。

如写郊游的饮酒诗：《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

这首诗写的是在一个气候很好的日子里，作者和一些朋友结伴出游，就地开颜欢饮，或唱“清歌”，或吹管乐和弹奏弦乐以助兴，而地点还是他人墓地的松柏下。在这种环境下仍然有此雅兴，其情调和《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曲作》相去甚远，足见诗人对自由的向往和热爱，超越了一切。同类郊游饮酒诗有《时运》，他在饮酒郊游的闲适生活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和慰藉。

他遇火后的诗作有《己酉岁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诗中“靡靡”“凄凄”的景色，一片悲凉，而作者在末四句却说：“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什么才叫让我称心如意呢？那就是喝酒了。千年的变化不是我所能了解的，还是来歌咏今朝吧。在酒中寻乐，忘记眼下悲苦，放眼今朝。可见诗人遇火后，虽苦闷，但不乏旷达。

2.酒中有诗，随意而为

酒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酒一直是以一种伴随状态出现在他的生活里、诗里。诗是他表达自我的介质，而酒作为他的最爱，出没其中。

在阮籍那里，酒只和他的生活发生了联系，酒是酒，诗自是诗；诗中并没有关于饮酒的境界和趣味底描写。陶渊明把酒与诗的关系直接联系起来的，饮酒所得的境界可以用诗表现出来，也就是在创作中完成了诗酒的融合。

（三）李白——诗中多酒，醉后作诗。

李白是醉圣，他醉后写诗，以酒来激发灵感，醉中出佳作。他的饮酒诗很多，嗜酒与豪饮在他诗中随处可见，据统计，李白所写的关于饮酒的诗有218首[3]，光是诗题上有酒的就有《将进酒》、《金陵酒肆留别》、《对酒忆贺监二首》、《醉后赠从甥高镇》、《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将进酒》、《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月下独酌》、《山中与幽人对酌》等等，其中就有醉后所作诗。

李白的饮酒心境和阮籍的苦闷、陶渊明的闲适不同，他是热烈、悲壮、昂扬的。如：“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

他的饮酒诗不限题材，不限时期。所作诗歌抒发他有抒发自己豪情壮志的，有抒发自己对生活对自然的热爱的，有给友人的，有抒发不得意，借酒消愁的。与友饮酒潇洒的赠诗：“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他的求仕言志思想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这首诗里面，表露无遗：“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典型的借酒消愁的诗歌有《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二、三者嗜酒作诗情结异同综述

综上条件及所述，他们三人嗜酒作诗情结同中有异。

（一）相同之处：

据前文所述可总结出他们都嗜酒善诗，也都有借酒派遣情绪的倾向。在诗歌表达的内容上，都是前期积极入世，后期有遁世之心。表现积极入世的如：阮籍的《咏怀诗》三十九，陶渊明《咏荆轲》李白《行路难》，表现隐逸遁世想法的如：阮籍的《咏怀》其十，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二）不同之处：

阮籍“诗酒分家”，陶渊明“诗中有酒”，李白“诗中多酒”，所以分不分“家”是他们诗酒之趣最大的区别。

其次，他们诗酒之趣之“异”还体现在心境上：阮籍是极端苦闷，陶渊明是恬静闲适，李白是热烈悲壮。

以及，他们喝酒作诗的动因也同中有异。阮籍纯粹述说心中苦闷，“颇多感慨之词”（钟嵘《诗品》）。陶渊明喝酒作诗是为了自我放松，体验自由闲适带来的愉悦，也是一种自然流露。李白作诗，是酒后畅言，抒发澎湃的情感。另外，“异”还体现在诗酒功能上，阮籍以酒为武器，以诗含蓄表达想法；陶渊明以酒助兴，写诗抒情，有诗句“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饮酒》二十首序）；李白以酒激发灵感，创作诗歌。

最后就是李白饮酒诗不限题材，不限时期，大胆豪放。而陶渊明则有出世入世之分，遇火前后之分，时而闲逸欢快，时而苦闷又通达。阮籍跟李白的“两不限”很像，均无明显界限，但他的诗歌中显现出一种过分谨慎，他的饮酒态度上也有一种“过量”，他体现出一种不平衡性。

【参考文献】

[1]何念龙.诗酒风流各不同，《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102-107 [2]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6 [3]肖兴政.李白求仕心理在其诗酒中的表现，《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12:61-64

阮籍李白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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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阮籍传

作者：陆游朝代：南宋天生父子立君臣，万世宁容乱大伦!籍辈可诛无复议，礼非为我为何人?

阮籍《咏怀诗》比兴艺术研究第3篇

(一) 比兴手法的定义

比兴手法是诗歌中应用最广的表现手法。 “比”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比喻, 将一种事物比喻成另一种特征相同、性质相近的事物。 “兴”就是起兴, 就是以某个事物作为发端, 通过这个事物来引出其他事物。 , 有时“兴”也会用来进行比喻, 所以“比兴”二字常连用。风、雅、颂、赋、比、兴被称作《诗经》六义, 风、雅、颂是作品分类, 赋、比、兴则是表现手法。比兴手法的运用, 可以使诗歌更加鲜明生动的刻画形象, 使诗歌内容曲折委婉, 不会给人以很直白的感觉, 使诗歌的表意更加含蓄, 更具有可读性, 更有利于诗人自由的表达自己的心境。如果诗歌不运用比兴手法, 则会显得过于直白而索然无味。

(二) 《咏怀诗》比兴手法的运用

比兴手法自先秦以来就被广泛运用, 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 从魏晋以来, 文人开始尝试将《诗经》、《楚辞》的表现手法运用到五言诗的创作中, 而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葛晓音先生说:“《咏怀诗》几乎每首都用比兴。 ”[1]这正是对阮氏《咏怀诗》运用比兴手法的肯定。

1.“比”手法的运用

比, 就是比喻。阮籍生活在魏晋时期,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 文人稍有不慎, 口出误言, 就会惨遭杀戮。政治环境的压迫让他不能自如的来表达自己的心境, 而司马氏的逆篡之心更让他看不下去。所以, 阮籍只有将自己对时局、对社会的看法通过诗歌委婉的表达出来, 通过“比”的手法, 明言此物而寓于它事。

如《咏怀》其三:

嘉树下成蹊, 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 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 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 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 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 岁暮亦云已。

张铣曰:荆棘喻奸臣。言因魏室陵迟, 奸臣是生, 奸臣, 则晋文王也[6]。此诗用遍刺的荆棘来比喻奸臣, 用桃花李花来比喻贤才, 意思是说当曹魏政权全盛的时候, 贤良之士都愿意在朝廷为官。就好像东园里的桃李花似得:春天欣赏其花开满枝, 夏天和秋天收获它的果实。来来往往的人多了, 树下面自然就形成了一条小路。而等到奸臣权居朝政, 贤良之人就会隐退, 甚至以身殉国, 犹如东风吹过, 草木凋零, 之前的花开遍枝转眼间就成了老树枯藤, 甚至荆棘遍布。这首诗明为写景, 其实是用来比喻当时朝政。桃李花的盛开与凋落, 象征着曹魏政权的兴盛及衰落。堂上生荆杞, 这形象的道出了司马氏的权奸本色。而通过最后一句渲染的气氛, 更形象的写出了当时的政治气氛。

另《咏怀》其八:

灼灼西颓日, 余光照我衣。回风吹四壁, 寒鸟相因依。周周尚衔羽, 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 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 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 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 中路将安归。

张铣曰:颓日, 喻魏也, 尚有馀德及人;回风喻晋武;四壁喻大臣;寒鸟喻小人也。[2]这首诗借颓日、回风、寒鸟、燕雀、黄鹄, 将当时的政治氛围和诗人自己的立身于世的态度含蓄的体现了出来。曹魏虽然已经如西颓的落日, 但对自己是有恩德的。自己宁可和燕雀这样的小鸟一起游玩, 也不愿和黄鹄鸟一起飞翔, 黄鹄飞的太高了, 太远了, 自己没有那样的本领, 担心飞的太远回不来。 “所谓归者, 乃生人安身立命之处也”[3]。

还有《咏怀》其七十九:

林中有奇鸟, 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醴泉, 日夕栖山冈。高鸣彻九州, 延颈望八荒。适逢商风起, 羽翼自摧藏。一去昆仑西, 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 沧忄良使心伤。

曾国藩曰:“凤凰, 本阮公自况也”[4]。这首诗, 作者以林中的奇鸟凤凰自比, 借歌咏凤凰的高洁情操, “饮用醴泉的水, 栖宿在山岗上, 经受商风的摧残, 最后奋而飞到昆仑仙山”的故事, 愤怒地谴责了统治阶级对“贤才”的迫害, 表达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怀。沈德潜曰:“凤凰本以鸣国家之盛, 今九州八荒无可施展, 而远至昆仑之西, 于洁身之道得矣, 其如处非其位何? 所以怆然心伤也! ”“字后言前, 眉端吻外, 有无尽藏之怀”[5]。

阮籍在《咏怀诗》中大量运用比的技巧, 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 让他无法直截了当的表露自己内心的情感, 只好借由隐约曲折的修辞技巧, 让感情得以表现出来。

2.“兴”手法的运用

“兴”的手法一般用于诗歌的开头, 故而又被称为起兴。之所以在诗首起兴, 是因为诗人心中的情感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 在与外界事物的接触中, 内心的情感被触动, 心中之情与眼前之景相互融合, 情与景交融, 故而在创作中先写眼前之景, 再引出心中之情。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及大量运用了兴的手法:

如《咏怀》其十一:

湛湛长江水, 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 青骊逝骎骎。远望令人悲, 春气感我心。三楚多秀士, 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 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 泪下谁能禁。

这首诗是“兴”的技巧的最典型的应用。诗人以“湛湛长江水”起兴, 由长江水, 枫树林, 皋兰披路, 青骊骎骎, 构成了一幅美好的春景。诗人触景生情, 由此景而联想到到楚王之悲。有学者认为阮籍这首诗是在哀齐王芳被废之事。笔者认为此意比较准确。诗人借江水起兴, 通过上述的景象进而想到了战国楚王之事。宋玉之流虽为三楚之秀士, 却天天为楚王讲些巫山云雨之事。没有能够匡扶楚国之人。这样的情景正与当时的实事符合。开篇起兴, 借物以抒情。这正是兴手法的成功运用。这正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曰:“状难写之景, 如在目前, 含不尽之意, 见于言外。 ”

又如《咏怀》其十四:

开秋兆凉气, 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 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 繁辞将诉谁。微风吹罗袂, 明月耀清晖。晨鸡鸣高树, 命驾起旋归。

此诗开篇感物起兴, 因秋气而起, 将自己的感情托兴于秋天的凉气和蟋蟀的鸣叫。在触景生情的同时, 有由情到景写出了“风吹罗袂、月耀清辉、晨鸡高鸣”等景象, 将诗人心中对政治、现实的不满, 转化为客观存在的事物上。寄情于景, 从而使诗歌委婉含蓄, 可读性强。黄节引吴淇曰:“古之劳人, 多托兴于蟋蟀, 蟋蟀感时而鸣, 人又感蟋蟀之鸣而悲。 ”[7]从“多言焉所告, 繁辞将诉谁”, 可以看出诗人的孤独、落寞, 以及烦愁无处诉说的无奈。故“触物以起情”, 其意在表明自己的心迹, 自己的高贵品质与世俗不相投。

还有《咏怀》其三十二:

朝阳不再盛, 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 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 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 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 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 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 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 乘流泛轻舟。

这首诗第一句以“朝阳”、“白日”起兴, 慨叹人生的短暂。“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惜逝忽若尘”, 三句更以形象的比喻, 写出了人间世事的无常反复, 比兴手法的运用, 使得这首诗在表意上更加含蓄深沉, 富有无穷韵味。陈伯君引黄侃语曰:“人道之促, 自古所嗟, 唯有从赤松, 虽渔父, 庶几永脱世患也”[8]。诗人通过这首诗, 向行将倾覆的曹魏政权寄予了自己的哀思。正如王闿运说:言不为魏死, 耻与晋生。

总而言之, 阮籍在写这八十二首《咏怀诗》的时候, 内心还是非常沉重的, 自己心中的愤慨不能直接发泄, 于是阮籍就运用比兴的手法, 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将自己的主观情感客观化, 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 使得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更加艰涩, 诗意更加难以通晓。但其艺术感染力却更为强烈。陈沆言阮氏《咏怀》:“寄托遥深, 立言有体, 比兴多于赋颂, 奥洁达其渺思。 ”[9]徐公持先生亦有同感, “在诸多艺术手法中, 比兴的运用最为突出, 《咏怀诗》大量运用比兴, 完全不涉比兴者极少, 有些诗几乎全篇皆比兴”[10]。阮籍的咏怀诗在诗体上属于政治抒情诗, 但在读到这些诗篇的时候读者却几乎不能在其中找到对现实进行直接描写的诗句, 哪怕是只言片语,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运用了比兴的手法, 将自己的本意隐藏于所写事物当中, 其言外之意则留给读者自己去琢磨。

二、阮籍《咏怀诗》大量运用比兴的原因

阮籍《咏怀诗》在比兴手法上有成功的运用。但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阮籍会大量的运用比兴手法, 为什么会要隐晦含蓄的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外部的政治原因。阮籍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 这一时期对于中国的文人来说, 是一段悲惨的时期。建安七子, 竹林七贤, 作为这一时期著名的文人雅士, 多惨遭不测。其他的如王弼、何晏等人也很少能保全。阮籍诗其中极少能寿终的人。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 曾登广武城, 观楚、汉古战场, 慨叹“时无英雄, 使竖子成名”。政治的残酷使阮籍不能也不愿去过多的、直接的去品评当时的人物与事件。况且在另一方面, 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 是曹魏集团的大臣, 阮籍自然是忠心于曹魏的。但作为曹魏政权的大臣之后, 阮籍心中不免对正统的曹魏政权有一些感情。而对预谋行篡逆的司马氏这是嗤之以鼻。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 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 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 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 或者闭门读书, 或者登山临水, 或者酣醉不醒, 或者缄口不言。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 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 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 试探他的政见, 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 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 籍竟大醉六十天, 使事情无法进行。阮籍诗欣赏老庄思想的, 所以他为了保全自身, 只能“口不臧否人物”, 对自己喜欢的人青眼, 对自己讨厌的人白眼相待。政治上的原因让阮籍倍感孤独, 寂寞, 彷徨而又无奈。内心的郁结只能通过诗歌表达出来。所以在《咏怀诗》中, 阮籍大量的运用比兴的手法将自己想要表达的、对当时政治生活的看法与不满含蓄委婉的表达出来。

二是比兴手法自身的原因。前面我们已经讲述过阮籍不能直接的表达多当时时事的看法, 因而只好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隐约的表达出来。比兴手法正好符合阮籍的需要, 比兴手法的运用, 正好可以让诗人将自己想要点评的人物比喻成别的事物, 将自己想要点评的时件通过对历史上其它相似事件的记叙含蓄的表达出来。因而比兴手法正好符合是人的需要, 托物寄兴, 借物抒情。比兴手法正好迎合了阮籍的需求, 政治上不可以品评人物, 思想上又在进行着复杂的斗争, 因而只有运用比兴手法, 将心底的想法隐去, 换做对历史事件, 周边事物的叙述, 只有了解阮籍的人, 只有懂得阮籍心事的人, 才能明白阮诗的本意, 才能理解阮诗的真情。这也这是阮籍大量应用比兴手法的另一个原因。

三、《咏怀诗》对《诗经》《楚辞》比兴意象的发展与继承

(一) 《诗经》、《楚辞》对比兴手法的发展

比兴手法, 应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最古老的, 运用最广泛的表现手法,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源头, 《诗经》和《楚辞》都对“比兴”手法有着熟练地应用, 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 《诗经》开创了比兴手法。《诗经》中的很多作品运用了比兴手法。《魏风·硕鼠》中将剥削者比喻成贪得无厌的大老鼠;《卫风·氓》中则将桑叶由繁茂到凋落的过程比喻成夫妇爱情的变化。而《楚辞》作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在继承《诗经》比兴传统的同时, 也进一步发展了比兴手法。屈原的《离骚》也是“依《诗》起兴, 引类譬喻”[11]。《楚辞》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意象的抽象化

《诗经》的比兴意象比较具体, 而楚辞将其抽象化。由于《诗经》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所以其用于比兴的物象, 大都是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客观事物。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中的比兴既有客观的意象, 又有很多抽象的事物。比种种这些, 都说明了《楚辞》将用于比兴的事物进一步抽象化。

2.意象系统的建立

《诗经》的比兴比较单一、变化较少, 《楚辞》将其向联系性发展, 并形成了丰富的意象系统。《楚辞》的比兴由单一的向相互联系有了明显的发展变化。

3.“比”与“兴”的结合

《诗经》的比兴的应用是分开的, “比”与“兴”区分的很清楚, 而《楚辞》则将二者结合起来。《楚辞》的是真正将比兴手法相互结合, 吸收了《诗经》比兴的特点。这是《楚辞》对《诗经》比兴手法的一大发展。

(二) 《咏怀诗》对《诗经》、《楚辞》的发展与继承

到了汉魏时期, 无论是乐府民歌的《孔雀东南飞》, 还是后来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 都对《诗经》和《楚辞》的比兴手法进行了借鉴和继承。阮籍的《咏怀诗》自然也受到了《诗经》与《楚辞》的影响。从古到今, 学术界多认为《咏怀诗》是成功继承了《诗》《骚》的比兴传统。清代王夫之评阮籍诗曰:“远绍《国风》, 近出于《十九首》。 ”[12]陈祚明评曰:“公诗自学《离骚》, 而后以为类《十九首》耳。 ” (《采菽堂古诗选》卷八) [13]黄节曰:“若阮公之诗, 则小雅之流也。 ” (《阮步兵咏怀诗注》序篇) 可见, 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在成功的借鉴了《诗经》与《楚辞》, 尤其是《楚辞》的比兴手法, 并加以发展,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比兴艺术风格。使“比兴”这种表现手法在不断向前演进的历史长河中, 变得更加高级, 更加复杂, 更加丰富。

阮籍的《咏怀诗》充分继承了《楚辞》所创造的意象系统。在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中, 我们不难看到《楚辞》的影子。阮籍对《诗经》《楚辞》的比兴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是体现在几个意象上:

1.人事意象上

《诗经》和《楚辞》运用了大量的人事物比兴意象。由于《诗经》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 因而《诗经》中的人事意象多为单纯的写实, 如《郑风·有女同车》:

有女同车, 颜如舜华。将翱将翔, 佩玉琼琚。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这首诗就是写了一个姓姜的倾城美女, 但作者在文中只是只是称赞了她的美丽, 但并没有用它来比兴。

因而阮籍咏怀诗的人事意象主要是继承了《楚辞》, 《楚辞》中有丰富的人事意象, 其人物意象主要是神话人物和大量的美人意象, 而故事意象则主要是神话故事。阮籍正是继承了《楚辞》的这种人事意象。咏怀诗中有大量的人物构成的比兴意象。

如《咏怀》其三十二所涉及的人物就有齐景公、孔子、赤松子、渔父。诗人艳羡渔父乘流泛舟, 无所牵挂, 希望登上太华山, 与赤松子一同遨游。作品所表达的对神仙的追慕之情是十分强烈的, 赤松子这位神仙成为诗人寄托个人感情的载体。托情于神仙, 正是《楚辞》比兴艺术的特点, 而诗中的渔父, 更是源于《楚辞·渔父》篇。

另外, 还有《咏怀》其二:“二妃游江滨, 逍遥顺风翔”中的二妃形象;其五十:“乘风招松乔, 呼噏永矣哉”、其八十一:“昔有神仙者, 羡门及松乔。噏习九阳间, 升遐叽云霄”中的松乔形象等。这些人事意象都是对《楚辞》比兴意象的继承。鲁迅先生指出:“ (阮籍) 诗里也说神仙, 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18]对神仙、神话的矛盾认识, 使得诗人内心矛盾、痛苦。这构成了《咏怀诗》的基调之一。这种将感情与心迹托付于神仙的手法, 阮籍与屈原是相通的。

阮籍对《楚辞》的人事意象最直接的继承应该是美人即佳人意象。《楚辞》中运用的丰富的佳人意象, 无论是屈原离骚中以佳人比君主和自比 (上文已提及) , 还是宋玉笔下的美人, 阮籍都直接或间接的继承下来。

如《咏怀》其十九:

西方有佳人, 皎若白日光。被服纤罗衣, 左右佩双璜。修容耀姿美, 顺风振微芳。登高眺所思, 举袂当朝阳。寄颜云霄间, 挥袖凌虚翔。飘摇恍惚中, 流眄顾我傍。悦怿未交接, 晤言用感伤。

黄节引刘履曰:“西方佳人, 托言圣贤, 如西周之王者, 犹《诗》言云谁之思。西方美人之意”。方东树曰:“此亦屈子《九歌》之意”。由此可见, 其中佳人意象正是继承了《楚辞》。

另《咏怀》其八十:

出门望佳人, 佳人岂在兹。三山招松乔, 万事谁与期。存亡有长短, 慷慨将焉知。忽忽朝日颓, 行行将何之。不见季秋草, 摧折在今时。

《楚辞·九章》曰:“惟佳人之永都兮, 更统世而自况”。这首诗是诗人对人生的感慨。诗中的“佳人”是诗人的理想寄托。陈伯君《阮籍集校注》集评:“黄侃曰:‘佳人既不可见, 松乔复不可期, 唯有伊郁以殁, 悲伤之至也。’”黄节引蒋师沦语曰:“‘存亡有长短’本屈原《卜居》‘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之意。 ”可见屈原对阮籍影响之深。

阮籍对《诗经》、《楚辞》人事意象的发展主要在于历史神话故事上。《楚辞》中以神话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做象征比兴的例子比较少, 而在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中, 这样的比兴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与《楚辞》不同的是, 阮籍咏怀中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多为真实的事例。有的诗篇甚至整首诗都在叙述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 看似平常, 其中却蕴藏着无尽的含义。如上文所提及的其三十二诗中:“齐景升丘山, 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 惜逝忽若浮。 ”其中的齐景公、孔子的意象, 便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有一首较为出名的:

《咏怀》其三十一:

驾言发魏都, 南向望吹壹。箫管有遗音, 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 贤者处篙莱。歌舞曲未终, 秦兵己复来。夹林非吾有, 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 身竟为土灰。

整诗以战国时魏国历史故事来寄寓曹氏的灭亡。他不是像屈原那样借神话故事来寄兴, 而是直接叙述历史故事, 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通过对历史故事的讲述表达出来, 读史可与为鉴, 此诗正是有此意。黄节引陈沆语曰:“此借古而寓今也。明帝末年歌舞荒淫, 而不求贤讲武。不亡于敌国, 则亡于权奸, 岂非百世之鉴哉。 ”正是点明了本诗的主旨。

2.动植物意象上

《诗经》与《楚辞》运用了大量的动植物意象, 《诗经》中用以比兴的动植物意象多是日常可见的普通事物, 多是诗人用来讽刺统治者的。在这一方面, 阮籍并没有过多的借鉴。相对来说, 阮籍对《楚辞》中的动植物意象的借鉴还是比较多的。

首先是动物意象方面。《楚辞》中有大量的动物意象, 如凤凰、骐骥、燕雀、鹑鷃水凫, 鹈鴂等。凤凰是楚人的图腾, 屈原就经常以凤凰自比, 来表明自己高洁的人格与品质。而其它的凡鸟, 如燕雀、乌雀等则是世人所鄙视的, 同样也是用来比喻那些奸佞小人。例如:《哀郢》“鸟飞返故乡兮, 狐死必首丘”, 《抽思》“有鸟自南兮, 来集汉北”, 《离骚》的“挚鸟之不群兮, 自前世而固然”、“凤凰在鲅兮, 鸡鹜翔舞”等, 鸟类意象的比兴象征手法在《楚辞》中广泛运用。阮籍在《咏怀诗》中, 也经常将自己比作凤凰, 如《咏怀》其七十八:“林中有奇鸟, 自言是凤凰。”曾国藩曾注曰:“凤凰, 本阮公自况也。”此外阮籍诗中还有孤鸿、黄鹄、雁、鹑鷃、凫、鸿鹄、鸠、焦明 (形似凤凰) 以及蟋蟀、蟪蛄等动物意象, 这些意象《楚辞》中也都有。例如阮籍《咏怀》其四十四:“岂与鹑鷃游, 连翩戏中庭?”其意象来源于《楚辞·怀沙》:“风凰不翔兮, 鹑鷃飞扬。”王逸注曰:“鹑鷃以喻小人。 ”《咏怀》其九:“鸣雁飞南征, 鹈鴂发哀音。 ”其意象来源于屈原《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 使乎百草为之不芳。”《咏怀》其四十一:“随波纷纶客, 汜汜若浮凫。”阮籍是化用的屈原《卜居》“将汜汜乎若水中之凫乎? 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等等。阮籍用这些动物意象进行比兴, 有的时候是用来比喻自己, 来表达理想、志向;有时是学习《楚辞》, 用两种相互对比的意象来体现自己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迷茫的心境。

其次是植物意象上, 阮籍诗中的植物意象更多, 除了承袭《楚辞》中的植物意象以外, 还有自己的创新。《楚辞》中有江蓠、辟芷、宿莽、杜衡等种类繁多的植物意象, 其中花草意象最为丰富。由于比兴的需要, 《楚辞》的的花草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最为熟悉的香草意象, 如木兰、荃蕙、芰荷、秋菊等; 这一类意象诗人常常用来比喻高洁的志向与美好的品质;另一类则为萧艾、椒菝、菜施等这些普通的的花草。这些诗人常用来比喻奸佞的小人与伪君子。阮籍《咏怀诗》继承了屈原所创造的香草意象, 如皋兰、芳草等。另外, 《咏怀诗》中嘉树、下林、芳树、高树、庭树、桑榆、松柏、枫林、荆棘、桃李花, 飞藿、蒿莱, 甚至神话传说中的射干、修竹、三芝、冥灵木等, 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运用了《楚辞》中的比兴意象。阮籍用这些意象进行比兴, 寄托自己的心情, 表达自己对时事的看法。

阮籍对《诗经》《楚辞》的动植物意象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在于, 他把动物与植物身上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揉合在他所要表达的事物上, 而不具体的去区分动物还是植物, 比如说:同样是来比喻君子, 诗人有时既用凤凰来做比, 也用芳草来比兴。这就打通了植物和动物的共性, 为后世文人开拓了比兴的范围。

3.多种比兴构成完整意象

阮籍《咏怀诗》对《诗经》《楚辞》的比兴手法的发展与创新还体现一个方面, 那就是他善于运用多种比兴来构成完整的意境。将象征意象的多样性与其寓意的不确定性相结合, 从而使诗人所用于比兴的意象的象征意义大大扩展。并且阮诗还将比兴意象的本意与寓意之间的单一确定的关系发展为复杂多样的的关系, 使作者用于比兴的意义更加含蓄委婉。从而形成了“厥旨渊放, 归趣难求”的特点。

四、对《咏怀诗》比兴手法的评价

对阮籍的比兴手法, 历来评价颇高。对其《咏怀诗》的解释与注解也是相当多的。钟嵘的《诗品》, 很早的就将《咏怀诗》给予很高的评价, 钟嵘《诗品》曾云“晋步兵阮籍, 其源出於《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 可以陶性灵, 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 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於《风》、《雅》, 使人忘其鄙近, 自致远大, 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 归趣难求”[14]。之后的《昭明文选》, 以及其他的诸如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等都对阮诗给予很高的评价, 而且都对《咏怀诗》的比兴手法进行了分析与注解。近代的黄节, 陈伯君以及现代的葛晓音等也对其含蓄委婉的比兴手法大加赞赏。

比兴手法的运用, 的确使《咏怀诗》的艺术价值大增, 而且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力, 蒋师伦、刘履, 陈沆等都对其部分诗歌进行过考据式的解释。刘履曾言:“比也, 此嗣宗忧世道之昏乱, 无以自适, 故托言夜半之时起坐而弹琴也。所谓薄帷照月, 已见阴光之盛, 而清风吹衿, 则又寒气之渐也。况贤者在外, 如孤鸿之哀号于野, 而群邪阿附权臣, 亦犹众鸟回翔, 而鸣于阴背之林焉。是时魏室既衰, 司马氏专政, 故有是喻。其气象如此, 我之徘徊不寐复将何见邪? 意谓昏乱愈久, 则所见殆有不可言者。是以忧思独深, 而至于伤心也”。[15]而对于其中的有些诗歌, 至今仍是个谜, 学术界也没有准确的结论。这正是比兴手法运用的结果。这样也造成了一些对诗歌的偏颇的解释, 甚至是错误的解释。在政治动荡的年代容易被大家寄予其他的含义, 因而削弱了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

“风流”名士阮籍第4篇

当时和后世诸多记载都证明了他风流的一生。《晋书·阮籍传》说：“原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父子兄弟，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手段，篡夺曹氏集团的大权。在篡夺曹氏政权的过程中他们披着礼教的外衣做着严重违反礼教的事情，还大肆杀害政治上的反对者，阮籍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饮酒作乐拼命伪装自己，以求保全性命。他旷达的外表下隐藏着孤寂哭泣的灵魂，是无奈的痛苦的呼声。《晋书·阮籍传》说他“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则记载他“风流”的诸多事迹。他的母亲去世，根据当时礼法规定居丧期间不能吃肉喝酒，他竟然在母亲去世时“蒸一肥豚，饮酒二斗”，以此向母亲告别。裴楷前往吊唁他的母亲，只见他醉酒之后竟然“散发坐，箕踞不哭”。他的这些做法从表面来看都是和礼教相违背的，但是这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阮籍至真至诚的本性。因为母亲去世长时间过为悲痛，所以吃肉喝酒。他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他痛苦下无奈的选择，从外表上看似乎是很洒脱但是却难以掩饰他内心的极度痛苦。

《世说新语》记载：“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他常跑去喝酒，喝醉了“便眠其妇侧”，然而却不做任何事。又“邻家女有才色，未嫁而卒”，他与其“无亲，生不相识”，却跑去悼念，还悲伤得流泪，然后“尽哀而去”。他的嫂子回娘家，他跑去送别，这在当时是有违礼法的，有人讥笑他，他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这些都充分表现出他至真至性的作风，他随性生活，不为世俗所累，不为礼法所拘，直率而不失本性。《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本来“不乐仕宦”，但他却向司马昭提司马昭听后，为了达到收拢士人之心的目的，也居然派他到东平做官。于是，他骑驴独自到东平上任，来到郡府后，他让人把府舍的屏障全部打开，使内外相望。但他在东平做官的时间却不长，“旬日而还”。真正是心之所至，任性而行。

阮籍为人任性而行，在当时是严重的违礼之事，可他处处小心谨慎，当权者司马昭说他是“天下至慎”的人，时时处处保护他，可谓是风光无限。但事实怎样呢，阮籍真正留恋这种生活吗？其实不然，他的这种任性不羁是表面的，他从内心来说是一个孝顺而且极为信守传统礼教的人。他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有司言有子杀母者”，他大发其论：“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阮籍十分孝顺，居母丧时吃肉饮酒，然而他内心却是极度悲伤。《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他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这种发自内心的悲痛，是当时的礼法之士们永远达不到的。

他的最真挚的情感都化作最旷达最洒脱的生活方式，这些旷达是他痛苦的外化，也是他真诚内心的表达。作为曹氏荫蔽下成长起来的社会名流阮籍，是司马氏重点拉拢的对象，自幼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的阮籍，他选择了逃避，选择了不合作，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势单力薄的他只能是在酣饮作乐中消解自己的锋芒，以求自保。

司马昭想通过和阮籍结亲来借机拉拢他，阮籍得知后便一醉六十日，使前来说媒之人无法开口，司马昭只能无奈作罢。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曾多次向阮籍询问起对时事的看法，想从他的言辞中寻找把柄借以网罗罪名，阮籍只能借醉酒得以免灾远祸。然而，该面对的终究还是会来。《晋书·阮籍传》记载：“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对于这篇意义重大的劝进文，阮籍从心底是不愿寫的，但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他在醉酒中逃脱，他只能在无奈中写下了这篇有违自己心意的文章，写好之后竟然“无所点定，辞甚清壮”。这件事在阮籍的心灵中造成严重的伤害，使他原本痛苦的内心更加备受煎熬，而且，事后不久，阮籍便郁郁而终。和当时“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相比，阮籍的死并不是那么悲壮慷慨，但是他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着自己的生命，使自己活得旷达、洒脱，得以善终。

阮籍的一生是无奈、痛苦的一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像他这样一位名士，在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过程中，他是不能不有所表示的。所以，他曾主动向司马昭提出要到东平去做太守去做步兵校尉，这些举动是他很无奈的选择，他必须向司马氏集团示以合作才能得以苟活，实际上他是很不愿在司马氏的统治下出仕为官的，这在他的诗文作品中很容易发现。他的任性不羁也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这一点，我们也可从他不让自己的儿子学他得到证明。《晋书·阮籍传》及《世说新语·任诞》记载：当他的儿子阮浑长大后，风韵气度都与他相似，也想学他任性放达，阮籍却对他说：“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耳。”阮籍不让自己的儿子学习自己，其中因由，《竹林七贤论》所说“籍之抑浑，盖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是很有见地的。

作为新世纪的读者，我们无法对阮籍诸多被当时世人认为的“越礼任性”的行为做出跨世纪的评判，但我们从他的行为中依旧可以看出他的风流，来自深入他骨髓的风流和洒脱，他的风流是他痛苦一生故作旷达的表现，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也是在痛苦无奈中苦苦挣扎的一生。他的痛苦演绎成生活却是一副风流倜傥、任性不羁的形象，随性而活，也是一种最为自然的生活方式，他身怀济世救民之志，却被淹没在险恶阴险的政治环境下，无奈地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然而他也在独善其身的逍遥中完成了人生的升华，潇洒地走完了他短暂的人生。正是“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很多的评论家大多会对阮籍冠以“生性懦弱”四字，但是在笔者看来，他的风流自内而外，至真至诚至性是他生活的颜色，他的人生是成功的。英雄的他，本来“风流”。

参考文献：

[1]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中华书局，1987.

[2]高晨阳.阮籍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中华书局，1999.

[4]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M].人民出版社，1988.

[5]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6]房玄龄等.晋书[M].中华书局，1974.

[7]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阮籍《咏怀诗》第5篇

一、意旨遥深的诗人：阮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时代状况：玄学。篡权。战乱。黑暗。

竹林七贤：怀县（今属河南省）的山涛、向秀，尉氏（属陈留郡，今属河南省）的阮籍、阮咸，铚（zhì）县（今属安徽省）的嵇康，沛国（今安徽宿县西北）的刘伶，还有林沂（yí）（今属山东省）的王戎。在“竹林七贤”中，山涛和王柔虽然很崇奉老庄的道家哲学，但也非常热心于名位利禄，所以，他们二人的生平在“竹林七贤”中比较富贵、显达，而不以文学著称，也没有留下很多好作品。

向秀、刘伶、阮咸虽然留下一些作品，但不算很多，只有向秀的《思旧赋》、刘伶的《酒德颂》等较为著称。

在七贤中，真正倜傥不群，富有个性，而且在文学上有较大成就的自然就是嵇康和阮籍了。这两个人的作品风格完全不同，阮籍的风格是寓意遥深，志气旷逸。前人评他们二人的诗说：“嵇诗清峻，软旨遥深。”意思是说嵇康的诗清新、峻切，阮籍的诗意旨遥远、深微，难以测知。

如果从诗歌的艺术价值来说，嵇康的诗虽然也写得很好，但是，写得过于直率了，缺乏含蓄，没有蕴藉；阮籍的诗虽有一份哀怨之意，但很有节制，很含蓄。所以阮籍的诗富于蕴藉、沉挚的意趣。因而，在竹林七贤之中，在“正始时代”的作家之中，阮籍的文学成就是第一位的。

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阮瑀“工于诗文、长于书札”，诗、文和书信都写得很好，曾担任过曹操的记室。

历史上记载：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喜怒不形于色”。这是因为他所处的魏晋之交的乱世，不如此不足以远祸全身。阮籍的性格，一方面他的生活非常放浪，秉赋有豪放的志意，不受一切外在的礼法的拘束。另一方面，他为了能够在衰乱之世委曲求全地保全自己，而在内心非常有节制。阮籍的诗之所以写的如此寓意遥深，他的为人之所以这样喜怒不形于色，正是因为他有两种相反的情感的缘故。

关于阮籍的为人，历史上记载说，他“内心淳至，以孝称，而疏于礼法”。虽然他外表上行为放浪，而内心却是非常淳厚、非常笃挚的，并且以孝顺著称。有一天，阮籍正和一位朋友下棋。这时，有人把他母亲死了的消息告诉他，他的朋友想要停止下棋，但他却对下棋的朋友说，请终此局。下完这盘棋，他就放声一恸，呕血数斗，而且“哀毁骨立，杖而后起”。

当时人们以吊丧为重，当中书令裴楷来吊祭阮籍母亲之丧时，阮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既不给裴楷答礼，也不哀哭。裴楷仍然尽他的吊丧之礼。当时有人问裴楷，既然阮籍没有给你答礼，你为什么还尽丧之礼呢？裴楷回答说，阮籍那样的人物是在礼法以外的，他可以像他那样行事；我们是一般的寻常人，是在礼法以内的，是应该遵守礼法的。此外，阮籍疏于礼法，他遇俗士则白眼沉默，遇知己就以青眼相对。嵇康的哥哥来见阮籍，他就以白眼相对；嵇康自己来见阮籍，就以青眼相对。

历史上还记载，阮籍“口不臧否人物”。当时有人故意与阮籍谈话，像当年谗毁嵇康的钟会，也非常忌恨阮籍。钟会当时任司隶校尉，他“数以时事问之”，多次让阮籍对当时正事进行评论，希望从阮籍的口中得到他对当时一些人物的批评作为把柄，然后再给阮籍加上一些罪名，而阮籍绝口不臧否人物，“皆以酣醉获免”。（司马昭替他的儿子司马炎向阮籍求为婚姻，要阮籍把他的女儿嫁给司马昭的儿子，阮籍知道司马昭的用意之后，便常常饮酒，一醉达60天之久，使司马昭没有机会谈及此事。）

历史上还记载，阮籍好读书，爱山水，常任意出游，“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他喜欢读书，也喜欢游山玩水。他常常任意地驾上车出游，但不按着一般人所经过的路径走，而是任意而行，当走到途穷无路可走的时候，就恸哭着转回来。

历史上海记载，阮籍有一次登上了当年刘邦与项羽作战的广武山，当他目睹旧时楚汉相争的作战遗迹时，不禁叹息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是在感叹在一个衰乱的时代，没有一个真正伟大的英雄人物能够拯拔、能够救济正处于水火涂炭之中的人民。他对时代危亡的慨叹和失望的悲哀之情，都在这两句话中深深地表现出来。

阮籍好老庄，然而他曾经屡次出仕，（比如他做过太尉蒋济的掾属，做过尚书郎，步兵校尉），是为什么呢？一方面，他有放浪不羁的一面，对当时的时代非常失望、不满，但另一方面，他又有一种委曲求全的苦心，能够节制自己。所以，他屡次出仕又屡次辞官，正好可以看出他内心矛盾挣扎的痛苦。

在七贤中，阮籍是内心最为矛盾、最为痛苦的一个人。因此，他常常“夜阑酒醒，难去忧畏，逶迤伴食，内惭神明。耿介与求生矛盾，旷达与良知互争，悲凉郁结，莫可告喻。对天咄咄，发为诗文”。老庄哲学的旷达与他良知上所忍受的悲苦互争，内心真是“悲凉郁结”，而这种痛苦又没有一个人可以诉说，所以就把内心的零乱、悲苦用诗文表现出来。

阮籍在政治上有雄心壮志，但他不满司马氏的所作所为，不愿依附司马氏，又怕遭祸而不敢公然反对。他崇尚老庄的自然无为，蔑弃礼法；对司马氏提倡儒家礼教的一套虚伪行径，深为反感。他有才能，有志向，但无法施展，所看见的是恐怖的屠杀和虚伪的礼法。哀伤、苦闷、恐惧、绝望包围了他。他写下了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充分表现了他那孤独苦闷的心情，同时隐隐约约地对时政和上流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讽刺，忧生和愤世构成了他诗作的主题。他的诗语言比较质朴，不假雕饰，但因对许多丑恶现象不敢明言，隐约其辞，因此不少篇章的内容显得深晦难晓。他的诗在展示内心世界的丰富复杂性方面，在深入表现诗人的个性方面，堪与曹植的诗比美。

二、咏怀诗

阮籍咏怀诗共有82首。所谓“咏怀”，就是抒写怀抱的意思，内心之所感动的，内心之所思想的，都可以抒发出来。

阮籍的82首咏怀诗，不是作于一个时候，而是“因物因事，情动于衷而见于吟咏。内多忧时愤激之言，而出于隐喻象征，迂回吞吐，耐人寻味”。

前人的评价：钟嵘《诗品》：“《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又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指出阮籍的诗，言语字句所写的景物好像就在我们耳目之前一样，而它其中所蕴含的情意，其寄托像八荒一样的遥远，很难搞懂他的主旨是什么。

晋宋之交的诗人颜延年在他的《咏怀诗注》中说：“嗣宗身事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清代的陈沆在《阮籍诗笺（jiān）》的开头引用颜延年上面的那些话，接着说：“今案软公登临广武，啸傲苏门。远迹曹爽，洁身懿、师。其诗愤怀禅代，凭吊今古。盖仁人志士之发愤焉，岂直忧生之嗟而已哉。”陈沆说，阮籍的诗并不仅仅是颜延年所说的写人生的忧患艰难而已，而是仁人志士的作品，具有非常深远的含义。

三、夜中不能寐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表面意思是说，作者半夜睡不着，做起来弹琴而已。却蕴含着他内心的忧思烦乱，他那想要求得抒发，想要求得解脱、寄托的努力和挣扎都表现在其中了。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 帷：帐幔、帘幕。在这指窗帷。鉴：照

天上的明月照在这薄薄的窗帷之上。然而，阮籍所写的明月照在窗帷之上，还蕴含着他此时此刻内心的一种触发，内心的一份感动与哀伤。因为月亮这个意向，会引发诗人一份寂寞、惆怅、哀伤的感情。（举头望明月。“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玉阶怨》）

清：凄清

衿：衣服的前衿，正当胸怀的所在。

这里是说这时又有凄清、寒冷的夜风直吹到我的衿怀之内。这种寒冷，不仅仅是身体所感受到的寒冷而已，而且是他内心之中一份寒冷的感受。

“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

鸿：是雁中最大的一种。这种鸟飞得很高，飞得很远。鸿雁是常常成群结伴地飞翔，或者排成“一”字，或者排成“人”字。而有时会有一只失群的孤雁，它孤独地一个人，所以是孤鸿。

这一句表面上写他耳朵听到的孤鸿的号叫，其实是他内心的孤鸿的感觉。他说我听到那孤鸿在悲鸣，在哀号，在什么地方哀号呢？在辽远的旷野之上。

朔：指北方。朔鸟，就是指北方的鸟。然而“朔”还有“寒冷”的意思。冬天的北风就是朔风，朔风就是寒风。在这里，与其把它讲成北方的鸟，不如把它讲作寒鸟，是写在寒冷的冷风之中的寒鸟在悲鸣，在啼叫。在什么地方呢？在北方的树林之中。北方的树林是指寒冷的树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我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去，将要看见什么，能见到什么呢？明月、清风、孤鸿、朔鸟。但他说，他什么也没看到。

难道“明月、清风、孤鸿、朔鸟”都被阮籍一笔抹杀了吗？不是。阮籍所说的不是这些，这些明月、清风、孤鸿、朔鸟所代表的是绝望，是幻灭，是悲哀，是寒冷，是孤独，他要挣扎着离开它们，然而，除了它们以外，他再也找不到什么了，没有一件事物能够给他带来温暖和安慰。所以，他在徘徊与彷徨之中再也寻觅不到任何一件事物了。

在魏晋如此危亡、衰乱之世，我能够希求、盼望些什么呢？所以“忧思独伤心”。他只有满怀忧愁、烦乱的一份情思，自己单独地伤心。而且，这一份伤心是无可告喻的。有谁能知道我的伤心，向谁倾诉我的伤心？

他身仕乱朝，常恐遭祸。他不敢把自己对时代的那一种黑暗、危亡的“愤怀禅代”的感觉向人诉说。只有“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了。

意象与抒情

四、嘉树下成蹊（xī）（其二）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嘉树：是美好的树，凡是一切美好的树，都可以称它是嘉树。《史记·李将军列传》：“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有一些美好的树，树的下面就自然会走出路来的，这些树就是东园的桃树和李树。这两句比喻美好繁盛的时代。

秋风吹飞藿(huî)，零落从此始。

飞藿：“藿”是豆叶，即豆类的植物。“飞藿”是指零落的豆叶。——对比木本植物。

沈约解释这两句说：“风吹飞藿之时，盖桃李零落之日：华实既尽，柯叶又凋，无复一毫可悦。”

这两句是说，秋风吹在豆叶上，我们就感到万物零落从此就开始了。比喻凋零、衰败的时代。

前面四句，我讲的只是表面的意思。陈沆的《诗比兴笺》认为这四句诗是有一种比兴寓托的深意，陈沆说那是“司马懿尽录魏王公置于邺。嘉树零落，繁华憔悴，皆宗枝剪除之喻也”，意思是说这四句诗比喻曹魏的宗室之被司马氏所剪除。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繁华：颜色美丽。

荆：一种落叶的灌木，它的茎是丛生的，大概有四五尺高，枝干很坚劲，古人常有人以荆木做手杖用。

堂：是一所房屋之中最中央的、最美好的、最高大的建筑。杞：枸杞。

这两句是说，人世之间本来就是如此，一些盛衰兴亡的转变都是如此：一切繁华的事物都会有一个憔悴的结果和下场。而厅堂之上就会长满荆、杞。生——死；聚——散。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舍：舍弃

之：代词，指零落、憔悴而长满荆杞的地方。

西山：用典。是伯夷、叔齐当年隐居的地方。伯夷、叔齐是商纣时代孤竹国国君墨胎初的两个儿子。周武王灭了商纣之后，他们“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说伯夷、叔齐临死之前作了一首歌：

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微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xū）嗟徂（cú）兮，命之衰矣！”

趾：山脚。这两句是说，这样一个危亡、衰乱的时代，我要赶着我的马，鞭策着我的马，离开这个地方，到很远很远的西山去。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阮籍在魏晋之交的危乱之时，他有那种委曲求全地保全的悲哀和痛苦。有的时候，之之所以肯于委曲求全，还不只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说自己果然就贪生畏死而就委曲求全了，有时不是的，而是为了对自己的亲属、家人的一份保护爱护之意，因为有的时候会因为自己而连累整个家族。

阮籍说，我有时想到我一身的安危都不能够自保，何况说我还要恋念、还要保护我的妻子儿女，我如何能够保全他们呢？像这样的危亡之世，有一天说不定就会有杀身之祸。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凝霜：凝结的寒霜。被：遮盖

岁暮：一年最后的日子已：毕，完这两句说，那寒冷的严霜整个地把郊原四野的野草都覆盖的时候，有什么生物还能保全下去呢？一年就要过去了，那我只好说一切都完结了，什么希望都没有了。这里表现得非常绝望，同时，也表现了他在这个危亡、衰乱之时，那一份要苟且、委曲求全地求生的矛盾和悲哀。

其六一日复一夕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每个人都是在白天黑夜的循环中度过的。在一天又一天的岁月累计中“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逐渐衰老，这是谁也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因为阮籍“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所以他的人生体验是时时刻刻焦躁不安的。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因为他骄傲不屈的独立个性，在无法融入主流社会趋势敷衍的生存体验下，他的心如同开水烫一样痛苦：因为他不能逆来顺受的接受统治，他对压在头上的统治权力恐惧害怕，所以他的心常常如烈火烧一样的痛苦。因为时势险恶，变化无常，面对杀人如麻的统治者，他常常感觉自己的智慧谋略不足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只恐怕自己随时被杀，一命归阴。怕死是人的天性，人们总是千方百计企图保住自己的性命。阮籍也不例外。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诗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他终日战战兢兢的痛苦，别人是无法理解他的。本诗是阮籍生存体验的恐慌，但也涵括了人类共有的生命意识。人生的茫然包涵着无穷的感叹。每个人都在茫然中前行，每个人都有未知的焦虑；每个人都负荷着内在的任性欲望，每个人都有外在的压迫威胁，每个人都在忍受中艰难求生，这是一切个体生命无法逃避的天命，不管什么个性每天都得在负荷、承担、忍受的历程中度过，直到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