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主题讨论报告（精选6篇）
党课主题讨论报告 第1篇
党课小组讨论报告--党性修养
小组名称：旅游管理系第一小组 地点：教学楼
参与人：第一小组全部成员、王瑜、谢嘉莉、林凤莉 主持人：杨柳 主题：党性的修养 内容：
杨柳：大家好，我们这次讨论的主题是“党性的修养”，现在大家开始展开讨论，发表一下你们对党性修养的观点和看法。
王瑜：对，我希望大家都能重视我们这样的小组讨论，你们也已经上了两节党课了。对我们这节课有何感想的，都可以说说。
苏祖伟：首先，对党性修养的学习，我认为当代学子必须非常重视我们的科学理论，把重点放在这方面上学。
吴伟：对这方面，我认为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借鉴历史经验来提高理论修养。
黄小婷：不仅要从历史角度，还得从政治、现实中去体现和提高科学理论修养，因为科学理论贯彻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吴伟：我强调的历史的角度，只是希望我们能够了解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够教条化。要时刻回顾历史。
黎智勇：关于党性的修养，我比较看重平时的作风，要时刻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在基层中提升。
张炽炫：这样的话，我们把刚才讨论的理论修养和实践联系起来，把理论作为提高修养的基础，实践作为手段，这容易我们学习党性修养。
杨柳：但是，在党性修养中，好像有些许地方还比较是形式化的，我还是提倡党性修养非形式化的修养。
莫小妍：我们还应该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自己党性修养的高度。吴彬：上了的两节党课，确实学到不少的东西，这方面我也有许多体会。
宋子灵：我们需要从思想入手，首先从自己做起，提高我们的党性觉悟。
吴彬：入党的路是漫长的，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
杨柳：看来大家都自觉学习过这两节课。但是对党性修养中的科学理论文化和道德文化修养，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苏祖伟：两者若比较而言，我认为道德修养更加重要一点，因为科学文化修养再高，如果没有一定的思想道德修养，其也将成为妨碍我们和谐社会的力量。
吴伟：但是科学文化修养的提高也会带动思想道德的提高，两者是相互的。
范仙桃：而现实生活中，我们一些政府官员不正是由于他们思想道德修养不够高，而出现贪污等腐败想象吗？
苏祖伟：当然，你说到的只是我们政府的一小缺点，大局而言，极多的党员、爱国人士也在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杨柳：我们要成为榜样，要进一步学习党性修养。谢嘉莉：以身作则，端正思想、提高修养。
肖婧：我们要经得起考验，体现与群众的不同，用实践影响群众。宋子灵：另外，生活中的每一细节我们也不能忽视，走好生活的每一步。
王瑜：大家说的很好，从递交入党申请书那天起，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修养提升起来，而作为党主人翁的心态去规划自己，设想自身，不断了解和提高党性的修养，争当一名合格的党员。杨柳：好了，感谢大家的踊跃发言，大家今晚的表现非常好。我们这次的讨论暂时就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互相交流。散会。
党课主题讨论报告 第2篇
通过这次的学习，我进一步的提高了对党指导思想的认识。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其中《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态完全形成。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侵略。19世纪5,60年代中华民族资产阶级诞生并有所发展壮大。甲午中日战争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领导中国的旧民族主义革命，最早的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了一场戊戌变法运动，在中外反动派势力的联合绞杀下昙花一现失败了。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成立，成为辛亥革命的统一领导，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革命。但是由于缺乏先进革命思想领导，不敢提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等原因均以失败告终。1923年前后，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形成了三民主义，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起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城市中心论指导下的一系列的起义均失败，在危机关头，毛泽东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并迅速发展壮大。而后，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转移，开始了长征。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至今，已近走过了90多年光荣的斗争道路。这90多年中，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从幼稚到成熟，不断发展壮大。党的辉煌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为解放人民幸福，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
党课主题讨论报告 第3篇
主办:《城市建筑》杂志社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时间:2016年5月14日
地点:麻省理工学院10-401
王世福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南方建筑》副主编, 《城市规划学刊》编委, 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
标志性建筑, 意味着一座建筑超越了其本身的功能和形式, 代表那座城市甚至国家。其承载的公共意义, 如果能够被积极地、广泛地讨论, 就会促进城市文化的进步;如果不幸被消极地、狭隘地讥讽, 就会陷入城市文化的无知。
这次沙龙的原旨是打开更广泛的视角讨论“标志性建筑”这个具有专业味道的通俗对象。现实中, 由于生活体验、学科边界、知识局限等诸多原因, 各人存在着不同的城市建筑体验, 隐性并比较自我地理解着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这一概念, 并习惯性地与政治、文化、经济等背景关联, 总体呈现出浮在上层的类似咖啡泡沫似的意象。信息技术和网络强化了这种意象的快速获得, 标志性建筑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旅行攻略或者网络检索事先获得其图片和简介, 在场的行为更多的是寻找、到达、观赏和感受, 是验证和被验证, 然后叠加到公众认知上去。相对而言, 现代社会的消费特征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于形成过程的认知, 以标志性建筑的图像传播替代了更深的内涵, 如标志性建筑所代表的文化思潮、审美价值, 及其在城市环境中的文脉意义, 或者其携带的引领未来的创新因素等, 时常隐藏在视觉图像和网络宣言的深处, 无暇讨论和咀嚼。
今天, 我想从对标志性建筑的公众评论角度, 来谈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
有关标志性建筑的讨论, 实际上不仅狭义地与其相应的专业设计能力、倾向相关, 更广义地与其所处的城市文化、审美水平有关。一般而言, 历史建筑作为标志性建筑, 往往具有相当高的认同, 因为其承载的历史或者其相关的人物、事件已经具备相当稳定的公众认知, 与城市文化已经融合在一起了。而一座新的标志性建筑, 通常意味着一个投资者、设计者与城市决策者之间互动的重大决策过程, 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就充满了日后被争议、讨论甚至产生“标志性”的内容, 如其选址、审美取向、意识形态、评选过程等。由于其一般都会具有比普通开发项目更复杂的特殊性且涉及更多的资金、技术问题, 其技术突破、形象展示等也会更加需要重视。同时, 由于这类可能成为日后焦点的“标志性”项目, 本身也时常扮演着挑战传统框限、寻求绝对创意的另类角色, 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体现了先进的工业化与丑陋的侵略者的矛盾, 蓬皮杜艺术中心挑战着传统艺术的定型化, 罗浮宫金字塔更是深刻地引发了最醇正古典美学与最简洁几何形体的审美冲突, 这些巨大的审美纷争既与时代变革背景相关, 更与巴黎、法国的公众审美发展历程关联。我们也都了解这些项目都经历了痛苦、不愉快的公众争论过程,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 巴黎这座城市, 每每经历极其激烈的辩论甚至冲突之后, 也获得了城市审美能力的提升, 并以此保持着世界城市文化最强的竞争力。
近年国内的这一批有争议的“标志性”建筑, 已经引发了类似的广泛的公众争论, 并与城市风貌、城市特色、政绩观、审美观等话题关联起来,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但是, 我们在这过程中, 更多地听到、看到的是停留在其形象比喻的娱乐性, 如“大裤衩”“小蛮腰”“马桶盖”“秋裤门”等, 有关其形成过程, 如谁投资的;谁设计的;谁赞成, 为什么;谁反对, 为什么;谁是使用者等问题, 以及建筑本身在技术方面、材料方面或者其造型在设计理念、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特点, 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传播和有公众审美价值的讨论。可以认为, 当前这种讽喻式娱乐具有更多消极的, 不促进城市公共审美能力提升的作用。或者也可以说, 公众舆论浪费、消费了花巨资设计、建造的新建筑。
以央视新楼“大裤衩”和苏州金鸡湖畔的“秋裤门”为例, 其建筑结构上的技术突破、内容功能的创新适应、建筑设计的理念创意, 及其争议背后的文化价值冲突, 都被掩盖在形象比喻的调侃之下, 况且, 这种比喻联想采用的讽刺性倾向对于设计理念及造型生成或多或少地存在歧解, 其优势是容易通过媒体舆论迅速传播, 其缺陷是片面狭义地塑造了对象特点。显然, 这种公众评论的现状是低水准的, 无益于城市公共审美能力的培育和提升, “大裤衩”作为电视媒体功能的最新空间载体及结构技术的创新实现, “秋裤门”不同功能的双塔在结构上的连接以及“腰带”300 m的中式室内园林等有讨论和传播价值的信息, 并未同步地呈现在公众领域。试想, 高水平的公众评论至少应该是“为什么这建筑会像大裤衩或秋裤, 它们背后代表了什么设计思想, 先进吗?这个奇怪的形状带给这座城市什么新的审美?”, 或者是“这么丑的建筑, 是怎么生成的?是不是炫技?”, 诸如此类, 而不是简单的嘲笑讥讽了之。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理念结合斗拱、古鼎等中国传统意向, 引入绿色建筑技术, 其上大下小的造型具有自遮阳作用, 中国红的外墙色彩进行了专题研究和现场调试等, 更有时代意义的是在外国建筑师主导中国大型公共建筑设计的背景中, 原创设计是由中国本土团队承担的。但是在公众评论中却以“官帽”“麻将桌”“四方凳”等讽喻为多, 虽然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讽喻尚未严重丑化其形象, 有趣的是所有比喻的原型或多或少地都还是中国传统相关的意向。因此, 有关中国馆的公众评论, 在引导更广泛的城市审美水平提高方面, 也不尽理想。
总体而言, 当前的这种公众评论状态还是值得理解的, 一是大众审美的建立和提升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 二是城市评论的专业性和大众性平台仍未有效地构建。从学科和专业发展角度, 鼓励建立系统完善的建筑评论和城市评论方向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 至少在建筑师和公众之间设立起一座中立的、沟通的专业平台, 传播建筑知识和审美分析, 避免建筑师的自得其乐或是自我宣称的各种主义, 而是有评论家进行系统的评析、归纳和解释。在此基础上, 媒体以及其他参与性强的大众性平台也应该予以重视, 依托网络、电视、报纸等新媒体和传统媒体, 开展更有文化讨论和审美教育意义的公众参与, 实现与建筑设计水平同步的城市文化进步。
期待更为成熟的、理性的、专业的公众评论, 期待更高创新水平的“奇奇怪怪”, 期待更加正能量的“标志性建筑”。
韩孟臻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由于决策阶段中经济、政治力量的压倒性强势, 建筑师的作用更类似于某种能动性作用。在现有的参与度下, 建筑师职业的社会责任应该体现在:在各层决策判断的过程中, 坚持更加长远的基本价值, 切实关切被忽视群体的社会利益等。
标志性建筑往往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在建设决策过程中会牵扯到广泛的社会阶层的利益, 被更多的人群所关注。从这一角度来说, 每一个标志性建筑都体现了当时当地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结果。在建筑方案选择的操作层面, 我国对于重大建设项目普遍采用方案投标制度, 评选的结果自然是具有话语权的各种力量的平衡。如果仔细研究评标结果, 往往就会追溯到作为建筑设计背景和基础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影响。
无论从时间轴、还是空间轴来看, 标志性建筑都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密切关联。举例来看, 在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中, 基督教教堂建筑往往扮演着标志性建筑的角色, 体现出宗教的统治地位。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 诸多企业的高层办公大厦演变为美国城市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单体, 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城市的必然面貌。
近来针对我国标志性建筑的反思和讨论, 大多指向了导致它们得以付诸实施的决策过程。在土地财政的经济背景下, 大批城市新区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 导致大量标志性建筑被“空投”落地、确立地标。决策过程的不尽成熟致使标志性建筑良莠不齐:有的项目在投标之前, 决策者已戴上“国际化”“洋气”的有色眼镜;有的项目获选投建后, 竟然成为严重超预算的鸡肋和包袱;更多的项目因顺应遴选机制而片面追求图像化奇观, 脱离人的生活, 也脱离了建筑学的价值。
同样, 从决策机制的角度可以理解:民众对于标志性建筑情绪化的调侃和戏谑, 不仅来源于对建筑本身的好恶, 也源于其在决策过程中的缺位和失语。对于标志性建筑, 尤其是那些使用公共经费投建的公共建筑, 如何能够在决策阶段就鼓励务实、有效的公众参与 (而非简单的微信投票) , 是保证建成建筑为民众服务、也为民众接受的必经之路。
建筑师能够在各种势力的平衡博弈之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呢?由于决策阶段中经济、政治力量的压倒性强势, 建筑师的作用更类似于某种能动性作用。在现有的参与度下, 建筑师职业的社会责任应该体现在:在各层决策判断的过程中, 坚持更加长远的基本价值, 切实关切被忽视群体的社会利益等。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同时也伴随着官员评价导向的改变, 这又会对未来的标志性建筑建设带来何种影响?个人希望近来的反思和讨论, 能够为决策过程的改善提供动力, 将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与市民的日常生活真正联系起来。
王凯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
一旦成为标志性建筑, 就具有符号性和实体性的双重属性, 而这种“可符号化”, 可能是一部分建筑得以成为标志性建筑的一个特点。
前面王世福老师的开场介绍很好, 把各种可能涉及的角度都已经打开了, 刚刚韩老师是从建筑师角度来讲, 我就换一个角度, 从评论的角度来谈一点观察。我在同济大学参与建筑评论课的教学, 有的时候可能涉及这种话题。刚才韩老师说“福禄寿大厦”比较“奇葩”, 我对这句话背后的几层意思特别感兴趣。我想提出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 我们所谓的标志性建筑, 是“谁的”标志性建筑?属于谁, 为了谁服务?谁更有权定义标志性建筑, 专家?大众?谁有判断这个建筑好坏对错的权力, 怎么样是对的, 怎么样是错的?
我觉得这件事可能要放在历史的脉络里, 才能说清楚。非常粗略地说, 在前现代时期, 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明确的。大家都知道那些成功的例子, 比如罗马的城市改造, 一系列的大道连接着放射型的城市广场, 高高的方尖碑标示着唯一信仰的崇高与世俗权力的在场。就像罗西说的, 那个时候的标志性建筑, 和非标志性的城市住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这个背后是很清楚的社会权力的结构分层以及相应的空间资源的分配。但是到了启蒙现代性以后,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化打乱了原有社会等级结构的合法性, 特别是精英与大众的话语权差别被从根本合法性上取消了, 多数人的意见取代了高、低品位的争论, 对错已经不是那么能说得清楚。而且社会整体品位的平均化也许是我们必须面对民主社会的一个结果, 不管怎样, 不管当前怎样的一个国家, 怎样的一个制度, 民主化以后精英的“品位”下降也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放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视角上去看, 今天我们当代中国的种种问题, 也就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是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以及中国的社会组织制度带来的, 我觉得其中有很多正当性, 也有很多不可避免的无可奈何。
反过来讲, 应该如何看待诸如“福禄寿”“秋裤”以及“小板凳”“火锅”“裤衩楼”等说法呢?我认为所谓是不是成功的“标志性建筑”, 不在于是大还是小, 或是否耗费了多少财力物力, 而应该就像提到华盛顿就想到国会山, 提到北京想到天安门之类, 在于它是城市的一个公共文化符号, 一个城市的品牌或者象征。这样的一个公共符号, 被不同的群体做出不同的解读, 这简直太正常了。它首先作为一个符号存在, 当然就面对着作为一个符号, 所必然包含的能指、所指之间的关系, 是由于所谓你鉴赏的一个主体, 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产生意义。那你有什么理由, 去禁止其他人按照他的方式解读这个东西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种种现象, 都是在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的, 或者消费文化的条件下非常可以理解的一个正常的现象。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概括这件事情的话, 就会发现一旦成为标志性建筑, 就具有符号性和实体性的双重属性, 而这种“可符号化”, 可能是一部分建筑得以成为标志性建筑的一个特点。
结果一方面, 由于这种符号性, 造成了形象在媒体中广泛的图像传播, 常常会导致符号性压过实体性。像刚才王世福老师说的关于布鲁塞尔那个“撒尿小童于连”的塑像, 你到了现场一看, 哇, 原来居然那么小!再比如一次Global History of Architecture课上, 教授拿来原大的Venus of Willendorf, 我们在艺术史书上面, 无数次地看到那个雕塑, 我本来以为是很大的一个雕塑, 老师拿过来一看, 哇, 竟然是这么小的一个小东西, 而且它不是拿来看的, 而是放在手里把玩的。当然也有更多相反的例子, 这些例子也造成了我们拜访某个名胜的时候身临其境的现场感的尺度震撼。
另一方面, 由于标志性建筑的这种符号、实体性的双重属性, 也会造成其实可能不同的视角, 不同主体生活的“日常性”和这种“伟大性”的矛盾和张力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现象, 贾樟柯的电影经常有这样的镜头, 比如《小武》里面, 两个人从古老的城墙上面跳下来, 跟另一个人聊天, 这是一个很土的场景。但是后面的老城墙, 以我们这些城市知识分子的眼光看来, 好像是一个很有文化韵味的东西, 或者在那个城市里也是一个地标性的存在物, 但是对于角色来说就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东西, 这两件事情的张力, 我觉得恰恰是值得建筑师关注的。而这种关注, 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平视的关注, 不是说我专业人士是高品位, 你是低品位。
最后我说一个小例子, 是2015年我出国之前, 和合作教学的老师寻找一个设计课课题的基地, 我们就去外滩附近调研, 看到一个特有意思的小巷子, 叫元芳弄, 那个地方大家可能一般不太知道, 它就在外滩, 中山东路以西, 四川中路以东, 广东路以北。这是一个垂直于外滩的很小的巷子, 那个小巷子当时我们偶然走进去, 从外滩那个非常“永恒”的立面走5 m, 就是一个租光盘的录像厅, 后面有一个足疗店, 再往里面走是一片杂乱的不同时期的住宅。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地方太有意思了。当时我还跟另外一位老师商量, 说明年咱们一起带一个这里的设计题目吧。半个多学期之后, 那里就被拆了。但是当时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 外滩是一个所谓标志性建筑群, 但是从外滩走一步进去, 就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 这种日常性的生活非常有活力, 并且具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沉积, 我觉得是一种最美好的创造, 或许是一种标志性建筑存在于人们生活中最美好的、最理想的状态。
关凯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任何一幢建筑物, 如果不能和本地人的生活实践联系起来, 并且使它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意义象征物, 永远成为不了“标志性建筑”。而且, 对于这件事, 我们不需要着急, 答案就在时间里。
“标志性建筑”这个术语很值得反思, 建筑就是建筑, “标志性”从何而来?显然, 它是人为赋予的, 与物质无关。将建筑物外在赋予一种“标志性”的意义, 是人类社会生活一种古老的经验。前现代时期, 几乎所有地方的主要的“标志性建筑”, 通常都和某种神圣性有关, 它之所以能具有“标志性”, 完全基于精神的东西, 比如教堂之于社区生活, 皇宫之于帝国政治, 先人遗迹之于社群祖先想象。
任何建筑都有两个维度的意义, 一是物理空间的生产, 它是有具体功能的;另一个是意义空间的生产, 比如现在我们坐在MIT的教室里讨论问题, 这和我们坐在国内某所乡村小学的一间教室里讨论同样的问题会不一样。这两个空间, 虽然都是教室, 但是空间的象征意义却不同。这种意义差别实际上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在创造的一个东西, 它反映出人的精神需求、情感感受和身份认同。至少我们在MIT的空间里讨论建筑设计比在乡村小学显得权威多了, 虽然大家说的内容可能是一样的。
所以“标志性建筑”在过去和在当下, 所指的意义是有流变的。前现代社会的社群, 或者一个地域共同体, 在文化上的整体性很强, 这样社群成员对于“什么样的建筑是标志性的”就容易产生共识, 其背后是共同的生活经历和价值与情感体验。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性使人对建筑的神圣性很少产生质疑, 当然这种神圣性不一定非得是教堂, 比如罗马斗兽场、巴黎大歌剧院、西安的城墙都有某种神圣性。这种神圣性的来源, 除了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之外, 首先来源于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义, 比如有些历史人物的私宅可以变成某种“标志性建筑”, 但前提是它一定和原来的主人做出的某种意义显著的历史贡献有关。
到了现代社会, 情况发生了变化。“标志性建筑”由一种历史形成物, 变成了一种有组织、有预谋、有规划的主动设计。正如王世福教授刚才呈现的那些, 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都是当下的, 没有时间感, 所有的意义都是平的, 是横轴的, 没有纵轴。纵轴就是历史, 很多经得起岁月考验的标志性建筑, 其“标志性”意义实际上都是在历史沉积中逐渐形成的。
另外, 这种“标志性”一定是和人的生活有关系的。如果它和人的生活无关, 它一定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标志性建筑”。它可能宏伟, 却可能得不到人们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 “标志性”一定代表了某一种人的生活、人的理念以及人在生活里体验到的意义。所以在这一点上, 文化差异就发生作用了。比如中国和其他社会的不同。无论在基督教社会还是在伊斯兰教社会, 离墓地近的房子都是好地段, 价格更高的住宅。但在儒家文化圈就不是这样, 墓地一定不在市中心, 而是放在居住区之外人烟稀少的边缘。
在前现代的时候, 对任何社区来说, 三个空间都是最重要的:教堂、墓地和市场, 这是公共生活的核心空间。传统社区的市场 (集市) 往往是与教堂在一起的。作为公共空间的教堂, 在过去的欧洲, 是所有城市、村落的中心, 自然也是“标志性建筑”。即使在传统中国, 有些大众寺庙也是这种空间的中心, 如城隍庙。这个神圣性空间, 实际上同时也是世俗的空间, 就是市场, 二者都是人的聚集所不可或缺的, 所以中国赶集也叫“赶庙会”。但就建筑意义而言, 市场的空间是最不稳定的, 很少有传统的市场可以变成标志性建筑, 当然这也和传统市场往往是露天的或者小店铺林立的空间格局有关。真正把市场空间变成标志性建筑—如纽约的世贸中心, 那是非常晚近的事, 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带来的建筑和审美结果。
然而, 如果说欧美社会的基础是围绕着教堂兴盛起来的社区的话, 我们的传统却不一样。当然, 中国很大, 一些少数民族社区, 也是围绕着寺庙组织起来的, 但就内地的整体传统而言, 整个社会组织就没有这套传统。在传统的内地乡村, 地主家的豪宅是标志性的, 就是乡绅的家, 典型的就是山西的那几个大院子。再大一点的地方, 如城镇, 则是府衙, 官府处于空间的中心。中国的帝国传统非常深厚, 有点人口规模的市镇, 都是围绕着府衙分布着一圈的庙, 有时距离稍微远点, 庙在城外。这种空间分布格局, 其实也代表了中国人的信仰体系, 天子皇帝处于信仰的中心 (地方官都是代表皇帝的, 如总督、巡抚之类) 。与天子相比, 各种神灵都是从属性的, 所以市镇之内之外的各种庙是分等级的, 有由官府定期布施的官庙, 也有由百姓自发建设维护的民间的庙。但是在20世纪, 所有这些东西、这些传统都被革命摧毁了, 这是我要讲的另外一个问题, “标志性建筑”跟革命的关系。
现代化革命首先发生在欧洲。工业革命在城市设计和建筑上的反映, 巴黎非常典型。今日之巴黎在建筑空间上不是传统的, 如果说罗马和布鲁塞尔还有传统的味道, 巴黎大致是没有的, 因为巴黎是在19世纪中期被当时的行政长官奥斯曼改造过的。现在我们去巴黎逛春天百货或者老佛爷商场, 前面经过的马路就是奥斯曼大街。奥斯曼拓宽了巴黎的马路, 使马车可以行走, 重新规划了市区, 建了大面积的公园, 完善了市政工程, 使巴黎成为当时世界上城市规划最现代化的城市, 使一大批建筑物成为标志性建筑, 包括稍晚几年建造的埃菲尔铁塔。
所以巴黎在城市规划和建筑上恰恰是一个早期现代化的标志, 真正造了一个新的空间出来, 但是巴黎的这个空间, 恰恰代表了19世纪的城市文明高峰, 是电气化时代之前, 城市设计能达到的最高高度, 巴黎的这种变化是革命性的。而电气化实现了之后哪里是最典型的?当然是纽约曼哈顿。因为高层建筑必须得有电梯, 所以20世纪曼哈顿的崛起就代表了比奥斯曼巴黎在技术上更先进的时代。
但标志性建筑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也和社会主流的审美意识关联甚密。法国的中央集权体制, 在巴黎的建筑上的直观反映就是巴洛克审美, 不仅宏大建筑多, 而且建筑全是对称的。但是如果从每一个临街建筑物背后的窗户, 看两条街中间的情景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有一次在拉丁区住的一个酒店正好就是最上面一层—六层, 窗口冲着街道的背面, 看出去的风景和中国有点像, 光鲜华丽的临街景观背后的建筑物就没那么光鲜了, 维护显然不足。
纽约的风格与巴黎不同。曼哈顿每幢建筑物的门都是冲街道的, 而建筑又非常密集。因此, 密度很高的街道网络使曼哈顿几乎被切割成一个个规则的几何图形, 似乎完全用格尺画出来的, 从而使曼哈顿成为世界上最不容易迷路的地方。所以, 观察城市建筑的时候一定要把时间带进来, 如果不把时间带进来, 就解释不了不同城市的不同风格。因此, 现代文明的出现和扩散是一场革命, 之后, 城市的建筑与格局已经完全是与传统不同的东西了。
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喜欢去乡下呢?因为那里还保留着更多的前现代的传统, 离自然和传统文明生态更近。欧洲的乡下特别有味道, 其实真正保存完好的法国传统社区就是在乡下。相比之下, 美国的乡下特别没有味道, 处处建筑景观都很相似, 美国的乡村被现代性重塑得更厉害。而欧洲的乡下则充满传统的味道, 有一次我们在普罗旺斯的山区开车找不到路了, 向一个在路上行走的老人问路。那是一条中世纪风格的用石子铺成的村中马路, 似乎那个小村子里就这么一条主要街道, 也就两个汽车宽的很窄的马路。我们说要去一个地方, 这个老人回答说, 你们就沿着这个Boulevard一直往前走, 结果车一开起来, 我们在车里哄堂大笑, 因为Boulevard在法语里是林荫大道, 像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那种。我当时就说, 这个老人生活观念里的Boulevard和我们的理解不一样, 这个乡间小路和香榭丽舍大街是等值的。其实这个故事很典型, 如果不把反思性带进来, 我们谈任何一个“标志性建筑”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地标本身就是一个反思, 它本身只是建筑, 物就是物, 物的意义是被人赋予的。
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谈论“标志性建筑”的时候, 可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 不能仅仅去考察建筑本身, 而是要考察一个建筑能成为“标志性建筑”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今天我们在中国城市里看到的很多地标, 有很多仅仅只是物理地标, 因为它很高大, 视觉上很扎眼。但要真正成为一种正面意义的“标志性建筑”, 而不是市民嘲讽的对象, 就一定需要一种历史的积累, 要和历史事件、人的命运和情感发生关系。现在国内建设了很多“高大上”的建筑, 大多都是政府行为, 舆论宣传上也号称这个是国家级的, 那个是世界级的。但是大家想想, 我们从小在一个地方的生长经历, 和城市景观的关系是什么, 是不是被改造过的街区我们内心都多少有一点不太认同呢?从这个意义上说, 此刻中国的大规模拆迁几乎是另外一次“文化大革命”, 是建筑意识的“文化革命”, 这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 打破了所有的原来让人和人能连接起来的东西, 至少在空间上把它打碎了, 这会造成一种城市记忆的碎片化, 所以中国社会又在面临一个文化与社会重新组织的问题, 而单靠市场是组织不起来人的生活的。
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现代性文化传播更久的国家, 在改造城市的时候都有尊重传统的一面。剧烈地破坏传统的城市格局意味着在物理空间上打破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感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标志性建筑”真正的决定因素是时间, 若想让一个建筑物真正成为标志, 仅仅是指引方向的地标是不够的, 它必须和影响本地人生活的大历史事件有关系。比方说凯旋门和拿破仑征服战争的胜利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能想象一旦拿破仑这个人物在法国人心目中不再是英雄的时候, 这个凯旋门还能有今天的地位吗?西方城市比较幸运的原因是因为自从现代性兴起以后, 西方的文明进程没有中断过, 尽管城市建筑可能被战争摧毁, 但之后的重建仍然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建”, 它的意义不被颠覆。
而中国的“不幸”是说, 我们所有古典的意义, 都被现代性进程给一刀剪断了, 今天我们城市里太多的地标都是新物。而过去我们用的符号很多都有文化上的争议, 比如龙的符号, 在今天争议就很大。长城也是一个问题, 一讲长城内外, 就有人批评说不能说中国的边界是长城, 长城之外不是中国了。无论是长城还是龙的符号, 这些建筑都有强烈的政治意义, 因为在原来的帝国天下逻辑中不是问题的问题, 今天就成了问题。
中国传统文明受到现代性文化的挑战, 几乎是根本性的。在天下观中, 天子脚下就是天下中心, 所以北京城的整个布局, 呈现的就是一个“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世界观。这种宇宙观直接表现为一些标志性建筑, 比如北京的五坛:天、地、日、月、农。其中最重要的是天坛, 因为天是一切人间秩序的主宰。天圆地方, 地坛的建筑全是方的, 而天坛的建筑全是圆的, 然后天子借助圜丘这个象征垄断和天的对话, 把神圣性控制在皇权手里。老北京的整个建筑格局反映出的是一整套的世界秩序, 只有从这一整套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出发, 才能支撑起我们今天看到的故宫的美感, 它确实美得不得了。但这套世界观不仅支持建筑的美感, 也凸显皇权专制的价值观。不过, 皇权专制也确实是千百年来中华文明的政治存在方式, 它就是历史本身。
20世纪的中国革命, 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 都在摧毁中国人的传统史观, 这种摧毁是成功的, 但在建设新的史观时, 就没有那么成功。这种不成功也反映在建筑上。
其实任何建筑不管它好看不好看, 它戳在那都可以成为地标, 比如说过去农村一个合作社的建筑, 在那个公社里就是本地的地标。但是它为什么不能持久呢?是因为随着政治经济体系转型, 合作社原来具备的那些对那一代人可谓至关重要的经济功能消失了。而对那一代人来说, 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 合作社是有些“神圣性”的所在, 但那代人死光了之后, 这种“神圣性”就没了。而真正的“标志性建筑”, 就是不管人怎么死, 代际怎么更替, 凝结在建筑上的意义不死。做不到这一点, 就不叫“标志性建筑”。
今天我们讨论“标志性建筑”这个概念, 其实我对这个概念是持反对态度的, 我觉得很多人是在胡乱用概念, 似乎楼高一点, 建筑怪一点, 就能成为标志。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建筑, 但哪个是大多数北京人热爱而不嘲讽的呢?
在这一点上, 纽约的案例是值得反思的。世贸双子塔被恐怖袭击摧毁了, 然后就重新建一个更高的世贸。但是曼哈顿作为一个整体, 其实今天帝国大厦的标志性, 是超过新世贸的。为什么呢?因为帝国大厦有更长的历史, 始终是和纽约这座城市的持久的商业活力有关系, 所以它就可以成为标志, 它和纽约客 (New Yorker) 的生活有着更深厚的情感上的关联。
中国城市中那些新的地标, 能不能成为真正的“标志性建筑”, 其实不是我们今天可以回答的问题。首先这些建筑物的时间不够长, 历史感是靠时间堆起来的, 也许北京、上海、广州的市中心的这些建筑里面有些会成为“标志性建筑”, 而有些就不会, 至少意义不完全是正面的。
最后我要讲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现在造的这些玻璃大楼, 这也是一场革命, 而且是全局性的。今天我们在某个城市的市中心的酒店房间里早上醒来, 拉开窗帘, 可能无法判断自己身在何处, 因为几乎所有的市中心景观都是高度相似的。这些建筑标志着一种新的“神圣性”, 我把它叫做“发展拜物教”。这是一个对现代化的想象, 这个想象必须通过一些巨大的、奇怪的建筑来呈现, 这是一个时代的观念潮流, 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
用建筑来表达文化想象当然需要物质条件, 而今日中国已经具备了这种条件, 所以我们看到千篇一律的城市景观和建筑表情, 但在这些的背后, 确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危机。
当所有的较大城市里都有一片中心商务区 (CBD) , 我们面对的问题首先是功能性的, 就是这种城市里有没有与之匹配的商业活力;当所有的较大城市都标榜自己的国际化, 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意义上的, 这是否是一种意义的脱节与断裂, 它和本地人是否有关系?世界在变, 建筑也在变, 但这种变不应是一种全面的颠覆, 即使颠覆, 也应该只在局部, 只具有实验性的意义。
巴黎传统风格的城市里有一个看上去很刺眼的例外, 就是蓬皮杜中心。这是一个外形如工厂车间的艺术中心, 建成于20世纪70年代。在我看来, 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建筑风格尽管和周围的环境不协调, 但它仍然是美的, 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那是一个文化反叛的年代, 一个在艺术上非常创新的时期, 而这个车间式的建筑就是要彰显作为一个现代艺术馆的定位。所以, 它背后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 今天, 蓬皮杜中心和罗浮宫、奥赛艺术馆共同构成了巴黎艺术空间的整体格局, 由蓬皮杜所代表的, 不仅是一个创新的建筑形式, 也象征着一种范式转换之后的艺术本身。
总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任何一幢建筑物, 如果不能和本地人的生活实践联系起来, 并且使它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意义象征物, 这个东西永远成为不了“标志性建筑”。而且, 对于这件事, 我们不需要着急, 答案就在时间里。
张旭
麻省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
当我们谈到一个建筑的时候, “标志性”大部分时候仅仅是作为一种“附属”的属性自然而然地出现, 它无法构成限制建筑设计的条件。因此相对于“标志性”, 我觉得也许纪念性和保护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研究和讨论的议题。
首先我觉得所谓“标志性”只能讨论, 不值得研究。其次想先抛出一个问题是:在我们做landmark (地标) 之前, 我们是否要把当下的这个设计当作一个标志性建筑?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在当初修建长城的时候, 建设者是没有考虑它日后会变成一个世界遗产, 变成一种“地标”, 其实当初建设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防御外面的敌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事件不断积累, 它就变成了物质遗产, 变成了landmark。很多的infrastructure, 也就是基础设施, 也是一样, 它随着时间的积累, 事件的积累变成一个landmark。
所以我觉得对于标志性建筑的探讨, 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标志性”有不同的原因和内容。举几个例子, 历史的标志性, 像之前提到过的长城;符号的标志性, 贝聿铭设计的罗浮宫玻璃金字塔, 象征着18世纪末19世纪初曾经最强大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对于埃及的征服;图像的标志性, 著名的“福禄寿”酒店;空间的标志性, 诺曼福斯特设计的香港汇丰银行大厦的底层架空广场, 它的标志性体现在本来私有的空间公有化, 体现了社会文明的高度化;尺度的标志性, 库哈斯在1991年的一篇演讲稿中谈到建筑仅仅通过尺度就可以极大地影响周边的环境。他谈到了一点:“这种令人迷惑的巨大尺度标志, 使这种建筑物仅仅通过它巨大的体量、形式以及沉默的存在事实就给人们以深刻印象。它以人们无法忘怀的形象出现, 无论是美丽的, 也无论建筑师是否影响了它。”我们在各个城市所看到的天际线和摩天大楼, 不论其形式、历史, 它们自然而然就会是“标志性”建筑。
我还想再谈一谈“标志性”和preservation (保护) 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末的时候, 公元前400年的遗迹和文物被列入保护名录, 在20世纪初的时候, 18世纪的遗迹和文物被列入保护名录, 到21世纪的时候, 我们甚至开始保护当下的一些“标志性”建筑。那是不是说, 因为设计的“标志性”我们就应该要保护这些“标志性”建筑?如果说标志性就一定会受到保护, 那么在建成前, 我们如何决定一个建筑是不是具有“标志性”?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标志性”其实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为当我们谈到一个建筑的时候, “标志性”大部分时候仅仅是作为一种“附属”的属性自然而然地出现, 它无法构成限制建筑设计的条件。即使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目的是要给城市一个“标志性”建筑, 但实际上标志性是在满足了建筑最基本的需求例如功能、结构之后结合特定的context (文脉) 以及设计手法自然而然产生了的。就比如在上文中提到的几个类型以及它们的例子里面, “标志性”并非唯一或者最重要的目的, 它只是建筑建成背后复杂的逻辑关系最后呈现在表面的肤浅印象而已。
因此相对于“标志性”, 我觉得也许monumentality (纪念性) , preservation (保护) , 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研究和讨论的议题。
王颖
同济大学博士, 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候选人, 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
在标志性建筑光鲜的外表下, 内部所呈现的是领导随意决定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标志性建筑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物质性, 它还有纪念性, 同时作为一种宣传, 这种媒体作用其实也是非常强的。
在接到这个座谈会任务的时候, 我并不清楚标志性建筑的准确概念是什么。因此, 在中国知网上检索了和标志性建筑讨论相关的期刊文章, 希望可以理出来一个大致的相关讨论的脉络。从这个脉络中, 可以确定的是“标志性”概念是从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 但是关于究竟什么是“标志性”, 众说纷纭。我希望可以从自己目前在做的研究的视角提供对标志性建筑的一种认识。也就是从20世纪中国建筑史的历史角度考察标志性建筑这个概念是怎么出现的。之前的情况是什么样, 出现时是什么样的背景, 出现以后的情况又怎样。通过考察不同时期标志性建筑的特点, 也许就可以看出标志性这个概念在中国语境下有着怎样的变化。
这里首先要回到20世纪早期开始讲。从中山陵、南京中央博物院, 到上海市政府等这些重要的建筑, 那个时期并没有标志性建筑这个词, 而且我确认我所看到的文献中这个词没有出现。但是不管是不是称之为“标志性建筑”, 我们都会认为, 从中山陵到国庆十大建筑, 毫无疑问地就是具有标志性的建筑。中山陵祭堂的竞赛书里要求:“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者”。这里对纪念性的要求, 跟我所理解的某种标志性是有一定关系的。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 甚至到50年代, 建筑量相对比较少。期间的重要建筑, 数量也非常有限。这个时候, 其实它的纪念性和政治性是占主导地位的, 也就是说这是跟当时的政治性概念, 就是“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是关乎整个国家的身份认同问题的, 是对于民族性 (nationality) 的追求。所以说, 实际上这么有限数量的建筑, 更大程度上, 是跟国家相关的, 就是说是国家级的。如果要定性的话, 也许可以说是某一种国家级的标志性建筑。到20世纪50年代, 在北京, 上海, 广州兴建的中苏友好大厦, 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建筑, 这些我觉得是跟意识形态宣传密切相关的。
到20世纪80年代发生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因为市场经济开始发展。其实有一个观念性的转换, 中国开放以后, 它面对着西方和中国, 有两种比较主要的意识:一个是如何保持传统, 另一个是如何学习西方。围绕传统和地域性有很多争论, 比较典型的像香山饭店这样的例子。到20世纪90年代, 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批判的地域主义的讨论进入中国, 原来对于民族性的追求变为对地方性的强调, 统一的国家身份也被地域身份所代替。所以标志性不再仅仅意味着国家身份, 而是与多元地域特征联系起来。另一方面, 我觉得这也跟市场经济发展, 以及全球资本进入中国相关。也就是说标志性不再是政治和民族性在推动, 而是经济资本在后面推动。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 甚至20世纪70年代在广州, 像广州白天鹅宾馆之类的酒店建筑, 已经作为标志性建筑出现了, 这个跟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那种国家建筑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商场同样可以作为标志性的建筑, 比如北京的西单商场。这一时期外国建筑事务所开始在中国做设计, 做了许多具有标志性的后现代的酒店和商场。
在专业期刊上关于标志性建筑的讨论, 大概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 特别是二〇〇几年那段时间, 这个讨论非常密集。各种各样人激烈地争论:标志性建筑应该具有哪些特征, 有人说标志性建筑不是地标 (landmark) , 它还具有纪念性 (monumantality) , 等等这样的争论。还有相当一部分文章, 写自己或别人的设计, 以标志性建筑为标准, 解释这个设计符合了哪些特征。
1998年, 张锦秋在广州还是深圳的一个会上, 有一个讲话, 题目好像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做标志性建筑。从此以后, 这个讨论就大量开始了。
2000年后, 国家大剧院、央视总部大楼、广州歌剧院等项目, 关于标志性的讨论也介入其中。我觉得这个时期, 主要是全球化影响下的结果, 一方面资本的输入, 一方面国际建筑师的输入。这个影响带来一个标志性建筑的高潮。到中国馆, 又回到一个身份的追求, 但我觉得这种身份的追求, 其实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那种表现身份认同, 已经不一样了。
以上是从20世纪中国建筑史的角度关于标志性建筑的脉络梳理。接下来我想具体一点谈一个和媒体报道有关的问题。在中国馆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 媒体起到的作用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但是我的例子要再次回到20世纪50年代。我之前在做20世纪50年代研究的时候, 曾经做过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案例, 就是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我觉得这个例子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看到很多关于它的非常正面的报道, 它是上海人心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尖塔的110 m高度,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都保持着上海第一高楼。
所以很多老上海人对这个建筑有很深的情结。这个建筑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苏联计划于1955年在上海举行一个展览, 类似的展览在北京和广州都有, 但是广州那个中苏友好大厦已经被拆掉了。这其实又是苏联对中国的一个意识形态宣传途径。之后上海市就决定建造中苏友好大厦。1954年4月, 他们请来一个叫郭赫曼的苏联专家。在政府宴请专家的招待会上, 郭赫曼喝醉了, 之后说出让在座所有人非常震惊的话:“5月1号开工没问题。”在领导们都还蒙着的时候, 第二天早晨《解放日报》就把这个事情报道出来了, 说苏联专家已经说了, 5月1号这个建筑就开工。等郭赫曼本人清醒后也慌了, 因为只剩19天时间, 然后怎么办呢?他赶紧把所有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召集来, 其中包括设计北京中苏友好大厦的安德烈耶夫, 还有上海的陈植, 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建筑师一起熬夜工作, 五天方案就出来了, 上海市政府马上通过方案批准。到第七天, 1:100的图纸就画出来了, 之后做施工图, 到5月4号就开工了。
后来出现好多问题, 比如建造过程中大厅开始出现沉降。其实设计中已经做了沉降处理,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是出现沉降。还有比如结构裂缝、地面裂缝、结构变形、漏水等状况持续出现。后来建造单位就求助苏联专家, 苏联专家的意见是等到1957年全沉好, 不再继续变化之后一起修。没想到1957年的时候大跃进很快开始, 整修就被搁置下来, 一直搁到2000年。这才重新开始修缮, 建筑里面损毁已经非常严重。整修花了很多钱, 包括顶上玻璃的五角星, 用了4 kg黄金作为镀金。
这个例子要说的是在标志性建筑光鲜的外表下, 内部所呈现的是领导随意决定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对我们当今的各种情况是可以提供一个反思。比较荒谬的事情就是大家看着这个东西这么光鲜, 好几十年, 其实它的内部已经那么破败不堪。所以我想说的一个事情就是, 标志性建筑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物质性, 它还有纪念性, 同时作为一种宣传, 这种媒体作用其实也是非常强的。
薛颖
华南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
什么样的建筑能深入大众的生活和记忆, 什么样的建筑有意义或是符合多数人的审美价值观, 这些问题虽然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但是如果媒体和精英层次能够给予一定的方向性的引导, 也许大众的审美价值观不会停留在模仿或是媚俗上。
我想就城市标志性建筑与城市标志物的关系谈谈个人的看法。城市环境的地标意义由一系列要素构成, 地标性建筑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另外还包括其他各种尺度的城市标志物。比如像布鲁塞尔的小男孩铜像和丹麦的美人鱼雕像, 它们与标志性建筑物的空间表现形式和尺度不尽相同, 但是对于城市都具有地标意义。虽然只是艺术品雕像, 但是它们已具有城市标志物的特征。标志性建筑与城市标志物的共同特征是他们具有鲜明的而且能被绝大多数人接受的标识性, 并以物质形态的形式表现出来, 即具有物质性地标意义。
我觉得标志性建筑作为一个物质形态代表城市或地区形象, 区别于其他城市标志物还是在于它建造的技术性特征。从古埃及金字塔、古希腊帕提农神庙、北京天坛祈年殿、美国的华盛顿纪念碑、巴黎埃菲尔铁塔, 再到近代高层建筑及现代超高层建筑, 建造的技术进步本身及技术美无疑是标志性建筑的一个重要特征。
另外, 标示性建筑应该是个广义的概念, 凯文·林奇把标志物 (landmark) 作为城市物质形态的要素之一, 是外在的视觉上起控制作用的人们体验城市外部空间的参照物。但有时候一个活动, 一个事件, 也能使得承载它的某个地点成为一个城市的地标。
什么样的建筑才能被称为标志性建筑, 除了客观的因素, 如物质技术条件之外, 主观因素必不可少, 即被大众认可。标志性建筑往往是经过历史的洗礼被大多数群众认可后才形成的。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看大众认可这个问题, 第一个层面就是标志性建筑能够唤起大众的集体记忆, 这确实是需要经过时间的历练。标志性建筑作为一个平台, 记录了很多众所周知的故事, 从而获得大众对于标志性建筑的认同。当然这个平台也包括刚才讨论到的城市生活以及信仰的问题, 是集体记忆的重要内核。威尼斯广场和广场上的建筑物与这座水上城市的生活息息相关, 很有特色, 它们无疑是威尼斯具有地标意义的标志性建筑及场所空间, 但是如果把这座小城浓缩到澳门的酒店里, 或是把欧洲小镇建筑搬到中国某房地产项目, 恐怕它们很难获得大众的认可, 因为建筑空间缺乏生活和信仰的真实性。对于有些建筑, 特别是有争议的建筑, 例如中央电视台新楼和国家歌剧院, 目前我们也很难进行评头论足, 把它戴上标志性建筑的帽子。只有经过时间的历练, 得到大众的认可, 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标志性建筑。
大众认可的第二个层面则是外部因素的引导。除了随时间流逝人们自然地产生大众集体记忆, 从而获得对标志性建筑的认可之外, 认可的产生还需要外部因素引导。大众认可是基于大众审美价值观, 在当今社会, 媒体的宣传、精英层次的引导是影响大众审美价值观的重要外部因素。北京的“福禄寿”大厦, 它的设计手法跟纽约自由女神像类似, 都是用非常具象的手法表现主题人物。但是为什么自由女神像已经成为标志性建筑, 而“福禄寿”却成为人们的谈资, 这也许跟建筑师这个精英层次的引导有关系。建筑师是为社会服务, 有义务为社会大众设计积极向上、实用美观的建筑, 特别是在社会的大众审美价值观正在建构的年代里。媒体的宣传也能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对于一栋建筑的解读, 可以是多维度的。什么样的建筑能深入大众的生活和记忆, 什么样的建筑有意义或是符合多数人的审美价值观, 这些问题虽然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但是如果媒体和精英层次能够给予一定的方向性的引导, 也许大众的审美价值观不会停留在模仿或是媚俗上。
王媛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历史上的地标建筑, 保留到今天的都有一种纪念性。不过当今的地标建筑, 似乎都不太考虑与平民历史、地方文化、集体记忆等对接的场所纪念性, 更多的还是在炫耀商业资本或者某种膨胀性的力量, 变成一种形象思维支配下的具有戏剧性效果的视觉表演。
这里有人类学与建筑学对地标建筑的理解差异, 关老师探讨的是一个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地标建筑概念, 王世福老师则是从现代的城市和建筑设计的视角出发, 二者的关怀有所不同, 前者的问题是怎样在人类学的层面上理解地标建筑, 后者则在思考创造什么样的城市标志性建筑。我觉得这是一个学科间的对话和兼容问题。
其实不管是物质文化遗产, 还是当代的地标建筑设计, 在人类共同的心理层面上是相通的, 都出自于一种“精神需要”, 即保留记忆和创造记忆, 集体记忆是定义一个群体或者国家的特性时所必需的, 地标性建筑往往会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间的沉淀而变成这种集体记忆中标志性的元素。比如中国的长城、巴黎的凯旋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南退伍军人纪念碑等。过去30多年, 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阶段, 当然会有一种创造历史的自豪和展示成就的愿望, 而这些诉求很大程度上便会通过城市的建筑与空间表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建筑体现的也许正是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如何从自身文化中挖掘价值的迷茫和焦虑。
历史上的地标建筑, 保留到今天的都有一种纪念性。不过当今的地标建筑, 似乎都不太考虑与平民历史、地方文化、集体记忆等对接的场所纪念性, 更多的还是在炫耀商业资本或者某种膨胀性的力量, 变成一种形象思维支配下的具有戏剧性效果的视觉表演。这样的情况很普遍, 实例我不列举了, 老百姓给这些建筑物都起了形象的外号。我想平民百姓对建筑的评价还是一个视觉上的文化认同的问题, 就像为什么人们觉得何院士的设计非常中国化, 因为以我们中国人生活的经验, 就感觉它很熟悉, 它很亲切。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 看天安门, 看胡同或者看老房子, 这些东西是熟悉的, 所以有这样的文化认同。当然这不是说建筑师不能超越这些本土视觉元素, 而是强调一种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
如果我们不是在照片和宣传片中看地标建筑, 而是在场所中、在生活中去看它, 那么它就不是一座高大上的孤立的建筑, 它是街道、城市景观和生活的一部分, 要把它放在本土实境和本土历史进程中去评价。
刘宇波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标志性后面是有两个层次的。第一层是非常现实的, 是政绩的需要, 是拉动城市发展的需要, 是资本运营的需要。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标志性是文化学意义上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能够经过历史检验的标志性建筑。
我很想替建筑师说几句话。
前面几位老师讲的对我很有启发。这件事的大背景就是像王颖老师说的, 虽然标志性建筑在我国建设的历史上一直存在, 但是大发展阶段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 是我们国家经济腾飞以后, 出现了一个可以把外国著名建筑师引进中国来做这种标志性建筑的这样一个阶段。延续到今天, 十几年过去了, 大量的标志性建筑都已经建成。现在从国家领导层开始已经有批判、反思的声音出现, 我觉得我们要集中讨论的应该是这样的一段。
现在批判的声音非常多, 千城一面、文化割裂、造型夸张、奇奇怪怪等等。目前从领导到学界到百姓, 大家都在批判类似的问题。但是其中深层次的内容可能大家触及的还不是很多, 包括刚才老师们从其他角度提出来的标志性建筑不同意义的问题, 这件事我都觉得很值得深入剖析一下, 剖析一下我们的制度, 剖析一下背后发挥作用的我们的建筑教育, 我们整个大的文化氛围上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为什么到了今天很多建筑师被批评, 包括中国的外国的, 他们为什么设计了并且还建成了这么奇奇怪怪的建筑?其实我认为这不完全是建筑师的问题。更应该引起思考的是背后体制性的、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来一点一点慢慢梳理。
首先是刚才两位老师讲的, 非常重要的一点, 标志性建筑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理解。今天写在设计任务书上的要求, 实际上是领导心目中的“标志性建筑”。领导可能未必能清楚地意识到, 标志性后面是有两个层次的。第一层是非常现实的, 是政绩的需要, 是拉动城市发展的需要, 是资本运营的需要。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标志性是刚才关老师和王老师他们提到的文化学意义上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能够经过历史检验的标志性建筑。我们的领导通常没这么专业, 他没意识到这个中间的差别, 往往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了。这个问题非常致命。
比如说刚刚王世福老师讲的, 很多项目背后真正的驱动都是利益, 是政绩和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不一定是坏事, 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多是事情都是有合理性的。广州东塔西塔的建设是要带动珠江新城的发展的。今天如果从商业或者投资拉动角度讲, 他们都很成功, 都达到了目标。但是如果换到文化意义上的, 能够经过历史检验的标志性建筑来说, 他们算不算呢?这个恐怕还要慢慢再看。
大家往往忽视了标志性建筑的形成是有代价的, 这一点往往考虑不足。比如西方大量的教堂, 之所以能够经过历史的检验, 在今天看来都很出色, 并不完全是设计的原因, 或者仅仅是技术的进步, 说到底是背后信仰的支撑。有了信仰的支撑, 很多其他的代价是不被考虑的:比如说建设的时间, 可以建200年, 也可以更久, 成本也可以不考虑, 尽其所有, 用光了就先停下来, 慢慢地有些钱了再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在信仰驱动下的投入, 结果当然就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 很多建设项目大家心目中期待有那样一个标准, 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投入上, 要有概算, 要有成本控制, 虽然不见得低, 但是终归不能尽其所能。在时间上问题更加严重, 一般大家想的都是赶紧建成, 在我的任期内建成, 快速出效果, 绝不会允许你用几百年的时间、几代人去做。
这个是第一层次的矛盾, 也带来了今天很多对建筑师的批评指责。
第二点我觉得更值得去说, 也是今天很多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 也是我今年接触哈佛和MIT两个学校的建筑教育后一个很深的感受, 就是我们教育的目标是不是有些值得探讨之处。有点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多快好省, 我们的建筑教育目标是希望培养一个完人, 一个方方面面都正确的建筑师。希望他基地要照顾到, 历史文脉要照顾到, 新技术要照顾到, 生态环境保护要照顾到, 要培养把这些东西全都照顾到的一个完人。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培养建筑师, 创造力难免会受到限制, 这样自然就免不了千房一面、千城一面的情况。我们当然不否认国内有很多优秀的建筑师,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还普遍存在千建筑师一面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这一个标准, 温良恭俭让, 面面照顾到, 在这个情况下, 创新是不容易做到的。
但是我注意到哈佛、耶鲁、MIT的建筑教育有一个不同之处, 就是我不要求培养的这个人这么全面, 伟大光荣正确、温良恭俭让;而是希望他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艾森曼就讲形式分析这一套, 他并不强调跟历史文脉衔接, 也不强调要生态节能, 就是做这样的一套东西。另外有人做其他的, 我们今天到这边来接触的, 大量的教师、建筑师, 包括今天我们刚刚听完的这些答辩课程, 都是要求设计的特点突出, 而不是要求你面面照顾到。答辩评委提问也会就你的创新点来说, 而不是说你怎么没考虑规范问题?怎么没考虑实施的问题?这样结构能做到吗?他不是这样一个思路。当然说回来, 大家面临设计一个真实项目的时候, 还是必须考虑这些问题的。城市环境的, 节能的, 造价的, 这些问题也确实都要存在, 但是这并不是他们建筑教育训练的重点。相反, 为了突出方案设计的特色, 他们在题目设置上有时还会故意设法淡化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真正应该反思的是制度, 就是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下建筑师应该做一个什么角色, 然后制度设置中的其他人, 比如技术审核人、评标专家、决策人, 大家都应该是一个什么角色?应该是一套能够互相有效的, 既发挥每个人能动性, 又互相制衡的制度设计。而不是寄希望于一个建筑师伟大光荣正确, 拿出来一个多快好省, 恰好适应于这个时代的没有缺点的方案。如果拿不出来这样尽善尽美的方案, 建成后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大家就一起加以指责,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所以按照刚才说的, 首先政府也好, 建设方也好, 城市或市民也好, 大家如果期待一个标志性建筑, 一个在历史上能够流传的作品的话, 大家应该要意识到在这里需要投入多少。在此基础上, 思考该不该投入, 该不该花这么多钱, 像央视总部大楼那样, 投入那么多钱到结构上追求这样一个形式, 这件事是要反思的。但是我并不认为钱花多了是库哈斯的责任。他提出来这样一个方案, 是没有错的, 作为建筑师应该有提出自己方案的自由, 是专家和领导最后拍板采用了这样一个方案, 这里面有没有责任呢?关键是大家在这个选择过程中, 有没有设置好相关的若干个制度。我听说当时的评委比较关注建筑架空以后下面为城市留出很多开放空间, 这个很有意义。但是它由此带来了结构的问题。那么, 投标文件有没有要求建筑师投标提案的时候, 对结构和造价有一个深入的详尽的表述?有没有规定如果采用了你的方案, 超过了投资预算, 提出这个方案的建筑师应该负什么责任?要不要罚款?要不要抵扣设计费?如果没有规定, 那目前我们的制度还很不完善, 不是一个可行的制度。我们更像是一个期待着有一个完人, 按照我们的要求给我们拿出一个面面俱到、工期又合理、造价又合理、结构又合理, 还能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既能满足眼前又能流传于历史的标志性建筑。我想即便是世界级的建筑大师, 恐怕也是做不到的。
我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议论, 有人觉得库哈斯这个方案好, 有人觉得某建筑师某方案做得不好,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讨论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设置让这些建筑师的创意得以实现, 得以建成, 或者得以产生正面的或者负面的影响。我尤其不希望这变成对于一个建筑师的批判, 我们有创意的有探索性的设计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社会还需要更多具有探索性、原创性的东西, 但是我们一定要设计相关的各种制约条件加以限制。找谁来评审?评审过程中要不要求方案的可行性?要不要求控制造价?有什么强制措施?
我知道有些标志性建筑, 建到一半的时候钱就花光了, 这个时候政府非常地为难, 但怎么办呢?这时建筑师会说, 我做的这样一个方案确实费钱啊, 但是你就在所有的方案里挑了这个, 还有很多不费钱的你不满意嘛, 嫌没有眼前一亮嘛。领导也会有意见, 这个我怎么看得出来?我是行政领导, 又不是行业专家。所以这件事也不能怪领导在瞎拍板。反而领导来的时候, 他见到这几个方案, 在没有其他资讯明确提示的情况下, 他本能地要选择这里面最吸引眼球的那个方案, 这个也无可厚非。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哪个人的问题, 关键是相关的制度。我还是希望能够鼓励建筑师不要这么面面俱到, 因为都这么面面俱到就肯定没有特色。制度的设计应该鼓励大家有特色, 但是又有其他的制约。你可以提一个非常狂想的方案过来, 但是我可能会要求你写清楚采用这个方案我会增加的费用。如果你不说清楚, 后期如果出现了造价的问题, 建筑师可能要负相应的责任。
如果有这样一个制度出现的话, 我觉得情况会很不一样。我们上次跟王老师在建设部座谈的时候, 也提出了评审的规则问题。希望制度设置能够向社会公开谁是评委, 评委发表了什么意见, 最后票是投给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可回溯的, 出现了问题可以充分讨论分析是谁的责任。
彭凯宁
麻省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
对于我来说标志性是一个很中国式的东西。比如北京的城市规划, 紫禁城代表的就是皇帝的宇宙观, 到现在代表的就是资本和消费主义。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建筑本身不是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关注, 建筑永远是一个表现精神的媒介。
我一直在国外接受的建筑教育, 周围接触的都是外国同学, 但我同时也认识很多国内同事, 文化和观点上能明显观察到很多有趣的差异。比如标志性,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就是在这边 (西方) , 标志性或者纪念性这些概念虽然也被讨论, 但是从来不被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去说。所以对于我来说标志性是一个很中国式的东西。如果我们回顾和比较西方和中国的建筑历史, 就会发现虽然西方也在早期关注过标志性和纪念性, 但是到现代主义以后, 通过建筑代表形而上意义的这种做法越来越少了。但是在中国, 我觉得这个传统反而被延续下来了。就是说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 比如北京的城市规划, 紫禁城代表的就是皇帝的宇宙观。后来苏联时期代表的就是共产党的一个政治理念了, 到现在代表的就是资本和消费主义。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建筑本身不是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关注, 建筑永远是表现精神的一个媒介。但是反过来在西方, 建筑从来就是一个很被重视的自成体系的学科。这在中国是没有的, 所以反映到现代, 我感觉, 在中国文化里建筑师的地位就不是那么高。
虽然最近接受了西方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建筑师出现, 然后再逐渐地尝试去拿到自己的发言权, 或者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实际上在普遍的中国文化里面, 建筑师在整个建造过程当中是缺失的。我觉得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听刚才各位老师的发言, 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悲观情绪。对于建筑师、建筑行业, 感觉能做的不多, 反映大部分问题可能是出在决策层面上。但是其实决策层面的问题, 我认为在西方也存在。
刚才老师一开始做汇报的时候看到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出现在中国, 为什么呢?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建筑师在集体不自觉地反抗标志性这个事情。首先他们自己本身其实也在追求一种标志性, 但是他们在设计过程当中又反对这个事情, 反而不去正视标志性可能很正面的方面。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层面上库哈斯的CCTV是很正面的。他实际上是很精准地把握到了中国对于标志性这个东西的需求, 然后做出了一个设计。
比如“福禄寿”“秋裤”, 或者“铅笔”, 我觉得那是因为建筑师本身能力不足, 对于标志性这个东西没有很好的意识, 最终导致外力去主导他的全部设计过程。我相信设计师自身也是想做一个好的作品的, 但是到头来还是放弃掉了。能力不足, 包括设计能力、对于标志性的理解和认知、跟甲方沟通的能力等。
蔡鸿儒
麻省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
理解标志性建筑形成的过程可能比单纯地批判建筑师的个人能力更加有借鉴意义, 也能让我们对于特殊时期内我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行业出现的现象有更深入的认识。
我自从留学以来就不断听到这方面的争论, 对于国内这种过分具象化的建筑的批判。但是, 听完今天老师同学的交流, 我感觉无论是从纯粹形式美学角度还是大家审美品位上争论很难说清楚, 所以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关于一个个这样的建筑的微小叙事, 从个案角度的理解。但就“福禄寿”这个建筑来说, 我很想知道它当时是在哪个城市建设的, 设计过程中有怎样的反复, 谁提出这个方案, 谁审批这个方案的。特别是后来, 当这个案例被大众传媒散布到公众视野当中之后, 原来参与这个设计的人又有什么反应。我认为理解标志性建筑形成的过程可能比单纯地批判建筑师的个人能力更加有借鉴意义, 也能让我们对于特殊时期内我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行业出现的现象有更深入的认识。
马昭
麻省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
对于“奇奇怪怪的建筑”, 我认为此说法主要是中央政府为了遏制地方政府官员以自己意愿为主导, 盲目追求造型而不顾功能与造价的现象的一种导向性判断, 并非遏制创新。
个人认为, 有两个概念需要区别一下:构筑物的空间地标性与纪念性。
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建筑”还是其他类型构筑物, 空间地标一般只要在尺度上达到和周围的建筑物完全不同, 形成空间尺度的对比即可。就好像一块石头置于沙中, 从沙粒之尺度看, 此石即为地标。此种地标只需要对周围空间有影响, 即达到所谓空间地标的意义。
而构筑物之纪念性则来源于两方面, 一为在此构筑物被建造之时赋予, 二为经过时间的洗礼被历史赋予。前者的一个例子是各种纪念碑。而后者往往是在历史上对一个城市有特殊意义之物。
空间地标性与纪念性二者之间亦可相互转化。重庆的解放碑即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此碑高约六七层。建成伊始, 睥睨四方一二层建筑。从历史照片来看, 既有纪念性意义, 又有空间地标作用。然而随着时间推移, 现在周围的建筑已换成高层, 解放碑的空间地标作用已经失去, 惟余纪念性。而一些战争中做军事用途而建造的炮台、瞭望塔等, 无论空间尺度如何, 在战争结束后便增加了纪念性。
另一方面, 是否有必要把建筑与其他譬如桥梁、瞭望塔等非建筑类构筑物, 分开一起讨论。因后者出现之目的与狭义上的“建筑”有所区别, 可能仅为满足单一功能需求, 地标性或纪念性并不是设计的出发点, 仅为副产品。
最后, 对于王世福老师谈到的“奇奇怪怪的建筑”, 个人粗浅理解认为此说法主要是中央政府为了遏制地方政府官员以自己意愿为主导, 盲目追求造型而不顾功能与造价的现象的一种导向性判断, 并非遏制创新。毕竟目前市场上充斥着大批造型具象、造价高昂、美学和使用价值不高的建筑。而当造型脱离具象使公众无法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产生联想时, 负面调侃可能就会减少。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混乱市场进行一定程度调控未必是坏事。
邱外山
伦敦大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麻省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为一个接受了相当长时间的职业教育的设计师, 对于城市、对于场地来说何种策略是好的, 建筑师自己肯定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价值观, 这是值得尊重的。有趣的是建筑师如何在博弈过程中实现这个价值观, 这会是特别大的挑战。
今天讨论的话题虽然比较多, 但还是相关联的。
我有个疑惑, 首先“奇奇怪怪建筑”所指向的到底是库哈斯的CCTV还是“福禄寿”?我们都不清楚哪一种属于主流价值观里的奇奇怪怪建筑, 我想在国内的价值观里应该是都算进去了。但比如说刚才的洪同学和张同学, 对建筑了解特别深, 包括我在伦敦受教育的时候, 从来也不认为库哈斯做的是奇奇怪怪的建筑。对于新一代中国学生来说库哈斯应该不会是奇奇怪怪的。我觉得有必要探讨这个话题—中国的主流文化里, 奇奇怪怪建筑的标准是什么。MIT精神特别强调跟主流文化, 无论是开发商还是政府, 比如这里就特别喜欢跟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跟BRA合作。从功利一点的角度讲, 我们作为建筑师或者城市学者, 先弄清楚“主流文化”认为哪种是奇奇怪怪建筑, 接下来我们的讨论才能更明确, 才有可能看看是否能用专业知识去影响主流文化。
第二, 奇奇怪怪的标准, 有哪些维度?是外观上, 还是文化价值上?又或者在经济上可持续吗?在环境上可持续吗?在哪些维度探讨奇奇怪怪的建筑有一个共识很重要。
主题党课开启绿色长征帷幕 第4篇
9月25日，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中国绿化基金会主办，国家林业局宣传办公室、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贵州省林业厅、绿色中国杂志社、中共瓮安县委、县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大型系列主题公益活动“绿色中国行——走进美丽瓮安”在瓮安县隆重举行。这座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古城，在新的时代开启了绿色的长征。
9月25日，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中国绿化基金会主办，国家林业局宣传办公室、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贵州省林业厅、绿色中国杂志社、中共瓮安县委、县人民政府联合承办，贵州恒多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办，贵州恒信家园物业有限公司支持的大型系列主题公益活动“绿色中国行——走进美丽瓮安”在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隆重举行。
瓮安，是中国西南部一座千年古邑。它开疆于殷周，夏朝归属梁州，唐代设翁水长官司，元代置草塘长官司，明代置翁水、草塘安抚司，明万历年间，由翁水长官司、草塘安抚司置县，分别取翁水长官司的“翁”和草塘长官司的“安”作县名——瓮安。它坐落在贵州省中部，黔南州北部，是连接川、渝、黔、湘、桂、鄂的交通枢纽。这座小城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有迄今为止最古老的距今5.8亿年的“动物群化石”，并有红色革命圣地之称。瓮安，磷矿总储量位居亚洲第一。瓮安旅游资源丰富，是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座千年文明古邑传承着汉唐以来的人文历史和文化；绿色中国行走进美丽瓮安，开启又一个弘扬生态文明，传播绿色理念，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宣传之旅。
万人听党课 千人齐宣誓
长征精神永铭记
阳光普照，秋风送爽，瓮安县草塘大戏楼广场上，来自社会各界的群众和中小学生近万人齐聚于此。上午9时30分，绿色中国行走进美丽瓮安活动启动仪式正式开始。出席仪式的领导、嘉宾和各界代表有中国绿化基金会顾问、原林业部部长徐有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报》原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卢风，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金华，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所长王东明，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常务理事、教授黎祖交，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高崎，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党委副书记菅宁红，中国绿化基金会副秘书长陈英歌，中国绿色时报常务副社长张连友，绿色中国行活动组委会秘书长、绿色中国杂志社社长缪宏，中共瓮安县委书记张文强，瓮安县县长黄桂林等。
瓮安县县长黄桂林、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金华先后致辞。徐有芳为瓮安县授“绿色中国行旗帜”。
李金华在致辞中说，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用脚板丈量信念，以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是一座永远不朽的丰碑，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之魂。长征精神应该引领时代的潮流，成为传承历史又延续未来的时代精神。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铭记历史，凝聚力量，大型系列主题公益活动绿色中国行来到了长征途中著名的转折点猴场会议所在地贵州瓮安。我们深知，汲取长征精神，就是要记住历史，树立理想和信念，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中，自觉地用长征精神来激励和鞭策自己，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80多年前，红军长征曾四过瓮安，猴场会议拉开了毛泽东主席重新复出的序幕，被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夜”。当年的长征从伟大转折走向伟大胜利，今天的瓮安从红色革命迈向绿色发展。
李金华指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当今中国的时代潮流。“十三五”时期，绿色经济也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摆上发展的优先地位，凸显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中国基本国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李金华说，近年来，瓮安深入践行“两山”理论，牢牢抓住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着力推动工业大发展、城乡大统筹、农业大聚变、文旅大融合、环境大提升，正在展开一幅生态大美、幸福安康的发展画卷。这次绿色中国行走进瓮安，就是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推广瓮安践行“两山”理论的发展成就，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黔南州委常委、瓮安县委书记张文强带领近千名共产党员，在高高飘扬的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言。党员们胸中涌动出无比自豪的心情，他们纷纷表示，不忘初心，坚定不移的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服务人民，在本职岗位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继续前行。
新中国成立之后“重走红军长征路第一人”、经济日报原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也来到活动现场。这位老新闻工作者虽然年逾古稀，但依然精神矍铄。台上，他为现场观众讲述了自己用脚步丈量革命前辈走过的艰难征途。用生动的语言一一细数了红军面对疲惫、饥饿、寒冷等困难。罗开富动情地说：“长征是永远的精神丰碑，革命先辈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生命之歌。”罗开富说，重走长征路就是去体验他们所经过的历史，就是在传承红军的革命精神。
罗开富，他是继工农红军之后，完全按照原线路、原起止时间地点，翻越全部雪山、横穿草地中心沼泽地的第一人。1984年10月16日，罗開富从瑞金出发，途经11个省、自治区，历经368天，平均每天步行75里路，风雪无阻，伤病不歇，坚持走完红军长征路程。
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开始重走长征路，困难之多超过想象，罗开富途中多次遇险。罗开富向大家讲述，红军当年爬过的五大雪山，海拔很高，人迹罕至，他在爬雪山中看到了掩埋红军战士遗体的雪坑、雪沟和红军坟。由于空气稀薄，当时他体力不支，在爬第一座雪山时就昏倒在雪沟边，得益于随行解放军战士的搭救，那一刻他才真正感受到雪山的凶险。而过草地时，最危险的地段则是中心无人区的沼泽地。沼泽地没有一棵树，一年不分四季，全年都是雨、雪、霜、雹。他和向导及随行同志多次陷入沼泽。最危险的一次，他们全都陷进去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搏斗才侥幸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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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开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老红军，凡是走长征路回去的见到的红军都问起瓮安，问起瓮安的桥修好了没有，特别是江界河桥，因为长征的胜利就是为了百姓为了考虑到人民的幸福啊，不然搞革命为了什么呢，还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复兴。我和瓮安谁也不认识谁了，我无疑斗不过岁月，而瓮安更加美丽更加“年轻”了。
电影《长征》中毛泽东的扮演者佟瑞欣，朱德的扮演者王伍福，周恩来的扮演者刘劲，刘少奇的扮演者郭连文，邓小平的扮演者卢奇，任弼时的扮演者王建，张闻天的扮演者郑强，王稼祥的扮演者张琳，彭德怀的扮演者姚居德，刘伯承的扮演者陈再新，陈云的扮演者李雪锋，贺龙的扮演者黄鸿也来到活动现场，他们为观众讲述了拍摄《长征》时的亲身感受，深切体会到红军当年征途的艰辛与危险。十二位“领袖”表示，参加绿色中国行走进瓮安大型公益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后，一定会通过绿色中国行公益大使的角色把红军长征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以激励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增加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新的长征路中继续前进，走好当代人的长征路。
长征精神不仅激励着各位演员，也使在场的每位观众深受教育和鼓舞。
参会的青少年代表在接受采访时说，聆听“领袖们”讲述走长征时经历的险恶环境和无数磨难，同学们被革命先烈不屈不挠、勇于面对困难的吃苦精神所打动。罗开富爷爷重走长征的动人事迹，也让大家深深体会到，生活在和平时期的青年一代应具有勇往无前的长征精神，更要心怀感恩，身负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好好学习，回报祖国，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
一棵树，一片绿；红心齐，筑魅力
绿色中国行走进美丽瓮安活动启动仪式结束后，在场的领导嘉宾来到草塘“十二塘”长征文化园，亲手种下红军纪念树，以此缅怀先辈，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领导嘉宾们挥锄执铲，挖坑填土，一棵棵红军树在他们的协作下，扎根“红色”瓮安。在“红色”圣地，亲手种下“红色”纪念树，代表了党员和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无限情怀。
瓮安县委副书记钟旻告诉记者，这次也是我们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的体现，通过绿色中国行活动，必将鼓舞我们瓮安的人民，我们贵州人民，在重温长征的精神，用长征的精神来引领我们的绿色发展，让我们的生态更加的保持青山绿水，让我们的生态能惠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也想以这次活动为契机按照省委省政府，按照州委的要求，把我们的生态继续发展好。
瓮安是革命老区，是红军长征期间四次经过的地方。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召开的猴场会议，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唯一一次跨年会议，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中国演员工作委员会副会长、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话剧团著名影视演员、周恩来总理的扮演者刘劲告诉记者，我们拍《长征》的时候来过瓮安，在1995年拍《遵義会议》的时候也来过瓮安，所以猴场瓮安对我来说就像是我的第二故乡一样，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因为我们走过长征路的人，拍过长征戏的人，都有一种长征情节。这个情节是深入到骨髓里面，血液里面，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激励自己，是自己生命、艺术和人生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来到瓮安看到瓮安现在建设得这么美好特别的开心。
长征精神生生不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种下红军纪念树，既是为了缅怀和纪念，也寓意着长征精神万古长青、代代相传。革命老区的瓮安人民也会将长征精神传承下去，共建美丽和谐新瓮安。
据了解，近年来，瓮安县委，县政府充分发展红色文化的同时，注重生态建设，稳步推进绿色发展。明晰了“工业强县，文化兴县，生态立县”的发展思路，经济取得了长足进展。瓮安资源富集，境内已探明的矿藏主要有磷、煤、铁、硫铁、铅、锌、铝、硫磺、硅石、重晶石、钾页岩等。其中煤矿储量11亿吨以上，磷矿藏量25亿吨以上；有河流39条，水能资源蕴藏量44万千瓦。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2015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97.19亿元，完成全年目标的92.56%。其中，第一产业完成17.8亿元，同比增长6.5%；第二产业完成36.35亿元，同比增长14.2%；第三产业完成43.04亿元，同比增长17.4%，其中，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农业经济健康稳定增长；服务业加速发展，草塘千年古邑旅游区2015年10月被评为“黔南州最具历史文化价值旅游古镇”；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镇化建设水平不断提升；扶贫攻坚工作取得新突破；招商引资工作快速推进。高速通车，千百年前“独路一条”跃升为黔中腹地的交通“大十字”，瓮安迎来了充满跨越发展机遇的“交通大时代”。瓮安，正在迸发出人与自然和谐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磅礴力量。
而大型系列公益活动绿色中国行在深度挖掘和解读“红色瓮安，绿色崛起”的同时，更为瓮安绿色发展注入动力。据了解，大型系列主题公益活动绿色中国行活动开展七年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先后在11个省市、自治区、26个地区举办，共有20多位省部级以上领导、30多位院士、专家、学者，200多位公众人物加入，人民网、绿色中国网络电视面向全球现场直播，包括中央电视台、香港卫视在内的10多家省级以上电视台实况转播，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100多家媒体记者随行并做了同期专题报道，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目前，这项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赞誉度越来越高，已成为面向全社会弘扬生态文明、传播绿色理念、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平台和宣传窗口，并被有关部门评为“中国最具创意公益文化活动”。
九小组党课主题讨论 第5篇
第九小组主题讨论记录
时间:2010年4月8日晚20:00~~21:00 地点：5401教室
参加者：第九小组全体成员
讨论主题：怎样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记录人：杜畅 刘欢
杜畅：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是一个机会频生奇迹迭出的时代,这正真是一个人人都渴望成功而且极有可能成功的时代。形势逼人，不进则退。继承了“五四”精神的当代大学生必须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那么大学生怎样争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呢？经过党校学习期间诸位老师的谆谆教诲和自己长期以来的苦苦思索吗，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以下几点想法：
一、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共产主义信仰，牢记历史使命，并为之努力奋斗。树立“树立今天文华以我为荣，明天文华以我为傲”的信念。
二、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解决好则样做人的问题，做身边同学的榜样。
三、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会创造。
代玉：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接触到的人员关系还相对简单，现阶段的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提高政治理论修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二、从思想入党，以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加强党的学习。
三、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掌握过硬的本领。
四、平凡中的伟大，从身边做起，以此作为学习的动力，在生活中关心帮助同学，主动参与集体工作，以模范行为带动周边同学。
刘欢：我认为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就应该积极向优秀党员学习，必须先让自己越来越向党靠近，才能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比如我们要主动的去了解那些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并把他们作为我们的榜样。像张思德那样淡泊名利，正确对待得与失；像任长霞把美好的青春和全部的心血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像宋雨水那样爱岗敬业，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不尽要向优秀党员学习，还要女里学习好科学知识，为将来人民服务做好准备。自己作为入党积积极分子，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不仅各科成绩要优秀，还要积极参加活动，体现入党积极分子的先进性。
候长强：要想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首先认清党的性质，明确党的领导地位，看清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弄懂党的指导思想的深刻内涵，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次，要加强自身建设，转变观念，拓宽视野。在思想上，提高思想水平，认识水平，道德水平；在作风上，严于律己，宽厚待人。最后，要提高学习能力，牢固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不断提高理论水平，知识层次，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吴娟：为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自己必须先要符合成为合格党员的基本条件，认证学习党章，坚定理想信念，以身作则，在平凡的生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其次，大学生要刻苦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理论水平，严于律己，抵制腐朽思想侵蚀，认真履行学生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最后要善于运用宽广的眼界观察和审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形势，坚持不懈的自觉加强党性锻炼。让我们真正实践自己的入党宣言，使自己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的称号；让我们像徐本禹一样从身边事做起，从一些小事做起，共同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共产党员！
杨庆玲：要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首先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坚定不移地贯彻和执行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次，每个党员必须严守党和国家的秘密，并和泄露和窃取党和国家秘密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坚决保卫党和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再次，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后，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党的素质，坚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地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
肖家章：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党的先进性并非是一劳永逸的。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提高党员素质。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必须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从身边事做起，从小事做起，争做一名优秀的新时代共产党员。
张奇琳：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
2、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脚踏实地的做好本职工作，模范的错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树立高度的责任心和进取心；
3、要自觉地解放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4、要坚持实事求是，并善于开拓创新，提出新思路和见解，克服华而不实，漂浮虚荣的工作作风，同时把良好的愿望与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张思梦：我觉得在讨论“怎样争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时候，先要知道什么是“党”，什么是“党员”。党就是一个组织，党员就是组织中的一员。应该了解党这个组织的性质、宗旨，机器规章条例。同时不能仅限于思想上的知道，更重要是用于实践，结合实际，按其宗旨，指导思想做事。再次。不能仅仅以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目标，而应以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基础，向做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奋斗。
倪绍田：下面就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说说我个人的几点认识：
1、作为大学生，搞好学习最重要。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就应当提升自我，完善自我，明确当代大学生的成才目标；
2、加强道德修养，努力做到德才兼备；
3、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给身边的人树立先锋模范榜样。
代客客：想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首先要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其次，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做好本职工作，通过自己的实践，体现自己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上的模范作用；再次，我们要善于学习并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得，学有所成；最后，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该克服华而不实，漂浮虚荣的工作作风。
谢天伦：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们应该合理看待同情、市情、党情，合理而科学的看待党内腐败现象。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为自己确立好人生的目标，为人生之路指明前进的方向；我们要做好自己份内的的事，要有度世界清醒的认识，寻求真理，坚定理想信念。在此，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汪力：作为90后幸福的一代，缺乏艰苦环境的磨练和考验，缺乏对社会的了解，我们想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是很困难的。我想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首先要端正入党的动机，对党有一个正确而充分的认识，并通过在生活、工作、学习中不断实践，不断学习，不断完善以达到充分而正确的认识党。当我们成为一名党员后，要牢记党的章程，不断学习，与时俱进。同时，时刻起到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保持党员先进心，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牢记在心，并为此奋斗终生！
肖开润：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1、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在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2、刻苦学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明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3、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并做到言行一致；
4、与时俱进，培养创新精神，求真务实，坚定信念；
5、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
6、遵守党纪党规，认真履行党员义务。
李倩云：怎样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呢？
一、我认为要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二、注意自身理论学习，注意知行合一。在思想方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在生活方面，以身作则，以自己所言所行所感来影响周围的人和事；在学习方面，要刻苦学习，同时要注重实践，要做到学与用，知与行的统一。
三、善于在各种环境中，磨练自己坚韧不拔的意志，提高综合素质
易青宇：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要求的问题，要求有两方面：
一、党对我们的要求。
1、未入党，先端正入党动机。抛开实用主义价值观、利己主义价值观,功利主义价值观。
2、自觉接受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考察。
二、我们对于自身的要求。首先，需要认真学习党章，正确认识党组织以及对党员的标准；其次，不应该放弃专业课的学习，以学业为重，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再次，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最后，以身作则，发挥自己先锋模范作用，以潜移默化的力量感化周围的人，团结带领广大同学共同进步。
党课小组讨论报告 第6篇
今天下午4:30，教学二支部的党课学员在卢森的带领主持下在10206举办了党课小组讨论活动，出席本次活动的领导有建工系书记彭珂。
经过几天的党课学习，大家对党从理论上有了深刻的认识，也使自己受益匪浅，在理论素养.调查分析及政治觉悟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同时，使我们更多的从党员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以下是我们关于培训后的讨论记录。本次讨论大会共有三个议程：
一.彭珂书记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
彭珂书记告诉我们要端正入党动机，坚决抵制那种“功利型、盲从型、被动型、满足虚荣心”的不纯动机；不能因为一些社会问题而动摇我们入党的决心，要始终保持用一颗热忱的心对待党、对待祖国；我们要学习优秀的共产党员、学习共产党员的精神和先进思想；要求我们党课学员勤奋刻苦，善于合理利用学习时间，认真对待大学三年生活，在学习中起表率作用，有端正的学习态度。
二.卢森给我们讲述对党的态度
对于党内的许多问题，比如党内腐败、民主等方面，的确应该再加以改进，但并不能因此而改变我们对党的坚定信念，回顾改革开放20年的经历，中国的巨大变革，让人无
比坚信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力量。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坚信共产主义，既然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就应该始终信任她，支持她，适应她和以自己的绵薄之力改进它。
三.各班代表激情洋溢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