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经济思想简论

司马迁经济思想简论（精选6篇）

司马迁经济思想简论 第1篇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李倩（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历来，对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辉煌成就，史学界已作过深入研究。但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笔者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作全面的论述，仅选取几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环节加以考察，以申述笔者的意见。

一、对商业都会经济的描述

司马迁对汉帝国日丽中天时期的经济繁荣无比关注，武帝时期，其物质文明堪称当时世界之最，从他对当时大小不等、繁华不一的商业都会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长安：长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长安城内有东西两市，皆规模宏大，货赂山积，“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可知市内交易十分兴旺。司马迁《货殖列传》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及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武）［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①洛阳：洛阳在西汉为陪都，在东汉为首都，扼关中与山东交通之咽喉，地位十分重要，故其繁华程度不下于西京长安。据《货殖列传》载：“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② 而“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③

临淄：临淄原为齐国的都城，在战国时即已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会，人口达七万户，且殷实富有。据苏秦对齐王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语虽夸张，但可知临淄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会，到汉时仍盛况如前，人口又增加到十万户，市租千金，是长安之外五都中最繁华的一都。据《货殖列传》载：“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④《史记·三王世家》载：“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闳。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虽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愿置之雒阳。’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厄，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去雒阳，余尽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⑤

宛：宛即南阳，是汉、江、淮之间的交通孔道，又是铁的产地，冶铁工业非常发达，是工商业荟萃的中心。《货殖列传》载：“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⑥据《高祖本纪》载：沛公连夜领兵，把宛城紧紧围住，围了好几圈。南阳郡守想要自刎，其舍人陈恢越过城墙去见沛公说：“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⑦。

陶、睢阳：两县原都是僻居内地的小县，后邗沟与淮泗菏济沟通后，两城都位于运河之滨，于是便随着商货云集，而变成了重要的商业都会。《货殖列传》载：“陶、睢阳亦一都会也。”⑧又载：“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⑨ 《汉书音义》曰：逐时而居货。韦昭云：随时逐利也。”

邯郸：邯郸是赵国的都城，赵为大国，而邯郸又适“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故在战国时即已为“天下名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到西汉时，其盛不减：“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⑩

燕、蓟：两地皆地连辽东，东北边胡，东接秽貉、朝鲜、真番，是沟通中外的重镇，又盛产鱼盐枣栗，故也是商货聚散的重要都会：“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11

江陵：江陵是楚国的故都，为江南经济区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由于具有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故商业的发达亦比较早。“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12 寿春、合肥：战国时楚徙都寿春，为淮河流域的重镇，合肥受南北潮，为南北商货交流聚散之处。“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13

番禺：番禺即今之广州，自古为对外交通之门户，又为“奇怪”和“珍异”之所聚，所有中国商货之出口与南海诸国商货之入口，均径由此门户，故自古即为中外商贾所麇集。当江南广大地区还处于尚未开发的榛莽状态时，番禺即已一枝独秀，成为一个人烟稠密、交易繁忙的大都会。《货殖列传》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14韦昭曰：果谓龙眼、离支之属。布，葛布。

二、司马迁的重商观念

司马迁认为，在各种行业中，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15他指出：经商之所以容易致富，并且还容易获致巨大的财富，这是由商业的性质决定的，其主要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１）商业营运，实际上是资本运动，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以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中国早在春秋战国年间，社会上就流传着“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谚语，据《韩非子》解释说：“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这是说商人手中资本的作用，它是在不停的周转中——即流通中来不停地使自己增殖的，所以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就是商业资本额的增多。

（２）商业利润主要是来自商品价格的差额。古代商业主要是买贱鬻贵的贩运性商品，这样性质的商业说明生产与流通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直到汉代，这种商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基本上还没有越出《国语》所下的定义的范围：“负任担荷，服牛骆马，以周四方，料多少，知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贸贱鬻贵”。贵贱的差额愈大，则商业的利润愈高。商品价格出现较大差额主要为两种原因所造成：其一，受自然条件特别是地理条件的限制，使许多物产的有无多寡之间出现很大差异，成为《盐铁论》所说的多者独衍、少者独馑，即在盛产该物品的地方，价格奇廉，而不产或少产的地方，则价格昂贵；其二，是意外灾害如战争、饥馑、疾疫等和荒歉造成的物价波动。总之，只要供需之间不协调，便是商人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商人常常于不旋踵之间即已腰缠万贯。

（３）商业主要是为富有阶级服务，故商人也主要是从财富所有者的丰盈荷包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这也是由两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是受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二是受市场条件的限制。司马迁所列举当时四大经济区的特殊物产，虽然都已是“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故皆待“商而通之”，但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民”并不是一般的穷苦老百姓，而是具有充分购买力的财富所有者。同时，商人为赚取大的利润量和高的利润率，其所贩运的物品，不但都是产自外地的罕见之物，而且都是产自远地的特殊之物，地理的差距愈遥远，价格的差额也愈巨大，于是陇蜀的丹沙毛羽，荆扬的皮革骨象，江南的楠梓竹箭，燕齐的鱼盐旃裘，兖豫的漆丝絺纻等等，便都成了商业贩运的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性质的商业一直在不断发展之中，至西汉，商业的发展又远远超过了战国，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最发达的一个时期。史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6司马迁以具体事例，描述了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富商大贾的具体情况。很显然，司马迁不是为那些暴发的资本家写个人的发家史，而是要通过那些暴发户来说明贯串整个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这些富商大贾都是兼营工商业或兼营农牧业，如，“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与时俯仰，获其赢利，„„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17以上这些人都是“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18汉代这样的富商大贾非常多，说明汉代商业资本积累得非常大。

三、司马迁的财富观念

《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反映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也体现了他的财富观念。司马迁在叙述历史时，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并注意到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平准书》载：“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齐桓公称霸，魏国的强大，都是由于重用谋臣，实行发展经济措施的结果。在记述秦的发展变化时，司马迁也很注意经济的盛衰与政治成败的联系。商鞅变法之后，“秦人富强”。秦兴修水利，开郑国渠，“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19。秦的灭亡也与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由于秦的残暴统治，其结果使：“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20。在如此衰败的经济情况下，人民无法生活，只好奋而反抗，推翻当朝统治。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因此，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在《货殖列传》中，他对社会上各种各样人物活动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他写道：“壮士在军，„„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奔富厚也。游闲公子，„„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因而，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所以，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这是应当肯定的。

司马迁还力图从经济角度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财富同权势和地位是紧密相连的。《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子贡从商致富，能与国君分庭抗礼，可见势力之大。就连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贡的财富分不开的。到了秦和汉初，由于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地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以畜牧业发财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所以，只要有钱，“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中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凡编户之民，富相十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

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的财富思想。在《货殖列传》中，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经济财富是道德产生的物质基础，而道德观念只能是“附焉”。能够排除道德天赋的影响，提出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命题，这是司马迁的贡献。当然，司马迁也有不足，如“人富而仁义附焉”，那就是否认了道德的阶级性。

所谓“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则是没有道理的指责。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强调了经济生活的重要，并以齐国为例，指出发展生产是国富民强的根本途径。他认为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现象，只能因势利导，予以适当满足，而不应该用空洞的说教去禁止这种追求，或者与老百姓争夺利益。他从社会发展的观点分析，认为农、虞、工、商都不可缺少，轻视货殖是毫无道理的，这在当时可说是非常卓越的见识。他指出当时社会只要有钱，则名誉有了，地位也有了，犯了法还可用钱去赎，所以“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这就难怪人们拼命追求钱财了。王公大臣无不如此，何况编户齐民呢？他还带有讽刺意味地说：要不是子贡很富有，能够聘享诸侯，孔子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名声。早在孔子时代，钱财已有这样大的作用，到了汉代，其作用更是深入到各个领域。司马迁敢于正视现实，揭露这一种社会现象，这与那些以讲功利为羞耻的儒者当然是大相径庭的。

四、司马迁的流通观念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国民经济已在前代基础上达到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其主要特征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１）全国各个经济区和各个生产部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个整体之中，彼此成为互相依存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它是什么地方的一个生产物，也不管它是农产品、手工业品、天然矿产品、林牧副渔等采集猎获品，只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能成为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或为人们喜好的奢侈品，都成为生产贩运的经营对象，而被纳入国民经济的整体之中。司马迁在指出这一重大的经济发展时说：“夫山西饶材、竹、楮、纟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21。意即四大经济区所有的各种地方物产，原来不但不是商品，而且有很多还不是供使用的用品，现在都为全中国人民所喜好，并成为全国人民“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等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因而自然也都成了农、虞、工、商各个经济部门从事经营的专门业务。

（２）商品的自身运动形成商业，产品由商业而变为商品。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商业的发展。恩格斯指出：“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22商人出现后即商业发达后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把原来当作直接生活资料来生产的物品，或者未经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品，现在经商人之手而转化为商品。这样的变化在战国年间已经开始，到了秦汉时代就更为显著了，司马迁曾指出这种变化：“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楸，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23以上这些东西，原本都不是商品，只是由于商人来收购贩运，才变成了商品，变成了“富给之资”。这些东西的主人之所以能“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是因为到了这些东西的成熟收获季节，自有商人从四面八方来收购。这都充分说明：产品在这里是由商业而变为商品的。但是这种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运动的方向就倒转过来了，这时不再是商业把生产物变为商品，而是商品的自身运动形成商业，过去是商业支配产业，现在正相反，是产业支配商业了。这样一种细微难见的隐约变化，司马迁也敏锐地观察到，他在《货殖列传》中说：通邑大都，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瓶饮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绵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腌咸鱼，三千石枣子、栗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24所有这些东西的生产者，根本都是当作商品来生产的，不管从事其中的哪一种生产，都可以发财致富，“比千乘之家”。说明上述的任何一种产品，对于它的所有者，都是以变换价值的形态存在的，亦即都是把它当作单纯的交换价值来进入流通领域的。

五、司马迁的经营理论

从事商品生产的各种手工业，大都是作坊手工业，特别是那些产量巨大的采矿、炼铜、铸钱、冶铁、铸造、煮盐等等，都不可能以个体方式进行小量的生产，而必须是大规模经营，这是由手工业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本身应有的组织形式。在汉武帝实行禁榷制度以前，所有这些企业都是在“开关梁，驰山泽之禁”的放任政策下，完全听任私人自由经营的。由于这些企业都具有资本多、雇工多、产量多、利润多的特点，所以很早就使其经营含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

（１）所有这些企业的经营者或所有者都是资本所有者。客观的经济规律是围绕着资本这个轴心来旋转运行的。司马迁早就敏锐地看出，象冶铸煮盐等大型企业的全部生产和营运，都是在资本的命令下进行的，他在《平准书》中指出：富商大贾有的蓄积财物，奴役贫民，“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25可见投资于这些企业的都是富商大贾或地方上的豪强大家，他们都是先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于发财致富之后，才具有充分的资力来从事这些经营。

（２）由于这些企业都具有规模大、产量多、利润高的特点，生产出来的产品又是人人所必需，因而有广大的国内市场，以致经营的人往往大发其财。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以大量例证来阐明了这一问题：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家产也多得不计其数。“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26猗顿是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27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28。鲁地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29。“［东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30。从上面数例引证可知，在汉初实行放任政策时，于是采矿、冶铁、煮盐、采铜等业遂成为一项最有利的经营，因为它可以直接形成财富。

事实上，在冶铁工业发达之后，其所铸造的铁器主要都是农具，因为农具的需要量最大，有广大的国内市场。秦时除有众多的私营冶铁业外，还有官营的冶铁业，秦有铁官，如司马迁之先昌，“昌为秦主铁官”31，可知秦时政府也大量地铸造农具。秦时还没有实行禁榷制度，故秦和汉初的私营冶铁业亦非常发达，例如：“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秦迁卓氏，致之临邛，“即铁山鼓铸，„„倾滇蜀之民”；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氏”32。他们所冶之铁，当然都铸造为农具或工具，才能贾椎髻之民或滇蜀之民，亦才能富至巨万。实行禁榷制度后，盐铁皆收归官营，官营冶铁业亦主要是铸造农具，并于各郡县遍设铁官以推销供应。有时由于官工场的粗制滥造，单纯地追求数量，不顾质量，致所铸造的农具粗大笨重，不甚适用，而官僚主义的经营方式不善和推销人员的服务态度不佳，亦给农民增加了诸多不便。

六、司马迁的货币理论

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中“成一家之言”，具有他自己鲜明的特色，具体在货币理论方面，可以说是独具一帜的。

（１）货币起源论。其主要论点：其一，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他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33。司马迁认为货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发生的。说明他已经认识到货币不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不是圣王贤君为拯救百姓于水火而创造发明的。其二，货币产生的时间。他认为高辛氏以前已有货币，不过未有文字记载，不可得而详考。又认为虞夏以前早已有货币，到虞夏之时，其币分为“金三品”，“或黄或白或赤”即黄金、白银及铜。而铜又有钱、布、刀之别，此外还以龟贝为货币。其三，货币形式的统一。到了秦代全国货币统一为二，“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純紥矠随着秦王朝的建立，货币形式划而为一，币材也集中到金属体上。只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商品交换、货币关系不十分发达，交易额不很大，以镒为单位的价值量太大，不适合小额交易的需要，必须由价值量较小的贱金属铜来充当币材。

（２）货币流通与物价理论。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指出：从建元（前１４０）以来，政府财用匮乏，往往在产铜多的山地就近铸钱，百姓也时有私铸。于是“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越多，则货币购买力越低；货物数量越少，则物价越昂贵。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仅就货币而言，它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相脱离，即法定半两钱的重量为四铢，如以一两２４铢计算，半两足值铸币应重１２铢，可法定含铜量仅四铢，已是不足值的铸币。因而只是价值符号或货币的代表了，不再是足值铸币，不可能再自发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况且官府巧法铸造或私铸的货币，经过磨取铜屑，会越铸越轻，越铸越薄，远在四铢以下。这种劣币势将充斥流通领域，币值越低，货币购买力也就越低，物价越高。当时司马迁已经认识到在商品数量不变、铸币贬值的情况下，单位铸币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商品价格成反比例变化，这是符合商品货币交换规律和当时实际情况的。基于此，他反对纵民私铸，赞同汉武帝集中铸造新“三官钱”，建立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论及货币流通的作用，认为：“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即货币流通为的是促使农商各业间的贸通有无，交易往来；货币交换关系发达后便出现了贪诈尖巧，兼并倾轧，巧取豪夺，趋利若鹜，弃农经商等社会现象。这里，司马迁充分肯定了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媒介作用，正是由于货币的积极作用，沟通了农、工、商之间的交往，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推动和刺激了封建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同时他又指出货币的消极作用，激起人们对于货币的崇拜和追逐。对此他作过客观陈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这是对商品货币关系下人类社会心态行为的生动写照和高度概括，它促成了流通领域的投机取巧，尔虞吾诈，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商业畸形发展，农业面临严重挑战等一系列层出不穷的新的社会危机。司马迁客观反映了这种货币经济的社会现象，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３）货币信用制度和信用学说。司马迁把高利贷与工商业者并列，并为之立传，以同情的笔调描述他们的致富活动，流露出他对汉武帝打击商人政策的不满。《货殖列传》载：“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因此富埒关中。”高利贷的经营业者可以称家，足见他的普遍存在，已不是某一行业的兼营业务，也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已是一种专门经营货币借贷的高利贷行业。无盐氏则是其中最有头脑，最善玩巧，孳殖和争于机利的代表人物。无盐氏是司马迁正面记述，并与范蠡、计然、子贡、白圭、蜀卓氏等一同作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靠“取与以时”，可资后来“智者”借鉴效仿的楷模，可供垂范的典型，而不是作为指斥、反对的对象。他将货币借贷视为正当的营业，未予否定或歧视，因而他在记述高利贷剥削活动时，描述高利贷资本急骤积累时毫无贬词，他是我国公开承认高利贷合理性的第一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述了那些没有爵位俸禄封地食邑人的盈利收入能与列侯封君匹敌时，称之为“素封”。对他们，司马迁采取的是客观态度，并未流露出任何批评或反对之意。

司马迁的贡献还在于，他专门开辟了《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两个篇目。《货殖列传》专门保存和记述了春秋战国至汉武帝时期的著名富商大贾的业绩及时代背景，为研究这一时期的货币信用制度和货币信用学说提供了宝贵史料。《平准书》专记汉初至武帝一百年间包括货币、信用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为研究西汉货币信用制度和思想史提供系统、丰富的史料，尽管它还不十分完备，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可他为后代史学家所开创的先例、首创之功不容抹煞和低估。

总的来说，不论是商业还是手工业，大量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既没有足够发达的商品生产来与之相结合，又不能把商业资本直接转化为产业资本。总的出路，一是购置土地，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永远无法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二是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就是通过重利盘剥以增殖其自身。然而，不论是进行土地兼并还是经营高利贷，对整个经济所起的都是消极的破坏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越发展，商业资本积累得越多，反而使整个社会愈不发展，以至愈不能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原因所在。我们必须看到，司马迁毕竟是一位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由于阶级和思想的局限，《史记》中的许多记载还没有完全摆脱天人感应说和历史循环论的影响，否认了道德的阶级性等，这也是不足为怪的。然而，《史记》经济思想内容之丰富，经济理论之卓越，其深远而巨大的影响足以令后人景而仰之。

（出处：《江汉论坛》200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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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③ 《史记》卷１３０《太史公自序》。

④⑥⑧⑨⑩11 12 13 14 15 16 17 21 23 24 26 27 28 29 32 《史记》卷１２９《货殖列传》。⑤ 《史记》卷６０《三王世家·褚先生补述》。⑦ 《史记》卷８《高祖本纪》。18《汉书》卷９１《货殖传》。19《史记》卷２９《河渠书》。25 30 33 34 《史记》卷３０《平准书》。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０１９页。31 《史记》卷１３０《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经济思想简论 第2篇

摘 要：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以其鸿篇巨制《史记》名彰千古。但长期以来，关于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多集中在他的生平、家世、交游、字词考证、思想精神等史学方面和文学方面。而关于他的经济思想研究较少。本文拟以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为主，兼顾《平淮书》、《河渠书》，主要论述他的超越时代的、特殊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

《货殖列传》

独特

经济思想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他瑰丽奇特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淮书》和《河渠书》三篇著述中，尤以《货殖列传》为主，笔者就其独特的经济思想，归纳如下：

一、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

西汉时期，自从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一直占官方统治地位。儒家在民众求利言富方面。先圣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于我如浮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部《论语》“子罕言利。”不言利，或者认为一个人财富的多寡在于“天”，在于“命”，忽视了作为自然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很明显有宿命论的倾向。孟子则曰“仁义而已，何必言利”，也采用回避的态度。儒家对于“利”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士人当中影响深远。但司马迁却不然，他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是人性中的自然表现。他从人的自然本能出发，认为人人都有“趋吉好利”的本性。社会上人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就是在追求“利”，也就是追求物质财富。他在《货殖列传》中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并进一步深刻的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想所掩蔽，而是独立思考，勇敢的揭去了统治阶级长期蒙蔽于百性头上“仁义”的面纱，肯定了普通民众求富的合理性，并举子贡富而使孔子名扬天下的事例，表述了自己在“民之求利”方面独到的见解，认为致富求利，是合乎人性的“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而正是这种“求利”思想，推动着个人及社会的向前发展。他的思想，表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比西方亚当?斯密“经济人”的思想提出早了1800多年。

二、社会分工思想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他把西汉当时的社会分工粗略的的分为“农、工、商、虞”四个部门，认为这四个部门是“民所衣食之源”，共同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可见他很早就认识到对商业的重要性。他在《货殖列传》中又列举了社会生活中各行各业细致的分工，例如农业、渔业、畜牧业、盐业、矿业、种植业等，并列举社会“末业”中从业于市井中的作酒、作酱、杀牛、造船、漆器、纺织、刺绣等行业，可谓各行齐备，包罗万象。司马迁的社会分工思想，反映了他对社会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同样，也比西方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早了1000多年。

三、因地制宜，以奇致富的思想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地形特征、民情风俗，主张民欲致富，要因地制宜，把求富思想和地方地形、地域和当地风俗民情特点结合起来，要智富、巧富、以奇致富。他列举了姜子牙被封营丘的事例，那里本来多是盐碱湿地，人烟稀少，因离西周都城遥远而显荒凉偏僻。但姜子牙到此之后，因地制宜，鼓励当地的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提倡工艺技巧;又积极变废为宝，利用盐碱湿地和靠近大海的地形特点，积极发展渔业和晒盐业，再让商人把海盐和鱼类贩运到其他地区，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便纷纷流归齐地，齐国便慢慢富裕起来。到后来，齐桓公竟因此逐步积累，经几世奋而成霸业。又说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宜种植农业，以农业致富。而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善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等等。又举白圭、猗顿、乌氏倮等成功致富的事迹。并以此为例，主张智富、巧富、以奇致富。他认为商场如战场，商业竞争和战争一样，都有风险。他引用商祖白圭的话：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告之矣。”认为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一个人在经商的智慧上如不能随机应变，勇气上如不能果敢决断，仁德上如不能正确取舍，强健上如不能有所坚守，就不能取得成功。司马迁高度赞扬经商者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出奇制胜的经商智慧。主张致富时要因地制宜，要结合当地的世俗民风，智富、巧富、以奇致富，这是司马迁教民致富、发展经济思想又一重要思想表现。

四、在多渠道的致富路径中，尤重商业，“素封论”思想。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很多致富的途径，例如他认为，做官久，就可以致富。无爵而有土地者可以吃“租税”致富，其他如猗顿经营盐业、郭纵冶铁、乌氏倮经营畜牧业、巴蜀寡妇清开采矿石等。而从事“末业”的如陆地牧马、泽地养猪、水中养鱼、山中植树，齐鲁种麻、渭川植竹等，市井手工业中特举例说有贩卖油脂的，虽为当时人所瞧不起小行当，而雍伯用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用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用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用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用它富到击钟佐食。并赞扬说这些人都是由于不耻微小、心志专一而致富的。而在他所举的各种行业中，尤重商业，他认为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认为民间所产的各种农副产品及各种商品都要“待商而通之”，而“货殖”二字，即指“谋求财货繁殖生利”之道。他详细列举了从古到今成功商人的形象，如范蠡、白圭、猗顿、卓氏、孙氏、郑程等，并详细记录他们从事商业的事迹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自创“素封”一词，赞扬了他们虽不经皇帝敕封但却富可敌国的财富和地位。而这种“素封”思想，表明了司马迁对商人、商业的重视，对商人、商业高度赞扬和肯定，这在当时“重农抑商”的社会环境中尤显标新立异和难能可贵。

五、正当致富，主张本富，反对奸富的思想

所谓本富，就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在当时的社会中认为这样致富是最高尚的，应当受到褒奖和肯定。所谓末富，就是指从事商品交换、冶铁、畜牧、各种手工业而致富。所谓奸富就是作奸犯科，冒着生命危险、靠攫取不义之财而获得财富。如司马迁所列举的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私刻假印、伪造文书、贪污受贿等等。他在《货殖列传》中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末富”、“奸富”这三个词是他的发明，这句话也是他的发明。他将奸富作为最下来看，说明了他在致富路径选择上的价值倾向，要走正路，正当致富，不义之财不可得。否则，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这种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求富者有着警醒和棒喝之意，就是对现世中的当代人，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综上而言，司马迁的特殊的经济思想主表现在对人性求利求富本能的肯定;较早的提出了社会分工的理论;主张因地制宜，以奇致富的思想;对商业的重视，素封论思想;最后表明他对获得财富的路径取向，主张本富，反对奸富。号召人们致富路上要走得端，行得正。他的经济思想，虽然不能和现代工业文明映照下的西方系统的经济思想相比较，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非常大胆的、先进的，具有前瞻性的。

参考文献

司马迁经济思想简论 第3篇

关键词：艺术旨趣,入世情怀,隐逸高洁

司马札是一位晚唐诗人, 诗歌或借古事发挥, 或言民生疾苦, 或对道士和僧人吟诗, 或直接陈说归隐之意, 均围绕着自身坎坷多舛的经历和漂泊无定的生活展开。他积极追逐功名却屡试不第, 终生落拓奔波, 备尝艰辛。诗人虽迫于时势徘徊摇摆, 但对仕宦的向往渴求并未完全消弭。

一、民胞物与的入世情怀

司马札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自身经历坎坷, 备尝生活的艰辛, 因此, 他的诗作多是感怀之作, 从一开始便打上了民胞物与的烙印, 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司马札的最出色的七言绝句诗《宫怨》, 意境委婉, 准确表达了宫女悲愤哀怨的无奈之情。

且看司马札的《蚕女》:

养蚕先养桑, 蚕老人亦衰。

苟无园中叶, 安得机上丝?

妾家非豪门, 官赋日相追。

鸣梭夜达晓, 犹恐不及时。

但忧蚕与桑, 敢问结发期?

东邻女新嫁, 照镜弄蛾眉。

这首《蚕女》感情真挚, 语言通俗平易, 通过叙事主人公养蚕女自述的口吻, 讲述了养蚕女忧伤而悲苦的人生命运, 反映了晚唐时期赋税对妇女的剥削和压榨。

中晚唐时期, 政治腐败, 藩镇割据, 内有牛李党争, 宦官专权, 外有民族纷争。诗人饱蘸着同情的热泪, 将养蚕女从养桑、养蚕到织布的过程简洁地勾勒出来, 谁知养蚕女除却身体的极度透支之外, 心理负担也极大, “官赋日相追”, “犹恐不及时”, 羡慕的是邻家女子照镜梳妆, 自己却要应付征调, 只好无奈而不分昼夜地劳作, 连考虑终身大事的空闲和财力都没有。蚕一批批地老去, 养蚕的人又怎能不随之衰老呢?这又增加了一层忧虑和哀怨。

司马札仅用“养蚕先养桑, 蚕老人亦衰”就简单勾勒出了养蚕女朴实无华的形象, 这些养蚕女忙于采桑养蚕, 无心也没有经济条件打扮, 因此, 她们已没有了汉魏六朝诗歌中的美丽优雅, 而以贫寒、悲苦而过早衰老的形象出现, 这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采桑女形象[2]。此诗最为难能可贵的是, 诗人对同是妇女却贫富悬殊、境遇迥异的晚唐社会现实提出了质疑。

二、看似矛盾的艺术旨趣

司马札留存的这些诗, 涉猎的题材范围较有社会内容, 可谓言之有物, 延续了汉乐府以来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如《感古》、《古思》、《筑台》等借古事发挥;《卖花者》、《古边卒思妇》、《蚕女》、《锄草怨》、《宫怨》等言民生疾苦;《赠王道士》、《晓过伊水寄龙门僧》、《题清上人》、《夜听李山人弹琴》等表明诗人与道士或僧人有来往;而《隐者》、《效陶彭泽》、《白马津阻雨》等则直接陈说其归隐之意。这些诗歌糅合了仕途的挫折与退隐的心理, 投射出看似矛盾的艺术旨趣来。

这些题材和主旨, 在中晚唐诗人中并不少见。中唐诗人李绅的“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洗练平易, 妇孺皆知, 精辟地描摹出农民的辛酸和苦楚;而司马札的代表作《锄草怨》正是延续了中唐以来的悯农传统, 鞭挞官赋徭役, 画面感较强。不同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是, 司马札擅写五言, 并以此取胜。在其现存的39首诗作中, 除了七律三首、七绝四首之外, 余皆为五言, 沉郁古朴, 多愤慨之词, 颇有个性。

然而, 他的诗作又时时透露出对僧道的推崇和追慕之情, 将理想寄予“愿随执轻策, 往结周太子”, 把如浮云流水般的人生神仙化, 然而, 虽广交僧道, 诗人却并未真正投身宗教的怀抱, 而是游离其外, 追求自身冲淡平和的心境。

三、隐逸高洁的出世旨趣

“功名”是晚唐诗人司马札心中永恒的情结, 也是晚唐时期大多数诗人共同的人生历程, 是诗人终生难圆的梦想, 因此他的后期诗作自然而然地转向了隐逸生活。他在诗歌自述“十年身未闲, 心在人间名” (《山中晚兴寄裴侍御》) , “功名倘遂身无事, 终向溪头伴钓翁” (《白马津阻雨》) , 诉说积极追求功名的心声, 历经艰辛却不能如愿以偿。这就使得诗人自然而然地转向山林、追求隐逸, 正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 向往着隐居旷达、逍遥自在的生活:“终日不冠带, 空山无是非。” (《隐者》)

即便是在羁旅诗中, 司马札也透露出了自己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他在诗作《自渭南晚次华州》中, 星夜兼程, 赶往华州, 虽然自己过的是“有如无窠鸟”的流浪生活, 但是人劳马乏、雨路泥泞、难觅安顿之所的晚发之苦, “劳役今若兹, 羞吟招隐句”, 令诗人不得不产生“却思林丘卧, 自惬平生素”的隐逸想法。诗风古朴, 无晚唐之浮艳习气, 评价他为晚唐诗坛上的“佼佼者”[3], 实不为过。

综上所述, 晚唐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的诗作所散发的徘徊于仕隐之间的审美趣味, 也是他同时代的大多数诗人的共同特征, 恰恰反映了晚唐之季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诗人的无个性就是个性, 他的无特色本身也就是特色, 从他的看似矛盾的诗歌思想中, 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浑浑噩噩、动乱而迷茫的年代。

参考文献

[1]、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 2008.

[2]、桑绍龙.论晚唐采桑女形象的质变[J].时代文学[J], 2010 (3) .

司马迁经济思想简论 第4篇

司马迁经济思想简论 第5篇

[摘 要]《货殖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二

十九、列传第六十九。这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从《货殖列传》的记述中不仅可以看出司马迁重视经济活动和商业活动的思想，更能领略到作者独到而深邃的社会见解和他伟大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货殖列传；司马迁；商业

史家有四长：学、才、识、德。在史家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道德感召下，用宏观的视角与全局的意识来审视社会、指引社会，这才不枉费文人士大夫立功、立言、立德之人生追求，这才使历史学有继往开来的真正价值。通过对《史记・货殖列传》的探究，读者无不赞叹司马迁非同一般的文学素养，更难能可贵的是从中品读出历史学在明辨社会是非与安邦定国中的借鉴意义。作者对社会的真知灼见，在今天看来仍然有许多进步意义，其中不足之处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试图构建政府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司马迁成长在汉朝黄老之学与独尊儒术的交替时期，因此在是非判断上能够集各家思维方式之所长。既能走出道家思想小国寡民的误区，又能深刻领悟社会发展“顺其自然”之真谛。司马迁反对老子倡导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社会，认为这样的社会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1）几乎没有推行该种社会的可能。“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2）也就是说政府对社会经济要顺势而为，为人民幸福谋利益，做好守夜人的角色，自由放任，不与民争利。这种思想颇有近代欧洲经济上自由主义的韵味，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其进步意义可想而知。可惜司马迁的这种理性声音并没有被日后更多的政治精英接受，日后封建政府横加干涉经济，总想构建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结果不按正常的社会发展规律走，好心也办成了坏事。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小农文明缓慢的发展，成为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可见促进经济自由发展，政府因势利导将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人民在追名逐利中客观上必然会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当然过分的放任经济的自由也是不正确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政府的保驾护航，司马迁在《货殖列传》没有强调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可以算作其思想的一大局限吧。

二、求富，天道使然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没有什么行业永远是最赚钱的行业。人民会在求富心里下自由的选择自己能够胜任的最赚钱的行业。“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3）经济领域上各行各业都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无所谓贵贱。“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4）。“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5）司马迁对各行各业的平等认识，在那个重农抑商的环境下可谓先进，对此我们应该肯定。但是用今天的观点看，虽然行业没有贵贱，但各行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则，于是人们根据个体觉悟境界的差异与情商智商的高低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行业，因此在社会发展尚不完善的环境中，受各行业从业人选影响，人员素质因行业差异而必然存在一定差异。可见司马迁在全面认识各行业与各行业从业人员上看，缺少一种全面的评判。

各行各业都给人们提供了求富的机遇，加之人们都有一颗求富的心，那么人们都不应该给自己的贫穷与富贵找太多外界客观的借口。聪明的人总是会寻找机会求富，愚蠢的人只能忍受贫穷，故“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6）。可见司马迁心中并没有那种简单的仇富情节，对财富和财富的拥有者都有着比较冷静客观的认识。在文章中司马迁甚至用赞许的眼观来认识范蠡、白圭、巴寡妇清等人，对他们致富报之以肯定的态度。聪明的人总是善于发掘机遇寻找财富，“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H至而辐凑”（7）。

三、贫穷是罪恶之源，富裕是繁荣之基

司马迁看清了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经济生活从根本上影响了社会存在。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8）。这种观点非常符合社会心理学中人类不同层次的社会需要，社会大众在满足了物质需求的时候才有更高领域的精神世界的追求。“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艘嬲茫�失�嗽蚩臀匏�之，以而不乐。”（9）智慧的精英转化成了财富的精英，财富的精英进而转化成了道德的精英。这些因智慧而富，因富而德的人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诱导作用；那些投机钻营之辈，往往富不过三代，其反面意义警醒世人。社会就是在求富求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完善，逐渐成熟，大浪淘沙般的向前发展。人性都有追名逐利的一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0）。所以人们追求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物质利益满足的前提下，又开始追求精神世界中的成就，经济繁荣才是内修德政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与之相反，衣食无着、贫穷落后也就成了愚昧与罪恶的源泉了。

四、社会风气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司马迁早年云游四方，了解各地风土人情，对各地风气好坏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与理解。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及社会风气好坏，正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但社会风气的好坏也会反作用与经济的发展，纵观汉王朝各地民风差异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同时司马迁也重视通过介绍各地历史沿革来分析各地民风形成的原因。

关中之地，“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11）。加之地处京城战略要地，交通四通八达，历代经营有佳，“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2）。

河东、河内、河南地区，“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13），种、代地区靠近北方边疆，靠近匈奴，因此“人民矜�这澹�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14）。“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屣，游媚贵富，入後宫，遍诸侯。”（15）可见中山地区受历史因素影响，当地人民情急躁，仰仗投机取巧度日谋生，社会健康发展也就成了一大难题，男盗女娼便不足为奇了。 邹、鲁在汉朝时期是桑麻产区之一，司马迁评价当地“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16）。

同为楚国故地，因为民风的不同，经济发展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西楚地区“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於积聚”（17）。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信守诺言。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这是东楚地区。这里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浙江以南的东楚地区风俗同越地相同，“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18）。南楚地区民风与西楚相似，“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19）。

在司马迁的论述中，可以看成各地风气形成的历史原因，更能隐约的感觉到汉朝时期各地社会风气对各地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现如今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各地经济发展差异很大，落后地区或许也应该在辨析自身文化风气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上寻找落后的原因。

五、用商人的利益眼观看待各色人群

用商人的视角看待任何人都是利益的产物。“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20）这句话点明了人性中不可抹杀的那种名利欲望，完全用商人的眼观去看待世间万象与人性的弱点。想必这种观点并非司马迁的本意。世间不同的人，思想境界不同，其核心追求是不一样的，众生并非皆属拜金主义。司马迁可谓西汉文人士大夫之楷模，一生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立德、立功、立言乃其人生核心追求，这种信仰坚定的人岂是功名利禄能够收买的。或许这里存在着司马迁写《史记》故意留下来的曲笔把，这种曲笔的目的不是为谁辩护，而是意在自损人格。或许写到这里的时候，司马迁流露出来的是心中的痛与泪，是对于他人不理解自己鸿鹄之志的怨愤，流露出的是在被他人讽刺人格尊严时的一种无奈与无力的抗争。文章的最后又写了关于发家致富之道。以司马迁的才能完全可以富甲一方，但他的一生却并不富裕，因为司马迁有更高的境界信仰与有更高的人生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撰写《史记》，传递历史，传递责任，传递文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司马迁恰恰用他的实际行动来否定世俗社会那些下贱的眼观，彰显人性中信仰的伟大。

总结

受时代局限性影响，《货殖列传》也存在着许多有待更正的一家之言。但探究司马迁的核心思想精髓，仍能品味出作者治史思想之伟大，《史记》不愧为司马迁用真心与生命铸就成的不朽佳作。治史重在指导社会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然能从《货殖列传》中品读到很多社会发展的哲理：人民财富的多寡，更多的取决个人的能力与社会的需要；政府需要做的是促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并且为社会的进步发展与国家的统一保驾护航；单纯的保护所谓的贫穷阶层，其结果只能是保护了落后阻碍了进步。现如今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特征，造成各地经济发展快慢的原因除去外部环境等客观因素外，我们也应该找寻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社会文化与风气。提升国民素质，改造国民性将是落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1]――[ 20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

十九、列传第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

参考文献：

简论《周易》和谐思想 第6篇

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在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主干在儒学,儒学的形而上学在<周易>,<周易>的主体观念在阴阳和谐.阴阳和谐贯通天、地、人三才,并使之达到天地通泰、人和政通、家和国兴、协和万邦、“与时俱化”、“保合太和”之境界.由此,<周易>和谐思想对民族精神建设、伦理道德建设、发展方式变革、思维方式优化、化解文明冲突等,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作 者：刘兴明 作者单位：山东经济学院和谐发展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014刊 名：理论学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JOURNAL年，卷(期)：2006“”(4)分类号：B221关键词：周易 和谐 阴阳 三才 人文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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