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爱国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爱国（精选8篇）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爱国 第1篇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学习雷锋

——《雷锋》一书学习心得

按照中心党委的布置，结合第二党支部的工作要求，我在近期认真学习了《雷锋》一书，先将自己的一点学习感悟汇报如下： 首先，我觉得雷锋精神是有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助人为乐、为人服务的奉献精神，另一部分，则是经常不知不觉中被我们所容易忽略的，尽职尽责、爱岗敬业的敬业精神。要谈到学习雷锋、践行雷锋精神就不能离开这两种雷锋精神的结合——片面的强调奉献和助人为乐，而忽视了本职工作是不可取的；而仅仅看到自己的岗位和工作职责，却忽视作为一个社会公民、一个共产党员的社会责任也是不合格的。

其次，在阅读《雷锋》一书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认真思考，雷锋为什么能做到工作奉献两不误，既做到一个合格的、优秀的战士，同时又能经常助人为乐发挥自己的能力、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我认为，除了思想境界高、满怀热情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雷锋同志一直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坚持政治学习、坚持自我批评。这样的一种自我要求，也是今天的我们所急需加强的，只有在思想上端正了态度、才能在行为中扎扎实实的向前迈进。我想，这大概也正是党委、党支部领导要求我们开展学习活动的初衷所在。我们今天面临的工作和社会环境比雷锋当年面临的要复杂许多、困难许多，但我们所享有的物质基础和工作条件同样也要丰富得多、便利的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认真学习雷锋精神，认真奉献、努力学习，从工作技能和思想觉悟两方面不断督促自己提高，时时刻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奉献在前，还要加上学习在前、钻研在前，通过这样的自我要求和努力，让自己阵阵践行科学发展观、做到“一个党员一面旗”的要求，让自己在岗位上成为一面鲜艳的旗帜，不辜负党组织的培养和期望。

第二党支部方欣

2012年9月20日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爱国 第2篇

2009-11-03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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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是什么样的角色？对正处在身份置换转型期的出版社编辑们，面对我国出版业改革加速，跨地域、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做大做强的各个出版集团公司，新业态不断出现……该怎样当编辑？本文结合国内编辑工作实践，借鉴美国资深编辑威廉斯总结归纳的编辑应扮演“狩猎者”、“治疗师”和“双面人”三个角色的提法，思考并提倡完全市场企业化进程中的编辑应具备的职业操守、素质学养和专业技术能力。

编辑究竟是怎样的角色？究竟应该怎样做编辑？美国编辑威廉斯在美国40年来最权威的编辑业务教科书《编辑人的世界》里撰文回答了这个时常困扰编辑们的问题。在他看来，编辑要扮演的角色有三：第一，“狩猎者”。第二，“治疗师”。第三，“双面人”。三个角色，一个都不能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用他的“三个角色”的透视镜，借鉴审视一下国内出版社的编辑工作。

“狩猎者”：鹰眼找热点

在浩如烟海的图书市场中，编辑要想策划出版形成读书热点、市场热门的畅销书，那非得有如“狩猎者”的鹰眼，他要“多方搜寻，并且挑选出可以出版的好书”。这其实是编辑的一个重要职责：发现作者和挖掘作者潜力，出高质量的好书。

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编辑发现的内容，就是发现有价值的书稿。如果把发现有价值的书稿比作“打猎”，那么，发现可创作有价值书稿的作者就好比“猎人”眯缝着“鹰眼”，屏息守候“猎物”的出现，“狩猎”则更能反映出编辑的眼力和判断力。

出版社的编辑应该都是这样的“狩猎者”。一个编辑不仅要有很好的文化学术素养、语言文字功底，同时还要有敏锐的眼光和良好的社会活动能力、组稿能力和准确的图书市场判断能力。上世纪20～40年代，张元济、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顾颉刚、张季鸾、吴宓、邹韬奋、孙伏园等名编辑，都是这样的典范，他们是编辑同时也是学者、思想家、作家，也是出色的出版经营者，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等领域的影响力极为深远。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理想编辑应具备的所有素质，如专业知识精深、视野宽广博大、精明干练等等，而且他们具有相当的人格魅力。茅盾编辑《小说月报》时，每遇新人佳作，必亲加按语给予肯定。叶圣陶将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施蛰存的处女作《娟子》经发现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孙伏园诚请鲁迅为《晨报》专栏作家，因此诞生了《阿Q正传》。这样的编辑、作者关系，编辑成就了作者，作者也成就了编辑，双方都不愧对一个“家”字。有这样的编辑和这样的作者队伍，何愁没有好书出笼？

“治疗师”：耐心查病情

威廉斯说，编辑在图书出版流程中要扮演“治疗师”的角色。首先编辑要“细心阅读作品中的每一个字，详细而坦率地说出评语，并且建议应该修改之处”，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勇于批判的第一位读者”。要做到这一点，编辑就不仅仅要在各门科学知识中做到博览饱学，而且要有为人作嫁、甘为人梯的精神，同时还要有面对如山的书稿不畏艰辛劳苦，甚至以苦为乐的精神，摒弃浮躁和草率……面对这样的境界，出版行业不少优秀编辑可说是无愧编辑这份职业。但在当下，还有这样一些现象，出版社渐渐偏向做获利快的教辅读物，选题大多雷同，数量猛增，任务繁重，致使不少编辑也渐渐将编辑工作自我减负为快速审稿甚至干脆不看稿，等工厂排版送来校样直接交由校对处理。以上描写的可能只是一种极端的病况，但在业内人士都会感到这些病况在多数的出版社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编辑如此这般对待书稿，如何谈得上准确判断、琢璞识玉、沙里淘金、修改润色呢？编辑连书稿都不看了，只能算是个“守株待兔”的“青光眼”，为世人诟病。这一职业流行病，已触目惊心地警示出编辑基本操守的缺失，与“治疗师”的境界相去甚远。

“双面人”：爱心勇奉献

外国出版社在完全企业化、市场化条件下，编辑职业的特性要求一位编辑必须在不同的人面前扮演不同的角色。“在面对作者的时候代表出版社”，就是要求编辑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和经营头脑。“在面对出版社的时候又代表作者”，则指的是编辑应具有作者所具备的文化素养、品性和精神追求，编辑愿意全力以赴协助作者找到最有效的方式与出版社合作。这样的编辑一方面兼顾到作者精神上、情感上以及经济上的需求，同时也兼顾到出版社的发展和利益，直到成功出版一本一炮打响的好书。但对正处在身份置换、转企改制历史大转型时期的我国出版业的编辑们，面对我国出版业改革加速，跨地域、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做大做强，新业态不断出现的新局面和新环境，无论是强化编辑角色，还是强化作者意识，应该说都具有重要的思考和借鉴的意义。

由于外国出版社编辑扮演“双面人”的角色，公关活动占据了大部分的办公时间，结果只有在下班后才有空真正地阅读和进行案头编辑工作，而且大都是在晚上和周末。因此，威廉斯强调：“我必须再重复一次：你必须热爱编辑工作，才能当编辑。”

作家茹志鹃当年献给编辑的赞语：“你的成功，消亡在别人的成功之中；别人的失误，却要分担惩罚。掌声和鲜花，只属于作者；你只在无声无息的后台，完成自己的价值。”的确，编辑是辛勤的“园丁”，扶植、培育百花开放，自己却不争春。编辑是手艺高超、精细的“裁缝”，终年补绣缀锦，奉献给别人知识的新装，却从不计回报。

热爱编辑工作，终身默默奉献，美誉传世的有主编《百科全书》长达25年的狄德罗，有发现并成就了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及沃尔夫等名作家的珀金斯……“当许多作者在刚出炉的书中发现可怕的文法、造句、不实资料、排字上的错误，甚或更糟糕的，被幸灾乐祸的朋友或评论家指出这些错误时，都不禁感叹：„今天的珀金斯在哪里？‟”我们也要缅怀前文提到的我国的一大批杰出的编辑出版家。那个时代、那些人，其实离我们

不远，有一些还与我们共同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的风雨，但是其风骨、学养、见识似乎又离我们的时代很远，我们看到的是逝去的背影。现在，关于那一代文人名士的个案或集体的研究方兴未艾，应该说这是在一片功利和浮躁的风气中，学术文化出版界的一个亮点。他们坚持“独立的人格”，不满足于消极的洁身自好，对国家、民族有高度的责任感，抱负都在“兼济天下”。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做爸妈 第3篇

何多多是否成了神童, 将来是否辉煌, 何爸爸的“十商”是否科学, 训练是否“虐童”, 都不是本文关心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审视“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做爸妈”。笔者这里先要重申一个观点:家庭教育是一种极具个性的教育, 一百个孩子就应该有一百种不同的家庭教育方法。它与学校教育最大的区别是, 每一个孩子的家庭教育条件都是个别的。教育的主体———孩子, 每一个都有其独特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特点, 因而他们应对外界人事的方式也千差万别;教育的客体———环境, 每个家庭的人员结构、地域背景、文化氛围都不一样, 因而对孩子的感染和影响也各不相同。而成功的家庭教育就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点, 就好比给每把锁配一把对应的钥匙。用别人的钥匙是打不开自家锁的。

所以, 我们完全不必太在意“虎妈”“猫爸”“狼爸”“鹰爸”的经验, 那只是个案, 不是范本;只能借鉴, 不可复制。或者,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拆穿一些“奇迹”。有些媒体为了炒作, 只报道了事实的局部, 甚至是有意放大了其中的一面。比如, “虎妈”蔡美儿写书的本意是比较东西方家庭教育的长短, 反思自己在两个女儿教育中的得失, 结果到了有的媒体报道中就只剩下“无情的严厉”;而“狼爸”萧百佑也声明, 打孩子在自己的教育经验里不占万分之一, 但媒体的标题却说“他把三个孩子‘打’进了北大”。

因此, 标题之问的答案只能是原则的:第一是要了解孩子, 了解孩子的秉性、身心变化和兴趣爱好, 这好比医生看病, 了解症状才能对症下药;其次, 要找对符合孩子个性特点的发展方向, 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当将军、当老板、当明星的, 所以不必赶潮流都去学钢琴考艺校;第三, 最关键的还要找到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 比如, 对待比较内向、敏感的孩子, 需要细致一些、温和一些的教法, 帮他自悟自省;对待比较外向、好动的孩子, 不妨严厉一点, 既给压力, 又给机会, 让他发挥潜力;对待注意力容易分散、粗心大意的孩子, 就要狠抓习惯培养, 坚持意志训练, 从小事从细节抓起。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面对传统文化 第4篇

一、传统文化活在解释之中

文化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流动的历史，这种流动性，往往来自“现代”对“古代”的重新定义与重新解释。从15世纪到19世纪，西方文化的不断创新，正是通过不断返回自己的古典文化传统，通过古今对话来变革政治理念、调整经济政策、重新平衡政治秩序，最终使得自己不断开出新意、发展壮大。

面对西方文化带来的现代性压力，各大古老文明都面临痛苦的现代化转型的任务，不仅仅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竞争压力，还有来自伦理和价值层面的挑战：各大古老文明如何面对自身的传统？当代，视西方文化为普世文明而力图切割自身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视西方文化为欲望膨胀之祸而力图返回自身传统的原教旨主义，似乎都不愿意承认，传统与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以自己的行动和话语重新诠释传统。

中华文明传承的一个基本资源是经典文献：《四书》、《五经》、历代史书。文明传承的基本方法是经史互释，经无史而不彰显，史无经则散乱。历代士人精英，抒发政治理想、革新政治纲领，都需要从各自面对的时代命题出发，重新解释经典、重新解释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遇到过必须重新解释传统、重新解读经典的问题。魏晋南北朝以降，佛教思想大为盛行，使得传统的价值理念受到极大挑战。在思想文化领域，佛教思想对士人精英的影响广泛。虽然不时有儒家学者排佛之论，如唐时韩愈《谏迎佛骨表》以纲常伦理、夷夏之防来否定佛学，但只能从较为浅层的现实效果来批评，无法从理论深度加以驳斥，因此，无法收拾被佛法吸引的人心。唐代藩镇割据之后，中原秩序再度分崩离析，武人政治暴烈，文脉散落民间，重建政治秩序意味着不仅要抑制军权，也需要复兴儒家思想来收拾人心。宋时，平民士人担纲起复兴文脉之责。他们已经认识到，佛教内含着深刻的形而上学思考，而儒家思想偏于世俗，较为朴素，正是不足所在。宋儒需要完成的工作是吸收佛家思想中的思辨因素，将朴素“三纲五常”予以形而上学的论证，如此，才能真正说服精英、教育精英。而儒家经典中，《五经》史论较多，难以进行形而上学论述，而《四书》讲心性，则可以进行思辨发挥。由此，朱熹历时二十余年重注《四书》，使得儒家重新夺回思想领导权。这场斗争，如果从韩愈算起，历经三百余年方获成功。

重新解释传统不仅体现在对经典的重新解释中，也体现在制度设计上。明中叶以后，商业贸易勃兴，中美洲白银通过贸易不断向中国流动，白银资本发达，土地兼并加快，很多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嘉靖十五年（1536），大学士夏言上书请求开放民间祭祖，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惯例。“礼”向老百姓开放，在实际生活中形成了围绕祠堂，建立大家族的经济共同体，用祠田等来维持共同体，抵御商品经济冲击和流民化的趋势。依靠宗族的力量办学校、修路、兴建小型水利、供养鳏寡孤独。事实上，这是推动以宗族为中心的地方共同体建设，也可称之为明代的“社会建设”。

中国的历史实践表明，对于传统文化，应该活学活用。要做到活学活用，就得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将传统看做解决问题的资源和经验，使传统活在解释中，活在日常生活中，活在对现实生活的不断回应和接续传承之中。今天，当我们讨论“传统文化”时，为了避免将之概念化，有必要先明确我们所处的历史语境。

二、理解我们所处的历史语境

早在清末，李鸿章等人就已经认识到， 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面对的挑战，的确也远胜于唐宋之变和明清之变。今天，中华文化要消化这种外来的冲击，所要付出的努力势必也远大于消化佛教文化。而我们要重新解释传统，首先是应该理解当下所处的历史语境，理解我们当前所处的思想环境。

1.百年激进反传统历程

19世纪末，晚清政府面对西方的屡次入侵，屡战屡败，而历次改革，也屡改屡败。

“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希望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道。他们接受的是西方器物文明优于中国的理念。甲午海战的失利，人们又转而相信，对器物文明的学习，要看到器物与制度的内在一致性。到了“维新运动”，对西方的学习进入到制度文明的层次，康有为等人希望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改变中国僵化的政治体制。“维新运动”旋而失败，士人精英对统治集团丧失信心。辛亥革命虽推翻了王朝体制，但革命还会遭遇复辟，革命后也无法避免国家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所以，思想界观念日趋激进，认为只变革制度，不变革文化，革命仍不彻底。由此，“新文化运动”兴起，力图彻底抛弃传统文化，通过批判家庭、批判父权制、批判礼法制度，不仅反对中国的政治传统，还致力于反对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以文化革命来倒逼政治革命。

近代以来，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逐渐认为，西方文化不仅在器物武器上优越于中华，在器物背后，也有一套高深的意识形态，并且还有着强大的政治能力。而这种力量、意识和政治的三位一体，造成了士人精英在面对西方文化时，逐步丧失了文化自信心：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最后到“全盘西化论”。

现代中国两个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激进思潮的产物。正如王奇生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中所展现的一般，孙中山力图借助苏俄模式重整国民党，而中国共产党则直接模仿苏共的模式建立起来。不过，与中共不同，国民党模仿苏共的组织模式，但在政治纲领上则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强调传统文化，既反自由主义，又反共产主义；而中国共产党则高举马列主义旗帜，既反自由主义，又反文化保守主义。

当然，在百年激进思潮中，还有另一条对待传统文化的思想线索。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如严复、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等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固有缺陷，并认为，中西文化可以相互学习，通过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正面因素，革除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内容，恰恰是对传统文化的荡涤和发扬。以严复为例，他早年致力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要以个人、自由、平等、民主等叙述来摧毁原有的等级秩序。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中国学人感受到西方文化内在的冲突。严复晚年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就提到西方“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而更晚一辈的学人梁漱溟则开始系统反思中西文明的各自优劣和沟通交流之可能性，这种将西方文化的冲击看做是传统文化自我发展机会的观点，也为今天正确处理百年激进反传统历程的努力指引了方向。

正确处理百年激进反传统，最大的挑战或许来自于，如何应对激进主义消退后的历史虚无主义：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衰落后，思想界如何回应历史终结论，如何确定历史的未来。

2.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在全球的影响与两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一战后期，俄国爆发革命，继而产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的诞生对落后国家的知识精英造成极大的震撼，也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可见的政治实体作为支撑。二战之后，苏联的影响急剧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形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革命似乎就在眼前，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历史阶段论也成为很多人所尊奉的信条——就像天国必将降临的宣告一般，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影响广大的历史观。而到了1990年代，伴随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也面临挑战。丧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实体的支持，马克思主义就像失去圣殿的弥赛亚主义，再度蛰伏于地底，默默等待从新的世界体系危机中汲取力量。

从中国的现实看，马克思主义也在丧失收拾人心的作用。在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迅速接受，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叙事密切相关：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就像对儒家历史观中三代论的颠倒，共产主义就像大同世界一般令人向往。但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条件下，这种塑造新人的动力只能依靠不间断的运动维持。而一旦普通人厌倦运动，回归日常生活，马克思主义就从个体生活中脱离出去，悬浮为一种理论宣传，失去伦理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策调整为对内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对外加入以美、欧为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马克思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制度化基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观念解放，执政党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力下降，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领域受到自由主义观念的正面冲击，在日常生活领域也经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侧面瓦解。对普通民众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复杂高深，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现实困难和感情痛苦无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获取安慰，民众纷纷向传统伦理靠拢，向各种宗教靠拢，以求内心安稳，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影响力再度复兴，发展势头强劲。

3.自由主义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自由主义的回归是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的衰落并行的，而中国的自由主义又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改革需要社会释放空间，限制国家的过度干预，激发经济活力。自由主义的传统理论，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恰恰可以为这些目标提供助力。经济自由主义以个体为本位，主张以权利限制权力，提倡市场化。1980年代以来，这种主张事实上得到了官方的默许，因为经济自由主义可以在民间为官方的改革开路。

199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思潮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了政治自由主义主张。与经济自由主义相比，政治自由主义主张限制公权力的滥用，要求不仅要保障民众的物质权利也保障民众的政治参与权。政治自由主义，提出以权力平衡和权利制衡的模式来维系共同体，这对于权力的制度化运行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也是中国传统中所欠缺的。但如果将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上升为一种普遍的历史叙事，政治自由主义就可能激进化。

毫无疑问，中国的自由主义目前有着强大的力量。自由主义的中国叙事，是随着中国市场化、城市化的方向而积淀起来的。它面对的真实问题是市场社会转型后个人权利诉求的扩张需要。自由主义叙述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简洁——纯正的自由主义者几乎可以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市场不彻底，产权不明晰，政治不民主。这套叙述因为简单反而有解释力。

但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是否具有普遍性，是有待检验的。

自由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反对旧的政治架构——天主教精神秩序和封建领主制权力秩序。自由主义是新的权力哲学，将政治秩序的基础奠定在个体同意之上。自由主义背后有一种新的“是非观”、宇宙论和世界观作为支撑：个体的至上性。

自由主义必须落实到个体的权利之上，而个体的权利不仅是不断扩张的，也是有成本的。从西方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英、德、美、法各国，对于民众不断增长的权利诉求，在无法进行内部掠夺的条件下，只能依靠对外掠夺。欧美各国历时数百年的对外殖民，在扩张市场的同时也在满足国民不断增长的权利诉求。二战后欧美在自由主义框架下维持的福利国家的整体平衡，也是有其历史条件的：首先二战后的重建推动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其次二战后的军事技术转化为民用工业，使得工业基础上了台阶；三是廉价的石油；四是二战后的独立国家都要现代化，都要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设备。所以，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有利的国际环境中，领土殖民虽然结束了，但可以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殖民”，回应本国人民的权利诉求。今天中国虽然加入了这个国际体系，并且也高举全球贸易自由的旗帜，但当时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可能重复。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在马列主义叙事衰落的同时，自由主义的叙事也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自由主义的国际叙事原来是要推动国际自由贸易。1990年代全球化以来，新自由主义进而成为国际性思潮。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那种“低买高卖”的经济殖民大循环被打破。中国以其巨大的体量和工业生产能力夺取了西方工业品的市场，导致西方依靠贸易的获利迅速减少，其国内的平衡也被打破，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与此密切相关。西方各国政治上发生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的危机，也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有关。自由主义的国际叙事已经遭遇到了严重挑战。

三、吸取传统文化的几个方面

如今，当历史终结论的乐观主义烟消云散之后，当主流的意识形态叙述面临重重危机的时候，返回传统，不是为复古而复古，而是面对传统资源，扬长避短、祛芜取菁。

1.从革命辩证法到保守辩证法

在今天重新讨论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思想方法。

百年来的激进反传统历程，酝酿出了可以称之为“革命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并通过大量的历史著作、文艺作品、舆论宣传的影响，事实上成为了主流的行动逻辑：因为救亡的急迫，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为彻底向西方学习开辟了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结盟，攻击传统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本人就是五四激进反传统的传人，他的《矛盾论》，重视的是矛盾的转化，目的是为革命胜利鼓足信心和指引方向。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辩证法的论述，可以概括为“革命辩证法”。革命的辩证法意味着，当执政集团不承担义务，不代表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就丧失了合法性，革命就是必需的。

不过毛泽东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复杂性。在国共合作抗战时期，毛泽东抬高了民族主义叙述，讲中庸之道，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1949年以后，在写作《论十大关系》时，他接续着这种思想，虽然也是在谈矛盾，谈辩证法，但这篇文章已经充满了儒家的智慧。过去，他提倡斗争的绝对性，转化的绝对性，基本上是革命的辩证法；在写作《论十大关系》时期，他讲的则是对立面的统一。他不再简单讲一分为二，不强调转化，不强调一方压倒另一方。比如，他指出，要发展重工业，就要优先考虑农业、轻工业。他强调人民内部、央地之间、城乡地域之间都有矛盾，但应避免矛盾向对抗性发展，应该是“合作共赢”。这种辩证法与儒家的中道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重视对立面的统一，知道有对立，但重在统一。以一方对另一方的让步来建立一方对另一方的服从，从而建立统一。

儒家传统强调，要维持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央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其实质是追求一种差异平等，主导思想是中庸之道。中道是处理矛盾的总原则、总方法，也可以称之为儒家的保守主义辩证法。这或许是中国的最高智慧：矛盾早就被发现了，古希腊人和古印度人也谈矛盾——但如何处理矛盾差异却很大。《论语》中并没有过多涉及这一问题，但《论语》中处理问题的根本思想方法是中道——比如学和习，夏和夷，文质彬彬等。

2.权利与责任的平衡理论

如果从保守辩证法的逻辑出发，来处理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化问题，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基本的伦理观念调整。有必要建立权利与责任平衡的伦理观，缓和权利伦理过度张扬带来的问题。

以权利为本位的伦理叙事来自西方。围绕着权利平等这一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叙述将革命视为人民的天赋权利，革命是天然正当的，这一思想的基础就是革命的辩证法；自由主义则假定个体权利基本相同，个体之间可以相互联合，结成利益集团，再通过普选来实现少数服从多数、协调利益集团的争斗。

以权利为本位的伦理发展到极端就是有问题的。权利主体最后落实到个人，每个人都有权利诉求。权利事实上是有成本的。权利的成本要体现为具体的责任，总体的权利要和总体的责任基本相等。如果大家都不承担责任，把责任交给国家，那么国家权力的扩张就是必然的。正如前文所说，西方社会在无法进行内部掠夺的条件下，其对外殖民正是在扩张市场的同时满足国民不断增长的权利诉求。

为了缓和权利伦理带来的破坏性，新的伦理观应该更注重责任的维度。在政治生活层面，应该明确，权力来源于责任，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其对民众和国家担负的责任。在社会生活层面，需要强调，个体的权利要与责任相适配。这意味着现代公民的自我教育，享受个人权利的同时要考虑他人的利益，主张个人权利时要看到自身的责任。

当然，如果说西方以权利为本位的伦理在今天遭遇到了诸多问题，传统儒家的伦理观也难以回答如果公权力不承担责任的话该怎么办？因而，今天我们讨论儒家传统，并不是要简单地唤回儒家伦理观，而是要吸收西方以权利为本位的伦理的有效部分，建立权利与责任平衡的伦理观。

3.治理转型大国有必要吸取传统治理大国的经验

中国现在面临的两大挑战，第一是世界潮流的巨大变迁：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同时发生，在这如此变动的条件下，维持社会的稳定，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更为艰巨。第二是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存在强大的技术壁垒和制度壁垒。发达经济体支配的世界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结构，不断收割后发国家的经济成果。若想突破这种不平衡的经济格局，势必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呼吁大一统的决策机构。

西方历史上有着丰富的地方自治经验，却缺乏治理转型大国的经验。唯一称得上是大国的唯有美国，但其历史也很短暂，它的兴起也有很多无法复制的因素。对于中国而言，治理转型大国需要同时应对转型期治理和大国治理两个挑战。治理转型大国面临的问题，一是稳定一是发展。转型治理可以借鉴各国的历史转型经验，而大国治理的经验只能从中国的历史上加以寻找。中国有着两千余年的大一统国家历史，正如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所指出的，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出现“现代国家”的体制。治理大国的经验我们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那么早就开始运用郡县制、科举制来治理。这些治理的经验在今天是不能以“专制”这样的概念简单废除的。

中国有着两千余年的大一统国家历史，正像钱穆所指出的，中国历史上发展出一整套治理大国的“士人政治”传统，相对于西方而言，长期延续了稳定的政治秩序，保存了文明的源流。“士人政治”传统最大的优势，是执政集团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统一。执政集团以儒家“民本主义”为指导原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在政治“责任感”方面的作用非常突出，远大于西方阶级政党意义上的政治“代表性”的特征。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一党执政，而从传统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一党执政延续着“士人政治”的历史惯性。

4.历史观问题与重新解释社会主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民族。作为一个世俗文明，中华文明没有强大的宗教传统，文明的向心力靠的是历史观来维系。历史观对于中国人而言，有着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价值。中国的史学则内涵丰富，既有如同宗教般的价值信念，又有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直到今天，这种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未曾改变。

对于共产党国家而言，历史观就非常重要。因为“共产党”并不是以选举为目的的代表性政党，而是领导型政党；作为领导型政党必须回答民众，我们从哪里来？现处何地？今后要到哪里去？每走一步，民众都在评判，只有走对了，才会继续跟着走。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当时的条件下给出了一套历史叙述，即中国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最后到共产主义。到了邓小平时代，面对现实，共产主义的图景不断被延宕。十三大以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用初级阶段来反对毛泽东的“左倾”激进。既然是初级阶段，就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这个史观和原有的新民主主义史观叙事是一致的，只是丰富了其中的内涵。而十八大以后的历史叙事，已经体现出共产党运用民族主义史观、民族复兴的叙事来重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历程，力图接续传统，重建历史观。

但现在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面临的困难在于，它处于原来的新民主主义史观之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史观与原来的史观是自洽的，但民族主义史观与原来的史观之间的接续并不顺利，还存在很多具体的困难。要缓解两个史观之间的差异，需要的是既用中国传统重新解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将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史、工业化历史以及民族复兴的历程来重新叙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中国传统思想与社会主义之间本来就有着密切关联。古代中国，在经济领域一向有“有恒产者有恒心”。儒家传统历来将社会稳定建立在土地资源供给相对平均、稳定的基础上，指向的是多数人的共同生活，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恃强凌弱。这与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气质是高度一致的。在社会生活领域，儒家传统思想也往往强调协调，强调休戚与共，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一个人都对其他人承担责任，这正符合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和儒家可以相互解释。

在当下，很多人批评中国“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但中国依然有着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尤其是土地国有制度和国有资本制度。对于土地国有制而言，其面临的问题是土地增值的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要为多数人谋福利。只要土地增值的收益能为大多数民众所共享，能为公共事业服务，它就代表着社会主义。同样，未来的国企改革，不仅需要进行管理机制上的改革，也必须进行利益分享机制的改革。

以民族主义史观来对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史观，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中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有矛盾，但不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这正是我们要强调的保守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强调保守辩证法，并不是为了“守旧”和“复古”，相反，保守辩证法提倡的，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续性的承认。对于思想界和学术界而言，保守辩证法，要求我们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来理解中国，解释中国，并在过去和现在生长出的脉络中，定义未来的可能性。

四、“以中国为问题、以中国为方法”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三种思潮。第一种是“以中国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即借用西方理论来改造中国；第二种是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力图使中国变得比西方还西方；第三种是“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是以中国经验为尺度、以中国现实问题为标准，这种观念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刚刚出现，在学界表现为各种保守主义思潮，但还含混不清。

“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属于文化保守主义，但这种主张，并不是为了复古，而是指向未来。因为对未来的自信，而要求重新解释传统，使得传统“开出新意”。

“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另外一个特质是对市场化带来的现实问题进行反思。市场化使得人心散乱，而价值和心灵问题是可以吸收和借鉴传统资源来解决的。传统文化有很多资源，处理身心问题，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处理身心关系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类在不同时期创造不同的思想，思想的穿透性，在于其可以不断地被重新解释，不断被修正，修正是为了当前的需要。而中国的方法就隐含在中国自身的发展之中。

今天,我们该怎样爱国？ 第5篇

爱国，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有爱，只要你为人正直、善良，知道怎样帮助别人，就是爱国。

爱国，其实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同样可以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比如，先要懂得怎样爱自己、爱长辈和爱朋友；还要懂得尊敬国旗、国徽；更要及时的关注国家的新闻；国家有困难时，知道关心，愿意帮助……只要你懂得了这些你就可以称得上是爱国者了。

我还是个小学生，虽然对祖国帮不上大忙，但我认为，只要好好学习、用心读书、尊敬家长、乐于助人、不干坏事，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你的表现还不够好，就可以看一下小学生守则，按照上面的每一条去做，努力让自己变的更好。

我们也可以多看一些爱国者的故事，比如：毛泽东、孙中山、邓小平、雷锋、刘胡兰、郑成功、王二小、白求恩和《开学第一课》上的藏族老人等。我相信，看了他们的故事，你也一定会被他们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的。

爱国，其实每个人都能做到，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这种伟大精神。加油吧！只要大家都爱国，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今天我们怎样爱国作文 第6篇

今年，是建国60周年，周围有许多提爱国的，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呢?又要用怎样的实际行为来去爱国呢?开学，张老师让我们6点半看以往都要看的《开学第一课》，我本以为，今年是根据去年的主题“知识守护生命”来往下写的，可张老师告诉我们，这次讲的主题是《我爱你中国》。

“开课了”这次的“主持老师”还是王小丫和李佳明，他们分上两节课，，这次的.班会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举行。我想，是因为长城代表着中国，所以要在长城开吧!他们分别主持两节课，在长城八达岭。我想长城象征着古老的中国文化，所以要在这儿开吧!清脆的铃声响了，第一节课开始了，副班主任是王小丫，班长是喜羊羊，班主任是于丹老师。班长说出了这节课的主题是爱是分享。其实开始我不怎么理解意思，但看了五彩合唱团的故事，我有点明白了，五彩合唱团里有许多来自不同民族的儿童，还有五岁的孩子，在那里他们能互帮互助，相互合作，这不正是体现了爱的分享吗?之后，合唱团的三个孩子演唱了民歌。我想，我们的班级也是一样，同学们都相互体谅，相互合作，一条心，才能把班集体做得红火。第二节课随之开始了，主角色是班主任功夫之王李连杰，副班主任李家明及班长小狄这节课讲的是爱是力量，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视频，我们亲眼目睹了莫拉克台风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心里很难过，但看到救援队纷纷感到台湾时，我才放心一点了，我赶紧拿出了手机，响应号召，发出了短信捐款，献出自己的一片爱心。

第三节课王小丫又登上了讲台，这节课的班主任是赫赫有名的俞敏洪老师，班长是哪吒。这节课的短片是特别让人感动的马鹏飞哥哥，一位十三岁的少年，他每天跑着上学放学，是为了照顾因糖尿病而失明的奶奶，他的时间表催人泪下，早上五点起床，为奶奶烧水，打针，做饭，陪奶奶散步，还为奶奶做生日，比起他，我们真是太幸福了!在这种逆境中，他还是班上的前二十名，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学习环境，要刻苦地学习，要不然，不是太惭愧于鹏飞哥哥了吗?

第四节课，我懂了爱是荣耀的观点，在天安门看升国旗的时候，只觉得很神气，现在知道战士们威武的背后有多么辛苦的训练，我油然而生一股敬意，荣耀的背后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成就的，我们身为小学生，也要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荣耀的光环。

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学雷锋？ 第7篇

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学雷锋？

2012年，是雷锋同志牺牲五十周年。在三月五日这个特别日子，我们不禁思考在当下我们应该怎样学雷锋呢？

有人认为学雷锋活动应该放弃，只有如此才能重构道德体系，这显然是不恰当的。给出这一结论的人认为时代变了，原来提倡学雷锋的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历史条件已改变，且在宣传和学习雷锋活动中，添加了一些水分，过度拔高雷锋精神，从而显得虚假，这不仅对诚信无益，甚至还很有害处。其实，时代变了，雷锋精神的内涵也不断变化丰富，其服务人民、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利人事情，这种精神是永不过时的。

有人认为学习雷锋就是搞活动，三月来，四月走，流于形式。固然在当下一些地方，学习雷锋确实是流于形式，而正是这种形式，一方面确实是为一部分群众做了有好处的事情，另一方面这是没有真正理解雷锋精神，或者是把学习雷锋精神当作行政命令来执行，这不是真正的雷锋精神。真正懂得了雷锋精神，才能真正学习雷锋精神的内核实质。雷锋精神是站在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高度上，以善良和单纯的道德底色来亲近周围的人，这些人不仅有熟人，更有陌生人。雷锋精神不是刻意地逼迫自己做表演样式的慈善，而是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了需要帮助的人，就适时伸出援助之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在别人受到帮助的同时，享受到助人的乐趣和成就感，彰显自己的价值。

有人说现在做好事反被人诬陷，不宜学雷锋。媒体总是以过度渲染的视角来宣传行善被诬陷的个别事件，而我们也总有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的心理习惯，对于我们身边比比皆是的好事我们视而不见，对于我们身边的普通好人我们熟视无睹。出现了行善被诬的事件，正好说明了学习雷锋不是在真空里开展，而是在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中，面对形形色色的活生生的人。这些事件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下社会道德的沦丧正好需要高尚的道德来占领伦理高低，而也不断提醒善良的人在做好事的时候也要保护好自己。做一个坏人可能简单，但是做一个好人需要面对来自外在的一个个事情的考验，需要经历过一个个磨难的洗礼，因此做好人很难。深圳等一些地方已经出台了一些法律来保护好人，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头。

今天我们如何做教师? 第8篇

今天的教师更应该关注什么?

关注学生的心灵, 关注学生的整体发展

著名特级教师于漪在一次演讲中讲道:“我当了一辈子教师, 最忧心的是教师只看技能技巧, 育分不育人, 这是对孩子的坑害!21世纪的教育是不是变了?不, 没有变。教育依旧是培养人, 培养有责任感的人, 培养一颗有中国心的人!”如今那种只关注分数, 忽视学生人格培养的方式早已被人们所摒弃, 人们更加看重教师的育人作用。

“今天, 教师身处的世界发生了很多自己未曾预料的变化, 这让他们有点不知所措, 社会在教师这个职业上累加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更应该关注什么?”北京市中关村第四小学校长李晓琦早已开始思索这个问题。

在实践中, 中关村四小更加关注孩子是否能够全面而自由地发展。“我们认为教师既是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 也是学校文化的创造者, 在追溯学校的发展历程中, 学校教师找到了高度认同又能够唤起共鸣的教育理念, 即儿童站在正中央, 为每个孩子提供学习的机会, 让孩子能够全面而自由地发展。”李晓琦说。

“今天提出好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整体发展, 是因为在我们的教育中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课堂教学认知过度初级化, 缺乏创新精神的培养, 情感教育缺失、德育效果不彰、公民教育地位尚未确立、个性教育扭曲、健康教育片面、审美教育庸俗化等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朱旭东教授认为, 今天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让教师成为“教书匠”, 缺乏对学生心灵层面的关注。

然而,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教育的综合改革, 但无论怎样的改革, 都将通过教师来实现, 需要通过教师关注学生的整体发展来解决。问题是好教师关注的学生整体发展是什么?如何将学生的整体发展具象为可操作的现实路径?

朱旭东认为, 好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认知和情感发展, 在关注学生时不仅要重视学生的注意、记忆、感知等的初级认知, 而且随着学生成长更要关注其分析、判断、推理和决策的思维, 关注语言、概念形成和知识表征的能力, 关注问题解决、专长形成和创造力等的高级认知。然而, 仅仅是关注认知发展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关注学生的情感发展, 对于教师而言重要的是要具备促进学生情感发展的教育能力。

“在现代社会, 好教师还应该关注学生的道德和公民性发展, 不仅要关注学生道德发展中的知、情、意、行的规律, 而且要关注学生公民性发展中的社会责任和权利、政治责任和权利, 尤其重要的是要关注学生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感。”朱旭东说。

除此之外, 朱旭东还认为, 好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社会性发展, 同时要关注学生的自我和社会角色认同, 培养其社会责任和领导力, 以及合作、分享、团结、尊重、包容、理解等能力, 更要培养学生解决不和、冲突、矛盾、对抗、竞争等的社会能力。

“在北京十一学校, 随着行政班和班主任的消失, 任课教师的教育和管理责任大大增加, 不仅要负责学科教学, 更要承担起教育的责任;不仅要关心学生的学业, 更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情绪情感和人际交往;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 更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不仅要管理学生的学习, 更要关注学生的内心。这时候, 我们会面临很多挑战和压力, 同时也获得了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此时我们才感觉到自己是一名真正的教育者,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师。”北京十一学校特级教师王春易认为, 教师除了关注学生学业, 更要关注学生的内心。

一些校长教师说, 好教师更应该关注学生的健康和安全, 认为这是学生的生命保障, 学生的健康除了身心健康, 还有精神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 学生的安全包括生命安全、性安全、信息安全等。

另外, 好教师还要关注学生的艺术和审美发展, 学生的艺术发展是指学生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发展, 这是艺术教师的工作内容, 但学生审美发展既与艺术发展紧密联系, 同时又独立于艺术发展, 学生可以通过审美意识、体验、创作的过程来获得审美的知、情、意、行的发展, 而这种发展的关注是好教师应尽的责任。

今天的学生跟过去任何时候的学生相比, 具有非常强的主体性。他们的知识性、社会性和多元性也是过去的学生所不具备的。从古到今没有哪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 在同一个教室里的孩子, 家庭贫富差异如此之大, 社会阶层如此丰富, 生活背景如此复杂。这一切也给教师提出了新挑战。

“我的老师留给我一段话:‘贵重的钟表在于准, 分秒无误;恰当的教育在于适, 适事、适人。教育要看对象, 俗话说:摸着石头过河。’老师的话犹如一盏灯, 照亮了我前进的路, 我心里明白了许多。”中国教育报微信网友、人大附中特级教师肖远骑说, “教书育人, 首先得了解教育的对象, 了解学生, 胸中有书, 目中有人, 教学要面向实际, ‘摸着石头过河’, 由此, 我懂得了做一名教师仅有知识还不够!还得学会研究学生!”

今天的教师如何培养有素质的学生?

言传身教, 是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在刚刚过去的清华大学2014年开学典礼上, 校长陈吉宁提到, “使学生成为人格健全、个性和谐的人, 而不是‘专家’, 应始终成为学校的目标”, “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中所学的一切之后剩下的东西。在清华, 你们将接受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 学会做人, 学会洞悉自然、人生和社会, 为成就美好的未来做好准备。当你们离开清华以后, 伴随你们的将是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还有历久弥新的清华精神”。

什么是素质?有人说, 一个人把他从学校里学到的所有具体知识都忘掉之后, 剩下来的那部分东西, 就叫素质。今天的教师该如何将孩子培养成有素质的人?

“《礼记·学记》上有三句话:道而弗牵, 强而弗抑, 开而弗达。教导孩子、指导孩子、引导孩子, 但是不要牵着孩子的手走;我们可以给孩子以规范、制约甚至强制, 但是请记住, 不要压抑孩子的个性;我们可以点拨孩子、启发孩子, 但不要把结论直接告诉孩子, 一定要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卢志文在他的博客里写道, 孩子的培养更多的是一种引导与言传身教。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党委书记童世骏告诉记者:“我的导师冯契先生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袭了他的老师冯友兰的观点:教师在传授知识、培养德性的过程中, 行‘有言之教’是不可缺少的, 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呈现在学生面前的人格和品质, 他或她实施‘有言之教’的方法和态度, 同时也在默默地传递着重要信息, 或者说在默默地发挥着更重要作用———说到底, 教师的最重要职责, 是通过他的人格和行动, 通过他的方法和德性, 给学生以示范、启发和激励。这种‘不言之教’固然是离不开‘有言之教’的, 但相比之下, 只有‘不言之教’, 才可能具有画龙点睛、水到渠成的教化作用。”

而这种人格和品格的言传身教是任何先进技术所无法替代的, 这也正是教师培养人的核心意义所在。

全国优秀教师张丽莉讲她如何成为一名教师时提到:“青年时, 我如愿以偿, 顺利考入师范专业, 成为一名准教师。那段日子里, 校园中我喜爱的每一位老师, 都成了我身边最直观、最有教益的模范, 成为我心中最鲜活、最生动的榜样。在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引导下, 我崇拜孔子, 翻看《论语》, 记住了‘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并在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读懂了其中的含义。那时, 我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老师———做一个给学生起到良好示范引领作用的人。”

在教师的言传身教之外,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云晓提出培养孩子的健康人格和良好习惯是教师的首要责任。“首先要把健康人格的培养作为教育的一个核心凸显出来, 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另外是习惯的培养, 一些基本习惯的培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一句话来表述教育的目标, 就是培养人格健康并富有创新能力和良好习惯的现代公民。”孙云晓说。

“教育需要教师全身心地投入, 需要教师满怀深情地用爱来浇灌学生的生命成长, 但仅有爱是远远不够的, 它需要教师爱得正确, 有爱的艺术和爱的智慧, 以达到润物无声、潜移默化、踏雪无痕的效果。教师要不断提高专业发展水平, 勤于学习、善于反思、满怀智慧地去教育每一个孩子, 让每个孩子绽放生命的精彩。”中国教育报微信网友、山东省滕州市第三实验小学的杜忠彬对此深有感触。

当今时代是一个快时代, 而教育却是一个“慢活”。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快出成果、多出成果成了许多行业的迫切需求, 当“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的思想出现在教育上时, 教育有时不免也有了功利和浮躁, 以牺牲孩子长远的发展来换取暂时所谓的成功和名利的现象不断出现。

“在有些老师的教育词典里, 只有‘疾风暴雨’和‘趁热打铁’, 没有‘倾听等待’、没有‘相机诱导’、没有‘温火慢炖’。于是, 教育常常在‘针尖对麦芒’的状态下进行, 成长中往往多了一些不该有的火药味。”王春易说, 时间确实是教育的绝佳伙伴。如果我们能够把握时间的节奏, 学会等待, 在适当的时候实施适合的教育, 也许比火烧火燎的风格更为有效。

真正的教育其实就是不断浸染的过程, 每一天、每一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都是在为人生做积淀和准备, 都将对孩子的终身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教师, 我们就要遵循教育规律和教育常识, 着眼于孩子的成长, 教给孩子终身受益的东西, 让学生因教育而走得更远。

“我深切地感受到‘一批好教师可以造就一所好学校, 一个好教师可以影响一批学生的未来’的深刻内涵, 对于即将来临的教育生涯, 我希望自己能够坚定住教育信念, 和孩子们共享教育的快乐和幸福。”杜忠彬说。

今天的教师如何适应新的教育环境?

平等交流, 教师应学会与学生一起成长

在传统的校园里, 或多或少都有学生成长的固有模式, 他们将面前那些个性不同的学生一一地嵌入这个模式。

然而, 随着教育的进步, 学生的个性化越来越受到重视, 以前模式化的培养路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教师如何适应新的变化、转换思路, 成为每一位教师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今天我们做教师, 不光要给孩子满分, 还要让孩子满意, 使孩子满足。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必然要有自己的理想。乐于奉献、敏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善于总结, 是人生进步的五个阶梯, 对教师而言, 同样适合。”卢志文指出。

今天教师拿什么去赢得学生?“我们有很多困惑。我想, 教师赢得学生就是四个‘真’:真情实感、真抓实干、真才实学、真知灼见。教师有了这四个‘真’, 我想孩子一定喜欢你, 孩子一定服你的气。不是因为你有了教师权威他才听你的。”这是中国教育报微信网友、一位一线教师的感悟。

其实在今天的校园里, 学生的自我意识早已萌动, 教师应将学生作为与自己平等的个体进行交流, 将自己的想法与学生的想法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去权衡, 将自己的道理与学生的道理用同一种眼光去审视, 将自己的逻辑与学生的逻辑用同一个标准去判断。这样一来, 学生变得真实了, 教育也变得理性了, 教师可以从容淡定, 学生也可以心平气和。如此下来, 可能耗时费力, 但教育效益却大大增加, 其持续性、持久力也非同寻常。

微信网友“毛毛”认为, 教师要跟学生一起成长:“我认为做好老师应该以做好人师、经师为根本, 把终身学习当做一种习惯, 与时俱进, 将信息技术与课堂有机结合, 引导学生自主自觉发展, 与学生一起求知求实, 与学生一起成长。”

在李晓琦看来, 要教出幸福的学生首先要让自己成为幸福的教师, 而成为幸福的教师, 这是成为新教师的应有之义。“教师要学会经营生活, 善于平衡繁忙工作与家庭需求的教师, 往往身心合一, 这是一种生活哲学和人生智慧。这样, 学生可以从教师那里感受到美好与平和;教师要学会享受挑战, 今天的教师不可能与挑战隔离, 面对挑战的态度决定了教师的状态, 当挑战迎面而来, 学会享受它并找到乐趣。这样, 学生在教师的身上可以看到自信与时尚;教师要学会看淡功名, 关于功名, 得之坦然, 失之淡然。这样, 学生可以从教师那里懂得恬淡与执着。”李晓琦说。

谈到今天如何做老师, 张丽莉说:“我周围的前辈们告诉我, 教学生就像种庄稼、浇浇水、驱驱虫、施施肥、用心栽培, 不可着急, 更重要的是, 作为教师, 你要做一个有高尚德行的人。这时, 我终于明白, 其实, 我该成为这样的老师———既有思想, 又有信仰;既有学问, 又有品行;既懂得爱, 又会爱;既能春风化雨, 又能润物无声……”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 社会的信息化和信息的社会化, 大大加速了现代文明传播交流和发展的步伐。在现代信息化社会里, 教师如何应对信息化的浪潮, 是否会出现“将全国最好顶尖教师的课程放到网上供学生学习, 其他教师成为学生的辅导员”这种情况?

微信网友杜忠彬告诉记者说:“人格和品格的言传身教是任何先进技术所无法替代的。我们常说, 教育就是一种行为影响另一种行为, 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 正所谓‘教育无小事, 事事都育人’。”

“孩子们并不仅仅是知识的容器, 今天我们培养的孩子必须是富有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孩子, 他们才是新世纪的主人, 而这正是电脑所无法替代的。电脑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情感, 跟情感有关的工作电脑做不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高情商或者说有和谐情感的人。”卢志文对此有着深入的思考。

但是在信息化时代, 培养学生处理信息的诸种能力, 是现代教师必须具备的素质, 教师为更好地发挥和培养处理信息的教学教育能力, 必须在极其丰富的信息源中刻苦钻研和雕琢, 力求成为处理信息的高手, 才能培养出创新进取开拓型拔尖人才。“在前段时间的PISA测试中, 学生基于互联网获取知识的能力是排在比较靠后的, 这反映了我们学生对互联网的了解还有缺陷。”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信息中心主任张中涛说。